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5日星期五

东瓯探迹--《寻找岐头山‘番人馆’》(上)

引言

2023年经历了许多事件,也寻访考查了不少地区古代和近代的宗教遗址,原本的计划是2023年走完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城市,但因中途发生了意外,计划只好搁浅。在调养了半年之后,笔者还是毅然决然的去了一趟福建泉州,结束了2023年的最后一次宗教历史考查。

回到寄居的城市不久,又备着打包,返一趟老家过春节,这一年的时间就此匆匆而过。回首2023,真是“几多风雨,几多沧桑”。刚回到故乡,当地几位教会历史工作者随及登门喝茶坐谈,并呈上刚出炉的“成果”--当地教会史一册,心中倍觉欣慰,感恩!

交谈中,笔者突然想到,今年正是基督教内地会在离家不远的岐头山建休养所130周年。于是,在第二天除夕夜晚上约了教会历史工作者谢弟兄,决定大年初一去探究内地会在岐头山休养所的遗迹。

图:内地会岐头山休养所,也叫避暑屋,俗称“番人馆”。
(载自《亿万华民》1903年版,第69页)​
一、关于“番人馆”和始建

岐头山内地会休养所,也叫避暑屋、度假屋,当地人俗称“番人馆”,据外文资料标注的英文,“番人馆”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美好名字,译为“盼望之屋”或“希望之屋”,若用当今时髦的话命名,应该叫“希望别筑”。关于岐头山内地会休养所背后的故事,以及当时为何要在瓯江口的岐头山建造这样一座供宣教士疗养、避暑的房屋?笔者通过和教会历史研究工作者座谈交流,同时查阅了宣教士所留下的相关资料,对岐头山“番人馆”的历史有了大概的了解。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自1854 年入华,1865年6月27日正式创立中国内地会以来,就特别注重各地区县市(包括农村)的福音工作,一批又一批宣教士投身中华各地,在不同的领域发光作盐,成为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祝福。无论是在教育、医疗,还是在戒毒等方面,内地会都是各宣教差会传播福音的皎皎者。1866年,内地会宣教士曹雅直从上海转至宁波,一年后,曹雅直在蔡文才陪同下到达温州。而当时的沿海地区因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当地人对黄头发蓝眼睛的“番人”,充满着排斥和敌意,因此,内地会的宣教士每天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同时福音事工的进展也困难重重,加上日常生活更是异常辛苦!

图:1891年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合影

后来进入的内地会宣教士,同样面临布道环境的艰难,以及生活上营养缺乏等方面的问题,时间一长,导致身体出现了一系列毛病。同时,他们时常又遭遇当地一些瘟疫和流行病的传染,种种困难,都让晚清入温的一些宣教士在体力上出现了超负荷。据资料显示,晚清温州地区的人们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很多宣教士更是英年早逝,平均寿命不超过35岁[1]。1879年,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因事工劳累,在山东烟台休养调理,为了更好的开展今后的事工,戴德生准备在当地购地建房。两年后,属内地会总部的芝罘学校和疗养院建成。

1893年春,身在温州的曹明道师母(温州福音拓荒者曹雅直太太薛氏)因福音事工忙碌,缺乏休息,导致身体严重透支。四月的一天,在晨祷中突然休克,经过医生的诊断,需要暂停工作,静心调理休养。由于本地一时没有好的居所环境,当时曹明道只好辗转到山东烟台芝罘内地会总部休养所进行调理。四个月后,当她回到温州后,看到宣教士照样面临环境和身体的问题,心中就有感动,希望上主带领!也能在温州建立一所供宣教士休养、避暑的场所,这个想法后来得到了内地会其他几位宣教士的响应[2]

​图:山东烟台芝罘内地会疗养院

于是,在1893年的圣诞节,温处两地内地会几位宣教士经过集体商议,决定参考之前戴德生在烟台芝罘建立疗养院的模板作法,欲在温州地区选址建一所供宣教士休养、避暑的聚所,以方便长期在浙南地区传教的牧者的身体调整,今后更好的投入到各地的福音事工。

经过几个月的择地选址,和当地教友的推介联系,最后,终于购得瓯江口岐头山靠海边的一处山坡台地。这处位置环境极佳,南眺瓯江,北靠山梁,东西群山绵绵,帆影点点,可谓春暖夏凉。再看近有山脊左右环绕,使得休养所凸显的位置形成一块“半岛型”高台,伫立此地,清幽静怡,是疗养、避暑的绝佳之地。

据曹明道师母后来的回忆中谈到,对温州的第一印象,觉得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特别进入当地的海岸线时,感觉自己回到了古老的苏格兰。这也许是她建造休养所,为何选址在岐头山的一个原因吧!

