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浙江省平阳县内地会首位华人牧师杨作新（我的太爷爷）作者：玲玲

图为：杨新作牧师

基督福音自1870年由内地会苏格兰籍传教士曹雅直牧师传自浙江省平阳。曹雅直牧师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10月间由宁波来温州传道，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来温宣教的传教士，被当时温州民众称为“独脚番人”，经数年惨淡经营，苦于事工毫无进展。

      1870年爆发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影响波及全国，曹牧师在温的传教环境愈发恶劣，于是赴郊县平阳传扬福音。曹牧师在平阳县城昆阳西门外忠靖庙(即太保殿)边设立布道点，逐步发展信徒，建立教会。

      两年之后，由英籍衡秉忠牧师来平阳接替曹雅直牧师的工作。由于信徒渐渐增多，受到差会的重视，特派英籍朱德盛牧师来平阳置地建堂。

      次年(1874年)，在昆阳西门莲池巷建成“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教堂一座，尔后又开办书院。这座教堂就是平阳西门教堂，乃平阳县第一座基督教堂，也是温州地区第一间基督教堂，称为“圣耶稣教堂”。同时，平阳内地会也成了内地会的一个重要分会。

      杨作新牧师，本名杨经元，字铭勃，号作新，温州市平阳县麻步区树贤新烊人，生于1878年，卒于1971年，享年94岁。杨作新乃前清贡生，成为基督徒之前，在本乡就享有盛名，曾为剿除罂粟(鸦片)做过贡献。当他听闻福音皈依基督后，努力追求长进，成为福音的使者，并积极响应、推行中国教会自立，最终被按立为平阳县内地会平泰总会的首任华人牧师，一生持守信仰、忠诚事主、牧养群羊、培育人才，留下佳美脚踪和一代牧者良范。

  

一、拥护教会自立

     福音在平阳迅速发展，教堂在全县各地相继拔地而起，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中国传道人，其中就有林溥泉、黄时中、杨作新等人，他们协助外国传教士下乡分书布道，在各个堂点培灵聚会。

     1906年，俞国桢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基督教自立会，消息传到平阳。1907年，林溥泉、黄时中亲赴上海拜会俞国桢，并将自立宗旨带回平阳，建立自立聚会点，自此与内地会分道扬镳。杨作新仍然留在内地会。然而杨作新身为中国传道人，心中极为认同中国教会的自立，他之所以没有从内地会出来，因为他有与众不同的领悟。

     虽然当时自立会与内地会之间有许多不和谐的举动，比如衡秉均牧师因自立会在内地会中拉人而将一纸诉状送到平阳县宪。但杨作新与从内地会出来的众同工依然保持良好关系。他是扎根于内地会，继承内地会宣教、植堂美好传统的同时，又敞开胸怀响应符合时代发展的自立精神，使平阳内地会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地会”。

     1912年8月，温处遭遇特大洪水，伤亡数万人。上海自立总会派遣蔡学彰赴温处调查水灾，顺带来平阳布道。当他达到瑞安与平阳的分界时，自立会的吕信忠与内地会的杨作新等七八人前去迎接，杨作新还邀请蔡学彰前往内地会教堂布道，又做蔡学彰的翻译，将普通话译为土白话。会后，杨作新还带着固执反对自立会的内地会教师林移非拜会蔡学彰，彼此交流自立精神。

     杨作新顶着内地会差会和传教士的压力，一心接纳和推行自立精神的举动感动了蔡学彰，以致蔡学彰事后对他赞叹有加：“内地会教友颇有自立之志，如杨君作新者，更堪钦佩，余故喜而联络

之，以冀发达我自立会之目的焉耳。”

     由此可知蔡学彰有拉拢杨作新之心，期望他能将自立会发扬光大。

  

二、肩负历史重任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于1910年在平阳取得合法地位后，社会各界对其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吹，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再加上杨作新在内地会中全力推行自立精神，使得平阳内地会成为内地会温属总会中第一个宣告自治的分会。

     早在1885年至1898年，英籍传教士王廉牧师调任平阳，大力扩展教务，教徒扩大到全县各区及泰顺县等地。此后，王廉牧师调任温属总会。1918年，  “王廉牧师在温召开五县内地会代表大会，因信徒纷纷要求自立的大势所趋，宣布内地会实行自治，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并按立了杨作新为平泰总会(平阳、泰顺两县)首任华人牧师，总堂设在昆阳西门。从此，平阳内地会开始摆脱与差会的关系。”

     虽然这次的会议和按立仅仅将是教会的教务转交给中国牧师，教会的教产等还握在外国差会的手里，经济上还需依赖差会的支持。但对于平阳教会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基督徒终于有了土生土长的中国牧师，教会教务由外国差会转移到中国牧师手中，中华内地会开始转变为“内地人自治的教会”，拉开平阳教会由“差会办教”转型为“自主办教”的序幕。

     杨作新作为平阳教会第一位华人牧师，他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可想而知。以往教会所有的教务都由差会分配和指派，差会是一切教会事工的调度者，从那以后，这个重任就落在杨牧师肩上。

     自1922年开始，“非基运动”逐步风行全国，基督教被视为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国人反帝爱国运动热情空前高涨。此时的中国教会中，建立一个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的呼声越发迫切。

     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率部从福建进驻平阳县城，嗣后抵达瑞安，再抵达温州”。因革命军北向过境，加上全国反帝运动高涨，“平阳内地会信徒认识中国有自治之必要，发动全体信徒脱离西差会的一切关系，断绝和西差会经济上的联系，实行自给，由当时在平阳西门牧会的英籍牧师白德邻立下字据，将教会行政、会产契据均移交华人牧师杨作新管理”，  “一切经济开支以实行自养为原则，均由本会信徒乐意捐助，不受西差会分文补助”。

     自此，内地会平阳分会的教务、行政、教产等悉数交给杨作新牧师管理，外国传教士在教会中只是协助中国牧师工作，没有任何上下层的附属关系以及任何经济上的牵连，“一切经济开支以实行自养为原则，均由信徒乐意捐助，教牧人员的薪金由全县信徒乐意捐助，每人生活不敷者，均由各教师副业生产收入维持”。教会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

  

三、维护教会权益

     1937年，日军入侵浙江，各地教堂或被占作军用，或被故意发封，所有宗教活动或加以限制，或强行停办，其野蛮行为，无以复加。因战略关系，游击区各县地方之天主堂与基督教堂亦常为县以下行政机构所借用，或驻屯自卫武力。

     然而抗战胜利后，一切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外国教会在各地的教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占用的情况，“军政、警宪、团队仍驻屯于各地教堂”，导致教会无法开展正常的事工。这是1945年10月17日天主教杭州教区主教梅占魁写给浙江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的一封信中所反映的当时的情形。

     这些驻扎于教堂的军队、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除了占用教堂外，搜劫财物的事情也相当普遍，这部分主要是军队所为。尤其在平阳县，这种情形更加严重。1944年7月8日，平阳县政府呈送一份公函致浙江省主席，内中称，该县天主堂驻军开拔时，  “堂内什物洗劫一空，损失达三百万元之谱”。

     有鉴于此，1945年11月，平阳等县天主教代表神父张越尘、平阳等县基督教内地会代表牧师杨作新、平阳等县耶稣教自立会代表牧师范廷(浙闽教区总会长)、平阳等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代表教师张善光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主席：

    “近来各机关、部队仍有不体念教会之尊严，轻视禁令，强占强借，不听劝阻。稍与理论，辄遭辱骂，持枪恫吓，举手打人，种种凶横，殊为侮辱教会。”强烈要求当局政府加以制止。

     针对所反映的情况，蒋介石于1945年12月29日电令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凡收复地区所有教会房屋，应一律归还原有教会，如有驻军或机关占用，应限一个月内迁出，不得延误。”

     由于在侵占教堂、搜刮财物的行为中，军方占了相当部分，因此，军方自然也要做出相应处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何应钦于1946年2月签发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电令：  “光复区各教堂凡驻扎有军队者，限于一个月迁出。除分电各战区、省府，转饬(chi)所属，切实遵办。”

