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英籍医生施德福夫妇
作者：徐章
英籍医生施德福（K.T.Astedeford），约于一九一○年爱丁堡医科大学毕业后,来温州从事医疗事业，前后达四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五O年逾花甲才离温回国。他是白累德医院（现温州第二医院前身）最后一任院长，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关心病员，为人和蔼，在温州为救死扶伤做了不少工作，深得温州病家的好评。
当我还是少女的年代，就听到过关于施德福医生治病的传说。人们说，如果患了非动手术不可的毛病，就非找施德福医生不可。还说，他操手术刀的精确度，简直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一叠薄纸上，如果要剖破七张纸，一刀下去，绝不会损及第八张。我从心里暗暗敬佩他。直到一九四二年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不仅认识了施德福夫妇，而且和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这就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避难到祖籍永嘉枫林。在那里，我家并无住房，在族人的安排下，暂时住在“御史祠”，也就是为纪念先祖父徐定超公而建的祠堂（先祖父系清光绪九年进士，任过京畿道御史；清末曾加入孙中山、蔡元培先生组建的革命组织“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那时，我正在温州中学念高中，学校迁往青田水南村，到了暑假，我就回到了枫林。
一九四一年冬，我十八岁时，日寇偷袭珍珠港，留居我国的一些英美国籍的公民，也像我们一样不时受到日寇的威胁.暑假期间，施德福夫妇也避难到枫林来。当地基督教会对施德福夫妇十分敬重，竭力代为安排住处。他们看看“御史祠”宽敞明亮，就来动员我们让出来.为这事，我父亲很生气，认为他们没理由要我们让出来给外国人住。
后来经过协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我们一家人搬到楼下住，施德福一行人住在楼上，楼下厨房两家共用。陪同施德福夫妇前来的，还有两个外国男人，三四个中国佣人。那时我和兄弟姊妹们与外人同住一起，看他们用刀叉吃面包、乳酪和肉排，感到很新鲜。后来熟悉了，我们还向他们学做面包和蛋糕，夜晚还和他们一起在星光下乘凉。
不久后的一天，施德福医生宣称，要为枫林地方的老百姓免费诊治一天。消息传出，人们象潮水一样涌进"御史祠",有的病人由几个人搀扶着走来；有的病人拄着拐杖从老远的山村赶来；有的妇女把病得啼哭不止的婴儿送来……中堂上，沿墙所放的几张长板凳坐满了人，就像是医院的候诊室。不一会，施德福医生从楼上下来，他身材魁梧，两鬓花白，颈上挂着听筒。夫人施梅甫护士（原系宁波斐迪中学英籍教师）跟在后面，她个子不高，略微发胖，脑后梳个发髻，笑容可掬。医生认真地替病人诊治开方，夫人则穿梭于病人之间探问病情。他们整整忙了一个上午，直到病人散去才休息。
这次以后，我父亲很受感动。他一改以往的态度，特地请人从乐清买来蝤蠓和黄鱼，又宰鸡买肉，烧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宴请这几位外国邻居。席上谈笑自如，彼此相处得很融洽。渐渐地，我也到楼上去玩，看看他们的卧室，和他们聊聊天。施德福医生那年五十六岁，夫人四十岁。夫人爱唱歌，走路还跳呀跳地，像个活泼的姑娘。她拉着我的手，用英语和我交谈。讲得太快，我听不懂，她就慢慢地说，还加上温州话解释。我用心听，有时也说两句简单的英语，后来我们一见面就用英语互相问好，使我的会话水平提高了不少。
施德福夫妇会说温州话，却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有一天，他俩下楼来找我，医生手里拿着一本国语教科书。夫人拉着我的手说：“请你教我们说普通话好不好？”我感到很惊讶，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年纪又这么大，竟向我这个姑娘学习，而且是在避难的时节！他们珍惜时间，抓紧学习的精神，在我的心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虽是温州人，却在北京出生，自忖普通话还不错，就壮着胆应承下来。不过，我也提出个交换条件，要夫人教我英语，她微笑地点点头。我和她说定，每天上午八点钟，她到楼下我的卧室，由她先用英语讲个故事给我听，然后我用普通话讲个中国故事给她听。医生则间接向夫人学，遇到疑难的字，他常拿着书来问我，我也认真地告诉他读音和字义。有时候我坐在床上，端张椅请夫人坐在对面;有时候我们索性都坐在床上，肩并着肩，脸偎着脸。可惜暑假太短，总共只讲了十来故事，我们就分别了。