1894年,岐头山休养所开始动工,工程由曹明道师母主要负责,而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因为休养所远离市区,距最近的岐头村也要翻过几座山岗,所以材料的运输是第一个要克服的困难。但就是在物资和人工匮乏,以及交通运输困难,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曹师母却亲自加入施工队伍,并和一起参与的同工边干活边为此祷告,同时安排主日聚会等,可以说,曹明道师母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经历坚持不懈的大半年,休养所终于建成,吸引了山下附近的村民前来参观,后也时有参与礼拜,当地人称它为“番人馆”。

二、探寻考查“番人馆”的经过

说到岐头山“番人馆”,除了山下岐头村的一些长辈知晓外,当地其他人少有知道,温州及乐清的文史资料中也没有记载。只是在一百多年前宣教士的传记和资料中有所提及,特别在外文资料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上留有一张乐清岐头山休养所的照片,成了目前当地最早的几张老照片之一,也是拍摄“番人馆”的唯一照片。

十年前,当地教会历史工作者白云贵根据曹明道等著作留下的线索,和历史资料所刊登的“番人馆”照片,来岐头山进行了实地考查,终于使温州内地会休养所准确的位置被发现并证实。此后又引起当地一些教会历史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研究内地会的历史学者。近年来,当地教会历史工作者开始大量走访,并采访到岐头村当年和“番人馆”宣教士有过交往的长辈后裔,听他讲述岐头山“番人馆”的前尘往事。2020年之后,当地教会历史工作者为了整理《乐清内地会》的资料,也曾多次来“番人馆”探寻。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人来此寻访探究过。


​图:岐头山明代烽火台遗址(也叫“烟墩”)

笔者从史料和老照片中看到,这座以曹明道师母为首,负责建造的休养所,在当时,对于瓯江口往来的船只来说,绝对是非常显眼的建筑。而且它具有中式传统建筑及融合的特征,矗立在荒芜的山岗上,结合瓯江上的点点帆影,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照片中的画面虽然有些模糊苍凉,但拍摄的角度和位置却是非常到位,完整诠释了天地物的亲和一体,使得照片中有山有水,有船有房,有田有路,这种画面合理的布局,展现了拍摄者高超的艺术技巧,以及对“番人馆”整体和周边环境的定格记录,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为了实际查考“番人馆”旧址的模样,大年初一的午后,笔者在谢弟兄的亲自引导下,驱车前往岐头山,一路穿越村庄,过黄华关,到了岐头村,这里是朱姓后裔的族居地,山脚下有明代进士南昱的墓。据县志所记,岐头山又名崎头山;它像一道天然屏障,雄踞在瓯江口北岸,同时紧邻温州四大古海关之一--黄华关。明清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军事要塞。


​图:岐头村的老巷

我们继续驱车沿盘山公路而上,不一会儿,就到达一处山脊拐转位置,这里地势平整,南眺瓯江(古称慎江。七里港段,被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称为“天然良港”),西南瓯江北口跨海大桥气势如虹,东面有明代岐头寨古烽台(当地人称“烟墩”[3],北面望山下河流纵横,沃野阡陌,楼宇林立。这处山脊上开辟了一块水泥地的平台,供岐头村和游人晨练之用。

谢弟兄停好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说了一声:“到了”,“这么快”我心里乐滋滋的,等我们一同下了车,才知道“番人馆”不在眼前,而是在这处山脊下去的丛林杂草中。谢弟兄带上“劈山砍柴”的工具,往前方荆棘乱石中走,随行的另一同伴有点犹豫,但已至此,也只得迈开脚步,边走边回头嘱咐笔者小心险坡,还有注意布满四周的杂草和带刺的树木。谢弟兄在最前面劈柴开道,同伴紧跟其后,因担心我受伤后视力不行,一步一呼喊:“老胡!小心!”,笔者完全是在引领中穿梭密林。从山脊往下乱窜了一刻钟,还是没有寻到遗址的墙基,紧跟着谢弟兄直下一段路,又朝左探寻了老半天,一直快爬到另一处山岗,才知方向错了。



​图:谢弟兄在杂草密林中披荆斩棘开道

于是接下来,大家平息了一下心情,站立片刻,汗水湿透了衣裳,脸颊也一片绯红又滚烫。谢弟兄不停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指着一处山岗说:“当年《亿万华民》上岐头山‘番人馆’的拍摄位置应该在那儿,遗址应该是在前方右边。”然后,他赶紧掉转方向,往西南方继续探查。笔者在立脚处发现了至少三四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无名”坟墓,为了快速找到遗址的准确的位置,笔者根本顾不上荆棘杂草,直接采在乱坟上而过,往西南的山脊下方连滑带爬。