     中央与省政府凡收到教会方面投诉，都会予以批复，并转饬(chi)有关市县政府予以查办。

     浙江省政府主席于1946年1月11日对杨作新牧师等各教中人士的投诉信上批复：  “已分饬(chi)平阳、瑞安、泰顺三县查明出示保护矣。”

     杨作新牧师在教会利益受损害的危急时刻，勇于通过正常渠道和正确手法维护教会的利益，争取教会的权益，其胆略与魄力令人敬佩。

     1947年，时值杨牧师七十大寿，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亲手题匾“福杯满溢”予以祝贺。

四、培养教会人才

     杨作新牧师在培养人才方面有“特殊的恩赐”，这从他对子女的培养上可见一斑。

     杨牧师育有四子：杨化信、杨化和、杨化三、杨化释。

     次子杨化和(又名杨华亭、杨忠)毕业于湖南长沙神学院，后来成为江苏省泰兴市教会的首任牧师，1968年回平阳县西门教堂继承父业，牧养群羊，并且父子牧师都享年94岁，传为美谈。

     三子杨化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是平阳最早的西医。

     四子杨化释上世纪50年代被评为交通部劳模，被毛主席亲自接见。

     不仅如此，杨牧师更是教会中的“伯乐”，善于发现和挖掘“千里马”，以培养教牧骨干力量。

     自1918年接管内地会教务后，立马着手人才的培养。1919年选拔青年王雨亭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深造，王雨亭毕业后转入自立会，在《圣报》上发表大量文章，乃自立会的得力干将。

     1927年，王雨亭等人受倪柝声创办的《基督徒报》影响，从桥墩内地会、自立会中带出30多人在桥墩五岱山新村建立平阳县第一个“基督徒聚会处”。并成为温州地区聚会处的活动中心，联络温州、永嘉、瑞安、泰顺、文成和闽北福鼎等各县聚处。

     1923年，杨作新牧师又选拔青年黄履铨、陈钦法、郑成座、杨华亭、蔡琦、郑慈恩等6人，分别保送他们到湖南长沙神学院和杭州真源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平阳、苍南、泰顺等县任教师。

     1928年，黄履铨、陈钦法、蔡琦等脱离内地会，由内地会布道团转入聚会处工作，成为聚会处的主要负责人；杨华亭成为内地会牧师，郑慈恩成为内地会女传道。

     杨牧师不仅善于培养人才，还敢于启用人才，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干的平台。

     1949年，内地会平泰总会召开年议会，全体代表选举陈知三为平阳县牧师，仇锦耀为泰顺县牧师。杨牧师年老辞职，将平、泰两县所有教务、行政、教产等一并移交给年轻一代的两位接班人。

     从此，平、泰两县教务分开管理。杨老牧师也从事工第一线退居二线，让出广阔天地由年轻人继续开拓。

五、消除教派隔阂

      杨作新牧师一生致力于拆除教派之间的“围墙”，他不勉强、拉拢人加入内地会，也不阻止人加入其他教派，只要能更好地开展基督的福音事工，他都予以支持。

      杨牧师出身于内地会，但他没有任何教派之间的成见。他与自立会的同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往来，互相联络；他的次子杨化和是内地会牧师；他的许多学生成才后转入聚会处；他的弟弟杨经庸(又名杨玉珊)是内地会教师，但他的大侄子杨化学(又名杨辅世)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二侄子杨化育又是聚会处主要负责人；他的孙子辈的表亲中，金守夫又是自立会的负责人。

      杨牧师的家可说是教派大联盟，但却相处得非常之融洽。

      1951年“土改”时，全县教会关门。1952年“土改”结束，部分教堂恢复聚会，但因特殊政治因素，教会面临的局势却愈发紧张。

      1958年，国家将全国“无宗教区”的试点和现场观摩会放在平阳县，全县教会被迫关闭。是年7月，平阳县湖前乡搞了“三献一退(献教堂、献圣经、献宗教用品，退出教会)”的试点，然后从点到面，波及温州，影响全省。

      原本各自为政的各教派在外部环境的高压下开始暗中寻求联合，德高望重的杨作新老牧师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受聘“在各教派联合的交通聚会上讲道洗礼，每次洗礼都有一百多人”，完全打破以往各教派之间圣工不相往来的陈规。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许多教牧同工不敢出来做工，杨作新老牧师不顾年纪老迈与环境恶劣，带领各教派的年轻同工奔赴全县各地开培灵会，并鼓励同工们刚强壮胆、热心服侍。

      杨老牧师的所作所为，不但为教会走向合一开辟了道路，也为后来的教会复兴打下了基础。

      杨牧师教派合一的心愿在他蒙召归天八年后得到成就。

      1979年，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包括平泰教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及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在杨作新牧师的次子杨忠牧师的家召开小议会，在求大同存小异、彼此学习、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并制定《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章程》，其宗旨：  “本会以实践真道，宣传福音，引人归主为目的，促进全体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并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各项工作。”

      这是一次非官方的、教会自发组织的教派联合，具有深远的意义。

      1982年7月19日至21日，平阳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昆阳西门耶稣堂召开，成立了“平阳县基督教首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4年12月11日至13日，平阳县基督教召开在昆阳西门耶稣堂第二届代表会议，并成立“平阳县首届基督教协会”。自此开始联合礼拜，内地会、循道公会、自立会、聚会处、安息日会五大教派被一同纳入两会体系。

六、结语

      杨作新牧师的一生为后来者留下美好的牧者榜样。他作为一位普通的内地会传道人，积极关注、响应并推行符合时代发展的自立精神，同时又守住美好的教会传统。

      他作为平阳内地会平泰总会的首位华人牧师，勇于担负教会所托付的历史重任，为教会培养一大批作为中坚力量的教牧人员，并带领教会在社会新局势中应对社会的新挑战；他作为从教务第一线退休的老牧长，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协助年轻一代搞好教会工作；他作为全县最为德高望重的教牧长辈，又充当全县教会走向合一的主力军与开拓者，为教会事工尽上自己毕生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作新牧师于1971年端午前蒙召归天，葬于麻步新蛘鲤鱼山。一位不平常的神家忠仆在不平常的“文革”岁月里得享天年，因寿数满足而安息主怀，“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这是上主对他最大的恩赐。

      不仅如此，杨牧师就如保罗所说的那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转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36ea30100ue1x.html
李亚丁根据玲玲的文章，将之整理收编在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y/yang-zuoxin.php

温州市县区地名来历考（市县区嵌名谣） 作者：南航

    生斯长斯的家乡，它的名字怎样来？在落地生根后、在落叶归根前，这都是每个人“根”本性问题，因为地名从不仅仅是简单符号。也许对乡邦热爱越深，越难免夜郎自大，即使只以温州11个市、县、区地名为例，小小两字，却音义俱美，深含文化，浓缩着地理、人物、音乐、民间传说......

