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恩佈道 西學東漸（189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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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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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受英国偕我公会（属于新教卫理宗）派遣，不远万里，来到温州传教。来华之前，他曾接受短期医疗知识培训，以备对自身常见病的治疗，并自备了奎宁、阿司匹林、碘酒等常用药品，用于伤风感冒、疟疾、外伤的治疗。
初到温州，年轻的苏慧廉因为语言不通，传教工作难以开展。之后，他以西医神奇疗效，假借上帝神力，济壶为怀，救死扶伤，引人入教。自此，苏慧廉开了一个小诊所，靠一些常备药品和略微的医学知识，给人治疗疟疾、痢疾、肠炎、伤寒、感冒等常见病。在当时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一些重病患者，以及被中医师宣布无救治希望的病人，居然也能起死回生。苏慧廉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还开展一些小手术，如拔牙、修正倒睫、睑内翻、脓肿切开引流等，手到病除。西药和手术的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苏慧廉也被口口相传成为了"神医"。苏慧廉以医术带动传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苏慧廉欣喜发现医疗对传教有巨大辅助作用之后，有意将诊所做大，并把这一思路向英国偕我公会作了详细汇报，得到总部的肯定。1891年，总部派传教士海和德来到温州，接手诊所的工作。
跟苏慧廉一样，海和德其实也不是科班出身，是速成的"赤脚医生"。海和德来到温州后，他们两人将诊所搬到城西教堂后面，该处原本是教会的一处戒烟所，与城西教堂院落相通。诊所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诊所一排瓦房共有八间，南北排开，土木结构，水泥地面，没有天花板。就是这间"小诊所"，经过先人的筚路蓝缕，后来发展为定理医院、白累德医院，也是温州市中心医院的雏形。
海和德从英国带来不少药品，当时温州医疗水平较低。城市设施落后，大雨后河道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民众不讲卫生，生活习惯也差，随地吐痰。肺结核、霍乱、鼠疫、伤寒、疟疾、天花等疾病常年肆虐，加之缺医少药，治愈率很低，每年有很多人因病死亡。
1893年中秋前后，苏慧廉返回英国述职。此时，温州城西教堂西医诊所已开诊多年，求医者摩肩接踵，诊所人满为患，他请求总部增派专业医生在温州筹建教会医院。他特别指出温州很需要医师和医院，办好医院有助于推动传教工作。其时，经过多年摸索，国外教会发现医疗救治对传教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教会医院一间接一间地建立起来。
总部因为经费原因，一时未启动筹建教会医院，但派遣了科班出身的西医师——阿尔弗雷德（Alfred Hogg），取汉名"霍厚福"。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毕业后被指派到伦敦圣潘克勒斯医疗传教团，在那里接受过眼科、咽喉科训练，并在皇家眼科医院做临床助理。
时年二十五岁的霍厚福应招被选，于1894年1月20日抵达温州，他是温州循道公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是温州第二个科班出身的西医师（第一个西医师是内地会的稻惟德（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1848～1899年）。
自此，当时城西这个小小的诊所里有霍厚福、海和德以及在温州海关工作的劳莱医生（DR.J.H.Loying）等三位医师坐诊。1894年至1898年期间，仅霍厚福医师接待病人就有3万多人次，在温州地区颇具盛名。
初到温州，年轻的苏慧廉因为语言不通，传教工作难以开展。之后，他以西医神奇疗效，假借上帝神力，济壶为怀，救死扶伤，引人入教。自此，苏慧廉开了一个小诊所，靠一些常备药品和略微的医学知识，给人治疗疟疾、痢疾、肠炎、伤寒、感冒等常见病。在当时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一些重病患者，以及被中医师宣布无救治希望的病人，居然也能起死回生。苏慧廉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还开展一些小手术，如拔牙、修正倒睫、睑内翻、脓肿切开引流等，手到病除。西药和手术的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苏慧廉也被口口相传成为了"神医"。苏慧廉以医术带动传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苏慧廉欣喜发现医疗对传教有巨大辅助作用之后，有意将诊所做大，并把这一思路向英国偕我公会作了详细汇报，得到总部的肯定。1891年，总部派传教士海和德来到温州，接手诊所的工作。
