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与分歧
——刘廷芳与洪业之交游
“盔甲厂”时期燕京大学部分教员合影（取自《瓯网》）
左一：洪业，中立：司徒雷登，右二：刘廷芳
关于刘廷芳与洪业（1893-1979）的交游记录，陈毓贤的《洪业传》有了详细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见到燕京大学的两位“大师”的友谊及纠葛。
一、 初识与知音
刘廷芳与洪业是在美国认识的。1916年夏天，正在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读书的洪业参加一次由国际青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在那里结交了几位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刘廷芳就是其中之一。[1]洪业对刘廷芳的第一印象是：“刘君身材短小，不到五英尺高，而且鼻喉有问题，经常擤鼻子、咳嗽；但他谈吐风趣，很具魅力，而且善于演说。他理想中的中国，是个被基督化了的中国。”[2]
据陈毓贤说，洪业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历史也是经刘廷芳劝说的，他介绍说：“洪业在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第二年时，艾力克·诺扶，就是圣经会代表去福州时洪业当他翻译员的那位小诺扶先生，也来该校教书，开了一门基督教历史的课，他教学严谨，准备充分，每堂课前一定把自己的思路弄清楚才上讲台。洪业在他的指导下，发现历史与化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化学是研究物质间的反应，而历史则研究人与社会制度间的微妙关系，洪业觉得二者都甚具吸引力，他考虑在研究院研究历史。可是他觉得他所体验的基督教带回中国去也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在大学时参加了个福音队，到俄亥俄各农村小镇去播道；踏着贝锡福主教的脚踪传福音，建立教会大业，也是很值得向往的。当洪业正在犹豫不决时，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念书的刘廷芳就劝洪业到纽约，一方面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一方面可在附属哥大的联合神学院准备做牧师。1917 年，洪业大学毕业时，克劳弗德夫人来观礼，洪业成绩优良,，得最高荣誉外，还得500 美元奖学金，以供他上研究院之用，他听了刘廷芳的话，上纽约去。”[3]
刘廷芳遇上洪业之后，觉得找到了知音，因为他们一方面同是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另一方面他们共同受“社会福音”的影响。[4]另外，他们两位于1917年6月24日秘密联合后来在上海办教育很有名的陈鹤琴和后来当上海青年会秘书长的涂羽卿共同创立中国留学生兄弟会，名为“十字架与宝剑”会，其口号是“联合起来振兴中国”。洪业回忆说：“当年我们年轻得很，要效法耶稣，以教育与政治来转化社会。十字架，是由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句话而来；宝剑，则指中世纪的十字军。我们采用了一些欧美共济会的仪式，意识下要恢复《三国志》里桃园三结义的道义精神。我们誓守秘密, 我甚至为此做了平生唯一的一次偷窃。”[5]刘廷芳与洪业分别担任过该会的会长一职。1918年，在刘廷芳的劝说下，“十字架与宝剑”会与另一个由在美留学的中国基督徒组成的兄弟会“大卫与约拿单”合并为“成志社”。[6]
二、 朋友与同工
1922年，尚在美国留学的洪业接到刘廷芳从北京写来的信。当时，刘廷芳已是燕京大学神科科长，正在为燕大物色人才。刘廷芳告诉洪业，自己与校长司徒雷登的“良师益友”的关系，并明示出于重视人才，司徒雷登将回美国，且要亲自会晤洪业。不久，正如刘廷芳所说，司徒雷登来到美国，与洪业一见如故，他们在基督教、教育、中国等问题上的共识，使洪业欣然答应受聘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助理教授[7]。1923年，洪业正式回国，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当时的燕京大学只有三个学院：“文理学院，也称为男院，归洪业管；女院，归艾丽丝·菲日林管；还有宗教学院，归刘廷芳管；只有宗教学院有研究生，在上则有司徒雷登掌校长大权。……因为当时女生与男生不在一起上课，而女校又离盔甲厂的总校址两英里之遥，所以1923 年到1926 年燕大主要是由司徒、刘、洪三人主持。”[8]
燕京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中的声望如此迅速的提升，与洪刘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洪业传》中记载：“洪刘两人对很多事物基本上有默契, 经他们的坚持, 燕京不再强迫学生上崇拜会, 他们举的理由是宗教信仰是活的, 各种活物不自由便不能成长。有刘作后盾，洪业便能放心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提高燕大的学术水准。他在很短的时期内把预科取消, 替文理科创办了研究院。他深知燕京大学要在国内大学间立足, 非把中文系办好不可。便把教中文的几个懵懂教师一块儿辞掉, 重新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他定了规矩学生成绩平均不够乙等的话, 就得退学; 实施第一年400 多个学生中有93 个被迫退学。以后学生数目维持在800 人左右, 入学竞争非常激烈。”[9]
三、 分歧与友谊
关于司徒雷登、刘廷芳及洪业三者的关系，陈毓贤说：“刘廷芳未出国前在浙江便和司徒雷登称兄道弟，司徒雷登后来资助他到美国受高等教育，而刘廷芳与洪业是多年挚友，洪听了刘的话到纽约去上研究院，经刘的推荐到燕京任教，洪成为文理科科长，也得力于刘的援引；他们两人都敬司徒雷登如圣人，但刘、洪之间却常有摩擦；刘廷芳虽对洪业恩情重重，但洪业总觉得自己没办法对刘廷芳毫无保留地献出忠诚。”[10]