我们一行三人在丛林中来回的打转,不知不觉又回到原先的位置,谢弟兄又不停的搜寻,渐渐往下攀爬,来到一处水泥砌成的小屋旁,他说道:“上次就是从这小屋边经过,继续往下。”此时他心中似乎有了把握和方向,我俩随即也跟了上去。

​图:好几座被草丛掩埋的“无名”坟墓

图:好几处都是挡道的枯枝断木


图:好多带刺的树木,查阅后得知叫“刺楸”,别名“刺桐”

一开始,从山脊平台往下爬,就一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我们仨都是在杂草和密林中穿梭,想想如果换成独自来考查,再加上胆小的话,还真不敢探寻此地。自从谢弟兄断定了准确的方向后,我们心中一下子踏实了很多,也知道“番人馆”确实离我们不远了。只是还要在荒草、乱石、断树上翻越,笔者好几次手险些被刺划破,裤子摩擦着枯枝,鞋底沾满了泥,简直就是连滚带爬式地搜寻。

只记得爬越了两处倒地的断木,再往前稍左拐,一堵石头围墙映入眼帘。谢弟兄急忙说道:“到了,就是这儿了!”笔者一下子凑到前面,心中实在非常激动。苦苦寻找了老半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番人馆”旧址。但眼前的景象和老照片对比,使笔者的心情一下子失落了许多,130年前的宣教士休养所,竟会是如今这般模样,一片荒凉,杂草覆盖。谢弟兄从东面墙基旁往上绕到遗址中心位置,而我呆在那里凝视着一块块石头垒砌的围墙墙基,近距离的观察墙基上方存留的几块青砖残片,又打量着东围墙周边的环境,以及当时休养所东边高台尽头的悬崖处,希望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图:“番人馆”遗址北首屋后的位置

图:“番人馆”遗址前靠东悬崖陡壁


图:“番人馆”遗址东面围墙墙基


谢弟兄和同伴在上面的遗址平高台处召呼笔者上来,于是,笔者只好沿着一处非常陡峭而又坍塌的墙基往上爬!随行同伴站在上面赶忙拉了笔者一把,终于到了番人馆遗址的高台处,这里杂草茂密,已经很难辩证“番人馆”面积和布局,我们又从遗址中央位置往西,因为那边还有一段保存相对完整的围墙墙基。

围绕着“番人馆”,我们整体的查考了它的遗址现状,整个区域几乎全部被杂草覆盖,有的地方草已长到一米以上,因为有一段矮小的墙基延伸暴露,所以大概能分辨出四方屋子的形状,屋的位置地上所长出来的杂草,与其它地方有明显区别,但四周看上去非常杂乱,一片荒芜。遗址台的左边有三颗盘口粗大的树,出类拔萃,看似是周边最大的树木。站在树旁位置,能眺望到瓯江和遗址平台下的现代灯塔、马路,台子中间和靠右的前方完全被众多的杂草和断木挡住视野。过到右面的缘边,又是一堵围墙墙基高高耸立,并且保存非常完好,比左侧的围墙墙基保存的还要好,看上去很平整修长。站在围墙墙基上,能看到西南方的瓯江北口大桥非常雄伟壮观,遗址斜对西北方紧邻着一座现代佛教寺庙。虽然“番人馆”遗址全部淹没在杂草树木中,但整体的面积不大,呈半圆形,根据目测在二三百平米左右,东西长度约有13米,南北长度约有20米,背靠山梁,虽野径枯木丛生,但仍有清风习习之感。



​图:“番人馆”遗址上的枯枝断木随处可见


图:“番人馆”遗址东南角的树木和眺望口

图:“番人馆”遗址前方正中间和西南方被树木杂草覆盖

对比当年传教士在岐头山所拍摄刊登在《亿万华民》上的照片,可以看到,130年前的“番人馆”孤零零地矗立在瓯江口的山岗上,除了这两栋比较明显的房屋,周围的环境和山头看上去光秃秃的,但东边的山坡上却有一片片山梯田,延伸到山下,远处的瓯江上点点帆影若隐若现,虚无缥缈。当年拍摄的角度是从东往西方向,拍摄者是站在东边的一处山岗上,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有遗址东面模糊的场景。

从老照片上观察当年的两栋房屋,似成中式传统建筑风格,靠前的是主楼,靠后的是配楼,根据宣教士所留下来的史料记载,休养所还规划有花园,在主楼前方的那一大片空闲位置,因为只有这里是最好的观景休息平台,面对瓯江,一览无余。但前方因为是悬崖陡壁,所以出入口应该不在南边,从老照片上也能看到一堵围墙圈成了半圆形,而休养所的出入口隐隐约约是朝向后面,从这里翻越山脊可以通往山下的岐头村,史料记录有村民来休养所聚会,当年宣教士有时也下山施粥或救济穷人也能说明这一点[4]。另外休养所后方的一些空地和山梯田,还能够种些瓜果蔬菜,保证日常的食物供应,节省山下或市区采购运输的困难。再有就是拍摄“番人馆”照片的宣教士因是站在东边的山岗上,也说明当时休养所后方的山上开辟有一些小道。


