偕我会初传温州的几位华人牧者（一）

偕我会初传温州的几位华人牧者（一）

陈丰盛

偕我会初传温州，传教士们的脚踪实在是值得我们更多追溯的，但在这个同时，我们不可忽略的就是那些传教士们所结福音初熟之果。他们不但是蒙受福音的好处，反而成为传教士们得力的助手，其传福音的热忱与果效是有目共睹的，其贡献不容小视的。

 根据苏慧廉的介绍，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温州教会的信徒是以“穷人”为主，其中包括农民、店员和手艺人等等，他甚至以此为荣，因为他说：“我们骄傲地承认，有一段时期，贫穷卑微者是我们基督的主要见证人，这是事实。这难道不是基督伟大的‘计划’——‘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的体现吗？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吗？”[1]

 当然，在后面温州教会的发展中，也有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参与教会服侍，如秀才戚品三牧师，但从比例来说，还是以贫穷者为主。本处，我们先介绍几位热心的传道人，接着我们再重点介绍几位初期温州偕我会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们成为温州偕我会发展的核心人物。

 当苏慧廉于1883年初来到温州之时，就见到一位名字林福的老信徒。他应该是李华庆牧师时期信主的。他自己曾对苏慧廉见证过自己得救的经历：“我原是一个野性十足、行事鲁莽、满口脏话的人，老是寻衅斗殴。如果有人碰巧在我的菜地被我逮着，他可要倒霉了。但是有一天，当我经过街上的礼拜堂，一时好奇，想进去听听那个‘番人’究竟在讲些什么，于是我混了进去，站在后面人群当中。我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但有一句话触动了我，让我放不下心。那传教士说：‘咒骂是罪。’可我记得打从会说话起，我就粗话不离口。如果讲粗话是一件邪恶的事，那我一定是万恶不赦的罪人！这是我离开时唯一的念头，我一下子感到自己的确是需要改变，这就成了我救赎的途径。” [2]

按苏慧廉的描述，林福很可能原来是一位练武的人。“在他成为信徒之前，他确实是个人物，因为他的两个大拳头随时会落在那些欠揍的，甚至不欠揍的人身上。他站在我面前，稳如橡树，粗糙多节、皱纹密布；罗圈腿，内翻的脚趾；宽阔的肩膀，弯曲的长满老茧的手；钢铁一样的肌肉，稀稀落落的胡子……他有一个方正而刚毅的下巴，他的双眼又红又小；沟壑纵横的皮肤，写满了六十年的风霜雨雪和沧桑。” [3]

林福信耶稣之后，经历了完完全全地改变。“他的嘴巴干净了，他的野性驯服了，他的脾气有克制了。”一天，一名男子进入他的菜园偷东西，看见林福不拼命逃，而林福则喊着说：“慢慢来，慢慢来，小心摔倒，别伤了自己，多拿一些。”后来，他追上那贼，那人跪地求饶，他反而采了一些菜蔬给他，并他让走。他原本嗜酒，但信主后，明白酒会使人乱性，就戒了。

林福是苏慧廉来温州之后，最早见到的温州信徒之一。当时，苏慧廉在著名的偕我会英籍牧师阚斐迪的带领下来到温州，准备接任李华庆的班。但阚斐迪离开温州前一天晚上，林福来到他们面前，要求阚斐迪换掉从宁波调来的传教士，因为那位传教士是在李华庆去世之后从宁波调来负责温州教牧工作的。林福认为那边传教士涉嫌行为不当，若是继续留在温州，会断送温州的传教事业。虽然证据不足，阚斐迪因为林福的勇敢、直率和真诚，而将那位传教士调离温州，就由苏慧廉独自担任偕我会温州的传教任务。

林福同样是一位热心传福音的圣徒。他虽然不识字，也不会看《圣经》和《赞美诗》，但他却是谨记所听得的福音信息，不但自己从来不缺席任何一场礼拜，且会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带领任何可以“逮到”的人来听福音。[4]因为他的带领，偕我会初期重要传道人金先生得听福音，并成为苏慧廉得力的助手和温州教会的祝福。[5]

在苏慧廉的记载中还特别记载了林福在1884年“甲申教案”中的表现：“他心爱的聚会点被一群残酷的暴徒烧毁，废墟冒着浓烟；他和教友们心如刀割、悲伤欲绝。他自己的有也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街上更是危机四伏……那天他刚挑着蔬菜担来到菜市场的摊位，就遭到一帮歹徒的攻击。因为他是一位出名的基督徒，很难逃脱众人眼光，他的生命立刻有了危险。在这面对死亡的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指着身旁肉架上的剁肉刀说：‘刀在那儿，老头我的喉咙在这儿，你们早点杀了我，我就早点上天堂。’他的敌人被震慑住了。他继续卖菜，虽说不是完全没事，但总算获得短暂的安宁。” [6]

苏慧廉又介绍一位早期温州偕我会的卖书员。苏氏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他却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他本身是一位教师，住在海岛，一般认为是玉环岛。他有一次进城，经过城西堂，听到福音，认为是新的学说，就很感兴趣，遂买了本《新约》。几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城西堂，面见传教士。不久，他接受洗礼，并担任教会的售书员。他在大英圣书公会的支持下，四处售卖《圣经》。在1884年的“甲申教案”后，他暂时不能在温州一带卖，就经陆路北上，在台州、宁波等地售卖。但可惜的是，他因伤寒病倒，虽经传教士们的悉心护理，还是药石罔效。[7]

[1]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76页。

[2]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79页。

[3]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77－78页。

[4]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78页。

[5]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80页。

[6]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79页。

[7]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83页。

陈丰盛：投身革命的尤树勋牧师

尤树勋是鲜有人知的人物，其事迹也少有人提及，但追溯他的生平，就会发现他有着较为复杂的身份，集牧师、教会领袖、自立健将、共产党员于一身。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尤树勋（1892-1970），字建人，别号路得，1892年生于温州。父亲尤祝之（1847-1919）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其父亲去世之时，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刊《圣报》曾登载其生平概要。关于其家族信仰，文载：“生平笃信宗教。不怨天。勿尤人。勤俭忠厚。正直诚信。于一八九六年。信道受洗于苏牧慧廉。进教后。恪遵教旨。爱主爱人。虔守主日。勤读圣经。乐意捐输。急公好义。教友多称之。洵不愧为基督徒也。” 尤树勋为家中季子，四位姐姐早嫁，长兄早夭，他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他于艺文中学毕业之后，圣道公会温州教区于1914年选派他至金陵神学院深造，父亲为教会大局而甘愿奉献独子。他说：“教会事大。传道任重。既蒙主召。义不容辞。现虽独子。愿遣前往。一切家务。愿自任劳。” 

他是教会自立运动的领袖

早在1912年，温州圣道公会海和德牧师秉承苏慧廉的计划，积极在整个教区征收教会自养基金，预备作自立的传道经费。尤树勋曾受派在教区议会中给全体代表作专题演讲，题目为《中国教会自立之预备》，其内容面面俱到，感动听众一致立愿，预备教会自立。他的演讲后来成为圣道公会的宣传资料。

自金陵神学院毕业之后，尤树勋开始在温州圣道公会担任传道之职，不久之后被封立为教师圣职。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正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议的尤树勋目睹了该惨案的情形，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怀。回温州之后，尤氏组织温州圣道公会传道人发起教会自立。 6月21日，尤树勋撰写《脱离圣道会宣言》，提出自立的四个理由：“（甲）近来反教风潮正盛而惨杀事件适起基督教遂为英人所污蔑树勋为拥护基督起见故脱离西人教会（乙）英国当道恃强傲慢此次交涉未必公平树勋一再请求英牧电其当道主持公理非但不允反受诬蔑显见偏袒不公是以辞职（丙）英国牧师犹抱国家主义则吾人尤应爱国表同情于被难同胞与国人一致行动量力援助故决辞职切望四方志士闻风兴起同舟邪许是为至幸民国十四年五月初一尤树勋。”7月26日，尤树勋与同仁在沧河巷礼拜堂成立温州中华基督教会。

