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序言）
神学家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
——纪念刘廷芳博士诞辰120周年
序 言
2011年7月初，我正在浙江神学院，参加由浙江省基督教两会与杭州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举办的教牧英语口语培训班。一天，温州市三溪牧区支弟兄打来电话，要求我于7月30日给该牧区青少年圣乐营作一次讲座，内容是关于刘廷芳的。他说，因为今年是温籍神学家刘廷芳博士诞辰120周年，该牧区要在圣乐营中举行专场圣乐介绍。这个消息特别令我欣喜，我欣然答应了他的邀请，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由于日前正在赶一篇论文，题为《刘廷芳与基督教圣诗本色化》，想必正适用于该主题。
关于刘廷芳博士，我想自己还算稍有了解，也希望可以对他多做一些研究。从2002年研究温州教会历史开始，我就已经关注这位声誉全球的温籍牧师。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我也相应地将他的生平事迹及相关资料作为附带搜集，因此也积累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2007年10月，我到北京作一次温州教会史的讲座，顺道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琦老师。在段琦老师的引荐下，我又见了中国教会历史研究的前辈文庸先生。文庸先生鼓励我继续在教会历史上努力，也向我提出他的计划，特别是希望我可以帮助搜集刘廷芳的资料，以备编辑《刘廷芳文集》。他说：“你是刘廷芳博士的同乡，相信由你来搜集是比较好的。”但只可惜自己长期从事教牧事工，没有太多时间到各大图书馆继续搜集相关资料，至今未能将刘氏的文章搜集好。
然而，在资料寻访中，自己渐渐被刘廷芳牧师的人生品质所影响，心里非常敬佩这位主内的前辈和同乡。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教会似乎已经渐渐忘却这位曾经被他的同工司徒雷登称为中国基督教的“教会领袖”、“一个突出的人物”、“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上的著名人物”[1]。迄今为止，华人教会中对刘廷芳进行系统研究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目前，在中文著述中，只有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吴昶兴博士的博士论文《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但吴博士的论文并未给予刘氏详尽的介绍，其研究范畴仅限于其“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而他的基督教圣诗本色化、中国基督教自立及心理学等方面的努力是不容忽略的贡献。
此值刘廷芳博士诞辰120周年，虽然我对刘氏的资料搜集尚未详尽，但对他生平的资料还算稍有积累。因此，在这特别值得纪念的岁月里，我想尽已所能将他的生平逸事作一简要发表，盼望借此抛砖引玉，重现一代圣徒的佳美脚踪。
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于丰盛“书”房
[1] 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第72-73页。
刘廷芳生平简介[1]
刘廷芳（Timothy Tingfang Lew，1891-1947），字亶生，祖籍浙江永嘉，生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2]。9岁时即能背诵《礼记》[3]，10岁已能阅读大部分中国经典名著。早年毕业于温州偕我公会所办的艺文中学，16岁时任英文教员[4]。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1911年赴美留学，1914年、1915年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大学士和硕士学位。191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获得教育文凭。1918年，获得耶鲁神学院获神学士学位，并在期间被按立为牧师。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曾任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主席，中国学生联合会东支部代表会主席，又是基督教协会季刊《留美青年》的编辑以及《中国学生月刊》的助理编辑。自1918年起，他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助理讲师，成为在美国神学院教非中文课程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又是宗教教育协会会员。
1920年，刘廷芳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神学院神学教授。1921-1926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燕京大学校长助理。1925年3月，在北京协和医院，他协助主持孙中山先生的基督教丧礼。刘廷芳参与组织于1922年建立的中国全国基督教会的活动，任该会理事达十年之久。他又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青年会全国委员文献部委员。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廷芳是大会的第三股委员。刘廷芳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之一，于1923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标准测验委员会主席，所制定的测验标准由全国教育促进会广泛运用于中国国立学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1924-1927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主席，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个中国人。
1926年，刘廷芳赴美，分别在耶鲁神学院、哈德福神学院讲学，并于1927年在欧柏林大学及密德尔堡大学(Middlebury
Univ.)获荣誉博士学位。是年夏，出席瑞士洛桑国际宗教会议，并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参加在德国召开的教会促进国际团契世界联合会会议。继而做美国波士顿大学客籍教授，于1928年在缅因州班哥尔神学院和芝加哥神学院讲学。1928年夏刘廷芳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职。1930年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主席，其后五年中又历任此职。他又是基督教教育奖学金组织的主席，是调查中国小学教育的一系列委员会的成员，又是一些企图在中国推行标准汉字的委员会的委员。他一面在燕京任教，一面在海淀区创办了培元学校，还办过挑花女工传习所。
