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舉辦《福音》首映式的緣故，春節前後，去了幾個不同的城市。這是回國培訓以來，第一次走出北京。在各地行走，深切地感到神的手正按照他自己的計畫在中國動工。
溫州
首映式的第一站選在溫州當然有其象徵意義。神在上世紀中葉就開始興起溫州的家庭教會，並一直保守其興旺直至今天。神讓這個地區的福音運動持續繁榮，必有普遍的意義在其中。
溫州有兩件事情非常顯著：福音的興旺與經濟的繁榮。這兩個現象的直接推論似乎是“福音保證發財”。但是，這一推論顯然不能普遍的適用：河南的福音運動並沒有產生實際的經濟效益，而廣東的經濟繁榮也不需要福音作為誘因。這一事例僅僅證明：福音興旺可以（而不是必然）與經濟繁榮並行。溫州的見證對當前的中國福音運動具有普遍的啟示：如果財富與福音不矛盾的話，福音就可以進入主流社會。由於中國教會長期居於社會的邊緣地帶，以致教會形成了極具片面性的傳統，以為福音只能在貧窮、無知、低下的狀態中傳播。但卻沒有看到只能存身於貧窮、無知、低下中的“上帝”已經不是無限的上帝了。上帝可以存身於貧窮、無知和低下中，也能夠顯現在富足、知識和權勢裡面。不能進入富足、知識和權勢的上帝，不是超越了富足、知識和權勢，而是被富足、知識和權勢限制了。溫州教會正是中國教會進入主流社會的先導。
生命需要積累。溫州教會的長期持續興旺，建立了國內不多見的整個地區的豐厚靈命資源。溫州之行最震撼的場面是大學生同工培訓營。每天清晨，天還未亮，在淒霧彌漫的山間營地上，二百五十名年輕人在一同禱告（營會最後一個早晨，筆者特地從大堂回宿舍看了一下，除一位有特殊原因的男生，所有的學生都在大堂禱告）。在世界各地的營地行走，還沒見過與會者如此齊整地在早晨五點鐘起床一同禱告。這不是營地在搞什麼特別的奮興，也不是年輕人熱血奔湧時的衝動表現，這是一種靈裡的傳統自然地流過新一代的生命。在溫州，筆者見過傳道人睡覺前俯伏在床上禱告，注意到前來作客的傳道和同工先禱告再談話，聽說了溫州禱告山上自1989年6月5日以來從沒有一天間斷過的禱告之流。溫州教會的興旺絕不是偶然，那已經印在生命深處的禱告傳統是教會興旺的真正淵源。禱告是通向生命之源的管道，而神就是通過禱告的生命在世間作工。
生命也必須具有有形的表現形式。溫州的家庭教會有市議會、區、大點；點的縱向結構也有崇拜、探訪、神學培訓、文字事工、本地福音、外地福音、特殊人群事工（筆者在溫州第一次有機會專門向聾啞人講道）等面上的搭配。在市一級有這樣相對完整的整體教會結構的地區，在國內恐怕是絕無僅有。相對成型的教會結構是溫州教會在目前的優勢之一。
在溫州，主流社會對教會的承認（至少是包容）極為明顯。在營地所在的山區，每一個村子都有家庭教會建造的優美教堂。在城區，幾乎所有的家庭教會都擁有自己的堂會（房子或單元）。不少家庭教會擁有的教堂內部裝修的精美程度可以令許多美國教會自愧不如。一些堂會坐落在大街的門上，公然貼著有“基督”“拯救”等字句的對聯。教會聚會使用的音響設備將詩歌和禱告的聲音充滿整個社區。在溫州的第二場首映式在城區一個八百個座位的教堂（家庭教會自己擁有的）舉行，許多行人聽到放映的聲響，就走進來站在教堂的後面觀看。在此前的耶誕節期間，有些區已經組織過數千人的街頭福音佈道或者上千人劇場裡面的音樂佈道會。這些都象徵主流文化對教會的接納。進入主流文化，便可以使用主流文化裡面的資源。借用主流社會中的商業組織和財政力量，無疑是溫州教會的另一個優勢。
溫州教會現有的優勢使其成為目前全國福音運動的中心之一。但是，這些所謂優勢僅僅具有暫時的意義。不過是因為中國的福音運動剛剛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溫州教會先行一步所積累起來的那一點點資源才顯為優勢。這一點點所謂的優勢距離成熟的教會還有很大的距離。