我清楚地记得，夫人所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讲威尼斯商人安东尼的，这故事我在高中英文选里学过，听起来容易懂。她讲故事富于表情，有声有色，常常说得我笑个不住。我对她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故事，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等。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听完之后常赞不绝口。
她曾送给我一本只有两个火柴盒大精装的英文本《莎士比亚诗选》。第一页是罗米欧和朱丽叶的彩色插图，我非常珍惜它；可惜经历多年离乱，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常说信奉上帝不一定拘泥于形式，心地善良最要紧，她在白累德医院，就时常到病房看望安慰病人，替病人做祷告。
施德福夫妇有个儿子曾留居山东青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寇关进集中营，后来被释放，就回英国去了。他们常常怀念他，夫人常常感慨地说：“好久没收到他的信了，战争真罪恶呀！”她还告诉我说：“我儿子很聪明，他有自己的主张，他常常反驳我，说我不对。”因她儿子和我十一岁的弟弟年龄差不多，为此她常常找我弟弟抛球玩耍，藉此得到一点安慰，我很同情她。
暑假期满，温中从青田搬回温州城了。当我回校念书时,得知施德福医生一行人也离开枫林回温州了。我将暑假与施德福夫妇相处的事告诉我的好同学孔珞，并带她到康乐坊施德福夫妇的寓所去玩。门铃响后，我认识的那位佣人带我们到会客厅。这时夫人正在弹琴，一位外国姑娘在唱歌。知道我们来了,她们停止了弹唱,夫人站起来迎接,她热情地说：“oh! Ive never seen such a good friend Like you.”我一阵脸红，回不出话来。佣人端上茶，我向夫人介绍孔珞，夫人向我介绍那位外国姑娘，我们互相认识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孔珞都收到一份请帖，施德福夫妇请我们到教堂去过聖诞节，参加宴会。我们高兴地去了。那天，教堂餐桌摆得很多，都是中国菜，客人大都是教友。可惜都陌生，又不见施德福夫妇，我们扫兴而归。
过了几年，抗日战争已结束，我已结婚生了孩子，家住在农村。有一次，孩子的祖母生病，在农村久治不癒，我想起施德福医生，就赶往白累德医院求治。不一会，施德福医生就来了，他依旧是昔日的模样，诚诚恳恳，不摆架子。他一来不多说话，马上进行认真检查，最后他抱歉地说：“病人患的是癌症，已到扩散后期，没办法了。”我们只口头谢谢他。又过了两年，我母亲重病在床，施德福夫人闻讯，特地拎了礼物前来看望、安慰，我们一家人都感到过意不去。
不久，我母亲去世了。我从农村出来住在温州城娘家。生活的蹇涩，使我意志消沉，茫然不知所从。一天，我想起施德福夫人，又去看望她。她依旧满面春风，当她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时，那里已端坐着五六位青年，他们是来向她学英文圣经的。我也坐下来听讲，那天夫人讲的是耶稣拿了一袋种子播种的故事。夫人说，每星期讲两个晚上，我请她让我也来，她满口答应，后来我去了三四次。
最后一次去看施德福夫妇是在一九五○年。那天晚上我和弟弟一道去，见面后，夫人告诉我，他们就要离开温州回英国去了。她说，想到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快要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心里有难言的喜悦。“我的儿子有信来，他快要上大学了。”她这样告诉我。（直到最近，我才得知她儿子继承父志，当年进医科大学，后在马来西亚一家医院工作。）我弟弟说：“你们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会见自己的儿子，我们非常为你高兴。不过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再来温州。我相信，共产党人对于你们这样的外国朋友是非常欢迎的”。
临别时，夫人留下我的通讯处，说以后会写信给我。可惜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来信，只存下一点零星的记忆而已。
转载：http://www.wzzx.gov.cn/public/list.asp?id=2726&type1=5&type2=87&type3=0
作者：徐章
英籍医生施德福（K.T.Astedeford），约于一九一○年爱丁堡医科大学毕业后,来温州从事医疗事业，前后达四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五O年逾花甲才离温回国。他是白累德医院（现温州第二医院前身）最后一任院长，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关心病员，为人和蔼，在温州为救死扶伤做了不少工作，深得温州病家的好评。
