引言：
溫州的基督教歷史比中國內地的很多地區要悠久，且不要說古代基督教與天主教，就是近代基督新教，傳入溫州也差不多已經有140年左右。而且在中國，溫州人向來以辛勤耐勞、頭腦精明而聞名，當然更因為是上帝特別垂顧溫州這塊土地。隨著經濟的發展，溫州人的生意足跡遍滿了五湖四海，同時，他們也把“溫州人的教會”建立到全國各地。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溫州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也不足為奇。
據我所知，相當一部分的溫州基督徒，也以此為自豪，以致當他們來到其他地方的教會，都常帶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當然，平心而論，溫州的基督教是有一些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優勢，而且就目前為止，他們對全國的影響（無論是好是壞，這個上帝自有公論）來看，也是其他地方的教會所無法匹敵的。
但是，近幾年來，溫州教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隨著教會規模的日夜擴大，原來那種“無體制的制度”（或稱“家長制”）根本沒有辦法適應教會的發展，在過程當中，暴露出非常大的問題。隨著一片片“改革”的呼聲浪潮越漲越高，年長一輩（當權派）與年輕一代（激進派）的關係也空前緊張。毫不誇張地說，“體制改革”是溫州教會目前最熱門的話題！
作為其中向來關注這個問題的一分子，筆者想在此略微探討溫州教會體制改革歷史性的限制，目前的困境以及將來的可能性方向。以期與各位熱心此道的弟兄姊妹互相交流，互相勉勵。
一、歷史性的限制
溫州教會的“家長制”教會制度（如果這也算是一種體制的話），業已根深蒂固，這是不需避諱的事實。而且到一個地步，令很多夢想改革的教牧望而生畏、心灰意冷。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今日的局面，自有其歷史因由和存在的道理。其中，有四個主要的因素。
其一，基督教在溫州的起點不高。這不單單是溫州，其它地方也大致相同。不管是什麼原因使得“李提摩太路線”在中國傳教至終“星火熄滅”，而“戴德生路線”卻獲得較大的成功。總之，現實告訴我們，在中國，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底層分子。難怪前建道神學院文化中心邢福增博士說中國教會有三多現象，就是農民多、婦女多、老人多。近幾十年來，雖然這種現象已經有點改變，但是，如果期望有根本性的變化，還需假以漫長的時日。可想而知，對於這樣的群體，我們要求他們建立相當正規的體制與組織，是不現實的。中國教會能夠生存並且繼續增長，已經是很大程度上障顯上帝的恩典了！
其二，神秘主義的影響。神秘主義在中國大有市場，功勞首推倪柝聲，他的幾十本“靈修”書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風靡全國，成為追求個人靈命長進的寶典秘笈。筆者剛進入教會時（1989年），講臺資訊的主要神學路線還是根據倪氏的。後來隨著陳終道的《新約書信講義》大受歡迎，倪氏才沒有了初時的風頭，但在時至今日的溫州教會，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的人把他的東西奉為至寶。
稍微瞭解倪氏神學思想的人都知道，他基本上就是承繼西方神秘主義的傳統，而神秘主義的特點是十分注重所謂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同時也非常反對教會的組織與制度，認為這都是世俗的、是人意的、是罪惡。也因此出現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溫州的大部分家庭教會，只要你一提教會的“負責人”需要選舉產生，很多人就會說你是把世界的一套搬到教會使用，並據此認為你是敗壞神聖的教會。筆者就聽到有人公然在講臺上批判“選舉”為魔鬼的工作。請問，誰敢冒被判定是“魔鬼的差役”這個險？
其三，自立運動的副作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耶穌教自立運動”席捲全國，波濤漫及溫州教會，給其他非自立教會（內地會、循道公會等）帶來極大的打擊，使本來就談不上嚴謹的宗派傳統如同風雨中的閣樓一樣，搖搖欲墜。經歷文革劫難後，終於不復存在。今天在溫州，“內地會”、“循道公會”，甚至“自立會”本身，也只有在書本上可以找得到了。