​​图:“番人馆”遗址主楼靠北东面的墙基痕迹


​图:“番人馆”遗址主楼靠北西面墙基长满了青苔


​图:“番人馆”遗址东面围墙墙基坍塌处


筆者和谢弟兄在遗址上搜索时,不但看到了一段完整的墙基,也挖到了不少青砖和石块,由此说明,番人馆是由砖石结构组成,部分砖头呈现灰红色,这是因为当年烧造的温度不够,所以出来的成品灰红相间,单簿粗糙,这类青砖和当年普通民间盖房的砖没有什么两样,厚约两公分,宽六七公分,长约三十公分,不过很多砖上都粘了一层白石灰,这和老照片中所呈现的房屋颜色相符合,可以说休养所呈现的是白墙灰瓦,符合中式传统建筑,但在内部结构布局上可能融合了西式风格。在老照片中所呈现的主楼,远看却是黑白相间,这应该是砖石加上木头的结构,和温州市区俗称“白屋”的“番人馆”有些相似,这处“番人馆”看似有半圈木(或砖木)结构的游廊。现存的墙基遗址,都是用石块垒成,主要也是为了防止台风,符合海边居民房屋的建筑性质,墙基到一定高度,上方就是青砖结构了,但是遗址上的青砖残件留下很少,应该是1929年那次台风,休养所被刮倒后,宣教士把部分的家具和物件运到山下拍卖,再后来岐头村要建立聚会点,教友们就从休养所倒塌的旧址上,搬运了那些青砖和木头,重建了山下的当地教堂[5]。

​图:“番人馆”主楼北首墙基近景


​图:笔者和谢弟兄考查遗址上的残砖碎瓦

查找历史可以知道,岐头山“番人馆”从建造到倒塌,总共经历了35年,恰好今年是它建造130周年。然而,这35年当中,“番人馆”也经历了繁荣到衰落,起初的休养所吸引了大量的宣教士,到这里调理度假、修养身心,包括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的女儿戴存爱以及外孙女,也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6],其他一些人都陆续到过这里,例如:朱德盛(朱伯朗、蓟先生)、衡秉鑑(鑑通鉴,也译:衡平均)、查小姐(梅启文夫人)、鲍金花……等,现有的史料里都有零星记载。根据笔者深入的了解调查,刚建的休养所确实引来了不少的宣教士,特别是前十年间,因它最初是温州地区唯一的一座宣教士休养所,所以,后来其它差派的宣教士有时夏天也到这里避暑休养。况且那时候正是福音传入温州不久,传教的事工压力都比较大,身体营养也比较缺乏,但晚清宣教士的传教热情却没有减弱,再加上休养所处的位置,远离闹市,气候宜人,都成为很多宣教士闹中取静的首选。

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上所刊登的老照片,应该是疗养所建造后前期所拍摄,据当地历史学者考证,拍摄的“番人馆”照片曾在资料上刊登过两次,最早一次是在1900年,另一次是1903年,两次刊登的是同一张照片,因此,推测最早拍摄“番人馆”的照片应该是在1900年之前,或那年的春夏之际。再看两座房屋,大小结构不一,主楼是宣教士休息、接待、聚会的场所,砖木结构,整体看上去前黑后白;而配楼就是餐厅、厨房、储藏室及仆人居住的地方。曹明道在其著作里曾有详细的描述:“休养所是按中国民居形式建造的,三个房间是长的,两个房间是深的,两边各有一间卧室,中间是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储藏室,需要的时候很方便就可变成一个房间,房屋的三边都有大过道,每条过道里最里头都是浴室,后面是厨房和佣人的房间,前面是一个小花园,花园用围墙围着。[7]”这和笔者所考查和推测的基本一致,根据描述,整个“番人馆”主楼现成的房间不超过十间,一旦遇到恶劣的局势环境,可能还需要临时增铺拥挤。但在那个年代,却为宣教士避乱、避暑、疗养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图:烟台海边的外国建筑