區點式的教會結構難以觸及人們生命的深層。傳道人僅憑“派單”在各點巡迴講道，只能間斷地在主日與會眾接觸。生命的建造絕不可能僅僅是理念的教導，而是生命的傳遞。而生命的傳遞必定以日常生活裡面的持續連接為前提（看看耶穌與門徒的關係就可以知道）。只有建立親密的關係，教導才有可能觸及生命的深層，而親密的信賴關係只能在日常生活的持續接觸中建立。區點式的教會結構基本以維繫主日崇拜為目的。若著眼點僅僅在主日，日常生活便遺留在教會生活的涵蓋之外，基督徒就成為了主日的基督徒。溫州商人中間有很高比例的基督徒，但溫州商業作風卻在全國為人垢言，這正是教會生活與日常生活脫節的一個證明。火紅的教會發展卻未能造就相應的文化更新，這種火紅必定掩蓋著虛的成份。
建立堂會制是溫州教會繼續深入發展的前提。只有以點為基本的靈命生存單位，生命的連接才可能達到較深的層次。堂會制要求現有的區點的關係轉變（生命的重心轉移到點上），點內部的同工群的建立（生命的基本迴圈以點為環境），傳道人全時間在點上的服侍（包括傳道人薪金福利制度的建立）。僅在主日于各點遊走的業餘傳道人，只可能帶出業餘的基督徒。只有在固定的教會生活裡面每日為父為母地牧養群羊的傳道人，才會培育出成熟的生命。
生命是全面的，從而，一個全面的靈命絕不可能只會禱告和背聖經。在觀察溫州教會的領袖，聚會，文字事工，外展福音工作（此次沒有機會接觸神學培訓），可以感到教會的神學裝備與把握文化資源的能力尚有欠缺。例如，在大學生營會上，當講道從感性的和直接公式性的語言轉到說理和分析時，與會者普遍不能適應；同一篇以史學語言講述神在中國歷史裡的作為的講道，北京大學生營會的回應是數以十計的學生決志成為全職傳道人或跨文化宣教士，而溫州大學生營會的學生則普遍聽不懂甚至質疑為什麼要講教會以外的事情。如果在溫州教會中知識層次最高的年輕同工尚且如此，教會未來的發展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從客觀上講，溫州的文化底蘊較薄，可供教會把握的文化資源相對有限；可以預計當福音深入觸及國內各大都市之後，溫州在全國福音運動中的影響力便會衰退（如果別人能把握的文化資源，你把握不了，則別人能解決的文化問題，你也就無法解決）。從主觀上看，溫州教會相對比較封閉。溫州教會曾經憑藉這種非開放性而避免了異端的侵襲，但目前卻因此而限制了自己的生命幅度。在教會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封閉定型，難免在不久的將來面對被淘汰的危機。
即使在剩下的狹窄領域，溫州教會的生命也不能說完全了。在世界各地的營地講道，從未經歷過溫州營會聽道時的狀況，上面講道，底下如同菜市場般得嘈雜。在世界各地的營會裡，從沒有遇到這樣多信主如此長久的大學生；可是這些在教會裡面生活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都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人，怎麼在教會生活的基本規矩方面，連信主幾個月或一二年的人都不如呢？回到市區講道和培訓，才發現敬拜和同工培訓時，人們也是出出進進，甚至私下講話。敬拜的秩序體現了敬拜的生命；沒有基本的敬虔和長久敬虔生活養成的日常習慣，就難以形成普遍遵守的敬拜秩序。即使在狹義的教會生活中，溫州教會也仍然有許多尚待提高的地方。
在溫州待的時間太短，所以難免以偏概全，而且預先的期望值太高，從高處量下來，不免先看到不足之處。神目前的確正通過溫州教會祝福整個中國的福音運動，但是，如同筆者在溫州反復提醒的：如果溫州教會不能自我更新，則今天的河南教會和安徽教會，就是二十年後的溫州教會。
上海
作為北京人，不免對上海有些文化偏見；加上一直在北京家庭教會服侍，也就沾染上一點北京教會的“驕傲”。可是，此次上海之行，改變了筆者對上海教會的不正確看法。首映式于情人節在浦東舉行。這肯定是祝福上海的教會在未來成為基督聖潔的新婦。兩天裡面，僅僅與五個團契的弟兄姐妹有一點點接觸，卻已經看到神對上海之計畫的端倪。
上海教會的類型是市民的教會。市民的特點就是務實，不想什麼大事，實實際際地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行了。北京人鄙夷這類實惠或庸俗；即使北京的教會，多少也有點看不上上海教會的小氣與膽怯。然而，無限的上帝在所有的文化中作工，他可以把“小氣”與“膽怯”的實惠文化點化為建造中國教會大廈的梁木。