跟苏慧廉一样，海和德其实也不是科班出身，是速成的"赤脚医生"。海和德来到温州后，他们两人将诊所搬到城西教堂后面，该处原本是教会的一处戒烟所，与城西教堂院落相通。诊所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诊所一排瓦房共有八间，南北排开，土木结构，水泥地面，没有天花板。就是这间"小诊所"，经过先人的筚路蓝缕，后来发展为定理医院、白累德医院，也是温州市中心医院的雏形。
海和德从英国带来不少药品，当时温州医疗水平较低。城市设施落后，大雨后河道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民众不讲卫生，生活习惯也差，随地吐痰。肺结核、霍乱、鼠疫、伤寒、疟疾、天花等疾病常年肆虐，加之缺医少药，治愈率很低，每年有很多人因病死亡。
1893年中秋前后，苏慧廉返回英国述职。此时，温州城西教堂西医诊所已开诊多年，求医者摩肩接踵，诊所人满为患，他请求总部增派专业医生在温州筹建教会医院。他特别指出温州很需要医师和医院，办好医院有助于推动传教工作。其时，经过多年摸索，国外教会发现医疗救治对传教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教会医院一间接一间地建立起来。
总部因为经费原因，一时未启动筹建教会医院，但派遣了科班出身的西医师——阿尔弗雷德（Alfred Hogg），取汉名"霍厚福"。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毕业后被指派到伦敦圣潘克勒斯医疗传教团，在那里接受过眼科、咽喉科训练，并在皇家眼科医院做临床助理。
时年二十五岁的霍厚福应招被选，于1894年1月20日抵达温州，他是温州循道公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是温州第二个科班出身的西医师（第一个西医师是内地会的稻惟德（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1848～1899年）。
自此，当时城西这个小小的诊所里有霍厚福、海和德以及在温州海关工作的劳莱医生（DR.J.H.Loying）等三位医师坐诊。1894年至1898年期间，仅霍厚福医师接待病人就有3万多人次，在温州地区颇具盛名。
來源：網上院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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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偕我公会沃克登（A. J. Walkden）牧师（时任英国偕我公会海外传教委员会 Missionary Committee成员）和熟悉温州教会的阚斐迪牧师介绍，英国大雅茅斯市（Great Yarmouth）的约翰·定理（John Dingley）先生慷慨解囊，捐献两百英镑，支持建院的;济贫;项目。
苏慧廉选址墨池坊杨柳巷10号（即今温州市墨池小学）盖起医院。在苏慧廉牧师的奔走努力下，新的医院，确切地讲是温州市第一家西医医院，也是浙南地区第一家西医院诞生了，取名为;定理医院;，于1897年2月17日正式开张，聘任霍厚福医师担任院长，负责医院的一切事务。
定理医院开张时能够收治十二名男病人、十名女病人，并配有辅助用房，如厕所、厨房、门房等。因为当时主要的工作是门诊治疗，所以有一个相当大的门诊诊所及一个兼作候诊室的小礼拜堂。1900年，定理医院接待门诊病人高达11000人次，住院病人256位。
霍厚福院长主持定理医院工作四年时间里，管理医疗两不误。管理有方，医院秩序井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待人和善，医术精湛。不管白天黑夜，有危急的病人，随叫随到。
霍厚福院长在温期间还兼任瓯海海关医师，负责《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1895年3月～1899年9月温州有关医事的报告记录。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在全国范围内给教会医院和国外医生带来了巨大威胁。苏慧廉和家人不得不返回英国避难。不过，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苏慧廉靠着自己的诚心打动了英国医生包理茂（DR·W·E·Plummer），使得他来温州开展医疗工作。
