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尊重、彼此相爱”
——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上的演讲
刘廷芳于1920年至燕京大学之后，不久就任燕大神科科长，并于1922年4月和1923年4月分别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基督教界崭露头角，成为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司徒雷登后来评价说：“如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他（指刘廷芳）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并且是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他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中国教徒更为杰出，对当前事物的较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更具洞察力和预见。”[1]
1922年5月2日至12日，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廷芳说：“这是中国有基督教以来，这一次可算是空前的盛会。”[2]刘廷芳被公推为大会筹备会第三股委员，负责起草〈教会宣言〉，该宣言是“中国基督教会第一次以全国名义对国内、国外，全体信徒，和全世界教会作正式的布告。……是完全华人的著作，一切计划，自始至终，全是华人自主。”[3]在5月4日大会的发言中，刘廷芳以〈中国的基督教会〉为题演讲，折服全场听众，其中“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口号更是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在刘廷芳逝世后，美国“基督教世纪”周报于1947年8月20日刊载一节社论，述及刘廷芳之死，称“刘廷芳死得太早了，他是一个中国的基督教学者、编辑、神学教授、传道人、圣诗撰述者……在中国教会各方面的事工进展上，他有了如许的贡献，还只不过五十岁的中年。如果天假以年，恐将有更大的领导力量。”文中又特别提到他的名言：“美国牧师们常用的一句话：‘意见纵分歧，爱心却唯一。（Let us agree to
differand resolve to love）。’一般人不会想到这是廿余年前刘君在中国基督教集会中所说的话吧！”[4]
在〈中国的基督教会〉中，刘廷芳以八个方面来论述“我们中国的信徒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基督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教会”。
一、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对一切罪恶作无畏约奋斗。
二、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把耶稣基督完全地表彰出来。
三、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能宣扬上帝的使命。
四、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能服从圣灵的引导。
五、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适当地教授圣经
六、中国的基督教会，必要能实地服务中华国民。
七、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竭力的主张统一。
八、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始终不懈地，实行试验工作的协和。[5]
关于第七点“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竭力的主张统一”，他说：“欧美的教会，四分八裂。传来中国，也分成百余支体。在西人一方面，各有历史的理由。在我们中华信徒一方面，这种种历史无深切的关系。宗派的分别，往往成教会进行的障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努力主张统一。绝对不容人造的宗派，破坏神赋的友爱。不容疆域的关系，发生无端的猜忌。不容地盘的私念，作彼此攻讦的丑行。中国的基督教会，必拼死命主张统一。”[6]他提出中国基督教会主张统一的三个理由是：“中国的基督教会主张统一因为他爱基督。……中国的基督教会主张统一因为他信上帝。……中国的基督教会主张统一，因为他熟谙人情。”[7]
他屡次提到教会的统一要“拼死保护”，他说：“中国的基督教会，必要统一的。在他统一范围以内，性情不同，兴味不同，主张不同的，只要真正爱主，遵主的旨意去行的，都有立足之地。因为教会若真正爱主，主必在其中。主的爱能融合众心，主的力是必能维持一切。中国的基督教会所主张的统一，是根本的统一。”[8]最后，最让在场听众折服的就是他提出中国基督教会实行统一的秘诀，就是“互相尊重”“彼此相爱”[9]。
