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原因何在，也不知從何時開始，溫州教會被一些人稱呼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然而我期望溫州教會的信徒與領袖們，能有一個心志和願望，就是能將溫州教會建造成為“中國的安提阿”。 為何溫州教會應以安提阿教會，而不以耶路撒冷教會為榜樣？其原因乃是耶路撒冷教會有其歷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她是眾教會之母。或者這“耶路撒冷”也可能指的乃是歷代聖徒們的“朝聖之地”。從這兩方面來看，溫州教會都不具備這樣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安提阿教會卻是更值得中國眾教會（包括溫州教會）景仰、效法的榜樣。安提阿教會在歷史上有何特殊之處，值得我們如此推崇呢？ 安提阿教會的榜樣 安提阿是當時羅馬帝國的第三大城，僅次於羅馬和亞歷山大。其人口中，有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又有許多羅馬的官員及駐軍，加上商業貿易的往來，各地人種皆彙集於此。因此，安提阿城是一個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大都市。正因這緣故，安提阿教會可以算是聖經中第一個多種族的都市型態教會。而耶路撒冷教會，相對的，只系一個單一種族的傳統教會。 此外，安提阿教會是由一般信徒“隨走隨傳”、主動傳福音所建立的教會（徒11：19-21），而不是由宣教士開荒建立的。這一點與中國遍地開花的溫州教會之成立模式，非常相似。同時，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海歸知識份子的參與，全國各地都市型態的教會，已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因此，要如何隨著都市化的趨勢，及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去開展、堅固、強化這樣的都市教會，安提阿教會都可以提供我們很多的借鏡。 況且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安提阿教會還有許多地方，是值得今天在轉型中的中國教會效法的。茲僅列舉其中兩方面。 首先，在神學上，安提阿學派在教會歷史上，是以他們的“歷史-文法解經法”而著稱於世的。從第二世紀開始，這種目前被福音派認為最正統的解經法，已經在安提阿教會紮根，並且影響到後世歷代的教會。相反的，同一個時代的亞歷山大學派，卻以“寓意式解經法”出名，成為歷代“靈意解經法”的濫觴。 其次，安提阿教會最突出的榜樣，無疑的是在他們的宣教胸懷。他們將兩位屬靈領袖——巴拿巴與保羅——差派出去宣教（徒13:3），從此建立了西方教會的根基。但是，我們大多數人比較不知道的，乃是安提阿教會對亞洲教會重大的貢獻。簡單說起來，安提阿教會宣教士的主要成就如下： （1）比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歸信基督教早一百年，他們已在敘利亞北部的一個小國，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基督教國家； （2）他們翻譯了第一本希臘文以外的敘利亞文聖經——《四福音書合參》，此種敘利亞文聖經通行於中亞和印度一帶超過一千年； （3）他們很早就曾將福音傳入中亞和印度。第五世紀，因為聶斯多流事件，安提阿教會被列為聶斯多流派，因此許多教會領袖被迫轉入波斯，建立了波斯教會。然後由波斯，他們進一步將福音傳到中國、突厥和蒙古。因此，安提阿教會可以算是東、西方所有“外邦眾教會之母”。 基於上述原因，安提阿教會不但在歷史上有極大的貢獻，在未來普世教會（包括中國教會）面臨二十一世紀的諸般挑戰時，都是值得我們學習、效法的物件。 安提阿教會教導事工的榜樣 宣教事工的成敗，以及屬靈果子能否長存，都取決於真理的教導是否扎實和全面。安提阿教會之所以有上述的貢獻，就是因為一開始，他們就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事奉團隊，其中包括善於激勵同工的巴拿巴，以及有教導恩賜的保羅。他們合力打下安提阿教會的深厚屬靈根基。 巴拿巴原名約瑟，以善於激勵人心而著稱，因此得到“勸慰子”的綽號（以今天的說法，就相當於“啦啦隊長”的意思）。巴拿巴心胸寬大、知人善任。在保羅剛主，耶路撒冷信徒仍因他過去逼迫教會惡名昭彰而懷疑他時，巴拿巴卻將他舉薦給使徒們（徒9：27）。之後當馬可因宣教旅程上的艱苦而半途退卻，以致保羅拒絕讓馬可加入第二次的宣教之旅時，又是巴拿巴接納馬可，陪同他前往居比路宣教，使馬可的信心再度被挑旺起來，甚至保羅晚年也稱讚他（提後4：11）。 但是無疑的，使安提阿教會的屬靈根基打得又穩又好的，乃是保羅。巴拿巴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教導恩賜不如保羅，所以他不遠千里，由安提阿去大數找保羅，邀請他加入事奉團隊，一起來訓練、教導信徒。果然一年之內，安提阿教會信徒的屬靈生命大為提升，使他們贏得“小基督”的稱號。從此“基督徒”成為信徒優良品牌的標誌，而安提阿教會可以說是拔了頭籌。 在宣教歷史上，教導事工是否夠深入、夠全面，往往會影響宣教的長期成果之好壞。這從下列例子可以看出來： （1）第七到第九世紀的愛爾蘭修道院和英格蘭修道院，是中古世紀最活躍的兩個宣教團隊。