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在過去六十年來，曾經歷過兩次大的轉型，目前則將進入關鍵性的第三次轉型。自1949-78的第一個三十年，中國教會經過了火的洗禮，原有的宗派及教會都被打散，轉為家庭型態的聚會點，又經過十年文革的摧殘。但是中國教會卻在風雨飄搖中被煉淨，也紮下穩固的根基。1979-2008的第二個三十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調，中國教會經歷了爆炸性的成長。但是量的暴增，也帶來質的降低，因此良莠不齊、魚目混珠、異端邪說的問題層出不窮。
未來在奧運結束後，中國社會都市化的形勢會持續，教育水準會快速提升，國外影響力也會更明顯。在面對這些內外環境的變化時，中國教會未來必然需要「模式轉移」(Paradigm Shift)，才足以應付這些挑戰與壓力。但是中國教會轉型的方向為何？卻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依我個人這些年對中國教會的觀察，並參考海外華人及西方教會有關此問題之研究，我願意提出些個人的淺見，藉此來拋磚引玉。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教會的模式轉移，基本上應該包括四個方面，那就是：治理體制化、牧養小組化、教導系統化、福音處境化。
治理體制化
據我的觀察，目前國內家庭教會的治理，基本上仍停留在聖經中初期教會的「雛型」階段，也就是說大多數堂會還沒有正式按立的執事、長老及傳道人。而在事工的 配搭與分工上，也多半是採取鬆散的、非正規的組織體系來運作。這對教會未來的成長，將造成瓶頸與困擾，也限制了教會進一步的發展。
首先，教會治理的關鍵乃是教會領袖的選立問題。從耶路撒冷教會的例子來看，最早期的型態，是以十二使徒為首的領導團隊。但是隨著信徒人數的暴增，在教會的 關懷上，就出現了破口，這才有使徒行傳第六章七位執事的設立。值得注意的是，這七位元執事的名字全部是希臘人的名字，可見他們都是生長於僑居地的年輕領袖 們。所以教會增長到一個程度，就必須建立更完善的「體制」，才能更有效率、更全面地治理教會。
此外，使徒行傳也記載，保羅每到一處宣教，離開之前往往會按立長老作為教會的領袖，他也按立了提摩太、提多等年輕的傳道人作為接班人。這對他宣教事工的傳 承，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在面對假先知、假教師的攻擊與挑戰時，要鞏固教會領袖的屬靈權柄，公開按立的程式就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如今中國教會文革時代以來的屬靈前輩已經不多了，他們以經過火的試煉之見証，樹立了威望。但是在老成逐漸凋零的情勢下，屬靈領袖的傳承，是極為重要的。目 前中國各地教會領袖多以「同工」為名，教會事工也是以「同工會」的名義來運作。這種方式雖然行之有年，但是在面對如「東方閃電」等異端團體的滲透與分化， 就看出這種鬆散的、非正規的組織體系的漏洞。因此應當趁著這些屬靈前輩還在世時，正式按立長老、執事，使教會的屬靈權柄得以明確地傳承下去。
所以中國教會「體制化」(institutionize)是 遲早必須走的路，也是聖經明確的教導。過去三十多年來，教會在鬆散的組織下還能運作，並不代表這就是理想的組織架構，更不表示這是合乎聖經的模式。如今中 國教會已經走過了初期的過渡階段，成長到一個地步，需要按照聖經的方式，以更透明、更有公信力的途徑來選立傳道人及長老、執事，並以「長執會」的方式來治 理教會。
當然，有幾個相關問題需要討論。第一是傳道人要不要被按立為「牧師」的問題。其實「牧師」就是聖經中的「牧人」之意，也是合乎聖經的職稱。若教會同意「牧師」的職稱，則傳道人採取國際公認的「牧師」名義最為妥當。而「長老」一職，多數海外教會是指帶職事奉的平信徒領袖(lay leader)。但是不同的教會傳統，對這個問題往往有不同的立場與見解。若教會對「牧師」這個職稱有所保留，也可以採取吳勇長老創立的臺北地方教會的做法，即他們在大部分堂會都設立專職並且支薪的「當家長老」來負責。這些「當家長老」其實就等於是牧師。
其次的問題，就是聚會點的負責同工或傳道人該不該支薪的問題。我在海外遇見許多國內來的神學生，都反應這個問題是他們踏上全職事奉的最大障礙。我認為教會 既然邁向體制化，供應傳道人的生活需用是理所當然的事，也是聖經的教導。保羅提醒我們：『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加6:6)。至於傳道人的薪俸應該有多少，也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據我瞭解，國內教會對傳道人的資助往往過分偏低。合理的標準，我建議可以參考當地中學老師的薪資，因為老師的工作性質最接近傳道人的事奉。
