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回忆英籍医生施德福夫妇 作者:徐章


回忆英籍医生施德福夫妇
作者:徐章
   
  英籍医生施德福(K.T.Astedeford),约于一九一年爱丁堡医科大学毕业后,来温州从事医疗事业,前后达四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五O年逾花甲才离温回国。他是白累德医院(现温州第二医院前身)最后一任院长,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关心病员,为人和蔼,在温州为救死扶伤做了不少工作,深得温州病家的好评。
  当我还是少女的年代,就听到过关于施德福医生治病的传说。人们说,如果患了非动手术不可的毛病,就非找施德福医生不可。还说,他操手术刀的精确度,简直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一叠薄纸上,如果要剖破七张纸,一刀下去,绝不会损及第八张。我从心里暗暗敬佩他。直到一九四二年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不仅认识了施德福夫妇,而且和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这就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避难到祖籍永嘉枫林。在那里,我家并无住房,在族人的安排下,暂时住在御史祠,也就是为纪念先祖父徐定超公而建的祠堂(先祖父系清光绪九年进士,任过京畿道御史;清末曾加入孙中山、蔡元培先生组建的革命组织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那时,我正在温州中学念高中,学校迁往青田水南村,到了暑假,我就回到了枫林。
  一九四一年冬,我十八岁时,日寇偷袭珍珠港,留居我国的一些英美国籍的公民,也像我们一样不时受到日寇的威胁.暑假期间,施德福夫妇也避难到枫林来。当地基督教会对施德福夫妇十分敬重,竭力代为安排住处。他们看看御史祠宽敞明亮,就来动员我们让出来.为这事,我父亲很生气,认为他们没理由要我们让出来给外国人住。
  后来经过协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我们一家人搬到楼下住,施德福一行人住在楼上,楼下厨房两家共用。陪同施德福夫妇前来的,还有两个外国男人,三四个中国佣人。那时我和兄弟姊妹们与外人同住一起,看他们用刀叉吃面包、乳酪和肉排,感到很新鲜。后来熟悉了,我们还向他们学做面包和蛋糕,夜晚还和他们一起在星光下乘凉。
  不久后的一天,施德福医生宣称,要为枫林地方的老百姓免费诊治一天。消息传出,人们象潮水一样涌进"御史祠",有的病人由几个人搀扶着走来;有的病人拄着拐杖从老远的山村赶来;有的妇女把病得啼哭不止的婴儿送来……中堂上,沿墙所放的几张长板凳坐满了人,就像是医院的候诊室。不一会,施德福医生从楼上下来,他身材魁梧,两鬓花白,颈上挂着听筒。夫人施梅甫护士(原系宁波斐迪中学英籍教师)跟在后面,她个子不高,略微发胖,脑后梳个发髻,笑容可掬。医生认真地替病人诊治开方,夫人则穿梭于病人之间探问病情。他们整整忙了一个上午,直到病人散去才休息。
  这次以后,我父亲很受感动。他一改以往的态度,特地请人从乐清买来蝤蠓和黄鱼,又宰鸡买肉,烧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宴请这几位外国邻居。席上谈笑自如,彼此相处得很融洽。渐渐地,我也到楼上去玩,看看他们的卧室,和他们聊聊天。施德福医生那年五十六岁,夫人四十岁。夫人爱唱歌,走路还跳呀跳地,像个活泼的姑娘。她拉着我的手,用英语和我交谈。讲得太快,我听不懂,她就慢慢地说,还加上温州话解释。我用心听,有时也说两句简单的英语,后来我们一见面就用英语互相问好,使我的会话水平提高了不少。
  施德福夫妇会说温州话,却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有一天,他俩下楼来找我,医生手里拿着一本国语教科书。夫人拉着我的手说:请你教我们说普通话好不好?我感到很惊讶,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年纪又这么大,竟向我这个姑娘学习,而且是在避难的时节!他们珍惜时间,抓紧学习的精神,在我的心田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虽是温州人,却在北京出生,自忖普通话还不错,就壮着胆应承下来。不过,我也提出个交换条件,要夫人教我英语,她微笑地点点头。我和她说定,每天上午八点钟,她到楼下我的卧室,由她先用英语讲个故事给我听,然后我用普通话讲个中国故事给她听。医生则间接向夫人学,遇到疑难的字,他常拿着书来问我,我也认真地告诉他读音和字义。有时候我坐在床上,端张椅请夫人坐在对面;有时候我们索性都坐在床上,肩并着肩,脸偎着脸。可惜暑假太短,总共只讲了十来故事,我们就分别了。
