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教会管理模式浅探
發表於《生命季刊》 第58期 2011年6月
温州教会只是中国教会中的一个微小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百体中的一体。温州教会的历史并不算悠久，但她的影响力却遍及中国；温州教会虽然不算一枝独秀，但她却有着极为独特的管理模式。笔者将通过本文向读者介绍温州教会在管理模式上的特点，既关注其模式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又要审视其模式的弊端与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进一步建立合乎圣经的、时代化的、本地化的管理模式，为建立神的教会而尽心尽力。
一、中国家庭教会管理模式简述
中国家庭教会的管理模式仍然是一个研究的禁区，不适宜太公开化地去探讨，也不适宜用海外的成熟模式来做比照。不知情的人看家庭教会的管理常有置身云里雾里之感，因为外人并不容易察觉它具有规划的、系统性的隐形体制；而真正生活在家庭教会这个大家庭中的人，会为她奇迹般的运作体系喝彩，这些出自“底层劳动人民”的朴素管理理念，虽不具备高深的理论逻辑，却能临风屹立于极端艰难的危急存亡之秋。当然，你也会为它时有出现的“杂乱无章”、“山头主义”、“大家长制”等负面要素所困扰，甚至你会与某些海外的“大牧师”产生共鸣，认为家庭教会只是“乌合之众”，是普世教会中的异类，是即将被历史所唾弃的“原始族群”。然而，无论你的观点如何，家庭教会就是神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她唯一的生存根源在于教会的头—基督。
这就是令人难以琢磨的中国家庭教会的管理模式。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家庭教会的管理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大体来说，其管理上的局限性思想与实际状况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认为行政的制度化有悖于属灵的规则
家庭教会在大体上反对制度化管理模式，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圣灵自由的运行与工作。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重视生命的内在性胜过一切的世俗文化与外在的方法、制度，因此，自然不会把一套健全的管理模式放在心上。反之，有了组织就等于成为了世俗化的掳物。这与许多传道人对待讲台的态度是一样的，比如，有人认为传道人不应该写讲章，那样会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讲道就是要靠临场发挥，这不但体现了圣灵的大能，也体现了哪一位传道人有活泼的生命。
2、认为行政的制度化会留下不必要的把柄
家庭教会的隐蔽性决定了领袖们管理理念的 "隐忍性"，一切以低调、隐藏、安全为主要的考量。有了组织就容易被一网打尽，有了组织就容易被定性为非法，就很难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生存下来。
3、把非制度化当作家长制的遮羞布
许多以家长制为自己生命的教会领袖，会以非制度化当作遮羞布，因为一旦撕下这片残布，真相就会暴露出来。笔者试举一例：当年轰动一时的华南教案，凸显出管理制度极权化的华南教会必然会导致犯罪的结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缺乏了整全的制度，就没有办法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监督体制。
4、缺乏具备管理才能的人才及观念的转变
这一因素可能是家庭教会缺乏制度化管理的主要根源之一。传统的家庭教会都是在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创会的元老人物大都比较封闭，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极少，因此，在教会建立之后，大都选择封闭、保守，适当地保护自己，不愿意改进，不愿意采纳集体管理的方式来管理教会。
在此种状况之下，教会急需有善于管理的人才出现；也需要改变教会管理的观念。不然，教会将很难“长治久安”。
二、教会管理的圣经依据与重要性
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一位有缜密计划的神，万物被创造的时候，按照神的规律各从其类、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不仅如此，神还吩咐亚当修理和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天上的，地上的，以及海中的被造之物。可见，管理的职能并不与圣经真理相违背。
"管理" 的原意是: "掌舵"，或"领航人"，它是神所赐下的恩赐，也是一门事奉神的艺术。
1、圣经依据
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与管理或者领袖有关的教导，这些例子正是当今教会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依据。下面举几个例子：
（1）修理看守
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人类最早的管理行动（创2：15）。
（2）行政人员
摩西的岳父为摩西出谋划策，拣选忠心又敬畏神的人做行政人员，分别担任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以此管理会众事务（出18：13-27），以减轻摩西的工作量。
（3）治理的
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先知，也有管理事的（林前12：28）。保罗还说，“治理的，就当殷勤。”（罗12：8）
（4）监督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多1:7;提前3:1－7）监督也可以翻译为长老、牧者、督导、监护等，是新约教会中重要的管理层领袖。
（5）管理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提前5：17）“管理”一词在圣经中共出现100次，可见神对管理的重视程度。初期教会曾选出七位执事专门负责管理饭食（徒6：3），好使十二使徒安心地以祈祷与传道为念。
