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基督教文庫彙編: 2011

2011年10月27日星期四

温州乌牛教会严正声明

转载：http://bbs.703804.com/thread-12870654-1-1.html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溫州永強教會陳欽明先生回憶錄

註：以上是陳欽明先生回憶錄的節錄，

其中提及樂清市白象教會前內地會牧者鄭經傑先生在永強教會牧時的部分片段。

溫文編（由範良義先生提供稿件，特此鳴謝！）

溫州基督教唱詩班聯合獻詩

上：溫州各地教會唱詩班，在樂清蔣家橋堂舉行

上：溫州一教會詩班指揮

上：樂清市白象教會唱詩班

註：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温州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图）

上：追思禮拜教會聖樂團的參與

上：福音佈道也是追思禮拜的部分活動

上，追思禮拜的佈道現場

上：安息主懷

上：家屬獻詩

上：家屬獻詩（背側）

上：出殯時的教會旗隊

上：基督徒的墓穴

上：子孫獻詩

註明：未獲許可，請勿轉載。溫文編。2011.10.18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

溫州小企業步履維艱(新聞報導摘錄）

救温州不能“头痛医头”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456
温州金融改革缺什么？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346
温州重演2008金融危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279
分析:中国中小企业与影子金融相依存

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

沈阳：温州的困境与中国的出路　　
　　　
　　2011年9月的温州陷入了1978年以来最痛苦的惊慌与惆怅。网络上流传着的《温州老板跑路清单》显示，短短半年内就有十多位企业老板失踪，而据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跑路的原因是这些企业主欠下了巨额的民间借贷无法偿还，据说涉及金额几千万到十几亿不等。以至于评论界惊叹，“温州模式死了”。
　　这里曾有一个关于“中国梦”的叙述。梦的主题是，一群勤劳智慧、敢为天下先的农民，走南闯北，劈荆斩浪，终于在浙江东南部一块自然资源非常匮乏的土地上，走出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熟悉温州人的观察者知道，温州人一个百谈不厌的主题是哪里有更适合自己的投资。这里的商业信息流通是最快的。温州人有钱，动辄几个亿，却不那么骄傲，因为今天的穷人可能是明天的亿万富翁，今天的亿万富翁明天可能破产。也不要认为温州人没有文化；这里到处竖立着十字架，象征着他们的基督信仰，也能到处看到庙宇和宗祠，象征着这里的传统习俗。也就是说，这里有资本主义精神，也有这种精神的基础——道德与信仰的追求。也不要认为温州人没有社会；这里到处都有各种抬头的商会和企业家联合会。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的话，这里的“社会资本”及其“公民美德共同体”能“使民主运转起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温州模式陷入了如此看来无可摆脱的困境？究竟是什么摧毁了这个中国民众自己创造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承载的“中国梦”？数字很能表达这一切。《财富》杂志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上榜公司达到61家，只有两家民营企业，新上榜的15家是清一色的国企。可以说，这是中国十年来“国进民退”的见证单。
　　“国进民退”是 “中国梦”的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温州，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地被“拉闸限电”，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生产经营必需的电力资源，因为电力是国企依靠行政手段垄断的；在温州，企业缺乏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维持这里经济发展的是民间的借贷，因为金融也是国有银行垄断的，他们更乐意把钱投放到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那里；在温州，人们再有理想与激情也无法办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高校资源也是被行政垄断的，因而也是国有的。基于上述因素，在温州，创业者很难用心去发展实业，也没有多少条件发展高科技产业，因而最近几年来温州民间借贷业蓬勃发展。种种现象的形成，固然有温州和温州人自身的不足，然而，核心因素却是结构性的。
　　也不要说这里的地方政府不想有所作为。近几年来，由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温州经济师协会、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组建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成立，由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温州市经济规划院、温州市经济师协会等机构共同成立的温州民间资本研究会，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联合温州大学成立的温州大学民间资本研究院等组织纷纷成立，旨在讨论如何通过政府支持下的抱团，为温州经济的升级再造创造制度基础。
　　可是，温州的致命困境是结构性的。温州没有马克思·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理所当然存在的法治主义基础，也没有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说的基本的法治结构和更大的制度保障。这里的道德与价值观追求，在常态条件下能够维持“公民美德”，然而，靠亲情伦理和地缘意识能够维系的东西，也一定因为这些意识的不可靠而失去。一旦资金链断裂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能逃跑的创业者终将消失，美好的游戏没法再来，幸福生活不可能再次被创造。这是温州人靠自己的价值观努力绝然没法改变的铁律。
　　同样让几代温州人痛心不已的是，作为一个如此富有活力的城市，温州却无法享受基本的自治权。龙港经济强过西部很多地级市，在行政上却长期只是一个镇，因而龙港不可能成为香港，也不可能具备苏州工业园区那样的市政规划，注定永远只能是个农民城市。在中国的行政编制中，温州一直不是一个“较大的市”。作为中国的法律概念，“较大的市”是外国人很难明白的行政概念，指的是除直辖市以外有立法权的城市，包括省会城市、特区城市和国务院特批的设区城市。在中国282个地级市中，只有50个“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因而，温州人不可能游离于中国大局面单独建立起能够保障自身优良品质的城市体系。
　　换而言之，温州缺乏保障温州人心目中的“温州模式”应有的政治社会结构。更明确地说，现实中的“温州模式”，只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倒影。美国法律史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指出，经济发展仰赖于以整体的、明确的的正义体系为基础。这个“正义一元论”的体系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信赖必须以法治正义为基础，基础的基础则是以小共同体为核心的全面自治。这里的小共同体，不仅仅是温州已经具备的市场共同体和各种价值观共同体，还包括地方共同体基于自由精神、平等原则、规则体系而来的完整的独立生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同样论证了美国的强大的基础在于伯尔曼所叙述的这个逻辑。
　　由此来看，温州人所期盼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生活，以及温州人实际上努力营建的“公民美德共同体”，不仅仅是温州人的话题，也是每一个期盼自治与法治的中国人的话题。这个话题还关系到社会稳定。缺乏政府保障并规范的民间借贷迟早都会滋生大规模的黑社会群体。历史上，民间资本的过度投机和缺乏规范而导致社会失范并酿成社会动荡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打算从根子上化解温州经济发展的困境成因，一个居安思危的政府必须考虑到中国硕果仅存的社会活力的失丧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与社会溃散，并在各方面未雨绸缪。
　　我们的结论是，如当初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时的豪情壮志，中国必须“冲出一条血路来”。以县政建设为核心的行政制度变革、以司法正义为核心的权威再造、以减税和民间金融规范化为核心的经济结构重组，如此等等，凡是人类文明的航船所曾经驶过的“卡夫丁峡谷”，一个都不能回避。毫无意义的回避，必将为此付出不堪忍受的代价。