1901年，霍厚福院长离温回国。包理茂医师接替霍厚福工作，出任定理医院院长。包理茂医师接替霍厚福院长工作时，定理医院不但具有一定规模，而且有良好的口碑，门诊人次、住院病人逐年增多，医务人员仍然非常紧缺。除门诊外，包理茂医师还要给病人进行手术治疗。开展的外科手术有乳房癌、扁桃体摘除术、剖宫产、虹膜切除术、脓肿切开术等。定理医院是当时温州唯一能做外科手术的医院，在当时不但饮誉温州，连丽水、台州等地区求医者也纷至沓来。
医院医疗任务繁重，医务人员缺乏，苏慧廉便选送自己创办的“温州艺文书院”毕业生来院学医，缓解医务人员紧缺。定理医院历时9年，职工从10多人增至20多人。9年间门诊达7万多人次，住院达4000多人次。随着医院的声名鹊起，温州民众的认可，当时的医疗场所用房显得狭窄，就诊环境拥挤情况日益突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苏慧廉深深意识到建一座更大的新医院迫在眉睫。
來源：網上院史略
白累德医院（1906-1949）
1903年，苏慧廉再次向总部提出扩建医院的想法。由于总部当时也缺乏资金，他只好转而求助英国媒体，在报刊上发文请求慈善人士的捐赠。文章见报后第二天，70多岁的亨利·白累德（Henry ·Blyth）便回函表示愿意捐献。有了这笔捐款，1905年2月18日，苏慧廉代表偕我公会签订购地契约。新医院选址在温州城区的大简巷。占地七亩八分八厘三毫，4.96万平方英尺。新医院由英国基督徒设计师G.W.Bolshaw免费设计。布局及风格整体上沿袭了伦敦的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医院大楼地基长184英尺，宽60英尺，由一幢主楼及东西两翼组成。主楼三层，底层是教堂兼候诊室。东西两翼各是一栋两层的建筑。西翼为男性病房，东翼为女性病房。由于当时女患者较少，医生办公室、药房、储藏间安置在东翼一层。此外，医院还有若干配套用房。
由于亨利·白累德捐钱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故名之为"白累德纪念医院"，简称"白累德医院"。原定理医院迁并入白累德医院，于1906年1月30日开业。当时已有员工250人，委任英人包理茂医师继续任院长。白累德医院宽敞整洁，一流设施，一流设备，硬件设施已经具备了现代医院的条件，这在晚清年间的浙南颇具示范意义。新式医院的设立对当时温州地区的居民不啻为福音，开业后一年内就有12285人前来求医，住院病人有923人，手术321例。
1907年，苏慧廉离开温州，赴山西接任山西大学的职务。尽管他离开了，但白累德医院自身已经具备了强大的"造血"能力，逐渐走上正轨。
包理茂院长为中国患者服务了13年，直到1914年因病回国。1917年由英籍施德福医师（Dr·K·T·A·Stedeford）接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一职。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曾获得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在温州从医32年，各科手术均做。瘟疫期间，他不分昼夜巡诊病人，甚至还自配生理盐水。同时，他还受聘于温州海关担任海港检疫工作，连海关的酬劳都充公给医院。
彼时医疗模式照旧，但在医院管理方面有较大的改进。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业务、行政、财务、人事等一概由施德福院长作主。他还规定，中国医师上午在医院看病，下午除值班或参与急诊外，可在家里私人开诊，收入归己。
院内没有分科，医师相当于现在的全科医师，一专多能，内外妇儿疾病均看。专职医师每天上午门诊，下午安排手术。施德福院长上任以后不但要亲自看病，还要管理医院。院长统管一切，无论医疗业务、行政财务、人事安排等等，大权小权，一人独揽，一统到底，统归院长一人作主。施德福院长从医院实际出发，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从严治院。
有序分诊，缓急有别。当时医院每天从7时开始挂号。挂号费30枚铜钱，换取一枚号码竹签。通常有红、绿、蓝、黄和黑五种颜色的竹签，初诊是红色签，复诊是绿色签，要住院的危重病人是蓝色签，黄色签则由施德福院长亲自诊治，挂号费也高于其他竹签。当然，对于穷困的病人可以免收挂号费，连药费也减免，他们领的竹签是黑颜色的。通过竹签，有序分诊，分流病人，使危急病人得到及时诊治。
危急病人，敲钟为号。当时医院没有通信设备，施德福院长在目前为急诊大楼西边枝叶茂盛的老樟树上挂一口铜钟，如遇紧急情况，以敲钟为信号，召集全院医务人员。敲一下意味着急诊需要内科医师前来会诊；敲二下意味着外科医师会诊；敲三下意味着妇产科会诊；敲四下意味着儿科会诊；重复敲打就意味着危重病人需要各科医师会诊。
规范医疗文书书写。门诊住院均要求详细记录病人就诊情况，以及病人住院病情变化等。门诊病历采用大本笔记簿，将病史、处方记载在簿上，病史以罗马字母拼写的温州方言记载。施德福院长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详细问诊，一丝不苟记录，还规定门诊住院病历书写规范，并定时检查。