（6）管家
彼得劝勉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前4：10）。
2、重要性
由于遭受长期的政治迫害，教会在“地下”的环境中建立起与专制主义相似的家长式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处境中生发出很好的果效，但在不断转型的当今教会中却显得刻板、僵硬，以及格格不入。这种单边式的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合教会的发展，甚至给教会带来深远的危害。因此，笔者认为建立教会管理制度有如下重要性。
（1）使教会发展有章可循
规范的管理制度可以让人明确自己的职权范围，能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个体的恩赐与才干，最终可以让全会众同心合意地建造教会。
完整的教会会章应该包括长老、执事该如何产生，牧师该如何聘请，如何确定会友的申请资格及会员义务，如何召开会员大会，如何管理财务等相关内容。
（2）从根源上杜绝职务犯罪
一个健全的教会必然有其健全的会章(章程)，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有了合适的章程，才能赋予执行者有合适的权柄，使会众享有合适的权力。这样既可以杜绝利用权力来犯罪，也可以让教会的发展不授人以柄。
三、温州教会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温州家庭教会的管理体制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在全国范围具有榜样的作用。
1、地方性教会管理用语释义
在阐述温州家庭教会管理体制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具有温州地方性的、与管理制度相关的名词之意义。
（1）负责人：指在教会中担负行政管理责任的人员，包括单独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以及由多个教会联合组成的总会的负责人。负责人是教会中最高的行政人员，大多由男性担任。不论是单一教会或是总会, 负责人大多有七人组成, 被信徒昵称为“七个头”。
（2）治理：指在教会中的管理行为，与“管理”有相近的意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教会的事工顺利进行。“治理”一词出自圣经，而“管理”又显得社会化，故“治理”成为行政管理的代名词，如“负责人”有时会被称为“搞治理的”。
（3）工人：指传道人，他们被称为“为神作工的”，因此而得名。比如，当问及外来的主日讲员时，会说：“这个礼拜天的工人是谁？”
（4）仆人：指传道人，因为圣经称服事神的人为仆人。特别在温州的乡下教会，大都称传道人为仆人，如“今天的仆人是一位青年人。”有时，仆人也指所有事奉的人，语意范围比“工人”要广。
（5）讲道人：指传道人，指在讲台上讲道的人，重点说明是传讲圣言的。由于温州教会没有按牧的习惯，因此，传道人都没有牧师的称号，直到最近三年才有海外的牧者来温州帮助教会按立牧师和传道（教师）。
（6）使女：指女性传道人。在圣经中，仆人相对于主人，使女相对于主母，温州教会从中结合两者，称男性传道人为仆人，称女性传道人为使女，如“主啊，求你赐福与你的使女，使她的讲道大有能力。”有时，使女也指所有事奉神的姊妹，语意范围与“仆人”相似，只是不包括男性的“仆人”。
（7）同工：泛指服事神的人，包括讲道的、探访的、主日学教师、福音点领袖、祷告会成员等，在不同的事工名称后加上“同工”两字即可：讲道同工、探访同工等。
（8）交通：指教会中召开的各类具有决策性的会议。从性质而言，包括事务性会议、神学教育会议、儿童事工会议等；从人员而言，包括执事会议、同工会议、负责人会议；从范围而言。包括小组会议、小议会、大议会等。
（9）开会：有时指“交通”，有时指举行的大型的、群众性的聚会，如培灵会、青年会、女众会、探访会、同工退修会等。特别在乡下教会，开会绝大多数是指后者。
（10）点：指一个独立的堂会（教会），是教会最小的组成单位，也叫“聚会点”。带领一个点的弟兄或姊妹，就叫“带点同工”。在温州，一个独立的“点”基本上都拥有不少于一处的聚会场所，以及拥有成人、青年、主日学、民工、残障群体等不同的聚会点。
（11）片：指由多个点组成的联合型单位，其组成数量有多有少，如永嘉某片由56个点组成，而有些片则包括了十几个教会。
（12）总会：指教会的总机关，或总部。它可指一个片的总部，也可指由不同的片所组成的更大的联合教会的总部。在总会工作的人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负责人，也被称为“总负责”。
（13）温州区会：指在1971年建立起来、包括温州五县一市的联合教会，名为“温州地区教会”，简称“区会”。1982年，区会三位主要负责人有两人加入“三自”，大批教会从此进入“三自”，这是区会的第一次大分裂。
（14）温州市教会：指在温州市区和市郊十一个片所组成的联合教会，简称“市会”。从行政区域来说，包括温州的三个区：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但以鹿城区为主，该区为温州市的主城区，被称为市区。
（15）基督教华信联会：华信联会最早开始于十年前，直到2009年10月才正式宣布成立。这是除温州区会、温州市会之外的第三个总会，下辖范围跨越到温州附近的周边地区，包括：碧莲片、四川片、届坑片、楠溪岙片、乌牛片、银桥片部分教会、瑞安北片、瑞安南片、洞头县教会、 柳东片、 柳西片、乐东片、玉环教会。华信联会的建立，标志着温州区会和市会之外的其余教会拥有了自己的最高总会，这三个“总会”组成了温州整体的教会。
（16）系统：指具有不同神学立场所产生的不同立场的教会，这个称呼起源于近年，而且多为温州之外的教会对温州教会的称呼。比如，按照得救教义的不同而产生：瑞安系统和乐清系统，前者主张“信到底救到底”，后者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目前，在温州的家庭教会能具有代表性的为三个系统：市区教会（走福音派路线）、区会（坚守区会阵地，走阿敏念路线）、基督教华信联会。
（17）小议会：从时间而言，指每月或每季召开的负责人会议；从范围而言，指由中层同工组成的定期举行的会议。
（18）大议会：指在每年年终举行的联合议会，有点大议会，片大议会，总会大议会，地区大议会，主日学教师 ，福音工作大议会等，参加大议会的人员由各教会的主要同工组成，其议程包括年度性讲道、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新年年度计划、分组讨论、宴会等。大议会的时间视不同的教会而定，永嘉某片教会的大议会要开三天，而后逐渐改为一天。温州地区最早的联合大议会于1972年4月在瑞安召开，参加者超过500人。
