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隨著城市的興起，市民身份的基督徒日益增多。他們的生活方式，都是現代經濟的產物，跟現代經濟緊密相關
相對于中國龐大的人口，有信仰的教徒絕對數量還不大，但教徒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各行各業，比如影視明星孫海英、呂麗萍夫婦就是一對虔誠的基督徒。“基督徒在所有任何的崗位上都應該是最好的、最出類拔萃的，這是神給你的責任。”孫海英說。
近日公佈的《中國宗教藍皮書》指出，當下社會轉型時期，更多的人在尋求宗教的慰藉。
“我們要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讓宗教回歸宗教，卸下教會身上過多的政治承載，讓宗教在宗教市場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檢驗，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規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澎說。
教徒“進城”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國的教徒，主要分佈於農村，對於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鄉土之間的生活讓他們更願意尋找某種慰藉和寄託。
劉同蘇牧師說，過去教會的規模比較小，而且成員多是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如長者、殘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準較低的人群等。他回憶說，以前在教會遇到一個受教育頗高的年輕人信主的話，人們常常會說這個年輕人：“你腦子沒有毛病吧？有知識、有文化、有青春……幹什麼要信基督教呢？”
而現在，城市裡的人，也陸陸續續成為教徒，他們有文化有知識，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教徒。在城市裡，教徒們通過網路聯繫，更加便捷，他們在QQ群裡彼此開解，在咖啡館和茶社裡聚會聊天。
平日他們是公司職員，是攝影師或者設計師。有時候他們並非那麼顯性的出現，但很多社會活動背後總離不開他們的推動。
比如在2008年，浙江大學“婚前守貞”培訓課程在浙江大學食堂門前接受報名，培訓時間為兩天左右。宣導學生在接受培訓後做一個決定：守貞直到結婚。培訓者希望利用最直觀的方式，讓同學認識到婚前性行為的錯誤，同時強調年輕人應有的“責任感”。
為大學生開設貞操課，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有網友評論說：“此舉為美國右翼基督教保守團體，與無神論格格不入！”
而在溫州的華蓋山下，有一些施粥攤給生活困難的人們提供免費的粥和小菜。當地稱其為“紅日亭”。事實上，這些老人都是基督教的教徒。
無論是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南京、杭州、溫州這樣的二三線城市，教徒日益增多。
劉同蘇曾在2007年的時候調查了一批北京地區的信眾，發現其中75%是30歲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識、受教育水準都較高，70%以上受大專教育，基本都是城市白領階層。“這是很大的變化。”劉牧師評論說。
這個變化在《2010年宗教藍皮書》中也得到了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林參與了藍皮書的編撰，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近兩年，城市中的基督教教徒總量是在上升的，但增幅有所放緩，從結構上來看，有個趨勢，從原來的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學歷者多）變成五多（年輕人增多、男性增多、高學歷增多、城市居民增多、非功利信仰增多）。
近日公佈的《中國宗教藍皮書》指出，當下社會轉型時期，更多的人在尋求宗教的慰藉。
“我們要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讓宗教回歸宗教，卸下教會身上過多的政治承載，讓宗教在宗教市場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檢驗，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規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澎說。
教徒“進城”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國的教徒，主要分佈於農村，對於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鄉土之間的生活讓他們更願意尋找某種慰藉和寄託。
劉同蘇牧師說，過去教會的規模比較小，而且成員多是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如長者、殘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準較低的人群等。他回憶說，以前在教會遇到一個受教育頗高的年輕人信主的話，人們常常會說這個年輕人：“你腦子沒有毛病吧？有知識、有文化、有青春……幹什麼要信基督教呢？”
而現在，城市裡的人，也陸陸續續成為教徒，他們有文化有知識，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教徒。在城市裡，教徒們通過網路聯繫，更加便捷，他們在QQ群裡彼此開解，在咖啡館和茶社裡聚會聊天。
平日他們是公司職員，是攝影師或者設計師。有時候他們並非那麼顯性的出現，但很多社會活動背後總離不開他們的推動。