随着医院声誉日隆，就医者接踵而至，门诊住院病人爆满，施德福院长等几位外国医师疲于应诊，难以应付。他接任之前，包理茂院长已从艺文学校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八名优秀学生，进入白累德医院当学徒。施德福院长接任之后连续选拔多批优秀学生以及一些有志从医的温州青年，跟随学医。由于他倾注心血，认真教学，先后培育出郑求是、陈梅豪、戚文梁、章梦三、郑叔鸣、王子芬、张雪琴、郑济时、潘贯周、张德辉、倪执平、何其美等一批温州本地医师。既满足了当时医院本身业务发展的需求，也为后来温州西医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若干年后他们都成为浙南医疗界的名医与脊梁。
医院开办时无专职护士，病房护理工作由三十多名男女工友兼做。1922年，来了一位英籍护士裴悟。次年，又来了英籍护士薛美德、任若兰；随后，医院自己培养了护士杨美德、陈舜华、施子哲等，至此医院有了一支专职的护理队伍。1929年夏，作为浙南地区首家教会西医院的白累德医院，首创了白累德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首任校长英人薛美德，校址设于海坛南麓教会艺文学校（今温州第二中学），1933年7月毕业的首届毕业生仅叶兰珍、陈舜华、朱德英、施子哲4人。1934年9月白累德医院又在艺文学校创办白累德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校长陈梅豪，与护士职业学校合署办学。到1948年止，护士职业学校共办16届，助产职业护士7届，合计150人。1949年9月，原白累德医院所办的护士学校、助产学校，与温州医院、董若望医院所办的护校合并。由葛林宗任校长，汪起霞任教务主任，张忠邦任总务主任。不久，这所学校划归省立温州医院管理，更名为 "省立温州医院附设高级医事职业学校"，黄问羹兼任校长。1952年改名为"温州卫生学校"，后并入温州医科大学。
当时，按中国教会规定，英籍人员在中国工作五年，可回国休假一年。施德福院长每次休假期满，总带回一批医疗器械，如X光机、手术台、膀胱镜、食道镜、显微镜之类，使医院医疗设备得以更新充实，跟国际同步。
1941年4月19日，永嘉（温州）县城突遭日军侵占，白累德医院同城区大部分居民都来不及疏散，只能困守，医师散避，不受敌伪利用。12天后，敌军退去，医院即恢复门诊。
1942年7月11日，温州城区第二次被日军侵占35天。7月初，白累德医院先已迁避江北楠溪枫林镇。施德福夫妇与随行医师即借该镇御史祠为群众治病并定期义诊。
定理—白累德医院从来没有设非英国籍的正副院长。直至1944年7月，温州城区第三次沦陷前两月，施德福即将依规定休假离院暂返英国，他这才聘医师郑济时为副院长并暂代院长职务。9月城区沦陷，至次年6月敌军始退，副院长郑济时即与诸医师合力尽速将在乡下的医院迁回城区，7月间恢复应诊。施德福至1947年才自英国返院。副院长郑济时在代理院长职务三整年中，一直得到全院同仁协助，尽心尽力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停发津贴，郑济时副院长只得由自己私人出票，请亲友担保，向银行、钱庄借款。施德福院长也亲自出马，向吴百亨等温州民族资本家募捐。如此从多方筹集资金，才使医院得以在艰难中维持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重新开诊，并聘请汪起霞、周德民、胡旭庚、傅大钧、戚有为、郑志毓等医生协助诊疗工作。他们也受施德福院长面授身教，日后工作于温州各大医院，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得温州人民的爱戴。
当时，按中国教会规定，英籍人员在中国工作五年，可回国休假一年。施德福院长每次休假期满，总带回一批医疗器械，如X光机、手术台、膀胱镜、食道镜、显微镜之类，使医院医疗设备得以更新充实，跟国际同步。
1941年4月19日，永嘉（温州）县城突遭日军侵占，白累德医院同城区大部分居民都来不及疏散，只能困守，医师散避，不受敌伪利用。12天后，敌军退去，医院即恢复门诊。
1942年7月11日，温州城区第二次被日军侵占35天。7月初，白累德医院先已迁避江北楠溪枫林镇。施德福夫妇与随行医师即借该镇御史祠为群众治病并定期义诊。
定理—白累德医院从来没有设非英国籍的正副院长。直至1944年7月，温州城区第三次沦陷前两月，施德福即将依规定休假离院暂返英国，他这才聘医师郑济时为副院长并暂代院长职务。9月城区沦陷，至次年6月敌军始退，副院长郑济时即与诸医师合力尽速将在乡下的医院迁回城区，7月间恢复应诊。施德福至1947年才自英国返院。副院长郑济时在代理院长职务三整年中，一直得到全院同仁协助，尽心尽力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停发津贴，郑济时副院长只得由自己私人出票，请亲友担保，向银行、钱庄借款。施德福院长也亲自出马，向吴百亨等温州民族资本家募捐。如此从多方筹集资金，才使医院得以在艰难中维持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重新开诊，并聘请汪起霞、周德民、胡旭庚、傅大钧、戚有为、郑志毓等医生协助诊疗工作。他们也受施德福院长面授身教，日后工作于温州各大医院，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得温州人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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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累德医院 |
