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傳教士與漢學家蘇慧廉在溫州
溫州晚報2011-01-15
上圖：蘇慧廉
夏鼐曾在北京街頭舊書攤淘得兩本英文舊書，一本是W.E.SOOTHILL（蘇慧廉）所著《A MISSION IN CHINA》（《中國傳教紀事》），另一本是LUCY SOOTHILL（蘇路熙）所著《A PASSPORT TO CHINA》（《通往中國的護照》），後均捐獻給溫州圖書館。兩書鈐有“夏作銘”朱文小印，《中國傳教紀事》扉頁還有鋼筆書寫的英文字，疑是夏鼐的手跡。
1962年，時任溫州圖書館館長梅冷生在與夏鼐先生通信中，曾多次提及此兩書的借閱、翻譯之事。如1月2日信雲：弟因代借英文本有關溫州記載者兩冊，屢催教育局胡君寄還。昨晤及，據雲即交郵掛號寄還。3月7日信雲：前存外文書二冊，擬為覓人移譯備考，已向原借者索來。但譯手亦難找，容留一段時間奉還。6月15日信雲：向將蘇教士英文本兩冊掛號寄還，請收。12月6日信雲：英教士蘇惠（慧）廉著作二冊，此間宗教界為寫文史資料，轉囑賜寄以供參考。據稱有人能譯，由弟負責，用畢奉還。1963年8月2日信雲：王（延第）先生亦談及譯事，前假外文二冊，系代溫州宗教界借寫文史資料，尚存彼處，近擬索回。如未譯出，可由館進行。
夏鼐、梅冷生等諸鄉賢如此看重這兩冊英文書，乃因兩書頗多涉及溫州近代社會風貌，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這要從蘇慧廉的傳奇一生說起。
在溫州廿五載：創編溫州話拼音文字
1883年初，清光緒九年，二十出頭的英國約克郡青年蘇慧廉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溫州傳教。此時，溫州開埠不過五六年時間。對於這個物產豐富、氣候溫和的港口城市，西方人早已關注，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在1869年和1876年重複刊登了一篇介紹溫州的文章。
蘇慧廉生於1861年，曾在曼徹斯特當過律師。但他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有一天在雜誌上讀到一則循道公會招募志願者的啟示，決定到這個窮鄉僻壤傳遞福音。1885年元月，他的妻子蘇路熙也來到溫州，共擔使命。他們在溫州紮下根，生子育女，一呆就是二十五年。
蘇慧廉任循道公會（當時稱偕吾會）溫州教區長。在溫期間，發展教徒及慕道友萬余人，建立多個聯區，數百處分會，並主持建造城西堂等氣勢宏偉的哥特式教堂。
蘇慧廉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傳教士。學習溫州話半年，就能用溫州話登臺佈道，並摸索出溫州話發音規律，用羅馬字拼音代替漢字，創編甌音拼音文字，而且用此文字翻譯了《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和《新約聖經》。這是非常了不起事情。溫州話難學國人皆知，而一位外國人，居然短時間學會，而且作出總結，令人驚歎。
蘇慧廉不僅改變了很多溫州人的宗教生活，而且推動了溫州近代文化和醫學事業的發展。他是在溫最早開設新式學校的傳教士之一，創設了藝文學堂。1903年，藝文學堂舉行開學典禮，蘇慧廉請來孫詒讓和李提摩太一中一西兩大宿儒。並且，蘇慧廉創辦了白累德醫院，以西藥西醫施救病人，這是溫州第一所西式醫院。
對於蘇慧廉夫婦在溫州做的事和所見所聞，《中國傳教紀事》、《通往中國的護照》有詳細記載。自夏鼐得此兩書以來，數位溫州人都想將之翻譯成中文，可惜都只翻譯了部分篇章。溫州退休醫師包思恩和其外孫女吳慧費數年時間，終於在2007年8月完成此兩書的全書翻譯，《A MISSION IN CHINA》意譯為《拓荒佈道》，《A PASSPORT TO CHINA》意譯為《樂往中國》，並自費印刷成書贈送，其情其義，讓人敬佩。另外，溫州大學李新德和溫州圖書館張永蘇合譯的《中國傳教紀事》也即將正式出版。所以，不再贅述。1900年4月《萬國公報》第135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以示蘇慧廉在溫州所作的貢獻。這篇文章題為《碧蓮後學殿士夏正邦直敘蘇慧廉牧師寓甌十九年行述》，鮮為人知。同年六月，此文修訂稿在《中西教會報》刊出。作者夏殿士，字正邦，永嘉碧蓮人，是溫州最早的信徒之一。1891年，被教會立為牧師。他親眼目睹了蘇慧廉在溫州艱辛傳教種種，並辦學施醫惠及大眾，比之後人所述更有說服力。