他是温州早期革命运动的参与者

尤树勋发起的自立运动，并非纯粹宗教性的运动，更应该是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

首先，温州中华基督教会在成立过程中，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胡识因、郑恻尘、雷高升等多次登门与尤树勋商议将推行教会自立活动作为“主张人民自主”和“民运”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动员尤予以支持。其次，温州中华基督教会成立之时，得到温州社会各界的支持。“报纸登载，赞声洋洋，各界来宾，多有演说，演说之词，句句珠玉，语语沉痛，爱国爱教，溢于言表。社会如此赞成教会，实为温州从来所未有。”当天，社会爱国人士及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以舆论声援、支持，并于9月22日到瓯海道尹公署立案。再次，1926年11月6日，尤树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12名成员之一。最后，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郑恻尘被捕并惨遭杀害，尤树勋涉嫌，避居上海十余载。他在1962年回忆自己离开温州的原因和经过时说：“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革命党人和群众的支持下，揭穿了帝国主义分子海氏种种丑态，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不料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氏和劣绅张焕绅控告我为‘赤化’分子，请省防军缉捕。经农民救援，我化装逃离温州。” 《浙江青田基督教会之创始及自立经过的报告》中曾提到：“张焕绅派人侦察我们的开会情形，知道我们成立的盛况，及会中说话的内容，他便向县署报告，谓有共产党分子名叫尤树勋，到处宣传教会自立，图谋不轨，欲侵夺教会产业及谢恩款，县长闻讯即饬调查员到堂，调查真相。”

在革命年代中的尤树勋，结合基督教会的牧师与共产党员的身份，肩负国家使命，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支持下，将教会自立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部分，成为具民族主义情怀的基督徒实践爱国运动的独特见证。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基督教思澄堂牧师）

来源：中国基督教网 https://www.ccctspm.org/specialinfo/1091

陈丰盛：温州基督教史与1957-1978年研究综述

陈丰盛：温州基督教史与1957-1978年研究综述

本文只是作为个人研究温州教会史的一篇资料综述，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目的是期待该领域的研究大方能够给予批评指正。我非常清楚目前所有的资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研究仝人手中若有更多史料，敬请分享。

温州基督教史与1957-1978年研究综述

温州，原本一个浙南的山城，在交通、经济、政治中均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在温州生活的人们，因为其物产、环境等限制而艰苦地生活着，一有机会就只好翻山越岭，离开温州，寻找谋生的路。如今的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因其经济上的“温州模式”而闻名于世。同时，温州的基督教也因其人数的众多，因其在教会里的“温州模式”而受到关注，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管温州人自己是否接受这样的美名，自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对于温州的“基督教热”似乎没有冷却过。笔者自2002年开始搜集温州教会史资料直到今天，已逾18年之久，虽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对相关研究稍有了解。因个人近年研究1957-1978年的温州教会之便，将个人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作一个综述。必须声明的是，由于个人水平所限，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综述本身没有资格，但既然有所涉足，就将所得的资料整理于后，仅作参考，出现挂一漏万现象，敬请大方批评指教。

一

最早投入温州教会史料搜集的当属温州基督教两会的支华欣牧师，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搜集史料，后应浙江省宗教志编辑部的要求于1994年出版《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后又于2000年由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出版《温州基督教》。其次是温州师范学院莫法有副教授于1998年在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的《温州基督教史》。而温州师范学院客座研究员胡珠生，在其著作《温州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中有部分篇幅叙述温州基督教的历史。但后两位学者的资料基于支华欣所搜集的史料，特别是1994年的《资料汇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支华欣是温州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者。不过，笔者在2004年12月去拜访支华欣，给他作口述史采访时，他就坦诚自己并非史学出身，无法驾驭众多的史料，所以期待能够有后进者接续研究。当然，在两天交流的同时，他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我分享，并慷慨呈现所有资料。

进入21世纪，教界、学界似乎同时关注温州教会的史料搜集与研究。在学界方面，温州学者李新德、温州图书馆张永苏着手传教士著作翻译，上海大学李向平[1]、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2]、美国普渡大学的杨教授带着研究生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等。在教界，则兴起一股史料搜集的高潮，约从2002年左右开始，温州本地牧者郑大同、舍禾、郑乐国、陈丰盛等先后开始着手史料搜集，另有吴旭东[3]、白云贵、清泉、侯小勇、张孝民等人，投入史料搜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温州企业家、作家、基督徒沈迦先生对传教士苏慧廉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可见，教界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学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达成无形的默契，使温州基督教的研究成为中国独特的研究风潮。

图：原定理医院的石碑

最先完成研究并出版成果的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李峰的博士论文《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元秩——华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2005）[4]，是国内第一个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博士论文[5]，有其开创性的价值。接着呈现成果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李世众博士，其论文题为《晚清温州权力关系格局透视》（2006）。李博士后来带着数位硕士生从事温州基督教研究，其成就尤为显著。

接着，关于传教士研究，温州信徒包思恩医生在温州图书馆发现传教士苏慧廉和苏路熙的著作，遂鼓励其外孙女吴慧将书籍翻译为中文，于2007年自费印刷，分别是《拓荒布道》（A Mission in China）与《乐往中国》（A Passport to China）。后来，张永苏、李新德[6]重译苏慧廉的A Mission in China，中译名为《晚清温州纪事》，于2011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温州恩际翻译团契翻译的《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最先在温州家庭教会发行的杂志《麦种》连载，后于2015年由台湾宇宙光出版社出版。在温州传教士研究具里程碑般意义的，就是沈迦对传教士苏慧廉的研究，其巨著《寻找•苏慧廉》于2013年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黄锡培先生于2014年由香港中国信徒布道会、海外基督使团出版了《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将鲜为人知的来温内地会传教士的生平展现出来。端木敏静于2015年完成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题为《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

笔者于2002年底开始搜集史料，分别从口述史采访与温州教会第一手史料着手，并在期间先后在《天风》、《金陵神学志》、《华东神苑》、《瓯风》、《浙江神学志》等发表论文[7]。同时，特别留意到著名温籍神学家刘廷芳博士，对其生平做全面梳理，于2013年由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书名为《诗化人生——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填补中国大陆刘廷芳生平研究的空白[8]。

自舍禾于2015年由台湾宇宙光出版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之后，大批量的研究成果在福音入温150周年前后陆续出版：舍禾的《当代温州基督教研究》（台湾基督教文艺，2017）、《“温州教会”领导模式的再思（1867-2015）》（台湾基督教文艺，2019）；笔者的《温州基督教编年史》（香港方舟机构，2017）、《近代温州基督教史》（台湾花木兰，2020）。再有温州家庭教会为纪念福音传入温州150周年所编辑，并由香港方舟机构出版的丛书五本，分别是：《追溯•温州教会150周年福音历史画册》（白云贵、金马可、侯小勇编著，2017）、《圣经•福音书》（清泉、侯小勇编，2017）、《福音•温州：基督新教来温一百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舍禾主编，2017）、《痕迹•温州教会福音历史寻访记》（白云贵着，2017）、《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王文锋，2017）。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温州教会人才培养影响较大的海外神学院，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及其崇基神学院[9]、香港建道神学院[10]、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11]，均有不少教牧从事温州教会研究，研究的课题包括温州教会历史、教牧辅导、宗教教育、信仰传统、教会体制等。而在国内的大学中，温州大学[12]、华东师范大学[13]、上海大学[14]、东南大学[15]、清华大学[16]、杭州师范大学[17]、北京大学[18]、同济大学[19]、华中师范大学[20]、扬州大学[21]、南京大学[22]、华东政法大学[23]、厦门大学[24]、苏州大学[25]、上海师范大学[26]、江南大学[27]、南京艺术学院[28]、江西农业大学[29]、上海交通大学[30]、南昌大学[31]、浙江师范大学[32]等均有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对温州做相关的研究[33]。同时，海外大学也有数位学者研究温州并出版书籍，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曹南来就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期间对温州作了为时19个月的田野调查，完成博士论文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Power，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中文版于201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题为《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后于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另一著作，题为《温州基督徒与中国草根全球化》。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汪小烜，其博士论文为Maoism and Grassroots Religion：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the Reinvention of Religious Life in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现任美国纽约市城市神学院访问教授周翠珊博士[34]也曾写与温州安息日会相关的文章。[35]

另外，有几位值得敬佩的长辈仍然坚持从事温州基督教史研究，如缪志彤、沈克成、郑大同。缪志彤的《温州区教会史》，虽未得正式出版，因其为家庭教会第一本相关著作，具较强的代表性，几乎成为研究温州教会史中的必读书之一。温州话研究的代表人物、基督徒沈克成教授的《百年温州话钩沉》（2018），因其学术价值，而不被广传，但沈老仍然笔耕不缀，将整本新约圣经用罗马字拼写出来。郑大同长老的《神的教会在温州》（未正式出版），虽未得正式出版，但已在温州部分基督徒学者手中流传，相信也应该是一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限于本人能力，未能整全搜罗海外各大学、神学院所有有关温州基督教研究的资料，但仅有限的资料，就已可以预见，若是将所有与温州相关的著作（包括专著、硕博士论文）均整理出来，相信会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温州基督教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地位将无法替代。

