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塘茶园寺头“番人馆”加拿大友人传教士
“方适”夫妻留下的感人见证：
1917年加拿大籍传道士方适，受美国总会差遣，夫妻双双来中国温州服务，起初他们租住在天宁巷民居住房，后觉生活不适应，迁住在瓯江的江心屿，西国人海关洋房住宅区内。每天过江来城区工作服务，浙南区会虽然已于1919年春成立，但未有会址，为了区会会址的落实，在温州城区内南塘街茶园寺头看准了6.88亩，也是在他紧锣密鼓的工作中用银元1.2万多两买下，他亲笔畄下了在此地契契约上的中文名“方适”的签字。而是永久产权。成为以后远近闻名的茶园寺头“番人馆”。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区会办事处和书报房，三幢小洋房是外藉教牧宿舍楼及在北首河边建造一排六座职工宿舍用房，门口西首建有传达室，东首河流边在大樟树和大榕树交抱下建有施洗用的浸礼池。池的周边四围都是大树遮住阳光。荫湿、满了苔藓，是大热天避暑的好去处。南边种育的是美国剌莓。现在仍余留有大树几株，见证它们年代久远的历史。
方适牧师是国外来温四位接任牧师中的第三位，最早是美籍韦更生牧师。任浙南区会第一任会正，第二位接任会长的是美籍耿光廉牧师，方适牧师是第三任会正，第四位是美籍狄思白牧师。在方适牧师接任的日子里，他夫妻俩在工作和生活上畄下了佳美的足踪，反映良好，被教内外称许，常成为教内外美谈，他一来到温州不仅自己夫妻立刻一同学习温州方言，而且在茶园寺“番人馆”外附近南塘街租民房办免费的夜读班(识字班)，雇本地教书先生教课：凡愿意来识字认字都免费白白就读，当时附近一些无钱念书的和白天需作息维持生计的劳动者，常有人来识字班夜读，一来认几个字，二来晚上闲暇来听听故事。
方师母常把从国外邮寄过来的饼干、糖果分给认字的学员，在那年代饼干糖果可是稀罕之物喔！尤其是外国货。
温州教会的叶宏恩老弟兄，叶弟兄16岁时，白天在家干活织绳，晚上去茶园寺头方牧师那里夜读——识字听课，他听了一年的课，第二年他17岁时受洗。信主后又把自己的弟弟领到教会，在教会“三育研究社”学校免费念书。以后也受洗。因方牧师夫妻信主的不在少数。
另一件感人故事是：方牧师夫妇有个儿子，取名“友谊”，为这孩子雇了个茶山的妇女作保姆，让她常带着他，当我叔父在茶园寺作杂工时，我的堂兄胡保罗有七八岁了，年龄和他相近，常与他一同玩耍，(上海的博导潘富恩也是他儿时的小友)某一天他孤身一人到洗礼池边玩耍时，爬上大树的低矮树叉一不小心滑入了浸礼池池塘，这地方的石头和树干都很滑，长着绿茵，因为上面有大樟树和大榕树遮蔽住阳光，树上甚至生长可吃的真木耳，（我也摘来吃过，旁边又是条较宽的小河道。我小时也常在那儿玩，也曾爬过滑过。）当保姆去寻找到他时，发现已溺水身亡，保姆与孩子相处已久，深有感情，更因责任严重无法推脱，又悲痛，又惊惶，又惧怕，悲伤哭泣着，等待着一阵暴风雨的哭叫声和臭骂声。那知方适牧师夫妇三育学校下班回来知道儿子已意外亡故后，虽然眼眶隐含泪花，却平静地安慰着茶山保姆说：“你不要悲伤，不要哭，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将来会领回还给我的。”
方适牧师夫妇好几日里隐忍着内心的悲痛伤感，仍用温柔的话语安慰着保姆悲戚忧伤痛苦的心，几天后看保姆情绪有些安定后，向她表明没孩子就不再需要保姆，让她平平安安地回家，得她同意回家后，他们夫妇不仅结算好应付给她的工薪，还送她许多衣服和国外寄来的糖果饼干等。这是何等的品德，何等的恩慈，何等荣耀生命的流露，信仰活活地在方适夫妇身上彰显，南塘街茶园寺头“番人馆”可成为温州记念加拿大友好人士——方适牧师一家献身爱主爱中国人民友谊的历史故事的见证物，尤其是可以成为教会区会历史中有意义爱的故事——古迹与古典。
爱在人身上的彰显，带给我们是何等的感动，我心记忆经久不能熄灭，深深感动我，多次借去香港之便，到联合会打听方适牧师离开中国以后，他的去向和他离华后的一切：被派往何地教会服事主，年老后如何？但只听说方适牧师不是美国人乃是加拿大藉人，离开中国后调到印度继续为教会工作，后来的去向和情况就不清楚了，正整理核实名字和故事细节时，接乐真姐妹的电话：她向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博导教授弟弟“泮富恩”询问幼时和“友谊”的情况，听闻一个好消息：“友谊”还有个妹妹“路得”和弟弟“以利克”仍在加拿大生活。我心稍得安慰。
“番人馆”之一的三幢美式洋房，当年的门窗阳台都装有遮阳光的百叶窗、阻截蚊子进入的纱窗，挡风玻璃窗等多层别墅高级装潢，屋右侧有沼气池，阳台前草坪有人工地下吸水泵，屋后有玻璃体灶房和右后浴室等，冬季壁炉等，四围周边栽有从美国带来的各类果树奇花异草。住房前有小小防空洞，周边农户在日冦空袭时也来暂时避难，(据附近农民下辈见证)经历100来年苍桑后的今天虽不见当年漂亮的美景了，但仍坚固屹立，当初加拿大籍方适牧师一家为了温州的福音工作不远万里，来此就在此生活居住，这也是安息日会浙南区会办事处和书报发行部及施浸之处，浸礼池外是南塘河支河东面小河叉。
这篇见证是根据好多位的叙述感人肺腑的旧故事，所作的回忆整理而成：
叙述见证人有：
母亲 胡尤氏、
堂兄 胡保罗，
姐夫 舒成虔、
叶宏恩 老师、
张崇良 先生、
潘乐真 女士等。
·馀民笔录·
转载： http://bbs.703804.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6813
寻找“友谊”的墓碑
作者：胡玉明牧师
您的弟兄—胡玉明带着感动的心回忆整理别人述说的见证的见证
1919年加拿大(原先以为是美国人)传道士方适(中文名)受总会差遣，夫妻双双来中国温州服务，起初他们暂住在瓯江的江心屿西国人(番人馆)住宅区内。茶园寺头的6.6666亩也是在他紧锣密鼓的工作中买下，1921年他亲笔畄下了在此地契契约上的中文名“方适”的签字。而是永久产权。成为以后远近闻名的茶园寺头“番人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区会办事处和三幢外藉教牧宿舍及在河边建造池塘作为施洗用的浸礼池。方适牧师是国外来温四位接任牧师中的第三位，最早是韦更生牧师(美国)。任浙南区会第一任会正，第二位接任会长的是耿光廉牧师(美国)，方适牧师是第三任会长，第四位是狄思白牧师(美国)。在方牧师接任的日子里，他工作畄下了佳美的足迹，反映良好，被教友称许，常成为教内外美谈，他一来到温州不仅自己夫妻立刻一同学习温州方言，而且在茶园寺 “番人馆”(附图)
外附近南塘街租房办夜读班(识字班)，雇本地教书先生教课：凡愿意来识字认字都免费白白就读，当时附近一些无钱念书的和白天需作息的劳动者，常有人来识字班夜读，一来认几个字，二来晚上闲暇来听听圣经故事。方师母常把从国外邮寄过来的饼干、糖果分给认字的学员，(在那年代饼干糖果可是稀罕之物喔！尤其是外国货)温州教会的叶宏恩老弟兄，今年己93岁，叶弟兄少年16岁时，白天在家干活织绳，晚上去茶园寺头方牧师那里夜读——识字听课，他听了一年的课，第二年他17岁时受洗归主。归主后又把自己的弟弟领到教会，在教会 “三育研究社” 学校念书。以后也受洗归主名下。(附一)
另一件感人故事是：方牧师夫妇有个儿子，取名“友谊”，为这孩子雇了个茶山的妇女作保姆，让她常带着他，当我叔父在茶园寺作杂工时，我的堂兄胡保罗有七八岁了，年龄和他相近，常与他一同玩耍，(富恩也是他儿时的小友)某一天他孤身一人到洗礼池边玩耍时，爬上大树的低矮树叉一不小心滑入了池塘，(附图)
(这地方的石头和树干都很滑，长着绿茵，因为上面有大樟树和大榕树遮蔽住阳光，树上甚至生长可吃的真木耳，我也摘来吃过，旁边又是条较宽的小河道。我小时也常在那儿玩，也曾爬过滑过。)当保姆去寻找到他时，发现已溺水身亡，保姆与孩子相处已久，深有感情，更因责任严重无法推脱，又悲痛，又惊惶，又惧怕，悲伤哭泣着，等待着一阵暴风雨的哭声和臭骂。那知牧师夫妇下班回家知道儿子已意外亡故后，虽然眼眶隐含泪花，却平静地安慰着茶山保姆说：“你不要悲伤，不要哭，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将来会领回还给我的。”
牧师夫妇这几日里仍用温柔的话语安慰着保姆悲痛的心，几天后看保姆情绪安定后，向她说明没了孩子就不再需要保姆，让她平平安安地回家，同意回家后，他们夫妇不仅结算好应付给她的工薪，还送她许多衣服和国外寄来的糖果饼干等。(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慈，何等的丰盛生命，主生命活活地在方适夫妇身上彰显，哈利路亚！荣耀永远归主！阿们！)
一天我去看望张达生先生的大儿子张崇良老弟兄时(也已八十多岁了)，在交谈中谈起他常到杨合山平坦之处一石凳坐坐，偶然发现这石凳边有一石碑作石凳的护手，刻着英文字母和数目字，引起他的兴趣与注意一细读才知道这是方牧师的儿子的墓碑，记载着“友谊”的出生和他的亡故年月日，我一听、立刻去山上找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再去找，就是找不到这被丢弃刻着外文的石碑。(因为他述说这事给我听，已离坐石凳时间将近半年多了)本来这墓碑放在一中山公园河对面垟儿路对面河边外国人的一个小坟场。那里已改造拆建，又经半个多世纪的变异，竟在山上出现，这石碑可成为温州记念加拿大友好人士——方适牧师一家献身爱主爱中国的历史故事的见证物——“友谊”的碑文。尤其可以成为安息日会教会历史中有意义的爱的故事古迹与古董了。
主生命在人身上的彰显，带给我们是何等的感动，我心记忆经乆不能熄灭，深深感动我，多次借去香港之便，到联合会打听方适牧师离开中国以后，他的去向和他离华后的一切：被派往何地教会服事主，年老后如何？但只听说方适牧师不是美国人乃是加拿大藉人，离开中国后调到印度继续工作，后来的去向和情况就不清楚了。
主阿！祢赐福给他的家和子孙们！直到永远！阿们！
这篇见证是根据好多位的叙述感人肺腑的旧故事，所作的回忆整理而成，那个日子我未出生在世。(叙述人有我母亲、堂兄保罗，姐夫舒成虔、叶宏恩弟兄、张崇良弟兄、潘乐真姐妹等。)
正整理核实名字和故事细节时，接乐真姐妹的电话：她向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师弟弟“富恩”询问幼时和“友谊”的情况，听闻一个好消息：“友谊”还有个妹妹“路得”和弟弟“以利克”仍在加拿大生活。
希望我们仍能再次发现这光荣的历史信心见证物—— 一块墓碑。
(“友谊”这名字，我影像中很陌生，不知是否有误？仍需核对。)
您的弟兄—胡玉明带着感动的心回忆他们的见证而见证。于2009-9-10笔。
附一：叶宏恩老弟兄：(附图)
生于1916年今年93岁，19岁结婚，养有四女二子，大女儿今年73,兄弟二人以打编织绳为业。住大南门山前街选山山脚边。(1932年)加拿大传道士方适夫妻在茶园寺区会宿舍外租房办夜读班，雇教员免费办识字班讲圣经故事，也常把国外带来的糖果和餠干分给在读学员，老弟兄16岁去夜读，17岁受洗归主，在三育研究社内南门教堂与朔门头梳脑警世堂聚会，后引弟弟在三育社读书。方适儿子“……”溺水于区会浸礼池之事故他很清楚。老弟兄一直诚实信主，直到他50多岁时见证说：“我今天才认识耶稣。”说这话时约在1970年后，那时正是文革后迎来福音复兴和改革开放时期。在文革的年代期间，(1966-1980)主赐弟兄受感蒙恩得光照初热，大有信心，多年接待教会隐密的聚会，因他的住宅在山边较僻静，也曾受委托担任这小教会(人数不多)司庫之职(出纳)，也成于温州教会同工之一，常被派往温州近郊各隐秘聚会点讲道。直到年高体弱时自动要求退出工场。
胡玉明于2009年9月写
关于浙南安息日会简史的参考文献：
第二十七章 在远东寻找亡羊
http://www.fuyincn.com/bible1/readbook.asp?book=fulinyundong&ch=28
浙南区会的第一任会长是韦更生牧师
http://www.fuyinchina.com/wap.aspx?nid=1838&p=21&cp=5&cid=0
“浙南三育初级中学”。校长由美国传教士耿光廉
http://www.godccea.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
温州安息日会
http://www.wheatseeds.org/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
三育学校 （4656）
你们家在温州算是很豪华的住宅了，被人称为小洋房。从明亮的玻璃窗看出去，窗下是一排冬青树，沿着水泥路在整个院子里修剪整整齐齐有楞有角。窗户格子漆成深绿色，窗户能够打开，并有小小的铁窗钩和插销。窗户一打开，就可以闻到院子里花草的芬芳。空气非常新鲜。房间刷得雪白，装修非常考究。你记得生病时躺在房内，看着窗台上蜜蜂跳舞，一种小小的红蜻蜓会歇在玻璃上，似乎跟你对话。它们要告诉你，天这么蓝，花这么香，清风白云。可是你不能出去。你要好生休息。你被关在屋里，你起不来。宁静中有些许孤独，温馨里参合着苦闷。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浙南三育学校”的教员宿舍。你父亲从三育学校毕业，就受聘为学校的国文教员。所以你们家从矾山搬上来就住在这样的洋房里。关于三育学校，安息日会史料《东华圣工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该史料称：三育学校是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中国创办的培养传教士的学校。为了温州地区教会的发展，1918年上海总会派了一位传道人朱先生来温州正式开展安息日会，他首先在温州市殿正巷租了栋三问楼房，作为办学校兼传道用之聚会所。由于学生日渐增加校舍不够使用，以后又从殿正巷迁到五马街，并租了五间楼房作为中学校舍及工厂之用，当时学校校长是刘笑天牧师，教员有朱德明，赵汉舟先生等数人。区会所属中学在温州五马街，后来因所租之校舍太小不够用，就于1 9 2 4年在市区小南门购地49亩建立一所中学，内附设小学，称为厂浙南三育中学，聘陈友石牧师为校长。l 9 3 1年因政府不同意立案，故改称为“浙南三育研究社”。大多数时间是由陈友石牧师担任社长。该校建有教学大楼一座，楼内设大礼堂、社长室、教导室、图书室、阅览室，并有教室四间，教学大楼的左右侧各建有职工宿舍三栋及学生饭厅一栋。还有20多亩农田，种植水稻、草莓、蕃茄、蔬菜等，以供应职工与学生食用，该校有教职员工20多人，学生有200人左右。
你们家当时就住在这个三育学校校园内。但校园应该不在小南门，而是在大南门外。你记得大南门外有一条“铁马路”，就在校园门前。铁马路既不是马路，更不是铁路。铁马路是一道以大青石砌成的行道，比土路高出一尺有余。你记得有一天学校里人心惶惶，传闻铁马路上有土匪砍杀了人。你跟着学生去现场看，铁马路的大青石上洒着一摊摊血迹，都凝结成紫黑色了。警察局还在血迹周围栏上几根竹条作为警戒线，禁止人们靠近。当时的大南门外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可见够荒凉的。
三育学校校园在大南门外确实是乡间奇境，那样新，那样大，那样美。校园后面还有一条浦，据说是从青田那边一直流下来的。平时水并不深，水面也不宽。两边泥滩涂土质细如面团，有许多跳鱼在泥涂上爬跳。泥涂上还稀稀疏疏地长着些芦苇。芦苇脚下，有小螃蟹打洞搬出来的小小泥团粒子。你看到这种土粒，从它们的新旧可以判断什么时候打的洞。如果是新洞，你就会用一根小草伸进去扭动，往往就能把洞里的小螃蟹赶出来。这些出洞的螃蟹小小的，但很凶，虽然被赶出来了，还高高举起两支螯钳，吐着泡沫向人示威。你们把这些小螃蟹抓回家，以为可以煮来吃。但你母亲却生气的把它们统统扔掉，还警告你不许再去浦边，因为那里淹死过孩子。因为夏天的时候，浦里涨水，水流就大了，有时还能涨到学校后门。
浦上经常有些蚱蜢船划过来。蚱蜢船儿船身很细，两头尖尖，船上盖着竹蓬，据说就是船民一家的栖身之处。他们一家人一年到头就住在这样尖尖的蚱蜢船上，船头上有一只土炉子在冒烟，那是他们在做饭。你看见这些船民都是衣衫褴褛，脸色黝黑，男人总叨着一管长烟筒抽着旱烟。这些人从青田那边过来，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靠什么为生？你母亲说，你再到浦上去，那些船民会把你抓走卖到福鼎去。于是，你就不大去了。其实，从这条浦是去不了福鼎的。福鼎当年有红军，番号叫鼎平大队，鼎是福鼎，平是平阳。当时为了打游击方便，就把这两个分属不同省份的县合称为鼎平。鼎平多为山区，浙东挺进师曾在那里打过几次大胜仗。所以浙南地区共产党的影响很大。
你父亲与史料中提及的陈友石牧师既是同乡又是朋友，后来还成为亲家。陈牧师身材硕长、面容清癯、眼窝很深，表情严肃，学生们都很怕他的。三育教学大楼里有一个礼拜堂，是师生们做礼拜的地方。你曾经在那里读过书，也在礼拜堂做过礼拜。礼拜堂大厅有磨光花岗岩地面。你曾经把那片光洁平滑的地面当作画布，你用滑石当笔，在大理石地面上涂画过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儿童画。大理石地面很大，你可以无边际地作画。不过那时就会觉得没有做伴的小朋友，有强烈的孤独感。所以你会把脸贴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感受片刻的安宁。你那时上学并没有乐趣。因为三育学校低年级学生很少，所以一个教室里有四个年级同时上课。老师教完一个班级就布置写作业，她去教另一个班级。老师讲课非常死板，课堂都是在传教一样，充满说教味道，极其乏味。特别是圣经课，每天要读新约旧约。对于小孩来说，圣经文字深奥难懂，还要死记硬背。