（19）合会：指不同教会、或不同片、或不同地区的教会所举行的联合聚会，以讲道、查经、交通为主，既造就灵性，也能拓展事工。
（20）派单：指由总会统一为每个教会安排主日讲员，所有传道人都由总会派遣，总会要按照每位传道人的不同情况而决定这位传道人在一个季度内的讲道次数、派遣的教会等。派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起源于上世纪的60年代，当时由于缺乏传道人而实行传道人轮流到各教会讲道，之后便成为教会牧养的重要方式，直到今天。
（21）外差：指教会按照对方教会的邀请，差派传道人到外地做培训的工作。这里的“外地”包括本县市之外的同省的地方，也包括外省，部分教会则已经把训练工作发展到了国外，如欧洲温州人较集中的意大利、法国等地。
2、教会管理制度从产生到发展
温州教会管理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因素，而其发展则是指它在每个不同阶段，其本质都产生改变，从简单的模式到有条理的模式，从专制的管理模式到团队的管理模式，一步步走向完善。
（1）松散型管理模式—20世纪60年代
由上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教会是温州教会历史上最为本土化、最为自立的教会。祷告点是当时最原始的教会，她没有华丽的教堂，也没有优秀的教牧人员，只有祷告的祭坛。该年代教会的管理模式如下：
A. 神治时代—传道人由神亲自呼召
在当时那个连祷告会都要受到禁止的年代中，神常常通过祷告时的感动，或是异梦异象，亲自来呼召传道人，接受神呼召的人一旦得到神的印证，就会马上投入事奉的行列之中，他不需要经过任何组织的审批，也不需要向任何人做保证，其唯一要忠诚的对象就是神。1
正因为此种原因，当时教会中就出现不少的 “游行传道人”，他们像彼得那样，周游四方，所到之处必有人接待，然后就在某个祷告会中讲道、查考圣经，这些传道人在那个年代中成为供应信徒生命所需的牧者。这不仅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也直接影响了往后温州教会的管理体制，轮转式的派单制度最早应该从这里开始。
这是神亲自治理的时代，就连信徒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异梦异象中得到提前的“预告”，传道人的兴起更像旧约的先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出来任职。
B. 多产年头—教会建立如雨后春笋
60年代的温州建立教会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不已。据林乃姆的回忆录记载，他去茶山、沙滩头等地，经过一次讲道，或是几次讲道之后，就可以在某人的家里建立一个教会，人数也就由一家人变成几十人，甚至上百人。2 这些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基本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其他教会，因此，在管理上更是“一盘散沙”，无从管起。
C. 走向有序—合一理念的萌生与落实
到了60年代末期，经过六七年发展，温州传道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网络，教会的联合与合一也随之产生。林乃姆的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温州教会与梧田教会举行联合的洗礼，温州去的约有200人，共约300人在沙滩头受洗归入基督。”3 这是自1958年温州市教堂被关门后的第一次大型洗礼仪式，洗礼工作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钟。到了1970年，温州市区建立了合一的教会。这一切都表明了合一的时代即将到来。
笔者经过研究考察发现，走向有序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有一批能被不同教会都接受的传道人，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众教会的桥梁。
（2）家长制管理模式—20世纪70－80年代
到了70年代，教会中的英雄人物兴起，具有特别领导能力的人才出现，他们成为“精神领袖”，也成为教会重要场合的代言人，家长制模式也就逐渐产生。
A. 教会渐趋稳定，合一带来权力中心的形成
1969年5月，由青年人主导的温州市教会六个大片渐渐形成，并由此而建立起中老年的聚会，这六个片分别选出负责人，组成各自的领导中心。4
1970年，温州市区第一个联合型教会正式建立，由林乃姆为总负责，并由胡恩、金华德协助。5
1971年, 温州五县一市的 "温州区会" 建立6，这标志着温州地区教会最高领导中心的成立。特别是区会的建立，温州教会重大的决策权都集中到了区会。
B. 制度开始建立，终身制成为家长制的前身
温州市区教会建立之后，开始制订教会规条，如 7：
第一，洗礼的规定。主张“大水洗”（浸水），尊重“少水洗”（洒水或点水）；各片洗礼由林乃姆主礼。
第二，圣餐的规定。主张一杯制（全教会共喝一个杯子），但尊重分杯；圣餐由各片负责人主领。
第三，负责人为终身制的规定。负责人在没有犯错误的情况下，实行终身制。
第四，外出传福音的规定。外出的费用自理，不允许接受外地的经济资助，若有奉献，必须带回本教会。假如出外传福音的人有经济上的困难，则由教会提供帮助。
建立制度固然是好，但若是把终身制写进制度中，这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
C. 属灵争战激化, 分裂现象让教会走向山头主义
当时，导致教会分裂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异端。
异端的危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50年代，温州市南唐的何天民设立“天国医院”，借赶鬼医病之名，诱惑无知的女信徒，与之发生性关系，蒙骗的人很多，何天民称之为“灵交灵”。到了60－70年代，何天民的势力发展到市区、乐清、永嘉、三溪、永强、瑞安、洞头等地。8 该异端思想搅扰了当时的教会，使得其他教会不得不采取防范的措施。
第二，“三自会”复出。
1980年2月25－3月1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志“三自会”正式复出。同年12月16－18日，温州“三自会”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正式复出。9