  我清楚地记得,夫人所讲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讲威尼斯商人安东尼的,这故事我在高中英文选里学过,听起来容易懂。她讲故事富于表情,有声有色,常常说得我笑个不住。我对她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故事,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等。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听完之后常赞不绝口。
  她曾送给我一本只有两个火柴盒大精装的英文本《莎士比亚诗选》。第一页是罗米欧和朱丽叶的彩色插图,我非常珍惜它;可惜经历多年离乱,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常说信奉上帝不一定拘泥于形式,心地善良最要紧,她在白累德医院,就时常到病房看望安慰病人,替病人做祷告。
  施德福夫妇有个儿子曾留居山东青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寇关进集中营,后来被释放,就回英国去了。他们常常怀念他,夫人常常感慨地说:好久没收到他的信了,战争真罪恶呀!她还告诉我说:我儿子很聪明,他有自己的主张,他常常反驳我,说我不对。因她儿子和我十一岁的弟弟年龄差不多,为此她常常找我弟弟抛球玩耍,藉此得到一点安慰,我很同情她。
  暑假期满,温中从青田搬回温州城了。当我回校念书时,得知施德福医生一行人也离开枫林回温州了。我将暑假与施德福夫妇相处的事告诉我的好同学孔珞,并带她到康乐坊施德福夫妇的寓所去玩。门铃响后,我认识的那位佣人带我们到会客厅。这时夫人正在弹琴,一位外国姑娘在唱歌。知道我们来了,她们停止了弹唱,夫人站起来迎接,她热情地说:“oh! Ive never seen such a good friend Like you.”我一阵脸红,回不出话来。佣人端上茶,我向夫人介绍孔珞,夫人向我介绍那位外国姑娘,我们互相认识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孔珞都收到一份请帖,施德福夫妇请我们到教堂去过聖诞节,参加宴会。我们高兴地去了。那天,教堂餐桌摆得很多,都是中国菜,客人大都是教友。可惜都陌生,又不见施德福夫妇,我们扫兴而归。
  过了几年,抗日战争已结束,我已结婚生了孩子,家住在农村。有一次,孩子的祖母生病,在农村久治不癒,我想起施德福医生,就赶往白累德医院求治。不一会,施德福医生就来了,他依旧是昔日的模样,诚诚恳恳,不摆架子。他一来不多说话,马上进行认真检查,最后他抱歉地说:病人患的是癌症,已到扩散后期,没办法了。我们只口头谢谢他。又过了两年,我母亲重病在床,施德福夫人闻讯,特地拎了礼物前来看望、安慰,我们一家人都感到过意不去。
  不久,我母亲去世了。我从农村出来住在温州城娘家。生活的蹇涩,使我意志消沉,茫然不知所从。一天,我想起施德福夫人,又去看望她。她依旧满面春风,当她把我带进一个房间时,那里已端坐着五六位青年,他们是来向她学英文圣经的。我也坐下来听讲,那天夫人讲的是耶稣拿了一袋种子播种的故事。夫人说,每星期讲两个晚上,我请她让我也来,她满口答应,后来我去了三四次。
  最后一次去看施德福夫妇是在一九五年。那天晚上我和弟弟一道去,见面后,夫人告诉我,他们就要离开温州回英国去了。她说,想到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快要见到自己惟一的儿子,心里有难言的喜悦。我的儿子有信来,他快要上大学了。她这样告诉我。(直到最近,我才得知她儿子继承父志,当年进医科大学,后在马来西亚一家医院工作。)我弟弟说:你们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会见自己的儿子,我们非常为你高兴。不过我们很希望你们能再来温州。我相信,共产党人对于你们这样的外国朋友是非常欢迎的
临别时,夫人留下我的通讯处,说以后会写信给我。可惜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来信,只存下一点零星的记忆而已。


施德福
20051222 16:10:58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施德福(T.A.Stedeford,1885—?),英国人。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1917年,由循道公会差会派遣,来温州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业余进修热带病学,考取博士学位。经常使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天象,试图探索月球运转和地球气温变化与热带病关系。1925年,和宁波斐迪中学英籍女教师梅甫硕士结婚。1929年夏,创办温州第一所护士职业学校。1934年,又开办助产士职业学校。外科操刀准确度可在一叠纸上随意裁到指定一层。医德高尚,出诊为产妇剖腹,病榻脏臭,烟熏满屋,毫无嫌忌。教课不厌其详,学生百问不厌,实验一丝不苟,严以律己,乐于助人,态度和蔼,作风端厚,赢得医院内外普遍尊敬。抗日战争期间,温州数度沦陷,白累德医院避迁永嘉枫林,外汇断绝,经费困难,加上连年战祸,疫病流行,救死扶伤,任务艰巨。施氏自开门诊,收费悉数归公,登报呼吁,恳请各界解囊资助,得以渡过难关。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队受伤人员秘密住院,均得悉心诊治。