教圣经和国文的女教师瑞珍老师是虔诚的教士。她盯住你，叫你：“起来！背诵约翰福音第一章。”
你因为没有好好复习，你尽量想回忆上次学过的内容。你终于想起来是讲约翰为光作见证。你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名字叫约翰……这个人要为光作见证，让众人相信……”你的声音比蚊子还轻。
“从头背！”瑞珍老师的眼睛从厚厚的玻璃眼镜后面射过来，“太初有什么？”
你突然想起来几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就是道……万物都是神造的……世上一切都是上帝造出来的……”
女教师明白你在糊弄她。她问：“你回家看圣经了吗？懒惰！”
你尽量把头低下来，可是女教师命令：“抬起头看前面！”你勉强站直一点，手搭拉在桌面上。
“把圣经拿出来，翻到新约一百十三页！”
你依然不动。她走过来翻你的课桌，可是你没有带圣经。书包里没有。女教师气昏了，推着你，站到黑板前面。对大家说：“回家不看圣经，上课不带圣经，简直是犹大，小犹大！”犹大是魔鬼，这你知道。你忍住眼泪不哭。但你想不起来，圣经到哪里去了呢？真倒霉！突然你想起来，昨天发大水，浦上有很多蚱蜢船顺流而下，你看着看着，忘了天晚了。回家后你想起要复习圣经，你刚拿出来读，你母亲在厨房一次次喊你吃饭，你就把书忘在厨房的小凳上了。
女教师问你：“你的圣经呢？”
“吃晚饭拿出来过，忘到厨房里了……”
全班大笑。女教师拍着你的后脑勺说：“好啊，回家拿去！我要告诉你爸爸。”
你伤心极了，拔腿夺门而出。你出去了不想再回来。你就朝大楼后面走去。那里种着一片向日葵。你无处可去，就穿过向日葵地，爬上学生宿舍后面的砖堆。那是以前盖校舍留下来的一大堆砖头。你爬上去，站在高处，突然如释重负，觉得比教室里舒服多了。你从那儿观看校园外面那一片农田。校外农民种的是麻，就是古代农夫事桑麻的麻，收成的麻用来打麻绳或者织麻袋的。麻成熟的时候，农民拿两片木棒，从上往下捋，把麻皮剥下来。你很好奇，就去麻田里看看麻成熟了没有。你用手指甲抠开麻杆，果然撕下几溜麻皮，你想试试这些麻结实不结实，所以又回到学生宿舍后边，爬上窗台，把麻皮系在窗把手上，一拉，把宿舍的窗户打开了。突然里边喊：“有贼啊！”你吓得赶紧逃，几次跌倒在向日葵地里，搞得一身都是泥。
晚上，圣经课女老师到家里告状，说你上课不带圣经，还逃学，去学生宿舍偷东西。这一次你父亲对你痛打了足足半个小时，打得你母亲心疼流泪给你求情才住手。从此以后，你常常在圣经课逃学。你记得以前唯一吸引你去上圣经课的，是课堂上分发的印刷精美的耶稣或圣母像的卡片。但是后来你也不稀罕那些画片了。你想起圣经课实在太可怕了。因此，在三育学校的孩子中，就流传着你不信主、偷东西的恶名声。这种刺痛伴随了你整个童年，也使你始终远离了教会。
不过三育学校有个很慈祥的美国人牧师，那是数度担任安息日会会长的狄思白牧师。据记载，浙南安息日会区会的第一任会长是韦更生牧师，第二任会长是耿光廉牧师，第三任会长是方适牧师，第四任会长是狄思白牧师。l 9 4 2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狄思白牧师暂返美国，中华安息日会总会委任陈友石牧师担任区会会长，直到l 9 4 5年战争结束狄牧师又返回温州任会长，到l 9 4 8年底中国大陆解放前夕，狄牧师全家又返回美国。狄思白牧师戴着金丝眼睛，头发花白。见到你他喜欢摸摸你的头，然后用温州话说“希囊啊”。希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乖”。你不懂他是夸你乖还是要求你乖。狄牧师家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傅雷迪，女孩叫艾丽。这两个孩子都是黄头发蓝眼睛，走到外面总被本地孩子围观，农民的孩子还不停地喊他们“番人！番人！黄头发！蓝眼睛！”傅雷迪跑回家告状，并且要拿黑皮鞋油涂在头上改变头发的颜色。
48年底，温州即将解放，上海安息日总会安排狄思白牧师一家回美国去。离开温州那天，他和狄师母坐着黄包车，温州三育学校没有汽车。狄师母很胖，黄包车上堆满了大小皮箱包袱。他们频频向大家挥手告别。他们真正是好心人，狄思白在美国是木匠，为了传教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很客气。为了来温州传道，狄牧师下决心学温州话。狄牧师和师母把温州当成了他的家乡。现在必须离开了。他们在车上拉着送行的人们的手，泣不成声。你记得当时好像全校的师生都来送行，三育学校校门口围满了人。也有人拿着鲜花献给牧师和师母。你也和那两个小“番人”告别。几十年后，你来到美国，曾经有过打听傅雷迪和艾丽的想法。但是，实在是隔绝太久，无从打听了。
美国不仅派牧师来中国，还经常运很多衣服来分送给三育学校师生。这些不是旧衣服，都是崭新的。那时最受欢迎的是美国卡其布服装。你也有黄卡其的衬衣和短裤。那种衬衣开着小翻领，钉着黄铜扣子，加上很短的短裤，拉上拉链，系上皮带，裤子后面还有两个服贴的口袋。穿上这种童装，很是帅气。你觉得自己有几分男孩的威风，走在女同学跟前很风光。
当时同学中有不少牧师和教员的孩子。他们的家境比你们家好些。因为你们家孩子多，而且是从山区搬来的，你自己觉得低人一等。那些孩子穿着体面，而且功课也很好，又能唱很多圣诗，得到老师的喜欢。而你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从内心感到委屈和不平。其实你也有比他们强的地方。你能画画。你在读一年纪前，就画了很多有趣的画，比如新式的汽车、红瓦的房屋。你记得后来你还曾经画过一幅军官骑马的画，因为不会写“骑”字，你在画上写“官坐马”三个字。这幅画被班上展示，然而这种荣耀远不及圣经背得好或圣诗唱得好。你高兴了好几天，但还是觉得不是真正的荣耀，也不能改变你作为一名差学生的地位。你的童年是灰色的。
搬到温州三育学校没几年，你母亲患肺病去世。你哥哥姐姐也长大了，要升到南京桥头镇三育学校上学。家里没有人照顾你，你也就跟他们去桥头镇三育学校念书了。桥头镇学校是三育学校总校，很大，有大学部，有机械工厂，有农场。学生都要参加勤工俭学。你记得春天曾经坐着学校的道奇大卡车到附近建筑工地盖房子。你攀着卡车车蓬的铁架，迎着猎猎春风，放眼卡车驶向辽阔的原野，卡车飞奔，农田后退。在蓝天大地中你的心情那样欢愉！美好的时光留在心头。你书也读得好了，得到老师的夸奖。当时的朱武老师也是从温州来的，他对你很好。你记得他还带你去学校后面的池塘上滑过冰。冬天，桥头镇好冷，池塘上的冰很厚，很多人在那溜冰。朱武老师身材高大结实，是个运动员。他喜欢活泼的孩子，有时拉着你的手去桥头镇附近的地方散步。那是很开心的时刻。可是因为时局变化，南京要解放了，你们很快又离开南京回温州，那段桥头镇的快乐生活结束了。
链接：http://groups.tianya.cn/post-8754-373527-1.shtml
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温州永嘉桥下镇古潭教会简史
桥下镇古潭教会简史
从永嘉县城南面的西后村向西12公里处，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俗名叫古潭，行政区划隶属永嘉县桥下镇中央山村。它的北、西、南三面均为高山阻挡，山路险峻，通行极不方便。仅只东面有一峡谷为出口。
早年山峡的二岸到处是悬岩深潭，人兽均无法通行，外出一步必须翻山越岭。现在已打通山崖修筑了水泥路，向东可直达县城-上塘，向西盘山可通梅岙。
古潭教会原是循道公会张堡联区中塘牧区管辖的半个聚会点。早在20世纪初，福音传到邻近的外山村，因古潭的村民几乎每户都与外山人有联姻亲戚关系，故福音也因此传入这地方，远在1912年起，聚会点设在中央山村胡学巨弟兄的家中，每主日与外山聚会点隔周对派。以后随着古潭信徒人数的增加，1926年中央山的聚会点分到古潭胡岩武弟兄的家中，信徒人数约有30人。胡岩武的上辈作接待，负责人是胡庆庭。
1936年外山村有了第一座正式的教堂，古潭聚会点的信徒每圣餐日集中外山吃圣餐，一直坚持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教堂关闭，聚会点也跟着结束。
1958~66年是教会的三无时期（无圣经、无教堂、无圣职）信徒只能坚持早晚家庭的祷告。信仰从外形转向内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按外表看，环境是恶劣，“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天看到的是“游街，批斗”，但因古潭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为地下聚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从运动的开始，便有了地下聚会，在胡岩武、胡明宣等弟兄家中轮流进行。无论是乐清的南岩祥先生或余督兵先生都曾在此举办过奋兴会和学道会。江北伢郎桥与白水的一批热心学道的青年（陈永聪牧师等）也多年坚持到这里查经学习。古潭这山峡中的小村，全村相信耶稣，一度成为江北牧区范围内唯一的福音村。
“文革”运动结束以后，教会开始走向公开，主日聚会也从晚间转到白天。1987年，古潭村开始第一次建造教堂，面积约50多平方，信徒人数约200多人，包括古潭、中央山、银坑、霞岙等几个自然村，教会负责人为陈继筹。
1995年以后，随着中青年多数外迁城镇居住，信徒人数逐年减少，甚至连负责人陈继筹也离开了本地，主日聚会限派1.3二周。教会负责人由胡明宝担任，信徒人数降至20人以下。
1997年圣诞前夕陈光普、陈恩荣两兄弟组织分散在各地的古潭弟兄姐妹学习诗歌，地点在瓯北的大浃林秀和传道弟弟幼儿园内，林秀和传道教歌。1998年春，正式成立四声部诗班（外山教会加入），号称‘古外诗班’。假期在古潭举办夏令营，林秀和传道授课基本要道。在这阶段兴起了一批青年人，后来参加牧区‘周五圣经学习班’、‘短期圣经学习班’、‘县圣经专修班’学习。1999年出于某种压力，林秀和传道辞去，邀请陈天真传道继续教歌，1999下半年诗班解散。
2001年第三季度，胡温柔成为本牧区的试用传道人，是本教会第一位义工传道。2003年胡晓秋成为本牧区义工传道。
2007年因着老堂有沉陷与开裂，为确保信徒聚会的安全，决定将老堂进行了一次维修与扩建，面积达80平方左右，并选举陈恩荣为新一任负责人。现在主日聚会的人数约10人左右。
2011年开始扩建新堂，占地面积300平方，教堂主楼两层，容纳450人聚会。陈恩荣任执事，主日聚会约30人。另有本堂的胡忠海传道在永嘉四川牧区任义工传道。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0d26291f0102uzel.html
从永嘉县城南面的西后村向西12公里处，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俗名叫古潭，行政区划隶属永嘉县桥下镇中央山村。它的北、西、南三面均为高山阻挡，山路险峻，通行极不方便。仅只东面有一峡谷为出口。
早年山峡的二岸到处是悬岩深潭，人兽均无法通行，外出一步必须翻山越岭。现在已打通山崖修筑了水泥路，向东可直达县城-上塘，向西盘山可通梅岙。
古潭教会原是循道公会张堡联区中塘牧区管辖的半个聚会点。早在20世纪初，福音传到邻近的外山村，因古潭的村民几乎每户都与外山人有联姻亲戚关系，故福音也因此传入这地方，远在1912年起，聚会点设在中央山村胡学巨弟兄的家中，每主日与外山聚会点隔周对派。以后随着古潭信徒人数的增加，1926年中央山的聚会点分到古潭胡岩武弟兄的家中，信徒人数约有30人。胡岩武的上辈作接待，负责人是胡庆庭。
1936年外山村有了第一座正式的教堂，古潭聚会点的信徒每圣餐日集中外山吃圣餐，一直坚持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教堂关闭，聚会点也跟着结束。
1958~66年是教会的三无时期（无圣经、无教堂、无圣职）信徒只能坚持早晚家庭的祷告。信仰从外形转向内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按外表看，环境是恶劣，“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天看到的是“游街，批斗”，但因古潭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为地下聚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从运动的开始，便有了地下聚会，在胡岩武、胡明宣等弟兄家中轮流进行。无论是乐清的南岩祥先生或余督兵先生都曾在此举办过奋兴会和学道会。江北伢郎桥与白水的一批热心学道的青年（陈永聪牧师等）也多年坚持到这里查经学习。古潭这山峡中的小村，全村相信耶稣，一度成为江北牧区范围内唯一的福音村。
“文革”运动结束以后，教会开始走向公开，主日聚会也从晚间转到白天。1987年，古潭村开始第一次建造教堂，面积约50多平方，信徒人数约200多人，包括古潭、中央山、银坑、霞岙等几个自然村，教会负责人为陈继筹。
1995年以后，随着中青年多数外迁城镇居住，信徒人数逐年减少，甚至连负责人陈继筹也离开了本地，主日聚会限派1.3二周。教会负责人由胡明宝担任，信徒人数降至20人以下。
1997年圣诞前夕陈光普、陈恩荣两兄弟组织分散在各地的古潭弟兄姐妹学习诗歌，地点在瓯北的大浃林秀和传道弟弟幼儿园内，林秀和传道教歌。1998年春，正式成立四声部诗班（外山教会加入），号称‘古外诗班’。假期在古潭举办夏令营，林秀和传道授课基本要道。在这阶段兴起了一批青年人，后来参加牧区‘周五圣经学习班’、‘短期圣经学习班’、‘县圣经专修班’学习。1999年出于某种压力，林秀和传道辞去，邀请陈天真传道继续教歌，1999下半年诗班解散。
2001年第三季度，胡温柔成为本牧区的试用传道人，是本教会第一位义工传道。2003年胡晓秋成为本牧区义工传道。
2007年因着老堂有沉陷与开裂，为确保信徒聚会的安全，决定将老堂进行了一次维修与扩建，面积达80平方左右，并选举陈恩荣为新一任负责人。现在主日聚会的人数约10人左右。
2011年开始扩建新堂，占地面积300平方，教堂主楼两层，容纳450人聚会。陈恩荣任执事，主日聚会约30人。另有本堂的胡忠海传道在永嘉四川牧区任义工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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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
采访南岩祥牧师 作者：胡归原
初闻：南岩祥牧师的‘恨与爱’（一）
笔者在十几年前就听闻南岩祥牧师事迹，不过当初听到的消息基本是负面的，如：信仰不纯正、律法主义者及喜欢年轻的姐妹为他洗脚等。一次采访李定方传道，他无意中提起南岩祥在张堡会议期间（大约在1958年由政府举办的政治学习班，其目的就是让永嘉县教牧同工否认信仰，学习时间为两周，时间在冬季），惟有他一人坚持信仰。这个故事引起了我对南岩祥的兴趣，我想进一步将这美好的信仰见证传递给正受苦的永嘉教会，盼望南岩祥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十二1-2）。 早年就听说南岩祥牧师来过笔者的母会古潭教会讲道，由于受到过去‘负面’影响，就没有入深的考究其历史原委。最宾，问了几位老信徒，发现‘民间’对南岩祥评价与‘官方’的完全不同，‘民间’的南岩祥面貌俊美、为人友善，特别值得一提就是众信徒都喜爱他，喜欢听他讲道，并且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印证所传的道。笔者在《林乃姆回忆录》看到林乃姆对南岩祥牧师的一段评价：南岩贤先生在碧莲、岩坦等地方带领教会，共有70余个聚会点……他的信心和爱心令信徒钦佩，他勤劳种田，自力更生，有余则分给缺乏的人，他也不成家，孤身一人为主工作。……南岩贤先生的信心、爱心、勤劳、为主受苦、独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少有的，值得我们学习。读到这段评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南岩祥是立体的。寥寥数语却能让你看到南岩祥牧师的教牧、传福音、信仰、生活等等。特别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南岩祥信仰正如诗所云：
花绽霜天沁凡尘,
独占一季谁与争,
疏疏枝杆为傲骨,
缈缈寒馨是精神;
悄出飞雪净环宇,
慢回身后万艳春,
江山因此增颜色,
再寻香消迹无痕.