首先，市民的文化就是大眾的文化。即使知識份子（北京教會）與商人（溫州教會）具有較大的能量，但在絕對人數上依然是城市文化中的少數。國營企業的工人（東北教會）儘管在一些地區具有數量優勢，可畢竟屬於正在衰減的夕陽人群。在固有城市人群中，市民肯定居於多數（在城市的新文化結構中，以民工為代表的進城農民居數量首位）。市民的教會就是大眾的教會。無論知識份子與商人憑藉自己的文化優勢開拓出多大空間，最終實際佔據這些空間的仍然是大眾。市民的教會不會成為先鋒，卻是教會實際佔據城市文化的力量所在。市民教會的低調有利於大眾的進入，而最終成為福音進入主流文化的主要通道。其次，低調有時也是生命造就的優勢。無論畫面多麼大，眼界多麼高，若要成為生命，還得在微小的細節上一步一步地實現。上海教會的實惠恰恰成就了他們在實際生活裡面實在改變生命的傳統。此次在上海，沒有聽到高深的神學，宏大的異象，大型的活動，新辟的領域，所聞所見無非是非常具體地改變自己生命的實際見證，而這正是中國教會未來發展的關鍵之一。說一句不太情願的話，在這一方面，北京教會還真得向上海教會學習。
作為市民類型教會的先導，上海模式一定會被普遍地效法（畢竟每個城市都有市民）。目前都市消費文化正在整個中國興起，上海恰是該類文化的楷模。在這一意義上，上海教會在此類文化中的生命經歷更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文化是“肉身”的質料；處在文化中心的上海教會，只要把握了濃厚的文化質料，必會對福音運動的進展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福音運動的發展開始進入教會階段；在此階段上，教會的實際建造以及基督徒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生命轉變將成為福音運動發展的主要內容。只要上海教會堅持在實際生命上下功夫的務實傳統，他們目前的“在後”會成為未來的“在先”。
不過，作為有限的人，其優勢同時正是其局限。不聲不響地在實處下功夫的低調和不爭一日之先的謹慎是上海教會的優點，但是，過於謹慎且完全沒有聲響卻與中國教會進入主流社會的步調不符。主流社會永遠是處在明處的，進入主流社會決不會沒有一點響動。若想低調到沒有聲息，也就不必進入主流社會了。對於中國教會，未來幾十年會是幾千年一次的“視窗”機會；能在這個“視窗”進多深走多遠，將來中國教會發展的基礎就有多大多厚。對於上海教會，必須要跟上此次中國教會躍進的步伐。不把握機會，未來“在先”的就會是別人。
北京
大年初一的早晨，在北京舉行“福音”的首映式，這也是多次禱告後決定的。文化的中心即是主導文化的所在。得文化的中心，是得主流文化的標誌。即使在安提阿開了頭，若不能在羅馬結束，希臘-羅馬文明也不會被基督教徹底翻轉。北京教會的興旺是福音進入中國主流文化的象徵。
除了身處文化中心而特有的影響力以外，北京教會的崛起還具有如下意義：
（1）北京的教會是知識份子/專業人士類型的教會。在現今的中國，知識與技術已經成為社會文化發展的決定性要素之一。知識份子/專業人士類型的教會無疑是教會影響現今中國主流社會的重要管道。北京的經驗向整個中國文化見證：信仰的傳播可以與科學技術的繁榮並行。
（2）北京文化中的理想主義傾向以及由此而來的開拓精神，使得北京教會成為福音進入主流文化的先鋒。
（3）由於知識與技術對先進社會的決定作用，知識份子與專業人士在中國人口中的比重正在急劇加大。北京教會作為此類型教會的先導，必對各地該類型教會的產生與發展發揮指導的作用。
（4）中國教會正在經歷品質的更新，以神學發展為基礎的教義的形成和相應的教會結構的完善是此次更新的首要內容。大批知識份子與專業人士進入教會，正為上述兩個更新提供了人員準備。
（5）作為國際化的大都市，北京的教會與海外的教會（特別是海外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具有某種天然的聯繫。這種開放性使得北京教會對於海外教會的神學理論與教會架構，具有驚人的吸取能力（當然，其內部也已經準備好了收納的文化能力）。北京教會已經成為中國家庭教會與普世教會聯繫的首要通道，而北京教會對外吸取並加以融合的生命嘗試正成為普世教會與中國教會生命之交流的轉換地。若非神的計畫，難以想像僅短短幾年北京教會在規模、結構和社會影響力上有如此的發展。單就神學理念與教會架構而論，至少在書面上，北京教會已經比溫州教會嚴謹得多了。