​图:瓯江口岐头山的休养所

奇怪的是,照片上两座房屋顶上还竖有的尖状物,是烟囱,或是避雷针,或是旗帜,还是十字架,从照片上观察,现已无法判断,笔者推测旗帜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房屋一大一小的结构却很明显,从照片上看,配楼东面墙面还开了三个窗户,而主楼的东墙面看似没有窗,判断应该是三面开放,呈现黑色的部分判断应该是环绕的游廊,而且是砖木结构,应和市区的“白屋”有些相似;主楼前方的空间也非常大,估计花园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前方面对的就是瓯江,也是休养所观赏海景最佳的位置。花园最前面正中,贴近陡崖处的围墙内,似有一块凸起的东西,不知是花园中的椅子,还是其它摆设物?又像似石刻碑之类?若是一块石刻碑,如今应该被埋在地下的某处位置,因资料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在当年,高高的围墙环绕着两座灰白色的房子,可以说这里是瓯江口最耀眼的房屋别筑。

笔者和谢弟兄在番人馆遗址上查找了老半天,欲尝试着掘地挖土,也始终没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瓷碗、老物件或其它东西,除了几块残砖,一段比较清晰的墙基和屋后巷道痕迹,剩下的只有荒草和泥土。笔者站在原地思考,这座远离闹市,建在风景宜人的瓯江口险要位置的休养所,到最后为何会弃之荒废?是自然灾害因素?是物资缺乏?是无人打理?还是离市区太远不便?撤回的途中,笔者一直陷入深深的思考……


东瓯寻迹--《温州古代基督教遗迹考查》

​图:瓯江旧影,八百里“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流,也是温州的母亲河。

基督教最初以西亚的耶路撒冷为中心,经历2000年跌宕起伏的岁月,今天已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信徒约达23亿,成为全球第一大宗教。印证了《圣经》里的那句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基督教传入中国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始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而基督教最早传入浙江的记载,却是元代至元十五年至十九年,即公元1278-1282年,当时,来自中亚的传教士马.薛里吉思,在元帝国的东部江苏镇江担任副达鲁花赤(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先后在镇江和杭州分别建有7座教堂(元代称十字寺),其中6座在镇江,1座在杭州。据《志顺镇江志.卷九》所记:“马.薛里吉思在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忽木剌是叙利亚语寺院的意思),这是有关基督教在杭州乃至浙江传播最早的记载。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有载:“ 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伙,号色目种。” 这些色目人,主要是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 说明宋元时期的江苏、浙江、福建、广州沿海地区居住着不少以上两宗教的教徒。


Image​图:温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水陆相连,江海一体,有2215年建城史,1700年建郡史,这里不仅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热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2022年“朔门古港遗址”的确认,2023年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开启了“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崭新未来。

 基督教在浙江东南沿海温州的传播记载,最早也是在元代,元代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蒙古语的意思为“有福缘之人”。据《元典章·礼部六·也里可温教》记载:“大德八年(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授服民户,充本教户计:及引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报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篆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迄照验。得此,奉都堂均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


​图:温州古城城池坊巷图。温州,古称东瓯、斗城、白鹿城,《山海经》中描述“瓯居海中”,瓯先也为器皿,后为地名,这里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以上是有关基督教传入温州的最早记载,当中谈到在元代温州创立掌教司(管理教会事务的地方机构)不久,传教士在当地传教时,与佛教、道教之间产生冲突,引起诉讼的事件。佛道状告基督教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授服民户,招收为本教户计,诱化道教徒,有“侵夺管领”的意图,最终官方诏定:佛教、道教徒祝祷后才轮到基督教,并照会行省严格约束基督教。其实,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各宗教发展中的矛盾和嫉妒,也可以说是东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之间的碰撞磨合,在宗教信仰自由的今天不太可能发生,但在当时是非常恶劣和严重的事件。温州禁教之后不久的江苏镇江也发生过此类事件。温州的禁教和镇江的归还教产事件,处理结果近乎相同,都是以基督教顺从朝廷判决,欣然接受而结束。这可能也是唐宋以后最早的“教案”。


图: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这里也素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基督徒比例占城市人口约15%,教堂约2000座,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 

但由此可见,元代温州的基督教有过一段兴盛的时期,因此才会设立掌教司衙门,并且还能够向本土的佛教徒、道教徒传教,影响他们改宗信奉基督教,最终引起佛、道两教的不满和反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基督教在温州已形成比较大的权势和范围。

针对元代温州基督教的传入,最早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近来笔者看到还有人说在温州龙湾永中街道郭家岭,发现有(唐代)景教的墓葬群,因没有到现场探究考查,所以笔者无法确定,目前只能对此存疑。唐代的温州是否有景教传入无法确定,有一首中唐时期顾况在温州当盐官写下的诗,倒让人产生好奇,诗曰:“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学者们一般认为诗中的“传旧俗”“乐神声”“夷歌”是指敬祭神灵,似乎与外来的“三夷教”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乐神声”和“夷歌”到底是东瓯风俗里的何种声音就不得而知了,笔者觉得这当中可能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或宗教信仰。虽然基督教在唐代形成“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盛景象,温州港当时也形成相对比较繁华的交流停泊港,特别是与日本、高丽(朝鲜)等地的贸易。但唐代的温州整体却仍是处在一片相对蛮荒的边缘地带,人口稀少,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曰:“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