[1] 司徒雷登致刘易斯（James H. Lewis）函，1926年1月20日，联董会档卷680，第682页。转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1-12页。
[2]刘廷芳编，《中国教会问题的讨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1922年7月，第1页。
[3] 刘廷芳编，《中国教会问题的讨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1922年7月，第1页。
[4] 《天风》第89期，1947年9月27日，第15-16页。
[5]刘廷芳著，〈中国的基督教会〉，载《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2年6月，第1-10页。
[6]刘廷芳著，〈中国的基督教会〉，载《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2年6月，第5页。
[7]刘廷芳著，〈中国的基督教会〉，载《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2年6月，第6页。
[8]刘廷芳著，〈中国的基督教会〉，载《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2年6月，第7页。
[9]刘廷芳著，〈中国的基督教会〉，载《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2年6月，第7页。
在我手头的资料中，关于刘廷芳在美国留学时的情形的资料实在很少。在刘廷芳的诗作《山雨》中有一首诗，题为〈半夜对独追忆南美留学往事〉[1]，可以想见他在美国留学之初的那种艰辛。其中因着文化的差异、种族的歧视带来的一些冲突，他那句“为国家同胞挣口气”，实在表达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在美时的心境。该诗作于1923年7月15日，当时他正在江西庐山度假，虽然是十三年后的追忆，但在文中我们也能稍微领略其中的酸甜苦辣。本文，我们从他的诗作的各段落中，来品味他的心境。
（一）
弟妹伴读的欢情，
已成往迹。
阿母促睡的唤声，
何处寻觅。
在这空山中，
这般凄凉的环境里，
还是你好，
伴我终夕。
这一节可以说是回忆中的回忆，孤身一人负笈美国的刘廷芳想家的心情。温州学习时的情形，有“弟妹伴读”、有“阿母促睡”，那种“欢情”和“唤声”成为美好的回忆。在离家浪子的眼里，外面的环境就是“凄凉”的。
（二）
这半篇西塞罗的演说，
三首霍雷司的酒后歌。
专心地研究，
五十分钟便够了，
挣起眼睛来用功，
不要顾我。
（三）
这可恶的西风，
穿墙钻穴，
向我不住的扑。
但我自能拼死地相斗，
直到你完了你的工课。
（四）
三万里外求学，
嚼三千年前的古文章，
还要为国家同胞挣口气，
明朝在白晳儿童前，
把黄黑的高低分清楚。
这三节是刘廷芳个人学习的情况，“三万里外求学，嚼三千年前的古文章”。在此特别指出“可恶西风，穿墙钻穴，向我不住的扑”，所指的“西风”是西方文化对一位中国传统基督徒的影响，而他“拼死的相斗”，显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当然，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才可以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教会领袖。他在诗中表露自己努力深究学问的目的就是要报效祖国，用他的话说，就是“为国家同胞挣口气”。
（五）
功课完了，
西风吹得更急，
疲倦的眼睛，
从诗文字典上，
斜移到你，
方知你这半天中，
为我悄然堕泪。
阅历过多少人情，
还是你好，
依旧知我心事，
悄然对我，
堕这许多同情泪。
（六）
给我光是容易，
体恤我的心事难。
在这般凄凉的环境，
只有你是知己。
在这两节中，刘廷芳将自己的思绪转移到“你”。这里的“你”是指谁？或者是妻子吴卓生，或是他所信的主耶稣。显然，妻子吴卓生尚不能成为他初到美国时的安慰，尚且不能“给我光”。笔者相信刘廷芳这里所指的是耶稣，他从第一节就已指出“你”成为思乡的学子的伴侣，他感激地说：“还是你好，伴我终夕。”可见，信仰对于孤身在外的刘廷芳，是重要的支持。他用拟人的方式来表达耶稣基督的体恤，“悄然堕泪”、“知我心事”，在那凄凉的环境里，发出爱的温馨。
（七）
十三年的光阴，
如三分钟前的晚风，
吹过山半。
今宵不在旧山中，
但环境一般凄黯。
腔中不是旧时愁，
但要理比前还乱。
十三年后，刘廷芳在江西庐山度假，对照留学时的环境，他指出“今宵不在旧山中，但环境一般凄黯”，显然他是对中国现状的担忧。“腔中不是旧时愁”，表示时过境迁，但满怀为家国挣口气的心没有改变，无奈现状使他感觉“但要理比前还乱”。刘廷芳这般爱国的情怀，都倾注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之中，将自己如同蜡烛般燃尽。
[1]刘廷芳著，《山雨》，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32-39页。
关心弟子的好老师
早在任燕京大学神科代科长时期，刘廷芳心中就已筹划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目的是将神科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神学院。除了心中勃勃的雄心之外，刘廷芳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1923年2月14日，刘廷芳写了一首诗，题为〈人力车苦力的心事〉，将他对学生的关切表露无遗。