9月30日《理财一周报》A14版　

2011年9月26日星期一

燕大神科科长

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影响了刘廷芳的一生。在司徒的安排下，刘廷芳赴美深造，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耶鲁神学院等受训，取得心理学、教育学和神学三项专业背景，使他在专业背景上比他人更有优势，以致日后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基督徒。刘廷芳对司徒也是言听计从，早在出国前就已经答应司徒，将来回国与他一起在金陵神学院共谋教会大业。1919年，司徒雷登接受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遂于1920年春电促刘廷芳回国，直接进京，任燕京大学神科教授，主授教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课程。刘廷蔚称，刘廷芳是“司徒先生开办燕大时，携同北上的唯一助手”[1]。

刚刚毕业的刘廷芳一时成为国内许多大学争相聘请的“红人”。1920年从美坐船返国抵达上海时，就已收到要求担任东南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聘书，接着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北京大学，亦邀请他出任相同职务。因此，为得刘廷芳在燕京大学任职，燕京许下优厚的条件，包括由合办燕大的美以美会任命刘为该会驻燕大代表，因此刘在燕大的薪金、住房待遇一直与西教士相同。另外，燕大还特批刘在校外兼职，分别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育系教授及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所主任[2]。

刘廷芳到燕大不到半年，便于1921年3月9日接替即将回国休假的厚巴德，任神科科长，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神学院中第一位华人最高负责人。但刘廷芳却坚持只任神科代理科长一年，但到1922年11月20日，燕京在美托事部正式批准他为神科科长，并先后于1922年4月11日与1923年4月12日晋升为燕大副教授与教授，使他成为当时燕京大学仅有的四名教授之一。1922年9月20日，刘廷芳在其神科科长就职日发表题为〈一个大学的宗教学院的任务和标准〉的英文演讲辞，称大学宗教学院应成为服务者的养成所、保守普世公教二千年来丰富的精神遗产的场所、先知导师应募会合的场所、研究真理实验真理的试验场、灵性艺术家的工厂、铸造基督化人格的场所。[3]

