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被稱為 “中國的猶太人”，如果說之前這一比喻更多的被用來形容溫州人在商業領域的智慧與堅忍，那麼，以基督教為主的宗教信仰在溫州的勃興，則讓這個稱呼變得更加名副其實，越來越多的溫州人和猶太人一樣，信奉同一個上帝。
“溫州是受神祝福的地方。”當地一名教士說。從1867年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把福音傳入溫州之後，溫州就已成為中國基督信仰的重鎮。在解放前，溫州 的基督教徒一度達到了7萬之眾，約占全國總數的十分之一。建國後，尤其是“文革”期間，基督教信仰一度在溫州銷聲匿跡，但改革開放後，溫州基督教信仰開始 復興，並因其深厚的積澱使這一信仰更加盛況空前。據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陳村富教授估計，“大約10%-15%的溫州人信仰基督教”，這在 中國是一個很高的比例。
與宗教的復興相伴隨的，是溫州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一發展衍生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私人經濟部門和宗教開始出現融合跡象，並因此產生了一個新的群體——老闆基督徒。
老闆基督徒崛起
“老闆基督徒”這一提法是陳村富的創造。2003年，陳村富赴浙江溫州調研，他發現，市場經濟條件下，溫州的基督教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除了過去 的農民教徒群體、城市街道教徒群體外，溫州正在出現一個以“老闆教徒”為主的新興教徒群體。陳村富這麼定義這個群體：他是教徒，但他們的職業，他們的經 濟，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現代經濟的產物，跟現代經濟緊密相關。這些老闆基督徒類似於14至15世紀歐洲新興城市形成時的市民，所以也可稱之為“市民身份基督徒”。
從陳村富對溫州市四個教堂的調研資料來看，從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這段時間裡，個體經營者(俗稱老闆)和大公司、企業高層人士增長很快， 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禮拜人數的50%上下，“實際上要超過這個數字，因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禮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陳村富說。
教會中的“老闆基督徒”大概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開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經過不斷奮鬥，從農民甚至打工者，一躍成為企業家；還有一種便是一些企業家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認為其適合自己的企業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進而受洗入教的。
他們大多從事小商品加工、開個體經銷店，少數人成了承包商、批發商、股份公司的股東、董事或經理。對現代化的經營管理，他們還是比較生疏，但與此同 時，這些老闆基督徒又是溫州教會資產、教堂建設、教會管理的主力，他們財力雄厚、見識廣，社會聯繫多，能量大。教會要擴建或者新建教堂，舉辦各種職業培訓 班，以及和其他教會的協作交流都要辦複雜的申請手續，神父、牧師大多不善於交際，但這些老闆基督徒出場往往可以辦成。溫州神力集團董事長鄭勝濤就是一名典 型的老闆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誠的信奉者，又是溫州市政協副主席和溫州商會的會長。他在溫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隨著老闆基督徒數量的增加，溫州出現了一些較大規模的企業家團契(基督教特定聚會的名稱，其旨在增進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分享、 幫助的集體情誼)。據溫州神力教會林朝陽牧師介紹，該教會每月都會有企業家團契，一般會有100多人參加，而這“是溫州最小的一個企業家團契”。這些企業 家在團契中學習宗教經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擾。
“其實在教會裡面是要尋找一種安寧、平靜的心，而且在教會裡面，跟教徒們在一起，沒有生意場上為了利益的你爭我鬥，沒有競爭，沒有防備，大家在這裡是開放的。”小林鞋材總經理蔡小東說。
這種企業家團契既是企業家進行宗教活動的產物，同時又強化了“老闆基督徒”這個群體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家團契的活躍，正是溫州老闆基督徒崛起的例證。
商業道德振興的力量
馬克斯·韋伯說過：“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家的最高境界。”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企業家有其自身的優勢。
據陳村富的調查，對於雇工做老闆，有64.1%的人認為必須榮神益人和守法。這說明基督徒做生意的職業道德觀念。現在很多非教徒老闆殘酷對待員工，違法亂紀，弄虛作假，欺騙消費者，對此教徒們和老闆都很反感。而基督徒企業家們往往信譽高，所以顧客大多喜歡買他們的東西。這也是溫州一帶教徒們開店做生意一般比別人好的原因。