刘廷芳分别任《生命》、《真理周刊》、《真理与生命》等刊物的主编，又独自创办文艺刊物《紫晶》。刘廷芳于1932年担任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主席兼文字支委会主席主编《普天颂赞》。1936年，刘廷芳出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翌年作为代表参加在牛津和爱丁堡举行的基督教会大会世界委员会会议。1938年去印度但白伦参加国际传道会议。1941年因故疾赴美就医，1947年8月2日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艾尔布克市（Albuquerque）之长老会医院。
[1] 本文刘廷芳简介为笔者于2009年编写而成。参考数据罗列如下：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54-155页。查时杰著，《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第237-245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420-1421页。郑颉丰、支华欣著，〈神学博士刘廷芳〉，载于《温州文史资料（第九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6-210页。崔宪详著，〈悼刘廷芳先生〉，《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8页。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10页。赵紫宸著，〈吊故友刘先生廷芳〉，《天风周刊》第86期，1947年9月6日，第14页。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
祖母归主
刘廷芳博士是温州第三代基督徒。最早信主的是他的祖母刘叶氏。她于1878年正式皈依基督，后于1881年进入内地会育德女学。内地会机关刊物《China’s Millions》1881年刊载刘夫人归主的详情。
1877年，曹雅直夫妇回英国度假，后于1878年12月31日回到温州。在此期间，刘夫人在一当地樵夫的带领下归主。刘夫人出生于书香富裕之家，接受过基本教育，是当时社会中少数识字并阅读的女子。20岁时，她嫁入刘姓富豪人家。然而不久，因为刘家上从祖父下至兄弟都染上了鸦片，家产顿时败落。几年之后，刘家又因她公公去世大搞丧礼，以致背了一身债务。所有债务偿清之后，就只留下祖上的10亩地。两年后，丈夫去世，仅29岁的她就独自担负起养育孩子的任务。在最为窘迫之时，她只好将土地卖了2.5亩。不过，因为她的勤劳，剩下的七亩半土地足已供养她的一家。自从丈夫去世之后，她经常去烧香拜佛，不久，她就成为一位基督徒。
1878年，内地会一位卖柴火的教友接触到她，同时多次将生命之道讲给她听。她和邻居听了之后就很觉稀奇。弟兄把握每次交易的机会，将救赎主的伟大告诉他们，直到他们接受了基督。曹氏夫妇从英国回来两三天之后，就被安排去见她和另一位刚信主的姊妹。曹师母见她们对信仰的追求心志，就先在她们家里办起了圣经班。不久，她就开始主动向人传讲救赎主的信息。甚至她自愿在每星期抽一天时间与曹师母同行，挨家挨户地传福音。有时发展到三、四十人在一个院子里听她讲道。曹雅直夫妇看到她的成长和热心，就请她于1881年放弃的针线活，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专职侍奉。
1881年，刘夫人的婆婆刘老太太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在筹备丧事的过程中，由于刘夫人坚持自己和儿子不向死人下跪，而被没收所有刘家遗产。从此，刘夫人与年仅13岁的儿子得曹雅直夫妇的接纳，入住温州内地会花园巷，与曹氏夫妇同住，并全时间参与服侍，她儿子也进入仁爱义塾。[1]
台湾中原大学教授查时杰在〈刘廷芳——多才多艺的教会杰出领袖〉中对叶氏归主的经过有详述，抄录于下，作为参考：
廷芳祖母叶氏的皈依基督经过，应溯自廷芳祖父的去逝，原来他祖父系家中独子，娶了门第家世相当的学台之女叶氏为妻，除继承大笔祖产之外，自己也精通经营之道。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纷纷开启，他取得英商I.C.I.化学公司在温州地区的业务代理权，从事经营肥料、染料等之贸易买卖，获利颇丰，故家道更为富足，可惜廷芳祖父染有吸食鸦片的恶习，年轻时即体衰多病，以致到了壮年四十岁时就去逝了，空留下大笔遗产给孤儿寡妇，廷芳的祖母悲痛地将之葬于温州郊外，不惜以巨资用青石做了一个大墓来安葬他。
廷芳的祖母系书香门第出身，受有教育，中年守寡，突遭亡夫之痛，自然极度悲伤，而中国旧式大家庭制度下，人繁口杂，亲戚宗族窥产业已久，往往以其寡妇孤儿可欺，暗之中伤，使廷芳的祖母受尽委曲，在无处可伸冤之下，常携其子来亡夫坟前祭扫，并寻求慰藉，然以路远，又是缠足妇女，行走实有不便，是以每每途中在路旁凉亭歇息，她面带忧愁的脸容，被一位在当地的樵夫所注意，这位樵夫是温州地区宣教士最初结的果子，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就把基督的福音与安慰传讲给她，并且还送了一本新约圣经给她阅读，廷芳的祖母深为基督福音所吸引，信仰的种子就此种播在她心里，不久就皈依基督，有新生的形象，不再愁苦，满有喜乐。
成为基督徒后的廷芳祖母叶氏，在旧氏礼教仍然深严的大家族中，自然又多了一个非难的藉口，以妇道人家竟然信从洋教邪说，于是逼迫交相而来，为着信仰之故，廷芳的祖母忍受连常人都不能忍受的责难。在一次族人兴师问罪之下，于祠堂中开会，议决“不拜祖先，不是刘家之人”，要廷芳的祖母下跪祭拜；但遭其拒绝，誓死不从，于是由族人议决，处以“出族”，自然财产也被宗族没收，达到了他们久欲图谋的阴谋，廷芳的祖母为着信仰付出无与伦比的代价。
遭受出族、扫地出门之难的廷芳祖母叶氏，坚强地携子离去，虽有天涯茫茫、何处是归宿之悲苦，但上帝是施慈爱、怜悯的上帝，也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温州教会接纳了她们母子，当时在温州宣教的有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负责的牧师名叫George Scott，他于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来温州开教，几经困难波折，在百折不回的坚毅奋斗之下，终于建立起教会来。叶氏被内地会接纳，获得其全力支持，又以其受过完备教育，故聘她出任温州新设立的女校校长，综理一切。从此廷芳的祖母生活逐渐安定，她把全付精力放在女校的工作上，也教育独子刘世魁，她活到七十高龄始安息主怀，从她一生的经历来看，特别是在清末传统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来看，廷芳的祖母实在是一位不平凡的伟大女性。[2]
刘廷芳祖母（叶氏）
[1]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M.R.C.S.，F.R.G.S.，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1881，pp36.