就任神科科长之后，刘廷芳不负众望，开始诸项举措，将过去不利神科发展的问题一一除去，朝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为教会事业培育人才。他在1923-1924年神科简章中，将神科的目的规定为：“向中国教会提供教牧人才，使他们在圣艺上有充分的技术训练，尊重本民族的优长的历史遗产，掌握圣经学和神学的最新发展，以及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最新趋势。理智地同情改进全体信众团契的努力，使他们能对教会为时代之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需要所持主张和使命抱有热情；使他们对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和基督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体验；使他们抱定宗旨全身心地投入教牧事工，作为为国为主服务之至上机会。”[4]

为提高燕大神科的学术水平，刘廷芳在1923-1924年的举措，徐以晔教授有如下概括：

1. 制定严格的入学标准，规定新生入学前须有在一所被认可之中学毕业后四年的预备，这便使神科入学标准“达到英美最好神学院的水准”；

2. 在学生中学毕业和入神学前的四年预备期间，为其设定一严格神学预科课程，该课程包括国文和两门外语、自然和社会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科目；

3. 此种神学预科课程由燕大文理科提供，神科密切配合。神学预科课程均与大学文学士学位挂钩，学生顺利完成第一年神学本科课程后便可得文学士学位；

4. 准备在近期内使神科近半数课程成为各类选修课，以便使学生充分发挥个人兴趣和专长；

5. 神学本科第二、三年课程为专业课，以使学生得到牧师、圣经教员和教授、宗教教育主任、青年会干事、社会工作干事等教牧专业训练；

6. 提高英文程度，规定神科一般只用英文教科书，只录取入学前已有相当英文训练之学生，如此方无碍于英文授课及使用有关英文参考书。而1920-1921年度燕大神科还招收英文欠佳的学生，只是规定此类学生毕业时只可得神科毕业证书，不得获神学士学位。[5]

同时，刘廷芳对神科教员的重整，对于神科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吴昶兴介绍：“聘请学有专精的神科教员，如李荣芳博士（精希伯来文）、易文思先生（R.K.Evans，精于新约）、王克私博士（Philip de Vargas，精于宗教历史）、甘霖博士（G.T.Candlin，精于系统神学）等人，皆是当时一时之选。尤为特别的是新聘张纯一先生任比较宗教学的讲席，因为他在佛学、道学及中国哲学各方面，皆有深沉圆妙的研究。”[6]另外，刘廷蔚回忆几年后的宗教学院时称：“第一年宗教学院教授，加上司徒雷登、刘廷芳（兼院长）亦仅五六位。但一二年内，新聘的教授及兼任教授、教师，我能记得的有：陈垣（援庵）、吴震春（雷川，后任燕京大学校长）、赵紫宸、简又文、徐宝谦诸位。这样的新阵容，在当时是很触目的。陈援庵是研究景教的学者。吴雷川是带有翰林身份的基督徒，主编真理与生命刊物，鼓吹‘本色中国教会’主义，亦即基督教思想革新理论。简又文是文史学家，当时正在考证太平天国史事。赵紫宸原是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长，富于著作。徐宝谦原为税务司，弃官就职基督教北京青年会作社会改造服务事业，亦为真理与生命的编撰人。这几乎是个学术集团，包括非基督徒学者在内，与以前神学，由清一色的教士身份的人担任教职竟截然不符，是教会守旧人士大感惶惑的事。从这个角度亦反映司徒雷登、刘廷芳两位奠基人的进取魄力。”[7]

燕大神科在刘廷芳的主持下，逐步形成为一所神学研究机构。1925年3月，燕大神科改称为宗教学院，由刘廷芳任第一任院长。该学院在人事上已实现本色化，“华籍教员无论在人数或是声望上可以说高出西籍教员，并且中西教员的待遇，也朝向要求一视同仁的目标，这在当时的中国宗教教育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8]关于刘廷芳对燕大神科的贡献，继任者李荣芳博士评价说：“对于宗教学院之贡献，无论较诸何人，均成就最多。彼能聚集各国教职员于一处，同心趋向于宗教学院之目标和理想。”[9]且司徒雷登也肯定说：“不久，他就当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而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加入该院。他对那些愿意加入文学院（燕大的另一个学院）的人也作了同样的说服工作。他同所有这些十分称职的中国人争论说，尽管他们持怀疑态度，但它毕竟是一所真正的教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地参与一切事务，他们应当帮助这一新的试验成为成功的范例。他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10]