　　然而，对温州各市县区名，迄今从未见专文全面系统解说，本地府志/市志/县志/区志/地名志/历代地理志/国内相关辞书或语焉不详，或只列一说，或错漏失载。“名不正，言不顺”，聊佐瓯越人文、历史、旅游之谈助，南航我考证下它们的来历、来源、来龙去脉。

　　附及：闲来无事，曾将各市县区凑成四字嵌名谣——冷暖温州，白鹿城池，瓯居海中，卧龙港湾，天瑞地安，箫音乐清，山水永嘉，玉苍之南，文成故里，风泰雨顺，千年平阳，百岛洞头。姑作为字词均不重复的广告语，打个头。

冷暖温州：

据《尚书》，温州最早属于上古大禹划分“九州”中的扬州，得名于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的上元二年（675），据清朝雍正《浙江通志》转引《图经》载“其地自温峤山南，民多火耕，虽隆冬恒燠，故名”。温峤山即温峤岭，在今温州与台州交界处的温岭县内，也是其县名的由来。南航按，《尔雅》解释“燠，煖也”，《说文解字》解释“煖，温也”。多米诺骨牌一圈推下来，燠原来是温的孪生兄弟。明朝《弘治温州府志》转引《图经》，更是把“隆冬恒燠”翻译成白话文般的“冬月，地常暖少寒”，温州正因冬不冷，夏不热，属于宜人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润湿性气候。生逢其地，南航我曾在应邀为《世界温州人》杂志写的卷首语结尾，表达了“世态再炎凉，人情再冷暖，不辞长做温州人”。

　　遗憾的是，《辞海》《辞源》解释温州，均只说以在温峤岭之南得名，缺漏了双关义项中的“隆冬恒燠”或“冬月，地常暖少寒”，该打屁股四十大板。

白鹿城池：

鹿城，白鹿城，白鹿城池，众所周知，它来自郭璞建城的传说。东晋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323），温州建城，相传大学者、风水大师郭璞正好寓居温州，于是聘请他为总设计师，筑城之际，有白鹿衔花而过。鹿是吉祥物，白鹿衔花无疑是一种祥瑞，南航按，于是温州市就被别称为白鹿城，简称鹿城，至1984年，也专称城区为鹿城区。迄今瓯江大桥桥头还矗立着白鹿衔花的雕像。

　　顺便闲扯下以动物为别称的城市，中国还不少，最著名的是“羊城”广州，次著名“鹏城”深圳、“鹭城”厦门、“鹰城”平顶山、“鹤城”齐齐哈尔、“鲤城”泉州、“麒麟城”曲靖。甚至国外还有“狮城”新加坡。作为中国传统中最吉祥的动物，龙凤更遭到哄抢，如称为“龙城”的有太原、柳州、常州、诸城、湘乡，称为“凤城”的有潮州，称为“凤凰城”的有聊城、百色。由于鹿在传统文化里也是一种瑞兽，于是，“鹿城”也不能温州独享，包头也来分一杯羹。

瓯居海中：

从传说上看，鹿城的得名比温州早，比鹿城更早的是瓯海，它来自《山海经·海内南经》“瓯居海中”。温州最积满灰尘的称呼是瓯，先秦之前，陆地还未因地质造山运动而大片显露，周围尚被海水包围，时为瓯地，又因位于中国东部，称为东瓯。东晋郭璞注释“瓯居海中”已经明确说“即东瓯，在岐海中也”，后来瓯海便被连称。延至瓯江口、温州湾一带海面，也称瓯海。南航按，“瓯”“海”两字连用，最迟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如谢灵运来温当太守时写有《北亭与吏民别》诗，就提到“憩泊瓯海滨”。《温州市志》称瓯海“以地处瓯江之滨定名”，可这跟“海”字何涉？岂不半身不遂，还不如说“地处瓯江之滨与东海之畔”。

　　瓯海1981年置县，1992年改区，可惜现在的它已经名不副实，其所辖毗邻瓯江的临江镇、上戍乡、双潮乡被划分给鹿城后，无江可滨，毗邻东海的永强片被划分给龙湾后，无海可畔，遂不免想，如今的官僚总是胡乱拍板野蛮决策，对历史文化连个屁都不知道，人文底蕴需要传承，而不是破坏。为什么不在现实中保留下古老地名的原始内涵，让世世代代能顾名思义，有个发思古之幽情的借口？

卧龙港湾：

龙湾其名，原来颇沾岳飞的光。《宋史·岳飞传》载南宋初年，金兀术侵犯龙湾，被岳飞、韩世忠打败，该龙湾在江苏南京市西北。此外，一度收复中原有望的岳飞，曾发出“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豪言壮语，黄龙府即今天吉林农安县，而农安旧称龙湾。

　　不过，温州龙湾跟上述两地都没什么亲戚关系，原为龙湾乡，南航按，其得名来自龙湾版图沿着东海蔓延，境内大罗山主峰李王尖的分支形似巨龙从西南向东北蜿蜒，直抵瓯江之滨，形成深水港湾，故1984年设区时名为龙湾。而从瓯江口的深水港湾起锚开航出海，迎着东方日出，前面就是汪洋一片的温州湾。但作为龙之港湾（跟苍南龙港倒有字面上的亲戚关系），我更想到的是该地历史上的一条人中之龙——张璁。

　　如今龙湾的最著名人物张璁，早年就以“卧龙”自许，只是在成为明朝内阁首辅之前，这条“卧龙”卧得太久了点。考进士七次皆不第，直到47岁才当了个比芝麻还要小的官——礼部观政，“观政”，用白话说就是只能观看别人操弄政治，不是正式官员，只是见习官员。品级为七品以下，比县官还低。南航按，为不使“卧龙”沉沦为“池中物”，“大礼议”对张璁不啻救命稻草，他终于青云直上，“伏久者，飞必高”，但副作用是导致了大明官场风云变色，一片血腥。

　　不嫌啰嗦的话，还可以给“卧龙”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其辖区永强机场日夜停着的一架架飞机。如果说张璁是古龙，它们就是今龙，当今的钢铁卧龙，机场就是它们憩息的港湾。

天瑞地安：

瑞安的乳名有罗阳，安阳、安固，建县于三国时期吴国大帝孙权的赤乌二年(239)，瑞安之名来自唐昭宗李晔天复二年（902），有白乌栖于该县的集云山，“天下乌鸦一般黑”，黑乌鸦被民间视为不吉利的象征，白乌鸦自然成为祥瑞，南航按，当年被唐朝封为越王的钱镠觉得实在是好兆头，遂奏请改安固为瑞安。《新世纪中国市县全览》在瑞安县条目里，也引用此说，但却把钱镠错写成钱鎏，查《旧五代史·世袭列传》《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钱镠并无此别名，镠、鎏虽然同音同义，连偏旁（金）也近乎相同，可惜不同字。

　　另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在瑞安县条目下提到“邑有瑞安山”，南航按，言下之意是以山得名。由于南朝郑缉之的《永嘉郡记》里提到“县山”，后人认为即唐朝宰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里的安固山，今集云山，那么瑞安山也就是今天的集云山，但《太平寰宇记》里，瑞安山与安固山却不是同一座山。此外，因《太平寰宇记》又提到瑞安江，南宋陆游有“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的《过瑞安江》诗，清《嘉庆瑞安县志》称瑞安江即飞云江的唐名，南航按，民国吕式斌《今县释名》又说以江得名。

　　行文至此，瑞安得名等于有三种说法，查《瑞安市地名志》，却仅列其中的白乌祥瑞说，《瑞安市志》则什么说都没有。以上三说综合下，南航我的电脑屏幕自动弹出一个超古老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先有瑞安县名，再有瑞安山与瑞安江；还是先有瑞安山名或瑞安江名，加上有白乌祥瑞，再改县名为瑞安？

　　但不管这些公说婆说，瑞安的正名比乳名都好听，何况还可以很容易拉扯出“天瑞地安”。后者当是对瑞安最鬼斧神工的形容，简直是为它量身定做，还能让人立马串连起与此相近的成语，如人杰地灵，如物华天宝。其口气其气魄，也很相称于如今温州县级市的架子，难怪该市政府把这四个字放大N倍，高挂闹市区。

箫音乐清：

作为温州另一个县级市，乐清之名来自该市一个美丽神话。明《隆庆乐清县志》清《康熙乐清县志》在“建置沿革”条目里载“以王子晋吹箫于此故名”，将其前因后果补充之，相传春秋时周灵王之子王子晋（南航按：道教神话人物，姓姬，名晋，字子乔；又名乔，字子晋，神仙就是神仙，连名与字都可以变来化去，颠来倒去）从遥远的中原大地来到蛮荒的乐清，游览乐清的西山，兴致所至，悠然登台吹箫，箫音美妙，乐声清越，演奏完毕，还用当地山泉沐洗其箫，于是用“乐成”（南航按：奏乐完毕之意）命名其地，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二年（374）作为县名。五代后梁太祖朱温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镠为避朱温之父朱诚的讳，据汉代刘熙《释名》“箫，肃也，其声肃肃而清也”改名乐清。乐清跟乐成比，就更容易让人接近王子晋传说了。现如今，其市区的箫台山、沐箫寺，乃至其文联刊物《箫台》都跟这个传说血脉相连。