12月，在施德福和夫人施梅甫硕士离温前夕，医院同仁和温州市医师公会，分别在原白累德助产职业学校和县学前内地会教堂举行欢送会。施德福临行前将书籍、人体骨骼、生活用品等10箱物品寄存于民族实业家吴百亨处，同时将医院积存的黄金、银元等资金移交郑求是副院长保管，弥补医院的运营开支。施德福院长回国后，民众为了表达感谢，名其宅旁巷弄为施公里，并立坊以志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拆毁，现为瓦市巷118弄。
白累德医院经费来源有3个方面：第一，教会津贴，教会每年仅给予100英镑的津贴，包括医生的薪水；第二，施德福院长利用5年1次回国休假1年的时间，在国外募集款项或医疗设备，补充医院资金；第三，经营收入，挂号费、住院费、检查费、手术费、药费等日常业务收入，其中药局是主要收入来源。集体办院期间，医院收入有限，费用支出方面尽量精打细算。1950年因国外停止给予津贴而造成资金来源困难。5月，浙江省卫生厅为此召开专题会议，汪起霞院长、郑求是副院长和职工代表阮德芬参加会议。1951年5月20日，白累德医院向市人民政府填报《温州市接受外国津贴和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表》，并提出续办医院的意愿和奋斗目标。
汪起霞院长主持医院工作后，着重在医院管理方面采取了革新措施，并脱离教会。1951年11月，经全体职工选举，成立有医、护、工代表参加的院务委员会，医院实行民主管理。
1952年8月1日，白累德医院工会成立，会员84人。会员大会选举产生首届工会委员会，倪执平、傅大均、朱英英、郑性之、张德辉、王茂进、戚有为、阮德芬、潘恩霖、林则星、盛爱澜等11人当选为委员，徐崇成、夏秀玲当选为候补委员，倪执平当选为工会主席，张德辉当选为工会副主席。废止诊前宗教仪式，门诊和病房按内、外、妇分科建制，实行病历登记和值班制度；加强经济管理，财务收支公开；之后妇科发展最快，随之建立了儿科、保健科、放射科；重视在职教育，选派吴昭章等五人参加浙江医学院学习，在院设进修班供新进护士学习药物学与生理解剖学外，报送她们参加市医务工会主办的进修班学习。1951年10月和次年6月，白累德医院分三批次共派李秀珠、蔡文英等8人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并派人参加海防工地建设的医疗工作。
集体办院期间，医院在政府关怀下，通过三位院长和全体员工的努力，3年间有了一定发展。在职职工从1949年的66人，增至1952年底的108人，病床扩至120张。
來源：網上院史略
艰苦创业 求实探索（1952—1978）
为使医院进一步发展和提高，1952年下半年，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三位院领导联名或以全院同仁名义，先后3次向市人民政府报告，要求政府接管医院。市人民政府研究后，于1952年底，派林荣澄同志来院，决定不用"接管"而用"接办"一词，院名暂时不变，并由原班人马继续办院，唯医院性质要改为全民所有制。成立温州白累德医院接办委员会，林镜平任主任委员，林荣澄任副主任委员，葛林宗、冒成志、刘忠孝、郑志倡、金德昭、汪起霞、倪执平等7人任委员。1953年1月10日，医院召开职工大会，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宣布了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并公布了领导班子的委任状，政府驻院代表林荣澄，院长汪起霞，副院长：陈梅豪、郑求是。
市政府对接办后的医院工作高度重视。曾绍文市长曾多次找驻院代表林荣澄谈话，指出白累德医院是老医院，在温州人民的心目中有威望，要十分注意政策，做细致工作，团结全院职工，共同把医院办好。市卫生局领导经常下来同院领导一起商量，解决医院的实际问题。1953年下半年，全院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共提出303条建议，促进了医院管理工作。医院从老职工中将一部分人提升为助理医师、医师和护士长，并选送多人到杭州等地进修培训，同时增添了医疗仪器，医院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1954年8月，全院职工由接办时的108人增加到164人，床位增加至174张，门诊人数：1953年为89937人，1954年1—8月为68769人，住院人数：1953年为4222人，1954年1—8月为3553人，住院病人死亡率由1950年的4.35%，降至1953年3.12%。