1981年底，温州区会在甲里桥举行小议会，共同商讨对策。结果，林乃姆等同工表示我们要进入三自，掌握三自的舵。1982年上半年，区会三位总负责有两位进入三自，分别为林乃姆和金道兴。10 此后，瓯海和平阳等地的教会成批进入三自会。一场极大的分裂在温州教会中发生，这也是温州本土教会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分化。
由于“三自会”的复出，80年代的温州教会如同一个江湖，到处硝烟弥漫。有不少教会进入"三自", 而有不少教会轰轰烈烈地出“三自”。以永嘉为例，由桥头几位传道人发起的“出三自”运动从桥头一直蔓延到全县，甚至影响到温州市区，很多从"三自"出来的教会纷纷把自己的教会改名为“某某新教会”，如“碧莲新教会”、“石湖新教会”等，这些名字都用毛笔字写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上，显得整齐划一、气势如虹。可见，80年代既是混乱的年代，也是树立英雄的年代，真可谓是乱世出英雄啊。
（3）团队加家长制的混合管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的温州教会已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项事工都得到了拓展与进一步的发展，但属灵的战争依然猛烈。在这个阶段，团队制度与家长制度相互交叉，混合在一起。
A. 新事工开展，团队成为必然的选择
90年代的事工发展已经超出了“家长们”的主导能力，新开展的事工不仅是新鲜事物，也需要一个团队才能运作。笔者将温州地区的教会在这个年代的新事工做一个介绍。
1992年，温州城郊片教会率先开展民工福音事工，此外，民工归主成为9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从民工信主，再到训练民工成为传道人，这在温州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事工步骤。11
1993年，温州地区不少家庭教会开始建立儿童主日学，从此，主日学事工向各教会拓展，儿童归主、少年传道人的兴起成为当时代教会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
1993年，永嘉县桥头教会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办全时间的培训班，后称为“学道班”。不过，学道班并非是新鲜之名，早在文革中温州教会就已经使用这个名称。至此之后，学道班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凡是温州教会所联络到的地方，都纷纷开设学道班，而在温州地区，学道班的数量不少于20所，这就是温州式的神学教育，可称为温州特色的神学院。
以上任何一项事工的开展，都不是一位家长能完成的，因此，家长制在部分的层面上已经走向瓦解，尽管整个团队仍需要一个主要的属灵领袖以做最后的定夺。
B. 断海外关系，闭关自守成领袖首选
1992年，刘彤等六位海外牧师到西门片教会讲道，聚会都很顺利。然而，就在六位牧师从机场起飞的那一刻，西门教会的多位领袖立即被捕，公安所给的罪名为“非法接待外国人。”据当时被捕的老弟兄介绍，此次被拘留的时间是一个月零一天。从牢房被释放后，公安留给他们三句话：不可反对三自；不可接触外国人；不可印刷圣经等资料。12
结果，80年代之后刚刚有所崭露头角的“外交势头”受到了严重地打击。经过市区教会领袖的交通决定，温州市区教会从此不再接触海外教牧人员。这正是因噎废食的道理。90年代的温州教会就这样在闭关自守中度过20世纪的最后几个“残年”，直到2000年，才有一批弟兄姊妹开始接触到海外的牧者，从而再次开启了外交大门。
C. 教义起争论，山头主义再粉墨登场
1995年，温州教会在“得救”问题上发生了大争论，持改革宗神学路线为代表的乐清教会，与持亚米纽斯（阿敏念）神学路线为代表的瑞安教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前者倡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后者倡导“信到底救到底”。13 本次争论持续时间长久，影响巨大。
每次分裂的发生都会给教会带来重重一击，分裂的双方都会显得分外的谨慎，以防被对方的势力影响，故而教会逐步有了层层的围墙，以至于让具有属灵权威的“家长”在围墙内有了全权的发言权，继而任何与外界接触的事情都要经过审批和同意，凡是违背此项规则的都被处以混乱教会的罪名，最终“山头主义”粉墨登台。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崇拜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某些有名望的传道人成为风头浪尖上的绝对权威，他们的话说一不二，就如同当年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一旦违背就会受到众叛亲离的危险。
D. 经济大潮涌现，信众流失导致事工合作频繁
于建嵘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城市化进程加速，面临世俗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强大挑战，教会一时无法适应，出现混乱。”14这一说法在90年代的温州教会，特别是乡村教会是一种不争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为了迎接经济大潮的挑战，大批农村的信徒和教牧人员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成为流落城市大街小巷的农民工。他们的离开，不仅带走了教会曾经有过的复兴和蓬勃，也带走了真理的话语权，农村教会留下的仅是老人、妇女和孩童。甚至有些村庄成了无人之村，所有人都移民到了乡镇和城市，而农村教会也因此一个一个的关闭。
当时，在温州乡间教会流行着一首“哀歌”，其名为《苦海的漩涡》，诗歌把这种经济大潮称为“苦海中的漩涡”。歌词共分两段，第一段是消极的告白，第二段是在消极中带着期待和愿望﹕
1、苦海的漩涡，正在急急旋转，有许多青年弟兄姐妹们，在漩涡之中挣扎。虽想极力挣脱急流，但无志向身不由己，随急流转的晕头转向，险境丛生终消失。远离了慈悲的救主，失去了肢体生活，失去了父神的保护，得不着心灵的安慰。弟兄姐妹，谨慎漩涡，警醒祈祷求主助。