　　奇怪的是，当代《乐清县志》称“按乐清县之取名，实寓意在乐（yuè），《乐论》说：‘乐者像成者也。’又说：‘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是知前人借子晋爱乐的神话为乐清建县的含义”。《乐清县志》所说的《乐论》，确切叫法应为《乐论篇》，出自《礼记·乐记》。南航我个人认为，引文要引书名，不能无头无脑列一个篇名，一则让普通读者看不懂，二则也容易跟荀子或阮籍的《乐论》混淆，三则，“乐成”本来就有现成词，《周礼·春官宗伯》有“凡乐成，则告备”，《礼记·祭义》有“反馈，乐成”，其中“乐成”作为奏乐完毕，是王子晋传说里的本义，并不须辛苦拆词，再竭力去套它的意思，事倍功半。

　　如其不信，看看著名的《十三经清人注疏》，其中的两部凑巧都是温籍作品。一是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他对“凡乐成，则告备”，先引前人注疏“成，谓所奏一竟”，而“成犹毕也”，即完毕，“竟”呢？是“乐曲尽为竟”，最后自己按语道“乐成则谓奏乐终毕，歌管閒合，众节皆备为成”。二是孙希旦的《礼记集解》，他对“反馈，乐成”注疏道：“乐成者，乐至合舞而成，合舞当馈食之节也”，其说也许依然偏于繁琐，南航按，当代《辞源》在其“乐成”条目下的解释里，同样引用了孙希旦的注疏为例句，但干脆简化翻译为“奏乐完毕”。

　　哎，咱们这两位同姓（孙）同乡（瑞安）的温州先贤，在钻进故纸堆发扬经义时，咋没想到利用手中的笔，跑一下题，顺便提提“奏乐完毕”“奏乐结束”或者换个词“曲终”，也是温州乐成地名的本义，为家乡打一下广告？

　　此外，从王子晋传说中如何结晶出“乐成”两字，《乐清县地名志》全县综述卷第三章“关于县名的来历”里则称，“本县县名就是后人据王子晋在箫台山吹箫的传说，又据《尚书·益稷》所谓‘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说法，名县为乐成”，南航按其意，这里得补充解说——“《箫韶》是传说中舜时的乐曲名，也就是说《箫韶》即乐，因此‘箫韶九成’简称乐成”（成在这里解释为乐曲一终为一成，九成就是演奏了九次或九章），如此，三段论逻辑推理才严密完整。

　　但据乐清现存最早的县志——明朝《永乐乐清县志》只说世传王子晋吹箫于山顶，并没提到吹的是《箫韶》。其次，乐成至少在东晋374年已得名，而现存东周至东晋以来的文献并没有能满足“王子晋吹箫”“箫韶九成”“因名乐成”这三大条件的记载。南航按，再次，《箫韶》是一种大型集体乐舞，奏乐、歌咏、舞蹈三合一，即使单单奏乐，也得动用十八般乐器，《尚书·益稷》记载的乐器就有鸣球、琴、瑟、管、鼗鼓、柷敔、笙、镛，王子晋不是六臂哪吒，不是千手观音，一人包揽一支乐队的活，难度系数太大。总之总之，以“箫韶九成”解释乐成，欠缺足够的文献依据。

山水永嘉：

永，在《尔雅》里是长，是远，是长远，在《说文解字》是水长也；嘉，在《周礼》里义为善，在《尔雅》里又意为美。南航按，据永的《尔雅》义，永嘉用成语来训诂，就是尽善尽美，确切说，是无尽善无尽美；按永的《说文解字》义，永嘉即“水长而美”。

　　山水永嘉，水自是“长而美”的楠溪江，现为国家级风景区，不过，南航这里要给外地游客打预防针，楠溪江本身名不副实，比溪大，比江小，非溪非江两不像，名副其实的倒是永嘉第一大河。山，以山地丘陵为主的永嘉，被楠溪江掰成括苍山脉与雁荡山脉，其间点缀着四海山森林公园，谢灵运任永嘉郡太守时游山玩水吟诗题咏过的绿嶂山，风雅引动日后的苏轼羡慕得写下“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

　　无论从词源史还是命名史衡量，永嘉都排在温州前面。它最早是东汉汉冲帝刘炳的年号，即145年。南航按，至东晋时，温州被称永嘉郡，等量代换，后来永嘉便成为温州的古称。到了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589），永嘉才降格为县名。

　　但永嘉得名，还有第二种说法，即瓯江古称永嘉江，南航按，以江得名，查地理古籍，永嘉江在《元和郡县图志》里就已被提到，该书称永嘉江一名永宁江。再据孙诒让在《永嘉郡记·瓯水》里的考证，永宁江就是瓯江。

玉苍之南：

苍南1981年建县时，因为地理位置绝大部分坐落在玉苍山之南而得名，南航按，相比云南称为“彩云之南”显得诗意有余，准确不足（南航按，据明代謝肇淛《滇略》“汉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也”），“玉苍之南”属于实话实说，但以取名艺术性看，手法实在拙劣。

　　玉苍山也是该县著名风景区、省级旅游胜地、国家级森林公园，古名寿山，传说是王母娘娘做寿之地，因收藏着各路神仙祝寿贡献的宝石，大量宝石堆满山，把整座山变成了宝玉的仓库，故名玉仓山，后来山上长满苍翠的树木，又改名玉苍山。

文成故里：

明武帝朱厚照正德九年（1514），诰令称赞明朝开国元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刘基“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是“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南航按，因此赠封太师，赐谥号文成。

　　民国35年，析瑞安、泰顺、青田三县边区建立一个新县，由于新县范围里有刘基的故里（南田镇武阳村），还有刘基墓（南田镇西陵村），刘基庙（南田镇新宅村），南航按，于是以刘基的谥号命名该县。从此以后，刘基也成为文成县第一名人，最大一张金名片。

　　然而“文成”又是什么含义呢？诰令原文并没提及，《浙江区划地名溯源》在文成县条目下说是经纬天地为文，安民立政为成。南航查对下历代谥号的GB（国家标准）——《逸周书·谥法解》，上述说法原来出自该书。“成”是安民立政的意思没错，但“文”却并非仅仅是经纬天地的意思，还有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一共六种含义。对照刘基，“文”字至少还可以解释为道德博闻、慈惠爱民。

风泰雨顺：

用这四个字说明泰顺之前，南航我考虑过“国泰民顺”。如果说前者“篡改”自风调雨顺，那么后者就“抄袭”自国泰民安，因为泰顺的命名原是压缩自“国泰民安，人心效顺”（“效顺”一作“归顺”），其地是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在朝廷镇压了浙闽边境邓茂七、叶宗留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后，南航按，巡抚孙原贞奏请把瑞安义翔乡与平阳归仁乡合并而成，由皇帝朱祁钰赐名。

　　统治者要的是“国泰民顺”，即便穷不聊生、上吊自杀也别造反；老百姓要的是“风泰雨顺”，即便世道黑暗仍渴盼好年头，可以赖活。咱既非官员，又非党员，无职无衔一布衣，不投票“风泰雨顺”，难道弃权？

　　但抛开历史与政治，作为身处深山的一个县城，泰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基本上风泰雨顺。

　　另据清雍正《浙江通志》引明万历《温州府志》称泰顺是以“民心向化”赐名。清《雍正泰顺县志》称，泰顺是以“民心向化，境宇宁谧”赐名，该书又引《一统志》称“泰顺与处州之景宁、庆元，福建之寿宁一时同创设也，相传四县命名之意，盖取‘景泰庆寿’云”，也就是说是为景泰皇帝庆祝长寿的吉祥语。难道在玩藏头诗？但南航查对下，庆元置县于南宋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以宋宁宗年号为县名，寿宁建县于明景泰六年（1455），两县根本不是明景泰三年与泰顺一起建置，所谓“景泰庆寿”涉嫌恶心地拍前朝最高领导的马屁。