其四，遊離三自組織外的家庭教會路線取向。相對來說，基督新教被“三自”要比天主教容易，究其原因，主要是天主教的體制要比當時溫州的基督新教健全得多。雖然如此，在溫州，還是有一些基督新教不願意加入“三自”組織，並視加入“三自”為信仰的背叛，是犯了“屬靈的淫亂”。經過多年的忍耐、持守與爭取，溫州的家庭教會要比中國其他地方有更大的自由和力量。但從此以後，家庭教會在教會的建造方面，也更輕看與敵視體制與組織了。
二、目前的困境
隨著宗教政策的進一步放寬，社會對基督教的容忍度更有彈性，以及信徒的努力之下（上帝的護理等超自然因素就不用提了），溫州的家庭教會相對於和三自教會分開之初，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舉一個例子來說，在溫州樂清的某一個堂會，由1986年和三自分開時只有二十幾個人，到現在主日聚會有上千人。隨著信徒人數的增加，財力、物力也水漲船高。與此同時，也開闢了很多過去沒有，甚至聞所未聞的事工。就拿一間中型的堂會（人數大致為三百）來說，目前恒常的事工就有主日學、青年團契、青年詩班、青年樂隊、中年團契、老年團契、兒童教育、民工團契（規模一般與該堂會一樣大）、慈惠事工、學生事工、信徒訓練……繁多得讓人應接不暇。難以想像，還是保持和過去一樣的“傳統”——“家長制”怎能適應與應付目前的場面？
同時，近幾年來，教會信徒的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雖然還不能說變化很大），就是知識份子的比例有了些許提高，教牧團隊也隨之增加了一些新的血液。而且，隨著港臺的屬靈書籍大量地進入國內教會以及網路資訊的迅猛發展，年青一代比上一代有了更多接觸新事物的機會。他們驚奇地發現，原來還有這麼大的“天空”！不要說與已經有二千年歷史的西方教會相比，就是相對於港臺華人教會，溫州教會的體制也落後何止千里！這種震驚不亞於清末中國鴉片戰爭後的感覺：咱“泱泱大中華”竟然這樣落後於“蠻夷”！震驚很快轉化為滿腔的熱血，“誓言改革”成為大多數激進青年教牧的口號，甚至有一些“不成功就成仁”的悲壯！在這樣的情境之中，參雜濃烈的浮躁情緒是在所難免的。
另一方面，大多數年長的一代（當權派）卻不想改革。表面看來，好像他們都是一樣，反正都不贊成改革；仔細地分析，其中卻有三種不同的見解。第一種人不是不想改革，而是認為根本就沒有必要改革。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的教會模式已經是“最符合聖經的教會模式”了！還需要改革嗎？其次，還有一些長輩是標準的“中國傳統式的領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保守心態，使得他們裹足不前。最好不要改革啦，因為會出問題的，這樣雖然不是最好，但是凡事還是穩一點的好，小心駛得萬年船嘛！另外一些人嘛，不客氣地說，他們是被自己人性深處的權利欲捆綁，根本沒有辦法擺脫。權利既然給我帶來尊榮與方便，為什麼要與其他人分享？當然，這三種人的界線並不容易很清晰地劃分。因為，更多時候我們都是一個“綜合體”。
如果說所有的年長一代都不欲改革，這是一杆子打死人。還是有一部分比較開明的願意進一步建設教會的體制，也就是說，他們打算走體制化的道路。想走，但要怎麼走？很多的限制令他們一籌莫展。
由於本身水準的有限以及事工的繁忙（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這些“當權派”基本上都缺乏學習，和外界的交流機會也很少（雖然與內地其他的教會有很多的溝通，但由於那些地方更落後，所以除了增加優越感以外，這種交流沒有給他們帶來其他東西），更談不上與歷史的基督教“接軌”，他們有的只是自己的“經驗”。現在要走一條新的道路，不要說已是胸有成竹，就是怎樣踏出第一步，也是“一點底”也沒有。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一種非常有趣的情況：有時候開會時年青一代提出一些新的發展思路，年長一代覺得非常合理，也非常贊成，於是決定在下一次的會議上落實。但是往往等到下一次會議，又全盤否定了上次的決議，原因是“有個別人反對”。這樣的事情可不是發生一次兩次了。所以，筆者甚至覺得這些長輩其實“很苦”！
除非是因為原則性、核心性的真理教義，教會的兩代人永不能對立性地坐在桌子兩面。所以，對於教會體制建設這個問題，年青一代是不可能“鬧革命”的，只能多多地與“當權派”溝通，並且安靜地等候。
三、可能性的方向
如果我們相信基督是教會的真正元首，率領教會在歷史中前進，我們就應該對未來充滿信心。
基督教是基督的身體，是滿有生命的能力。基督用復活的大能與永恆的聖道建立自己的教會，並且賜下聖靈的恩賜與職分，使之漸漸增長。因此，基督教一定具有承繼性與更新性，很不幸，往往我們會把這兩個問題混淆。自由主義認為，聖經的“真理”對於今天的社會來說已經不是真理；而我們基要主義的一些人認為，我們的體制也必須與初期教會的模式一樣。·