從山西到牛津：漢學教授、翻譯《論語》與佛經
蘇慧廉與李提摩太的關係自然非同一般，曾寫了一部李提摩太傳記——《李提摩太在中國》。1907年，應李提摩太之邀，蘇慧廉離溫改任山西大學堂西學齋總教習。山西大學堂是現山西大學的前身，以山西教案賠款創辦於1902年，設有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西學專齋的教師多為外籍人，“教學內容和方法基本上與英國學校相同”。
蘇慧廉在任期間，手下有位教師高本漢，後來成為著名的漢學家。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中，記錄了高本漢與蘇慧廉的交往。
高本漢1910年到該校任教，給學生教授法文、德文和英文。當時，高本漢給妻子寫了一封信，提到了蘇慧廉：“所有在太原的英國人都很怪。首先是那位校長蘇慧廉，過去是一位傳教士，趾高氣揚，自認為無所不知，事事都想插手，因此眾人對他恨之入骨；他的老婆跟他是一丘之貉，神經質和醋意十足。然而他對我的善意是很重要的，因為他的書房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書籍。”儘管高本漢對蘇慧廉的印象不佳，但他們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蘇慧廉還答應為高本漢找到山西各地講方言的人，以便他研究中國方言。
1910年，外方管理西學專齋時限到期，蘇慧廉卸任。為了表彰李提摩太、蘇慧廉辦學有功，山西官員奏請清廷賞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封典，蘇慧廉二品頂戴並三代正二品封典。
此後，蘇慧廉還為創辦華中大學、培華女中作過積極努力。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關注，從1914年致莫里循函中可見一斑：“如果有‘勢力範圍’的話，我一直主張如果英國想保持揚子江流域為英國‘範圍’的話，唯一的辦法是要施加影響，使這個地區得到好處。做到這一點有許多辦法，而促進教育發展是其中重要方法之一。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損害中國夠多的了。現在是我們作為國家，為中國做點好事的時候了。”
1911年，蘇慧廉回國。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烽火連天，社會動盪，使他不能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但依然心系中西文化交流，創辦了法國華工青年會。後來赫赫有名的蔣廷黻、晏陽初當時曾在這個組織工作。
一戰結束後，蘇慧廉受聘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能擔任這個席位，在西方學界是無上光榮的事。蘇慧廉的前任和後繼者理雅各、布勒克、德和美、霍克思等在西方學界燦若星辰。1938年，伯希和曾推薦陳寅恪擔任此職，但陳因眼疾未能赴任。而蘇慧廉就職前，因無合適人選，此席位已空缺了兩年，可見器重。
蘇慧廉的學術成就至少有三：一是為溫州方言所作的貢獻，翻譯方言本《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和《新約聖經》，並編寫教材、字典，總結溫州話的發音規律；二是把《論語》翻譯成了英文，至今出了三十多版，堪稱經典；三是對中國佛教經典進行了深入研究，將《妙法蓮華經》等佛經譯成英文，並涉及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儒道釋三教及民間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國和西方》、《中國歷史》、《中國和英國》、《中國儒道釋三教研究》、《中國佛教術語詞典》等專著。