直到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后,东瓯沿海的温州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人口近百万,达到“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就连宋孝宗都称赞东瓯为“永嘉故乐土”(温州古称永嘉)。一些在北宋开封的唐代遗民,及他们当中的景教徒(唐代基督徒),随着南迁进入到东南各地,形成了后来温州元代也里可温教(元代基督教)的群体。这种推理的证据是,曾经的北宋都城聚集了很多犹太人和景教遗民,当地也有传统的犹太人教堂,并且还有信徒所开的铁屑楼(宋代称基督徒为迭屑),金人灭北宋后,宋人聚集到南方,过起了自得其乐的生活,完全忘记了之前北宋所经历的耻辱和失败。因此才有温州诗人林升所写的那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从今天的考古发现中,我们不仅找到了辽金和西夏党项王朝时期的景教实物和资料,同时也发现了宋元时期的景教器物,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基督教在东南地区的传承发展的可能。

​图:温州古称“瓯”,市鸟是“鸥”,温州人在“欧”洲最多;
图为出土于温州南塘街的唐代“瓯窑”玉璧瓯。 

 温州古代基督教福音除了内地迁入外,还有一种传播联系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通往来,特别是中国各地沿海港口贸易所带来的宗教、文化和经济传播的作用很大。宋代以来,南方各沿海港口成了海上贸易的始发港,也是对外传播交易的窗口,尤其是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温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秀州(今嘉兴)、密州(今胶州)等地,港口经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必定带来宗教的传播,南宋成了安逸的富庶之地。而每一个港口城市不仅是贸易的集散地,又是宗教多元化的集中地,广州如此,泉州也如此,虽然在唐末的黄巢起义当中,广州城战死了约十万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徒,但其中依然有一部分遗民分散在沿海各地,他们成了各宗教信仰的种子。而泉州(称为刺桐)成了当时宋代东方最大的贸易港口,很多船只不但出入刺桐港,也往返于浙南的温州港、明州港等,这也是基督教传播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因此宋元时期,港口之间的相互往来,为基督教福音传播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泉州发现的众多基督教墓碑石刻等,也足够说明这一点。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这正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虽然现今所发现的宋元时期的基督教实物有点稀少,这是跟后来明代政权的打压和扫荡有很大的关系,不然今天也不会让研究学者对宋元时期的基督教带来许多的疑问。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元代基督教得蒙皇权的支持而兴盛,才导致明代统治者对这一外来宗教的痛恨。但是基督教在历世历代都默默无闻的传承了下来,并且在各地静静地生根发芽,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这就是没有引起统治者关注和历史记载的重要原因,也是所有宗教历史研究学者的难点和痛点,面对断代和实物零星稀少,宛如大海捞针。


​​图: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海关,
温州港是龙泉窑和瓯窑对外出口的重要始发港,
南宋时期为全国十大港口之一。 

温州元代基督教的传播连接源,目前从有限的资料中只能联系到江苏的镇江、扬州和杭州,以及福建的泉州,但也有从明州(宁波)或广州等地传入的可能性,只是期待以后各地有更多考古实物和资料的发现。但依据以上《元典章》所记载“也里可温被禁事件”的这段内容,足可见基督教当时在温州的基本发展情况。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重要的港口贸易输出码头,在战国时期曾是国内的九大港口之一,三国东吴赤乌二年(239年)永宁县(温州古称)境南设有官营造船工场--横屿船屯,为东吴江南的三大造船基地。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析栝州置温州,“温州”之名开始沿用,当时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重要港口;五代设有博易务,为吴越国重要港口;南宋初,温州设有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当时一度成为浙南繁华的都市,贸易除了国内各港口的往来互通,这里的船只也开始直接或转一运于占城(越南中南部)、交趾(越南北部)、渤泥(文莱)、阁婆(爪哇岛)、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真腊(柬埔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国,朝廷还专门在温州设立“待贤驿”“来远驿”“容成驿”,接待各国客商和使者。有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如贡频。”这首诗描写的是当时海外各国使节拿着玉器珠宝来南宋朝贡的真实写照。南宋温州地理学家周去非在广西为官后著有《岭外代答》,也是温州人较早了解域外文化的先遣资料。自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牟)设立市舶转运司以来,温州成为元代对外开放的七大港口之一。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绘制的《江山胜览图》真实的再现了温州海陆、集市贸易的盛景,将当时温州街肆上的热闹场景描述的淋漓尽致。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访真腊国(柬埔寨),后写下《真腊风土记》,成为古代较早出访的温州人代表,展示了温商的根源和灵魂。拥有重要的位置和天然良港,也是温州成了最早接触外来事物和宗教文化的前沿。特别是这些年考古挖掘当中所发现不同时期的一些舶来品,都能说明温州对外贸易的历史渊源,以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位置之一。同时,这里也成了瓯江流域各地商品集中地和贸易通道出口地,促进了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