1954年5月，中共在医院成立党支部，有党员5人，首任支部书记林祥毅。医院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大力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职工改变了被雇佣观点，增强了主人翁思想，积极投入肃反、反右以及公社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1954年10月6日，根据省卫生厅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医院名称的决定，白累德医院正式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954年至1960年，医院业务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增设了中医科；五官科分为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进行分科诊治；组建保健科，扩大预防工作，组建针灸科和理疗科，同时加强内、外、妇、儿等科室的技术力量，开展了许多新治疗项目，医技科室中也增添了不少新的仪器设备。1955年5月，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医院向北延伸征地，截断横贯东西的兵营巷、小简巷，使医院扩大占地面积15亩，并盖起了外科楼。至1960年底，医院职工增加到223人，年门诊达25万人次，病床增至220 张，年出院病人达8000多人。医院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市区广大人民群众，而且担负永嘉、乐清、洞头等县危重病人的转诊治疗工作。以外科为例，成功开展肝叶部分切除、肾部分切除、肺叶切除以及纵膈、颅脑手术等当时国内尚属新开展的尖端手术。此外在医学教育、科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是当时温州市主要的综合性医院，是温州市卫生系统的中流砥柱。1960年后，因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医院也暂时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党组织瘫痪，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大漩涡中，院内职工分裂为两派。党、团、工会等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老医师、老职工受到严重冲击，靠边站、受审查，有的挨斗被抄家。但尽管如此，大多数职工怀着对医疗职业的责任感和对病人的爱心，仍然坚守岗位，使日常医疗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68年5月，医院建立革命委员会，设成员5人，取代原领导班子。7月，分别由蜡纸厂、电厂人员组成工人宣传队进驻医院。
1970年，对市二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医院进入了艰难曲折时期。是年9月，温州市革委会学习检查团第八小组进驻医院。当时设7个革命领导小组，共有干部职工256人（男79人，女177人）， 其中共产党员31，团员29人。同月，温州地、市革命委员会以战备和贯彻落实毛主席将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为由，决定让市二医下放。自9月15日起，医院停止应诊，原承担的诊疗工作划给市第三人民医院、东风医院、红卫医院、红旗医院负责，原院舍由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全院人员、设备等，分别下放到永嘉县岩头、永临和文成县西坑等山区僻壤，组建"平战结合"的永嘉岩头地段医院（ 70人）、永临区医院、文成县第二人民医院（西坑地段医院）（40人）这三个地段医院，为时达两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医院的整体功能遭到扼杀，数十年积累起来的10.2万份病案资料尽毁，许多贵重药品、精密仪器因闲置而变质、损坏，大量图书、家俱、器材四处流失，造成一场破坏性极大的人为灾难。
1970年12月，以"有利于战备，有利于防空的原则"确定的永嘉岩头医院在仓促中开诊。医院位于永仙公路的中心点（当时永仙公路未建成），交通极为不便。每天的病人不到100人次，却安排了医务人员100多名，原设计可以容纳200多伤病员的病房。文成西坑是海拔900米的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全区人口不到13000人。原有医务人员13人。一天只有十几个病人，但却下放了40个医务人员到那里，结果出现了医师排队等病人的怪现象。1972年4月，二医下放后，留下老弱病残人员中23人的工资关系转到中医院发放。下放期间，医院职工联名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
