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廷芳与孙中山
刘廷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位极具爱国情怀的教会领袖，对时局有迅速地响应。如吴昶兴所说：“很明显的刘廷芳是具有敏锐的政治触觉，以及对时局变化有着强烈的关怀，他经常观察时局的变化，然后将他的观察，同时放进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反省上，然后藉着杂志刊物或个人的影响力，带出基督教对于中国时局的关怀，在于追寻一个如何能够有效改善中国社会的途径。”[1]这种用基督教来影响中国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思想，导致许多人认为刘廷芳将基督教拴在政治势力上。
刘廷芳将基督教与政治势力挂钩，大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孙中山了。刘廷芳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与不少党政要员有交往，且与孙科及其家庭有不错的交谊，再加上妻子吴卓生与宋氏三姊妹是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作为当时中国教会的领袖，刘廷芳在1925年3月12日得知孙中山去世之消息后，不理会燕大师生正举行朝会，冲入大礼堂，大声宣布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并请众人起立默哀，使在场的人深感惊愕。[2]后来，他按宋庆龄的要求和朱友渔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大礼堂主持追思礼拜。据传，当时不少国民党要员欲阻止此次追思礼拜，想移走孙中山遗体。刘廷芳的妹夫徐淑希得知消息之后，就通知刘廷芳，刘因此发动燕京大学三百个学生护卫灵堂，不使外人干扰，追思礼拜遂得以顺利举行。[3]温州郑颉丰、支华欣在〈神学博士刘廷芳〉一文中记载：“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学识渊博、热爱祖国的刘廷芳博士十分器重，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特请刘廷芳以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兼牧师的身份，主持丧礼的宗教仪式，并宣读《请看吧！这里来了个白天作梦人》的哀悼文。悼文情辞并茂，以孙先生媲美亚伯拉罕、苏格拉底、林肯诸贤，谓世人罔识其伟大。据说，美国某世界名人演讲录，特以此篇为弁言。”[4]
据1925年3月20日天津《大公报》载《昨日孙中山移灵之详情》中记：
中山举行移灵之前，行在协和医院行宗教式之祈祷礼。关于此次礼节，国民党员有一部分反对者，讨论最后之结果，认为完全为家属方面之事，故最后国民党方面采取放任主义也。昨日上午十时，即在协和医院举行祈祷礼。因礼堂不能多容人众，故得入内观礼者仅无二百人。主礼者为刘廷芳。赞礼者为朱友渔。先奏乐行开会礼，次由刘主礼宣训，次唱歌、次祈祷、次念圣经、次又唱歌，歌毕，刘主礼致词，略谓：
孙先生屡困难，百折不回，是一种最富之信仰性。共和尚未成功，民众仍须努力。是一种优美之希望心。爱国爱同胞爱世界，是一种大公之博爱心。信也，望也，爱也，皆上帝所以昭示于世者。故孙先生在上帝前为极好之人云云。
次朱赞礼致唁词，略谓：
先生临终特嘱善视宋夫人。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岐视之。可知先生不将政治宗教混为一谈。故先生实亦一信仰宗教者云云。
次孔庸之代表家属致谢词，词毕。礼成。遂由汪兆铭、于右任等，行举柩出院之礼。[5]
协和医院追悼会现场（1925年3月19日）
但刘廷芳的作法不得其同事洪业的认同。陈毓贤在其著作《洪业传》中提到：“1925 年孙中山死后，刘廷芳东奔西走游说让他以基督教礼仪下葬，洪业觉得孙中山年轻时虽是基督徒，但后来发妻还在就另娶表示他已不遵守教义了，何必多此一举？刘廷芳善于塑造形象，多方设法把中国基督教会拴在政治势力的快马上，是洪业不敢也不屑为的。”[6]
刘廷芳在《生命》月刊登载两篇分别于他与妻子吴卓生写的诗——〈挽孙中山先生〉——以外，又登载两篇文章——〈孙中山的贡献〉和〈中华基督徒与孙中山〉——对孙中山的一生作出重要的评价。
在〈孙中山的贡献〉一文中，刘廷芳提出孙中山一生对中国国民有三大贡献：第一、“就是使共和的观念，在中国国民中，有一普化的机会”。他说：“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功绩，就是‘普化共和’。四十年来，使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智愚廉顽，都知道有共和。都知道共和是绝对必要的。值得中国人用生命头颅去换他。尤其要的，是在那多少骄傲自矜的西洋人面前作普化的工夫，收普化的效果。将他们看轻华人，硬说：‘中国人不配共和’的喉咙封塞了。”[7]