对于笔者而言，‘初识’南岩祥之时就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恨’，这种‘恨’是透过历史的某些因素无形之中传递给我，我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个体接受了这种历史的‘恨’。这种历史的恨是一种历史的毒素，比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就会有一种痛恨日本人的心理，就连四五岁的孩子，他的心里都有这种极端的恨。这种极端的仇恨心理是人的心里被罪玷污的表现，人与人在历史的传承里无形之中把这种恨的历史传递给下一代。随着笔者深入的了解南岩祥‘生活、信仰’，美好的信仰产生了我内心的一种爱，这种爱源起基督的十字架，流过南岩祥牧师的生命，散发出‘爱的见证’。基督的仆人是传递爱的人，这种爱带着怜悯、包容、饶恕等元素。这种爱只有在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传递爱的地方，神所拣选的人是一位传递爱的仆人。
‘恨与爱’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未曾被人解开的故事，笔者试尝着用爱来观察上帝在永嘉教会的作为。
201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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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南岩祥日记（二）
爱拉的故事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笔者与朱某某等同工采访爱拉传道的女儿爱芬及外孙女。爱拉就是张堡学习班上坚持信仰两个人之一，在四青运动及文革期间共有十二次被批斗、坐牢的经历。
以下的内容是爱芬及她的女儿回忆： （一）严格按照圣经原则生活
在爱芬传道的印象里，南岩祥对真理丝毫不放松，严格安照圣经的真理行。有一次南岩祥来她家里，看到她的‘学生’发型，就对她说：“爱芬，你要看圣经。”
爱芬说：“看那里？”
南岩祥说：“彼前3:3-4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林前11:15 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
爱芬说：“好，我以后就留起来。”爱芬的儿女补充说：“有一次南岩祥对她说，姐妹不要染发、烫发，穿长袖的衣服及长裤，睡觉也要如此。”
南岩祥说：“上帝给我们自然的打扮是最漂亮的，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打扮自己。人遵行上帝的话语，神就会祝福你。”
南岩祥提倡男女不可以同坐一张凳，不论年龄大小都不可以，因为圣经教导，男不近女倒好。
（二）张堡学习班
张堡学习班（1958）是永嘉县各教会的教牧同工及部分热心的信徒参加‘学习’，政府认为这些人是本县最顽固的人，把他们召聚在一起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每天有工作人员给他们上政治内容，单独谈话，禁止一切基督教宗教生活：如祷告、读经。挑唆内部之间矛盾，让他们彼此控告、举报、批斗。其中许多教牧同工在恶劣的环境下否认信仰，相互控告、批斗对方。
在这次学习班上只有南岩祥、爱拉两位坚持信仰。爱拉说：“你们既使杀了我的肉身，却不能杀我的灵魂。”在紧张的环境下，她仍然坚持祷告，每天来到学校天井下举手祷告。桥头教会的黄某某及江北教会的苏某某控告、批斗爱拉。这事之后，苏某某被神管教，他的儿子生病了。苏某某知道此事出于上帝，就背着儿子到爱拉家里，向她道歉并向神认罪悔改。爱拉为他儿子祷告，蒙上帝怜悯医治。往后苏某某经常有来她家里做客。笔者听到这个故事后有一个感想，今天教会只谈上帝的爱却忽略上帝的公义和忿恕。把神的管教看成自然事件，故意不听从神的话，如法老硬着心不悔改，神就任凭他行事。
这次学习班结束后，教牧同工回到各自的教会，许多信徒评论他们说：“教会的饭白白给他们吃了。”
南岩祥在这次学习班上被许多教牧同工举报、批斗。但是南岩祥没有记恨他们，仍然用基督的包容、接纳他们。有一次南岩祥和施伯雄牧师同坐船到沙头，信徒不接待施伯雄牧师，不给他吃饭。南岩祥把自己饭给施伯雄牧师吃，施伯雄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罗12:19-21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20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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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南岩祥牧师日记（三）
邵良波的故事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笔者与马可在桥下下徐邵良波传道家里采访了他。邵良波传道1985年（58岁）身患数病：胃病、心脏病、肝肿大五公分、脸部出现虚肥等症状。去医院看病时，医生说：“数病集一身，很难治疗，各种病相克，治胃伤肝，治肝伤胃。”故此，要求邵良波传道住院治疗。他问医生说：“先治什么病呢？”医生说：“先治肝病，这是最严重的，若不治疗就变成肝癌，就无法治疗了。”他继续问医生：“胃怎么办呢？”医生说：“先治好了肝，再治胃病。”他坚持不同意住院，要求医生开药回家。医生无奈，给他开了380元的药带回家。回到家里以后，他就跟随南岩祥传道，作他的学生，学习圣经真理，时间有一年之久。在温州各地区传道，去过乐清的盐盆、银盐、白象及永嘉各地方。
以下是邵良波传道对南岩祥回忆：
（一）少年蒙恩
南岩祥是乐清城北林山人，出生日期不详。大约在青少年时期，有一次从船上掉到海里，差一点被淹死，后蒙上帝奇妙的拯救。
（二）两次学习班
1958年四青运动期间永嘉教会的教牧同工被集合起来在上塘参加第一期政治教育学习。第二次在江北的张堡某学校里学习。政治学习要达到目的，放弃基督教信仰。根据《林乃姆回忆录》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宗教局领导给我们上课，讲美国人英国人乘鸦片船来中国传教，毒害中国人，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污蔑传教士，要我们放弃信仰。然后学习十八条禁令，有几条禁令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1、不准在堂外传教；
2、不准聚众集会；
3、不准信徒串联；
4、不准出外探望祷告；
5、不准赶鬼医病；
6、不准家庭祷告聚会；
7、不准信徒介绍信徒婚姻；
8、不准强迫人们信教；
9、十八岁以下孩童不准信教；
10、不准违反三自原则；
11、不准和外国串联通信；
12、不准接受外来经济；
13、不准接受外来反动书籍等物；
14、不准接待信教的人；
15、不准印刷宗教书籍。
学习结束后，要每位参加的学员签名，否认信仰。张堡学习原定两周，具体召开的时间暂不清楚，笔者根据《林乃姆回忆录》温州第三次学习班时间1964年12月。根据邵良波传道及李定方传道的回忆，他们说那次学习的时间在冬季，快要过春节。安照惯例，永嘉的第二次学习班也就在12月召开。根据林乃姆回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张堡学习班的情形：温州市举办第三次学习班，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宗教局组织的。这次学习了十八天，把所有老牧师老教师和老工人都叫来参加，温州市所有聚会点负责人、热心爱主的人，和所有参加聚会的青年，都必须来参加学习，共有二百人左右。各人自带棉被等生活用品，十八天不准出去，不准串联，不准交头接耳，分成几个组，每个组由公安局的人管理。那次整个会场充满了一种威吓的气氛。……
在那次学习班上，我感觉会场被邪灵大大充满，每个人都必须要发言，都要谈这一班传道人有没有出来活动，有没有出来探访，碰面说了什么话，每个组都由公安主持，并记录谈话的内容，散会的时候不准讲话，不准碰面。在这种场面下，胆小的人吓得魂不附体，有一个传道人在小组讨论会上吓得当场休克了，四个人把他抬到医院里抢救。有一个姊妹是东门建立聚会点的，大家都说她信心大爱心好，在小组讨论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有的姊妹流着眼泪，一直提心吊胆。每个人都感觉像有千斤重担压在身上一样，这种压力逼着你去揭发别人，不讲不行，真是比杀头还厉害。
张堡学习班要求每位教牧同工分片分点收集信徒家里的圣经、诗歌本及基督教教材，统一烧毁。承认自己被外国传教士欺骗，信徒被我欺骗。在这种紧张环境下，永嘉学习班很顺利的结束，原定二周时间，在一周内就达到了政府预期的效果。不过，在这次学习班上只有两位教牧同工没有否认信仰，他们就是南岩祥、爱拉。他们对工作人员说：“今天你们把我枪毙，叫我否认耶稣是不可能的。”太10: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他们在环境恶劣情况下为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林定方传道说：“我与南岩祥在许多教义上不同，但是我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他。”
政府让那些签了字的人先回家，在会议上宣布南岩祥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学习。被迫签了字的教牧同工把自己日用品都交给了南岩祥，早上六点左右都离开了张堡学校。南岩祥默默向神祷告：“神啊!我还要学习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圣灵对他说：“九点，你和六点钟离开的教牧同工十点钟一起坐船回家。”快到九点钟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把南岩祥叫了过来，恐吓了几句话就把他放走了。南岩祥到了码头的时候，那群教牧同工都在等船。
（三）文革期间（1966-1976年）
张堡学习班结束后，教会全面进入地下，公开的聚会基本上停止。教会的牧师大部分否认信仰。缪志同在《温州区教会史》记载永嘉的一位陈直牧师：大学毕业、口才极好。他在玉环某位弟兄家里说：“我在耶稣这张乌烟床上，睡了几十年，已经睡够了。”他曾经在瑞安某教堂驻堂牧师，每次在弟兄姐妹面前公开抽烟，还说：“把地狱里的火点起来。”后驻堂江北某教堂，有一次回江北，坐船时碰到某位信徒，一位信徒遇见他时，非常的高兴，就向前打呼召说：“陈牧师”，陈牧师不理他，那位信徒叫了他几次，以为没有听见，就跑到他面前叫他。陈牧师瞪着眼睛，怒火冲天骂他：“你若再叫我牧师，我可要骂你娘了。”据邵良波传道回忆，陈直牧师不相信神迹，他认为摩西过红海是退潮后，以色列人从沙滩上走过。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众人被小孩的无私奉献感动，众人都拿出自己所带的饼和鱼。
温州地区的派工制度就在文革期间兴起，上帝在这段时间兴起了一批平信徒传道人。从此永嘉教会融入温州合一教会（温州家庭教会的前身）。1972年3月份，温州地区教会召开第一次全地区小议会，平阳县（原来平阳和苍南未分，只有一个平阳县）参加人：陈瑞赏、李新决、朱昭复、徐存道、陈公新等人。瑞安县参加人：郑景星、志信、缪志彤、成春、学引、洪柱、约翰、倪光道等人。乐清县参加人：邹道初、王道、郑经杰、胡包才、余督兵等人。永嘉县参加人：黄益兴、杨保理、志和、道助、先友等人。洞头县参加人：蔡信芳、林阿土。玉环县参加人：信义、长云。泰顺县参加人：吴志亮、林春柳的父亲老执事、林春柳（女）等人。青田的卓文良牧师也来参加。瓯海区（当时属温州郊区）参加人：梧田刘品珍、永强范良山、三溪丐交兵、藤桥潘希真、金道兴。……
4月份第一次大议会如期召开，参加的人数（加上瑞安本地的）有500多人，每个县选一人证道，瑞安是缪志彤，平阳是李新决，永嘉是黄益兴，乐清是胜恩，温州是我，瓯海是刘品珍。在这段时间南岩祥传道在乐清、永嘉两地各教会主持奋兴会，《古潭教会简史》描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按外表看，环境是恶劣，“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天看到的是“游街，批斗”，但因古潭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为地下聚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从运动的开始，便有了地下聚会，在胡岩武、胡明宣等弟兄家中轮流进行。无论是乐清的南岩祥先生或余督兵先生都曾在此举办过奋兴会和学道会。江北伢郎桥与白水的一批热心学道的青年也多年坚持到这里查经学习。古潭这山峡中的小村，全村相信耶稣，一度成为江北牧区范围内唯一的福音村。”江北牧区的外山、石门、李家村及永嘉其他牧区桥头、桥下、岩头、碧莲等教会都留下了他身影，笔者在走访这些地方时，还能听到老信徒对他很高的评价。特别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羊群没有牧羊人的情况下，南岩祥传道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用神的话语坚固信徒的信仰。
文革期间在各地方传道，圣灵与他同在，用诸般的恩赐、神迹印证神的工作。邵良波传道说：“有一次他和南岩祥传道在平坑聚会，突然工作组的人来抓人。他和南岩祥就坐在房间内，工作组的人来回好几回都没有发现他们。夏天在各山头聚会，夜间蚊子很多，南岩祥祷告祈求神让蚊子不要扰乱他夜间休息，果然夜里就没有蚊子。一些家庭夫妻关系不好，婆媳关系不好，南岩祥在劝勉方面很有恩赐，只要他去劝勉就能化解他们之间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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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南岩日记（五）
李家村（岙底）教会的见证
2014年11月18日下午，笔者与小儿子来到上塘镇李家村采访李长恩传道等人。李长恩的母亲（尤菊妹）是李家村教会的执事，他本人从小参加江北联区的圣经学习。
以下内容是李长恩传道的回忆：
1940年左右，本村李振魁身患疾病，去外山探亲时有人将福音传给他，他接受了福音。就成了岙底村第一个信徒，往后每周主日都往外山教会聚会。1955年信徒人数增至50人左右，为方便起见，便从外山分出独立设点，聚会安排在李岩文家，由李岩文作临时负责。
1958年张堡会议后江北联区（循道会）属下的教会基本停止聚会，李家村也不例外。正应验圣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亚13：7）。在动荡不安、信仰受到逼迫的年代，信徒急需要牧人牧养，可是牧人在大逼迫中跌倒失败，情节如同以西结先知所呼喊的，结34:4-6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尤菊妹作为岙底教会的负责人，看到信徒在信仰上跌倒、在灵性上软弱，内心忧心如焚，迫切祷告神。
大约在60年代，她听说南岩祥牧师在信仰上很刚强，仍然在永嘉各地方工作。她就邀请他来岙底教会牧养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重新被坚固，教会大大复兴起来，主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岙底教会简史》记录1955年，信徒人数50人，60年代结束后信徒人数70人。
笔者的外公（李本兰）是岙底村的大队长。虽然全家都相信耶稣，但是他本人还没有经历到神。有一次，外公的叔叔生了疾病，外公的四弟与李长恩去他家代祷，刚好银场有一位神的仆人也在那里，这位神的仆人叫他们俩人去乐清林山邀请南岩祥来祷告。他们十二点从温州安澜亭坐船到乐清湖头，从湖头到林山还需要步行一个半小时。到了湖头时太阳已经下山，再加上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完全是根据这位神的仆人口头告诉他们。每次在分叉路口，不知分辩时，就祷告神，求神引导，让他们所选择的路是正确的。神一路的引导他们，大约在七点左右来到了林山。他们来到南岩祥居住的房子面前敲门，里面就听到南岩祥叫声：“光荣，光荣，有客人来，快开门。”原来南岩祥正祷告思考神今天早上给他引导。晨更祷告结束时，神给他一个引导，今天会有两位客人要来，叫他晚上准备饭食，接待他们。他从中午之后就一直盼望客人到来，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晚上，晚饭都吃了，碗都洗了，他将饭食放在锅里待温。如今，都准备睡觉，神给他的指引怎么不应验。正思念这事时，他听到了敲门声。进屋后，南岩祥微笑着对他们说：“原来是你们这两位客人啊!神今天早上就指示我了，叫我准备饭食接待你们，快快坐下吃饭。”他们吃完饭后，双方在主里交通倍感温暖，经历到神奇妙的引导。南岩祥对他们说：“自己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陪同他们去温州。”就在林山为外公的叔叔代祷，他们回来后在外公叔叔面前见证神的作为，外公的叔叔听到神的作为，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怜悯他，将平安赐给他。外公看到神的作为显明在岙底村及自己家人的身上，就渐渐得认识真神，由于当时的环境因素，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已经暗暗跟随耶稣（2014年清明节笔者的外公蒙召归天家，离世的凭据非常好）。
从60年代起，他每次参加县里的会议，得知有运动，就会通知南岩祥来岙底村避避风头。当时的岙底教会成了避风港，这里的聚会自从南岩祥来了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岙底村周边的古潭、外山、岩坦头、屿门（内地会）教会得知南岩祥来岙底讲道，就派人邀请南岩祥在这些教会开培灵会。
南岩祥第一次去石门教会开奋兴会，李长恩传道和他一起过去。那次他讲《耶稣撒种的比喻》，神使用这篇信息坚固了许多弟兄姐妹的信心。弟兄姐妹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类道。聚会结束后，要求南岩祥留下来继续讲道，南岩祥对他们说：“我已经答应古潭教会邀请，明天在古潭教会聚会。”弟兄姐妹情词迫切对他说：“我们这里有需要，明天你去古潭教会讲道，但今晚你必须留下来继续聚会。”南岩祥听到他们如此渴慕神的话语，就答应留下来继续聚会。晚饭过后，南岩祥来到‘同工间’灵修，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石门教堂位于一个小山坡上，他看到许多人手里拿着刀、枪往教堂冲起来。’神的灵感动他，让他起来就走，今晚不能留在石门教会继续聚会。’他对萧玉治传道说：“治，赶快整理行礼，我们马上走，神指示我晚上不能留在石门，石门晚上很危险。”萧玉治就起来整理了行礼，南岩祥就起身到楼下对居住在教堂内的长老（住堂同工）说：“晚上，不能聚会了，我现在就要去古潭，你去通知弟兄姐妹不要过来聚会。”南岩祥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聚会，很匆忙地离开石门。住堂同工心里想：“这位老先生，讲道讲得很好，但为人不诚实，不讲信用。”他很无奈到村里通知各信徒晚上聚会取消。话说，南岩祥到了岙底村碰到了本张母亲，他对她说：“你回家对本张说，叫他早一点回家，今晚下塘很危险。”本张母亲没有对儿子说，自己也跑到古潭聚会。
第二天中午，有岙底信徒跑到古潭，对本张母亲说：“本张昨晚在下塘搬运，受了伤害，你快回家。”其实，本张已经死了。原来南岩祥离开石门后，当晚就在上塘发生激烈战争。永嘉的两个政治派别：‘炮联’与‘反逆联’[1]在石门、下塘、上塘等地发生战争。‘炮联’以石门教堂为指挥部，‘反逆联’以下塘供销社为指挥部。两方死伤无数，就岙底村死两人，重伤两人。上帝藉着异象拯救屿门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那天晚上继续聚会，后果不堪设想。《永嘉县志》记录了炮联与反逆联战事：1966年6月9日，永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红卫兵“造反”，不久形成“反逆联”、“炮联”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接连发生冲突。开始是藤帽、铁棍，以后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武斗不断升级，开展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先后发生大规模武斗数十起，伤亡数百人，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县内公路运输全线中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永嘉成了温州地区闻名的“重灾区”。[2]梅傲霜《不堪回首话‘文革’》一文描写了当时武斗情节：永嘉派性割据犬牙交错，罗浮清水埠和上塘是反逆联地盘，中间的黄屿偏偏叫炮联占据着，号称驻扎着一个武装连。……两派武斗始于67年秋。炮联、反逆联总部都设在上塘，双方人员越聚越多。人多了摩擦就多，起先只是街头斗殴，后来就发生了冲击对方机构事件。双方开始抽调精悍队伍来上塘保卫总部，一山难容二虎，武斗不可避免。反逆联首先出动学生军占领江门头下森工站，意欲控制上塘交通门户。炮联连忙组织人员从屿山反扑，欲夺取森工站没有成功，而占据上塘制高点屿山。反逆联武装据点森工站、大会堂同时受到威胁，决心攻取屿山未得，沙头贫总司刘存成被棍棒打死。第二天反逆联采取报复行动，在江门头下鹅浦边打死浦口参与武斗人员黄时忠。接着反逆联放弃森工站把防区扩大到下塘山，与大会堂、县委、邮电、银行、百货连成一片；炮联则是招待所、联社、屿山、上塘殿一线。反逆联攻取招待所未果双方对峙，采取行动夺取人武部军械库（也有说事先串通好的），炮联逼迫连夜撤离上塘。
反逆联攻打黄屿炮联据点。指挥员贸然行动，人家在暗处他在明处，炮联狙击手十分了得，一枪一个接连报销反逆联五个武装人员。反逆联沮丧地拖着五具尸体返回上塘，安放在招待所餐厅。我去看过一位电力公司李姓职工、复退军人，我们认识。天灵盖炸去半个，是苏式步枪打的。惨极。
炮联攻打反逆联劳武总指，夜间偷袭。反逆联有我一熟人被打死；红暴队一同学叫刘学棉当初在校是班长，先父待他极好，被反逆联打死（还有传说是虏获后被击毙）。乌牛梅园岭遭遇战，熟人周姓永临人氏，爱讲笑话，被打死。红暴队另一同学叫潘岳亲，失火打死自己。据说子弹从下巴穿过头顶。我一同班同学，自己人擦枪走火击中下腹肠子外露，在人民医院做的肠吻合手术，总算保住性命。另有一同学走火打死自己人……
永嘉武斗一共死多少人，不知有没有统计。[3]
神在那个灾难性的武斗运动中保守屿门教会众信徒的生命。今天我们透过历史看到神在南岩祥牧师在那个时代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1970年江北联区地下聚会恢复，派教牧同工来岙底教会恢复牧会。由于岙底教会在6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聚会（银场牧区派工），认为不需要江北联合派传道人来恢复聚会。江北联区提出一村一堂的原则，教会合一可以在外邦人面前荣耀神的名。经过多次的协商，最终决定由两大牧区共同派工，岙底的信徒向江北联区提出一点要求，不义之财要归还给本人，若找不到本人就当捐献给慈善工作。1973年江北联区有一位传道人在岙底讲道，认为贫穷的人不用归还不义之财，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不用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中。岙底教会认为江北联区不遵守原先的约定，故意引起分争。此后，尤菊妹执事拒绝江北联区派工来本堂讲道。江北联区在李振魁家设立临时聚会点，设李陈林为临时负责人。[4]
[1] 1967年6月8日永嘉县“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反逆联”)成立。8月16日，永嘉县“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络站”(简称“炮联”)成立。至此，永嘉出现“反逆联”、“炮联”两大派群众组织。 12月12日永嘉县反逆联、永嘉县炮联两派群众组织在县城发生冲突，先用棍棒，再用炸药包。至18日，双方都用枪支进行武斗。--载于〈永嘉县志〉http://www.daluom.com/read.php?tid-46926.html。
永嘉两派——“炮联”和“反逆联”。“炮联”属“温联总”。
[2] http://www.daluom.com/read.php?tid-46926.html。
[3] http://blog.ifeng.com/article/5882068.html。
[4]1971年李陈林加入传道行列。
笔者在十几年前就听闻南岩祥牧师事迹，不过当初听到的消息基本是负面的，如：信仰不纯正、律法主义者及喜欢年轻的姐妹为他洗脚等。一次采访李定方传道，他无意中提起南岩祥在张堡会议期间（大约在1958年由政府举办的政治学习班，其目的就是让永嘉县教牧同工否认信仰，学习时间为两周，时间在冬季），惟有他一人坚持信仰。这个故事引起了我对南岩祥的兴趣，我想进一步将这美好的信仰见证传递给正受苦的永嘉教会，盼望南岩祥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十二1-2）。 早年就听说南岩祥牧师来过笔者的母会古潭教会讲道，由于受到过去‘负面’影响，就没有入深的考究其历史原委。最宾，问了几位老信徒，发现‘民间’对南岩祥评价与‘官方’的完全不同，‘民间’的南岩祥面貌俊美、为人友善，特别值得一提就是众信徒都喜爱他，喜欢听他讲道，并且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印证所传的道。笔者在《林乃姆回忆录》看到林乃姆对南岩祥牧师的一段评价：南岩贤先生在碧莲、岩坦等地方带领教会，共有70余个聚会点……他的信心和爱心令信徒钦佩，他勤劳种田，自力更生，有余则分给缺乏的人，他也不成家，孤身一人为主工作。……南岩贤先生的信心、爱心、勤劳、为主受苦、独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少有的，值得我们学习。读到这段评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南岩祥是立体的。寥寥数语却能让你看到南岩祥牧师的教牧、传福音、信仰、生活等等。特别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南岩祥信仰正如诗所云：
花绽霜天沁凡尘,
独占一季谁与争,
疏疏枝杆为傲骨,
缈缈寒馨是精神;
悄出飞雪净环宇,
慢回身后万艳春,
江山因此增颜色,
再寻香消迹无痕.