華東師範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認為，當老闆基督徒設法把一個職業群體與信仰群體整合起來的時候，一個職業共同體也就得以建設起來了，甚至是在使用職業共同體的途徑來重建社會規範、社會信任乃至社會信仰。
在溫州已經做了十多年鞋材生意的蔡小東對此深有體會，“我們辦企業做產品，無論從信仰來說，還是做人來說，我們有一個不變的原則，做生意就要誠信做生意，跟客戶講好的東西，品質怎麼樣，品質怎麼樣，我們就按照這個品質做，這方面我們比較注重。”
蔡小東在日常生意往來中也會遇到一些實際的問題。現在一些老闆，去外面玩，KTV、打撲克賭博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對與基督教徒來說，他們會對自 己有一個嚴格的把關。他也承認，這樣無形當中，一些業務會受到影響，“但我有信仰的緣故，有時候可能必須承受這方面的損失。”他說。
周忠信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溫州華福慈善基金會的一名負責人，他同時也是一名商人。他告訴記者，他去年放棄了一筆100多萬的政府生意，原因是這筆生意需要走關係，而這與他的信仰不符。周強調這個取捨過程並不痛苦，原因是“在這裡失去的，上帝會在別的地方給我”。
這或許是溫州的老闆基督徒財富觀的特殊之處。他們也有賺錢的衝動，但基督徒老闆能比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一位老闆認為，“人的欲望也是沒有底的， 你現在賺1萬，有了1萬你會想10萬，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尋找一種平衡，一種滿足感。信仰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依靠，我們得到耶穌，其他東西就會看得很淡。”
老闆基督徒多是大量財富的擁有者，但是在對個人財富的處理上，他們大多喜歡強調自己是在“替上帝保管錢財”。“說到基督徒賺錢的目的，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錢也是上帝給我們的，這個錢是上帝讓我們去管理的，我們是管理者，他是主人。那麼我們這個錢怎麼用得合意，怎麼樣用恰當，很要緊，所以我們不會花天酒 地。但是我們對比如說公益事業、社會關懷，比如說教會的幫助，則是義不容辭的，有時候甚至會大手筆地拿出去的。”蔡小東說。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溫州民營經濟之所以這麼發達，也是建立在一種社會誠信基礎上，不是說國家的法律和國家意志強制它遵紀守法，而是一定要要守誠信，是發自內心的，“之所以能形成這種誠信的環境，我認為宗教的因素在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說。
信仰與世俗化的矛盾
凡世的人信仰超出世間的神，必然產生世俗與超世的矛盾。凡人生活在現實世界中，處於各種社會關係和各種社會矛盾中，他追求超越，然而他還是必須解決 肉體生存和種族延續的基本需要。在西方，宗教的確拖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但是，在於商業的融合中，宗教的世俗化傾向也愈加明顯，其表現就是宗教觀念同 資本主義生產相一致，宗教倫理同世俗功利主義倫理相協調，所導致的結果就是20世紀後半葉集中表現出來的宗教在現實生活中的“淡出”和削弱。這一點，在溫 州並非毫無徵兆。
陳村富的調查中有一項，如果外出打工、經商而無法做禮拜怎麼辦，在被調查的248人中，有54人認為“可以免去”，認為可以在家讀經代替者有166人，占66.94%。陳村富認為，在市場經濟衝擊下，實際上許多年輕教徒開始把賺錢看得比信仰重要。
而老闆基督徒面臨的世俗化誘惑更為明顯。一位老闆基督徒說：“辦企業會時常牽扯到利益和信仰上的矛盾，往往很掙扎。有的時候也會妥協，會按照世俗的方法去做。但是往往做完以後，自己的良心就會受到譴責，聖靈就會在裡面感動——你這樣做是不合適的。”
實際上，類似的心靈困境時有發生，老闆基督徒的化解方式也不盡相同。例如很多老闆基督徒在是否送禮、是否陪客戶去KTV的問題上，採取了一套世俗化的解決方案。他們自身大多堅決不參與此類行為，但卻會默許手下去做。
不可否認，很多基督教徒都試圖用宗教教義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但在俗世大環境中，很多企業家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已經與《聖經》的教義背道而馳。在溫 州，大多數企業家在雇工勞動時間上都無法執行國家法定標準，甚至有的工人每個月只能休息一兩天，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企業。然而這些企業似乎並未意識 到這一行為在法律上和信仰上的不妥，因為 “大家都是這樣”。我們無法確認這是無意識之過還是選擇性忽略。
儘管趙曉等 學者呼籲把基督教信仰引入市場經濟，但復旦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平擔心，如果世俗化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可能會重蹈西方的覆轍，即經濟越強大，信仰卻越脆 弱。“如果說基督教在中國真正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因為基督教越來越衰敗了，因為它越來越世俗化了，因為中國社會特別世俗化，中國的世俗能力特 別強，同化能力特別強。”劉平說。
轉載：經濟觀察報。2010年03月26日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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