隔夜的冷饭，
如水的粥汤，
固然是太无味。
但现在只求延活命，
还说得到什么滋味？
亲爱的弟弟们：
连日雪风中，
我非不拼命跑。
看看这两条腿，
肿得要破了。
一个人只能赚得四百钱，
四百钱只能换得三升米。
亲爱的弟弟们：
稍忍耐，
几位哥哥快来了。
来时买一把大车，
他们在前拉，
我在后边推。
那时：
三餐要周整了。
小弟弟们：
稍忍耐吧！
只要几位哥哥们健，
你们饥寒的日子，
快要过去了。
他在该诗下附注：“示神学诸生并寄紫宸，大卫，煨莲诸同志”。[2]表明该的对象是神科的学生。诗中，刘廷芳将自己比喻作“人力车苦力”，正为处在“连日雪风中”中的神科而“拼命跑”，虽然“两条腿”已经“肿得要破了”，还是为学子们的需要而竭力。他屡次称呼学子们为“弟弟”，勉励他们要忍耐等待，因为“几位哥哥快来了”，他预言“哥哥们”的到来将会改变“饥寒的日子”。该诗“并寄紫宸，大卫，煨莲诸同志”，其中紫宸为后来任宗教学院院长的赵紫宸，他在当时就已向赵紫宸发出邀请；大卫尚不知是哪位，但可知也是刘廷芳邀请来燕京的学者；煨莲就是洪业，后来的文理学院院长，准备于该年来燕京任职。刘廷芳在诗中所指的“哥哥们”就是这些将来为燕京贡献甚大的学者。
另外，《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一书中辑录一篇由沈庸所撰的文章，题为〈闲话燕大老师〉[3]，其中提到他眼中的刘廷芳。首先，他介绍刘廷芳“一位终生虔诚的基督徒、教育家。”[4]沈庸提出自己从未上过刘廷芳的课，但他却屡次得刘廷芳的帮助，显示他是一位“热心关怀并精诚协导学生的老师”，他感叹说：“刘师对我就读大学的助力太多了！”[5]他详细记载说：
第一次：未入燕京前，介绍我去“南开大学”为旁听生半年；因而得敬聆所钦佩之蒋廷黻师开讲的“近代国际史”，并正式拜师。第二次：那年投考燕京正因为向教育部立案关系，新生考试课门除中、英文与智力测验外，还有一门数学和再选考：物理、化学或生物三种任何一门。我因奉亲命就业，中断三年学业，对数、理、化两项考试如何能通过，开榜幸运列名为“试读生”入学，刘师不无照顾。第三次：试读生入学须先读四个学分的“地理”课，及格方为正式生。美国地理教师，肥胖的迪维斯Davis先生，不知何故季终给我个“大F！”不及格须退学；又向刘师处求情设法；老人家陪我去见注册课梅贻宝先生说项，结果是再读地理课四学分，及格方可。这次的地理老师是位默默含羞的黄女士，经细查询乃北洋政府大礼官黄开文的令媛；又真巧也是我家的“房东主人翁”，定心丸吃定了；但仍兢兢业业上课过关。第四次：在二年级的下学期，吕复老师也不知何因给我个不及格！如法依照前例处理，补考过关。我在燕京四年中，内情多坎坷，外情多国难！最后一年半中韬光养晦，总算平安渡到毕业。这段磨练“人生旅途”的过程，也启发我对人生的体验。南开张伯苓先生对弟子们常说：“凡对事的应付法，须有‘稳’‘准’‘狠’三字永诀”。再加一诀是“忍”字，系由曾国藩的“挺经”哲学传递而来；也是蒋公提示我们：“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精神。第五次：刘师随时关切卒业离校弟子的就业问题，与司徒老人心情相同。在我徬徨歧路时，他老人家告知我：烦请司徒老人写推荐函投奔中央的建议；同时，提及吴师雷川与陈布雷先生的渊源。如此三番五次的关心弟子，如何能不记述追思师恩？[6]
[1]刘廷芳著，〈人力车苦力的心事〉，载《生命》第四卷第二册，1923年10月15日，第9页。
[2]刘廷芳著，〈人力车苦力的心事〉，载《生命》第四卷第二册，1923年10月15日，第9页。
[3]沈庸著，〈闲话燕大老师〉，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294-304页。
[4]沈庸著，〈闲话燕大老师〉，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295页。
[5]沈庸著，〈闲话燕大老师〉，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296页。
[6]沈庸著，〈闲话燕大老师〉，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295-297页。
基督教文化界的英雄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从隋唐到民国，中国几经沧桑，时传时歇，在中国文化上未能有大规模的建树，在这一点上，比起中国佛教来是十分惭愧的。唐宋时代的景教徒虽已尽了他们底责任，但不能继续发扬光大；元时也里可温教徒也是如此，不久便湮没无闻；明末耶稣会士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大的，但那不过是基督教文化底序曲；近百年来新教所贡献的该是基督教文化底正文了，但新教徒有没有作到这个任务呢？先贤们在五四运动前夕，曾为新文化的先驱者；可惜在五四之后反倒落伍了。只有少数头脑清晰而心里火热的人士不甘落后，力竭声嘶地呼叫着，要基督徒中的知识青年起来迎头赶上去，在中国文化底旧基石上建设崭新的中国基督教文化，以贡献于世界文化。这少数头脑清晰心里火热的人士正是基督教文化的英雄，也是中国新文化的英雄，同时也是世界新文化的英雄。——刘廷芳博士就是这些英雄中的领袖人物之一。”[1]这段话是一代文学大师朱维之在1947年8月得知刘廷芳去世消息之后，应《天风》的约稿所写的悼文〈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中的表述。