蘇慧廉的研究，深受中西學界重視。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多處引用了蘇慧廉的學術觀點。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引用了《中國歷史》中的一句話：“1898年，慈禧鎮壓了戊戌變法，也就抽掉了支撐搖搖欲墜的清朝大廈的最後一根支柱。”
張君勱晚年著《新儒家思想史》，對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及其與西方哲學關係進行比較時，曾舉蘇慧廉著《中國三大宗教》為例，並引用此書的一段話：“中國有三個被承認的宗教。在三大宗教中，儒家通常被視為國教，但是，道家與法家也是被承認的。佛教從印度傳入，儒家和道家都是本土宗教，是從同一根源產生的。原始宗教源於史前時代相信靈魂存在之說，可是，在儒家與道家分道揚鑣之前，這種原始宗教早已達到相當高的階段，不過仍然保留著它的靈魂說和神奇因素。”但張君勱認為這種儒家思想中含有中國宗教原始觀念的看法是不對的。此後，臺灣學者傅佩榮在《中國思想與基督宗教》一文中也提到了蘇慧廉的這個論點。
陳鶴琴注意到了蘇慧廉字彙方面的研究。他說：“蘇慧廉曾有一種研究，不過他如何研究的我們已無從查考。我們只曉得克蘭根據他所研究出來的字彙編造了一本《常用四千字錄》，以便在華傳教者學習中文之用。”
深深的中國情
蘇慧廉在中國呆了幾十年，對中國“無限的愛好”。一位叫華五的中國留學生在牛津曾與蘇慧廉有過來往。他在《英國的漢學家》一文中說，在牛津，中國學生暗地裡稱呼蘇慧廉做“蘇熙老”。“每逢有新的中國學生去時，他總是請到他家去喝茶，有的人不大喜歡去，因為他說的話有時我們聽不慣，可是他的態度是誠懇的。中國學生考進了大學或是得了文憑與學位，蘇熙老都感到喜悅，好像父兄看見了子弟成材。”“有一次，他在家裡做壽，大廳內掛著一幅紅的壽幛，上面綴著一個金的壽字，有幾個中國學生還去賀了喜。蘇熙老做壽掛壽幛，顯示他對於中國的愛好與留戀，其情緒是高貴的，正同留學生從外洋畢業歸來，帶回校徽與級徽，高懸在書齋裡，對親友們表示過去的光榮，動機是一樣”。
華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學生。1927年，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和幾位同學一起邀請魯迅來做演講，並做筆錄。1929年，他聽從徐志摩的建議，到英國留學，讀政治經濟，回國後寫了很多關於英國的散文。1934年，蘇慧廉病危的時候，郭子雄去病房探望：“我買了一束白的玫瑰花走去看他，他坐在床上，精神好像還不錯。後來他由醫院搬回了家裡，我再去看他，面容大不如前，有若西去的斜陽，一見便知道他不能久留。最後一次我立在他的病榻前，他的兩眼望著我，好像有無限的衷曲隱藏在裡面，終於用著顫動的聲音對我說：‘國家是不會亡的，一個人可以死去，一個民族絕不會消滅。短時期的受外國壓迫，在長久的歷史中，不算什麼一回事，你們不要太悲觀。努力，努力向前去。’我聽了這幾句話，心裡受了極度的感動，想到平生對於蘇熙老有好感亦有惡感，但此時我萬分欽佩他的意見，這是不朽的名言，他不僅對我一個人說，他是對全中國的人說的。”
“中國通”費正清也曾在牛津大學就讀。當時，學校指定蘇慧廉作為他的文學士論文導師。費正清在自傳中說：“蘇博士是寬厚長者，他向我解釋，他剛巧在校對他的《漢語佛教術語詞典》，但樂意在午茶之際的任何時間接見我，並無論如何會與退職隱居在倫敦郊外的馬士寫信聯繫。”當時，費正清正把中國海關作為研究起點。而以《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聞名的馬士曾在中國海關任職三十多年。費正清還說：“我自學漢語始于蘇慧廉博士送我的第一本布勒克《漢語書面語漸進練習》。”可以說，費正清到中國考察，日後學有所成，深得蘇慧廉的幫助。