溫州教會的特色之一，就是絕大多數的傳道同工都是自力更生，多少都兼一些副業。但是我認為長此以往，這將成為溫州教會發展的瓶頸。你認為一位蒙召又受過正 統神學訓練的傳道人，應該還兼差做生意、去上班嗎？這符合「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的屬靈原則嗎？我認為中國教會必須走出這個框框，否則很難培育下一代優秀 的屬靈領袖。
第三，按立長執的程式問題。教會裡年齡七十歲以上的屬靈長輩，原則上不必再擔任管理日常事務的「長老」職，而退居屬靈的「諮詢顧問」角色。而在尚未設立長 老的教會，我建議由這些年高德邵的屬靈長輩先按立一批長老。然後每個「片區」，可以由眾教會推選出來的十幾位長老及傳道人代表，組成一個「長老團」，作為 教會的主要決策機構。接下來由這個長老團提名各堂會的「執事」候選人，並經由各聚會點信徒或主要同工們投票予以認可，這是海外眾教會的正規做法。理想的情 況是，每個百人以上的聚會點，都應該有自己堂會的幾位執事。超過兩、三百人的聚會點，甚至應該還有長老。人數少的聚會點，每三、五個聚會點可以組成一個事 奉團隊，其中包含長老和執事。每個堂會對教會的財務、講台事奉的安排及同工的人事權，都應該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這是聖經的原則。
第四，關於教會長老與執事的分工問題。一般而言，執事偏重於擔任行政和事務性的工作，長老偏重於教導及牧養的事工。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恩賜及事奉的角色。 當然有些執事若有教導恩賜，也可能會參與教會教導的事工。此外在屬靈成熟度上，長老應該高於執事。在執事方面，負責財務的執事格外重要，因為財務必須公開 而且透明，否則會給魔鬼留地步(這是國內教會行政方面較弱的一環，也常為人所詬病)。
牧養小組化
當教會人數迅速增長時，若牧養和關懷跟不上，就會產生掛一漏萬的狀況，以至於流失率很高。這是目前中國教會的通病，特別是都市中的教會。據我的瞭解，國內 教會的關懷工作多半還是以傳統的方式，依靠傳道同工去個別探訪。這對於一百人以下的聚會點還行得通，超過百人以上的堂會還用這種「單線牧養」的方式，傳道 人就會疲於奔命─「累得跟狗一樣」。換句話說，牧人會變成像趕羊的「牧羊犬」了。
面對成長迅速的城市教會，比較有效的牧養方式，是以小組來編織成一個「關懷網」，協助傳道人作牧養工作。但是這種以牧養為導向的小組，與靈恩派所提倡的 「小組教會」截然不同。「小組教會」是以傳福音為導向的，所以鼓勵小組迅速增殖分裂；牧養導向的小組為了建立組員間的關係與信賴感，因此不鼓勵成員變動太 快。所以兩者做法完全不同，誇張一點的說法是：『東離西有多遠，「小組教會」與以小組來牧養的教會相差就有多遠。』
在教會歷史上，最成功的小組牧養模式，就是十八世紀衛斯理創立的「班」(Class)。由於受衛斯理感召而信主的人，大多出身於貧下農階級的文盲，原本生活放蕩無忌。因此衛斯理成立了許多十幾個人左右的「班」，班長要定期考核班員的屬靈狀況，包括生活方面(如酗酒、打架、說粗話等)及靈性方面(如讀經、禱告等)。他也為了幫助他們能讀聖經，就推動以識字為主的「主日學」。這些都為當年的福音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由於十八世紀末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的巨變階段，與今天中國的情勢相仿，因此特別値得我們效法。
至於近代比較成功的小組牧養模式，還有韓國趙鏞基的中央純福音教會。他在所寫的《愛網重重》一書中，介紹了他成功的秘訣。其實趙牧師自己承認，他牧會以來，個人從來不探訪信徒。但是他卻重用成千上萬以姊妹為主的小組長，殷勤地替他探訪、關懷信徒，使他的教會蒸蒸日上。
在國內實施小組牧養的時候，還有幾件需要注意的事。首先，作為教會骨幹的「社會青年團契」可能需要拆開重組。以海外華人教會的經驗來說，將十七、八歲的未 婚年輕人，與五十幾歲的中年家庭放在一起組成團契，牧養效果不會太好。因為不但人數太多，而且年齡、興趣與需要差距太大。海外華人教會的「社青團契」成 員，通常都是指未婚的就業青年。而已婚(特別是已經生孩子)的夫婦，則另外組成「夫婦團契」或家庭小組。所以「社青團契」需要作一個適當的切割。
其次，已婚的夫婦應該按照小組牧養的模式，將5到8個 家庭組成家庭小組。編組方式要考慮居住的地區，以及孩子年齡大小。因為如果住得近，孩子年齡相仿可以玩在一起，小組的向心力就會強，出席率也會比較穩定。 小組聚會內容可以包括三部分：過去一週的生活見證分享、主日資訊回應與討論以及彼此代禱。這是許多推動小組牧養的華人及西方教會常用的方式，效果很好。
家庭小組的負責同工主要的責任不在於教導，而是牧養與關懷。因此需要找到有這方面恩賜的人。如果在關懷時碰到比較困難的個案，覺得力不能勝，小組長就要呈報上級負責的長執或傳道人來處理。