二

关于温州基督教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只是教会史，几乎涵盖教会的各个层面，除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还包括教牧、管理、宗教教育、基督教音乐等层面。但关于1957至1978年间温州基督教的研究，笔者未找到一本专著，所能够找到涉及该时期的资料，仅为以下几本。

最早研究温州基督教的前三位作者（支华欣、莫法有、胡珠生）的作品中，除支华欣用三页篇幅[36]述及本文所涵盖的历史时期（1957-1978）之外，其余两位是只字未提。

首先要提的是朱宇晶的论文《国家统治、地方政治与温州的基督教》[37]，所涉及的内容丰富，且视野宽阔。其文章所述及的温州教会发展情况与当时整体政治环境相联系，特别关于文革最厉害的三年（1967-1969年），她提出“虽然文革的运动规模是空前的，但是它也间接造成了基层治理的瘫痪”[38]的观点，使我们从中看到“最危险”的三年却成为教会发展“最安全”的契机。只是其论文并非专述1958-1978年的历史，其篇幅也是短小，对历史的追溯和重要的线索未作详细交代。[39]

舍禾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40]中，有提到1958-1982年的温州教会情况。阅读该部分资料，可见作者视野宽阔，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很广，也挖掘了不少一手史料，对于温州教会在此一时期的研究提供不少宝贵史料，给研究者提供基础的历史脉络。不过，从温州教会在此一时期内的发展来说，其资料还是不够完全。这明显是该时期研究者同样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极大的挑战。

于2017年11月出版的《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作者王文锋博士在此巨著中用214页的篇幅将1949年以后直到1989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了概括性的勾勒，特别在1958至1979年期间将温州作为最主要的案例，这不仅因他是温州人的特别身份，更因温州为该时期基督教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历史可填补中国教会在该时期内的空白。[41]

朱建忠在其博士论文《宗派处境变迁与教会类型重塑——以温州教会发展为例》中，引用了一些温州市档案馆的绝密档，初步呈现政府所主导的政治运动中教会逐渐被“消灭”的过程。朱建忠的研究揭露了许多久被封存的史料，给研究者一个新的视角。[42]

相较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傅郇山的硕士论文《变中求恒——温州基督教的生存与发展（1949-1957）》[43]，虽未涉及1958年及以后的温州教会，却呈现了重要的历史背景。文中，傅郇山借诸多原始的历史档案，将温州基督教在中共执政之初的9年内的史实作出详细地研究，其中特别揭露温州基督教界并非像支华欣等教会人士所表述的积极投入三自革新运动，反而更多像是在被动的变化中求生存，呈现温州教会在三自革新运动中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博弈。

为更深入研究温州文革时期的教会，了解中国教会在此一时期中的情况，是极其必要的。因此，在这方面研究资料性最为全面的应属赵天恩、庄淑芳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该着对于中国政治、宗教政策、体制内外的教会等，均给我们提供了最为详实的资料基础。但因其所关注的是全中国的历史，对于温州基督史提到的甚少，因此给予其他学者有研究的空间，而其所提供的资料实为宝贵的史料。

另外，梁家麟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主要讨论的范围虽然是“改革开放”之后，但其中许多内容述及文化大革命的史实及其影响。由于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农村教会，作为以农村为主体的温州教会研究，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论述值得参考，如：中共宗教政策的演变，不能过分简单地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仍是要消灭宗教[44]；关于三自会与家庭教会的“断代论”分析，更是深入而独到，可助我们重新界定自1957-1978年间的“家庭聚会”。

裴士丹（Daniel H. Bays）的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一书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20年对于中国所有的基督徒而言都是最黑暗的时期[45]，但他明显因缺乏资料而未对此时期作较深入的分析，甚至在架构中就直接略过文化大革命时期[46]。但在着墨不多的几段论述中，他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基督徒与所有中国人一样受苦，从而移除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某些障碍。[47]他认为这一场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当时看来是教会的大灾难，但实际上却推动了许多地方教会的发展。[48]甚至特别强调文革中的无政府状态反而给基督教一个开放的发展机会，其中那些有个人才华和魅力的教会领袖在信徒中涌现出来，有效传讲福音，以致教会人数在重新开放之前得到至少五六倍的增长。[49]

曹南来的大著《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可说是温州教会研究中不能不提的著作，也是本人对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一话题的思考中作为对话的重要作品。作者是人类学专业的学者，该书被称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基督新教的民族志专著”[50]，作者用一个动态的概念，“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属于温州信徒们的企图心与日常策略[51]，其时间范围是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但其实这种论断本身存在问题：首先，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并非温州信徒的“企图”，作为温州的传道人，也没有这样的期待。其次，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属于已然而非未然，即在温州基督徒都可能未有自觉的情况下，已经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再次，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外界人士（海外人士、非温州学者）的评价或发现，它肯定是在被定位之前就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而非被定位之后再去“建设”。而笔者研究正是要追溯温州基督教在1980年左右或之前，在特殊环境中出人意料的复兴，以致得到宗教政策重新恢复之时，其各方面的复兴现象，进入政界、学界、教界的视野，从而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1] 據筆者所知，李向平在上海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期間，曾帶領學生數度在溫州做田野調查，與筆者有交流的分別是李峰、吳小永、肖雲澤等。筆者稍微羅列幾篇相關的文章：吳小永、李向平：〈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堂—點模式”——宗教的社會性與公區性〉，《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頁104-111；肖雲澤、李向平：〈新教倫理還是財神倫理——兼論溫州基督徒的財富觀〉，《浙江學刊》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15日），頁5-14；肖雲澤：〈信仰方式與土地規則——以A省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中的基督教為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6期（2017年），頁375-410；肖雲澤：〈從“耶穌聖誕”到“基督復活”——論地方基督教節慶變遷中的文化親和與神學詩性〉，《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52期（2020年），頁169-205。

[2] 吴梓明、李向平、黄剑波共同主持的全球地域化基督教研究，其项目成果于2009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题为《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其中着重的四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泰安、天水和温州。

[3] 于2011年完成一本传记体小说，题为《三十年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蒙恩史》，在香港出版。

[4] 李峰：《鄉村教會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機制——溫州市甌北鎮基督教教會組織研究》（上海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5] 楊鳳崗：〈楊序：溫州是中國宗教的風向標〉，舍禾：《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聯合出版，2017年12月），頁xv。

[6] 李新德教授寫了不少溫州基督教歷史文章，包括傳教士蘇慧廉、循道公會溫州教區，並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筆者在知網找到三篇：李新德：〈蘇慧廉與中國宗教文化的西傳〉，《池州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頁52-55、61；楊潔、李新德：〈清末民初西方傳教士眼中的溫州民間信仰〉，《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頁24-27；蔣維金、李新德：〈論蘇慧廉對《妙法蓮華經》的英譯與詮釋〉，《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頁77-83。

[7] 〈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天风》，2007年9月上半期（总第317期），页28-32；〈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1期（总第78期），页61-72；〈勉励会与温州教会〉，《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总第79期），页133-148；〈温州教会拓荒者——曹雅直〉，《金陵神学志》，2010年第1期（总第82期），页122-134；〈温州教会义工发展历程〉，《金陵神学志》，2010年第3期（总第84期），页24-44；〈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发展与自立运动的尝试——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1878-1958）〉，《金陵神学志》，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页35-52；〈Sunday school在温州的历史〉，《金陵神学志》，2012年第1-2期（总第90-91期），页179193；〈刘廷芳与孙中山〉，《天风》2012年第1期，页4243；〈刘廷芳与基督教圣诗本色化〉，《华东神苑》，2012年第2期（总第8期），页77-88；〈刘廷芳博士早年在温州〉，《瓯风》第4集（2012年4月）；〈教会自立健将尤树勋牧师〉，《浙江神学志》第7期（2013年9月），页37-43。

[8] 臺灣中原大學吳昶興副教授的博士論文《基督教教育在中國——劉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實踐》（香港中文大學，2001），開創了劉廷芳研究的先河。

[9] 筆者查到兩篇博士論文：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9月）；朱建忠：《宗派處境變遷與教會類型重塑——以溫州教會發展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博士論文，2017年8月）。