1972年10月24日，市卫生局向市里报告要求恢复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傅大钧为组长、张云亲为副组长，拟成立恢复市二医筹备小组。1973年4月，地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上述地段医院，5月3日起市二医逐步恢复业务，至同年10月，全部人员返回 ，由副院长傅大钧主持院务工作，和陈梅豪、郑求是等开始重新组建市二医。从此，市二医再度开始走向正常发展轨道。
1976年11月，市二医兴建内科病房3300平方米。"文革"结束后，医院革委会也随之撤销，恢复了党组织领导。1977年市卫生局任命傅大钧为副院长，章修福为党支部书记，傅大钧副院长主持工作。党工团组织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
为提高医疗质量，于1977年起设立出生婴儿评分制。1978年妇产科门诊达38585人次，分娩数2483人次。开展计划生育手术5869人次。1978年底，职工人数已达303人，年门诊337656人次，开放床位251张，年出院7120人次。
艰苦创业 求实探索（1952—1978）
为使医院进一步发展和提高，1952年下半年，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三位院领导联名或以全院同仁名义，先后3次向市人民政府报告，要求政府接管医院。市人民政府研究后，于1952年底，派林荣澄同志来院，决定不用"接管"而用"接办"一词，院名暂时不变，并由原班人马继续办院，唯医院性质要改为全民所有制。成立温州白累德医院接办委员会，林镜平任主任委员，林荣澄任副主任委员，葛林宗、冒成志、刘忠孝、郑志倡、金德昭、汪起霞、倪执平等7人任委员。1953年1月10日，医院召开职工大会，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宣布了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并公布了领导班子的委任状，政府驻院代表林荣澄，院长汪起霞，副院长：陈梅豪、郑求是。
市政府对接办后的医院工作高度重视。曾绍文市长曾多次找驻院代表林荣澄谈话，指出白累德医院是老医院，在温州人民的心目中有威望，要十分注意政策，做细致工作，团结全院职工，共同把医院办好。市卫生局领导经常下来同院领导一起商量，解决医院的实际问题。1953年下半年，全院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共提出303条建议，促进了医院管理工作。医院从老职工中将一部分人提升为助理医师、医师和护士长，并选送多人到杭州等地进修培训，同时增添了医疗仪器，医院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1954年8月，全院职工由接办时的108人增加到164人，床位增加至174张，门诊人数：1953年为89937人，1954年1—8月为68769人，住院人数：1953年为4222人，1954年1—8月为3553人，住院病人死亡率由1950年的4.35%，降至1953年3.12%。
1954年5月，中共在医院成立党支部，有党员5人，首任支部书记林祥毅。医院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大力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职工改变了被雇佣观点，增强了主人翁思想，积极投入肃反、反右以及公社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1954年10月6日，根据省卫生厅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医院名称的决定，白累德医院正式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954年至1960年，医院业务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增设了中医科；五官科分为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进行分科诊治；组建保健科，扩大预防工作，组建针灸科和理疗科，同时加强内、外、妇、儿等科室的技术力量，开展了许多新治疗项目，医技科室中也增添了不少新的仪器设备。1955年5月，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医院向北延伸征地，截断横贯东西的兵营巷、小简巷，使医院扩大占地面积15亩，并盖起了外科楼。