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中学肄业
艺文中学是由偕我会苏慧廉牧师于1897年创办，地址为瓦市殿巷，苏慧廉为首任校长，由英籍牧师谢道培负责英语部。学校创办初期规模较小，学生仅为20人[1]。因学校发展需要，苏慧廉为1902年在东门海坦山麓购地二十亩，于1903年10月20日新校舍落成。该校落成典礼时，温处道童兆蓉、温州镇总兵刘祥胜、温州知府王琛、永嘉知县秦国均、地方著名士绅、经学大师孙诒让等应邀到场祝贺，英国著名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也特地从上海来温祝贺。[2]温州府学、县学和中学堂的教师及孙诒让创办的瑞安学计、方言两馆的部分师生也参加了典礼。会上，苏慧廉、李提摩太和孙诒让相继发表演说[3]。
学校由英人蔡博敏（T.W.Chapman）任校长，并聘请本地最博学的学者为教员。据蔡钢铁在〈艺文学校始末〉中回忆：“新校舍为西式建筑，规模恢宏，建筑精致。有教室、教研室、校长室、接待室、餐厅、礼拜堂和可容纳90人的学生宿舍。教室宽敞，设备先进，其规模在当时堪称温州之首。……新校师资扩大，教学设备亦趋齐全，并于当年开齐课程。有国文、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体操、图画、神学和修身等课。初级英语作为选修课。三、四年级的地理、算术等课用英文授课。”[4]
刘廷芳从小在温州内地会成长，最早入铁井栏内地会办的崇真小学完成小学课程[5]，后就读于艺文中学，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并未“毕业”，乃是“肄业”。刘氏到底为何没有从艺文中学毕业，是值得追溯的。现存资料中，最能解释这件事的是1924年刘廷芳在〈中国基督徒爱国问题平议〉的回忆：“我还记得我十五岁时，江浙铁路问题正闹得很利害，我当时在英国人所办的教会中学肄业，日间在学校中，英人教员详细为我们解释为何江浙铁路以借英款用英工程师为佳，我日间听饱了回家，晚上竟夜撰就万余字极激烈的文章，标题为‘江浙铁路事泣告同胞书’，天亮方脱稿，邮寄上海，登载美国人办的教会报纸上。”[6]
关于江浙铁路问题，在《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一册第二卷中提到，1907年“11月4日至12月中旬，苏、浙、皖掀起收回筑路权运动，反对苏杭甬铁路借英款”。文中记载：“1898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与清铁路公司的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规定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由英国银公司修建。但此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并没有报请清政府批准，也一直未签订正约。1905年至1906年间，浙江与江苏铁路公司相继成立，一致要求将苏杭甬铁路收回自办。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却拿出七八年前的草约来进行阻挠，声称这项草约合同应当立即切实照办，要求清政府迅速签订正式合同。江苏、浙江两省绅商坚决反对，并积极筹集资金，1907年动工修筑从苏州到杭州的路段。英国新任公使朱尔典得讯到清外务部，指责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最后双方商定，将筑路与借款分为两事，路归江浙两省绅商兴建，而由英国贷款150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以30年为期，并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同时，把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同沪宁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样，‘商办’的名义虽然保持，实际上却仍受英国控制。10月20日，清廷命外务部派员与英人商订苏杭甬铁路借款详细章程，同意苏杭甬铁路交英国‘借款筑路’。24日，江浙铁路公司咨呈两江总督端方，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7]接着，发生强烈的拒绝借款运动。
10月24日，江苏铁路公司在沪股东召开苏杭甬铁路拒绝借款大会，决议电告江苏总督代奏劝阻借款。
11月3日，江浙两省留日学生集会，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11月4日，江浙铁路公司上书清廷，痛陈利害；致电川、陕、鄂、皖等省，请求支援；
11月5日，浙江铁路副工程师汤绪（迪臣），因愤恨苏杭甬铁路借款，绝食而亡。
11月5日，浙江11府绅士代表115人，公呈浙江巡抚冯汝骙，请代表奏浙路拒借外款理由。
11月9日，苏浙绅商合力拒借英款，成立拒款会，公举代表赴外务部议拒英款。
11月10日，上海苏浙士绅开苏浙铁路拒款大会，并公举代表赴外务部继续议拒英款。
11月10日，旅沪浙人召开特别大会，反对向外国举借铁路贷款，并当场认捐2700万元。大会决议，立即将500万元存入户部银行，以备每年续存相同数目，直到全部捐款收齐。
11月13日，江苏铁路公司召开特别会议，到会1200余人，大会力主自办铁路，反对借款。
11月16日，苏州、常州妇女组织“女界保路会”。
11月18日，南京学生召开“学界拒款大会”。
11月25日，杭州举行“国民拒款大会”。
12月1日，留日学生2000余人，在东京举行苏浙铁路拒款大会。
12月15日，清廷命盛宣怀同外务部妥筹办理苏杭甬铁路草约合同。
就在全民反对向英国借款的当口，英国偕我会所办的艺文中学英人教员居然向学生“解释为何江浙铁路以借英款用英工程师为佳”，促使刘廷芳彻夜撰文，并在美国人办的教会杂志上发表。吴昶兴博士描述：“这文章一方面痛骂英人一方面痛哭涕零警告基督徒当救国难，破产去投资，不使路权丧失，落英人手中。他自己也不落人后，要求其母变卖股票、地产买回江浙铁路股权。他自此也不再返回艺文中学。他从这个中学肄业后，即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预科，在圣约翰大学获得中文总督奖（Viceroy Medal in Chinese）。”[8]不过，刘廷芳回忆此时他为15岁，但若根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记载为1907年，时年应为16岁。
[1]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1页。
[2]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82-83页。
[3]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2页。
[4]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2-143页。
[5] 《通问报》，第1646回，1935年7月第25号，第7-8页。（从文本看，该文未完，可能还有第8页，尚需查原报。）
[6] 刘廷芳著，〈中国基督徒爱国问题的平议〉，《生命月刊》第4卷第8期，1924年4月，第4页。
[7] 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1920），第一册，线装书局，2002年9月，第383页。
[8]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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