　　再查《一统志》，只有元明清三代修过《一统志》。泰顺县明朝才成立，《大元一统志》只是地理总志，不是科幻小说，飞越未来不可能了。《大明一统志》呢？南航我查遍该书里的上述六县，均无所谓“一时同创设”与“景泰庆寿”的记载。剩下就是《大清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修过三次，最早的一次也是乾隆年间才成书，雍正在乾隆前面，《雍正泰顺县志》更不可能从还没出世的《大清一统志》里偷胎换骨，挖一段话回来给自己用。无疑，《雍正泰顺县志》所谓引《一统志》云云，根本是胡说八道。

　　再再查《明史·孙原贞传》，记载景泰年间孙原贞“奏析瑞安地增置泰顺，析丽水、青田二县地置云和、宣平、景宁四邑，建官置戍，盗患遂息”，南航按，原来1452年一起建置的是泰顺、云和、宣平、景宁四县。《雍正泰顺县志》不是偷胎换骨，而是偷梁换柱，偷藏了云和、宣平，换上了庆元、寿宁（《温州导游词》引用上述“景泰庆寿”说法并加以批驳时，误说庆元置县于明朝洪武年间、泰顺置县在景泰五年，等于说人家错，自己也错了）。

千年平阳：

说到平阳，很容易使人想到“虎落平阳被犬欺”，后者的平阳指地势平坦明亮之地，跟温州平阳县毫不相关，用地理来对照，温州平阳多山地丘陵，占全境65%，也不算地势平坦，但有趣的是，该俗语的另一句“龙游浅滩遭虾戏”，其中“龙游”居然也是一县名、浙江衢州市龙游县。

　　实际上，“平阳”一词最早的含义是传说中的帝尧之都（南航按：今山西临汾市），因地处平水之阳而名。温州平阳当然并非遗传自此。作为县名，后者最早称始阳，来自其境内有始阳江，即今鳌江；次曰横阳，来自境内有横屿与横阳江（南航按：始阳江的后名）；末谓平阳，来自五代十国时，即后梁末帝朱瑱乾化四年（914），钱镠因横阳之乱被平定，继改安固为瑞安、乐成为乐清后，南航按，改名改出瘾来，取“平定横阳”之义，改横阳为平阳。钱镠如果想到跟古尧都重名，为防被诬告僭越，也许还要改名吧。

　　平定横阳说只是平阳的第一说，《平阳县志》《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均只列此说。无独有偶，跟瑞安山一样，《太平寰宇记》平阳县条目也提到“邑有平阳岭”，潜台词也以山得名，南航按，《辞海》亦从该说。据《民国平阳县志》称县城“九凰山东南麓有道通岭门，曰铁岭，一名平阳岭”，则平阳岭在九凰山与岭门山之间。另据《今县释名》平阳县条目称“有横阳山、横阳江，晋因设横阳县，钱氏改今名，以在平水之阳为名，平水入横阳江”，则因水得名。南航按，另据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平水为横阳江上游支流。

　　平阳建县始于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283），距今已经1700多年，若从今名平阳的914年开始，也有上千年历史。此外，其辖区最著名的文化标志——会文书院，也将近有千年历史。而且它还是苍南之“母”，苍南最早的7区1镇就“产自”平阳。

百岛洞头：

跟“千年平阳”相对，就是“百岛洞头”。洞头1953年才建县，由103个岛屿组成，因称“百岛县”，其文联刊物《百岛》便由此而来。洞头得名有两说，一为娘娘洞说，一为福建渔船掉桶说。南航按，相关书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浙江省洞头县地名志》为娘娘洞说，Long long ago，洞头半屏岛上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金娘，与丈夫住在一山洞里，该山洞与洞头本岛南侧一海洞相通，金娘夫妇后跟一条残害渔民的巨大毒烟蛇精搏斗而死，于是人们为纪念她，将半屏岛一端为尾，称娘娘洞尾，洞头本岛一端称娘娘洞头（南航按：后词义扩大，洞头被代指全岛）。

　　但福建渔船掉桶说也非“空穴”来风，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洞头县卷》《温州导游词》就说几百年前，有福建惠安渔船到洞头洋面捕捞，绕着本岛行驶，一伙计用吊桶打水洗碗时，桶绳断了，吊桶掉落，随即被流水冲走，冲进岸边的崖洞里。后来渔船绕到岛现今胜利岙的海边时，意外发现吊桶从另一个崖洞里漂流出来。渔民便猜测两个崖洞是相通的，是一条海洞，海洞从岛底下一直通到这个岙口。南航按，于是，他们把吊桶掉下来的地方就叫洞头，浮上来的岙口叫洞尾。

　　如果说传说故事不足为训，看看正经地方志里的记载。清雍正《浙江通志》里曾经提到洞头，光绪《玉环厅志》卷首图经与舆地卷里，记载有洞头隩、洞头门、洞头山，洞头隩位置即今洞头本岛，洞头门为本岛与半屏山之间的水道，洞头山为三盘山的南旋西折，南航按，这说明至少在清朝雍正以前已有洞头之名。可是追根溯源，“洞头”两字究竟怎么来？仓颉造字，谁造“洞头”一词？看来还只能回到金娘斗毒烟蛇或惠安渔船掉吊桶的传说上去。

　　真正荒谬的是第三个版本。1999年华龄出版社出版了《蓝色礼赞》一书，内有文章说洞头岛名跟北宋方腊与浙江摩尼教起义有关。摩尼教起义后，称青田一带地区为第十八洞，因官兵在金华宁波把守，堵死了各地义军北往西进聚义的陆路，义军于是只好绕道洞头岛，洞头岛由此成了第十八洞的头，因称“洞头”云云。南航按，此文海洞没有，漏洞不少，方腊起义是在浙江淳安爆发，文中错成湖南，所谓“十八洞”查无实据，更关键是，无论方腊义军还是摩尼教义军都没转战洞头的史载，活动范围都是在陆地，何来绕道洞头，使洞头岛成了第十八洞的头？

回车，洞头海岛底下果真有一条“天然海底隧道”，岂非可以排个水下旅游观光的“阵”？（南航2008年6月2日）

注：本文刊登于温州市鹿城区文联刊物《墨池》2008年第三期第四期。

作者简介：南航：真名，浙江温州人，非党员非官员，七十年代初下水，八十年代末起锚，为谋生上过贼船，曾迷津，曾触礁，曾搁浅，青春全打了水漂、都泛不出任何涟漪之后，却想划向当年目的地——文学。出版《野渡无人舟自航》等，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联络方式：QQ69363351。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3265d10100i5m3.html

牛津蘇慧廉墓地前攝影

2012年1月23日，农历中国新年，也正是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部的主任何大伟（David Helliwell）与他的同事将编号为No.1 的《瓯风别册：苏慧廉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笔记本》敬献于苏慧廉墓前。

苏慧廉墓地位于牛津玫瑰山墓园。左为何大伟，右为Peter Ditmanson。（Laura Newby摄）

此册将由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收藏。（Laura Newby 摄）

编号No.1笔记本的扉页有一段小楷书写的圣经金句，温州基督徒女书法家楼晓勉亲笔恭录。

                                                     （方韶毅提供）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0zghn.html

曹雅直、李華慶、蘇慧廉抵溫時間考 作者：沈迦

英国人曹雅直（George Stott，1828-1889）、李华庆（Robert Inkerman Exley，1855-1881）、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百余年前相继赴温州传教，是温州基督新教传布史上的第一批开拓者，但对于他们抵温的具体时间，已见的各种文献说法不一。笔者近年撰写苏慧廉传，几度赴英伦查阅档案，有幸接触到些一手材料，特作考证并补充如下：

 
第一个来温州的新教传教士就是汉名“曹雅直”的英国人——乔治·司托特。曹雅直属于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此为西方近代教会史上唯一一家仅为中国传教而设的差会（Missions）。创始人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中国新教传播史上可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比肩的伟人。戴氏想仿效使徒保罗，不在有基督名传过的地方宣教，于是将目光落在中国内地。“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是他的名言。曹雅直就是直接受戴德生的感召前往中国的。