图:元代温州画家王振鹏《江山胜览图》所描绘的温州朔门古港场景(局部)。


图: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今貌。

时间转到2021年,温州市在对鹿城区望江东路启动望江路下穿工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些古代遗存,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做了现场勘察,展开基本建设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于是,一座千年古港展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2022年,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被确认,2023年,这座宋元时期的古港遗址成功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被专家誉为“国内仅有,世界罕见”的海上丝绸之路古港遗址,填补了城市、港口、航道、航标为一体的城市考古的空白。

此次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挖掘的各类文物,包括2艘沉船、8个码头、4处干栏式建筑以及众多的瓷片堆积,门类有瓷器、漆木器、琉璃器、金银器、铜铁器等,这些重大的发现都说明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兴盛,800年前的温州古港呈现出“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繁华景象,也带给人们对当时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许多的遐想。


图: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挖掘的宋元时期的码头和沉船。​ 

通过对文物的鉴定和分析,让文物说话,使历史活起来。朔门古港遗址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其大部分的文物集中于瓷器,以龙泉窑为主,也包含少量的本地瓯窑、景德镇窑、福建建窑、湖田窑、定窑、磁州窑。不同于之前泉州城内发现的众多跟基督教十字架有关的实物,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没有跟宗教有关或带有“十字纹”的器物,虽然笔者在今年年初也亲临现场进行了实地考查,主要是奔着去寻找跟宗教纹式有关的瓷器,但结果可想而知。不过,结合温州地区之前所发现的玻璃器物,特别是2018年,古港对面的永嘉瓯北丁山一座东晋咸康二年(336年)的古墓中,出土了原产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还有城区小南门附近发现的外贸时所带的“金叶子”货币,(这种“金叶子”当年生产于杭州,之前广州“南海一号”的沉船上也有发现,可见它是作为外贸的一种交流货币);这次朔门古港遗址中还发现的琉璃残片和“胡人”像瓷砚,另外也有外商洗浴的遗迹现象等,都是让笔者异常庆幸和兴奋,通过这些器物,起码能表明温州在各时期都有对外贸易交流的实证,也是温州较早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物证。


图: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建窑、湖田窑、龙泉窑瓷器,同时发现的各时期瓷器堆积数量达十余吨。

通过这次宋元时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元代基督教在温州的传播境况。南宋温州诗人陈则翁的诗《回回僧人》曰“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赤脚行霜地,腥身礼月坛。儋斋犹买肉,挂帛不遮寒,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这里描述了异域客商来温州的情形。从整体的情境来分析,这首诗并非描写回教伊斯兰教徒,诗中提到的“回回僧”很可能是犹太教徒、基督徒或摩尼教徒,何以见得?回回在隋唐时期代指胡人、蕃客丶胡商,囊括了西域、漠北胡人、中亚及波斯人群,更多的是指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一带的波斯人(今伊朗),他们主要信奉“三夷教”,即袄教、景教(唐代基督教)、摩尼教(明代为明教),少量信奉犹太教,萨满教,宋元时期,较多的粟特、犹太、波斯胡商、回纥、回鹘统称为回回人。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指北庭和高昌一带回鹘,即“回鹘”一词的转写。可能也有入华的中西亚人对回家的向往之意。宋元时期,波斯一带入华的犹太人称为蓝帽回回、术忽回回、真回回丶青回回,绿晴回回,信奉基督教的为阿速回回丶爱薛回回,回回僧也指信摩尼教,因此,以上《回回僧人》诗中的回回不等同于回教伊斯兰教徒。就如元代把“答失蛮”(伊斯兰教徒)和“回回”并列时,两者是有区别的。

明代,“色目人”(中西亚人)和“回回”在汉文记载中并用,《大明律》通常有“色目即回回”释文,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才有回族自称为回回的最早记录(北京牛街礼拜寺碑记中)。当然,回族作为民族称谓却是在乾隆时期。
商业、医药是明朝回回人传统优势行业;明代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们对回回人的来源、宗教仪式、世俗生活、语言文字等问题记录详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回回人的风土人情和发展状况。