1926年秋，刘廷芳在任燕京神科（宗教学院）六年之后，身力交瘁，接受美国燕大托事会书记诺思（Eric M.North）的提议赴美讲学顺便休养身体两年。[11]

[1]刘廷蔚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49页。

[2]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59页。

[3] 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2页。

[4]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3页。

[5]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3-14页。

[6]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0页。

[7]刘廷蔚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50页。

[8]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3页。

[9]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8-19页。

[10]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第72-73页。

[11]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3页。

原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2du7n.html

与徐志摩的诗文交流

（图片取自网络）

刘廷芳与诗人徐志摩（1897-1931）相识经其三弟刘廷蔚的介绍，时间大约是1922-1923年。刘廷芳在〈追悼志摩〉一文中提到其相识的过程。当时，刘廷蔚在庐山养病，他在写给刘廷芳的信中说：“大哥：我有一件有趣味的经验奉告你。山中近来，来了一位诗人，他名叫徐志摩。我和他谈得很投机。这几天常和他在松路上散步。昨天他到我这里来，看见壁上那幅‘庐山空谷的月照’，画底下，有我亲笔抄你前年的诗，山中半封短信的前半首。志摩读了，问是谁的诗，并且叫我把全首背给他听。他听了说要认识你，他本是北大学生要回北大授课，到京时，你当觅暇去会见他，他是很值得认识的一个人。”[1]刘廷蔚所说的〈山中半封短信〉收录在刘廷芳的诗著《山雨》之中，全诗为：

山中半封短信

长江万迭的轻波，

被好事的太阳，

无端相迫。

化作白云，

飞入乱峰幽壑。

多劳的明月，

负着新愁万斛。

悄然几度穿林，

静照寒泉空谷。

还有那竞妍的万绿，

风前跳舞，

恣情地行乐。

我入山不过一周，

他们天天——叮咛——相促。

千万寄语她，

不可不一来，

来写我们万缕千丝！

欲诉不能的衷曲。[2]

但当徐志摩第一次去北大授课时，刘廷芳因为忙碌而不能与他见面。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大第一院楼梯相遇，徐志摩邀请刘廷芳加入他的诗社。然而，刘廷芳没有去参加。在“新月社”的文友会中，刘廷芳与徐志摩有几次见面。留给刘廷芳很深的印象，他说：“无论他是扮演剧中角色，或是演说，或是读论文，都觉得他的情致与人不同。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一个十一二岁天真烂漫的儿童带着三分十六七岁女子高兴时的憨态。在他脸上似乎亲挚的真情与骄傲已织成一片，调匀得十分美满。你看不得他一双眼睛，看他便要被他吸住，必定流露出来。然而你正定睛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你又免不了看见他玩世之骄，与挑战之憨从鼻尖上淌下来了。”[3]

刘廷芳在〈追悼志摩〉一文中提到自己本应该与徐志摩有多次相见畅谈的机会，但都未能见上。他说：“有一次约他来燕大演讲诗，他来了，读他的《撒扬那拉》，博得听众极浓挚的欢迎。我又因病不能去。十五年秋，我得假期赴美讲学，未行之先，约几位友人晚餐话别，他答应来。届时他因病，也不果来，遣使送我一本《志摩的诗》，这是第一版线装的原本，他说只有这一本了，因为我喜欢他再版洋装里已经删去了的几首诗，这他送我原版的。”[4]刘廷芳在临行时，将这本诗集装入行囊，在游历欧美讲学的两年多时间里都随着他。