 

曹雅植夫婦

曹雅直是苏格兰亚伯丁郡（Aberdeen）人，182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九岁那年，有一天不小心在路上滑倒，左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这个看似小小的意外，却让他的左脚异常肿胀，两年后更被迫截肢。曹雅直无助地在病床上躺了九个月，也就在这段苦闷的经历里，他遇到了上帝。

 
戴德生1865年6月25日在伦敦成立中华内地会后，便开始招摹愿与他一起去中国的年轻人。这个消息传到了时在一所学校教书的曹雅直耳中。当时英国有众多教会派遣年轻人去中国，但没有一家差会愿意接受一位独脚的残疾人。关于这点，曹雅直特别感激戴德生，因为只有他愿意冒这个险。当时有人问曹雅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这句话打动了戴德生，也打动了一百多年来陆续听闻这段对话的人。

 
对温州而言，曹雅直是新教第一个西来传教士，他踏上温州这片土地的时间，对这座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市历史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

 
“1865年初，英国苏格兰人传教士曹雅直，抵达宁波；一年半后，即1866年10月（清同治五年），偕同翻译朱某（宁波人），乘夹板船来到温州，先住晏公殿巷客栈。次年正月租得大南门东城下黄宏林屋，年余后又租了花园巷张姓房子（即解放初温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原址），开始了他在温传道生涯。他是近代温州开荒布道的第一人。” 这是温州内地会老牧师高建国在《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中的记述。[1] 这篇文章流布甚广，很多年来成为介绍曹雅直传教历史的基本素材。2008年7月5日，笔者曾去拜访现已年逾八旬的高建国牧师，想了解他当年撰写此文依据的材料。但遗憾的是，老人因年高，对旧事已记忆模糊。

 
支华欣牧师后来撰写的《温州基督教》，估计也是应用高建国牧师的材料，只是将曹氏抵达温州的时间改为1867年7月。[2]

 
莫法有教授撰写的《温州基督教史》则认为曹氏抵温的时间是1867年农历七月。“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七月，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曹雅植偕同一位朱姓翻译（宁波人）从宁波乘船来到温州。” [3] 2007年，由花园巷教堂编印的《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1877-2007）初稿》也采用农历七月的说法。[4] 各家说法不一，那曹雅直到达是何年何月抵达温州？

曹雅直夫人曹明道（Grace Stott，1846-1922）在18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华传教廿六年》（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中有如下的记录：

 
1865年10月3日，在戴德生的安排下，曹雅直和结婚才三个星期的范明德（J. W. Stevenson)夫妇一同从英国启帆，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漂泊，于1866年2月10日抵达中国宁波。曹雅直在宁波逗留了十八个月，在那里学习当地语言。1867年11月来到温州。[5]

 
苏慧廉的英文回忆录《中国传教纪事》（A Mission in China）也认为曹是1867年11月抵达温州。“当曹雅直和蔡文才 [6]（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于1867年11月到温州时，一段时间住进当地客栈里，他们只是住在那里等待时机，并未介入重大的传道事务。”[7] 苏慧廉比曹雅直小了三十多岁，他们在温州有过几年共事的经历。

 
笔者一直想进一步考证出曹雅直抵达温州的具体日期，但至今未果。以目前的材料，我们可以这么说：1867年（同治六年）11月，农历丁卯年十月——此为内地会在温州传教之始，也是温州近代史上基督教新教传播之始。是年堪称温州“开教之年”。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与宜昌、芜湖、北海一起成为新一批的通商口岸。英国偕我公会[8]（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遂派传教士李华庆前往温州。

 
李华庆1855年5月出生在英国利兹城（Leeds）沃特利镇（Wortley），早年即参加偕我公会的主日学校，十七岁那年成为教会的一员。他做事总是力求完美，于是很快被教会列入本地传道人的培养计划。他视对外传教为自己的职分，并主动请缨。通过一系列准备和常规考试后，他的申请被接纳，并被派往了温州。[9] 据偕我公会档案记载，李华庆1877年8月份离开英国[10] ，并于10月底先期到达宁波。那时的宁波，是偕我公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他要在这里逗留段时间，为前往温州做准备。

 
《温州基督教》、《温州基督教史》认为李华庆是1877年抵达温州，《温州近代史》则记载他是光绪四年（1878）来温[11]。

 

李華慶

现已稀见的《偕我公会杂志》（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1878年卷上刊载了一封李华庆当年2月5日在宁波给英国差会干事谢菲尔德·布谢尔（Sheffield Bushell）牧师的信，汇报了自己的温州首途：

 
自上次给你去信后，我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又增加了些，当然它是既危险又有趣的。我是去年12月11日离开宁波前往温州的，走的是陆路。13日那天，我们横穿象山港[12]，那是个仅有二十英里宽的海湾。很不幸，在这里遭到了海盗的追击。不过通过改变航线，并拜海风所赐，我们终于安全上岸，尽管不是原计划的目的地。同船的人，八九十个本地人下船后马上就消失在山中，渡船也随即消失在大海里。不过，我们（也就我与一个随从）有上帝庇护，现还平安。

曾以为只要登陆后就会安然无恙，但之后的两天，即我们抵达石浦——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个聚会点——整整有六个小时（我根本不可能外出去雇一条船，以继续我的旅行），我被人群围堵在这里。这个租借的我的避难所，遭受了前后左右飞来的石头雨点般的袭击。幸亏玻璃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因此没有造成多少实质的破坏。近暮时分，租房子给我们的房东终于成功雇到一条船，我很高兴，他也一样。因为风雨不停的天气，在台州停留了十天后，我终于以饱满的精神及良好的身体抵达温州。温州是个美丽的大城市，据说有五十万人口。它距外海比宁波还近很多，因此非常适合贸易。尽管这里有极大的需求，但福音的旗帜在城里几乎还没有展开。受差会的委任，我将要在这里开展工作，并为此竭尽全力。在内地会蔡文才先生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了一个住处，可用十年，花了三百八十个墨西哥元[13]。当然，还得另外开支一百，以便根据英国人的想法改造得妥帖。因为地处城市正中，如若有一天不做寓所了，也很适合开办学堂。我打算很快就返回温州，从宁波请来的老师几乎没有用，因为两地的方言差别太大了。当这封信到达你手中的时候，我希望我已安顿下来并努力学习温州话。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在回宁波的路上，河道都结冰了。我们只能放弃坐船，在雪地里步行到下一个城市。

尽管天气及周遭的环境如此恶劣，我还是为能健康并平安返回而心存感激。[14]

由此信可见，李华庆是1877年12月11日从宁波出发前往温州的，他抵达温州的时间估计是12月下旬。

李华庆抵达温州时还只有二十三岁。虽然在上述信件中，他自称精神饱满、身体良好，但事后证明他的身体并不强壮。“我认为在去中国之前，对他进行体检的医生可能弄错了什么。……他们有时将一个并不能经受域外传教磨难的年轻人送了出去，而将身体强健的人留在了国内。” 后来偕我公会会刊《传教士回声》（The Missionary Echo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的编辑在缅怀这位开拓者时，用点幽默的笔调如此写道。[15]

李华庆1881年6月8日在宁波去世病逝，年仅二十六岁。虽然他在温州前后不到四年，但受到后人高度的评价。著名基督教史学家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 ）在《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一书中赞扬他努力工作，不顾病体，为温州福音事业成功打下根基。[16]

李华庆英年早逝，偕我公会遂派遣另一位传教士来填补空白，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享有盛名的苏慧廉。

苏慧廉对温州近代史而言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对于他抵达温州时间的记录，也是五花八门。