即使北京相對的火紅局面仍然是非常初級的發展，所以，無限的發展潛力同時意味著初起的不成熟。
首先，北京的火紅局面主要還處在領人信主的階段。此次北京之行聽各個教會談過去的聖誕福音活動，單個教會的活動中三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決志信主的時有所聞，聯合聚會中上百人決志的情況也不新鮮。但是，以在北美90年代經驗看，這離真正的教會發展還有很長的距離。在一個熱鬧福音聚會中決志的人中，有多少繼續來教會參加日常的聚會（甚至有沒有來第二次）？繼續來教會參加日常聚會的人中有多少最終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受洗的人中有多少堅持教會生活（最起碼有沒有每個主日來參加崇拜）？在持續參加教會活動的人中有多少真正委身？這些轉變不是外形上的事務，而包含著生命的根本性轉變。出自情感和理念的決志到生命主權的完全轉移，尚有漫長而艱難的路要走。
其次，也許是由於知識份子的根性，北京相對嚴謹的神學觀念與教會結構似乎更多地存在於頭腦之中。真正的神學觀念與教會結構是活出來的。不管在口頭上把神學理念講得多麼頭頭是道，無論在書面上規定了甚麼樣的教會架構，只要沒有生命的依託，都是不具有生命意義的空話。到處講講神學理念，制定一個制度在會上一宣佈，各地跑跑按立幾個長老執事，就算把中國的神學與教會建立起來了嗎？若真能用這種方法成事，中國教會的成長也就不需要經歷十字架與復活的艱苦生命轉變了。眼高了，手就容易低。只注意憑藉理念迅速建立起來的表面東西，就會忽略艱苦漫長的實際生命轉變。生命只能以生命來改變；神學與理念上的教會結構若要成為實際的生命，必須要有生命的承載與示範。在這一方面，生命資源較為缺乏的北京教會應當把眼光從海外移至傳統的家庭教會（比如溫州，河南）。
再次，北京教會對海外的理念與架構的學習，尚屬照搬階段，生硬的痕跡十分明顯。一開始套用，可能很快會產生某些效果，但這種初期的效果不免具有表面化的趨向。教會不應以這些帶有表面化的初期效果而驕傲；生命的成長沒有速成之路，所以，表面的躍進一定尚未觸及生命的深層；若以為那些速成的表面化變化就是生命轉變的全部，教會生活就凝固為表面的流程。最後，儘管北京教會在介入社會文化方面持積極的態度，但如何平衡出入的尺度，還有待進一步嘗試。
無論北京教會面對著甚麼樣初起的問題，其希望在於整個福音工作是以教會為基礎的，這一點對於知識份子尤為可貴。此次在北京最使筆者感動的事情之一就是聽到一位弟兄說：“我現在感到在教會裡面服事具體的人遠比寫那些抽象的書更重要”。沒有實際在生命之路行走過的人，就不會有這樣生命的體驗。這樣的生命體驗在北京的知識份子基督徒中具有代表性。當然，北京的知識份子中仍然有因清高而不願趟教會這趟“渾水”的。不過，知識份子基督徒的主流卻堅定地紮在教會之中（否則也不會出現知識份子類型的教會了）。
天津
首映式的最後一站選擇天津，這也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安排。溫州與北京的熱潮僅僅是中國福音運動衝擊城市的先導。已經有跡象表明城市福音的第二浪將在省會與直轄市一級展開。中國文化的潮流是依城市的規模從大向小流動，所以，省會與直轄市一級城市的福音運動將成為未來福音向中小城市展開的重要環節。
在天津的活動，首先是波及的面小多了，有點孤零零的感覺，家庭教會的發展似乎尚未達到面的水準。教會的發展還停留在團契水準上，儘管弟兄姐妹有熱情，可以帶領許多人信主，但教會生活的結構鬆散，人員流動較大，真理觸及人們生命的層次較淺（剛剛聚會完畢，就有許多弟兄在會場外的街上抽煙，這在上述三個城市的家庭教會裡面是難以思議的）。比較北京與溫州，天津尚處在教會開拓的早期。
棋子間的搭配