蘇慧廉1920年開始擔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直至1935年去世。久居漢學教授席位，因此，前往牛津訪問的中國學者或多或少都與蘇慧廉有過往來。1920年，蔡元培受政府指派到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次年5月3日抵達倫敦。5日到圖書館，蘇慧廉（蔡日記中記為蘇齊爾）招待。洪業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曾到哈佛大學講學。離開北京赴哈佛時，遊歷歐洲，到牛津拜訪過蘇慧廉。《洪業傳》記載，蘇慧廉“特意給他幾個質難問題，見洪業應付裕如後，才對他平等相待”。《洪業傳》中把蘇慧廉譯為蘇迪赫爾。
1926年，蘇慧廉被英國政府派遣任英中庚款顧問委員會委員，並作為威靈頓爵士代表團團員，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這個身份使他有機會更加深入中國學界。
《吳宓日記》1926年6月4日：“四時半，至東四頭燕京華文學校，赴該校邀茶會。到會者多所謂北京研究國學之中外名流。有戴聞達J. J. L. Duyvendak、蘇慧廉William Soothill及 Davis（of Pan-Pacific Union）等之演說，又參觀其圖書館等。”據當年的《北大日刊》記載，蘇慧廉曾與胡適一同出席北大學術研討會閉會式。蘇慧廉在會上介紹了中英關係和牛津大學的狀況。《顧頡剛日記》同年7月8日寫道：“到第一院圖書館，為蘇錫爾教授訊問阜昌《禹跡》、《華夷》兩圖也。”蘇錫爾即蘇慧廉。那年，《古史辯》出版，顧頡剛還特地贈送了一本給蘇慧廉。
蘇慧廉回國，作為庚款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胡適也要到英國參加會議。他們在哈爾濱會合後，一同乘上了開往西伯利亞的列車。這次中國之行，蘇慧廉的女兒謝福芸也跟隨而來。謝福芸是位作家，她把對胡適的印象，寫進了小說。胡適訪問牛津時，蘇慧廉（胡適譯為肖塞爾）到火車站接。胡適在11月21日記下：“因天氣甚好，他帶我去看心靈學院、瑪格拉林學院、基督教堂。到他家見到肖塞爾夫人和霍裡女士。”第二天，蘇慧廉又帶胡適去看鮑德列恩圖書館。下午蘇慧廉邀請來幾十名知名人士，在家中開茶會，歡迎胡適。胡適說：“其意甚可感。”第三天，胡適在考試院講演《中國之文藝復興》，蘇慧廉在《牛津大學校報》刊登了一則小廣告。但胡適嫌廣告做得不夠大，“聽眾多是白髮老人，少年人甚少”。但有人告訴他，這是聽眾最多一場演講了。
通過上述蘇慧廉與胡適等人交往來看，在民國蘇慧廉並不是一個黯然無光的人物。而今，蘇慧廉的成就正日益受到重視和被重新認識，海內外學者積極地把研究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2008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天國、淨土與人間：耶佛對話與社會關懷》，收錄了李智浩《佛教典論的基督化詮釋——論蘇慧廉的佛教研究》一文，該文是目前較為系統研究蘇慧廉的佛學成就的一篇論文；溫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李新德，近年來申報了“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佛教形象研究”、“西方傳教士與近代溫州社會——以循道會蘇慧廉為研究中心”等課題的研究，撰寫的《蘇慧廉及其漢學研究》、《循道會溫州早期傳教史（1878-1907）》等論文；《宜賓學院學報》2009年第十期刊出了丁小英的《蘇慧廉英譯〈論語〉中宗教思想的體現：兼議理雅閣〈論語〉英譯》；溫州青年學者沈迦則從溫州到英倫一路追尋蘇慧廉的足跡，致力於書寫一部《蘇慧廉傳》，已初見成果，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普知》雜誌2010年第三期報導了沈迦研究蘇慧廉的故事。