我自己曾牧養一間五、六百人的教會，曾有幾年的時間我連一個能操華語的助理牧師都沒有。但是藉著三十幾個家庭小組及團契來關懷大多數的信徒，我和師母則偏 重輔導較棘手的個案，教會在七年內仍然可以發展到一千三百多人。所以這種分層負責的牧養模式，適合牧養比較大的教會。同時，牧者也可以針對有特別需要的信 徒，有時間提供更有深度、長期的服事。
為了達到小組牧養的效果，每個堂會的目標應該是：教會信徒有80%以上的人參加小組或團契。若是信徒參與率未達到一半，則教會肯定會有許多漏網之魚。此外，每個聚會點都應該有專任的關懷同工(可以是長老、執事或傳道人)來負責協調、調度與訓練。據我所知，目前溫州教會各片區傳道人係輪流講道，但每個聚會點卻沒有指定專人負責牧養。這可能會造成破口，需要改弦易轍，使牧養工作做得更紮實。
教導系統化
中國教會信徒一般而言，量多而質低，這是普遍的共識。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真理的教導這一個環節很弱。有鑒於此，國內各種神學培訓班如雨後春筍一般地被建立 起來。然而其程度參差不齊，又引發另外一些問題。有關對傳道人的神學培訓問題，在此我姑且不談，本文想談一談對一般信徒的教導事工。
教導事工的「系統化」，其實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主日資訊的系統化，另一方面是成人主日學的問題。
海內外華人教會的主日講台，迄今基本上還是以主題式資訊為主，因此信徒對真理的瞭解，往往是東一點、西一點的，容易讓異端鑽漏洞。而防治異端之道，唯有讓 信徒對真理有一個系統性、全面性的認識，才能使異端邪說無縫可鑽。要達到這個目的，逐卷、逐章式的解經講道，是一個有效的途徑。
一百年前英國著名的傳道人司布真就以系統性解經講道聞名。有人曾說：「一個信徒只要在司布真的教會聚會十年，都會成為一個小神學家。」可見他的教導何等紮 實。今日美國福音派的教會，也多半採取這種講道的方式。我個人在過去十多年的牧會生涯裡，也堅持以此方式講了三、四十卷新舊約聖經。
但是要能逐卷逐章地解經講道，一方面傳道人要加強解經講道的訓練，也需要各種的輔助材料。幸而目前磁帶、光盤，及網路上所提供的補助材料不少，多少會有幫 助。另一方面，講台的安排也需要調整。溫州教會的講台一向採取輪流的方式，這種方式固然有其優點，但是對於資訊的連貫性，卻是一大障礙。
我個人的建議是將所有站講台的傳道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牧養為主的，及另一類以巡迴講道為主的。以牧養為主的傳道人，可分配到各聚會點，作為「駐堂傳道 人」。「駐堂傳道人」的恩賜及負擔是牧養和關懷，事奉方面以自己的聚會點為主，每個月在自己教會至少講兩次道，不再經常外出講道。另外兩次則由巡迴傳道人 負責。至於以巡迴講道為主的傳道人，則每個月排三次以上在不同的聚會點講道，但是不參與牧養。為了主日資訊能有連貫性，可以定規某幾個月眾教會都講某卷 書，每個不同的講員，都要按次序講，這樣資訊就可以銜接起來。
除了主日講台之外，成人主日學是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教導途徑。溫州教會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大多數信徒在主日會從早到晚忠心地待在教會裡，他們常常會一整天 參加四堂崇拜。但是溫州教會似乎沒有「成人主日學」的課程，這是可以略加修改的，也就是鼓勵弟兄姊妹在主日崇拜後，再參加一堂主日學。
海外的華人教會，大多數都有琳瑯滿目的課程是為成年人預備的。一個教會的屬靈素質如何，可以從他們主日學的課程，以及參加人數的多寡略知一二。美國的美南 浸信會之所以能在過去四、五十年來，當其他教會人數日漸減少的情況下，卻能逆勢成長，就是因為他們有極為完善健全的成人主日學。這一點是値得中國教會學習 的。
成人主日學要像學校一樣，提供多種不同程度的課程，讓信徒來選擇。這些主日學的課程，可以和以聖經為主的主日講台信息相輔相成，幫助信徒對真理的認識更加全備。我自己牧養的教會之主日學課程，分為四個程度：
1)慕道級：慕道班、基要信仰、受洗班
2)初信級：新約概論、舊約概論、靈修生活
3)一般級：聖經專卷、生活系列(婚姻、兒女管教)、宣教系列、神學系列
4)進深級：啟示錄、護教學、基督教倫理學、釋經學
主日學課程通常以12到14週為一個學期，每年分為三個學期。中間可以穿插一些特別節目(如聖誕節、復活節、母親節等)，或三、四週的專題。為了提升信徒對真理的認識，要鼓勵信徒有終身學習的觀念。我自己牧會的目標之一，就是希望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信徒經常參加主日學的學習。
福音處境化
在中國教會中，溫州教會無論在本地的福音工作，或外地的宣教工作，都算是最有創意，也最有成效的，値得眾教會來學習。然而為了更上一層樓，容許我提出一些建議作為參考。