  1950年,年迈回国,任院长32年,温州医师公会和各界人士盛会欢送,摄影留别。邑人名其宅旁巷弄为施公里,并立坊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毁。
来源: 浙江在线 作者: 编辑: 浙江通志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史博物馆
作者:    时间:2009-9-17    点击:2152    来源: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苏慧廉因医事渐增,请建筑师定理来温,在杨柳巷(现墨池小学内)兴建以建筑师为名的定理医院。霍厚福任院长,时有工作人员20多人,此为浙南地区首家西医医院,亦即本院的初始前身。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霍厚福离任,鲍埋茂医师接任院长,以带徒形式先后接纳戚文樑、章梦三、郑叔鸣等10人入院工读,首开培育浙南国人西医队伍之先河。有鉴院务发展甚快,定理先生又向创立宁波华美医院的老友白累德请助,大简巷(即医院现址)另建可设床位150张的新医院。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30日,新建医院落成,定理医院随即并入。因白累德先生捐资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故以白累德纪念医院名世,后简称白累德医院。
1914
年(民国三年),院长鲍理茂退休归国,其后3年,循道公会曾聘AugusBury两位英国医师代理院长的职务。
1917
年(民国六年),英国医师施德福接任院长,施氏任职历时32上,业绩卓著。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白累德医院在兵营巷购地,筹划扩建院舍。
1942
年(民国三十一年)711日至815日,温州第二次沦陷,白累德医院迁至永嘉枫林。
1944
年(民国三十三年)7月,温州第三次沦陷前夕,白累德医院奉命疏散。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6月,温州光复,医院同仁公推郑济时医师负责筹措,于当年81日恢复业务。
1949
8月底,院长施德福行即离任回国,于施公里召集医院11名医护骨干开会,提请他们选出院长,续办白累德医院。经推选,汪起霞任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任副院长。
1953
110日,市人民政府接办白累德医院,医院性质改为全民卫生事业单位,名称保留,市政府驻院代表为林荣澄。
1954
106日,根据省卫生厅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医院名称的决定,白累德医院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此年按卫生厅规定增设了中医科。
1955
5月,医院向北延伸征地15亩,截断横贯东西的小简巷、兵营巷。
1957
7月,经市卫生局同意,举办学制两年的初级护士助训班,负责人傅大钧。
1958
年下半年,组建保健科,扩大预防工作,同时组建针灸科和理疗室。
1965
9月,经市卫生局批准举办护士班,由温州地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委员会统一招生50名,预定学制两年半,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办。
1968
5月,本院建立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设成员2人,取代原领导班子。
1970
10月,温州地、市革委会以战备和贯彻“6.26”指示为由,将全院人员、设备等,分别下放到永嘉县岩头、永临和文成县西坑,建立3个地段医院,原院舍由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
1973
4月,地、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上述地段医院,迁回市区原址,市局领导确定由傅大钧主持院务工作,于53日恢复业务。市第三人民医院同时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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