2、苦海的漩涡，正在急急旋转，有许多青年弟兄姐妹们，在漩涡之中挣扎。时而漂浮时而消沉，心情焦急灰心绝望，骨肉的同胞遭此不幸，我们岂能不在意。赶快扬起救人风帆，牢牢扎下灵魂锚，靠主能力洪流奋斗，宁可舍己也要救人。甘心献上，不论强弱，不要迟延趁此刻。
面对“漩涡”，乡村教会的传道人把讲台对准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教会世俗化问题，并向离家的信徒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笔者就是在那种情境中成长的﹕许多传道人为此而声泪俱下，那种迫切，实在令笔者终身难以忘怀。于是，许多关于这类信息的诗歌就出现了，如一首《热心吧！弟兄姐妹》就是旨在唤起弟兄姊妹热心爱主，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写的﹕
“有的被世界吸引，有的被罪恶缠累。弟兄姐妹，有的贪爱钱财，离开教会，好像耶稣门徒的犹大。”
可见，当时教会视顺经济大潮随波逐流者为信仰的背叛者、信心的软弱者。而那些为生活四处奔波的信徒和传道人却无力回应这一谴责，只有在深深的愧疚中日夜打工糊口。
几年之后，教会领袖痛定思痛，终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亲自走向城市，聚拢自己的信徒开始主日崇拜和周间查经，并把这些新建立起来的聚会点转交给温州或是当地的教会，使自己教会的信徒在城市中同样得到牧养，而他们自己则定期到城市探访。例如﹕地处永嘉县偏远山区的碧莲片教会在当时有大量的信徒外流，后来，教会领袖决定借用温州市区郑桥教会的教堂，每月举行一次大型的外出信徒的培灵聚会，这样的聚会坚持了大约两年之久，最后终因人力物力的不足而宣布停止，而信徒则全部分散到温州市区各教会之中。不过，感谢神，这也令碧莲片教会的领袖们与市区教会有了更近一层的接触，从而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
E. 教会大遭迫害，彼此扶持患难与共
1996－2000年，是温州教会不平静的几个年头。大量的教堂被拆、被炸、被占用，仅永嘉一个大片就失去了11座教堂，15而像温州市区的华龙桥教堂和上徒门教堂这两座规模较大的教堂也不能幸免于难。此外，几乎所有的祈祷山都被夷为平地，温州教会四处弥漫着瓦片和泥灰的气息。这正是政府对中国教会的又一次试点打击。感谢神，失去了教堂并不等于失去了教会，这场持续多年之久的苦难把温州各地教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彼此扶持，患难与共，家长制度在这场战火中经受考验，而那些临危脱逃的“家长”更是无颜再回家长宝座。
总之，90年代的温州教会是一个伴随着矛盾、争战和成长的教会，每一个冲击都把教会带向不同的方向，但总体来说是朝着同心合意的方向行进的。
（4）团队加民主式管理模式—21世纪初叶
尽管90年代的温州教会已经实行部分领袖的民主选举，在总会的体制上已经有部分教会走向联邦制，但尚处于摸索的阶段。到了2000年之后，教会在制度上开始有了较为开放性的讨论，从而使得教会的制度逐步走向健全。
A. 放下历史包袱，由公开化走向正规的办公模式
经过半个来世纪的发展之后，温州家庭教会逐渐放下历史的包袱，这包袱中装有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对自我保护的低调、对外界的隔离等。一旦放下了这一切，教会就自然走向阳光的一面。从2000年开始，不少年轻传道人已经寻找教会在社区中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有些传道人则开始公开发个人的名片，部分从前从未如此公开的个人信息也毫不隐藏地流了出来。
个人的公开化，逐步影响教会的公开化。于是，不少堂会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紧接着，某些大片也就有了办公室，片办公室集合了片下属的所有负责人，大家坐在一起同时办公。到笔者出国深造之后，温州市区家庭教会的办公室已经不是秘密，几乎每位担任重要事工的全职传道人都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这样既可以合一处理教会的重要事务，及时协商紧迫的教务，又可以养成制度性办公的好习惯。
集体办公是温州地区教会最近几年的一项新事物，也是半个世纪以来走出恐惧的一个具体体现，它也成了温州家庭教会的一个历史性的亮点。在办公室里，团队的运行方式取代了家长制的个人操作方式。
B. 走制度化路线，教会章程和信仰告白相继面世
为了使教会的管理有法可依，为了使所有的事奉者有行事的约束力，温州很多片的教会都相继出台了教会章程，这些章程都是经过反复讨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章程明确规定了事奉者的资格，以及负责人的退休年龄。
除了教会章程，很多教会也相继推出了信仰告白，以表明自己教会的信仰立场。其中，最早公开信仰告白的为《麦种》杂志。
此外，也有教会开始有会友手册，如某教会的会友手册内容包括﹕教会的性质、教会的信仰、会友的条件、会友的权利、会友的义务、会籍的保留与终止等。
C. 放下个人权威，选举制度取代任命制
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州教会的行政体制渐趋成熟。大多数上层领袖（特别是总会领袖）都由选举产生，负责人不再是终身制，也不再是简单的任命。当然，目前的选举还不是全体信徒一人一票选出来，而是在同工团队中直接选举产生，这与北美教会的会员大会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至于教会是否都一定要奉行“会员大会”这一制度，笔者以为，这尚有待思考。
D. 松紧有序，联邦式的行政体制显成效
大多数总会与片会之间所实行的是联邦式的行政体制。比如，温州市区教会，下辖11个大片，每个大片都有不少的教会。市区总会是11个大片事工的中心，但各片在执行决议的时候，不一定都会全然接受，他们会按照自己片教会的特殊情况而稍作修订。各片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各片既要接受总会的指导，也有权决定自己片会的所有教务。这与美国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
温州区会虽然在权利上还是趋于集中制，但区总会对于各片教会，特别是那些在瑞安之外的，如永嘉等地的教会是无法做到完全掌控的，那些教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
四、温州教会当前重要事工的管理制度
总结历史，总能给我们开启一扇智慧的大门。了解了温州教会的行政管理历史之后，笔者向读者介绍一下温州教会当前的一些重要事工的管理制度。
1、行政制度