朱维之与刘廷芳为同乡，同是温州人。朱维之称：“刘先生是我从儿童时代就很仰慕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早就是基督教文化界英雄之一了。他在中国基督教文化界的地位，好像梁任公先生在中国一般文化界的地位。他们二人都只活到五十六岁，（梁任公1873-1929；刘廷芳1891-1947）虽不能说是短命，也不能算是长寿；但他们在文化界都活动得很久，影响很大。”[2]
他认为刘廷芳“一生最彪炳的事业却在于努力提倡并建设基督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学。”首先，他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第一任院长，“其目的无非是大规模地造就基督教文化建设的人才，要发扬光大基督教文化而植根于中国文化中，使开放奇葩异卉于世界新文化中。看宗教学院所出来的人才，知道他底事业已经有了光荣的开始，但方兴未艾，正待继起者底努力，完成他底遗愿。”[3]其次，他认为刘廷芳一生所最苦心焦虑的是中国基督文字事业的不振。“他不辞辛苦，奔波南北，力竭声嘶地鼓吹教会文字事业。他也愿意呕出心血，写诗作文，主编杂志，辑译从书，提高教内人士对于文学的兴趣。他也不吝笔墨著译文学作品投稿到一般文学杂志去发表，或投稿到一般出版新文学的书店去出版，把基督教精神打入一般中国文学中去，足见他眼光高远，魄力雄伟。”[4]最后，他认为刘廷芳对于基督教文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主编《普天颂赞》。他说：“基督教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最大文学贡献是‘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底完成；而基督教在五四以后最大的文学贡献便是‘普天颂赞’底完成。前者是白话新文学底先驱，后者是新的合乐诗歌底普遍化。若有人问起基督教对中国文学有什么贡献时，我首先便要拿出‘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和‘普天颂赞’”[5]。
应元道于1926年4月，在《文社月刊》中发表一篇长文，题为〈二十余年来之中国基督教著作界及其代表人物〉。文中，他以1900-1920年代为华人基督徒译著的“黄金时代”[6]。他在众多的华人基督徒中以六个标准来选出十多位代表人物。其标准为：
（一） 有多年的著译经验和丰富的著译成绩的。
（二） 有自成一家之学问思想的。
（三） 有卓特的名誉，为一般人所景仰的。
（四） 有杰出的著作天才，而于前途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五） 在基督教文字事业历史上曾有过相当的贡献，而今已在“过去时代”中的。
（六） 在基督教文字事业历史上曾有过相当的贡献，而今尚在继续努力中的。[7]
他所说的十几个代表人物分别是谢洪赉、范皕诲、陈金镛、张亦镜、陈春生、胡贻谷、王治心、刘廷芳、赵紫宸、简又文、李荣芳、吴雷川等。他肯定：“刘君廷芳，是现在中国教会界中一个重要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新派的思想家和著作家。”[8]他评论说：“刘君的头脑很清楚，对于任何问题，每能用科学方法把它一层一层地分析，然后各与以适当的评论和解答，他在多数长篇的论著上，都是应用这样方法的。他的著作上的文字，也很不错，因为他能把一种思想，用清描淡写的文笔把它曲折地写出来。这一层，看似不费气力，纯粹由脑经中流出随意写来似的，但是使人们读了，却觉得它是一种很明瞭，很有条理，又很清脆易读，毫不讨厌的文字。这是刘君文章上的特点，很有几分与胡适之君相似的。”[9]
[1]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9页。
[2]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9页。
[3]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9页。
[4]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10页。
[5]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10页。
[6] 应元道著，〈二十余年来之中国基督教著作界及其代表人物〉，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26年4月，第6页。
[7]应元道著，〈二十余年来之中国基督教著作界及其代表人物〉，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26年4月，第7页。
[8]应元道著，〈二十余年来之中国基督教著作界及其代表人物〉，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26年4月，第27-28页。
[9]应元道著，〈二十余年来之中国基督教著作界及其代表人物〉，文社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26年4月，第27-28页。
刘廷芳的圣经观