他們在五百年之內，使歐洲所有的蠻族歸主。其中愛爾蘭修道院的刻苦耐勞，更是為人所稱道。但是他們與後來繼起的英格蘭修道院相比，卻比較缺乏紮根式的系統性教導。因此一、兩百年過後，所有他們曾耕耘過的宣教工場，又似乎被迷信與異教所淹沒。英格蘭修道院則能夠果子長存，這歸功於他們更看重深入的教導。 （2）十八世紀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拓荒精神，也是後人所景仰推崇的。他們在1732 年開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去西印度群島、格陵蘭、非洲及美洲。雖然這些莫拉維亞傳教士自我犧牲的精神、愛心和對宣教的熱誠奉獻，在宣教史上無可匹敵。但是因為莫拉維亞的宣教士多半來自于中下階層，教育水準不高，所以聖經及神學的根基較淺。他們所建立的教會組織較為鬆散，信仰根基也不夠深入。多年之後，許多原先建立的教會往往就煙消雲散了。所以雖然莫拉維亞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從宣教的成果來看，莫拉維亞的宣教事工，卻是功虧一匱的。 （3）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領導的循理會（Methodist），非常看重主日學和以“班”為單位的小組事工。他們幫助基層的信徒，從文盲到能讀聖經，並且在生活上由酗酒放蕩轉為循規蹈矩。所以循理會的教會，不但數量暴增，而且信徒生命的改變，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循理會扭轉了整個英國社會的道德風氣。 溫州教會過去多年來已建立包括全國各地的教會網路，若能在教導事工上更加強，使信徒的素質提升，那麼對整個中國教會的影響與貢獻，將是無可限量的。至於如何具體的加強教導事工，特別是藉著系統性的解經講道，以及完整的成人主日學課程，請參閱我在《麥種》總第16期《走向未來：中國教會的模式轉移》一文，在此我就不再贅述了。 安提阿教會宣教事工的啟示 談到宣教事工，溫州教會或許在中國教會中已經是屬於最積極、最有成果的團隊之一。但是若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策略的角度來說，可能得有更審慎的規劃及安排。 首先，在宣教士的篩選上，就是極為關鍵性的問題。安提阿教會所差派的第一批宣教士，乃是教會中的最精英人才。這提醒我們：不是一個人肯吃苦就能作超越文化的宣教士，他（或她）還得有深厚的聖經及神學素養、語言的恩賜、文化人類學的訓練等等。因此在我看來，只有大專以上程度，又受過神學訓練的青年，才能承擔此重任。我個人在菲律賓曾遇見幾位正在接受培訓，準備加入“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河南宣教士。原諒我說，我覺得他們的素質並不合適擔任這個任務。 其次，在篩選宣教地區時，也應當慎重考慮整個大環境。保羅第一次宣教的地區，都是猶太人聚居之地，而且都先到會堂。對他而言，這是招募當地優良同工的最佳途徑，所以他能在最短時間之內，在各地建立堅強的教會。所以在我來看，中亞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既沒有華人社區，又沒有本地教會，要作為海外跨文化宣教的“試點”，可能時機還不成熟。同時還要有全盤的配套措施。他們要如何進入這些宣教地區？是要合法入境？還是準備偷渡？他們將以什麼身份和專長在這些地區生存？他們要如何與當地人建立關係？如果貿然派人到國外“搶灘”、“建立灘頭堡”，卻未事先準備全套方案，可能是冒動之舉。 最後，我認為目前中國教會應該列為最優先的，乃是我所謂的“撒瑪利亞事工”（徒1:8），也就是針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尤其是信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宣教事工。中國回族的宗教及社會捆綁，比起其他伊斯蘭教國家寬鬆許多，傳福音的困難度及障礙較低。因此，與其招募中國農村家庭教會的年輕人去學阿拉伯文，準備派他們去巴基斯坦，還不如鼓勵他們去回族村落地生根，或在工廠中專門向穆斯林同事傳福音，這樣長期來說或許更有果效。再者，由於經濟及教育因素，在都市很容易找到離鄉背井的穆斯林學生或打工仔，如果能特別加以關注，就能培育福音的沃土，甚至透過投資設廠的方式，也有可能在回族地區以“福音移民”的方式，去建立教會。 我們可以有這樣一個異象：如果在聖靈的幫助下，我們能在未來的三、五十年內，帶領5%伊斯蘭教少數民族的人信主，則中國教會將出現一百萬以上的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而在他們中間，又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信徒願意獻身參與“回宣”事工，則我們就有了一萬名具備雙元文化及回教背景的宣教士。到那時再談“福音回歸耶路撒冷”，就不再會是空中樓閣了！ 二十世紀是普世宣教大放異彩的年代，這一個世紀呢？我深信這是華人教會還“福音的債”的機會。企盼眾華人教會能不負主所託付的“大使命”，接下這個棒子，直奔標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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