当我还是少女的年代，就听到过关于施德福医生治病的传说。人们说，如果患了非动手术不可的毛病，就非找施德福医生不可。还说，他操手术刀的精确度，简直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一叠薄纸上，如果要剖破七张纸，一刀下去，绝不会损及第八张。我从心里暗暗敬佩他。直到一九四二年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不仅认识了施德福夫妇，而且和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这就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避难到祖籍永嘉枫林。在那里，我家并无住房，在族人的安排下，暂时住在“御史祠”，也就是为纪念先祖父徐定超公而建的祠堂（先祖父系清光绪九年进士，任过京畿道御史；清末曾加入孙中山、蔡元培先生组建的革命组织“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那时，我正在温州中学念高中，学校迁往青田水南村，到了暑假，我就回到了枫林。
一九四一年冬，我十八岁时，日寇偷袭珍珠港，留居我国的一些英美国籍的公民，也像我们一样不时受到日寇的威胁.暑假期间，施德福夫妇也避难到枫林来。当地基督教会对施德福夫妇十分敬重，竭力代为安排住处。他们看看“御史祠”宽敞明亮，就来动员我们让出来.为这事，我父亲很生气，认为他们没理由要我们让出来给外国人住。
后来经过协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我们一家人搬到楼下住，施德福一行人住在楼上，楼下厨房两家共用。陪同施德福夫妇前来的，还有两个外国男人，三四个中国佣人。那时我和兄弟姊妹们与外人同住一起，看他们用刀叉吃面包、乳酪和肉排，感到很新鲜。后来熟悉了，我们还向他们学做面包和蛋糕，夜晚还和他们一起在星光下乘凉。
不久后的一天，施德福医生宣称，要为枫林地方的老百姓免费诊治一天。消息传出，人们象潮水一样涌进"御史祠",有的病人由几个人搀扶着走来；有的病人拄着拐杖从老远的山村赶来；有的妇女把病得啼哭不止的婴儿送来……中堂上，沿墙所放的几张长板凳坐满了人，就像是医院的候诊室。不一会，施德福医生从楼上下来，他身材魁梧，两鬓花白，颈上挂着听筒。夫人施梅甫护士（原系宁波斐迪中学英籍教师）跟在后面，她个子不高，略微发胖，脑后梳个发髻，笑容可掬。医生认真地替病人诊治开方，夫人则穿梭于病人之间探问病情。他们整整忙了一个上午，直到病人散去才休息。
这次以后，我父亲很受感动。他一改以往的态度，特地请人从乐清买来蝤蠓和黄鱼，又宰鸡买肉，烧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宴请这几位外国邻居。席上谈笑自如，彼此相处得很融洽。渐渐地，我也到楼上去玩，看看他们的卧室，和他们聊聊天。施德福医生那年五十六岁，夫人四十岁。夫人爱唱歌，走路还跳呀跳地，像个活泼的姑娘。她拉着我的手，用英语和我交谈。讲得太快，我听不懂，她就慢慢地说，还加上温州话解释。我用心听，有时也说两句简单的英语，后来我们一见面就用英语互相问好，使我的会话水平提高了不少。
施德福夫妇会说温州话，却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有一天，他俩下楼来找我，医生手里拿着一本国语教科书。夫人拉着我的手说：“请你教我们说普通话好不好？”我感到很惊讶，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年纪又这么大，竟向我这个姑娘学习，而且是在避难的时节！他们珍惜时间，抓紧学习的精神，在我的心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虽是温州人，却在北京出生，自忖普通话还不错，就壮着胆应承下来。不过，我也提出个交换条件，要夫人教我英语，她微笑地点点头。我和她说定，每天上午八点钟，她到楼下我的卧室，由她先用英语讲个故事给我听，然后我用普通话讲个中国故事给她听。医生则间接向夫人学，遇到疑难的字，他常拿着书来问我，我也认真地告诉他读音和字义。有时候我坐在床上，端张椅请夫人坐在对面;有时候我们索性都坐在床上，肩并着肩，脸偎着脸。可惜暑假太短，总共只讲了十来故事，我们就分别了。
我清楚地记得，夫人所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讲威尼斯商人安东尼的，这故事我在高中英文选里学过，听起来容易懂。她讲故事富于表情，有声有色，常常说得我笑个不住。我对她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故事，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等。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听完之后常赞不绝口。
她曾送给我一本只有两个火柴盒大精装的英文本《莎士比亚诗选》。第一页是罗米欧和朱丽叶的彩色插图，我非常珍惜它；可惜经历多年离乱，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常说信奉上帝不一定拘泥于形式，心地善良最要紧，她在白累德医院，就时常到病房看望安慰病人，替病人做祷告。