从行政角度而言，温州教会有很多不同体系的教会，但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温州区教会、温州市区教会、基督教华信联会。
（1）温州区会
温州区会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不过，上世纪80年代之后，区会就已经有很大的分裂，从意义上来说，区会已经不具备地区的代表性。
区会目前的范围包括﹕瑞安市的部分教会，乐清柳西和乐东的部分教会，永嘉桥下等教会，龙湾部分教会、温州市区极个别教会，以及温州市会中极个别的传道人。
区会总会为最高领导机构，总会定期召开议事会，青年会，大型的培灵会、退修会、查经会等。区会也不同于其他的总片，在地域上比较分散，召集议员开会也较为不方便，但与其他几个总会相比，区会的权利更加集中，其精神领袖更具话语权，其交通事项的贯彻程度更高。当然，相对的高压带来相对的抗拒。
温州区会的行政范围并不局限于温州地区，它也发展外省的事工，以及欧洲事工，这些在温州之外的教会也大都有温州人组成，并在行政上隶属于温州区会，这些“外省教会”有的是区会所建立，有的则是后来归属区会的。
（2）温州市会
温州市区教会下辖十一个大片，每个大片都有独立的教务决定权，市总会为最高行政机构，共有十一位负责人，并在十一位中产生一位总负责，称为议长。
市教会有统一的交通会，定在每月的第一周，会议的模式是从上到下，层层递进。
会议当天上午为市总会十一位负责人会议，类似于筹备会，会议由议长主持，下午则是扩大会。扩大会由几十位议员组成，这些议员分别来自来个片的代表。晚上，召开青年议会，这些议员来自市各个教会。经过一天的会议之后，市会的会议宣告结束，接下来则是各个片继续召开会议。
经过一天的会议之后，各教会代表把会议的精神带回各教会，然后组织教会会议。
（3）基督教华信联会
华信联会属于松散性的组织框架，旨在建立一个宣教与神学教育的联合型平台，联会一年举行四次会议，其中两次为小议会，两次为大议会。联会负责人员每年轮流探访各个片教会，以此进行连络的工作。
华信联会的下属各片教会仍然具有完全独立的行政地位，其原来的教会架构也不变，只是大家共同加入联会而已。如柳东片、柳西片和乐东片原本属于乐清教会总会，该片有着成熟的管理体制，在整个联会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介绍如下﹕
乐清教会总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下面有议会，理事会由议会选举产生。乐清总会的常务会议有﹕理事会议、季度会、月学习和年终会议。理事会主席就是乐清教会总会的总负责人，即最高领袖。
乐清教会的三个大片共有100多个教会，每个教会的负责人大都有年轻人担任。每个教会大小不一，小的几十人，大的几千人。但以三四百人的教会为最多。
乐清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外省教会”。所谓“外省教会”就是乐清教会在外省发展起来的教会，以外出做生意的乐清人为主，这些教会虽然分散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但在关系上都隶属于乐清教会总会。
除此之外，温州家庭教会还存在其他的一些系统，如温州地区的基督徒聚会处，还有独立于温州传统教会之外的、也不隶属三自的有﹕医师点、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以及在温州大学城周边所建立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的团契等。
2、教务制度
教务制度包括教产管理、总务的安排。笔者把教产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化的属于家庭教会的教堂，一类为以私人名义购买的社区内的聚会场所。
温州教会在浙江省是比较独特的，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比所有地方都宽松；浙江省教会与全国教会相比也比较独特，其中，家庭教会拥有宏伟的教堂正是其中的特征之一。这些大型的教堂，有的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同，有的则是比较隐蔽的建筑，除了高耸的十字架之外，其余的大概都不大能看出是教堂。
此外，凡是在社区内购买的聚会场所，都是以多人的名义联合买下的，但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教产之争，这些签名购房的教会同工都要另外立下合约，说明某某地方的房子是教会的房子，不属于私人所有。这样，既避开了政府不允许以家庭教会的名义购买房子的政策，也防范了可能发生的教产争议。
除了教产，还有教会总务的安排。比如，一个大片每月都需要举行议事会，会议地址、午餐等伙食的安排都需要有制度化。总体而言，每月的片会议轮流由每个教会接待，包括提供会议场所和午餐、茶水等具体的事宜。另外，关于举办大型的季度退修会，同工退修会，传道人查经会等则由部分大教会承办，所有费用也有该教会支出，而对于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总会要承担部分的会议支出。
3、财务制度
温州教会在财务制度上有如下特点﹕
（1）匿名奉献，只收现金
大陆教会与北美教会在财务制度上最大的区别为﹕大陆传统教会绝大多数为现金奉献，奉献者不具名，因此，也不像北美教会需要在年终或报税时间之前向会众提供免税收据。正因为这样，大陆与北美教会在财务上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同的。
（2）每月第一周圣餐聚会为奉献的时间
温州教会奉献以每月第一周圣餐主日为准；当然也欢迎弟兄姊妹在其余几周奉献。奉献是在圣餐完毕的时候举行，会众自发地移步到讲台前面，把奉献现金投入奉献箱中。
（3）数点奉献的人数至少在两位或以上
这是符合圣经的做法，两三个人才能做见证。假如是一人数点，必然会出现问题。
（4）财务、会计各自独立
有些教会会直接把奉献存入银行，而农村教会则会把奉献存放于某位执事的家中，但是，必须有不同的锁加在一起，反之，只有其中几位在场仍然是取不出钱的。
（5）总会财务来自堂会，特殊事工有特殊奉献
基本上每一个大片都会在每年的正月定一个主日为总会奉献，该主日的奉献款要当场数点，并在某一个时间送交到总会。
也有一些片规定要定期将奉献的一部分交给总会，或是所有奉献都要上交总会，然后实行按需分配，不过，这类教会属极少数。
假如总会要开展特殊工作，不在年度的财务计划之中，那么，就需要有人认捐，或是通过教会的同工向某些人单独提出，希望他们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6）财务不公开，仅局限于同工层中间分享