对于圣经的权威，刘廷芳的观点在“反基督教运动”极其激烈的时期里，应该说是极其超前的。在1922年5月4日，刘廷芳在基督教全国大会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基督教会〉的演讲。在该演讲中刘廷芳提出：“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适当地教授圣经”。
首先，刘廷芳对于圣经被宗派主义的解释所影响深恶痛绝，他说：“教会往往藉教授圣经的名义，宣传狭义的信条，鼓吹宗派的主义。”他认为这种从狭隘的宗派主义出发的解释，是将圣经作为私家利用的工具，他说“这是得罪圣经，也是得罪就学的人。”
其次，刘廷芳强调中国的基督教会不能将圣经作为私家利用的工具，且应当从圣经中寻求神的旨意并实行之。他说：“中国的基督教会，必不用圣经为私家宣扬的利器，他教授圣经的目标，是要人从圣经中寻求上帝的旨意，永生的关键，并且实行从圣经所得的真理。”
再次，刘廷芳提出中国教会对于圣经应当有一种“深切满足的信仰”，这种“深切满足的信仰”就是迎接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评判圣经。他说：“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深切满足地，信仰圣经真是上帝的训言。怎么叫做深切满足的信仰呢？现在科学的时代，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真理，是知识界所共认的。倘若教会深切满足地信仰圣经，必以圣经为无上的真理。既是无上的真理，便不怕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了。但是教会往往有人，因爱惜圣经的缘故，替圣经担忧，用种种消极的方法，无谓的手续，禁阻人用科学圣方法去研究圣经。如此办法，自以为是保护圣经，却忘记了，圣经既是上帝的真理，必不靠人去保护他。圣经二千年来，遭几许的攻击，但是他的力量，没有改变。若靠人护，早已消灭了。”在他看来，那些因为“爱惜圣经的缘故，替圣经担忧”的想法，纯属是杞人忧天。
最后，刘廷芳认为不单是圣经，甚至教会中所有的教义、信条、礼节、仪式都应当接受科学的实验。他说：“不但圣经，就是教会中所有的教义和信条，礼节和仪式，都应当快快乐乐地受科学的实验。欢迎公开的讨论，严格的评判。教会当用毫无惧怕的胆量，用百折不回的忍耐，作寻求真理的人，天来的良导师。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仁爱和平地，教授一切虚心诚实就学的男女。”[1]
在基督教全国大会上，刘廷芳被公推为大会筹备会第三股委员，负责起草〈教会宣言〉。在〈教会宣言〉中提出中国基督徒应当更加殷勤地读经，其中所列的内容正是刘廷芳的圣经观的集中体现：
一、 我们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训言；人受圣灵感应而成的。圣经是吾们信德和行为最高的向导。
二、 教会中上帝的仆人，曾用坚忍的心志，多年的勤劳，译述讲解，使我们中华信徒，明白上帝的圣经。这是我们中华信徒深深感激的。我们要借这机会表示我们的谢意。
三、 但是我们深觉中华教会，渴望有华人自译的圣经。正如英文圣经，是英国学者所译述；德文圣经，是德国学者所译述。华文圣经，也须是中华民族中虔诚的学者所译述，从吾们布道工作的经验，国内学术急进的趋势，及教会前程的事业看来，吾们可断言：吾们对于中国本色的圣经，对于中国本色的教会，都有一样的必要。
四、 因此第一：我们希望国内全体信徒，从个人一方面，更殷勤地研究圣经；用增进无已的虔诚，从圣经中求得圣灵性的生活，得安慰，得希望，得信德，和作基督化的服务的能力。
五、 第二：吾们敬谨号召全国中学大学及神学院全体学生，灼见研究圣经，是一种光荣的专门学问；立志献身，潜心研究，预备将来仗上帝的恩赐，用我们庄严的华文，译述圣经，解释圣经，宣讲圣经，使我们中华国民和西方各国的信徒，充分的享真理的光辉和喜乐。
六、 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是不怕煆炼的，是不怕人的虔敬的研究。我们宣告天下：我们中华信徒不怕人用精确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圣经。
七、 但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说明：圣经的研究，不是专为文学和智识一方面起见，是要得行为上的指导。我们全教会趁此机会，再行许愿：此后吾们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生活。都要服从圣经训言的指导。
八、 我们要借这机会，说明吾们注重全部圣经的价值，并号召信徒，在大小学校家庭教会，注重全部圣经作宗教教育的中心。
九、 我们坚实地相信圣经，是上帝给人的消息。无论学问程度的高低，关系的疏密，都是一样的享受，因此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中华全国国民都能诵读圣经。我国不识字的人数很大，必须有一个切实的对付。全教会当努力合作，使全国人民凡有眼的，都能识字看圣经。[2]