[10] 筆者查找建道神學院圖書館，羅列與溫州教會研究相關的論文，如下：陳豐盛：《自立精神的承繼與實踐：以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平陽分會為個案（1910-1920）》（建道神學院普通話教牧學碩士論文，2012年）；沈曉永：《學前兒童家庭宗教教育初探：以溫州教會為個案分析》（建道神學院普通話神學碩士論文，2015年）；馮憲澤：《溫州永強牧區改革建議方案：參考加爾文日內瓦教會改革和現代教會更新理論》（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7年）；餘爾：《溫州H教會普通話農民工福音植堂的探討》（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陳志：《溫州恩福堂主日有效宣講研探：釋經講道與主題講道的再思》（建道神學院普通話神學碩士論文，2019年）；王安：《中國大陸城市家庭教會表年事工發展初探：以溫州南門教會洪殿片區青年事工為例》（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徐建民：《探討溫州碧蓮牧區30-40歲的未婚青年在婚姻上的牧養關懷》（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周宜家：《探討“康園團契”牧養的模式與發展路線》（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倪步曉：《傳統與本土化：二十世紀下半葉溫州基督教的變遷與信仰現象》（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2019年）。

[11] 笔者至今未能查到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相关论文，颇为遗憾。

[12] 楊潔：《清末民初傳教士眼中的溫州民間信仰》（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蔣維金：《蘇慧廉對〈妙法蓮華經〉的翻譯與詮釋》（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石楊柳：《晚清溫州基督教本土化問題研究》（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張雲：《1912年前〈泰晤士報〉中的中國儒釋道形象》（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13] 王磊：《撕裂與重塑:永嘉縣楓林莊的基督教、宗族與社區政治(1860-1896)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金碩：《簡析溫州基督教音樂的現狀和歷史——以詩歌本為線索》（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胡婷婷：《蘇慧廉溫州方言聖經譯本的語料性質研究——以〈馬太福音〉（1894）為例》（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傅郇山：《變中求恒——溫州基督教的生存與發展（1949-1957）》（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14] 上海大学以李峰作品为代表。

[15] 陳易：《西學東漸下的浙江近代建築——杭州、寧波、溫州三大開埠地區的案例研究》（東南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

[16] 朱宇晶：《晚清到民國時期溫州地方的基督教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17] 劉宇：《溫州教育近代化研究（1876-1911）》（杭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吳旭梅：《和諧社會建設中的農村宗教機構養老服務研究——以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敬老之家”為例》（杭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18] 張敏：《何謂基督徒——浙江溫州地區基督徒群體身份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19] 虞舒凡：《以溫州家庭教會為例研究家庭教會的影響及政府的對策》（同濟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20] 任志傑：《溫州地區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的成因與影響分析》（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21] 張毅：《基督教與晚清溫州社會》（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22] 畢曉春：《信仰的塑造：溫州基督新教傳教研究(1867-1907) 》（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23] 李含豔：《中國宗教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與治理——以溫州“三江教堂事件”為例》（華東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24] Songeulsub：《有關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對中國政治、地理以及環境方面的觀點》（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25] 史獻浩：《溫州傳統家族近代轉型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26] 章莉莉：《中國安息日會運行模式初探——以城市安息日會S和農村安息日會W為例》（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27] 薑雨星：《蘇慧廉〈論語〉譯本中文化負載詞英譯研究》（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28] 張赫凡：《中國現代基督教小教堂建築原型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

[29] 林發興：《社會轉型期農村宗教工作的對策研究——以溫州市龍灣區為例》（江西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30] 李旭東：《地方政府對宗教違建的治理研究——以溫州某基督教堂為例》（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31] 劉青青：《基層宗教事務管理模式創新研究——以溫州地區為例》（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32] 曾凱：《基督徒個體宗教心理發展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蔡瑤瑤：《近代以來溫州教會學校音樂教育考述》（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33] 另有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神道学硕士毕业生张杰克的文章〈温州半三自教会——以河湾牧区为例〉，高师宁主编：《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8年12月），页277-342。

[34] 周翠珊博士（CHRISTIE CHUI-SHAN CHOW, Ph.D.）任職美國紐約城市神學院訪問教授、基督複臨安息日會華人神學院兼任教員、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副研究員。

[35] 周翠珊博士文章羅列如下：Schism: How Adventism Is Reshaping Post-Denominational China.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2021.（《分派：複臨運動如何重塑中國後宗派教會》，美國聖母大學出版社，2021）；“Qiuwen (Bibliomancy): Enlivening the Chinese Union Bible.” 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30, no. 1 (2020): 119-133.〈求問：《聖經和合本》的處境應用〉，《皇家亞洲協會期刊》）；“Revive, Survive, and Divide: Rebuilding Seventh-day Adventism in Reform China.” In Joseph Tse-Hei Lee and Lars Peter Laamann, ed. The Church as Safe Haven: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291-321.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J. Brill, 2018. 〈復興、生存、分裂：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基督複臨安息日會的重建〉，李榭熙、勞曼合編：《作為避風港的教會：中國的基督教與社區治理》，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2018）“Indigenizing an American Prophetess: Toward a Chinese Denominational Practice.” In Antony E. Clark, ed. China’s Christianity: From Missionary to Indigenous Church. 219-246.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J. Brill, 2017.〈美國女先知的本土化：走向中國的宗派主義實踐〉，柯學斌編：《中國的基督教：從傳教士到土著教會》，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2017）；Lee，Joseph Tse-Hei , and Christie Chui-Shan Chow. “Christian Activism in 1950s Chaoshan and Wenzhou.” In Joseph Tse-Hei Lee, ed. Christianizing South China: Mission,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in Modern Chaoshan. 123-14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李榭熙、周翠珊合著：〈一九五零年代潮汕與溫州地區的基督教運動〉，李榭熙編：《華南地區的基督教化：現代潮汕的傳教活動，發展與身分》，紐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出版社，2018）；“Demolition and Defiance: Stone Ground Church Dispute (2012) in East China.” Journal of World Christianity 6. No. 2 (2016): 250-276. 〈拆十與反抗：2012年華東石砰教堂糾紛〉，《世界基督教期刊》）；Lee, Joseph Tse-Hei, and Christie Chui-Shan Chow. “Publishing Prophecy: A Century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Print in China.” In 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s.),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00–2012. 50-90. Boston, MA: Walter De Gruyter, 2014.（李榭熙、周翠珊合著：〈出版預言：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在華百年印刷史〉，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編：《現代中國1800至2012年間的宗教印刷與文化》；Lee, Joseph Tse-Hei Lee, and Christie Chui-Shan Chow. “Christian Revival from Within: Seventh-day Adventism in China.” In Francis Khek-Gee Lim, ed.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45-58. London: Routledge, 2013. （李榭熙、周翠珊合著：〈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在中國的內部復興〉，林家宜編：《社會與文化視野下的當代中國基督教》）。

[36] 參《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浙江省宗教志——資料彙編（二）》，（未正式出版，1994年），頁277-279。另載支華欣：《溫州基督教》（杭州：浙江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43-45。

[37]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頁85-127。

[38]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頁99。

[39]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頁111。

[40] 舍禾：《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下冊）（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15年6月）。

[41] 王文鋒：《從「萬國公報」到「牛津共識」——基督教與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思潮》（香港：方舟機構，2017年11月）。

[42] 朱建忠：《宗派處境變遷與教會類型重塑——以溫州教會發展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博士論文，2017年8月），頁47-63。

[43] 傅郇山：《變中求恒——溫州基督教的生存與發展（1949-1957）》，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44]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247。

[45]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p.176.

[46] 第七章为“基督教与新中国（1950-1966）”（Christanity and the New China, 1950-1966），第八章则是“中国教会从文化大革命末期至21世纪初”（The Chinese Church from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47]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179.

[48]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184.

[49]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186.