对于笔者而言，‘初识’南岩祥之时就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恨’，这种‘恨’是透过历史的某些因素无形之中传递给我，我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个体接受了这种历史的‘恨’。这种历史的恨是一种历史的毒素，比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就会有一种痛恨日本人的心理，就连四五岁的孩子，他的心里都有这种极端的恨。这种极端的仇恨心理是人的心里被罪玷污的表现，人与人在历史的传承里无形之中把这种恨的历史传递给下一代。随着笔者深入的了解南岩祥‘生活、信仰’，美好的信仰产生了我内心的一种爱，这种爱源起基督的十字架，流过南岩祥牧师的生命，散发出‘爱的见证’。基督的仆人是传递爱的人，这种爱带着怜悯、包容、饶恕等元素。这种爱只有在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传递爱的地方，神所拣选的人是一位传递爱的仆人。
‘恨与爱’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未曾被人解开的故事，笔者试尝着用爱来观察上帝在永嘉教会的作为。
201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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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南岩祥日记（二）
爱拉的故事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笔者与朱某某等同工采访爱拉传道的女儿爱芬及外孙女。爱拉就是张堡学习班上坚持信仰两个人之一，在四青运动及文革期间共有十二次被批斗、坐牢的经历。
以下的内容是爱芬及她的女儿回忆： （一）严格按照圣经原则生活
在爱芬传道的印象里，南岩祥对真理丝毫不放松，严格安照圣经的真理行。有一次南岩祥来她家里，看到她的‘学生’发型，就对她说：“爱芬，你要看圣经。”
爱芬说：“看那里？”
南岩祥说：“彼前3:3-4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林前11:15 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
爱芬说：“好，我以后就留起来。”爱芬的儿女补充说：“有一次南岩祥对她说，姐妹不要染发、烫发，穿长袖的衣服及长裤，睡觉也要如此。”
南岩祥说：“上帝给我们自然的打扮是最漂亮的，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打扮自己。人遵行上帝的话语，神就会祝福你。”
南岩祥提倡男女不可以同坐一张凳，不论年龄大小都不可以，因为圣经教导，男不近女倒好。
（二）张堡学习班
张堡学习班（1958）是永嘉县各教会的教牧同工及部分热心的信徒参加‘学习’，政府认为这些人是本县最顽固的人，把他们召聚在一起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每天有工作人员给他们上政治内容，单独谈话，禁止一切基督教宗教生活：如祷告、读经。挑唆内部之间矛盾，让他们彼此控告、举报、批斗。其中许多教牧同工在恶劣的环境下否认信仰，相互控告、批斗对方。
在这次学习班上只有南岩祥、爱拉两位坚持信仰。爱拉说：“你们既使杀了我的肉身，却不能杀我的灵魂。”在紧张的环境下，她仍然坚持祷告，每天来到学校天井下举手祷告。桥头教会的黄某某及江北教会的苏某某控告、批斗爱拉。这事之后，苏某某被神管教，他的儿子生病了。苏某某知道此事出于上帝，就背着儿子到爱拉家里，向她道歉并向神认罪悔改。爱拉为他儿子祷告，蒙上帝怜悯医治。往后苏某某经常有来她家里做客。笔者听到这个故事后有一个感想，今天教会只谈上帝的爱却忽略上帝的公义和忿恕。把神的管教看成自然事件，故意不听从神的话，如法老硬着心不悔改，神就任凭他行事。
这次学习班结束后，教牧同工回到各自的教会，许多信徒评论他们说：“教会的饭白白给他们吃了。”
南岩祥在这次学习班上被许多教牧同工举报、批斗。但是南岩祥没有记恨他们，仍然用基督的包容、接纳他们。有一次南岩祥和施伯雄牧师同坐船到沙头，信徒不接待施伯雄牧师，不给他吃饭。南岩祥把自己饭给施伯雄牧师吃，施伯雄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罗12:19-21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20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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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南岩祥牧师日记（三）
邵良波的故事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笔者与马可在桥下下徐邵良波传道家里采访了他。邵良波传道1985年（58岁）身患数病：胃病、心脏病、肝肿大五公分、脸部出现虚肥等症状。去医院看病时，医生说：“数病集一身，很难治疗，各种病相克，治胃伤肝，治肝伤胃。”故此，要求邵良波传道住院治疗。他问医生说：“先治什么病呢？”医生说：“先治肝病，这是最严重的，若不治疗就变成肝癌，就无法治疗了。”他继续问医生：“胃怎么办呢？”医生说：“先治好了肝，再治胃病。”他坚持不同意住院，要求医生开药回家。医生无奈，给他开了380元的药带回家。回到家里以后，他就跟随南岩祥传道，作他的学生，学习圣经真理，时间有一年之久。在温州各地区传道，去过乐清的盐盆、银盐、白象及永嘉各地方。
以下是邵良波传道对南岩祥回忆：
（一）少年蒙恩
南岩祥是乐清城北林山人，出生日期不详。大约在青少年时期，有一次从船上掉到海里，差一点被淹死，后蒙上帝奇妙的拯救。
（二）两次学习班
1958年四青运动期间永嘉教会的教牧同工被集合起来在上塘参加第一期政治教育学习。第二次在江北的张堡某学校里学习。政治学习要达到目的，放弃基督教信仰。根据《林乃姆回忆录》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宗教局领导给我们上课，讲美国人英国人乘鸦片船来中国传教，毒害中国人，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污蔑传教士，要我们放弃信仰。然后学习十八条禁令，有几条禁令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1、不准在堂外传教；
2、不准聚众集会；
3、不准信徒串联；
4、不准出外探望祷告；
5、不准赶鬼医病；
6、不准家庭祷告聚会；
7、不准信徒介绍信徒婚姻；
8、不准强迫人们信教；
9、十八岁以下孩童不准信教；
10、不准违反三自原则；
11、不准和外国串联通信；
12、不准接受外来经济；
13、不准接受外来反动书籍等物；
14、不准接待信教的人；
15、不准印刷宗教书籍。
学习结束后，要每位参加的学员签名，否认信仰。张堡学习原定两周，具体召开的时间暂不清楚，笔者根据《林乃姆回忆录》温州第三次学习班时间1964年12月。根据邵良波传道及李定方传道的回忆，他们说那次学习的时间在冬季，快要过春节。安照惯例，永嘉的第二次学习班也就在12月召开。根据林乃姆回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张堡学习班的情形：温州市举办第三次学习班，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宗教局组织的。这次学习了十八天，把所有老牧师老教师和老工人都叫来参加，温州市所有聚会点负责人、热心爱主的人，和所有参加聚会的青年，都必须来参加学习，共有二百人左右。各人自带棉被等生活用品，十八天不准出去，不准串联，不准交头接耳，分成几个组，每个组由公安局的人管理。那次整个会场充满了一种威吓的气氛。……
在那次学习班上，我感觉会场被邪灵大大充满，每个人都必须要发言，都要谈这一班传道人有没有出来活动，有没有出来探访，碰面说了什么话，每个组都由公安主持，并记录谈话的内容，散会的时候不准讲话，不准碰面。在这种场面下，胆小的人吓得魂不附体，有一个传道人在小组讨论会上吓得当场休克了，四个人把他抬到医院里抢救。有一个姊妹是东门建立聚会点的，大家都说她信心大爱心好，在小组讨论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有的姊妹流着眼泪，一直提心吊胆。每个人都感觉像有千斤重担压在身上一样，这种压力逼着你去揭发别人，不讲不行，真是比杀头还厉害。
张堡学习班要求每位教牧同工分片分点收集信徒家里的圣经、诗歌本及基督教教材，统一烧毁。承认自己被外国传教士欺骗，信徒被我欺骗。在这种紧张环境下，永嘉学习班很顺利的结束，原定二周时间，在一周内就达到了政府预期的效果。不过，在这次学习班上只有两位教牧同工没有否认信仰，他们就是南岩祥、爱拉。他们对工作人员说：“今天你们把我枪毙，叫我否认耶稣是不可能的。”太10:33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他们在环境恶劣情况下为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林定方传道说：“我与南岩祥在许多教义上不同，但是我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他。”
政府让那些签了字的人先回家，在会议上宣布南岩祥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学习。被迫签了字的教牧同工把自己日用品都交给了南岩祥，早上六点左右都离开了张堡学校。南岩祥默默向神祷告：“神啊!我还要学习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圣灵对他说：“九点，你和六点钟离开的教牧同工十点钟一起坐船回家。”快到九点钟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把南岩祥叫了过来，恐吓了几句话就把他放走了。南岩祥到了码头的时候，那群教牧同工都在等船。
（三）文革期间（1966-1976年）
张堡学习班结束后，教会全面进入地下，公开的聚会基本上停止。教会的牧师大部分否认信仰。缪志同在《温州区教会史》记载永嘉的一位陈直牧师：大学毕业、口才极好。他在玉环某位弟兄家里说：“我在耶稣这张乌烟床上，睡了几十年，已经睡够了。”他曾经在瑞安某教堂驻堂牧师，每次在弟兄姐妹面前公开抽烟，还说：“把地狱里的火点起来。”后驻堂江北某教堂，有一次回江北，坐船时碰到某位信徒，一位信徒遇见他时，非常的高兴，就向前打呼召说：“陈牧师”，陈牧师不理他，那位信徒叫了他几次，以为没有听见，就跑到他面前叫他。陈牧师瞪着眼睛，怒火冲天骂他：“你若再叫我牧师，我可要骂你娘了。”据邵良波传道回忆，陈直牧师不相信神迹，他认为摩西过红海是退潮后，以色列人从沙滩上走过。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众人被小孩的无私奉献感动，众人都拿出自己所带的饼和鱼。
温州地区的派工制度就在文革期间兴起，上帝在这段时间兴起了一批平信徒传道人。从此永嘉教会融入温州合一教会（温州家庭教会的前身）。1972年3月份，温州地区教会召开第一次全地区小议会，平阳县（原来平阳和苍南未分，只有一个平阳县）参加人：陈瑞赏、李新决、朱昭复、徐存道、陈公新等人。瑞安县参加人：郑景星、志信、缪志彤、成春、学引、洪柱、约翰、倪光道等人。乐清县参加人：邹道初、王道、郑经杰、胡包才、余督兵等人。永嘉县参加人：黄益兴、杨保理、志和、道助、先友等人。洞头县参加人：蔡信芳、林阿土。玉环县参加人：信义、长云。泰顺县参加人：吴志亮、林春柳的父亲老执事、林春柳（女）等人。青田的卓文良牧师也来参加。瓯海区（当时属温州郊区）参加人：梧田刘品珍、永强范良山、三溪丐交兵、藤桥潘希真、金道兴。……
4月份第一次大议会如期召开，参加的人数（加上瑞安本地的）有500多人，每个县选一人证道，瑞安是缪志彤，平阳是李新决，永嘉是黄益兴，乐清是胜恩，温州是我，瓯海是刘品珍。在这段时间南岩祥传道在乐清、永嘉两地各教会主持奋兴会，《古潭教会简史》描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按外表看，环境是恶劣，“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天看到的是“游街，批斗”，但因古潭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为地下聚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会。从运动的开始，便有了地下聚会，在胡岩武、胡明宣等弟兄家中轮流进行。无论是乐清的南岩祥先生或余督兵先生都曾在此举办过奋兴会和学道会。江北伢郎桥与白水的一批热心学道的青年也多年坚持到这里查经学习。古潭这山峡中的小村，全村相信耶稣，一度成为江北牧区范围内唯一的福音村。”江北牧区的外山、石门、李家村及永嘉其他牧区桥头、桥下、岩头、碧莲等教会都留下了他身影，笔者在走访这些地方时，还能听到老信徒对他很高的评价。特别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羊群没有牧羊人的情况下，南岩祥传道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用神的话语坚固信徒的信仰。
文革期间在各地方传道，圣灵与他同在，用诸般的恩赐、神迹印证神的工作。邵良波传道说：“有一次他和南岩祥传道在平坑聚会，突然工作组的人来抓人。他和南岩祥就坐在房间内，工作组的人来回好几回都没有发现他们。夏天在各山头聚会，夜间蚊子很多，南岩祥祷告祈求神让蚊子不要扰乱他夜间休息，果然夜里就没有蚊子。一些家庭夫妻关系不好，婆媳关系不好，南岩祥在劝勉方面很有恩赐，只要他去劝勉就能化解他们之间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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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南岩日记（五）
李家村（岙底）教会的见证
2014年11月18日下午，笔者与小儿子来到上塘镇李家村采访李长恩传道等人。李长恩的母亲（尤菊妹）是李家村教会的执事，他本人从小参加江北联区的圣经学习。
以下内容是李长恩传道的回忆：
1940年左右，本村李振魁身患疾病，去外山探亲时有人将福音传给他，他接受了福音。就成了岙底村第一个信徒，往后每周主日都往外山教会聚会。1955年信徒人数增至50人左右，为方便起见，便从外山分出独立设点，聚会安排在李岩文家，由李岩文作临时负责。
1958年张堡会议后江北联区（循道会）属下的教会基本停止聚会，李家村也不例外。正应验圣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亚13：7）。在动荡不安、信仰受到逼迫的年代，信徒急需要牧人牧养，可是牧人在大逼迫中跌倒失败，情节如同以西结先知所呼喊的，结34:4-6 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尤菊妹作为岙底教会的负责人，看到信徒在信仰上跌倒、在灵性上软弱，内心忧心如焚，迫切祷告神。
大约在60年代，她听说南岩祥牧师在信仰上很刚强，仍然在永嘉各地方工作。她就邀请他来岙底教会牧养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重新被坚固，教会大大复兴起来，主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岙底教会简史》记录1955年，信徒人数50人，60年代结束后信徒人数70人。
笔者的外公（李本兰）是岙底村的大队长。虽然全家都相信耶稣，但是他本人还没有经历到神。有一次，外公的叔叔生了疾病，外公的四弟与李长恩去他家代祷，刚好银场有一位神的仆人也在那里，这位神的仆人叫他们俩人去乐清林山邀请南岩祥来祷告。他们十二点从温州安澜亭坐船到乐清湖头，从湖头到林山还需要步行一个半小时。到了湖头时太阳已经下山，再加上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完全是根据这位神的仆人口头告诉他们。每次在分叉路口，不知分辩时，就祷告神，求神引导，让他们所选择的路是正确的。神一路的引导他们，大约在七点左右来到了林山。他们来到南岩祥居住的房子面前敲门，里面就听到南岩祥叫声：“光荣，光荣，有客人来，快开门。”原来南岩祥正祷告思考神今天早上给他引导。晨更祷告结束时，神给他一个引导，今天会有两位客人要来，叫他晚上准备饭食，接待他们。他从中午之后就一直盼望客人到来，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晚上，晚饭都吃了，碗都洗了，他将饭食放在锅里待温。如今，都准备睡觉，神给他的指引怎么不应验。正思念这事时，他听到了敲门声。进屋后，南岩祥微笑着对他们说：“原来是你们这两位客人啊!神今天早上就指示我了，叫我准备饭食接待你们，快快坐下吃饭。”他们吃完饭后，双方在主里交通倍感温暖，经历到神奇妙的引导。南岩祥对他们说：“自己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陪同他们去温州。”就在林山为外公的叔叔代祷，他们回来后在外公叔叔面前见证神的作为，外公的叔叔听到神的作为，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怜悯他，将平安赐给他。外公看到神的作为显明在岙底村及自己家人的身上，就渐渐得认识真神，由于当时的环境因素，他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已经暗暗跟随耶稣（2014年清明节笔者的外公蒙召归天家，离世的凭据非常好）。
从60年代起，他每次参加县里的会议，得知有运动，就会通知南岩祥来岙底村避避风头。当时的岙底教会成了避风港，这里的聚会自从南岩祥来了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岙底村周边的古潭、外山、岩坦头、屿门（内地会）教会得知南岩祥来岙底讲道，就派人邀请南岩祥在这些教会开培灵会。
南岩祥第一次去石门教会开奋兴会，李长恩传道和他一起过去。那次他讲《耶稣撒种的比喻》，神使用这篇信息坚固了许多弟兄姐妹的信心。弟兄姐妹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类道。聚会结束后，要求南岩祥留下来继续讲道，南岩祥对他们说：“我已经答应古潭教会邀请，明天在古潭教会聚会。”弟兄姐妹情词迫切对他说：“我们这里有需要，明天你去古潭教会讲道，但今晚你必须留下来继续聚会。”南岩祥听到他们如此渴慕神的话语，就答应留下来继续聚会。晚饭过后，南岩祥来到‘同工间’灵修，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石门教堂位于一个小山坡上，他看到许多人手里拿着刀、枪往教堂冲起来。’神的灵感动他，让他起来就走，今晚不能留在石门教会继续聚会。’他对萧玉治传道说：“治，赶快整理行礼，我们马上走，神指示我晚上不能留在石门，石门晚上很危险。”萧玉治就起来整理了行礼，南岩祥就起身到楼下对居住在教堂内的长老（住堂同工）说：“晚上，不能聚会了，我现在就要去古潭，你去通知弟兄姐妹不要过来聚会。”南岩祥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聚会，很匆忙地离开石门。住堂同工心里想：“这位老先生，讲道讲得很好，但为人不诚实，不讲信用。”他很无奈到村里通知各信徒晚上聚会取消。话说，南岩祥到了岙底村碰到了本张母亲，他对她说：“你回家对本张说，叫他早一点回家，今晚下塘很危险。”本张母亲没有对儿子说，自己也跑到古潭聚会。
第二天中午，有岙底信徒跑到古潭，对本张母亲说：“本张昨晚在下塘搬运，受了伤害，你快回家。”其实，本张已经死了。原来南岩祥离开石门后，当晚就在上塘发生激烈战争。永嘉的两个政治派别：‘炮联’与‘反逆联’[1]在石门、下塘、上塘等地发生战争。‘炮联’以石门教堂为指挥部，‘反逆联’以下塘供销社为指挥部。两方死伤无数，就岙底村死两人，重伤两人。上帝藉着异象拯救屿门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那天晚上继续聚会，后果不堪设想。《永嘉县志》记录了炮联与反逆联战事：1966年6月9日，永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红卫兵“造反”，不久形成“反逆联”、“炮联”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接连发生冲突。开始是藤帽、铁棍，以后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武斗不断升级，开展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先后发生大规模武斗数十起，伤亡数百人，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县内公路运输全线中断，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永嘉成了温州地区闻名的“重灾区”。[2]梅傲霜《不堪回首话‘文革’》一文描写了当时武斗情节：永嘉派性割据犬牙交错，罗浮清水埠和上塘是反逆联地盘，中间的黄屿偏偏叫炮联占据着，号称驻扎着一个武装连。……两派武斗始于67年秋。炮联、反逆联总部都设在上塘，双方人员越聚越多。人多了摩擦就多，起先只是街头斗殴，后来就发生了冲击对方机构事件。双方开始抽调精悍队伍来上塘保卫总部，一山难容二虎，武斗不可避免。反逆联首先出动学生军占领江门头下森工站，意欲控制上塘交通门户。炮联连忙组织人员从屿山反扑，欲夺取森工站没有成功，而占据上塘制高点屿山。反逆联武装据点森工站、大会堂同时受到威胁，决心攻取屿山未得，沙头贫总司刘存成被棍棒打死。第二天反逆联采取报复行动，在江门头下鹅浦边打死浦口参与武斗人员黄时忠。接着反逆联放弃森工站把防区扩大到下塘山，与大会堂、县委、邮电、银行、百货连成一片；炮联则是招待所、联社、屿山、上塘殿一线。反逆联攻取招待所未果双方对峙，采取行动夺取人武部军械库（也有说事先串通好的），炮联逼迫连夜撤离上塘。
反逆联攻打黄屿炮联据点。指挥员贸然行动，人家在暗处他在明处，炮联狙击手十分了得，一枪一个接连报销反逆联五个武装人员。反逆联沮丧地拖着五具尸体返回上塘，安放在招待所餐厅。我去看过一位电力公司李姓职工、复退军人，我们认识。天灵盖炸去半个，是苏式步枪打的。惨极。
炮联攻打反逆联劳武总指，夜间偷袭。反逆联有我一熟人被打死；红暴队一同学叫刘学棉当初在校是班长，先父待他极好，被反逆联打死（还有传说是虏获后被击毙）。乌牛梅园岭遭遇战，熟人周姓永临人氏，爱讲笑话，被打死。红暴队另一同学叫潘岳亲，失火打死自己。据说子弹从下巴穿过头顶。我一同班同学，自己人擦枪走火击中下腹肠子外露，在人民医院做的肠吻合手术，总算保住性命。另有一同学走火打死自己人……
永嘉武斗一共死多少人，不知有没有统计。[3]
神在那个灾难性的武斗运动中保守屿门教会众信徒的生命。今天我们透过历史看到神在南岩祥牧师在那个时代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1970年江北联区地下聚会恢复，派教牧同工来岙底教会恢复牧会。由于岙底教会在6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聚会（银场牧区派工），认为不需要江北联合派传道人来恢复聚会。江北联区提出一村一堂的原则，教会合一可以在外邦人面前荣耀神的名。经过多次的协商，最终决定由两大牧区共同派工，岙底的信徒向江北联区提出一点要求，不义之财要归还给本人，若找不到本人就当捐献给慈善工作。1973年江北联区有一位传道人在岙底讲道，认为贫穷的人不用归还不义之财，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不用活在旧约的律法之中。岙底教会认为江北联区不遵守原先的约定，故意引起分争。此后，尤菊妹执事拒绝江北联区派工来本堂讲道。江北联区在李振魁家设立临时聚会点，设李陈林为临时负责人。[4]
[1] 1967年6月8日永嘉县“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反逆联”)成立。8月16日，永嘉县“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络站”(简称“炮联”)成立。至此，永嘉出现“反逆联”、“炮联”两大派群众组织。 12月12日永嘉县反逆联、永嘉县炮联两派群众组织在县城发生冲突，先用棍棒，再用炸药包。至18日，双方都用枪支进行武斗。--载于〈永嘉县志〉http://www.daluom.com/read.php?tid-46926.html。
永嘉两派——“炮联”和“反逆联”。“炮联”属“温联总”。
[2] http://www.daluom.com/read.php?tid-46926.html。
[3] http://blog.ifeng.com/article/5882068.html。
[4]1971年李陈林加入传道行列。
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
章约翰牧师:温州永强三五甲教会发展历史及历任教师简介
温州永强三五甲教会发展历史及历任教师简介
前言
前言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一3-4）。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申三十二7）。
自从1881年，华人传教士鲍信进弟兄赴永强卖书布道，福音传入三五甲后有天津村王世真等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信徒守礼拜要去温州花园巷教堂聚会，当时交通不方便，必须礼拜六步行到温州，礼拜一回来，非常艰苦的。三甲聚会点于1891年设立。
王世真（1837-1920），天津村人，1881年福音传入三五甲时是首位信主的弟兄，福音种子从此就扎根在三五甲的土地上，1891年迁居温州后，将自有老屋四间单层奉献作聚会点，成立了三甲聚会点。1900年他曾在平阳金乡住堂，1913年为乐清北白象堂教师。后往日本去。儿子王楷仁、孙子王成道现住在温州。
1892年天津村张新楷（张相珍三公），21岁时将近结婚日，未婚妻去世，23岁信主娶三婆，曾在温州白累德医院工作，院长施德福是英国宣教士。张公74岁去世时，张相珍才5岁。
王炳文的曾祖父，后津村人，约22岁生长子王镇元，后来续生两个孩子被仇敌陷害无养，于1899年信主，第二年王镇楷出生，1943-1945年黄田堂任教师。
李炳福曾祖父，因遇患难时，约1902年信了主，第二年啊爷出生，阿爷去世时65岁，炳福只有7岁。
1903年金益村金培忠啊爷因遇患难信主，1904年金培忠父亲出生。
王刘崇钦三甲金益村人，曾住平阳宜山堂约6-7年工作。
章兆禄（又名章伯成、意为从伯利恒动心到十字架成全）出生1876年5月29日，卒于1945年5月27日（注：有資料顯示他的出生日期，1873-1944年，鄭樂國注），于1909年5月经过三甲聚会点时，听见里面传道人正在讲路加福音23章32-43节，两个强盗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但一边的强盗因信主而得救，但圣灵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回家后经全家商量决定相信耶稣，当年下半年全家参加聚会，次年因教会的安排，就成为三家住堂传道人，当时年33岁，可算一位有文化的人，曾在三甲、青田他塘坑、瑞安海安、北白象、乌牛、山后、里隆、花园巷、藤桥、沧河，五甲住堂传道。1910年5月10日在三甲教堂生章普光（耶稣真光普照之意），他毕业于温州高等学校，在三甲教堂结婚，在战乱时期赴台谋生，在台坚守真理，在基隆建立基督教会，是三位同工首创人之一。
1975年6月12日在台北马偕医院安息主怀，单身在台30年，为主工作劳碌奔波。长子章拿细耳（拿细耳之意），次子章拿剑（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之意）。
章兆禄（又名章伯成）住堂部分时间目前不详，1910-1913年于三甲。1932-1935年于三甲，1940-1942年于山后，1942-1944年于藤桥，1952-1958年于五甲（注：此處有待考證，因爲有資料顯示章先生于1944年去世。鄭樂國）。
章田荣大约于1910年信主（章玉芬的爷爷），一天夜里在睡梦中听见一个声音，某某人你要从将亡的城出来，当时不明白这意思，后来章兆禄到他家做裁缝，将这福音讲明，后才明白这话的真正意思，从此就信主。
林木高（宗利阿爷）1876年出生瑞安小典下，是孤儿，40岁时帮人做素面，后在上河乡接受耶稣，蒙恩重生时，烟筒丢在教堂内，50岁才定勤。1942年建造五甲教堂（联二村），当年定勤与三明（12岁）订婚，林木高曾担任教会事工。
钱定贤出生于1932年，于1935年3岁时因身体有病，迷信拜尽，前曾有三位姐姐都在几岁时就死了，是约拿阿爷（章兆思——单朵）传福音给他家。
关于三甲历任教师住堂简历：
1891-1901年 期间，本会未有教师驻堂，十年间有王世真同工与几位弟兄负责。
1902-1906年 吴志兰先生，温州人
1907-1910年 陈立生先生，永强后陈人
1910-1913年 章伯成先生，五甲人
1913-1918年 郑集涛先生二次，象山浃底人
1918-1928年 待查
1929-1932年 章伯成先生，五甲人
1932-1935年 马宝珍先生，三溪人
1935-1938年 郑经杰先生，乐清十里人（北白象瑞里人）
1938-1944年 叶颜新先生，乐清人，任二期。
1944-1947年 陈志谐先生，江头浦东人，毕业于杭州神学院。
1947-1953年 候虔星先生，牛桥底人，任二期。
1947年 候先生拆老屋建新堂，金培忠弟兄为主要的助手。
1953-1956年 金圣泽先生，梧田人，毕业于杭州神学院
1956-1958年 马冲先生 ，乌牛人
1958年 打饭堂，礼拜堂关门，停止聚会十年。天津村安排马先生在畜牧场工作。
1961年 饭堂散，1966年红卫兵造反。
1967-1997年 三五甲教会由金培忠、章约翰等同工负责。
1967年 五一谢前进家老屋聚会
1969年 五二章魁华家聚会
主将得救的数目天天加给教会，教会发展后人数加增，三五甲分开聚会，五甲在前进家新屋聚会，三甲在王炳文家聚会，七一在绍荣家聚会，上厂在祥妹家聚会，度山头在啊碎家聚会。
1974年 三甲教堂开门聚会
1986年 五甲建堂
1989年 三甲后津老堂迁到现在地址建新堂
1991年 7月1周建立三五甲主日学
1999年 五甲老堂拆建新堂