比如在2008年，浙江大學“婚前守貞”培訓課程在浙江大學食堂門前接受報名，培訓時間為兩天左右。宣導學生在接受培訓後做一個決定：守貞直到結婚。培訓者希望利用最直觀的方式，讓同學認識到婚前性行為的錯誤，同時強調年輕人應有的“責任感”。
為大學生開設貞操課，引起社會的廣泛爭議。有網友評論說：“此舉為美國右翼基督教保守團體，與無神論格格不入！”
而在溫州的華蓋山下，有一些施粥攤給生活困難的人們提供免費的粥和小菜。當地稱其為“紅日亭”。事實上，這些老人都是基督教的教徒。
無論是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南京、杭州、溫州這樣的二三線城市，教徒日益增多。
劉同蘇曾在2007年的時候調查了一批北京地區的信眾，發現其中75%是30歲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識、受教育水準都較高，70%以上受大專教育，基本都是城市白領階層。“這是很大的變化。”劉牧師評論說。
這個變化在《2010年宗教藍皮書》中也得到了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林參與了藍皮書的編撰，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近兩年，城市中的基督教教徒總量是在上升的，但增幅有所放緩，從結構上來看，有個趨勢，從原來的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學歷者多）變成五多（年輕人增多、男性增多、高學歷增多、城市居民增多、非功利信仰增多）。
馬兵是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人員，平日的他總顯得含蓄而低調，為了能更多時間研修基督教，他主動跟公司提出，更換薪水低但時間更充裕的崗位，他對物質沒有太強烈的欲求，每個週末，他都會和家人去教堂。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一億多農村青壯年遷移到城市。
城市信徒的成分變得複雜起來，在這些來自農村的城市門徒中他們生活在城市，卻保留著鄉村宗教信仰的習慣，他們大多有著功利性信仰。
基於這樣的複雜性，根據宗教藍皮書顯示，在目前的教徒中，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到了68.8%。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的信仰並非源自家庭，而是出自功利性目的，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顯著。
調查表明，68.8%的基督教徒將自己開始信教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或家人生病”，且年齡越大，因“病”信教的比例越高。
老闆教徒
在上海，共有基督教堂點165處，其中教堂103座，聚會點62處，基本採用了以堂帶點的管理模式。在教堂活動中，大抵是幾百個專業教牧人員或義工，服事近20萬名左右的信徒。
但上海並非教徒最多的城市，在學界的分析研究中，溫州與北京是目前城市教會的兩個中心。這兩個城市的教會具有明顯的當地社會文化特徵：前者是私人企業家類型，而後者是知識份子類型。
溫州自古開教，教史悠久，時至今日，教徒甚眾，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這些年溫州人在經濟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篤信基督教，很多信徒是企業領袖和工廠主管，在工廠中召開布教會，參加者眾多。一些信徒對於新建教堂十分熱心，把做生意賺來的錢無私地奉獻用於建堂，海外溫州人將生意所賺大筆捐回家鄉用於傳教興教，與此同時，溫州教牧人員的薪酬很低，他們一般都接受清貧的牧者生涯。
在溫州永嘉縣，教會設有十大牧區，兩個教派，一個聚會處，一個是安息日會。已經登記的教堂216個，受洗的信徒5萬人，沒有受洗的慕道友有8萬人，一共13萬人。13萬信徒，3千多牧養人員，與上海比較，顯然資源充裕得多。
陳村富教授是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中心主任，他經過對溫州教徒的研究，最早提出“老闆基督徒”的說法。
陳村富認為，中國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正在形成三個新的群體，即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有經濟實力的“老闆基督徒”，以大學生、研究生、大學教師、醫生、藝術家等為主的“知識精英基督徒”，以及教會內正在崛起的年輕的神職人員，這三個群體將影響未來基督教的面貌。
所謂老闆基督徒，陳村富的解釋是：“他是教徒，但他們的職業，他們的經濟，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現代經濟的產物，跟現代經濟緊密相關。這些老闆基督徒類似於14至15世紀歐洲新興城市形成時的市民，所以也可稱之為‘市民身份基督徒’。”
從陳村富對溫州市四個教堂的調研資料來看，從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這段時間裡，個體經營者（俗稱老闆）和大公司、企業高層人士增長很快，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禮拜人數的50%上下，“實際上要超過這個數字，因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禮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陳村富說。
教會中的“老闆基督徒”大概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開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經過不斷奮鬥，從農民甚至打工者，一躍成為企業家；還有一種便是一些企業家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認為其適合自己的企業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進而受洗入教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一億多農村青壯年遷移到城市。
