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前温州永嘉内地会信徒杨宝礼（1997年按立长老）
永嘉县基督教江北牧区杨宝礼长老于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凌晨四点左右安息主怀，享年92岁。
杨宝礼长老，1921年出生于浙江永嘉。从祖父开始，皈依基督，乃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信徒。杨氏少时入温州内地会崇真小学读书，16岁由王春亭牧师施洗入教。18岁开始受派为义务传道，后成为温州内地会黄田分会代表。文革时期，与黄益兴长老一同组织举行在“隐密处”的聚会，于1970年左右与市区、平阳、瑞安、乐清等教会同工发起温州区交通会，任永嘉县代表之一。由文革时期开始任江北牧区负责人。1997年被浙江省基督教协会按立为长老，2002年退休。
一、忘年之交
杨长老与父亲是很要好的同工，虽然他们年龄差距二十多岁，但从文革时期开始就一同为温州地区总会的永嘉县代表。在我的印象中，杨长老一直就是乐呵呵的，极其平易近人。从我开始搜集温州教会历史开始，杨长老是我最初口述史采访的对象。也正为此，年纪相差近60年的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自2004年9月作第一次口述史采访之后，我又先后采访过五次。从他个人的传道经历，家族的信仰历程，黄田教会的成长，到江北牧区发展历史，他从亲历者的角度追溯了一番。后来，我每次到黄田教会主日崇拜讲道，他都会坐在男座的前排等候。早上聚会完了之后，他就会带我到“同工休息室”，亲自为我泡茶，甚至还给我预备热水。在午休的时候，他总会先问候一下我的家人，我则很迫切地要知道一些与教会历史相关的问题。后来，虽然他总会重复之前讲过的故事，但他还是乐在其中，让我不舍得打断他的话题。
大概是两三年前，一次我到黄田教会讲道，照例在教堂的男座前排寻找长老的身影，但很遗憾没有找到。后来得知长老因中风住院。去年年底，到府上探望的时候，得知年过九旬的长老，已“返老还童”，每天准时要求吃饭、洗澡。当我到他床前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一边嘴里嘟嚷着：“感谢主，赞美主……”。听他的儿子，现黄田教会执事杨和平弟兄介绍说：“父亲经常叹息着说：‘主啊，什么时候接我回家？’”
我相信，长老的离世，正是神应允他的祷告，回到主耶稣为他预备的永恒之国。
二、忠仆见证
在杨长老珍藏的资料中，有一本从已故兄长遗留下来的圣经。其兄长从崇真小学毕业，后来在教会里做过传道人，但年仅20多岁就离世了。杨长老接续兄长的传道使命，一生不偏离。在个人与长老的接触，在他自己的回忆以及同工的追溯中，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他作为一位神的忠仆的明证。
1．善于劝勉的忠仆
父亲在《江北牧区建立暨联合派单四十周年纪念册》的感言中在追溯对江北牧区建立、发展、复兴有贡献的长者、牧者时说：“回顾江北牧区40年来的发展，与神在教会中兴起的时代工人是分不开的：祂兴起郑颂三牧师点燃灵火、敲醒心灵；举起余督兵牧师培育人才、奠定基础；兴起陈直牧师严谨解经、诲人不倦；兴起陈公权牧师淡化教派、坚持合一；兴起方树人教师深思熟虑，任劳任怨；兴起杨宝礼长老善于劝勉，平易近人；兴起黄益兴长老把握原则，胆大心细。这些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我们在主里的自豪，是新一代同工的楷模。”今天在电话中，他再次提到：“杨长老是一位善于劝勉、平易近人的好同工，在同工之间有很好的名声，跟同工们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2．严守主日的圣徒
在2004年9月的口述史采访中，长老曾对自己一生谨守礼拜作了回忆：“我一生都守礼拜天的，只有一次没有守，就摔断了手。从小开始直到退休都守住礼拜天的。退休后（到现在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七九年退休的），大概在二十年前，六十多岁时候，有一次不守礼拜天。我原本是从事白铁修理工作的，专门给人家修理家里锡制家具。一次快过年的时候，礼拜天都在外面帮人修，因为那天要修的人特别多。有教友问：‘老杨，你今天没有派工呀？’我一声不吭。他们说：‘你礼拜天都守住的嘛，你今天守不住了？’邻舍说：‘我叫你修的时候，你就说礼拜天不修，今天你又在修，你对别人好点，对我们邻舍倒没有这么好。’在这么多的意见声中，那一天，我连头都抬不起来。回家时，骑自行车摔倒，左手摔断。到医院拍片后，都说要住院。而我没有去住院，只是抓药敷了五天，就不再去了。我自知原因就是我不守礼拜天，亏欠犯罪。有多少人责问我，我成了绊脚石。我就痛哭认罪，之后只有二十九天就痊愈了。”
3．教会合一的使者
杨长老在解放初期是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黄田分会的负责人。在1958年教会联合礼拜之后，教堂被迫关门，基督徒从有形的教堂聚会转入家庭聚会。杨长老与黄益兴长老（原循道公会的义务传道人）作为两个教派的代表，他们看到信徒牧养的需要，在私下的交通中谈到江北众教会要放下一切教派观念，联合两教派，实行统一派单。后来就尝试组织众教会实行联合派单。第一次于1965年2月实行联合派单，但在1966年8月因外界压力而停止。第二次是1968年2月恢复，1969年5月停止。1970年第四季度，联合派单再次恢复，至今已逾40年，中间没有停止。
在教会联合派单的同时，教会实行圣餐、洗礼等教会礼仪进行合一和调整。原内地会实行浸礼，而循道公会实行点水礼，在联合派单之后，就实行浸礼与点水礼共用。原内地会在圣餐中实行单杯领受“主的宝血”，而原循道公会则实行分杯领受，在合一之后则采取分杯领受的方式。这些礼仪上的改变，都与当时教会代表放下狭隘的宗派观念、愿意寻求创新的精神有关。其中，我们不能不记念杨长老在其中所付出的艰辛。
4．勤做圣工的良牧
从18岁开始，杨长老就开始担任教会义务传道员。先是内地会的传道人，后是家庭聚会中的负责人，接着又是到各地传讲福音的勇士，再后来是牧区管理的负责人，最后成为江北牧区第一批接受圣职按立的长老。在长老自己的回忆中，他说：“从文革开始，我尽力多做主工，从原来一季度派三到四周，增加到八至九周。从那时开始，我在圣工上没有一次旷工，没有一次拦阻，没有一次难题。有一次最多时，就派了十三工，别人都是四次。后来，在派工时，有难题，他们都会多加给我，知道我不会推辞。”值得记念的是，杨长老在文革时期曾多次因为出外传道而被捕，也曾经因为传道而被批斗。
杨宝礼长老，在外部环境恶劣的文革时期和教堂恢复礼拜之初，成为特殊时期神所兴起的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侍奉中留下了佳美的脚踪，在生活中留下生命的见证，在信仰上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晚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