施德福夫妇有个儿子曾留居山东青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寇关进集中营，后来被释放，就回英国去了。他们常常怀念他，夫人常常感慨地说：“好久没收到他的信了，战争真罪恶呀！”她还告诉我说：“我儿子很聪明，他有自己的主张，他常常反驳我，说我不对。”因她儿子和我十一岁的弟弟年龄差不多，为此她常常找我弟弟抛球玩耍，藉此得到一点安慰，我很同情她。
暑假期满，温中从青田搬回温州城了。当我回校念书时,得知施德福医生一行人也离开枫林回温州了。我将暑假与施德福夫妇相处的事告诉我的好同学孔珞，并带她到康乐坊施德福夫妇的寓所去玩。门铃响后，我认识的那位佣人带我们到会客厅。这时夫人正在弹琴，一位外国姑娘在唱歌。知道我们来了,她们停止了弹唱,夫人站起来迎接,她热情地说：“oh! Ive never seen such a good friend Like you.”我一阵脸红，回不出话来。佣人端上茶，我向夫人介绍孔珞，夫人向我介绍那位外国姑娘，我们互相认识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孔珞都收到一份请帖，施德福夫妇请我们到教堂去过聖诞节，参加宴会。我们高兴地去了。那天，教堂餐桌摆得很多，都是中国菜，客人大都是教友。可惜都陌生，又不见施德福夫妇，我们扫兴而归。
过了几年，抗日战争已结束，我已结婚生了孩子，家住在农村。有一次，孩子的祖母生病，在农村久治不癒，我想起施德福医生，就赶往白累德医院求治。不一会，施德福医生就来了，他依旧是昔日的模样，诚诚恳恳，不摆架子。他一来不多说话，马上进行认真检查，最后他抱歉地说：“病人患的是癌症，已到扩散后期，没办法了。”我们只口头谢谢他。又过了两年，我母亲重病在床，施德福夫人闻讯，特地拎了礼物前来看望、安慰，我们一家人都感到过意不去。
不久，我母亲去世了。我从农村出来住在温州城娘家。生活的蹇涩，使我意志消沉，茫然不知所从。一天，我想起施德福夫人，又去看望她。她依旧满面春风，当她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时，那里已端坐着五六位青年，他们是来向她学英文圣经的。我也坐下来听讲，那天夫人讲的是耶稣拿了一袋种子播种的故事。夫人说，每星期讲两个晚上，我请她让我也来，她满口答应，后来我去了三四次。
最后一次去看施德福夫妇是在一九五○年。那天晚上我和弟弟一道去，见面后，夫人告诉我，他们就要离开温州回英国去了。她说，想到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快要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心里有难言的喜悦。“我的儿子有信来，他快要上大学了。”她这样告诉我。（直到最近，我才得知她儿子继承父志，当年进医科大学，后在马来西亚一家医院工作。）我弟弟说：“你们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会见自己的儿子，我们非常为你高兴。不过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再来温州。我相信，共产党人对于你们这样的外国朋友是非常欢迎的”。
临别时，夫人留下我的通讯处，说以后会写信给我。可惜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来信，只存下一点零星的记忆而已。
转载：http://www.wzzx.gov.cn/public/list.asp?id=2726&type1=5&type2=87&type3=0
施德福 2005年12月22日 16:10:58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施德福(T.A.Stedeford,1885—?)，英国人。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1917年，由循道公会差会派遣，来温州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业余进修热带病学，考取博士学位。经常使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天象，试图探索月球运转和地球气温变化与热带病关系。1925年，和宁波斐迪中学英籍女教师梅甫硕士结婚。1929年夏，创办温州第一所护士职业学校。1934年，又开办助产士职业学校。外科操刀准确度可在一叠纸上随意裁到指定一层。医德高尚，出诊为产妇剖腹，病榻脏臭，烟熏满屋，毫无嫌忌。教课不厌其详，学生百问不厌，实验一丝不苟，严以律己，乐于助人，态度和蔼，作风端厚，赢得医院内外普遍尊敬。抗日战争期间，温州数度沦陷，白累德医院避迁永嘉枫林，外汇断绝，经费困难，加上连年战祸，疫病流行，救死扶伤，任务艰巨。施氏自开门诊，收费悉数归公，登报呼吁，恳请各界解囊资助，得以渡过难关。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队受伤人员秘密住院，均得悉心诊治。 