这与北美教会有着天壤之别，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教会由于没有被政府承认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财务不能对外公开，而仅仅局限于同工开会的时候做财务报告，而信徒基本上不可能知道教会的财务情况。当然，财务不公开很容易引起经济的问题，这正是中国某些家庭教会在财务上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4、人事制度
温州教会在人事上并没有成立独立的部门，人事由总会七位负责人之中的一位来做安排。所谓人事的事务就是处理关于全职与带职同工的相关事务。只有全职同工才能享受薪金，全职同工的薪金很低，与温州社会标准相比，实在是相差很大。
全职事奉者以讲台服事为主，仅仅从事音乐或文字事工者是不能成为全职同工的。全职传道人分散于主日讲台、儿童主日学讲台、栽培事工的讲台上，就是总会的负责人也都是传道人，无一例外，唯有带下面聚会点的同工未必是传道人。
带职的事奉者，无论从事讲台事奉，还是从事祷告、探访等事工，都不能享受教会的薪金，特殊个案例外。
其他人事安排如﹕派单安排、到全国各地培训人员的安排、特殊聚会讲员的安排等，但这些安排都在全职和带职两个范围之内。有些事工只能由全职传道人来做，而具有专业性的事工则会考虑由带职的传道人来做。另外，带职传道人基本上都参与总会的派单。
5、牧养制度
温州教会在教牧工作上以派单制度为准，然而，派单制度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派单和派工制是六十年代的产物，对于当时的教会具有切实的意义。然而，教会发展到今天，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已经到了更高的层次，派单制度已经不符合今日教会的发展状况了。在教会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派单制度不应该是整个温州教会唯一的选择。关于派单制度的利弊，笔者在此不做详细探讨。
6、训练制度
温州教会在栽培、训练上独占鳌头。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可以说没有一个地区性的教会能做到像温州教会那样在训练事工上的“全民皆兵”。
（1）“外差”是教会事奉中的重要部分
温州教会的外差事工遍布全国各地。有一次笔者外差路过一个极其偏僻的城镇，结果，在那里遇到了一家来自温州的弹棉花的人，这令我感到欣喜万分。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外差这一方面，也差不多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外差的传道人”，笔者这样讲似不为过。
（2）私人“接差”是整个训练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除了教会统一的差派之外，部分脱颖而出的传道人成为众多教会、学道班青睐的对象，他们常常会以个人的名义被邀请，前往带领退修会、同工栽培、学道班授课等工作。私人接差常与教会派单以及外差产生冲突，因此，某些教会规定，传道人一定要服从总会的安排，在派单和外差全面安排之外才允许私人接差。而有些更严厉的情况则是所有私人接过来的训练工作都要交给总会，然后以总会的名义差派。
（3）本地教会定期、短期、长期训练并举
除了外差，本地教会也有定期的各类训练工作，如每年一度的大型退修会，包括传道人退修会、青年同工退修会、民工同工退修会、女众（即姊妹）退修会、主日学讲员退修会等。
短期训练如﹕暑假儿童青少年一周的夏令会、每月一次的传道人神学训练等。
长期训练则指学道班的学习。学道班就是家庭教会的神学院，进入这类班级的人员要经过一至三年的神学训练。
无论是定期、短期，或是长期的训练，几乎所有的讲员都为温州本地的传道人，直到最近几年，这类讲台才逐渐对外开放。
（4）堂会单独进行的训练事工
温州教会普遍注重同工训练，几乎每一个独立的堂会都有自己组织的训练工作，或是几个教联合举行训练工作。这些独立的训练工作不受总会限制。如笔者曾从事九年的民工福音工作，从建立民工教会，到训练民工成为传道人，笔者都曾经参与；还培养了几位民工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回到家乡之后，都成为当地教会重要的领袖。
五、温州教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更新
调整与更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非常艰巨。笔者仅提出几个看法，以做参考。
1、要实行“小总会，大教会”的行政路线
“小政府大社会”是民主国家的特点。温州教会在行政上应该考虑权利下放，而不是把权利集中到总会当中，让教会或各个小组有更多的自主度。
2、开放“机构禁”，组建各类专业性机构
有了“小总会”的路线，才会有开放“机构”的可能性。教会不是全能的，有许多事情需要有不同的机构来完成。比如，教会可以考虑把社会关怀和社区参与等事工放手给相应的机构来做。在宣教方面，也是如此，从长远角度来说，温州教会一定需要有独立的、上轨道的宣教机构，即差会。此外，还有从事文字出版的、婚姻培训的、学术研究的、神学教育的等方面的机构。
3、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实现教务公开化
教务公开可以防止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从而避免潜在的危机。当然，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教务全然公开，但教会一定要寻求适当的途径，让会众清楚教会各方面的事务进展，特别是经济的情况。
4、广开言路，采纳多方的提议以使事工更加完善
广开言路首先要做到经得起批评。笔者最担心领袖们不愿意接纳批评者，历史证明批评者往往会被作为敌人来对待。另外，从90年代的教义之争可见，意见不同者容易轻易的把对方定性为“异端”。因此，放下自己、谦卑自己，不以世俗的论资排辈为考量，这样才能听到多方的声音，才能使教会的事工得到拓展。
5、加强学习，让行政同工有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在这一方面，乐清教会做得比较出色，据那里的一位同工介绍，现已有十几位在教会任重要职位的传道人在新加坡等海外神学院深造、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只有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留在历史的夹缝之中，这不仅拓展传道人的属灵和社会的视野，也能让教会的异象更加远大。