宣教學上所謂的「福音處境化」，不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還包括福音要能回應當地經濟、社會及政治的情勢。因此，除了超越文化的宣教事工需要另行專 文討論外，在中國現有的處境上，教會需要回應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民工問題、工業化造成的農村空洞化問題，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國文化更新等三大問題。這 些都是重要的大問題，不容易三言兩語說清楚，我只能點到為止地提供一些管見。
第一，在民工問題方面，溫州教會已經作了不少努力，也有些果效。現在需要加強的，乃是由個人的關懷推進到更深遠的事工。其中民工的職業訓練，及民工子弟的 教育問題，可能是教會可以著手的兩個重點。在這方面，英國十八、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衛斯理的循理會福音運動，以及「救世軍」的慈善救濟運動，都有値得借 鏡的經驗。我們需要鑑古知今，作一些深入的研究。
第二，有關農村的問題，則可以從教會及社會兩方面來看。在農村教會方面，由於青少壯人力的外流，農村教會只剩下老弱殘兵岌岌可危。因應之道，我認為只有以 「認領」的方式，將城鄉教會結合在一起。也就是每個城市教會可以個別認領一個鄉村教會，以定點、定期的方式，讓青年人下鄉，去教農村的兒童學業及聖經；讓 成年人去探訪、去領聚會。長此以往，將對農村教會有極大的助益。
另一方面，要減少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外移所造成的問題，釜底抽薪之計只有設法將工廠開設在農村。以台灣的經驗來說，七十年代許多工廠紛紛開設在臺北、高雄等 大都市，形成許多所謂「加工區」。但到了九十年代，因為地價高漲，人工成本增加，工廠又紛紛回到鄉村。我預測一、二十年後的中國也會如此。因此我鼓勵溫州 有先見之明的基督徒企業家，能儘早到農村購地、建廠，不僅可以減低生產成本，而且能幫農村留住人才，更可以減低都市人口過份集中的種種弊端。
第三，關於如何以基督信仰來更新中國文化的問題，一向是我個人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教會信徒大多數在農村，因此教育水準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 中國教會信徒雖然大量增加，卻未能在中國社會看見明顯的影響。這與港臺及北美的華人教會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識水準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然 而自從八十年代中國學生出國的熱潮開始後，情形就有很大的改變，很多海外學人歸主。現在由於「海歸」的學人大量增加，也使國內知識份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顯 著地提高。但是知識份子中基督徒的人數增加，並不代表基督教信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有等比例的增加。
二十世紀初，由於「基要派」與「社會福音派」的路線之爭，中國福音派教會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國教會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現在是我們重 新檢討這個策略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確信福音能轉化文化，中國教會就應該鼓勵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眾傳媒來傳遞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並以生活及職場的 見證，來凸顯我們與世俗迥別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透過這些途徑，我們可以影響中國社會，進而重新塑造中國的文化。
結論
自馬禮遜來華傳教，迄今已經有兩百年了。在中國，無論是基督徒的人數和比例，或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目前都處於空前的最佳狀態。因此，如何使中國教會能在神州大地向下紮根，向上結果，將是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的挑戰。求神給我們屬靈的智慧，能夠掌握時機，開創未來，迎接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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