谢圣弢牧师1963年撰写的《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认为苏氏抵温时间是1882年。[17] 其后出版的材料多延续此说，《温州基督教史》、《温州近代史》并将抵达时间明确为1882年初。[18] 据循道公会会刊记载，其实，直至1882年9月苏慧廉还在他的家乡哈利法克斯（Halifax）。9月9日，哈利法克斯不伦瑞克偕我公会教堂（Brunswick Free Church）为苏慧廉前往中国举行欢送会；9月10日，苏氏做了他在家乡的最后一次布道——《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9月13日，苏慧廉才搭乘尼扎姆（Nizam）号由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离开英国。[19]

 
一百年前，从英国到中国，海上航行需要近两个月。1883年的《偕我公会杂志》刊载了两封苏慧廉致差会干事阿德科克（J. Adcock）牧师的信，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在近科伦坡的海面上；另一封写于当年11月7日，已抵达宁波。

据1882年11月号的《教务杂志》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记载，苏慧廉是11月2日抵达上海。[20] 抵达当天即转往宁波。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图书馆藏有一批苏慧廉在中国时期给父母家人的信，其中有十二封写于宁波。这批宁波信札，最早的一封写于1882年11月7日，其中说自己抵达宁波时受到了同事的热烈欢迎；最晚的一封写于1883年1月7日，提到下周二（笔者注：1月9日）将坐“永宁”号前往温州。

蘇惠廉

在伦敦大学所藏苏慧廉致父母信件中，有这样一张既小又模糊的照片，或许这就是苏慧廉启程远赴温州时的形象。

 
苏慧廉在宁波停留近两个月，然后前往温州。

 
1月10日我陪伴苏慧廉前往温州，经过两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平安抵达一个温和的地区，苏慧廉要去的这个地方，按中国的人方式叫它温州。这个城市离宁波有两百英里，坐普通蒸汽轮船需要二十四个小时，不过，对旅行者很不幸的是，目前通航的船只并不能抵御大的风浪，上层甲板及船坞常会被掀翻。
…………
1月12日，星期五，苏慧廉和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仆人及所有的行李，包括必须的家具，来到了已空置了两年的传教点。[21]

 
时任偕我公会中国教区负责人的阚斐迪（Frederic Galpin）牧师在1883年2月6日返回宁波后给英国总部的信里，详细记述了陪伴苏慧廉前往温州的过程。

 
苏慧廉1883年1月12日抵达后，就在温州住了下去，除了几次回英国述职并休假。他在温州前后生活了二十五年，直至1907年应李提摩太之邀，远赴太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辛亥后，苏慧廉离开中国回到英国。一战期间，他被借调到英国青年会（YMCA），在赴法华工中组织青年会，贡献良多。战后苏慧廉受聘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1925年前后还受英国政府聘请，出任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随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并重访温州。1928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苏慧廉1935年5月14日在牛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日初稿，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改定。
（刊于《瓯风》第四卷，2012年）


注释：

[1]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页343。
[2] 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页3。
[3]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页52。
[4] 《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1877-2007）初稿》（温州：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会，2007），页4。
[5] Grace Stott, 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98 ), 10.
[6] 蔡文才（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1909），英国人，内地会传教士，1866年9月30日来华，主要在浙江台州宣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来温州协助曹雅直工作，后赴处州（今丽水）传教。
[7]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Edinburgb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 14.
[8] 偕我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简称 U.M.F.C.）创立于1857年，由原从循道会（Wealeyan Methodist Church）分裂出来的两个团体循惠社（Wealeyan Methodist Association）和循改派（Wealeyan Reformers）合并而成。1864年开始进入中国传教，主要传教地为浙江的宁波、温州。1907年与同宗派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简称UMC）；1932年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s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合并，改称“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9] "Robert Inkermann Exley,"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00): 96.
[10]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14): 228.
[11] 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107。
[12] 原文为Nimrod Sound ，Nimrod（宁录）是《圣经》中的人物，为诺亚的曾孙，世上英雄之首。晚清时，英国人把浙江的象山港称为Nimrod Sound。
[13] 墨西哥银元，俗称墨银、鹰洋、英洋，1860年前后大量进入上海，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晚清温州，墨银也是通用货币。
[14]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78): 447.
[15] "Robert Inkermann Exley, "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00): 96.
[16]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131.作者季理斐（Donald Mac Gillivray，1862-1931）, 加拿大人，1888年受加拿大长老会委派来华，在河南传教。1899年调任上海广学会编辑，1921年升任为总干事。著有《中国官话拉丁化字典》、《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等。
[17]谢圣弢：“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页349。
[18]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页58；胡珠生：《《温州近代史》，页107。
[19]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2): 692-693.
[20]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3 (Nov 1882): 465.
[21]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3): 437-438.

來源轉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12dmq.html

甲申教案 需要翻案 作者：南航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掀起反洋教运动。1884年10月4日（甲申年农历八月十六、清光绪十年）晚，温州民众围聚鼓噪市区教堂外，进而发展到打砸教徒，烧毁各处教堂与传教士居室，洗劫财物，期间著名传教士曹雅直、苏慧廉皆遭此难，史称“温州甲申教案”。

　　曹雅直（1828-1889），英文名George Stott，苏格兰人，隶属基督新教内地会，跛脚，1867年来温，建有温州第一所基督新教教堂（市区花园巷教堂），创办了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小学）、温州第一所免费西医诊所等。

　　苏慧廉（1861-1935），英文名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83年来温，整整二十多年任基督新教循道公会（偕我会/皆吾会）温州教区长，后任山西国立大学堂西学总教习、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等，编著出版有《中国简史》《中国与西方》《李提摩太传》《中国儒道释三教》《中国佛教术语词典》等。

　　对于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当代《温州市志》宗教卷认为是“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温州近代史》第四章“中法战争时期的温州”里认为是“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温州史话》在《甲申教案与神拳会始末》里认为“有些洋教士还勾结清朝官府，欺压群众。如英传教士苏慧廉，权势赫赫，就是一例。……他出门时坐着四人抬的蓝呢大轿，威风凛凛；经常进出道、府、县的衙门包打官司。他的‘肩舆未回，而犯者则已家破而人系矣’”，俨然嘴脸丑恶。

　　由此先入为主的大前提基调出发，官方史学、地方志书史料对甲申教案基本上是肯定的，如《温州文史资料》第9辑《温州“甲申教案”前后》认为甲申教案“赫赫然具有反帝爱国的重大意义”。教案过后，民间流传至今一首《甲申教案谣》“金锁匙巷一爿桥，一班厮儿挪底摇。米筛巷，打声喊，番人馆，烧完罢。蹩脚番人逃出先，逃到永嘉县叫皇天。永嘉县讲，老先生，你覅急。番钱送你两百七，讨只轮船回大英国。大英国，倒走转，温州造起番人馆”，同样对传教士不乏贬词，其中“蹩脚番人”当指曹雅直。

　　除了赞扬群众的正义，嘲讽教士的狼狈，定论还将事件的直接起因归结于对方肇事。

　　《温州近代史》同上章，引用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二）》里，当年温处道道台温忠翰对教案的事后禀报：“八月十六夜间城西街耶稣教堂讲教之期，凡入教男妇纷往听讲，有民人经过门外停看即走。堂内洋人出捕，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外间居民见而诧异。旋闻被拿之人在内喊叫，忿忿不平，聚众愈多，即有打门入堂夺取被拿之人。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将城西耶稣教堂及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各处教堂及洋人寓所同时焚毁。”

同时还引用瓯海关《温州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当晚民众“用大石头连续击门”，“传教士出现并捉拿一人入屋内，准备送到衙门惩处”，“这是全面攻击的信号，所有传道团（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小教堂和房屋一个接一个地被焚烧”。

　　还引用《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第4辑（二）对当晚的记载：“民众看见（城）西街‘教堂洋人出来捕拿不识姓名一人，拉至堂内关禁喊叫’的惨状，怒不可遏。施溃当即发起救援，一呼百应。‘登时率同民众打门入内，找寻被拿之人无着，将堂内存储洋油倾拨放火’烧毁。接着他们又将‘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等处教堂洋房’焚毁。最后，愤怒的人群冲至双门（朔门），‘打毁税务司洋关房屋’并‘举火焚烧’”。【注】