从欧美回国后，刘廷芳有一次在北京饭店法国图书铺看书，徐志摩从背后拍刘廷芳的肩，这是数年契阔后的第一次重逢。虽然没谈多久，但已很满足。

他们的最后一次长谈，是在一次津浦车中。刘廷芳回忆：“这一次长谈是在车上，第一夜从八点谈至十一点，次日又谈了四五个小时。第二夜谈到半夜。”[5]这次的长谈显然是令双方快乐和满足的，刘廷芳提到：“从谈不认识的人，渐渐便谈到认识的人，后来便谈到自己，最后谈到人生的悲哀，谈到宗教。谈话时，是他说的话多。起初还带几分拘谨，到八点钟左右，他用我学生时代的绰号Archbishop，我想不到你是这样有人类的同情性的！I did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so human。这一次话话，在我心中很深的印象，使我想要和他再找机会续谈。谁知再没有机会了。”[6]在徐志摩于1931年4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与刘廷芳长谈的情形：“回南一路福星，又是叨庇老爷太太，上帝派一位功高德茂望重群生的刘大主教，一路上陪伴着他，东谈西说，不叫他寂寞，不让他走邪道。虽大主教自家的鼻子还是照样不很通顺，说半句话总得咳呛一下，但他自有上帝先生保佑他，也保佑他的鼻子。”[7]显然，徐志摩与胡适都很熟悉刘廷芳，且对他在教会中的地位及影响甚为肯定，因此称他为“功高德茂望重群生的刘大主教”。

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刘廷芳正在写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因深受刺激，不能继续工作，只好搁笔，跑到隔壁冰心家里谈了半天，回来时依旧心绪不宁。想到徐志摩送他的诗集《志摩的诗》，读到〈天国的消息〉一诗：

开豁了我的情绪，

忘却了眷恋，

人生的惶惑与悲哀，

惆怅与短促——

在这稚子的欢笑声里，

想见了天国——

晚霞泛滥着金色的枫林，

凉风吹拂着我孤独的身形，

我灵海里啸响着伟大的波涛，

应和更伟大的脉搏，

更伟大的灵潮！

这首诗给失去挚友的刘廷芳带来些许安慰，他说：“我读了，忽有所悟，觉得飞机的遭遇，不是惨剧，志摩没有死，他真个是到天国去了。如果像小孩子的都能进天国，志摩至少有几分希望，从浅交如我的眼光看来，他的生活中至少有一方面，始终是个小孩子，不是我们大众所能及的！”[8]

[1] 刘廷芳著，〈追悼志摩〉，原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11日），第181页。

[2] 刘廷芳著，《山雨》，北新书局，1930年11月，第40-42页。

[3]刘廷芳著，〈追悼志摩〉，原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11日），第182页。

[4]刘廷芳著，〈追悼志摩〉，原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11日），第183页。

[5]刘廷芳著，〈追悼志摩〉，原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11日），第184页。

[6]刘廷芳著，〈追悼志摩〉，原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11日），第185页。

[7]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书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5-266页。

[8]刘廷芳著，〈追悼志摩〉，原载《晨报·学园》（1931年12月11日），第184页。

原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2du32.html

友谊与分歧

——刘廷芳与洪业之交游

“盔甲厂”时期燕京大学部分教员合影（取自《瓯网》）

左一：洪业，中立：司徒雷登，右二：刘廷芳

关于刘廷芳与洪业（1893-1979）的交游记录，陈毓贤的《洪业传》有了详细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见到燕京大学的两位“大师”的友谊及纠葛。

一、 初识与知音

刘廷芳与洪业是在美国认识的。1916年夏天，正在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读书的洪业参加一次由国际青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在那里结交了几位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刘廷芳就是其中之一。[1]洪业对刘廷芳的第一印象是：“刘君身材短小，不到五英尺高，而且鼻喉有问题，经常擤鼻子、咳嗽；但他谈吐风趣，很具魅力，而且善于演说。他理想中的中国，是个被基督化了的中国。”[2]

据陈毓贤说，洪业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历史也是经刘廷芳劝说的，他介绍说：“洪业在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第二年时，艾力克·诺扶，就是圣经会代表去福州时洪业当他翻译员的那位小诺扶先生，也来该校教书，开了一门基督教历史的课，他教学严谨，准备充分，每堂课前一定把自己的思路弄清楚才上讲台。洪业在他的指导下，发现历史与化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化学是研究物质间的反应，而历史则研究人与社会制度间的微妙关系，洪业觉得二者都甚具吸引力，他考虑在研究院研究历史。可是他觉得他所体验的基督教带回中国去也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在大学时参加了个福音队，到俄亥俄各农村小镇去播道；踏着贝锡福主教的脚踪传福音，建立教会大业，也是很值得向往的。当洪业正在犹豫不决时，在纽约联合神学院念书的刘廷芳就劝洪业到纽约，一方面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一方面可在附属哥大的联合神学院准备做牧师。1917 年，洪业大学毕业时，克劳弗德夫人来观礼，洪业成绩优良,，得最高荣誉外，还得500 美元奖学金，以供他上研究院之用，他听了刘廷芳的话，上纽约去。”[3]