刘廷芳后来于1933年在《真理与生命》中发表〈中国基督教伦理的贡献〉一文，其中严厉批评基要派的传教士将圣经当作偶像来崇拜，他反而同意采用进化的方法来看圣经，这种圣经观对于当时中国基督徒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说：“圣经是基督教信仰及行为上无上之准则，这是基督教的信徒所公认的。但中国的教会在基本派的西教士指导之下，大部分都不是敬圣经、信圣经、研究圣经，都是把圣经当偶像崇拜。他们以为尊重圣经，便不可将圣经当作书看，不可让圣经与一切的书受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受科学方法的研究，不可用现代历史研究法去校勘、考证，与解释。他们似乎不承认上帝的真理是整个的，也似乎不相信人所有的聪明才智全是神所赋畀的，因为他们不赞成人用神所赐的才智去研究圣经的真理，如同用神所赐的才智去研究别的科学上的真理一样。他们的查经研经，是把全部圣经不注重时代先后，不顾背景与环境，分别研究，只整个的作平面观，毫不注意进化的原则。因为他们根本上便是反对进化论（即天演论）。”[3]
[1]刘廷芳著，〈中国的基督教会〉，载《生命》第二卷第九、十期，1922年6月，第4页。
[2]刘廷芳编，《中国教会问题的讨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书报部，1922年7月，第28-30页。
[3]刘廷芳著，〈中国基督教伦理的贡献〉，《真理与生命》第七卷第七、八期，1933年5、6月，第4页。
“我是一辆破车子”
“我是一辆破车子！”由于刘廷芳长期受疾病侵扰，他总是以此来形容自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月刊《协进》主编马鸿纲在〈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一文中回忆自己在抗战开始时，与刘廷芳在重庆有一次意外的会面，他说：“直至抗战军起，我代表鲁南游击队去重庆，在中正路上看见一个人侧着身幌着肩，走得挺快，有些像他，我追上去和他打招呼，他说住在青年会里，叫我去看他。他躺在沙发里，像是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一直咳嗽，我劝他休养，说我自己只在牯岭休养一年，身体就好了起来，在前钱上和兵士们一样的受苦，也吃得消，不发生毛病。他随手拿过痰盂来，吐了两口痰，瞪起衰弱的眼睛，钉住我的面孔说：‘你太壮了，你太壮了，太壮了也会出毛病的？’他又咳嗽了两声说：‘我是一辆破车子，不能躺下，躺下就完了，东走走，西转转，为主作作工，到还痛快！反正是辆破车子——有七处发生了毛病，赶着拉吧，拉碎为止。’”[1]
自从刘廷芳在大众面前出现开始，病痛就如.同不可离身的“朋友”，而且成为与他交游之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马鸿纲说：“我最初认识刘博士，是在民国十七年，那时我还是北平国立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黄叶纷飞的秋天，去燕京大学开会。会散后，一位长袍马褂面孔瘦削身驱短小的人，挥着手跑到我的面前，很诚恳地说：‘我叫刘廷芳，你在北京大学里的工作很好，我很愿意见你，请你常常来看我。’”[2]而且，马鸿纲称刘廷芳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印象：“从他衰弱锐利的目光中照射出不可遏止的热情。这使我的心弦跳动了，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子。……夕阳在他的脸上，瘦削的面孔放出爱主爱人的光辉，又在我心灵的深处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在北平时常跟他吃薰鸭。他总是热情流露，一只嘴像是说不完许多心里的话，急得周身乱动，不住咳嗽。”[3]
刘廷芳的好友、同工，也有类似的描述。赵紫宸在〈弔故友刘先生廷芳〉提到刘的病体已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原因是他太过劳累：“廿余年来患肺管炎疝气痔疡等症，均因劳乏，终未去体。抗战期间，不得已赴美就医，兼为祖国宜传，力疾奔忙，骨瘦如豺。医师催逼始入疗养院休息。”[4]《洪业传》中记载：“洪夫人极不喜欢刘廷芳……刘廷芳身材短矮，留长头发，鼻喉敏感，经年咳嗽，洪夫人处处都看不顺眼。”[5]诗人徐志摩于1931年4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刘廷芳：“回南一路福星，又是叨庇老爷太太，上帝派一位功高德茂望重群生的刘大主教，一路上陪伴着他，东谈西说，不叫他寂寞，不让他走邪道。虽大主教自家的鼻子还是照样不很通顺，说半句话总得咳呛一下，但他自有上帝先生保佑他，也保佑他的鼻子。”[6]
沈庸在〈闲话燕大老师〉[7]中提到对刘廷芳的第一印象为：“一位终生虔诚的基督徒、教育家，热心关怀并精诚协导学生的老师。他身短头大、思维精密，驼背，走路飞快，因患鼻瘤常吐痰。”[8]
刘廷芳曾屡进医院。1923年春，他曾在“协和医院病中”写了一首题为〈不敢〉的诗，全文为：
不过是半斤重
带肉的骷髅，
况复恒河沙数，
何足介怀，
但是：神啊，
我不敢轻轻地将他抛去，
因我进你殿宇时，
在你的祭坛前，
所奉献的，只有。
这一颗不值钱的骷髅。
这首诗是刘廷芳向神发出的，他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也因此对自己的使命极其热忱、努力，他也鼓励他人与自己一同奋进。他的“不敢”，一方面使他更加珍惜这“不值钱的骷髅”，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就到庐山、欧美休假；另一方面，“不敢”似乎成为他的动力，把握有限的时间去“打仗”。