“一個即使是專業歷史學者都感到陌生、卻早應引起漢學界注意的名字”正拭去歷史的塵埃，發出亮光。
1962年，時任溫州圖書館館長梅冷生在與夏鼐先生通信中，曾多次提及此兩書的借閱、翻譯之事。如1月2日信雲：弟因代借英文本有關溫州記載者兩冊，屢催教育局胡君寄還。昨晤及，據雲即交郵掛號寄還。3月7日信雲：前存外文書二冊，擬為覓人移譯備考，已向原借者索來。但譯手亦難找，容留一段時間奉還。6月15日信雲：向將蘇教士英文本兩冊掛號寄還，請收。12月6日信雲：英教士蘇惠（慧）廉著作二冊，此間宗教界為寫文史資料，轉囑賜寄以供參考。據稱有人能譯，由弟負責，用畢奉還。1963年8月2日信雲：王（延第）先生亦談及譯事，前假外文二冊，系代溫州宗教界借寫文史資料，尚存彼處，近擬索回。如未譯出，可由館進行。
夏鼐、梅冷生等諸鄉賢如此看重這兩冊英文書，乃因兩書頗多涉及溫州近代社會風貌，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這要從蘇慧廉的傳奇一生說起。
在溫州廿五載：創編溫州話拼音文字
1883年初，清光緒九年，二十出頭的英國約克郡青年蘇慧廉孤身一人漂洋過海來到溫州傳教。此時，溫州開埠不過五六年時間。對於這個物產豐富、氣候溫和的港口城市，西方人早已關注，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在1869年和1876年重複刊登了一篇介紹溫州的文章。
蘇慧廉生於1861年，曾在曼徹斯特當過律師。但他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有一天在雜誌上讀到一則循道公會招募志願者的啟示，決定到這個窮鄉僻壤傳遞福音。1885年元月，他的妻子蘇路熙也來到溫州，共擔使命。他們在溫州紮下根，生子育女，一呆就是二十五年。
蘇慧廉任循道公會（當時稱偕吾會）溫州教區長。在溫期間，發展教徒及慕道友萬余人，建立多個聯區，數百處分會，並主持建造城西堂等氣勢宏偉的哥特式教堂。
蘇慧廉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傳教士。學習溫州話半年，就能用溫州話登臺佈道，並摸索出溫州話發音規律，用羅馬字拼音代替漢字，創編甌音拼音文字，而且用此文字翻譯了《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和《新約聖經》。這是非常了不起事情。溫州話難學國人皆知，而一位外國人，居然短時間學會，而且作出總結，令人驚歎。
蘇慧廉不僅改變了很多溫州人的宗教生活，而且推動了溫州近代文化和醫學事業的發展。他是在溫最早開設新式學校的傳教士之一，創設了藝文學堂。1903年，藝文學堂舉行開學典禮，蘇慧廉請來孫詒讓和李提摩太一中一西兩大宿儒。並且，蘇慧廉創辦了白累德醫院，以西藥西醫施救病人，這是溫州第一所西式醫院。
對於蘇慧廉夫婦在溫州做的事和所見所聞，《中國傳教紀事》、《通往中國的護照》有詳細記載。自夏鼐得此兩書以來，數位溫州人都想將之翻譯成中文，可惜都只翻譯了部分篇章。溫州退休醫師包思恩和其外孫女吳慧費數年時間，終於在2007年8月完成此兩書的全書翻譯，《A MISSION IN CHINA》意譯為《拓荒佈道》，《A PASSPORT TO CHINA》意譯為《樂往中國》，並自費印刷成書贈送，其情其義，讓人敬佩。另外，溫州大學李新德和溫州圖書館張永蘇合譯的《中國傳教紀事》也即將正式出版。所以，不再贅述。1900年4月《萬國公報》第135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以示蘇慧廉在溫州所作的貢獻。這篇文章題為《碧蓮後學殿士夏正邦直敘蘇慧廉牧師寓甌十九年行述》，鮮為人知。同年六月，此文修訂稿在《中西教會報》刊出。作者夏殿士，字正邦，永嘉碧蓮人，是溫州最早的信徒之一。1891年，被教會立為牧師。他親眼目睹了蘇慧廉在溫州艱辛傳教種種，並辦學施醫惠及大眾，比之後人所述更有說服力。