2006年 三甲老堂拆建新堂。
2009年6月1日
撰稿人：不详细。
附注：
稿源提供者：章约翰牧师、章师母
稿件文字腾稿张贴：郑乐国
2014年9月
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
追寻那些把生命献给温州的宣教士足迹
追寻那些把生命献给温州的宣教士足迹
链接：http://www.wzchurch.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
《马太福音》官话解略
版权页：英国牧师杨格非 译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汉镇英汉书馆铅板印
封二是彩图：生动形象的《买田谋宝图》，引用马太福音13章44节。
序：扼要介绍圣经旧约和新约及四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救恩信息。
此《马太福音》单行本，由永嘉西坑乡柴皮村麻庆松提供。
海拔近千米的柴皮村是公元1893年温州内地会福音开拓者曹雅直夫人即曹明道亲自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深入乡村布道过的地方。此官话《马太福音》距今已有115年的历史，也见证了柴皮村基督福音历史的久远。据悉，现村中麻岩康的爷爷麻崇善祖辈为村中第一代基督徒。
http://www.wzchurch.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7
链接：http://www.wzchurch.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
《马太福音》官话解略
版权页：英国牧师杨格非 译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汉镇英汉书馆铅板印
封二是彩图：生动形象的《买田谋宝图》，引用马太福音13章44节。
序：扼要介绍圣经旧约和新约及四福音书的耶稣基督救恩信息。
此《马太福音》单行本，由永嘉西坑乡柴皮村麻庆松提供。
海拔近千米的柴皮村是公元1893年温州内地会福音开拓者曹雅直夫人即曹明道亲自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深入乡村布道过的地方。此官话《马太福音》距今已有115年的历史，也见证了柴皮村基督福音历史的久远。据悉，现村中麻岩康的爷爷麻崇善祖辈为村中第一代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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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illes in China
The Sevilles in China, 1899-1919
Jessie Maude Merritt was born into a Baptist household in Newburgh, New York in 1874. The Merritt family owned a farm near that downstate city and that is where she grew up. Her hair was a light auburn which looked over blue eyes. One of the subjects in which she excelled at high school was mathematics. This may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getting the job she took after graduating. At the Sweet Orr Overall Company she was employed to perform clerical and accounts work. Just a few years into this job, in 1894, aged twenty, she married Walter Greene. The couple resolved before or shortly after the wedding to do missionary work together. But first they had to save up money to fund this activity. So, Jessie continued her job at Sweet Orr in hopes of accumulating enough money to enter Toronto Bible College. That was the institution that could prepare them for mission work in China. Jessie and Walter had read of Hudson Taylor’s interdenominational Christian project,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Both felt led to join up. But before they went anywhere, Jessie became pregnant and expected their first child at the end of 1894. Although the boy had developed perfectly in the womb, and no defect whatever could be found in his body, the umbilical cord strangled him during delivery. Just a few weeks later, as Jessie was still recovering, yet another loss fell down upon her. Walter Greene died of tuberculosis. In her twenty-first year she was a widow of a husband and bereft of a child.
Robbed of her partner, she clung to her plan to go to China. The next year, in 1895, she went north to attend Toronto Bible College. Four years later, in 1899, she sailed from Vancouver to Shanghai. This turned out to be the eve of China’s Boxer Rebellion, an anti-foreigner and anti-Christian outbreak of violence in 1900 which left 58 CIM missionaries dead as well as 21 of their children. At first Jessie, either in Shanghai or Wenzhou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covered herself in a blanket and hid underneath a window. Just outside the house, some were slain in the open. The violence had not passed, so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Jessie fled with other possible prey. They were disguised and tucked into a vehicle that brought them to a port where they embarked for Japan. Jessie stayed there for some months, waiting for the rebellion to end. On returning she resumed her language study. She had to learn both Mandarin and the Chinese dialect of Wenzhou, for she was to teach at a girls school in that city where she would have to use the latter.
At that school in Wenzhou George Hugh Seville turned up one day. Seville was born in 1876 and grew up a Presbyterian. He attended Shadyside Academy in Pennsylvania before going to Westminster College in New Wilmington in the same state. He matriculated at Westminster in 1895, the same year in which Jessie had gone up to Toronto Bible College. Seville’s major was Latin and Greek. Upon graduating from Westminster in 1898, he immediately applied that major in teaching those languages at a boys prep school. But soon he too heard a calling to join the Chinese missionary project organized by Hudson Taylor. As Jessie had to attend Toronto Bible College first, so Seville had first to receive some training. This requirement led him to Allegheny Theological Seminary, run by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Pittsburgh. So, in the year of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Jessie’s flight to Japan, in 1900, Seville began his theological study. In 1902 he completed his education at the seminary, and in early November of that year he boarded the Japanese steamship Maru at Vancouver. Seville got off the boat in Japan and stayed a week before traveling further south, arriving in Shanghai 2 December 1902. But Seville was assigned to Wenzhou, so from Shanghai he took a boat which stopped at Ningpo before floating down the coast and then up the Wenzhou River. Soon Seville was perfecting a pigtail because Hudson Taylor had made wearing one a requirement of all the men working in the CIM.
The mission compound is probably where Jessie and George met. That compound contained the main mission house, a two-story house with verandah, a garden of grass and bamboo trees, as well as separate girls and boys schools. When Seville arrived in late 1902 or early 1903 Jessie was already teaching at the girls school. The compound was large enough not only to accommodate those two schools but also dormitories attached to them. There was a Chinese church within the compound, which offered services for peop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People from all parts of Wenzhou attended. On the compound there was a Chinese pastor who had his own house, and there were small dwellings for Chinese employees such as teachers, the cook, Wong, and the gatekeeper, Adjipah. A gatekeeper was needed because there was a high wall around the compound.
If not immediately, soon Seville was attracted to Jessie, the young widow and bright teacher. She may also have been a stern one: Jessie firmly rejected his wooing at first. Perhaps her memory of Walter Greene was still strong enough for her to feel disloyalty. Or maybe Seville didn’t seem mature enough: he was two years younger than she was. In any case, it took a few years for Jessie to agree to marry Seville. In the diary he kept during these years, Seville beseeched God to instruct him in the way that would win Jessie. He also noted his intention to write his brother Dade, a physician in Pittsburgh, to commission him to procure a diamond ring, just in case he would have to reply to a yes from Jessie. The yes did come after some more pursuit. Dressed in Chinese robes, Jessie (31) and Seville (29) wed at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of CIM in Shanghai on 29 March 1905. Shortly afterwards Jessie conceived, and their first child, Janet Elizabeth, was born 13 January 1906. Seville later recalled: “The other missionary couples of Wenzhou had no children, and the local Chinese church people were a bit curious about Westerners because of that. When Jessie and I had a child we realized our ‘stock had gone up’; we were considered to be really normal human beings.”
About two years later, another child was born to Jessie and George. Jessie was thirty-three and George was twenty-nine when John Eldridge was born, 7 November 1907. But before he had lived a year, on 25 July 1908, he died of gastroenteritis and diarrhea. The experience of his death may well have reminded Jessie of her first loss of an infant, in 1894—as well as the loss of her first husband which had swiftly followed that one. But her second husband, George Hugh Seville, was in excellent shape and was to remain fit all of his many years. Two years after the ill-fated John Eldrige was born, Janet Elizabeth, now three-years-old, was joined by a little sister. Elsa Ruth was born 24 October 1909 in Wenzhou. Jessie was now thirty-five and George thirty-three. The couple and their two daughters lived in the large house in the mission compound. There were two stairways on opposite sides of it. One led to the bedrooms of the Sevilles, the other led to the bedrooms of the female teachers at the school.Janet and Elsa got another sister in 1914. Edith Rachel Merritt was born 3 November, at Flower Garden Lane, Wenzhou, delivered by Dr. E.T.A. Stedeford, of the United Method Mission in Wenzhou. Janet was now eight and Elsa five years old. Jessie was forty and George thirty-eight. Since both Jessie and George continued to teach, their girls were cared for by a Chinese amah. The amah spent much time with them and taught them some Chinese. Each of Seville girls got Chinese names: Janet was Mei Oe, Elsa was Mei Yong, and Edith was Mei Fuh. When the girls were of age, they were sent to a boarding school up north.
On the coast of Shandong province’s northeast peninsula, in Yantai, CIM had established a school mainly for children of its missionaries. In 1894 there were over 200 students of missionaries at Chefoo School. But this school wasn’t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1895 CIM opened a school for children aged 5-10. It was built at Tong-Hsin, three miles away from the first Chefoo building. Janet and Elsa were sent to this primary school of Chefoo. Janet probably went there in 1912. Elsa began attending when she was six, in 1916. Janet and Elsa usually returned to Wenzhou during breaks: they would take a coastal steamer to Shanghai and then a smaller boat to Wenzhou. Both Janet and Elsa were voracious readers, so their little sister Edith often found them engrossed in books. However, Elsa liked to read to her baby sister.Janet and Elsa wrote home every week. Elsa often asked after “little Edith” in her letters. Most of Elsa’s weekly letters were addressed to her mother. She sometimes signed them “Sunbeam” or “Sunbeam Elsa”. In a letter dated Chefoo, 12 Sept. 1917 (a little over a month before her eighth birthday) she reports that a teacher measured her as four feet one-and-a-half inches tall. The letters show that Elsa followed the events of World War I. She asks about her cousins fighting in it. In a letter from Chefoo, dated Nov. 6, 1918, she asks her father: “It is very good news, is it not, that Turkey has surrendered?” Evidently one of Elsa’s favorite adjectives was “ripping” to describe something excellent or first-rate. So in one letter she reports to her mother: “The tea was ripping.” Just a few lines later in this letter of June 18, 1919 she writes about a concert: “First, Miss Jeffrey played an absolutely ripping [double underline of those two words] pianoforte solo, then Miss Copp sang and lots of other ripping things were done.”While her sisters were away at Chefoo Edith was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the compound in Wenzhou. She often walked around with the amah and flew kites with a girl named Bang Tsau. On other occasions she was taken in a rickshaw across the city to another compound, where she played with Nina, whose mother was Chinese but whose father was an official in the French consulate. When Elsa was home, the amah would lead her and Edith around, sometimes atop the Wenzhou city wall. Those promenades along the top of the wall were very entertaining for the two Seville girls. There were little dwellings, tiny shops, and even smaller enterprises scattered around it. As for the scene within the city, we can form some impression of what they experienced from a reminiscence, “Early Morning in a Chinese City”, penned by Elsa just several years after returning to America:
"Imagine the sounds of a slaughter-house, the confused babble of the subway rush hour, the varied odors of a garbage-collecting truck, and the appetizing aroma of a hot-dog stand combined, and you have an idea of the atmosphere of early morning in Wenchow.The air is hazy with smoke, sifting through the tiled roofs, of grass, straw, and twigs which are burning to cook the family breakfasts. The women, with their hair uncombed, in untidy contrast to the smooth, polished-ebony appearance it will present later in the day, are sweeping the dust and dirt out of the front rooms into the street. The pigs, kept in lieu of garbage cans, are let out for the day. The chickens, each marked with a splotch of bright-colored dye to distinguish it from members of the neighbors’ flocks, are shooed out to add their chicks and squawks to the grunts and squeals of the pigs, and the growls of the fierce-looking yellow dogs who are lying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awaiting some passerby on whom to exercise their bark. On a few doorsteps there are children eating their morning rice, they are already handling the chopsticks expertly, although Americans at their age are clumsy and inefficient in managing the civilized spoon and fork.Two men trot by with a pig slung by its four feet to a pole over their shoulders, on the way to market: the protestations of the unlucky animal can be heard long after it is out of sight. Shopkeepers are taking down the wooden fronts of their shops: beggars are starting on their rounds to collect their daily portions of rice or cash from what we might call the “subscribers” on their routes. The sun climbs higher, and the comparative silence of early morning merges into the tumult of a Chinese city at business."