[50] 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封底。

[51] 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页ix。

来源：https://treasure.theblendingofthebody.org/2020/12/20/39641/

1936年温州影像资料中 那位笑起来有点害羞的女老师叫陈棣芬

1936年温州影像资料中 那位笑起来有点害羞的女老师叫陈棣芬 温州网 2018-08-27 07:17:00 “那个笑起来有点害羞的女老师找到了。”昨天，沈迦经多方渠道证实，这位女教师名叫陈棣芬，曾居住在市区安澜小区，于2013年辞世，享年100岁。

　　                                       在谢福芸的“抖音”里出现的陈棣芬。视频截图

　　陈棣芬(前排中)与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温州网讯 8月23日晚，《寻找·苏慧廉》一书主编、温籍学者沈迦带着一段记录有1936年时期温州影像的6分钟短片，在温参加一场读书分享会。镜头中，一位东方面孔、微笑腼腆的女教师令人印象深刻。她，究竟是谁？ 　　“那个笑起来有点害羞的女老师找到了。”昨天，沈迦经多方渠道证实，这位女教师名叫陈棣芬，曾居住在市区安澜小区，于2013年辞世，享年100岁。 　　

片中女教师原是“老熟人” 　　

对沈迦而言，陈棣芬并非陌生人。实际上，他母亲当年曾是陈棣芬的教友，且他手中也收藏有一张陈棣芬在1938年与西方传教士的合影。沈迦称，这段由苏慧廉之女谢福芸在1936年访问温州时所拍摄的纪录片，目前保存在英国电影协会的档案库里。最初在剪辑这段影片时，他就曾怀疑片中的女教师就是陈棣芬，但未能确定。 　　

直到视频传播开来之后，从事浙江基督教历史研究的陈丰盛，以及温州名医郑求是的长子郑可麟等人就先后确认了沈迦的猜测。前天晚上，陈棣芬的孙子陈耀辉经过其大姑妈一家的确认后，才最终告知沈迦，片中女教师即陈棣芬。 　　

“棣芬婆”是沈迦对陈棣芬的尊称。在他记忆里，棣芬婆经常来他们家，是个受过新学教育、还懂英文的文化人。 　　

2007年，沈迦在撰写《寻找·苏慧廉》一书时，还曾采访过棣芬婆。当时93岁的陈棣芬虽轻度偏瘫，生活、说话都有困难，但还是翻出了不少老照片，回忆城西教堂和艺文小学的往事。 　　

孙子图文记录奶奶百年人生 　　

为何在这段记录于80多年前的影像中，会有陈棣芬的身影？她的百年人生都经历了什么？昨天，陈耀辉接受温都记者专访，回忆她眼中的奶奶。 　　

最近正在苏州拍戏的陈耀辉，就是做纪录片的行家。奶奶陈棣芬去世后，陈耀辉曾以《一百年的跌宕人生》为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尽记录了奶奶的一生。 　　

“奶奶从小到大的照片，都保存在我这里。唯独缺少她年轻时的影像资料，很遗憾。”当看到这段短片时，陈耀辉第一反应就是在其中寻找家人的身影，“当时就觉得这位女教师的眼神像极了奶奶。” 　　

8月24日当晚，温州资深媒体人方韶毅打来电话向陈耀辉求证。“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非常吻合。”陈耀辉说，最终有了姑妈、叔叔等长辈们的确认，大家才确信片中的正是22岁时的奶奶。 　　

这段短片的确认，让陈耀辉“一宿没睡”。“虽然短片中出现奶奶的身影只有短短几秒钟，却是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加上原本已掌握的关于奶奶的静态照片，这部记录奶奶百年人生的照片集就完美了。”他说，“谢谢沈迦先生。” 　　

她英语很好，曾给外国人当翻译 　　

晚年的陈棣芬与儿孙同住在市区安澜小区。听奶奶讲讲老故事，成了陈耀辉最大的爱好。他还为奶奶整理了近万字的访谈录。 　　

陈棣芬的父亲是缝纫师，很早就过世了。母亲厉文谐在教会办的艺文小学执教，后任校长。陈棣芬也毕业于这所学校，且成绩很好。当时，在英国牧师谢道培的支持下，12岁的陈棣芬就被选送到宁波甬江女子中学，希望她学成后能继任艺文小学校长一职。 　　

遗憾的是，原本初、高中各3年的学习时间，刚读到第四年，陈棣芬就因患肺结核回温并接受治疗。等到好转后，她便先后在教会和艺文小学担任教师。陈耀辉说：“姑妈看了短片后，觉得片中奶奶的气色不是很好，应当是大病初愈的样子。” 　　

因为在教会和教会学校工作，陈棣芬接触到的外国人自然不少，英语也很好。有时，受到外国人的邀请吃西餐，在餐间充当翻译，对于陈棣芬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 　　

1937年，传教士宋尚节来温讲道，就是由陈棣芬担任翻译。宋尚节在教堂的大堂讲，她即时在小堂内同声翻译。陈耀辉说，奶奶曾对他讲，宋尚节本人脾气有点大，翻译一有差错，便会发火，甚至将翻译人员哄走。庆幸的是，陈棣芬没有遭遇到这种尴尬。 　　

她曾就读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在宁波甬江女子中学的经历，是奶奶和陈耀辉说得最多的一个片段。那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甬江女子中学的课程很多，除了国文和数学，还有外语、美术，是典型的西式教育学校。所有功课中，陈棣芬的英文最好，音乐课是她最喜欢的，而语文课上老师讲过的鲁迅的《阿Q正传》让她印象最深。 　　

当时有很多新事物和新规矩，让陈棣芬觉得很新鲜：每餐的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严格执行；每幢楼的楼顶都有一套雨水收集装置，收集来的雨水供学校日常用水。 　　

最让陈棣芬开心的要数每年的圣诞节了，因为只有那一天，学校的大门是敞开的，可以随意进出。那一天，师生们带着糖果，挨家挨户地发给城中的市民。 　　

1930年，国内抗日情绪浓重，甬江女子中学还组织师生们进行抗日宣传游行。当时，身着蓝色短袖上衣、黑色裙子的陈棣芬和同学们一起上街高喊口号。 　　

她不屈的人生经历激励子孙后辈 　　

1938年，陈棣芬与当时在民国政府部门任职的陈光宪结婚，二人共育有二子一女。“上世纪50年代末，陈家的家境急转直下。从小生活条件不错的陈棣芬，当时一个月工资仅有十几块，根本养不活三个孩子。 　　

于是，陈棣芬收购板刷，然后用买来的猪毛穿好，再卖了换钱补贴家用，坚持供孩子上学，而她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深夜里做工太认真了，挨着火炉取暖的脚也会不小心被烫伤。 　　

“这种情况，直到大姑妈开始工作后，奶奶的担子才有所减轻。”陈耀辉说，爷爷去世早，如果奶奶把一两个孩子送去别人家，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她并没有这样做。 　　

为家庭牺牲自己，是陈棣芬给子女做出的榜样。陈耀辉说，子女们也坚持照顾年迈的奶奶。2007年，因心血管疾病，陈棣芬生活不能自理，腿脚也不方便了，子女们依然坚持亲自照顾。陈耀辉的妻子还经常帮助婆婆，给奶奶洗澡更衣。陈棣芬生日，或是过重阳节时，儿孙们还会欢聚一堂，给老人庆祝。 　　

“这就是奶奶给全家人留下的财富吧。”陈耀辉说。2013年5月18日下午2时30分，陈棣芬安然离世。或许她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芳华早已被外国友人记录在这段珍贵的无声纪录片中。 　　

温州都市报 　　

记者：朱斌/文 郑鹏/图 

来源：http://news.66wz.com/system/2018/08/27/105108937.shtml

陈丰盛：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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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

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

陈丰盛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温州教会历史的不同时期为线索,介绍每

一时期的教会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温州教会圣诗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温州教会 圣诗发展历程

教会历史中复兴所伴随的就是圣诗的复兴。温州教会发展的每个

重要时期,圣诗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今日温州教会圣诗复兴的

现状,离不开各个历史时期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本文就以温州教会历

史的不同时期为线索,先介绍每一时期的教会情况,再介绍和分析温州

教会圣诗发展的历史。

一､初创时期的“一鸣惊人”(1867—1907年)

最早进入温州传道的是内地会“英籍传教士曹雅直牧师。他于

1867年11月抵达温州,并于1877年建成溫州最早的教堂——花园巷

① 内地会于1865年6月27日由英籍传教士戴德生(J.Hudson Taylor)牧师创立。

②曹雅直牧师是内地会传教士的先驱,于1865年10月3日扬帆,于1866年2月10日到达

宁波,比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团体“兰茂密尔团体”(又称“兰花团体”,Lammermuir Party“兰茂密

友尔号”)早七个月。“兰茂密尔团体”于1866年5月26日启航,9月30日抵达上海。曹氏在宁

波逗留十八个月之后,于1867年11月抵达温州传教。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

声出版社,2001年7月,第474页。

陈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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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神学志

2009年第1期

堂。继内地会之后,英国偕我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于1878年抵温。

李于1881 年病逝。之后,英藉传教士苏慧廉牧师于1882年年底来

温。内地会和谐我会成为温州教会主要的教派,后期温州其它教派的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两个教派延伸出来的。

对温州教会圣诗发展起着“一鸣惊人”作用的,就是偕我会苏慧廉

牧师。苏氏早在正式翻译温州方言圣经译本之前,就先编纂了一本

罗马拼音的入门书和一本赞美诗集。在编纂时,苏氏采用中国民乐的

五声调式建立本色格律,并以简易的长调、中调､短调､七调､八七调等

曲调,令信徒习唱。苏慧廉的罗马拼音入门书和赞美诗集好编十年后,

他的同工海和德(James W. Heywood)从英国来到温州传教。学会听、

③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1907年偕我会与同宗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

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为“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国

圣道公会又与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联合,

称为“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U.K.)。文国伟著,《循道卫理人神州》(香港基

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第10-12,14-15,59-60页。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131.