從山西到牛津：漢學教授、翻譯《論語》與佛經
蘇慧廉與李提摩太的關係自然非同一般，曾寫了一部李提摩太傳記——《李提摩太在中國》。1907年，應李提摩太之邀，蘇慧廉離溫改任山西大學堂西學齋總教習。山西大學堂是現山西大學的前身，以山西教案賠款創辦於1902年，設有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西學專齋的教師多為外籍人，“教學內容和方法基本上與英國學校相同”。
蘇慧廉在任期間，手下有位教師高本漢，後來成為著名的漢學家。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中，記錄了高本漢與蘇慧廉的交往。
高本漢1910年到該校任教，給學生教授法文、德文和英文。當時，高本漢給妻子寫了一封信，提到了蘇慧廉：“所有在太原的英國人都很怪。首先是那位校長蘇慧廉，過去是一位傳教士，趾高氣揚，自認為無所不知，事事都想插手，因此眾人對他恨之入骨；他的老婆跟他是一丘之貉，神經質和醋意十足。然而他對我的善意是很重要的，因為他的書房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書籍。”儘管高本漢對蘇慧廉的印象不佳，但他們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蘇慧廉還答應為高本漢找到山西各地講方言的人，以便他研究中國方言。
1910年，外方管理西學專齋時限到期，蘇慧廉卸任。為了表彰李提摩太、蘇慧廉辦學有功，山西官員奏請清廷賞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封典，蘇慧廉二品頂戴並三代正二品封典。
此後，蘇慧廉還為創辦華中大學、培華女中作過積極努力。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關注，從1914年致莫里循函中可見一斑：“如果有‘勢力範圍’的話，我一直主張如果英國想保持揚子江流域為英國‘範圍’的話，唯一的辦法是要施加影響，使這個地區得到好處。做到這一點有許多辦法，而促進教育發展是其中重要方法之一。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損害中國夠多的了。現在是我們作為國家，為中國做點好事的時候了。”
1911年，蘇慧廉回國。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烽火連天，社會動盪，使他不能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但依然心系中西文化交流，創辦了法國華工青年會。後來赫赫有名的蔣廷黻、晏陽初當時曾在這個組織工作。
一戰結束後，蘇慧廉受聘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能擔任這個席位，在西方學界是無上光榮的事。蘇慧廉的前任和後繼者理雅各、布勒克、德和美、霍克思等在西方學界燦若星辰。1938年，伯希和曾推薦陳寅恪擔任此職，但陳因眼疾未能赴任。而蘇慧廉就職前，因無合適人選，此席位已空缺了兩年，可見器重。
蘇慧廉的學術成就至少有三：一是為溫州方言所作的貢獻，翻譯方言本《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和《新約聖經》，並編寫教材、字典，總結溫州話的發音規律；二是把《論語》翻譯成了英文，至今出了三十多版，堪稱經典；三是對中國佛教經典進行了深入研究，將《妙法蓮華經》等佛經譯成英文，並涉及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儒道釋三教及民間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國和西方》、《中國歷史》、《中國和英國》、《中國儒道釋三教研究》、《中國佛教術語詞典》等專著。