刘廷芳与洪业的紧张关系与洪业的妻子对刘廷芳的态度不无关系。《洪业传》中记载：“洪夫人极不喜欢刘廷芳，也是使他们有隔阂的原因。刘廷芳身材短矮，留长头发，鼻喉敏感，经年咳嗽，洪夫人处处都看不顺眼，而且觉得刘廷芳老是找机会抬捧自己。有一次我们私下讲话，安真就说：‘廷芳像个老鼠一样，到处窜，以后我们叫他耗子好了。’于是我们私底下就谑称他为耗子。有一天廷芳来找我们，我们大女儿霭莲那时才4 岁，就大叫：‘妈妈，耗子来了!’我们羞惭得无地可容。”[11]
从具体的表现看来，刘洪之间的争执可以归纳为：第一、从认识之初开始，洪业与刘廷芳之间总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争执存在。第一次的争执发生在1918年，就是“十字架与宝剑”和“大卫与约拿单”合并之事。刘廷芳因为“大卫与约拿单”中有不少是中国政坛的显赫人士，从而主张合并。而洪业则极力反对，因为他认为“兄弟会不应成为趋炎附势、攀登仕禄的途径。”[12]无奈在选举中，刘廷芳的主张得多票，遂得合并为“成志社。”第二、在燕京大学同工的时候，刘廷芳曾有一次在教员会议上提议燕大要颁发荣誉学位，但洪业却极力反对。结果在教员的秘密投票中，洪业胜利，气得刘廷芳跺脚离场。第三、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刘廷芳东奔西走游说要让他以基督教的礼仪下葬，洪业却觉得孙中山年轻时虽然是基督徒，但后来发妻还在就另娶，说明他已不遵守基督教教义。在洪业的眼中：“刘廷芳善于塑造形象，多方设法把中国基督教会拴在政治势力的快马上。”[13]
《洪业传》记载，刘廷芳于1936年离开燕京大学到南京政府当立法委员一事，也与刘洪之争有关。原因是洪业1930年作为燕京大学代表从美国办理哈佛燕京学社事务回到北京之后，与刘廷芳展开他们友谊史上最后一场争斗。刘廷芳在1926年至1928年间，马不停蹄地在美国与欧洲各大学演讲。1928年回到燕京时被聘为哈佛燕京学社的执行干事。“刘廷芳便着手利用该学社的经费，模仿清华与北大，在燕大亦建立了一个国学研究所，并聘请了一些老派学者来做研究工作。洪业一向就反对国学研究这种观念。他觉得学问应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等笼统归入‘欧洲学’一样。而且，洪业深信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当洪业在康桥时，他的得意门生聂崇岐曾写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应否申请入此国学研究所，洪业觉得他做中学教员是大材小用，便鼓励他申请，不料聂崇岐并没有被录取，而资格不如他的人反被录取了。洪业为这件事很生气，回到燕京后，请聂崇岐到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做编辑，而且蓄意解散国学研究所；刘廷芳这时已卷入政治漩涡，在这件事上斗不过洪业，不久便辞了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的职位，离开燕京去南京当立法委员去了。”[14]韩迪厚在〈司徒雷登略传〉中提到刘廷芳离开燕京大学，是出于平息燕大风波的考虑，他说：“刘廷芳，是中国基督教的领袖，曾屡次代表中国教会出席国际宗教会议。他从南京神学时代便追随司徒雷登，其后襄助司徒雷登创建燕大，言听计从，贡献很多。有一个时期他以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学院心理与哲学两系的主任，颇遭物议，结果是一九三六年他请假高就。他走了，众怨平息，他和司徒雷登的友谊并未受影响，此事说明司徒雷登和刘廷芳都深明大义。”[15]
不可否认，刘廷芳与洪业之间虽有不少争斗，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依然是很深厚的。1946年，洪业应哈佛大学之聘赴美讲学一年，后因中国内战爆发而留居美国。《洪业传》中记载：“有一趟他正在纽约时，突然间记起他的老朋友刘廷芳在纽约居住多年。他没去看过他，便依地址找到了刘家。洪业在1979 年回忆说：刘廷芳脸色很苍白，咳嗽得很厉害，我看了很难过。他就唤他一向很疼爱的女儿过来叫洪伯伯。而刘太太嘛，就忙着弄各种的药给他吃。不久刘廷芳便去世了，但我第二年才知道。刘廷芳和我曾有一度那么来往密切，有那么可爱的友谊，他比我大一些，所以我把他当哥哥一般敬爱他；但我们未能维持这珍贵的友谊，刘廷芳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每次想到他，心里总还是一阵颤动。”[16]
[1]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7-48页。
[2]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1页。
[3]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8-49页。
[4]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1页。
[5]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1页。
[6]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2页。
[7]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70页。
[8]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3页。
[9]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10]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3页。
[11]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12]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2页。
[13]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14]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07页。
[15]韩迪厚著，〈司徒雷登略传〉，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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