[2]查时杰著，《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3月初版，第238-240页。
与刘夫人相依为命的儿子刘世奎，随母亲一同进入花园巷温州内地会，与曹雅直夫妇一同生活。刘世奎自然成为曹雅直所创办的仁爱义塾就读。刘世奎就是高建国牧师在〈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中所提的“刘星垣”。不过，刘世奎进入仁爱义塾的时间应为1881年，而非1868年。
1876年的《万国公报》第8年第386卷登载〈温郡内地会仁爱义塾条规〉一文，称曹雅直于1868年所创办的男童寄膳寄宿学校为“仁爱义塾”。文中将该塾创办的经过及宗旨作简要介绍：“仁爱义塾之设业有旬载历年以来无论城乡多有人寄寓其子于本塾肄业者然吾塾必择其人忠直良驯而后受之教读经书俾知人事训诵圣经致识天道若知人事则入无不孝出无不悌识天道则性可率道亦可修皆为人所必须而不可须臾离也夫本塾以仁爱为名尔等诸生亦当以仁爱为心以此心为己即当推此心于人苟能如是则俯仰于天地之间亦无所愧矣为此申明条款预告尔等入塾诸生各宜肃礼貌而敦性情领训诲而修天道庶几入世可得美誉出世可冀长生是余之所厚望也夫”。[1]
刘世奎在这所号称为温州第一所西式学堂中就读，后来到山东烟台英国医院学习医学，接着留学英国，在英国爱丁堡医校肄业，专修眼科开刀，与当年上海眼科名医李清茂齐名。妻子李玺后来也继婆婆叶氏为育德女学校长。他们生下四子：廷芳、廷藩、廷蔚、廷葆；二女：文瑞、文庄。但幼子廷葆夭折。[2]
1900年，全国范围内发生庚子教案，年仅9岁的刘廷芳，遭受生命中严重的打击，即其父亲意外身亡。该年刘世奎因庚子之乱护送母亲叶氏回乡，当叶氏所坐轿子抵达码头时，被士兵无故碰撞，以致轿子几乎被倾往河中，刘世奎爱母心切，就与士兵理论，却遭无理的士兵以枪托击胸成伤，不久即伤重而逝。[3]
该事件的发生对于刘廷芳来说，显然是人生中重大的打击。年幼的刘廷芳，身为长子，即担负起事奉母亲及抚携弟妹的责任。很明显，后为刘廷芳一家人多半与燕京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刘文瑞与后来的燕大校长陆志韦结婚，文庄嫁给燕大政治系主任徐淑希，廷蔚燕大毕业。这一切都与大哥廷芳为燕京大学首任华人宗教学院院长及校长助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该事件相信促成刘廷芳对国家兴亡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最明显的事件就是年仅15岁的他激烈回应时局。刘廷芳1924年在〈中国基督徒爱国问题平议〉一文中回忆：“我还记得我十五岁时，江浙铁路问题正闹得很利害，我当时在英国人所办的教会中学肄业，日间在学校中，英人教员详细为我们解释为何江浙铁路以借英款用英工程师为佳，我日间听饱了回家，晚上竟夜撰就万余字极激烈的文章，标题为‘江浙铁路事泣告同胞书’，天亮方脱稿，邮寄上海，登载美国人办的教会报纸上。”[4]
该事件也深深影响着刘廷芳的教育理念与政治思想，吴昶兴博士说：“我们从这个侧面历史的角度理解，他的家庭应该为他奠下深厚的基督教信仰，也为他奠下日后在新中国开辟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石，由于父亲因庚子事变的波及死于意外，出身于乱世的中国，刘廷芳跟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中国古老的社会因着内外的因素转眼崩溃瓦解，在这样突然剧变的环境下，如何在新旧之间作明智的抉择，怎么样改革中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知识分子所不能回避的考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往后留学美国时，他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成立秘密会党，意欲用教育与政治来改革中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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