以上筆者曾經提到，溫州教會的一些長輩認為，我們的教會已經是“最符合聖經的教會模式”了。對於這樣的說法，筆者並不反對，但是，筆者可以大膽地說，這卻不是很好的教會模式。你敢說“最符合聖經的教會模式”不是“很好的教會模式”？是不是吃了豹子膽了？ 在這裡，筆者要稍微做一下澄清。
首先，“最符合聖經的教會模式”這種說法有待商榷。溫州的家庭教會充其量不過是和“聖經記載的某一段時期的教會模式”比較相似。確實，我們這裡的教會模式與初期的“使徒教會”很像，沒有什麼系統的框架與規條，一切都以“家長”（使徒與“教會負責”）的直接指令為準則。 其次，使徒初期的教會卻是比較幼稚和初級的教會模式。我們細讀《使徒行傳》時不難發現，在教會發展的過程中，由於出現很多新的問題（並不是不可預料的事情），只得臨時性地作出整改，以應付目前的局面。例如《使徒行傳》第五章中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事件”與第七章中的“七執事事件”都說明瞭這一點。
其實，教會的體制並不是基督教的真理本身，它只是基督教的文化，在不同的時代與處境中可以作出適切性的調整和改變，為教會的發展服務。我們可以說，任何時候，當某一種制度（哪怕是所謂“最屬靈的制度”）已經被證明是影響和阻礙了教會的正常發展，那麼，它就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縱觀歷史中的教會，她本身的體制在不斷更新與變化之中。如上所說，就是聖經中的教會模式，也一樣在不斷地改變和發展。在初期，只有十二使徒直管教會的所有事務；到了《使徒行傳》第六章，我們看到增加了一些管理飯食的“執事”；而在第十三章的安提阿教會中，我們也看到了幾位“教師”；保羅開始旅行佈道後，他在各教會中也選立了長老來治理他們；接下來的耶路撒冷大會中，是“長老”與使徒一起處理比較重大的事情；在教牧書信中，保羅更是清楚地列出了選立“監督”與“執事”職份的資格標準。 使徒時代以後的教會也是如此，從教父時期到漫長的中世紀，再到宗教改革以後，教會的模式在不斷地演變。我們總不能對此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認為其中都是人意和世俗甚或是惡勢力促成的，根本沒有絲毫聖靈的“足跡”！
更何況，基督教從西方傳入中國，也並不是把他們的教會模式“連根帶土”移植到這裡，而是都作了本色化的調整。那些保持純粹“西洋面孔”的傳教路線，基本上難以在中國持久生存，相信大家都知道戴德生的“內地會”在中國取得很大成功的原因。退一萬步來說，溫州教會當初為什麼是“家長制”的教會模式，你總不能說，因為當時已經經過詳盡的查考聖經以及多方客觀地論證，最後絕對確定這是最符合聖經、最好的教會模式，於是以此模式來建造我們的教會。我想更多的原因恐怕不過是因為當時各方面的資源匱乏，因此做不得已的權宜之計罷了（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換句話說，當時的做法是情勢所逼的無可奈何多過主動的選擇。當然，在那個時候，也只有“家長制”最適合溫州的家庭教會。 但如今，無論是社會還是教會，與那個時代相比，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我們還是“以不變應萬變”，堅持“家長制”的教會模式，那倒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了。雖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反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這正是我輩的使命！
結語：
古人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要不斷地學習、禱告與討論，首先把現有的三種教會體製作（主教制、公理制、長老制）詳細、認真地研究，然後確認我們要參照的體制（就筆者個人而言，我是比較推崇“長老制”，因為它最平?。當然，我們也不能照搬，它在我們這兒生長建造，需要適當地“道成肉生”）；然後，講臺要不斷地教導這方面的資訊，使會眾關心教會的體制建設；同時，教會要加大力度培養“全職傳道人”或牧師，為以後的改革儲備資源。我相信，只要我們專心地依靠上帝，堅持不懈地努力，必然能夠成功建造既不違背聖經真理，又適應教會發展的體制！
做錯了是一種錯，但不做何嘗不是一種大錯！“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徒二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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