因此，当他如蜡烛般燃尽时，马鸿纲用刘廷芳“破车”的比喻总结说：“他已经拉碎了，工作完毕，回去见天父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是天秉，我们学不来，不过他的热情，他对于青年人们的关心，他终生鞠躬尽瘁的为主工作，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我们对于他始终有些遗憾——他这辆破车子不应当任它拉碎为止。他应当好好休养，预备长期为主工作。他今年才五十六岁啊！我们能不同声一哭，追悼这位青年良友。”[10]
[1]马鸿纲著，〈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载于《协进》，第六卷第六期，1947年9月16日，第5页。
[2]马鸿纲著，〈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载于《协进》，第六卷第六期，1947年9月16日，第4页。
[3]马鸿纲著，〈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载于《协进》，第六卷第六期，1947年9月16日，第4-5页。
[4] 《天风周刊》第86期，1947年9月6日，第14页。
[5]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6]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书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5-266页。
[7]沈庸著，〈闲话燕大老师〉，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294-304页。
[8]沈庸著，〈闲话燕大老师〉，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295页。
[9] 刘廷芳著，〈不敢〉，载于《真理周刊》，第二卷第22期，1924年8月24日，第4页。
[10]马鸿纲著，〈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载于《协进》，第六卷第六期，1947年9月16日，第5页。
中国有数的心理学家
朱维之在〈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一文中说：“刘先生……在科学方面说，他是中国有数的心理学家。”[1]在刘廷芳所受的装备中，心理学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吴昶兴博士说：“在1920年，取得哥伦比亚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学习中文的心理研究》（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A Preliminary
Analysis，by Mean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of Some of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此文是针对汉字字形和字音对字义理解影响的研究，这是中国最早对汉语教学心理学方面的观察与实验，此后，中国的学者才开始了从教育、实验、学习、知觉、认知等各个心理角度对中国语文行为的分析与研讨。”[2]
艾伟在其《汉字问题》一书中用一节的篇幅来论述刘廷芳的研究：“汉文心理之研究，在近几年中颇有注意及之者，如周学章君之作文量表，杜佐周沈有乾两君之横直读研究是。而美之哈尔（Carr）、迈尔斯（Miles）二教授最近之一部分实验，亦与吾国文字有关系焉。汉字方面，研究者虽不乏其人，然范围较大者当推刘廷芳君之作。刘君于美之哥伦比亚大学曾作两年之实验，计分六组。”[3]艾伟在“结论”中提出刘廷芳测验所得的结论：“刘君实验既毕，曾作结论，以谓（1）学者初习单字，殊觉困难；经习一定字数后，再遇新字，可以借用联念之力以解释之；（2）识字较多者，其联念之力亦较大；（3）字形之影响字义，较大于字声；（4）组织形声绾结，不能得助于英文智识；（5）因字形而知字声字义，多属盲记。”[4]
1920年受司徒雷登之邀回国之后，在燕京大学神科任科长，主授教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课程，又在教育学系教授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科目，同时在北京大学学育学系、心理系兼任教授。另外，刘廷芳又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主要功臣，回国后即因其心理学专长而与博晨光（Lucius C. Porter）共事教授心理学，后在他的倡导下成立心理学系。刘廷芳兼任心理学系主任直到1925年，后由其妹夫陆志韦担任。[5]