The Sevilles did not live in China uninterruptedly from 1905 to 1919. During those years they took furloughs which brought them back to America for short periods. One of these furloughs was scheduled for the fall of 1919. Having completed another year at Chefoo, Janet and Elsa took a boat south to rendezvou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Edith. The family then embarked at Shanghai, boarding The China in September. Elsa kept a little journal of the voyage, “Shanghai to San Francisco”:
“Sept. 14th [1919]. We left Shanghai on a launch. It was very late, and the launch, though supposed to leave at 4 P.M. never left till 6 P.M. There was a family on the launch, no, two families, who are missionaries on furlough.
Sept. 17th. We are in Nagasaki now. We arrived yesterday. Just now we are coaling.
Sept. 20th. Arrived in Yokohama.
Sept. 21st. Left Yokohama. It seems kind of countrified, compared with what I thought it would be. Everybody here rides bicycles it seems to me. We got out and saw the shops. We bought some sweets there, also two Damascene brooches, one apiece for Janet and me.
Sept. 25th. Guess what happened today?!! Mother’s cabin is on the corner of the deck. And Mr. Anderson, a judge, was just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when the boat tipped way way over, and he fell over, plumb into Mother’s lap! We laughed and so did everyone. But he was so confused! He should have laughed it off but he stammered and blushed so, that I felt sorry for him.
Sept. 26. We are on our way to Honolulu.
Sept. 27. We have two (2) Saturdays this week, because we are crossing the 180th degree of longitude.
Oct. 1. Today arrived at Honolulu! We got out and took an auto. We traveled all around. We went up onto the [Paly?]: a big high cliff, with rocks towering about it, flat on the top. This was where a battle was fought. The enemy tried to clamber up the side. When you look down you can see all over the plain. There is a magnificent view there. It is always windy there, and going across to the side, we all had to link arms going across to the edge to keep from falling over. On the way back we saw the place where the Queen lived. We dismissed the auto and got out. We went down to Waikiki Beach and saw the Aquarium. It was wonderful. There were beautiful fish there. I never have seen nor hope to see, any more beautiful fish.”
When the Sevilles left China, Elsa was almost ten years old. Janet was thirteen and Edith was only five. Edith could not have kept any journal, but years later she still vividly remembered their passage across the Pacific: “Each of us had a deck chair with their name on it, and they each had brought a steamer rug to keep them warm on deck. Every morning after breakfast I sat in my deck chair, and someone tucked me in. Everyone else sat in their chairs, too. Then a waiter in a white jacket brought each passenger beef tea in a white china cup. Then another waiter brought salted crackers. In the afternoon, at four o’clock, everyone got back on their deck chairs and the waiters brought tea and cookies.”
About a month after leaving Shanghai they landed in San Francisco Harbor. When George, Jessie, Janet, Elsa, and Edith had departed China in September 1919, they all expected to return after a short period. Not long after their arrival in San Francisco, Jessie was informed that she could not be granted the medical approval she needed to go back to Wenzhou. Thus, the Sevilles spent the next two years on the west coast before mov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a grandchild of Elsa would one day take it into his head to become a missionary of English. Now returned, whether just on furlough or not, his curiosity was sufficiently piqued to research the events this narrative has described—and his curiosity sufficiently frustrated to regret his youthful indifference to the story of his grandmother’s life.
转自：
http://sevillesinchina.blogspot.com/
Jessie Maude Merritt was born into a Baptist household in Newburgh, New York in 1874. The Merritt family owned a farm near that downstate city and that is where she grew up. Her hair was a light auburn which looked over blue eyes. One of the subjects in which she excelled at high school was mathematics. This may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getting the job she took after graduating. At the Sweet Orr Overall Company she was employed to perform clerical and accounts work. Just a few years into this job, in 1894, aged twenty, she married Walter Greene. The couple resolved before or shortly after the wedding to do missionary work together. But first they had to save up money to fund this activity. So, Jessie continued her job at Sweet Orr in hopes of accumulating enough money to enter Toronto Bible College. That was the institution that could prepare them for mission work in China. Jessie and Walter had read of Hudson Taylor’s interdenominational Christian project,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Both felt led to join up. But before they went anywhere, Jessie became pregnant and expected their first child at the end of 1894. Although the boy had developed perfectly in the womb, and no defect whatever could be found in his body, the umbilical cord strangled him during delivery. Just a few weeks later, as Jessie was still recovering, yet another loss fell down upon her. Walter Greene died of tuberculosis. In her twenty-first year she was a widow of a husband and bereft of a child.
Robbed of her partner, she clung to her plan to go to China. The next year, in 1895, she went north to attend Toronto Bible College. Four years later, in 1899, she sailed from Vancouver to Shanghai. This turned out to be the eve of China’s Boxer Rebellion, an anti-foreigner and anti-Christian outbreak of violence in 1900 which left 58 CIM missionaries dead as well as 21 of their children. At first Jessie, either in Shanghai or Wenzhou (southern Zhejiang province), covered herself in a blanket and hid underneath a window. Just outside the house, some were slain in the open. The violence had not passed, so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Jessie fled with other possible prey. They were disguised and tucked into a vehicle that brought them to a port where they embarked for Japan. Jessie stayed there for some months, waiting for the rebellion to end. On returning she resumed her language study. She had to learn both Mandarin and the Chinese dialect of Wenzhou, for she was to teach at a girls school in that city where she would have to use the latter.
At that school in Wenzhou George Hugh Seville turned up one day. Seville was born in 1876 and grew up a Presbyterian. He attended Shadyside Academy in Pennsylvania before going to Westminster College in New Wilmington in the same state. He matriculated at Westminster in 1895, the same year in which Jessie had gone up to Toronto Bible College. Seville’s major was Latin and Greek. Upon graduating from Westminster in 1898, he immediately applied that major in teaching those languages at a boys prep school. But soon he too heard a calling to join the Chinese missionary project organized by Hudson Taylor. As Jessie had to attend Toronto Bible College first, so Seville had first to receive some training. This requirement led him to Allegheny Theological Seminary, run by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Pittsburgh. So, in the year of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Jessie’s flight to Japan, in 1900, Seville began his theological study. In 1902 he completed his education at the seminary, and in early November of that year he boarded the Japanese steamship Maru at Vancouver. Seville got off the boat in Japan and stayed a week before traveling further south, arriving in Shanghai 2 December 1902. But Seville was assigned to Wenzhou, so from Shanghai he took a boat which stopped at Ningpo before floating down the coast and then up the Wenzhou River. Soon Seville was perfecting a pigtail because Hudson Taylor had made wearing one a requirement of all the men working in the CIM.
The mission compound is probably where Jessie and George met. That compound contained the main mission house, a two-story house with verandah, a garden of grass and bamboo trees, as well as separate girls and boys schools. When Seville arrived in late 1902 or early 1903 Jessie was already teaching at the girls school. The compound was large enough not only to accommodate those two schools but also dormitories attached to them. There was a Chinese church within the compound, which offered services for peop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People from all parts of Wenzhou attended. On the compound there was a Chinese pastor who had his own house, and there were small dwellings for Chinese employees such as teachers, the cook, Wong, and the gatekeeper, Adjipah. A gatekeeper was needed because there was a high wall around the compound.
If not immediately, soon Seville was attracted to Jessie, the young widow and bright teacher. She may also have been a stern one: Jessie firmly rejected his wooing at first. Perhaps her memory of Walter Greene was still strong enough for her to feel disloyalty. Or maybe Seville didn’t seem mature enough: he was two years younger than she was. In any case, it took a few years for Jessie to agree to marry Seville. In the diary he kept during these years, Seville beseeched God to instruct him in the way that would win Jessie. He also noted his intention to write his brother Dade, a physician in Pittsburgh, to commission him to procure a diamond ring, just in case he would have to reply to a yes from Jessie. The yes did come after some more pursuit. Dressed in Chinese robes, Jessie (31) and Seville (29) wed at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of CIM in Shanghai on 29 March 1905. Shortly afterwards Jessie conceived, and their first child, Janet Elizabeth, was born 13 January 1906. Seville later recalled: “The other missionary couples of Wenzhou had no children, and the local Chinese church people were a bit curious about Westerners because of that. When Jessie and I had a child we realized our ‘stock had gone up’; we were considered to be really normal human beings.”
About two years later, another child was born to Jessie and George. Jessie was thirty-three and George was twenty-nine when John Eldridge was born, 7 November 1907. But before he had lived a year, on 25 July 1908, he died of gastroenteritis and diarrhea. The experience of his death may well have reminded Jessie of her first loss of an infant, in 1894—as well as the loss of her first husband which had swiftly followed that one. But her second husband, George Hugh Seville, was in excellent shape and was to remain fit all of his many years. Two years after the ill-fated John Eldrige was born, Janet Elizabeth, now three-years-old, was joined by a little sister. Elsa Ruth was born 24 October 1909 in Wenzhou. Jessie was now thirty-five and George thirty-three. The couple and their two daughters lived in the large house in the mission compound. There were two stairways on opposite sides of it. One led to the bedrooms of the Sevilles, the other led to the bedrooms of the female teachers at the school.Janet and Elsa got another sister in 1914. Edith Rachel Merritt was born 3 November, at Flower Garden Lane, Wenzhou, delivered by Dr. E.T.A. Stedeford, of the United Method Mission in Wenzhou. Janet was now eight and Elsa five years old. Jessie was forty and George thirty-eight. Since both Jessie and George continued to teach, their girls were cared for by a Chinese amah. The amah spent much time with them and taught them some Chinese. Each of Seville girls got Chinese names: Janet was Mei Oe, Elsa was Mei Yong, and Edith was Mei Fuh. When the girls were of age, they were sent to a boarding school up north.
On the coast of Shandong province’s northeast peninsula, in Yantai, CIM had established a school mainly for children of its missionaries. In 1894 there were over 200 students of missionaries at Chefoo School. But this school wasn’t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1895 CIM opened a school for children aged 5-10. It was built at Tong-Hsin, three miles away from the first Chefoo building. Janet and Elsa were sent to this primary school of Chefoo. Janet probably went there in 1912. Elsa began attending when she was six, in 1916. Janet and Elsa usually returned to Wenzhou during breaks: they would take a coastal steamer to Shanghai and then a smaller boat to Wenzhou. Both Janet and Elsa were voracious readers, so their little sister Edith often found them engrossed in books. However, Elsa liked to read to her baby sister.Janet and Elsa wrote home every week. Elsa often asked after “little Edith” in her letters. Most of Elsa’s weekly letters were addressed to her mother. She sometimes signed them “Sunbeam” or “Sunbeam Elsa”. In a letter dated Chefoo, 12 Sept. 1917 (a little over a month before her eighth birthday) she reports that a teacher measured her as four feet one-and-a-half inches tall. The letters show that Elsa followed the events of World War I. She asks about her cousins fighting in it. In a letter from Chefoo, dated Nov. 6, 1918, she asks her father: “It is very good news, is it not, that Turkey has surrendered?” Evidently one of Elsa’s favorite adjectives was “ripping” to describe something excellent or first-rate. So in one letter she reports to her mother: “The tea was ripping.” Just a few lines later in this letter of June 18, 1919 she writes about a concert: “First, Miss Jeffrey played an absolutely ripping [double underline of those two words] pianoforte solo, then Miss Copp sang and lots of other ripping things were done.”While her sisters were away at Chefoo Edith was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the compound in Wenzhou. She often walked around with the amah and flew kites with a girl named Bang Tsau. On other occasions she was taken in a rickshaw across the city to another compound, where she played with Nina, whose mother was Chinese but whose father was an official in the French consulate. When Elsa was home, the amah would lead her and Edith around, sometimes atop the Wenzhou city wall. Those promenades along the top of the wall were very entertaining for the two Seville girls. There were little dwellings, tiny shops, and even smaller enterprises scattered around it. As for the scene within the city, we can form some impression of what they experienced from a reminiscence, “Early Morning in a Chinese City”, penned by Elsa just several years after returning to America:
"Imagine the sounds of a slaughter-house, the confused babble of the subway rush hour, the varied odors of a garbage-collecting truck, and the appetizing aroma of a hot-dog stand combined, and you have an idea of the atmosphere of early morning in Wenchow.The air is hazy with smoke, sifting through the tiled roofs, of grass, straw, and twigs which are burning to cook the family breakfasts. The women, with their hair uncombed, in untidy contrast to the smooth, polished-ebony appearance it will present later in the day, are sweeping the dust and dirt out of the front rooms into the street. The pigs, kept in lieu of garbage cans, are let out for the day. The chickens, each marked with a splotch of bright-colored dye to distinguish it from members of the neighbors’ flocks, are shooed out to add their chicks and squawks to the grunts and squeals of the pigs, and the growls of the fierce-looking yellow dogs who are lying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awaiting some passerby on whom to exercise their bark. On a few doorsteps there are children eating their morning rice, they are already handling the chopsticks expertly, although Americans at their age are clumsy and inefficient in managing the civilized spoon and fork.Two men trot by with a pig slung by its four feet to a pole over their shoulders, on the way to market: the protestations of the unlucky animal can be heard long after it is out of sight. Shopkeepers are taking down the wooden fronts of their shops: beggars are starting on their rounds to collect their daily portions of rice or cash from what we might call the “subscribers” on their routes. The sun climbs higher, and the comparative silence of early morning merges into the tumult of a Chinese city at business."
The Sevilles did not live in China uninterruptedly from 1905 to 1919. During those years they took furloughs which brought them back to America for short periods. One of these furloughs was scheduled for the fall of 1919. Having completed another year at Chefoo, Janet and Elsa took a boat south to rendezvou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Edith. The family then embarked at Shanghai, boarding The China in September. Elsa kept a little journal of the voyage, “Shanghai to San Francisco”:
“Sept. 14th [1919]. We left Shanghai on a launch. It was very late, and the launch, though supposed to leave at 4 P.M. never left till 6 P.M. There was a family on the launch, no, two families, who are missionaries on furlough.
Sept. 17th. We are in Nagasaki now. We arrived yesterday. Just now we are coaling.
Sept. 20th. Arrived in Yokohama.
Sept. 21st. Left Yokohama. It seems kind of countrified, compared with what I thought it would be. Everybody here rides bicycles it seems to me. We got out and saw the shops. We bought some sweets there, also two Damascene brooches, one apiece for Janet and me.
Sept. 25th. Guess what happened today?!! Mother’s cabin is on the corner of the deck. And Mr. Anderson, a judge, was just coming around the corner, when the boat tipped way way over, and he fell over, plumb into Mother’s lap! We laughed and so did everyone. But he was so confused! He should have laughed it off but he stammered and blushed so, that I felt sorry for him.
Sept. 26. We are on our way to Honolulu.
Sept. 27. We have two (2) Saturdays this week, because we are crossing the 180th degree of longitude.
Oct. 1. Today arrived at Honolulu! We got out and took an auto. We traveled all around. We went up onto the [Paly?]: a big high cliff, with rocks towering about it, flat on the top. This was where a battle was fought. The enemy tried to clamber up the side. When you look down you can see all over the plain. There is a magnificent view there. It is always windy there, and going across to the side, we all had to link arms going across to the edge to keep from falling over. On the way back we saw the place where the Queen lived. We dismissed the auto and got out. We went down to Waikiki Beach and saw the Aquarium. It was wonderful. There were beautiful fish there. I never have seen nor hope to see, any more beautiful fish.”
When the Sevilles left China, Elsa was almost ten years old. Janet was thirteen and Edith was only five. Edith could not have kept any journal, but years later she still vividly remembered their passage across the Pacific: “Each of us had a deck chair with their name on it, and they each had brought a steamer rug to keep them warm on deck. Every morning after breakfast I sat in my deck chair, and someone tucked me in. Everyone else sat in their chairs, too. Then a waiter in a white jacket brought each passenger beef tea in a white china cup. Then another waiter brought salted crackers. In the afternoon, at four o’clock, everyone got back on their deck chairs and the waiters brought tea and cookies.”
About a month after leaving Shanghai they landed in San Francisco Harbor. When George, Jessie, Janet, Elsa, and Edith had departed China in September 1919, they all expected to return after a short period. Not long after their arrival in San Francisco, Jessie was informed that she could not be granted the medical approval she needed to go back to Wenzhou. Thus, the Sevilles spent the next two years on the west coast before mov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a grandchild of Elsa would one day take it into his head to become a missionary of English. Now returned, whether just on furlough or not, his curiosity was sufficiently piqued to research the events this narrative has described—and his curiosity sufficiently frustrated to regret his youthful indifference to the story of his grandmother’s life.