⑤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131.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mal 13 (1882),p.465.

①据史料记载,温州共有六大教派。先是于19世纪下半叶传入的内地会和谐我会。第

三大教派即1912年由内地会宣布自立的溫州耶稣教自立会。第四大教派则是于1917年传入

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五大教派即由1925年“五卅”惨案从偕我会(时称“圣道公会”)自立

的“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第六大教派乃是于1929年传入温州的基督徒聚会处。

②氏于1893年回英国度假期间完成以罗马拼音翻译的《四福音》与《使徒行传》,定名为

“CHAO-CHI YI-S0 CHI-TUH SANG IAH SING SHI: SZ FUH-IANG TA SZ-DU E-DJUE”(温

州方言,即“救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并于1894年由大英书公会出版

发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后,又在1903年翻译了全部新约圣经,并由大英海外圣经公会出版。

参陈丰盛著,“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天风》2007年9月下半月刊。

⑤海和德牧师于1891年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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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丰盛

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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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温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学习用苏氏编的赞美诗集唱诗。当他将一首

诗歌唱完之后,旁边的中国人大为诧异问:“这是怎么回事?海先生还

不会说中文就已经会唱了?”“至今,《乐守主日》《主日为圣》等苏慧廉

当年创作的赞美诗歌尚为温州信徒所传颂。

苏氏用中国民乐的五声调式建立的本色格律,在温州教会的影响

极深。由于温州基督徒中有大部分不识字的,所以苏氏所编的曲调大

受欢迎。温州基督徒只要记住苏氏所编的固定乐谱,就可以套人所有

格律相同的诗歌中。今日温州教会中的许多老年基督徒,虽然看不懂

乐谱,但也可以随口唱出这些曲调。笔者于2004年9月采访温州一对

传道夫妇时,请他们唱了几首相应的诗歌,现整理于下:

长部:《快乐日》圣诗第七十六首:

5 1 2|3--5 1 213--3 4 3|2--1 3 2 | 1--|

前有一日我意立定,靠托耶稣救我灵魂。

5 1 2 | 3 -5 1 2|3--3 4 312--1 3 2 1--0|

那时心 中 实在高兴, 四方传 开我主救恩。

3 4 5

· |

--

1 213--34 3|2--1 3 2|1--|

.

快活日快活日,耶稣洗净我众罪孽。

5 5 5 5

--

5 6 5|3--5 5 5|5--5 6 5 | 3--0|

心里清亮极大欢喜,快活日子不能忘记。

O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31), p.33.书中

“Mr. Sea”应该就是海和德牧师(James W.Heywood),当地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牧师”或“海先

生”,苏路熙根据惯称直译为英文Mr. Sea。海和德于1891年来温州协助苏慧廉工作,并于

1907-1927年任圣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区长。有关海和德事迹可参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

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10月),第462页。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

教协会,2000年5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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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151 213--34 3|2--1 3 2|1--||

●

•

快活日快活日,耶稣洗净 我众罪孽。

长部另有一种唱法:《因信称义》第八十五首

5-13 56-5-16 7 11-17 23-1-17 6 5 -

主 呵我再不夸自己,从前所行 我 再不倚,

5-11 23-1-14 3 2-2-131 6-5-| 6 7 i - ||

向 来靠赖 样 样是空,今只依靠流 血大功。

短部:《宜尽本分》第九十九首

511-612-1615-51-61|2-32|1-

•

•

我有本分当尽,我有上 主当尊,

5|3-21|6-13 | 2-16|5-5|1-61|2 -32|1 -||

●

离开罪恶与 主 相 亲,永远 拯救灵魂。

七部:《靠主得福》第八十七首

3 3 5 6 11 6 | 5 5 6 5 -| 3 3 5 6 1 1 6 | 5 5 6 5 -|

人 人 心 里 要求 福,欢 喜天堂怕地狱,

55535 665-323532|1 12 1-|

走尽天边忙碌碌,究竟 未能得好处。

中部:《学主忍耐》第一百二十六首

|

5|1-1 2-2 3-211-516-611-615-

任凭恶人轻看主恩,言语毁谤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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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1 | 2 - 2 | 3-4 | 5 - 3 | 1-1|2 -2 | 1-1 | 3-3 | 2-2 |1 - ||

我总一心赞美真神,靠主爱怜照顾,靠主爱怜照顾。

八七部(一):《孩童晚上祷告》第一百五十六首

3 2 1 1 3 5 2 2 3 5 | 6 5 3 2|1

慈悲 牧师 求你 认我,在你圈里做小羊,

今日幸得 主恩待我,賜我衣裳和饭吃,

祝福 父母 祝福 全家,还要 赦我许多罪,

3 2 1 1 3 5 2 2 3 5 6 5 3 2 |1 - ||

晚间睡着亲近保我,直到 明朝 无灾殃。

多谢 救主 满心 爱我,还求保佑我不歇。

救我 灵魂 住在天家,永享 福气 万万岁。

八七部(二):《劝罪人来得救》第一百七十八首

33-2|11|22|3-21|55-4|33|2∙1 2· 3|1 -|

苦恼罪人一齐走来,现在信服有恩典。

3 3 4 | 55 | 66 | 5 4 3 | 33 -4 | 5 5 | 66 | 5 - |

►

*

耶稣等候叫你进去,满心 慈悲和爱怜,

3 3 ·2|11|22|3 ·21|55 ·4 | 33 | 2∙12∙3 | 1 - ||

主 有 能干主有能干,劝你信服 勿迟延。

其中,长部的字数分别为8888,短部为6686,七部为7777,中部为

8686,八七部为8787。据此所编的诗歌大多符合温州话的韵律,也有许多

是根据溫州方言中的土语,温州基督徒用方言唱这些诗歌则朗朗上口。

该时期温州基督徒撰写的诗歌应属《为国求福歌》最为著名。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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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新编赞美诗》第175首。这首由温州本地戚瀛茂牧师作词。《赞

美诗(新编)史话》作者王神荫载:“他(指戚瀛茂)富有民族自尊心,看到

19世纪末叶教案迭起,西籍传教士歧视中国教牧人员,深感只有国家康

泰富強,才能免遭欺侮。在这首诗内,他首先‘求主眷顾万国万族’,但

‘更为我国求主賜福’,说明基督教是国际性的宗教,但不能因此而失去

爱自己祖国的心。他还提到爱国的理由:此处有我先贤列祖,原是我

家故里,有我亲友兄弟父母,别处那能相比?’(第二节)他所求的是国家

受保全,行仁政,土地出产丰盛,人民相爱无困苦……溫州信徒唱时感

到非常亲切,因此深入人心。有一位八十多高龄的老信徒,在1981年尚

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此歌。” 该诗由苏慧廉之妻苏路熙谱曲。王神荫

说:“据说苏路熙很重视收集中国民间曲调来为赞美诗配曲。她为此特

地雇民间曲艺‘吹打班来家吹唱,记下温州的民间曲调。《为国求福歌》

用的是五声音阶,为温州信徒喜唱乐颂。”

" (12

二、发展时期的“百家争鸣”(1907—1958年)

清末直到解放初期,温州与全中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许多的风风

雨雨。温州教会在这一长时期中经历了许多变迁。1907年,正值温州圣

道公会教务蒸蒸日上之时,苏慧廉牧师离溫就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

温州教务交由海和德牧师接任。温州内地会中许多爱国信徒分别于

1910年､1912年建立“平阳耶稣教自立会”和“温州耶稣教自立会”

Ⓤ王神荫编著《赞美诗(新编)史话》,中国基督教协会,1993年8月,第294页。

②同上,第295页。

Ⓡ《中国基督徒月报》第二十八号,中国基督徒自立会刊印,1911年2月,第11-12页。

Ⓤ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三年第一期,1913年1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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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温州建立浙南区会”。1925年,温州圣道