刘廷芳遇上洪业之后，觉得找到了知音，因为他们一方面同是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另一方面他们共同受“社会福音”的影响。[4]另外，他们两位于1917年6月24日秘密联合后来在上海办教育很有名的陈鹤琴和后来当上海青年会秘书长的涂羽卿共同创立中国留学生兄弟会，名为“十字架与宝剑”会，其口号是“联合起来振兴中国”。洪业回忆说：“当年我们年轻得很，要效法耶稣，以教育与政治来转化社会。十字架，是由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句话而来；宝剑，则指中世纪的十字军。我们采用了一些欧美共济会的仪式，意识下要恢复《三国志》里桃园三结义的道义精神。我们誓守秘密, 我甚至为此做了平生唯一的一次偷窃。”[5]刘廷芳与洪业分别担任过该会的会长一职。1918年，在刘廷芳的劝说下，“十字架与宝剑”会与另一个由在美留学的中国基督徒组成的兄弟会“大卫与约拿单”合并为“成志社”。[6]

二、 朋友与同工

1922年，尚在美国留学的洪业接到刘廷芳从北京写来的信。当时，刘廷芳已是燕京大学神科科长，正在为燕大物色人才。刘廷芳告诉洪业，自己与校长司徒雷登的“良师益友”的关系，并明示出于重视人才，司徒雷登将回美国，且要亲自会晤洪业。不久，正如刘廷芳所说，司徒雷登来到美国，与洪业一见如故，他们在基督教、教育、中国等问题上的共识，使洪业欣然答应受聘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助理教授[7]。1923年，洪业正式回国，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当时的燕京大学只有三个学院：“文理学院，也称为男院，归洪业管；女院，归艾丽丝·菲日林管；还有宗教学院，归刘廷芳管；只有宗教学院有研究生，在上则有司徒雷登掌校长大权。……因为当时女生与男生不在一起上课，而女校又离盔甲厂的总校址两英里之遥，所以1923 年到1926 年燕大主要是由司徒、刘、洪三人主持。”[8]

燕京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中的声望如此迅速的提升，与洪刘二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洪业传》中记载：“洪刘两人对很多事物基本上有默契, 经他们的坚持, 燕京不再强迫学生上崇拜会, 他们举的理由是宗教信仰是活的, 各种活物不自由便不能成长。有刘作后盾，洪业便能放心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提高燕大的学术水准。他在很短的时期内把预科取消, 替文理科创办了研究院。他深知燕京大学要在国内大学间立足, 非把中文系办好不可。便把教中文的几个懵懂教师一块儿辞掉, 重新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他定了规矩学生成绩平均不够乙等的话, 就得退学; 实施第一年400 多个学生中有93 个被迫退学。以后学生数目维持在800 人左右, 入学竞争非常激烈。”[9]

三、 分歧与友谊

关于司徒雷登、刘廷芳及洪业三者的关系，陈毓贤说：“刘廷芳未出国前在浙江便和司徒雷登称兄道弟，司徒雷登后来资助他到美国受高等教育，而刘廷芳与洪业是多年挚友，洪听了刘的话到纽约去上研究院，经刘的推荐到燕京任教，洪成为文理科科长，也得力于刘的援引；他们两人都敬司徒雷登如圣人，但刘、洪之间却常有摩擦；刘廷芳虽对洪业恩情重重，但洪业总觉得自己没办法对刘廷芳毫无保留地献出忠诚。”[10]

刘廷芳与洪业的紧张关系与洪业的妻子对刘廷芳的态度不无关系。《洪业传》中记载：“洪夫人极不喜欢刘廷芳，也是使他们有隔阂的原因。刘廷芳身材短矮，留长头发，鼻喉敏感，经年咳嗽，洪夫人处处都看不顺眼，而且觉得刘廷芳老是找机会抬捧自己。有一次我们私下讲话，安真就说：‘廷芳像个老鼠一样，到处窜，以后我们叫他耗子好了。’于是我们私底下就谑称他为耗子。有一天廷芳来找我们，我们大女儿霭莲那时才4 岁，就大叫：‘妈妈，耗子来了!’我们羞惭得无地可容。”[11]