蘇慧廉的研究，深受中西學界重視。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多處引用了蘇慧廉的學術觀點。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引用了《中國歷史》中的一句話：“1898年，慈禧鎮壓了戊戌變法，也就抽掉了支撐搖搖欲墜的清朝大廈的最後一根支柱。”
張君勱晚年著《新儒家思想史》，對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及其與西方哲學關係進行比較時，曾舉蘇慧廉著《中國三大宗教》為例，並引用此書的一段話：“中國有三個被承認的宗教。在三大宗教中，儒家通常被視為國教，但是，道家與法家也是被承認的。佛教從印度傳入，儒家和道家都是本土宗教，是從同一根源產生的。原始宗教源於史前時代相信靈魂存在之說，可是，在儒家與道家分道揚鑣之前，這種原始宗教早已達到相當高的階段，不過仍然保留著它的靈魂說和神奇因素。”但張君勱認為這種儒家思想中含有中國宗教原始觀念的看法是不對的。此後，臺灣學者傅佩榮在《中國思想與基督宗教》一文中也提到了蘇慧廉的這個論點。
陳鶴琴注意到了蘇慧廉字彙方面的研究。他說：“蘇慧廉曾有一種研究，不過他如何研究的我們已無從查考。我們只曉得克蘭根據他所研究出來的字彙編造了一本《常用四千字錄》，以便在華傳教者學習中文之用。”
深深的中國情
蘇慧廉在中國呆了幾十年，對中國“無限的愛好”。一位叫華五的中國留學生在牛津曾與蘇慧廉有過來往。他在《英國的漢學家》一文中說，在牛津，中國學生暗地裡稱呼蘇慧廉做“蘇熙老”。“每逢有新的中國學生去時，他總是請到他家去喝茶，有的人不大喜歡去，因為他說的話有時我們聽不慣，可是他的態度是誠懇的。中國學生考進了大學或是得了文憑與學位，蘇熙老都感到喜悅，好像父兄看見了子弟成材。”“有一次，他在家裡做壽，大廳內掛著一幅紅的壽幛，上面綴著一個金的壽字，有幾個中國學生還去賀了喜。蘇熙老做壽掛壽幛，顯示他對於中國的愛好與留戀，其情緒是高貴的，正同留學生從外洋畢業歸來，帶回校徽與級徽，高懸在書齋裡，對親友們表示過去的光榮，動機是一樣”。
華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學生。1927年，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和幾位同學一起邀請魯迅來做演講，並做筆錄。1929年，他聽從徐志摩的建議，到英國留學，讀政治經濟，回國後寫了很多關於英國的散文。1934年，蘇慧廉病危的時候，郭子雄去病房探望：“我買了一束白的玫瑰花走去看他，他坐在床上，精神好像還不錯。後來他由醫院搬回了家裡，我再去看他，面容大不如前，有若西去的斜陽，一見便知道他不能久留。最後一次我立在他的病榻前，他的兩眼望著我，好像有無限的衷曲隱藏在裡面，終於用著顫動的聲音對我說：‘國家是不會亡的，一個人可以死去，一個民族絕不會消滅。短時期的受外國壓迫，在長久的歷史中，不算什麼一回事，你們不要太悲觀。努力，努力向前去。’我聽了這幾句話，心裡受了極度的感動，想到平生對於蘇熙老有好感亦有惡感，但此時我萬分欽佩他的意見，這是不朽的名言，他不僅對我一個人說，他是對全中國的人說的。”
“中國通”費正清也曾在牛津大學就讀。當時，學校指定蘇慧廉作為他的文學士論文導師。費正清在自傳中說：“蘇博士是寬厚長者，他向我解釋，他剛巧在校對他的《漢語佛教術語詞典》，但樂意在午茶之際的任何時間接見我，並無論如何會與退職隱居在倫敦郊外的馬士寫信聯繫。”當時，費正清正把中國海關作為研究起點。而以《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聞名的馬士曾在中國海關任職三十多年。費正清還說：“我自學漢語始于蘇慧廉博士送我的第一本布勒克《漢語書面語漸進練習》。”可以說，費正清到中國考察，日後學有所成，深得蘇慧廉的幫助。