1950年，年迈回国，任院长32年，温州医师公会和各界人士盛会欢送，摄影留别。邑人名其宅旁巷弄为施公里，并立坊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毁。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编辑： 浙江通志 http://zjtz.zjol.com.cn/05zjtz/system/2005/12/22/006414181.shtml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史博物馆 作者： 时间：2009-9-17 来源：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苏慧廉因医事渐增，请建筑师定理来温，在杨柳巷（现墨池小学内）兴建以建筑师为名的定理医院。霍厚福任院长，时有工作人员20多人，此为浙南地区首家西医医院，亦即本院的初始前身。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霍厚福离任，鲍埋茂医师接任院长，以带徒形式先后接纳戚文樑、章梦三、郑叔鸣等10人入院工读，首开培育浙南国人西医队伍之先河。有鉴院务发展甚快，定理先生又向创立宁波华美医院的老友白累德请助，大简巷（即医院现址）另建可设床位150张的新医院。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月30日，新建医院落成，定理医院随即并入。因白累德先生捐资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故以“白累德纪念医院”名世，后简称白累德医院。 1914年（民国三年），院长鲍理茂退休归国，其后3年，循道公会曾聘Augus、Bury两位英国医师代理院长的职务。 1917年（民国六年），英国医师施德福接任院长，施氏任职历时32上，业绩卓著。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白累德医院在兵营巷购地，筹划扩建院舍。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7月11日至8月15日，温州第二次沦陷，白累德医院迁至永嘉枫林。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7月，温州第三次沦陷前夕，白累德医院奉命疏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6月，温州光复，医院同仁公推郑济时医师负责筹措，于当年8月1日恢复业务。 1949年8月底，院长施德福行即离任回国，于“施公里”召集医院11名医护骨干开会，提请他们选出院长，续办白累德医院。经推选，汪起霞任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任副院长。 1953年1月10日，市人民政府接办白累德医院，医院性质改为全民卫生事业单位，名称保留，市政府驻院代表为林荣澄。 1954年10月6日，根据省卫生厅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医院名称的决定，白累德医院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此年按卫生厅规定增设了中医科。 1955年5月，医院向北延伸征地15亩，截断横贯东西的小简巷、兵营巷。 1957年7月，经市卫生局同意，举办学制两年的初级护士助训班，负责人傅大钧。 1958年下半年，组建保健科，扩大预防工作，同时组建针灸科和理疗室。 1965年9月，经市卫生局批准举办护士班，由温州地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委员会统一招生50名，预定学制两年半，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办。 1968年5月，本院建立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设成员2人，取代原领导班子。 1970年10月，温州地、市革委会以战备和贯彻“6.26”指示为由，将全院人员、设备等，分别下放到永嘉县岩头、永临和文成县西坑，建立3个地段医院，原院舍由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 1973年4月，地、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上述地段医院，迁回市区原址，市局领导确定由傅大钧主持院务工作，于5月3日恢复业务。市第三人民医院同时迁出。 來源：http://www.wzhosp.com/ShowContent_-33-39-6B-63-76-55-42-73-35-4B-51-3D_-56-59-74-6B-63-44-39-70-49-63-67-3D.htm 相關連結：施德福的故事 |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