转自：
http://sevillesinchina.blogspot.com/
http://sevillesinchina.blogspot.com/2008/12/sevilles-in-china-1899-1919_22.html
温州网讯
1914年11月3日，一名女婴在来温的美籍传教士家庭里诞生，父亲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美福。 1919年，美福随家人离开中国，温州的记忆装满了她的童年，温州的风土人情，从此一直留在她的梦里。 1995年，八十一岁的美福携家人重访温州，返回美国后撰写了一本书——《来自中国的回忆》。今年3月30日，美福在瑞士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周过境香港，与一位在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现称OMF International)工作的朋友喝下午茶。“听说你家祖上与Seville还有渊源。Seville的女儿叫Edith ，出生在温州，有个中国名字叫美什么？” “叫美福，她是薛华Schaeffer的太太。” “Edith Schaeffer今年3月30日在瑞士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她去世了？！”我一时愕然。
内地会是1865年由英国人戴德生发起，专门服务中国的一家基督教传教机构。1867年便派遣传教士曹雅直到温州，曹氏由此成为温州近代史上第一位西来的新教传教士。从1867年至1951年，该会累计派遣数十位传教士到温州。美国人夏时若(George Hugh Seville)便是其中一员。他于1903年5月抵达上海，当时年仅二十七岁。
夏时若是在温州认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江孟氏(Jessie Maude Merritt)。江孟氏，187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899年来到上海，当时正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期。1900年前往温州，任内地会育德女校教师。在温州并肩的工作，让这两个年轻人结下一生的缘分， 1905年3月29日，他俩在上海结婚。
夏时若与江孟氏有四个孩子，长女Janet Elizabeth，1906年出生。长子John Eldridge，1907年出生，不幸次年7月25日因痢疾夭折。接下来的两个孩子都是千金，老三Elsa Ruth ，1909年10月24日出生于温州；老四Edith Rachel，1914年11月3日也出生在温州，时为白累德医院院长施德福(E.T.A. Stedeford)所接生。
夏家三女都生于中国，因此她们都有中国名字——美好(Mei Oe)、美顺(Mei Yong)与美福(Mei Fuh)。当时内地会在烟台办有传教士子弟学校，美好与美顺都在那里接受教育，逢寒暑假才能回到温州父母身边。美福最小，在1919年全家离开中国前，还未到入学的年龄，因此她的童年几乎都在温州度过。当时她与父母住在花园巷教堂后的大院里(现县学前军分区军属大院)，院子里静谧的竹林、宽大的木头楼梯、友善的看门老伯及院子外的温州风土人情，从此一直留在她的梦里。1995年，八十一岁的美福曾携家人重访温州。返回美国后，她还撰写了一本书——《美福：来自中国的回忆》(Mei Fuh: Memories from China)，以儿童的视角回忆温州生活，堪称温州版《城南旧事》。
夏时若夫妇在温州生活了近二十年，直至1919年9月返美。离开时他们还计划不久就重返中国，但因江孟氏有心脏病，于是中国行没能继续。夏时若后来在美国费城一神学院担任希腊文及实践神学教授。美福后来则成为著名作家，撰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家庭是什么》(What is a Family？)《家政的隐藏艺术》(The Hidden Art of Homemaking)《苦难》(Affliction)影响巨大，后者还获得福音派基督徒出版者协会(ECPA)金书奖。她的夫君薛华(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在西方更为出名，是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神学家。1955年美福夫妇还一起在瑞士创立独立福音机构“庇荫所”(L'Abri)，开放家园，以实践“看得见的爱”。作为“互补主义”运动里程碑式的人物，用文字及行动关注妇女、家庭与基督教的美福曾被评为“改变二十世纪的一百位基督教女性”。
今年4月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这位“撰写了两打著作，在福音派基督徒，特别是妇女受众中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多产作家去世时，称她为“帮助定义保守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人”。当然，《纽约时报》亦不忘提及她1914年11月2日出生于中国温州。其实，美福是11月3日在温州出生，她在《美福：来自中国的回忆》书中特别提到，因父母是美国人，所以她必须在华盛顿登记出生。那时跨海电话还没发明，她爸爸发了一个电报，因时差的缘故，电报抵达华盛顿时那里才11月2日。 “从此我有两个生日，但是我所有的生日聚会都会在3日举行。”
链接：http://news.66wz.com/system/2013/09/13/103806994.shtml
憂喜溫州－－夏時若牧師夫婦
黃錫培
整理/李步正
Rev. & Mrs. George H. Seville
同蒙恩召
夏時若牧師1屬美國長老會，廿六歲時（1902年）抵中國，翌年到溫州，是義和團事件後第一位到溫州的宣教士。夏牧師愛好攝影，許多溫州早期的相片，都是他拍的。
女宣教士江孟氏（Mrs. Jessie Merritt Greene）1900年到溫州，義和團亂時往上海避難，亂平後再回。1904年回國述職。夏時若牧師和江孟氏相遇於溫州，大家志趣相投，於1905年3月在上海成婚後同返溫州。1906年1月女兒（Janet）出生。
女學堂工作報告
温州网讯
1914年11月3日，一名女婴在来温的美籍传教士家庭里诞生，父亲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美福。 1919年，美福随家人离开中国，温州的记忆装满了她的童年，温州的风土人情，从此一直留在她的梦里。 1995年，八十一岁的美福携家人重访温州，返回美国后撰写了一本书——《来自中国的回忆》。今年3月30日，美福在瑞士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周过境香港，与一位在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现称OMF International)工作的朋友喝下午茶。“听说你家祖上与Seville还有渊源。Seville的女儿叫Edith ，出生在温州，有个中国名字叫美什么？” “叫美福，她是薛华Schaeffer的太太。” “Edith Schaeffer今年3月30日在瑞士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她去世了？！”我一时愕然。
内地会是1865年由英国人戴德生发起，专门服务中国的一家基督教传教机构。1867年便派遣传教士曹雅直到温州，曹氏由此成为温州近代史上第一位西来的新教传教士。从1867年至1951年，该会累计派遣数十位传教士到温州。美国人夏时若(George Hugh Seville)便是其中一员。他于1903年5月抵达上海，当时年仅二十七岁。
夏时若是在温州认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江孟氏(Jessie Maude Merritt)。江孟氏，187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899年来到上海，当时正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期。1900年前往温州，任内地会育德女校教师。在温州并肩的工作，让这两个年轻人结下一生的缘分， 1905年3月29日，他俩在上海结婚。
夏时若与江孟氏有四个孩子，长女Janet Elizabeth，1906年出生。长子John Eldridge，1907年出生，不幸次年7月25日因痢疾夭折。接下来的两个孩子都是千金，老三Elsa Ruth ，1909年10月24日出生于温州；老四Edith Rachel，1914年11月3日也出生在温州，时为白累德医院院长施德福(E.T.A. Stedeford)所接生。
夏家三女都生于中国，因此她们都有中国名字——美好(Mei Oe)、美顺(Mei Yong)与美福(Mei Fuh)。当时内地会在烟台办有传教士子弟学校，美好与美顺都在那里接受教育，逢寒暑假才能回到温州父母身边。美福最小，在1919年全家离开中国前，还未到入学的年龄，因此她的童年几乎都在温州度过。当时她与父母住在花园巷教堂后的大院里(现县学前军分区军属大院)，院子里静谧的竹林、宽大的木头楼梯、友善的看门老伯及院子外的温州风土人情，从此一直留在她的梦里。1995年，八十一岁的美福曾携家人重访温州。返回美国后，她还撰写了一本书——《美福：来自中国的回忆》(Mei Fuh: Memories from China)，以儿童的视角回忆温州生活，堪称温州版《城南旧事》。
夏时若夫妇在温州生活了近二十年，直至1919年9月返美。离开时他们还计划不久就重返中国，但因江孟氏有心脏病，于是中国行没能继续。夏时若后来在美国费城一神学院担任希腊文及实践神学教授。美福后来则成为著名作家，撰写了大量作品，其中《家庭是什么》(What is a Family？)《家政的隐藏艺术》(The Hidden Art of Homemaking)《苦难》(Affliction)影响巨大，后者还获得福音派基督徒出版者协会(ECPA)金书奖。她的夫君薛华(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在西方更为出名，是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神学家。1955年美福夫妇还一起在瑞士创立独立福音机构“庇荫所”(L'Abri)，开放家园，以实践“看得见的爱”。作为“互补主义”运动里程碑式的人物，用文字及行动关注妇女、家庭与基督教的美福曾被评为“改变二十世纪的一百位基督教女性”。
今年4月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这位“撰写了两打著作，在福音派基督徒，特别是妇女受众中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多产作家去世时，称她为“帮助定义保守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人”。当然，《纽约时报》亦不忘提及她1914年11月2日出生于中国温州。其实，美福是11月3日在温州出生，她在《美福：来自中国的回忆》书中特别提到，因父母是美国人，所以她必须在华盛顿登记出生。那时跨海电话还没发明，她爸爸发了一个电报，因时差的缘故，电报抵达华盛顿时那里才11月2日。 “从此我有两个生日，但是我所有的生日聚会都会在3日举行。”
链接：http://news.66wz.com/system/2013/09/13/103806994.shtml
憂喜溫州－－夏時若牧師夫婦
黃錫培
整理/李步正
Rev. & Mrs. George H. Seville
同蒙恩召
夏時若牧師1屬美國長老會，廿六歲時（1902年）抵中國，翌年到溫州，是義和團事件後第一位到溫州的宣教士。夏牧師愛好攝影，許多溫州早期的相片，都是他拍的。
女宣教士江孟氏（Mrs. Jessie Merritt Greene）1900年到溫州，義和團亂時往上海避難，亂平後再回。1904年回國述職。夏時若牧師和江孟氏相遇於溫州，大家志趣相投，於1905年3月在上海成婚後同返溫州。1906年1月女兒（Janet）出生。
女學堂工作報告
1903年江孟氏的女學堂報告：
「去年我以『祈禱』為題，與一些年長的學生讀經，大家均受益匪淺，在最後一課時，我請她們分享個人的經驗，尤美的見證如下：
『1900年動亂時，我們舉家逃離家鄉，在山野間躲躲藏藏一段時間；當初我真擔心，見不信的人平安無事，就想：若自己不是信徒多好！記得有回鄰居說，拳民今夜來你家，我害怕得很，但想起我可以祈禱，求神保護，於是走進房間，跪在床前禱告，求主挪去我的恐懼；又求主讓我放膽在人面前承認基督，為真道熱心。禱告後，恐懼的心漸漸離去，主聽我的祈禱！
又我日夜在山野間走動，一點懼怕也沒有，反而笑口常開，令到母親和其他信徒驚奇不已。我知道是神賜我無懼之心，使我深信真道和祈禱。』
宣教站廚師女兒的見證：
『一天早上，衡師母叫我寫出某節經文的解釋，起初是一點頭緒也沒有，我等候了一週，仍然無法下筆，在交卷前一夜，我想起一定要祈禱，才能有答案；於是我禱告主，交託後便入睡。早上醒來，再閱讀一次經文後，便豁然開朗地寫下來，衡師母看過後說我寫得對。還有一次我發現遺失了銀釵，四處尋找無法尋見，不僅因失掉而可惜，還怕給母親大罵一頓。於是跪下禱告求主指引，起來時就想起某處，果然找回失物；但我感謝主時，覺得我不應用這最後的方法求告主，我應該用信心，凡事先求問主才是。』」
夏牧師1906年工作報告
「對溫州教會來說：信徒不僅需要為主而活，還要為主奉獻。我們都明白：自立、自養非常重要，但這先要有內裡成長，然後形於外才成。
有關城外眾福音堂：塘坑地區今年沒有洗禮，但新開了一處佈道所；章山地區信徒靈性低沉，但最近數週，看見禱告蒙應允；除了永加場，其他地區只有普通的增長。本地傳道人塍勇在倉頭附近忙不過來，聖餐主日，會堂常超過三百人；同時，倉頭附近還多加一佈道所。至於南門2地區的主日崇拜有許多新面孔，又多加一佈道所。比較令人失望的是內南溪，只有數人接受洗禮，其後再沒有一個慕道者。
受洗事宜：今年報名受洗查問信德者不多，只有八十三名及格領洗，守聖餐的信徒共有892人。
建造和擴大會堂事工：近年會堂在守聖餐時有人滿之患，今年主日崇拜人數續有增加，必須擴建會堂，增加三百座位，約需 一千二百墨西哥銀元，溫州教會捐了五百墨西哥銀元。12月豐收節舉行獻堂禮，在主日崇拜時，便可看到擴堂的效果，因管堂的報告，聚會人數接近一千人之多！下午兒童崇拜，由男女學堂之學生特別獻詩。還有在外南溪地區，也進行建堂工作，已有足夠的認捐奉獻，若找到適合地點，便可以買下來，盼明年成交。
傳道人訓練學院：我們仍然為成立一間聖經培訓學院禱告，用來訓練傳道人和教師，為主使用。」
夏牧師的愛與憂
1907年11月，夏師母在上海誕下兒子約翰，母子平安，一家樂也融融；但翌年夏天，嬰兒生病，7月因赤痢而離世，他們傷心得很。1909年10月，夏家再生下女兒路得，舉家歡欣。1910年5月夏家首次返國述職，一家四口6月安抵加拿大溫哥華，轉返美東。1912年5月回到上海。
愛好攝影的夏牧師，拍下南門一座修建的壯觀廟宇，他的代禱信：
「雖然中國在急速的改進，但人民仍沉迷於膜拜偶像，最近溫州不僅多建廟宇，並且還要擴充，我拍下的這間廟宇，就是兩年前加建而擴大了一倍的，這所廟宇香火很盛，若家中有人患病，親人便會去點香油求病得醫治，請你們為這些人代禱，盼他們得聽福音，讓他們早日鬆開迷信的枷鎖。」
鄉村外展工作
1909年初冬，夏牧師帶著新同工孟存誠教士到永加場的倉頭探訪，這是他們近年發展最快的地區，夏牧師報告說：
「我們先向十位報名受洗者查問信德，到晚上由全教會會友，聆聽別人對他們信主後生活言行之見證，才決定是否接納為他們施洗。
李岩寧，原是一個好賭、抽鴉片煙，無惡不作的人；他的父親敬虔愛主，三年前，見自己健康情況日差，為了不想把財產留給這敗家子，李父便寫下遺囑，把大部分家產送給教會。岩寧聞訊，怒毆老父，後傷重不治。家人深知若送官究治，定必死刑，不如赦免。幸其良知未泯，來到主前，痛改前非，求主寶血洗淨，戒除一切陋習，成為一勤懇的農夫。
另一位信主年多的婦女原是個『交鬼』女巫，信主後不再向偶像捐錢，激動了一些人對她不滿，搶了她家大門和烹飪傢具，但她並不還手，也不求神伸冤，一直保持沉默，結果鄉人歸還一切東西給她。」
1914年初，溫州信徒趁農曆新年放假，展開特別的傳福音工作：
「1月26日農曆年初一，溫州城內中、南和西三堂，約有七十位信徒，兩三人一組作伴，在城內街道、逐家和城外農村，分發福音單張和售賣福音書，共分發了二千五百份。初五下午，全體回到會堂報告，反應非常好，不常開口傳福音的，也找到聽眾；但仇敵反對力量也大，不肯接受單張的、反對和反駁信仰的比比皆是。
我們趁此機會鼓勵信徒廣傳福音，接著舉行培靈會和聖經學校，特別強調傳福音，教導並推行個人佈道，尤其是採取一領一方式，邀請未信者來佈道會。2月14日下午，專題講道後，約有五十名來自城內三堂、屬於『一領一福音隊』的成員，立志要做三百日傳福音工作。有些以獻金代替工作，把獻金用來支持外出傳福音者一切費用；也有團員因缺席而無法表態，但希望繼續有份參與。無論如何，由兩三位弟兄提出這樣做，已經令人感到鼓舞，因為立志用這麼多時間去傳福音，實在是溫州的創舉。要在有限時間內，將福音傳遍全區，若傳道人與信徒，聯合組成兩三人一隊的福音隊，很快便能把福音傳遍全區了。」
1914年夏牧師溫州年報
「我很高興發出這份報告，今年最後一次受洗人數達到151人，為歷年之冠，當然面對這廣大禾田，這只是很少數。
12月13日，我們為新建之西堂舉行獻堂禮，早堂全場滿座，由衡秉鈞教士主講，午堂專向未信者傳福音，仍然人頭湧湧，先由蔣牧師傳講福音，然後由三位青年作見證，這樣用了四次重疊來宣講福音，大家非常留心聽道。新堂設計簡樸，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可坐三百人。
建堂費用（包括地價），共834.72元，其中534.72元奉獻來自城內教堂和城外福音堂的信徒，西堂信徒出力最多，另外三百元是國外信徒的奉獻，我們不用欠任何債務，大家均歡樂融融，慶祝大功告成。求主使這會堂作真誠崇拜之用，更多新靈魂誕生於此！」
另根據內地會1915年北美版《億萬華民》記錄，1914年信徒奉獻支持傳道人薪金和義工交通費共390元，比去年249元增多，教會經常費則從去年1088.07元，增至1270.84元，按奉獻人數計，就是每人0.93元，比去年0.85元增多了，雖然今年仍不是豐收年。
至於1914年其他統計是：150處聚會點，四十位受薪傳道人，161位義務傳道人，全年399人受洗，教會會員共2,775人，參加聚會人數全年約達7,400人，在溫州宣教站有夏牧師夫婦、榮姑娘和慕姑娘等四人，在平陽宣教站有衡教士夫婦和王教士夫婦等四人。另有一喜事，11月3日，夏牧師夫婦生下三女拉結（Edith Rachel Merritt）3。
溫州宣教站
1916年夏牧師代表溫州宣教站，到杭州參加第二屆浙江省內地會中西同工聯合會議，有數項專題在大會中討論：「如何將福音傳給仍未能接觸到之未信者」、「如何尋求工人和工人應有之培訓」、「中國內地會浙江省教會聯會」和「中學教育」等。
大會靈修時間由寧波聖公會4會督沈再生5主持，每天兩小時半，講述許多實際問題，如「傳道人對人和其家庭之責任」、「傳道人對個人禱告靈修讀經之責任」等，赴會的人均感受益，整個大會充滿和諧美好的交通。
1916年，衡秉鈞教士接任溫州宣教區監督後，為方便處理平陽自立教會事件，便舉家遷往平陽，留下夏牧師夫婦主持宣教站。
1919年9月夏牧師舉家離華返美，那時，夏師母在溫州差不多十九年，夏牧師也接近十七年，夫婦倆帶著三個女兒，於10月8日安抵三藩市，據記錄，他們夫婦回美後，師母身體欠佳6，不能重返中國，至1935年才正式從內地會退休。
作者著有《捨命的愛》及《回首百年殉道血》，並得香港第五屆金書獎殊榮。
參考資料：
(1)China’sMillions，NorthAmericanEdition，Toronto：ChinaInlandMission.中國內地會月刊北美版《億萬華民》1902年第140頁；1903年第74頁；1904年第22，23和95頁；1905年第36，48和71頁；1906年第47，120，124和142頁；1907年第66，67至96頁；1908年第11，34，35，121和145頁；1909年第43頁；1910年第6，11，43和99頁；1912年第74和102頁；1913年第21頁；1914年第43和88頁；1915年第29，45，90和91頁；1916年第85，110和124頁；1917年第46頁；1918年第13和173頁；1919年第14，61和173頁；1920年第16和62頁；1921年第81，86，94，110和158頁；1922年第142和173頁；1923年第137頁；1926年第92頁；1927年第50，110，113，130，137和210頁；1928年第5，6，7，43，110，153和154頁；1929年第61和140頁；1930年第90至91頁；1932年第159頁；1936年第118至119頁；1938年第30，56和57頁；1939年第158至159頁；1941年第55和95頁；1943年第101頁；1947年第31，60，151和190頁；1948年第31頁；1949年第46頁；1950年第30和101頁；1951年第40至41頁。
(2)China’s Millions，LondonEdition，London：ChinaInlandMission.中國內地會月刊英倫版《億萬華民》1900年第47.80，155和166頁；1901年第62頁；1902年第45頁；1903年第22和56頁；1907年第4頁；1908年第34，35，132，144和145頁；1909年第53，75和168頁；1910年第170頁；1911年第22，58，122和142頁；1912年第114，126，170和175頁；1914年第78，79和114頁；1915年第46頁；1917年第31和92頁；1918年第29和35頁；1921年第6，7，83和93頁；1922年第12，44，45，48，112，156和157頁；1923年第78，139，157和190頁；1925年第160至161頁；1926年第6，80，93和110頁；1927年第59和174頁；1928年第40，41和138頁；1929年第43和56頁；1934年第38和232頁；1935年第109和216頁；1936年第238頁；1937年第192頁。
(3)ChinaInlandMission：RegisterofChinaInlandMissionMissionariesandAssociates，1854-1948.《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註冊名錄》
(4)ChinaInlandMission：ListofMissionariesandTheirStations.Shanghai：ThePresbyterianMissionPress，July，1892；June，1895；June，1900；January，1901；July，1905；January，1910；January，1915；January，1920；January，1925；January，1931；January，1935；January，1940；December，1946；January，1949andJanuary，1950.
(5)MacGillivray，D.：TheChinaMissionYearBook，1913-1915.Shanghai：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na，1913-1915.
(6)Boynton，CharlesL.：Directo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16-1917.Shanghai：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BookDepot.
(7)Boynton，CharlesL.：Directo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18-1919.Shanghai：KwangHsuehPublishingHouse.
(8)NationalChristianCouncil：Directo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23，1924and1927.Shanghai：KwangHsuehPublishingHouse.
(9)Stanford，Edward：AtlasoftheChineseEmpire.London：TheChinaInlandMission，1908.
(10)MacGillivray，D.：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807-1907.Shanghai：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07.
(11)MacGillivrayD.：AMandarin-RomanizedDictionaryofChinese，Shanghai：ThePresbyterianPress，3rdEdition，1911.