蘇慧廉1920年開始擔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直至1935年去世。久居漢學教授席位，因此，前往牛津訪問的中國學者或多或少都與蘇慧廉有過往來。1920年，蔡元培受政府指派到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次年5月3日抵達倫敦。5日到圖書館，蘇慧廉（蔡日記中記為蘇齊爾）招待。洪業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曾到哈佛大學講學。離開北京赴哈佛時，遊歷歐洲，到牛津拜訪過蘇慧廉。《洪業傳》記載，蘇慧廉“特意給他幾個質難問題，見洪業應付裕如後，才對他平等相待”。《洪業傳》中把蘇慧廉譯為蘇迪赫爾。
1926年，蘇慧廉被英國政府派遣任英中庚款顧問委員會委員，並作為威靈頓爵士代表團團員，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這個身份使他有機會更加深入中國學界。
《吳宓日記》1926年6月4日：“四時半，至東四頭燕京華文學校，赴該校邀茶會。到會者多所謂北京研究國學之中外名流。有戴聞達J. J. L. Duyvendak、蘇慧廉William Soothill及 Davis（of Pan-Pacific Union）等之演說，又參觀其圖書館等。”據當年的《北大日刊》記載，蘇慧廉曾與胡適一同出席北大學術研討會閉會式。蘇慧廉在會上介紹了中英關係和牛津大學的狀況。《顧頡剛日記》同年7月8日寫道：“到第一院圖書館，為蘇錫爾教授訊問阜昌《禹跡》、《華夷》兩圖也。”蘇錫爾即蘇慧廉。那年，《古史辯》出版，顧頡剛還特地贈送了一本給蘇慧廉。
蘇慧廉回國，作為庚款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胡適也要到英國參加會議。他們在哈爾濱會合後，一同乘上了開往西伯利亞的列車。這次中國之行，蘇慧廉的女兒謝福芸也跟隨而來。謝福芸是位作家，她把對胡適的印象，寫進了小說。胡適訪問牛津時，蘇慧廉（胡適譯為肖塞爾）到火車站接。胡適在11月21日記下：“因天氣甚好，他帶我去看心靈學院、瑪格拉林學院、基督教堂。到他家見到肖塞爾夫人和霍裡女士。”第二天，蘇慧廉又帶胡適去看鮑德列恩圖書館。下午蘇慧廉邀請來幾十名知名人士，在家中開茶會，歡迎胡適。胡適說：“其意甚可感。”第三天，胡適在考試院講演《中國之文藝復興》，蘇慧廉在《牛津大學校報》刊登了一則小廣告。但胡適嫌廣告做得不夠大，“聽眾多是白髮老人，少年人甚少”。但有人告訴他，這是聽眾最多一場演講了。
通過上述蘇慧廉與胡適等人交往來看，在民國蘇慧廉並不是一個黯然無光的人物。而今，蘇慧廉的成就正日益受到重視和被重新認識，海內外學者積極地把研究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2008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天國、淨土與人間：耶佛對話與社會關懷》，收錄了李智浩《佛教典論的基督化詮釋——論蘇慧廉的佛教研究》一文，該文是目前較為系統研究蘇慧廉的佛學成就的一篇論文；溫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李新德，近年來申報了“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佛教形象研究”、“西方傳教士與近代溫州社會——以循道會蘇慧廉為研究中心”等課題的研究，撰寫的《蘇慧廉及其漢學研究》、《循道會溫州早期傳教史（1878-1907）》等論文；《宜賓學院學報》2009年第十期刊出了丁小英的《蘇慧廉英譯〈論語〉中宗教思想的體現：兼議理雅閣〈論語〉英譯》；溫州青年學者沈迦則從溫州到英倫一路追尋蘇慧廉的足跡，致力於書寫一部《蘇慧廉傳》，已初見成果，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普知》雜誌2010年第三期報導了沈迦研究蘇慧廉的故事。
“一個即使是專業歷史學者都感到陌生、卻早應引起漢學界注意的名字”正拭去歷史的塵埃，發出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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