公会爱国牧师尤树勋因“五卅惨案”,在温州发起教会自立,成立“温州中

华基督教自立会”。1929年,基督徒聚会处在温州平阳建立教会

因“五卅”惨案的影响,温州内地会和圣道公会西牧于1927年离温,造成

教务空虚,两会先后改称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和“中华基督教自

治圣道公会”。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教会未大受挫折,教会事务处于稳

定发展状态。解放后,温州教会经历许多运动,最终于1958年7月第一

周进行六大宗派联合礼拜®。

由于资料的限制,民国初年,温州教会具有特色的圣诗还是苏慧廉

所编的诗歌,一本由苏氏所编的《圣诗》影响整个温州教会。不过,各宗

派教会都使用各自公会所印刷的赞美诗。自1936年全国六大公会出版

《普天颂赞》之后,温州许多教会纷纷购买使用,帮助各宗派在圣诗上

走向合一的道路。

解放后,温州多数教会走上“三自革新”道路,但各宗派的圣诗还是

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各宗派都编印各自公会的圣诗。如1953年6

月,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出版《颂主诗歌》,1953年7月温州中华

基督教自立总会发行《圣教诗歌》;1954年3月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

州教区出版《圣诗》。各本诗歌集的编者为了适应温州教会信徒学唱的

方便起见,在诗歌目录之后附上一篇“乐理知识”,供教会信徒学习。独

⑤ 中华圣工史编辑委员会编著,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华安联

合会出版,2002年11月初版,第25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

Ⓡ《天风》1958 年第18期(总561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8年9月22

日,第21页。

9《普天颂赞》在温州被普遍使用,可能与其主编温州籍牧师刘廷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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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是,该“乐理知识”是特别适合温州基督徒的,因为它的编写是根据

温州方言的发音而编的,使不懂普通话的基督徒容易学唱。最为明显

的就是在第一点“数字符号”栏写道“简谱以1.2.3.4.5.6.7.来表示,唱的

时候,音同温州话:荡、来、咪、番､沙､喇､涕｡”在升降音方面,编辑者也

用不同的温州音来替代,如“#1”用“地(De)”“#2”用“黎(Re)”或“哩”、

“#4”用“非(Fe)”“#5”用“西(Se)”、“#6”用“丽(Le)”、“b7”用“胎”或“滩

(Ta)”、“b6”用“拉(La)”、“b5”用“删(Sa)”、“b3”用“埋(Ma)”、“b2”用

“辣(Ra)”。虽然发音并不完全准确,但对于许多没有文化的温州基督

徒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因为他们可以不花很多的精力学习乐理,

就能掌握发音。笔者现在教会中,经常还会听到长者们用这些不太标

准的音唱谱。

三、真空时期的“齐声吟唱”(1958-1980年)

1958年7月溫州教会大联合之后,许多教堂关门或转为生产之

用。1966年9月16日,红卫兵关闭城西堂,教牧人员受批斗,整个教会

活动完全停顿。”“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

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

199 20

有形的教会关闭之后,无形的教会却因信徒的敬虔而凝结起来。

从文革之初开始,温州基督徒在家庭中举行礼拜,在实质上抛弃了原有

宗派的观念。在圣餐､圣洗上都进行了实质的联合。从19世代70年代

开始,温州全地区组织起温州区会,每年在不同的地方举行大议会和小

议会,形成温州教会的大复兴。

@ 支华欣编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42页。

@同上,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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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温州基督徒兴起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工作。温州教会

各地出现属灵书籍的“誊写”印刷,以供应各地基督徒属灵追求的需

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编印了许多赞美诗”。除了将苏慧廉编的圣

诗印刷之外,各原来宗派信徒还将各自宗派的赞美诗印刷出来,如内地

会的《颂主诗歌》、循道公会的《圣诗》、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圣教

诗歌》等。由于各地都在本质上消除了原有的宗派观念,基督徒又分别

印刷了一些超宗派的合一诗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本名为《圣教

普颂》的诗集。笔者访问该诗集的编者时,编者将该诗歌的来龙去脉都

告诉笔者。他说:“这本诗歌集是我与几位同工一起编的,那时我们大

概20 多岁(现年60岁),因为教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文革前的诗歌本

都被红卫兵搜去烧掉了,仅有的诗歌本又不能供给所有信徒的需要。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教会是由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组合而成的,所以就

不能只有某一宗派的诗歌。所以为了教会信徒唱诗的需要,我们编了

这本《圣教普颂》。”笔者问:“那么你们在编的时候如何顾及宗派的合一

呢?怎么才能不会伤害到信徒的宗派情感呢?”编者解释说:“这就是我

们给这本诗歌集取名叫《圣教普颂》的由来了!其实,“圣教普颂’取自

四本不同的赞美诗歌集。‘圣’即循道公会的《圣诗》,教’即自立会的

《圣教诗歌》,‘普’就是30年代全国基督教由刘廷芳博士主编的《普天颂

赞》,颂’则是内地会诗歌《颂主诗歌》。我们从这四本典型的诗歌集里

选出134首,又能顾及其他宗派的情感,又能使全教会弟兄姊妹喜爱这

本诗歌集。”

在受压制的年代,基督徒虽然不能“引吭高歌”,只能“安静”免得影

响他人,甚至危及教会。另外,这一时期,教会也就没有诗班,没有乐

②国内外学者都将誊写《圣经》作为文革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然而圣诗的印刷却是不可

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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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没有分声部,没有合唱。教会唱诗歌时最大的特点就是“齐声吟

唱”。支华欣牧师在“重筑祭坛”一文中回忆道:““颂赞声音何等难得’,

这句歌词是十年动乱期间,我们信徒聚会光景的逼真写照。那些年间,

不仅我们的诗歌毁失殆尽,即有歌本也不敢放声唱颂!”尽管如此,基

督徒们还是非常喜欢唱诗,甚至今日许多老年基督徒还能随意背唱出

曾经唱过的诗歌。

四､恢复时期的“引吭高歌”(1980年至今)

改革开放之后,教会得以恢复,教牧得以平反,信徒重新回到教堂

聚会,温州教会引来新的复兴契机。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中,温州教

会在圣诗工作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温州基督教两

会出版或发行的两本《赞美诗歌》。

1981年6月,温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传组出版《赞美诗

歌》。支华欣牧师在其《溫州基督教》中提到:“1979年12月,温州市基

督教第三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恢复活动后,即应广大信徒诗歌事奉的

需要,于1980年5月委托该届委员支华欣牧师选编合一的《赞美诗

歌》。支牧师搜集了六个教派原来的诗歌本,在广泛征求原各教派同工

同道意见之后,选出常用的,曲调词章优美的、灵意丰富的圣诗”, 该

诗集“前言”中提到“目前在信徒的属灵供应上,诗歌急在燃眉,为此本

会自传组从温州地区过去沿用多年的各种诗歌中,选出409首,附诗篇

及短歌26首编成《赞美诗歌》。”支华欣牧师描述:“我会自传组于去年八

月开始选编一本赞美诗歌,十二月交本市新华印刷厂承印,今年六月下

。

②《天风》1981年第4期,复总5号,1981年9月30日,第30页。

@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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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出书,共八万册,已销售一空。”当时,温州基督徒为出版圣经和圣

诗而举行感恩献诗礼拜,于6月8日晚举行。支华欣介绍:“六月八日

晚,本市各聚会点两百多位青壮年弟兄姊妹,组成十二个唱诗班,在爱

国会小礼堂隆重举行感恩献诗礼拜。他(她)们手携圣经、诗歌载欣载

奔赶赴会场,个个以丰满的热情,在会上引吭高歌,中有齐唱、轮唱､独

唱､合唱､朗诵。节目丰富多彩,群情振奋,琴韵悠扬,歌者眉飞色舞,声

情并茂,听者心倾神往,喜乐充盈,在庄严肃穆的会场里溶为馨香祭

物。这盛况是温州教会史无前例的。”

该《赞美诗歌》倍受欢迎,至1998年共印发了70余万册,“为温州市

众教会的合一和诗歌侍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支华欣牧师也提到该

诗集的贡献:“20年来,这本《赞美诗歌》对团结、带领全市信徒走爱国爱

教的道路,对全市及部分外地信徒的诗歌事奉做出很大的贡献,足证其

蒙神悦纳,得众信徒的喜爱。过去聚会没有诗歌本,有也不敢高声歌

唱,现在聚会时,信徒人手一册,高声齐唱,较大的教堂,还组织具有一

定音乐水平的唱诗班､合唱团。在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三自纪念日

等节日里,举行诗歌礼拜,丰富节日活动内容,活跃节日气氛。礼拜时

献唱圣歌,增加聚会属灵氛围。”