1922年秋，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博士（William A. McCall）来中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量表和训练有关人才。麦氏来华后，分别和广州、上海、苏州、南京、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教育专家合作完成了50多种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6]。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讲习会邀请麦柯尔博士与刘廷芳担任教授。[7]来自全国17个省，295人参加，该讲习会的目的为促进教育心理测验在中国的推广[8]。
麦柯尔在中国之行结束后说：“今年所研究的很多，关于小学的方法和材料，均加以精密的研究。大部分的工作，是制造关于教育的、道德的和体育的测量，以期实施后达到我们的教育目的。我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的学者关于心理测验运动，已开始进行，不过尚系初步，均不像今年这样的努力和奋勉。但我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心理测量，当推中国为首屈一指。何以故？因美国以二十年的时间和百数十员的大心理学家所研究而得的结果，却被中国四十几位心理学家，于短时间利用了。……我今天离开此讲台，同我朝夕与共、相与为欢的，为刘廷芳博士，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讲演，都同着他，所以我对于他特别深深的感谢。”[9]
刘廷芳又与陆志韦、俞子夷、廖世承、陈鹤琴等人在这一时期修订了比纳-西蒙智力量表，并出版了合著《测验概要》一书。[10]
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南京成立，陆志韦为该学会主席，刘廷芳、艾伟、萧孝嵘等为理事。刘廷芳又分别担任国际教育协会实行委员、中国注音字母会会员等职。[11]《燕京大学人物志》中提到：“刘廷芳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之一，1923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标准测验委员会主席，他个委员会所制定的测验标准由全国教育促进会广泛运用于中国国立学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12]
同时，刘廷芳也是将心理学介绍到中国教会的功臣。在当时教会普遍抗拒心理学，视心理学为20世纪的宗教之劲敌时，刘廷芳却认为心理学为“宗教的良友”。刘廷芳于1935年在《紫晶》向中国基督徒介绍一本由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宗教心理学教授爱里奥德所著的书《心理学对于宗教的影响》，在〈现代心理学在宗教上的影响序〉中说：“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不过五十年，在知识界中仍是很幼稚的一种科学。然而它已经在人生各方面，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今日谈宗教的，随处都与现代心理学的主张，与这些主张所产生的观念接触。有人说十九世纪之末叶，宗教的劲敌是地质学与生物学。二十世纪中，它的劲敌是心理学。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一切科学不是宗教的竞敌，却是宗教的良友。因为科学与宗教，若是不背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不能互相敌对的。倘若我们觉得某种科学是宗教的仇敌，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宗教或是科学，还没有得着真确完备的认识。”[13]
[1]朱维之著，〈中国基督教文化界一大损失——悼刘廷芳博士〉，《天风》第83期，1947年8月16日，第9页。
[2]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53页。
[5]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1页。
[6] 张天荣主编，《中国改革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3050页。
[7] William
A. McCall与刘廷芳讲授，赵崇华辑录，〈施行教育心理测验捷诀〉，《中华教育界》1923年第6期，第1页。
[8] 潘耀昌编著，《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9] 麦柯尔著，〈教育心理测量〉，载于《杨贤江全集》（第六卷），大象出版社，1995年4月，第304-306页。
[10] 叶澜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200页。
[11] 编纂出版委员会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470页。
[12]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54页。
[13]刘廷芳著，〈现代心理学在宗教上的影响序〉，《紫晶》1935年第8卷第1期，第179-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