　　虽然上述三处引文均未指明捕拿人的洋人传教士具体是谁，虽然据《鹿城文史资料》第17辑《近代前来温州的传教士》，当年在城西教堂的洋人传教士并非只有苏慧廉一人，至少还有英国偕我会海和德（R·J·W·Heywood），后者1883年从宁波带来药物，在城西教堂设医务室施诊，但该书作者脚注温忠翰禀报，却判定“此洋人应为苏慧廉，擅自逮捕民人以致引起公愤”。

　　《温州市志》人物传略卷在苏慧廉小传里，同样写到当夜“（苏慧廉）率教徒二三十人作礼拜，见群众围集并用石块撞门，立即出外拉拖一人入室关禁，群众破门营救，放火烧毁教堂、书院及居房，该夜火烧六教堂即以此为发端”。

　　也就是说，《温州近代史》《温州市志》都认为苏慧廉的捕拿人，成为该夜点燃火烧众教堂的导火索。《鹿城文史资料》第11辑《甲申温州教案始末》乃至还谴责苏慧廉形象凶暴。

　　（《甲申教案需要“翻案”》作者：南航，转载引用摘录请注明作者）

　　苏慧廉真有擅自拘禁人的恶行？其形象真的如此凶暴？

　　1907年，苏慧廉回忆其在中国、尤其在温州的传教生涯，出版了一本自传体英文著作《A Mission In China》，直译为“在中国传教”，中译本分别为2007年吴慧译的自印本《拓荒布道》与2011年张永苏、李新德译注的宁波出版社《晚清温州纪事》。

　　仔细拜读两部中译本，第八章里苏慧廉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了他在甲申教案当晚的经历：“就在这难忘的周六晚上，我们相聚在一起，再次见面是很久以后了。我执笔在手，当时情景又浮现眼前：小小的礼拜堂，昏暗的油灯，几个疲惫的信徒，尖声的讲道人，虔诚的祈祷者……骤然间情况突变：猛烈的敲门声，呼啸的暴徒；石块飞进打破窗户；一群赤膊狂徒冲进……”

　　通读全章，乃至全书，并无一字提及他有捕拿人的举动。夫唱妇随，1931年，苏慧廉夫人苏露茜亦著有中国生涯回忆录《A Passport To China》，直译为“通往中国的护照”，中译本为2007年吴慧译的自印本《乐往中国》，同样记述当晚苏慧廉的经历，也未提及他有捕拿人的举动。

　　那么苏慧廉形象如何？跟凶暴恰恰相反，上述书中记载苏慧廉在温州开办鸦片戒毒所，减少瘾君子；开办诊所医院，救治老弱病残；开办新式学校，使人们扫盲识字，有受教育权（“我们小学一位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位青年一道考进了北京大学”）。

　　强烈反对种种陋习劣俗，如裹足缠脚（“我们规定只有不缠足的女孩方可入学”）、溺婴（“溺婴仍然是一个恶习，带来深重的罪孽”）、娶妾（“我们要铁下心决不允许现在的信徒重婚”）、赌博花会（“赌博及花会是背信的另一根源”）、吸食鸦片（“我们教会任何人种植、出售或吸鸦片都是违反教规的”）等等，以基督教教义教规劝导人们向善。

　　无疑，作为来温来华传教士中的一类，苏慧廉主观上也许为传教采用种种手段策略，但客观上却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善行义举，对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国人精神文明素养起很大作用，间接推动中国晚清社会进步开明。

　　两相对照，苏慧廉擅自拘禁人、形象凶暴未免证据不足，但会不会苏慧廉夫妇书里隐瞒了关键情节，有不说实话之嫌？基于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应该遵循着《圣经》戒律，不可行凶作恶，不可撒谎欺骗等等。

　　（《甲申教案需要“翻案”》作者：南航，转载引用摘录请注明作者）

　　1897年，曹雅直夫人著作出版了《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中国传教26年），经张永苏先生查阅，第八章里也记述了甲申当晚民众在苏慧廉处闹事情况，笔者翻译大意如下：

　　“10月4日，星期六晚上，循道卫理教会的苏慧廉正在带领举行他们惯常祷告会的时候，有些人吵吵闹闹地聚集他的礼拜堂门口，吵闹着要求进入；当门打开，他们就跑开了。这种做法重复了两三次，当门再次打开时，有几个人急忙投掷石头，明显决心损害东西。有人发出叫喊声，‘把外国佬们烧掉’，差不多在这些词说出之前，他们用石蜡油点燃火把，使住所烧起来。……当苏慧廉的住房、礼拜堂和所有他拥有的都成为一片废墟时，他们攻击了天主教徒的房屋。”Evidently，亦无提及苏慧廉有捕人之举。

　　另据温州市图书馆乡著会抄本里晚清温州瑞安进士项崧的《株树楼文集》（《午堤集》），其乙酉四月写有《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八月）十五日，郡花园巷教堂聚众礼拜，有小孩叩门求观，门不启，喧嚷不已，聚者益众。忽教民数十人开门攫一人入，声言欲送官重治之，且有持刀作欲杀状者。其时众皆忿怒，遂毁门以入，以所贮火油遍洒堂中，纵火焚之。时夷教诸人纷纷逃窜。众见其室内有火药洋枪等物，草鞋满间，妇女数十人，遂谓教民果反，竞往他所焚毁而郡城内外同时火起，且及北门之税务司焉。”

　　《温州近代史》同上章里，作者脚注认为项崧此记“日期和地点均误，因项为瑞安人，又系25年补记之作，故难免讹误”。项崧可能因道听途说，确实导致日期地点均误，但《温州近代史》同样有误。查对干支，乙酉四月为1885年，距离教案发生才半年多，哪里是25年后补记之作。25年后是1909年，属于己酉年，作者把“乙酉”错看为“己酉”。而不管项崧记载是否属实，至少也没提到是苏慧廉攫人。

　　1998年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了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第五章“温州的教案”里引用了《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与《乐往中国》，同样没提到苏慧廉捕拿人，换言之，莫法有此书，也可见莫须有此事。至2000年，支华欣编注《温州基督教》一书亦然。

　　再退一步，即使苏慧廉或其他教士教民有捕人关禁行为，但苏慧廉夫妇两书与曹雅直夫人之书，却表明民众围攻闹事砸石头在前，才是首先肇事方。

　　（《甲申教案需要“翻案”》作者：南航，转载引用摘录请注明作者）

　　晚清以来，英法等列强政府侵略剥削中国，罪行累累，不少来华传教士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甚至与各国侵略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导致民众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切齿痛恨是完全正义的，再加上各种利益争夺、权力博弈与文化冲突，从而形成仇教排外的强烈民族心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此，全国各地教案频发，打杀烧抢教士教堂教产屡见不鲜。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也许不管苏慧廉或其他教民有没捕人关禁，只要存在传闻或谣言，就会成为闹事暴乱的借口，而在当年传教被泛妖魔化之下，即使苏慧廉们“闭门家中坐”，也会“祸从天上来”，甲申教案的爆发是必然的。

　　但硬币是两面的，用客观中立的历史天平来衡量，列强侵略是军方官方的事，传教士也有好有坏，清醒理智的做法是区别对待，不能一损俱损，恨屋及乌，殃及池鱼，何况宗教信仰自由，更何况甲申教案起因是中法战争，而苏慧廉、曹雅直等人是他国传教士，冤有头债有主，遭受如此暴行、沦为替罪羊是不公正的。

　　针对传统史学史观出于种种目的之片面偏见，没有批评甲申教案的负面影响，个人认为，站在盲目暴乱、伤害无辜、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当代观念角度，甲申教案，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翻案。

　　推广之，晚清全国各地教案，就像建国前后历次政治运动，总体上存在打击扩大化倾向，后者是左倾，前者是内倾，同样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翻案。（南航2011年8月）

【注】施溃，据《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第4辑（二），应为施溃发。

本文刊登于温州鹿城区文联《墨池》2011年12月第四期。

轉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3265d10100zmi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