第二、“中山先生对于民国第二个大贡献便是组织”。他说：“中山先生以手无寸铁的医学生，能掘起民间，使饱有经验崛强难驯的团体的领袖，倾心归向。把他数十团体的印绶，献给他，奉他为盟主。组合成一大团体。这是中国史上，一件非常的成绩。……他能把这许多复杂的分子，打成一片，在纷岐的意见中，守定革命救国的方针，经过几次叛乱纷争的颠仆，而屡踬屡起，未尝一日间断他猛进的工作。就是反对他的政见的人，也不得不钦佩他坚忍的能力。到今日中国不但革命的精神未尝销灭，而且依旧有国民党，而且有改组成一大规模的国民党，这是中山对中国的一个绝大贡献。”[8]
第三、“中山先生对于民国第三个大贡献便是方略”。他说：“中山先生，虽然奔波一世，但研究之志很坚，读书的工夫很勤。他不以著述家自命，也未尝以著述为职务。但他已成的建国方略，及已计划而未完功的国家建设所发表的不求高深，却实在有明白的主张，切实的见地。使一般国民，可以懂得。”[9]
在文章的末尾，刘廷芳提出孙中山还有未尽之工，他说：“他的普化的事业，还未完工。……他的组织的事业，还未完备。……他为国建设的方略，未完未完工。”他屡次呼吁说：“先生去了，谁能继续他的工作！”[10]
在面对当时中华基督徒对孙中山的一些批评，刘廷芳在〈中华基督徒与孙中山〉一文中，提出七个“基督徒当记得……”，提醒不要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进行恶意的论断。其中特别提出：“基督徒当记得中山先生是一个信徒。他从少年领洗归主后，毕生没有背教。……他信上帝，他信耶稣，他祈祷未尝一日间断，自己读经灵修的工夫，未尝废弃的。”[11]在“基督徒当记得中山先生的遗嘱”中，他说：“中山先生，一生事业，为吾侪基督徒所当特别注意的是他的信仰。他在世最后数天。曾执其亲戚孔庸之先生之手说：‘我是奉上帝差遣与恶魔奋斗的使者。’”[12]刘廷芳又特别提出“基督徒当记得中山先生如何不与教会亲密”的两个理由：“1.他做革命事业，教会在满清时代，怕受他累，因此与他疏远。他便因此与教会疏远，以免相累。2.他觉得在中国的教会，未能实在从耶稣的教训，未能步武他的生活。他信耶稣是革命家，要助人改造社会，成一个实行博爱的世界。在中国的教会，从中山先生眼中看来，是不配称为耶稣的教会，因为没有革命的精神与魄力。”[13]
在文章的最后，刘廷芳将孙中山比作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他说：“他少年时信道归主，投身革命事业，自觉被上帝唤召。此正与摩西少年在何烈山顶牧羊时从荆棘中闻声应召相同。他创立民国，使四万万同胞脱离满清专制的权威，正如摩西引导同胞出埃及。他为革命劳碌四十年，又与摩西旷野中引导希伯来人四十年的时期相等。摩西领民出埃及，而未能亲入迦南，中山先生今日革命的工作只成第一步，而要建设真正民国的志愿，还未达到。摩西登尼颇山头，遥望迦南而死。中山先生撒手归去，我中华民国流乳与蜜之迦南，还远在前途。尼颇山头的遗嘱，与中山先生劝国民努力的遗嘱，实后先相映。同信一主的信徒，读先生遗嘱，当擦干眼泪，努力进迦南呵！”[14]
最后，刘廷芳的〈挽孙中山先生〉一诗正是对孙中山一生的最好总结：
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
今日尼颇遗嘱，愿吾民努力进迦南。[15]
[1]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95页。
[2]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4页。
[3]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88页。
[4]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九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209页。
[5] http://www.gdzszx.gov.cn/showcontent.asp?id=588244
[6]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7]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6页。
[8]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7页。
[9]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8页。
[10]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9页。
[11]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1页。
[12]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2-93页。
[13]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1页。
[14]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3页。
[15]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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