(12)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全二冊。
(13)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全四冊。
(14)花存宏主編：《浙江省地圖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9。
(15)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溫州：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出版，2000。
(16)中華續行委辦會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5）。台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及橄欖基金會聯合再版，1983，全十三冊。
(17)何天擇編著：《人生之旅》。香港：美國中信出版社，2011。
(18)沈迦著：《日光之下一一蘇慧廉和他的時代》。台北：新銳文創，2012。
(19)黃錫培著：《回首百年殉道血》。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社暨海外基督使團，2010。
註釋：
12月13日，我們為新建之西堂舉行獻堂禮，早堂全場滿座，由衡秉鈞教士主講，午堂專向未信者傳福音，仍然人頭湧湧，先由蔣牧師傳講福音，然後由三位青年作見證，這樣用了四次重疊來宣講福音，大家非常留心聽道。新堂設計簡樸，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可坐三百人。
建堂費用（包括地價），共834.72元，其中534.72元奉獻來自城內教堂和城外福音堂的信徒，西堂信徒出力最多，另外三百元是國外信徒的奉獻，我們不用欠任何債務，大家均歡樂融融，慶祝大功告成。求主使這會堂作真誠崇拜之用，更多新靈魂誕生於此！」
另根據內地會1915年北美版《億萬華民》記錄，1914年信徒奉獻支持傳道人薪金和義工交通費共390元，比去年249元增多，教會經常費則從去年1088.07元，增至1270.84元，按奉獻人數計，就是每人0.93元，比去年0.85元增多了，雖然今年仍不是豐收年。
至於1914年其他統計是：150處聚會點，四十位受薪傳道人，161位義務傳道人，全年399人受洗，教會會員共2,775人，參加聚會人數全年約達7,400人，在溫州宣教站有夏牧師夫婦、榮姑娘和慕姑娘等四人，在平陽宣教站有衡教士夫婦和王教士夫婦等四人。另有一喜事，11月3日，夏牧師夫婦生下三女拉結（Edith Rachel Merritt）3。
溫州宣教站
1916年夏牧師代表溫州宣教站，到杭州參加第二屆浙江省內地會中西同工聯合會議，有數項專題在大會中討論：「如何將福音傳給仍未能接觸到之未信者」、「如何尋求工人和工人應有之培訓」、「中國內地會浙江省教會聯會」和「中學教育」等。
大會靈修時間由寧波聖公會4會督沈再生5主持，每天兩小時半，講述許多實際問題，如「傳道人對人和其家庭之責任」、「傳道人對個人禱告靈修讀經之責任」等，赴會的人均感受益，整個大會充滿和諧美好的交通。
1916年，衡秉鈞教士接任溫州宣教區監督後，為方便處理平陽自立教會事件，便舉家遷往平陽，留下夏牧師夫婦主持宣教站。
1919年9月夏牧師舉家離華返美，那時，夏師母在溫州差不多十九年，夏牧師也接近十七年，夫婦倆帶著三個女兒，於10月8日安抵三藩市，據記錄，他們夫婦回美後，師母身體欠佳6，不能重返中國，至1935年才正式從內地會退休。
作者著有《捨命的愛》及《回首百年殉道血》，並得香港第五屆金書獎殊榮。
參考資料：
(1)China’sMillions，NorthAmericanEdition，Toronto：ChinaInlandMission.中國內地會月刊北美版《億萬華民》1902年第140頁；1903年第74頁；1904年第22，23和95頁；1905年第36，48和71頁；1906年第47，120，124和142頁；1907年第66，67至96頁；1908年第11，34，35，121和145頁；1909年第43頁；1910年第6，11，43和99頁；1912年第74和102頁；1913年第21頁；1914年第43和88頁；1915年第29，45，90和91頁；1916年第85，110和124頁；1917年第46頁；1918年第13和173頁；1919年第14，61和173頁；1920年第16和62頁；1921年第81，86，94，110和158頁；1922年第142和173頁；1923年第137頁；1926年第92頁；1927年第50，110，113，130，137和210頁；1928年第5，6，7，43，110，153和154頁；1929年第61和140頁；1930年第90至91頁；1932年第159頁；1936年第118至119頁；1938年第30，56和57頁；1939年第158至159頁；1941年第55和95頁；1943年第101頁；1947年第31，60，151和190頁；1948年第31頁；1949年第46頁；1950年第30和101頁；1951年第40至41頁。
(2)China’s Millions，LondonEdition，London：ChinaInlandMission.中國內地會月刊英倫版《億萬華民》1900年第47.80，155和166頁；1901年第62頁；1902年第45頁；1903年第22和56頁；1907年第4頁；1908年第34，35，132，144和145頁；1909年第53，75和168頁；1910年第170頁；1911年第22，58，122和142頁；1912年第114，126，170和175頁；1914年第78，79和114頁；1915年第46頁；1917年第31和92頁；1918年第29和35頁；1921年第6，7，83和93頁；1922年第12，44，45，48，112，156和157頁；1923年第78，139，157和190頁；1925年第160至161頁；1926年第6，80，93和110頁；1927年第59和174頁；1928年第40，41和138頁；1929年第43和56頁；1934年第38和232頁；1935年第109和216頁；1936年第238頁；1937年第192頁。
(3)ChinaInlandMission：RegisterofChinaInlandMissionMissionariesandAssociates，1854-1948.《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註冊名錄》
(4)ChinaInlandMission：ListofMissionariesandTheirStations.Shanghai：ThePresbyterianMissionPress，July，1892；June，1895；June，1900；January，1901；July，1905；January，1910；January，1915；January，1920；January，1925；January，1931；January，1935；January，1940；December，1946；January，1949andJanuary，1950.
(5)MacGillivray，D.：TheChinaMissionYearBook，1913-1915.Shanghai：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forChina，1913-1915.
(6)Boynton，CharlesL.：Directo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16-1917.Shanghai：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BookDepot.
(7)Boynton，CharlesL.：Directo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18-1919.Shanghai：KwangHsuehPublishingHouse.
(8)NationalChristianCouncil：Directo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923，1924and1927.Shanghai：KwangHsuehPublishingHouse.
(9)Stanford，Edward：AtlasoftheChineseEmpire.London：TheChinaInlandMission，1908.
(10)MacGillivray，D.：ACenturyofProtestantMissionsinChina，1807-1907.Shanghai：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07.
(11)MacGillivrayD.：AMandarin-RomanizedDictionaryofChinese，Shanghai：ThePresbyterianPress，3rdEdition，1911.
(12)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全二冊。
(13)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全四冊。
(14)花存宏主編：《浙江省地圖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9。
(15)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溫州：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出版，2000。
(16)中華續行委辦會及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5）。台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及橄欖基金會聯合再版，1983，全十三冊。
(17)何天擇編著：《人生之旅》。香港：美國中信出版社，2011。
(18)沈迦著：《日光之下一一蘇慧廉和他的時代》。台北：新銳文創，2012。
(19)黃錫培著：《回首百年殉道血》。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社暨海外基督使團，2010。
註釋：
1.據《溫州基督教》第4頁所載有關溫州內地會：「先後負責的外國傳教士有：曹雅植（英人）、夏士爵（英人）、衡秉鈞（英人）、王廉（英人）、伊賽士（美人）。」惟據China's Millions和 China Inland Mission: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1854-1948。《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註冊名錄》的紀錄，夏時若（美人）之音與夏士爵同，又王廉是新西蘭人，並非英人。
2.據溫州吳迦勒弟兄註釋: South Gate南門堂（Sa-zie山前）即山前街，最東邊有（Zie-die上田）。
3.夏牧師夫婦育有長女Janet，次女Elsa Ruth和三女Edith Rachel Merritt，第三女之名Merritt是夏師母之娘家姓「孟」。
4.據MacGillivray, 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一書第23頁之中文名稱安立甘教會，也即聖公會。
5.據1915年《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二集第344頁，寧波有聖公會沈再生牧師。
6.據溫州信徒沈迦弟兄來函，談及他祖上四代蒙恩歸主，乃自夏牧師開始，云及夏師母患心臟病，故他們不能再返回中國。
链接：http://www.ccmhk.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7984&Pid=16&Version=123&Cid=37&Charset=big5_hkscs#.VFx8FPnF8pc
Minced Oaths
In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George H. Seville on 26/07/2012 at 10:36
The Rev. George H. Seville wrote this little tract, found among the Papers of the Rev. Albert F. (“Bud”) Moginot, Jr.
Born, 19 March 1876, near Bellevue, PA, he later graduated from the Shadyside Academy in Pittsburgh, from Westminster College, New Wilmington, PA, and from Allegheny Seminary (UPCNA), Pittsburgh. He served as a high school teacher for a brief time before taking additional studies at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in preparation for ministry in China, beginning in 1902, serving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hile stationed there, he met and later married a fellow missionary, the former Jessie Maud Merritt Greene, in 1905. [Mrs. Seville, born 15 Oct. 1874, died on 2 Jan. 1960 in Wilmington, Delaware.]
The couple had four children, all born in China. Three daughters, Janet (Mrs. Ralph M. Bragdon), Elsa (Mrs. Roger B. VanBuskirk) and Edith (Mrs. Francis A. Schaeffer), and a son, John, who died in infancy.
The Seville family returned from China in 1919, whereupon Rev. Seville studied at Gordon College and then served as pastor of the Westminster Presbyterian church, Newburgh, NY, from 1923-1930. From 1931-1935, Rev. Seville served in the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based initially in Toronto, Ontario and later in Philadelphia, PA.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his alma mater Westminster College awarded him the Doctor of Divinity degree, in 1932. He was next one of the founding professors at the 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 teaching Greek and Practical Theology. Retiring from that service in 1955, this was also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Francis and Edith Schaeffer founded the L’Abri ministry, and Dr. Seville served as treasurer for the ministry from 1955-1967. Dr. Seville lived to be 101 years of age, and died on 21 March 1977.
Minced Oaths
Rev. George H. Seville, D.D.
A visiting minister was asked to lead in prayer in Sunday school, and when he had finished, a teacher heard one of her girls whisper, “Gosh, what a prayer!” Such an exclamation seems incongruous in expressing one’s appreciation of a prayer, but a little thought will lead anyon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gosh” is not an appropriate word for a Christian to use on any occasion whatsoever. When we look in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such interjections, we may be surprised that even some Christian people are habitual users of expressions which the dictionary terms “minced oaths.”
A very commonly used interjection is “Gee.” It is capitalized in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and given this definition: “A form of Jesus, used in minced oaths.” This derivation is even more apparent when the form “Geez,” now frequently heard, is used. Two other common words and their definitions are these: “Golly—a euphemism for God, used in minced oaths; gosh, a substitute for God, used in minced oaths.” “Darn, darned, darnation” are said to be “colloquial euphemisms for damn, damned, damnation.” Persons who allow their lips to utter “Gosh- darned” quite freely would be shocked if they realized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word.
A certain minister, professor in a sound seminary, when he was a child was not allowed to use “goodness,” “mercy,” or “gracious” as exclamations. He was inclined to think the restrictions a family peculiarity, merely a parental overcarefulness, but now he can see that it had a sound Calvinistic basis. The Shorter Catechism asks, “What is required in the third commandment?” and then gives this answer: “The third commandment requireth the holy and reverent use of God’s names, titles, attributes, ordinances, words, and works.” Certainly goodness is an attribute of God. That this is so is recognized by Webster in the latter part of his definition: “The word is used colloquially as an exclamation, or in various exclamatory phrases, as “for goodness sake! goodness gracious 1”—the reference being originally to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use of minced oaths is quite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the New Testament teaching. For example, our Lord Jesus said: “But I say unto you, Swear not at all. . . . But let your speech be, Yea, yea; Nay, nay: and whatsoever is more than these is of the evil one” (Matt. 5:34, 37, R. V.). The phrase “whatsoever is more than these” suggests the meaning of expletives, or exclamations: an expletive is defined as “something added merely as a filling; especially a word, letter, or syllable not necessary to the sense, but inserted to fill a vacancy.”
James in writing his Epistle repeats almost exactly the words of the Lord Jesus quoted above: “But above all things, my brethren, swear not, neither by the heaven, nor by the earth, nor by any other oath: but let your yea be yea, and your nay, nay; that ye fall not under judgment” (Jas. 5:12). That last word recalls our Lord’s declaration: “But I say unto you, That every idle word that men shall speak, they shall give account thereof in the day of judgment” (Matt. 12:36). The result of this judgment is given in the following verse, “For by thy words thou shalt be justified, and by thy words thou shalt be condemned.”
If we try to excuse ourselves by saying that these exclamations slip through our lips unawares, we need to heed the Holy Spirit’s warning in the Epistle of James: “If any man thinketh himself to be religious, while he bridleth [or, curbeth] not his tongue, but deceiveth his heart, this man’s religion is vain” (1:26). Even though we do not intend these minced oaths to bear the meaning the words originally had, we certainly cannot truthfully say that the use of them accords with Christ’s command, “Let your speech be, Yea, yea; Nay, nay.”
James seemed puzzled by the same anomaly that puzzles us, namely, the presence of minced oaths on the lips of Christians. Writing of the tongue as “a restless evil . . . full of deadly poison,” he said: “Therewith bless we the Lord and Father; and therewith curse we men, who are made after the likeness of God: out of the same mouth cometh forth blessing and cursing. My brethren, these things ought not so to be” (Jas. 3 : 8-10).
While no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give a complete list of all the words in the vocabulary of near-profanity, enough has been said to indicate that present- day speech has fallen below that standard which Christ Jesus set for his disciples.
The tendency in the use of expletives is to find the milder ones becoming less expressive of our feelings, to discard them, and use stronger ones in their stead. A careless following of others in the use of these common minced oaths will dull our own spiritual sensitiveness, and will weaken our Christian testimony.
To gain the victory in this matter of full obedience to our Lord Jesus, we need to make the prayer of David our daily petition: “Let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acceptable in thy sight, O Lord, my strength and my redeemer” (Psa. 19: 14).
Image source : Sixteenth Annual Catalog of 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 Elkins Park, PA, Summer 1953, page 7.
We have two different printings of this tract preserved at the PCA Historical Center, both indicating that the tract was originally self-published; one tract gives Rev. Seville’s address in Wilmington, while the other lacks any address, indicating that it was probably distributed among closer associates and thus this latter example is probably the first printing. Subsequently, the tract was reprinted as “Minced oaths : a vital message for every Christian.” by the Good News Publishing Company, in 1944 and then again by the same publisher in the 1960s. It has additionally been reprinted in at least one periodical: The Projector. (Spring 1989). The tract remains in print to this day, currently available from Bible Truth Publishers [http://bibletruthpublishers.com/minced-oaths-leaflets/george-h-seville/communication-speech/pd5591]
The bulk of Dr. Seville’s published writing, so far as I’ve been able to discover, appeared on the pages of The Bible Today,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Bible Institute in New York City. These articles appeared during the years when Dr. J. Oliver Buswell, Jr. was serving as president of that school. The PCA Historical Center has a complete run of this periodical from May 1941 to September 1951, and is currently searching for issues prior to May 1941. Dr. Seville appears to have written exclusively on the subject of missionary biography, and the articl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titles:
Hugh Adoniram Judson : The Apostle of Burma, 38.4 (January 1944) 75-80.
“And Some, Evangelists”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41.3 (December 1946) 563-574.
“And Some, Evangelists” Dwight Lyman Moody, 41.4 (January 1947) 585-597.
“And Some, Evangelists” George Whitefield, 40.9 (June-September 1946) 486-495.
“And Some, Evangelists” Henry Moorhouse, 41.8 (June-September 1947) 719-729.
“And Some, Evangelists” J. Wilbur Chapman, 41.7 (April 1947) 672-681.
“And Some, Evangelists” John Wesley, 41.2 (November 1946) 544-555.
“And Some, Evangelists” Reuben Archer Torrey, 41.5 (February 1947) 608-617.
“And Some, Evangelists” William Ashely Sunday, 41.8 (May 1947) 686-697.
Bartholomew Ziegenbalg : The Apostle of India, 39.2 (November 1944) 42-47.
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rtz : The Founder of the Native Church in India, 39.3 (December 1944) 68-74.
George and Grace Stott : Pioneers in Wenchow, China, 39.1 (October 1944) 14-20.
Glimour of Mongolia, 39.6 (March 1945) 158-167.
James Chalmers, 38.7 (April 1944) 164-171.
James Hudson Taylor, Part I : The Apprentice, 38.5 (February 1944) 120-124. [author's name not provided]
James Hudson Taylor, Part II : The Master Workman, 38.6 (March 1944) 139-146.
John Evangelist Gossner : the Father of Faith Missions, 40.1 (October 1945) 284-287
John Williams : The Apostle of the South, 39.8 (May 1945) 217-226.
Mary Slessor of Calabar : Pioneer Missionary of Okoyong, 38.9 (June-September 1944) 227-235.
Men We Should Know : Adolph Saphir: Hebrew Christian Preacher, 43.8 (May 1949) 249-258.
Men We Should Know : Albert B. Simpson: Founder of the C. and M. Alliance, 45.3 (December 1950) 68-77, 87.
Men We Should Know : Charles Simeon, Leader of the Low-Church Party, 42.7 (April 1948) 188-192; 42.9 (June-September 1948) 268-273.
Men We Should Know : Francis Asbury, the Homeless Bishop, 44.1 (October 1949) 5-12, 27, 32.
Men We Should Know : George Fox: Founder of Quakerism, 43.3 (December 1948) 77-84.
Men We Should Know : John Nelson Darby, 43.5 (February 1949) 139-144.
Men We Should Know : John Newton: a Brand from the Burning, 42.3 (December 1947) 89-93; 42.4 (January 1948) 103-109. Men We Should Know : Richard Baxter: a Protestant Saint, 43.4 (January 1949) 107-112, 136.
Men Worth Knowing : August Hermann Francke: Pastor, Professor, Philanthropist, 42.5 (February 1948) 137-147.
Men Worth Knowing : Philipp Jakob Spener, 42.1 (October 1947) 27-31; 42.2 (November 1947) 46-50.
Missionary Builders : Guido Verbeck : A Pioneer in New Japan, 40.7 (April 1946) 427-433.
Missionary Builders : John Wilkinson : Founder of the Mildmay Mission to the Jews, 40.8 (May 1946) 475-483.
Missionary Builders : Pastor Louis Harms : Founder of a Unique Enterprise, 40.3 (December 1945) 350-354, 364.
Missionary Builders : Robert Moffat: Builder of the Bechuana Missions, 40.5 (February 1946) 396-402.
Missionary Builders : Robert Morrison: The Pioneer of Modern Missions in China, 39.9 (June-September 1945) 251-258, 264, 267.
William Carey : Founder of a Missionary Society and a Mission, 38.2 (November 1943) 36-40.
William Carey : One of the Serampore Brotherhood, 38.3 (December 1943) 54-59.
William Chalmers Burns: Evangelist and Missionary, 39.4 (January 1945) 89-95; 39.5 (February 1945) 126-129.
來源：http://continuing.wordpress.com/2012/07/26/minced-oaths/#more-2345
相關連結：来温首位美籍传教士夏时若牧师
施德福医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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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德福（K.T.A.stedeford） |
http://www.56.com/u80/v-NjA5ODU5MTc.HTML
http://jgospel.net/media/micro-film/%E6%96%BD%E5%85%AC%E9%87%8C%E7%9A%84%E6%95%85%E4%BA%8B.c57787.aspx
施德福介绍：
施德福(T.A.Stedeford,1885—?)，英国人。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1917年，由循道公会差会派遣，来温州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业余进修热带病学，考取博士学位。
经常使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天象，试图探索月球运转和地球气温变化与热带病关系。1925年，和宁波斐迪中学英籍女教师梅甫硕士结婚。
1929年夏，创办温州第一所护士职业学校。1934年，又开办助产士职业学校。外科操刀准确度可在一叠纸上随意裁到指定一层。医德高尚，出诊为产妇剖腹，病榻脏臭，烟熏满屋，毫无嫌忌。教课不厌其详，学生百问不厌，实验一丝不苟，严以律己，乐于助人，态度和蔼，作风端厚，赢得医院内外普遍尊敬。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数度沦陷，白累德医院避迁永嘉枫林，外汇断绝，经费困难，加上连年战祸，疫病流行，救死扶伤，任务艰巨。施氏自开门诊，收费悉数归公，登报呼吁，恳请各界解囊资助，得以渡过难关。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队受伤人员秘密住院，均得悉心诊治。
1950年，年迈回国，任院长32年，温州医师公会和各界人士盛会欢送，摄影留别。邑人名其宅旁巷弄为施公里，并立坊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毁。
链接：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D%E5%BE%B7%E7%A6%8F/254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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