城市信徒的成分變得複雜起來，在這些來自農村的城市門徒中他們生活在城市，卻保留著鄉村宗教信仰的習慣，他們大多有著功利性信仰。
基於這樣的複雜性，根據宗教藍皮書顯示，在目前的教徒中，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到了68.8%。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的信仰並非源自家庭，而是出自功利性目的，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顯著。
調查表明，68.8%的基督教徒將自己開始信教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或家人生病”，且年齡越大，因“病”信教的比例越高。
老闆教徒
在上海，共有基督教堂點165處，其中教堂103座，聚會點62處，基本採用了以堂帶點的管理模式。在教堂活動中，大抵是幾百個專業教牧人員或義工，服事近20萬名左右的信徒。
但上海並非教徒最多的城市，在學界的分析研究中，溫州與北京是目前城市教會的兩個中心。這兩個城市的教會具有明顯的當地社會文化特徵：前者是私人企業家類型，而後者是知識份子類型。
溫州自古開教，教史悠久，時至今日，教徒甚眾，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這些年溫州人在經濟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篤信基督教，很多信徒是企業領袖和工廠主管，在工廠中召開布教會，參加者眾多。一些信徒對於新建教堂十分熱心，把做生意賺來的錢無私地奉獻用於建堂，海外溫州人將生意所賺大筆捐回家鄉用於傳教興教，與此同時，溫州教牧人員的薪酬很低，他們一般都接受清貧的牧者生涯。
在溫州永嘉縣，教會設有十大牧區，兩個教派，一個聚會處，一個是安息日會。已經登記的教堂216個，受洗的信徒5萬人，沒有受洗的慕道友有8萬人，一共13萬人。13萬信徒，3千多牧養人員，與上海比較，顯然資源充裕得多。
陳村富教授是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中心主任，他經過對溫州教徒的研究，最早提出“老闆基督徒”的說法。
陳村富認為，中國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正在形成三個新的群體，即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有經濟實力的“老闆基督徒”，以大學生、研究生、大學教師、醫生、藝術家等為主的“知識精英基督徒”，以及教會內正在崛起的年輕的神職人員，這三個群體將影響未來基督教的面貌。
所謂老闆基督徒，陳村富的解釋是：“他是教徒，但他們的職業，他們的經濟，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現代經濟的產物，跟現代經濟緊密相關。這些老闆基督徒類似於14至15世紀歐洲新興城市形成時的市民，所以也可稱之為‘市民身份基督徒’。”
從陳村富對溫州市四個教堂的調研資料來看，從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這段時間裡，個體經營者（俗稱老闆）和大公司、企業高層人士增長很快，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禮拜人數的50%上下，“實際上要超過這個數字，因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禮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陳村富說。
教會中的“老闆基督徒”大概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開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經過不斷奮鬥，從農民甚至打工者，一躍成為企業家；還有一種便是一些企業家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認為其適合自己的企業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進而受洗入教的。
他們大多從事小商品加工、開個體經銷店，少數人成了承包商、批發商、股份公司的股東、董事或經理。對現代化的經營管理，他們還是比較生疏，但與此同時，這些老闆基督徒又是溫州教會資產、教堂建設、教會管理的主力，他們財力雄厚、見識廣，社會關係多，能量大。教會要擴建或者新建教堂，舉辦各種職業培訓班，以及和其他教會的協作交流都要辦複雜的申請手續，神父、牧師不能勝任的，這些老闆基督徒出場往往可以辦成。
據陳村富的調查，基督徒企業家們往往信譽高，所以顧客大多喜歡買他們的東西。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研究者李林說，在溫州的商人，也會有欺詐，只有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信仰和宗教或許才真的比財富和利潤更看重。
據陳村富的調查，基督徒企業家們往往信譽高，所以顧客大多喜歡買他們的東西。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研究者李林說，在溫州的商人，也會有欺詐，只有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信仰和宗教或許才真的比財富和利潤更看重。
原文出處：《中國新聞週刊》總第482期。作者：劉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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