至1960年底，医院职工增加到223人，年门诊达25万人次，病床增至220 张，年出院病人达8000多人。医院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市区广大人民群众，而且担负永嘉、乐清、洞头等县危重病人的转诊治疗工作。以外科为例，成功开展肝叶部分切除、肾部分切除、肺叶切除以及纵膈、颅脑手术等当时国内尚属新开展的尖端手术。此外在医学教育、科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是当时温州市主要的综合性医院，是温州市卫生系统的中流砥柱。1960年后，因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医院也暂时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党组织瘫痪，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大漩涡中，院内职工分裂为两派。党、团、工会等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老医师、老职工受到严重冲击，靠边站、受审查，有的挨斗被抄家。但尽管如此，大多数职工怀着对医疗职业的责任感和对病人的爱心，仍然坚守岗位，使日常医疗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68年5月，医院建立革命委员会，设成员5人，取代原领导班子。7月，分别由蜡纸厂、电厂人员组成工人宣传队进驻医院。
1970年，对市二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医院进入了艰难曲折时期。是年9月，温州市革委会学习检查团第八小组进驻医院。当时设7个革命领导小组，共有干部职工256人（男79人，女177人）， 其中共产党员31，团员29人。同月，温州地、市革命委员会以战备和贯彻落实毛主席将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为由，决定让市二医下放。自9月15日起，医院停止应诊，原承担的诊疗工作划给市第三人民医院、东风医院、红卫医院、红旗医院负责，原院舍由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全院人员、设备等，分别下放到永嘉县岩头、永临和文成县西坑等山区僻壤，组建"平战结合"的永嘉岩头地段医院（ 70人）、永临区医院、文成县第二人民医院（西坑地段医院）（40人）这三个地段医院，为时达两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医院的整体功能遭到扼杀，数十年积累起来的10.2万份病案资料尽毁，许多贵重药品、精密仪器因闲置而变质、损坏，大量图书、家俱、器材四处流失，造成一场破坏性极大的人为灾难。
1970年12月，以"有利于战备，有利于防空的原则"确定的永嘉岩头医院在仓促中开诊。医院位于永仙公路的中心点（当时永仙公路未建成），交通极为不便。每天的病人不到100人次，却安排了医务人员100多名，原设计可以容纳200多伤病员的病房。文成西坑是海拔900米的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全区人口不到13000人。原有医务人员13人。一天只有十几个病人，但却下放了40个医务人员到那里，结果出现了医师排队等病人的怪现象。1972年4月，二医下放后，留下老弱病残人员中23人的工资关系转到中医院发放。下放期间，医院职工联名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
1972年10月24日，市卫生局向市里报告要求恢复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傅大钧为组长、张云亲为副组长，拟成立恢复市二医筹备小组。1973年4月，地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上述地段医院，5月3日起市二医逐步恢复业务，至同年10月，全部人员返回 ，由副院长傅大钧主持院务工作，和陈梅豪、郑求是等开始重新组建市二医。从此，市二医再度开始走向正常发展轨道。
1976年11月，市二医兴建内科病房3300平方米。"文革"结束后，医院革委会也随之撤销，恢复了党组织领导。1977年市卫生局任命傅大钧为副院长，章修福为党支部书记，傅大钧副院长主持工作。党工团组织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
为提高医疗质量，于1977年起设立出生婴儿评分制。1978年妇产科门诊达38585人次，分娩数2483人次。开展计划生育手术5869人次。1978年底，职工人数已达303人，年门诊337656人次，开放床位251张，年出院7120人次。
來源：網上院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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