温州教会现普遍使用的赞美诗,于1999年1月,由浙江省基督教两

会出版,温州市基督教两会发行的《赞美诗歌》(增订本)。该诗集提到

出版的缘起及过程:“时代在发展,教会在复兴,信徒信仰素质及对诗歌

的侍奉,无论在属灵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已有所提高,而原版《赞美诗

⑤《天风》1981年第4期,复总5号,1981年9月30日,第30页。

@同上。

@《赞美诗歌(增订本)》出版说明,2000年1月。

@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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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已远不能满足弟兄姊妹诗歌侍奉的需要。为此,温州市基督教两会

决定成立了《赞美诗歌》(增订本)编辑委员会,并发函给温州市各地教

会和有关同工,广泛搜集资料,多方征求意见,经过反复研讨编选始作

定稿。”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窥见温州教会在圣乐方面的发展。

该诗集共收录诗歌520首,并收录短歌60首。其中有271 首属原

《赞美诗歌》(其中有160首与《赞美诗(新编)》相同或基本相同);有155

首是征得中国基督教圣乐委员会的同意,从《赞美诗(新编》中转录;又

辑选了温州及全国各地教会的各种诗歌版本中信徒原来熟悉、爱唱的

诗歌;另外还有一部分选自近年来全国各地基督徒新创作的诗歌。该

诗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数量已达10万册。

无论在城厢,还是在乡间,历史上溫州基督徒的文化素质都较为低

下。若要将圣经真理正确地传达给文化层次较低的温州基督徒,就必

须在礼拜天的讲坛之外,找到基督徒真理记忆和理解的桥梁。这个理

想的桥梁就是圣诗。圣诗的发展对于温州基督徒的影响极其重要。至

今,许多基督徒并不一定能熟记圣经经文,然而许多文盲基督徒却能一

字不漏地背出或唱出早年唱过的圣诗。故此,温州圣诗的发展对教会

的复兴､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作者系浙江溫州教会牧师)

温州最早一批护士在何时出现？温州护理界三位“之最”还是一家人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1912年，为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国际护士理事会将她的诞辰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温州最早一批护士在何时出现？他们又曾为温州做出了哪些贡献？在这个全世界护士的共同节日里，跟着三十六坊君一起来了解温州护士的历史。

西医入温

护士这个职业，是伴随着西医一起进入中国的。而首先将西方医学带入温州的，是传教士活动。

苏惠廉

清光绪八年（1882），英国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受英国偕我公会派遣，前往温州传教。来华之前，他曾接受短期医疗知识培训，以备对自身常见病的治疗，并自备了奎宁、阿司匹林、碘酒等常用药品，用于伤风感冒、疟疾、外伤的治疗。

来温州后，苏慧廉以医术带动传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一开始他创办了一所小诊所，靠一些常备药品和略微的医学知识，给人治疗疟疾、痢疾、肠炎、伤寒、感冒等常见病。苏慧廉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还开展一些小手术，如拔牙、修正倒睫、睑内翻、脓肿切开引流等。在当时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西药和手术的疗效受到民众的欢迎。

定理医院落成后在医院门口的合影

苏慧廉便决心在温州开办医院。1893年，公会派霍厚福（Alfred Hogg）来温任专职医师。霍厚福是科班出身的西医师，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接受过眼科、咽喉科训练，并在皇家眼科医院做临床助理。1897年，苏慧廉在约翰定理的捐助下，在墨池坊杨柳巷(现墨池小学内)创办定理医院。这是温州第一家、也是浙南地区首家西医医院。霍厚福医师担任院长，主持定理医院工作。当时这家小型医院主要工作是门诊治疗，另外也有男女病房，设置12张男病床、10张女病床，配有门诊部、药房、厕所、厨房等。

白累德医院旧照

因规模较小无法容纳，在亨利·白累德（Henry·Blyth）的捐助下，苏慧廉又在温州创办规模更大的白累德医院。1906年1月30日，白累德医院在大简巷开业，原定理医院并入该院。新建医院由一幢主楼及东西两翼组成，宽敞整洁、医疗设施先进，硬件设施已经具备了现代医院的条件，这在晚清时期的浙南颇具示范意义。大儒孙诒让先生称之为“西医局”。

施德福

1914年，英国人施德福医师接任白累德院长。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曾获得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在温州从医35年，是位内外妇儿兼通的全科医师。老温州人都知道，在医院附近，有条叫“施公里”的小巷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英籍院长施德福。这也是旧时温州唯一一条以外国人姓氏命名的街巷。

据记载，白累德医院每天上午门诊，下午安排手术，门诊病例采用大本笔记簿，病史则以罗马字母拼写的的温州方言记载。

己巳春（1929），白累德医院全体欢送施院长，欢迎马院长，摄影纪念

从外国护士到本土护士

白累德医院大门

白累德医院创办初期，尚无专职护士，病房护理由30多名男女工友兼任。

随着就医者接踵而至，医师疲于应诊，专业护士成为医院发展的必然需求。温州最早出现的护士来自英国，1922年，白累德医院迎来一位英籍护士裴悟；次年，又有英籍护士薛美德、任若兰来到温州。

随后，医院自己培养了护士杨美德、陈舜华、施子哲等，至此医院有了一支专职的护理队伍。

据记载，白累德医院开业后一年内就有12285人前来求医，住院病人有923人，手术321例，少量的护士对医院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创办护士职业学校

为解决护理人员缺乏的情况，白累德医院开始进行护理教育，培养护理人才。1929年夏，白累德医院创办白

温州白累德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全体护士摄影

累德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址设于海坛山南麓教会艺文学校（今温州第二中学）。这是温州第一所护士学校，温州真正意义上的护士行业从这里开始起步。

首任校长是来自英国的薛美德，她毕业于护理专业，曾在白累德医院担任护士长职务。

1933年7月，护士学校首届学生毕业，毕业生仅叶兰珍、陈舜华、朱德音、施子哲4人。这也是温州本土专业培养的第一批护士。

白累德高级职业护士学校首期毕业生有叶兰珍、陈舜华、朱德音、施子哲

1934年9月，针对当时产妇及婴儿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率高、产后护理落后等情况，白累德医院又创办白累德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培养助产人才。校长陈梅豪，学校与护士职业学校合署办学。首届毕业生也是4人，分别是陈玉兰、郑玉燕、周挺芳和吴丽华。截至1948年，护士职业学校共办16届，助产职业护士7届，合计培养护士、助产士150人。

这两所职业学校都是浙江省创办的早期医学院校之一。

1949年9月，原白累德医院所办的护士学校、助产学校，与瓯海医院、董若望医院所办的护校合并。不久，这所学校划归省立温州医院管理，更名为“省立温州医院附设高级医事职业学校”。1952年改名为“温州卫生学校”，校舍迁至谢池巷，后并入温州医科大学。1953年，温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白累德医院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那时的护士不打针

1949年9月，原白累德医院所办的护士学校、助产学校，与瓯海医院、董若望医院所办的护校合并。不久，这所学校划归省立温州医院管理，更名为“省立温州医院附设高级医事职业学校”。1952年改名为“温州卫生学校”，校舍迁至谢池巷，后并入温州医科大学。1953年，温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白累德医院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梅豪

值得一提的是，温州护理界最早的三位人物还是一家人：陈梅豪先生，白累德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校长；朱德音，陈梅豪先生之妻，白累德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首届毕业生；陈玉兰，陈梅豪的大女儿，白累德高级助产职业学校首届毕业生。

朱德音晚年曾回忆，1929年，她进入学校学习护理，课余时间在白累德医院里工作，满4年后才能毕业。很多同学半途而废，1933年毕业只有4人。1934年医院送她到上海学习产科技术。

朱德音回忆，那时的护理工作与现在不同，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普通病房里有34张病床，护士只有两三个。铺床、打扫卫生、给病人换药、擦身体、换衣服等等，上班时间里要一直在病人之间转悠，隔一会儿就要给病人搭脉，没有一点闲功夫。可是这么多活当中就是没有打针，因为打针是医生的事。

护士文凭

参考材料：

《近代西方医学对温州医学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谢红莉 瞿佳

《温州最早的护士》 任言　原载《温州商报》

《温州近代史》胡珠生

《温州老照片》黄瑞庚

《“老二医”的回忆》伊凡、冷暖 原载《温州晚报》

温州市中心医院官网

来源：http://news.66wz.com/system/2022/05/16/1054686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