6、与兄弟教会建立横向联系取长补短，共兴福音
当前的温州教会与70年代相比，缺乏了整体性和代表性，随着合一的失落，谁才能代表温州教会，这个问题正式浮出水面。不过，笔者以为，谁是代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温州各个系统的教会能联络在一起，这样才能实现再度的合一。
除了与温州当地的教会联络之外，温州各片教会应该与全国更多的兄弟教会建立横向联络，取长补短，共同兴旺福音，因为神在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独特的恩典，没有一个教会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没有一个教会不在神的恩典之中。
7、推动牧会制是教会当前最为重要的事工
温州各地教会在这几年都有转型的呼声，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此更是呼声四起。然而，从派单制转向牧会制并非易事，笔者将在其它篇幅另作分析。但无论如何，牧会制度乃为众望所归，只有这样，温州教会才能在全新的时代继续胜出。
六、温州式管理模式对其它教会的影响
温州式管理模式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已经不仅仅属于温州，而是影响到了全国各地的教会，成为一种教会内的“公共的管理模式”。那么，温州教会的管理模式是如何输出并实践在其它教会之中呢？笔者总结如下﹕
1、通过“外差”，带动各地建立温州式管理模式
温州各片教会常年派遣传道人到全国各地做培训工作，遇到当地教会行政上的问题时，传道人必然用温州的管理方式给予解答，由此，温州教会的管理模式渐渐深入人心。
有时候，教会特别差派行政治理的同工到某地进行指导和策划，以帮助当地教会建立完善的行政体制。以安徽省为例，经过温州教会十多年的帮助和指导，安徽大部分教会已经建立起管理制度，并在各片教会之间建立起纽带，共同兴办神学班，共同开展传道人培训工作，共同策划福音宣教事工等，安徽省的情况正是温州教会在管理模式上对外影响的真实见证。
2、通过招聚各地教会领袖来受训，教导管理模式
温州各总会都会定期招聚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来温州受训，除了在神学和生命上的教导，也在治理模式上手把手的教导，这些传道人回去之后，自然会把管理方式带到自己的教会之中。
3、通过民工返乡把管理模式带回家乡教会
这种方式在温州市区城郊教会尤为突出，笔者在带领民工教会期间，曾训练一批弟兄姊妹成为传道人，其中几位回到家乡教会后成为重要的领袖，并把温州管理模式带回家乡教会。
4、通过商人\移民的脚步使“温州搬”在欧洲崛起
在欧洲温州人聚居的城市，大都建立起较大型的温州教会，其模式也都照搬温州教会的模式，因此，被戏称为“温州搬”。
“温州搬”在欧洲的崛起，足以证明温州管理模式已经冲出国门，尽管其影响力有限，却不失为一套渐趋成熟的行政制度。
总之，温州教会的管理体制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温州教会历史、乃至中国教会历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温州教会的管理模式不仅在温州生发，而今也在全国很多地方的教会中扎根，其影响力甚至远达海外。假如温州教会的领袖能把握时代的脉动，及时修正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之处，那么，温州教会将会迎来又一个全新的黎明。
注释﹕
1. 参林乃姆著：《林乃姆回忆录》，未出版。林在回忆录中写到：“58年至60年，温州市所有的教堂全部关门，又不准家庭的聚会，连三四人祷告会也不许，公安局人员和三自会人员，到处视察汇报管辖。”林本人就是在秘密的祷告会中悔改信主，并献身做传导人的。
2. 同上。林在回忆录中见证了一个聚会点的建立：“1965年5月份，在汤圆巷，阿菊姊妹家又建立聚会，荷花这一圈信主的人都去阿菊姊妹家聚会，有三十人左右 ，证道在主日晚上。”
3. 同上。在这次洗礼中，不少病人病得医治，林记载说：“朔门有一位姊妹在这次洗礼中，原来一直颤抖的手洗好，后来摆了一桌酒席，请我去吃喜酒，我不知道为甚么，我去到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坐好，等我去坐席。”
4. 同上。林在回忆录中写到：“青年六大片已经建立，召集六大片老年中年弟兄，参加聚会⋯⋯选立各片负责人。”六大片包括：南门片，市中片，西门片，朔门片，东门片，八字片。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各片负责人名字，出于慎重考虑，笔者不将名单列出来，因为当事人基本上都还健在。
5. 据陈撒母耳牧师口述。
6.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未出版，页139。
7. 林乃姆著：《林乃姆回忆录》。
8.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151。
9. 支华欣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46。
10.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170。
11. 笔者从事民工福音工作有九年的时间，亲身经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民工归主的整个过程，读者请参考拙作《我和民工有个约──温州市城郊教会民工福音的评估与前瞻》，刊于《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九期，2007年7月。
12. 据江BS口述，笔者采访纪录。
13.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197。
14. 于建嵘着﹕《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刊于《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4期。
15.这是笔者的母会，数据来自教会负责人潘DC。
舍禾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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