在所觸及的社會階層和文化領域以及教會自身的風格搭配等方面，上帝在中國福音運動中顯然有統觀全域的佈局。就目前的情形看，各城市已經有條件也有需要彼此具體配合。
比如，溫州教會在神學培訓，文字事工，文化外展，大學生和青少年工作等方面有很大的需要，具有這方面文化資源的北京教會能否實際有所參與呢（當然，還要視溫州教會是否謙卑和開放到允許別人參與）？北京教會缺乏實際的生命示範，少數進入北京教會的溫州牧者和弟兄姐妹以及在京就學的溫州大學生基督徒發揮了遠比有形事工重要得多的生命榜樣作用；如果在京的溫州弟兄姐妹不自我封閉在北京的溫州教會裡，則他們的生命會發揮更大的效力。
先行的城市是否能夠有系統地持續説明鄰近的城市？比如，在北京，已經聽說過去西北、西南、中亞、南亞、甚至塞班島的宣教工作，怎麼就沒有人注意幾乎就在郊區的天津呢？開車一個小時去天津，當然沒有去遠方特別是國外那麼戲劇化的意味，但對於北京教會，去哪裡宣教能比天津產生更大的實際效率（比照時間，金錢和人員的投入）呢？去遠方，畢竟是少數人的事情，只有就近宣教，才能使最大多數的弟兄姐妹參與進來。目前家庭教會的發展已經具有了“全國一盤棋”的全域性，但各地區的連接並不是靠一個聯合組織或聯席會議就連上了，而是通過實際的事工搭配與生命交流才形成實在的生命整體性。
結論
道成肉身的真理告訴我們：道不是空的道，而是滲透到文化之中，並由此而更新文化的道。
道成肉身表明：道不是通過抽象的形式與文化對話，而是經由基督的身體作用于文化。教會是基督實際存身于文化的形式，也是基督影響文化的樞紐。建立教會，是基督影響一種文化的關鍵，而所謂純粹的基督教理念與文化的直接對話，至多只是教會的附屬。
肉身是具體的，從而，具有不平衡性。基督與文化的接觸必定會有先後之分。就象基督來到世界，是先臨于猶太文化，此次基督的中國之行也先臨到河南，溫州，北京等地。
在基督先臨之處，道與特定文化的接觸會形成特定類型的教會，比如，在河南安徽，就是農民類型的教會，在溫州，就是私人企業家類型的教會。教會採取本地的文化形式，並由此而觸及和改變本地文化，這是道成肉身的生命先行規定的。
先臨到的文化中所產生出來的教會類型並不是為了僅僅造福本地文化，而是在基督的整個救贖計畫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先的類型教會無非是基督所下棋局中先著的幾粒棋子，其位置是為了整個棋局的大勢。例如，目前北京的知識份子類型的教會，溫州的私人企業家類型的教會，東北的國營企業工人類型的教會，上海的市民類型的教會，都具有明確的指向性。這幾種類型的人群恰恰是目前中國城市主流文化的主導者，在上述地區出現的這些類型的教會，表明中國福音工作的中心正從農村轉向城市，上帝要得中國的城市，並由此而更新整個中國的主流文化。在特定文化中先行產生出來的類型教會，將以榜樣的方式逐漸推廣到各個城市的同類階層中去。
基督的先臨與文化的德行無關，而僅僅涉及該文化的特性在救贖計畫中的使用。比如，先臨北京，首先與北京在中國文化裡的中心地位有關，若不是基督計畫在整個中國文化中動工，他就不會在中國文化的中心著子；其次，北京文化中的理想主義氣息與開拓精神，恰合目前中國教會開闢新局面的形勢；最後，北京文化中積累的知識與管理資源是目前中國教會更新所必需的文化要素（肉身形式）。
由於救贖計畫是地方教會的中心，而地方教會不是救贖計畫的中心，從而，福音運動的中心會地域性地（即在具體地方文化之間）轉移。在先的會在後，在後的會在先。
每次福音運動中心的轉移，不僅涉及福音進入中國文化的進路（層次），同時也與教會相應的自我更新有關。一個處在福音運動中心的教會，若不能認識到自我的中心地位不是出於自身的德行，而是上帝為了拯救中國而賜予的恩典，則當中心地位轉移時，該教會就會沒落（河南和安徽的教會就是例證）。如能看到自我的地位是恩典的結果，就不會因目前那一點點幼小的優勢而固步自封，就會對上帝引導的教會更新持開放態度，當中心地位轉移時，自我雖不攜帶中心的角色，但當地的福音運動卻依然保持持續的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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