从具体的表现看来，刘洪之间的争执可以归纳为：第一、从认识之初开始，洪业与刘廷芳之间总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争执存在。第一次的争执发生在1918年，就是“十字架与宝剑”和“大卫与约拿单”合并之事。刘廷芳因为“大卫与约拿单”中有不少是中国政坛的显赫人士，从而主张合并。而洪业则极力反对，因为他认为“兄弟会不应成为趋炎附势、攀登仕禄的途径。”[12]无奈在选举中，刘廷芳的主张得多票，遂得合并为“成志社。”第二、在燕京大学同工的时候，刘廷芳曾有一次在教员会议上提议燕大要颁发荣誉学位，但洪业却极力反对。结果在教员的秘密投票中，洪业胜利，气得刘廷芳跺脚离场。第三、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刘廷芳东奔西走游说要让他以基督教的礼仪下葬，洪业却觉得孙中山年轻时虽然是基督徒，但后来发妻还在就另娶，说明他已不遵守基督教教义。在洪业的眼中：“刘廷芳善于塑造形象，多方设法把中国基督教会拴在政治势力的快马上。”[13]

《洪业传》记载，刘廷芳于1936年离开燕京大学到南京政府当立法委员一事，也与刘洪之争有关。原因是洪业1930年作为燕京大学代表从美国办理哈佛燕京学社事务回到北京之后，与刘廷芳展开他们友谊史上最后一场争斗。刘廷芳在1926年至1928年间，马不停蹄地在美国与欧洲各大学演讲。1928年回到燕京时被聘为哈佛燕京学社的执行干事。“刘廷芳便着手利用该学社的经费，模仿清华与北大，在燕大亦建立了一个国学研究所，并聘请了一些老派学者来做研究工作。洪业一向就反对国学研究这种观念。他觉得学问应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等笼统归入‘欧洲学’一样。而且，洪业深信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当洪业在康桥时，他的得意门生聂崇岐曾写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应否申请入此国学研究所，洪业觉得他做中学教员是大材小用，便鼓励他申请，不料聂崇岐并没有被录取，而资格不如他的人反被录取了。洪业为这件事很生气，回到燕京后，请聂崇岐到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做编辑，而且蓄意解散国学研究所；刘廷芳这时已卷入政治漩涡，在这件事上斗不过洪业，不久便辞了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的职位，离开燕京去南京当立法委员去了。”[14]韩迪厚在〈司徒雷登略传〉中提到刘廷芳离开燕京大学，是出于平息燕大风波的考虑，他说：“刘廷芳，是中国基督教的领袖，曾屡次代表中国教会出席国际宗教会议。他从南京神学时代便追随司徒雷登，其后襄助司徒雷登创建燕大，言听计从，贡献很多。有一个时期他以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文学院心理与哲学两系的主任，颇遭物议，结果是一九三六年他请假高就。他走了，众怨平息，他和司徒雷登的友谊并未受影响，此事说明司徒雷登和刘廷芳都深明大义。”[15]

不可否认，刘廷芳与洪业之间虽有不少争斗，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依然是很深厚的。1946年，洪业应哈佛大学之聘赴美讲学一年，后因中国内战爆发而留居美国。《洪业传》中记载：“有一趟他正在纽约时，突然间记起他的老朋友刘廷芳在纽约居住多年。他没去看过他，便依地址找到了刘家。洪业在1979 年回忆说：刘廷芳脸色很苍白，咳嗽得很厉害，我看了很难过。他就唤他一向很疼爱的女儿过来叫洪伯伯。而刘太太嘛，就忙着弄各种的药给他吃。不久刘廷芳便去世了，但我第二年才知道。刘廷芳和我曾有一度那么来往密切，有那么可爱的友谊，他比我大一些，所以我把他当哥哥一般敬爱他；但我们未能维持这珍贵的友谊，刘廷芳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每次想到他，心里总还是一阵颤动。”[16]

[1]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7-48页。

[2]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1页。

[3]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8-49页。

[4]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1页。

[5]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1页。

[6]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2页。

[7]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70页。

[8]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3页。

[9]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10]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3页。

[11]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12]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2页。

[13]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14]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07页。

[15]韩迪厚著，〈司徒雷登略传〉，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113-114页。

[16]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58页。

原文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2du1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