唐代温州地理分界范围图。 

 回回人不向外传教,回回人主要以族内通婚为主。“回汉通婚”的前提是“汉随回教”,以保持种族的纯洁,避免成为异教徒,西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说,当时的回回人依然能够书写波斯语,斯帕·达·克路士说他们来自中亚撒马尔罕,(那里是东西亚之间景教最兴盛的传播中心)。《利玛窦札记》中记载,回回人每周聚礼一天,他们数以千计的家庭遍及中国各地,在那里诵经、施行割礼、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但他们既不布道,也不设法宣传其教义,进寺以后跪在地上祈祷。明末传教士曾德昭的《南明行纪》《大中国志》中将回回人的起源“上调”到了唐朝,其中说他们也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许多东西……

元朝初期,回回人不完全是穆斯林,回回则是除了信仰之外和汉人无异,有“围寺而居”的传统。直到了元末明初,“回回”的定义逐渐清晰,即专指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教也被称为“回回教”或“回回教门”。伴随着回回人的日渐本土化,原本那个讲波斯语的中亚回回渐渐淡出了中华文化圈。

通过以上分析,再根据诗句“秋风响耳环”“赤脚行霜地”“腥身礼月坛”“儋斋犹买肉”“挂帛不遮寒”,这些微微预示着宗教装束、礼仪的特性,我们大概能推测出陈则翁诗中的《回回僧人》,应该是犹太教徒、基督徒或摩尼教徒。虽然摩尼教在宋元时期的温州有几十处寺院,但因政权和环境已呈现本土化趋势,最终演变成三教合一的明教,目前温州地区还有三处遗址。既然当时因海上贸易,温州形成了多种宗教信仰融合的集中地,犹如当时的第二个泉州,贸易互通的同时,带来的宗教信仰的融入是完全有可能的。既然有摩尼教在温州众多的存在,比起它基督教更能融入,因此推测宋代的温州应有基督徒往来并居住,《回回僧人》表达的诗意更像是波斯传教士,这为后来元代的“也里可温”(元代基督教)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另外,对于“僧人”一词,自汉唐朝以来,从西域、中亚、南亚等地入华传教的,都被称为“僧人”、“蕃僧”或“胡僧”,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随着历史的变迁,“胡人”“僧人”的特指范围和身份才渐渐发生变化,这是让今天的基督徒匪夷所思的。




①温州瓯北东晋墓出土的来自西亚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
②小南门附近出土的“金叶子”外贸货币;
③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瓷片。

还有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和包恢的《敝帚略稿》中都曾提到温州港周围居住着很多外国人。另有史料记载,宋元时期的温州,除了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内的基督教传播和发展也非常兴盛,并且建有四处十字寺教堂,它们分别在东门老天宁寺内,南门花柳塘的天后宫,西郊象门街庆元寺,和小南门永宁外靠城池处(有说虞师里)。元朝被明朝灭后,基督教开始衰微,但并未绝迹,民间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之久。礼仪之争后,基督徒数目随之锐减,清朝雍正皇帝开始全面禁教时,花柳塘教堂被改建为天后宫,另外三处教堂可能也在同时期或之前,相继被毁或改建,今已无从考证。据《宁波教区简讯》记载,清末的1878年,两位意大利传教士董增德和徐志修曾去小南门对岸临河处,发现老教堂遗址,面积颇大,一半已被人建房,一半空弃,并尚留有四块磉石盘保存完好,一位当地老人告诉他们,其祖辈曾提起此地有教堂一说,后推测毁于雍正禁教年间。

回到宋元时期,正因为的海上频繁贸易的关系,促进了周边沿海及内地地区经济、文化的互通往来,同时因为人口流动性复杂,也带来了各宗教信仰的发展融合。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基督教在元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温州也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福音传播中心之一,因此才有元朝政府在此设立的掌教司,以便于更好的管理宗教事务。

​图:①北宋蓝色​磨刻花玻璃高颈瓶(下部),产自大食(阿拉伯帝国),有说内装蔷薇水代替舍利;②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中亚“琉璃”;③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异域风格青釉瓶。

这些器物为温州做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番人荟萃”的温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中,从最初的内外九山为斗、二十八宿井罗列,到北宋杨蟠置三十六坊,渐渐形成了“东庙、南市、西居、北埠、中子城”的城市格局。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在《水北山居记》中说:“永嘉为海右名郡,南引七闽,东连两浙,宦车士辙之所憩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这一时期通过温州港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龙泉青瓷和温州漆器,尤其是龙泉青瓷,远销至日本、朝鲜、东南亚、南非、东非等地,后又延伸至欧洲,辗转世界各地,往来的贸易更进一步促进了风俗、文化、宗教、饮食、服饰、建筑的融合发展。

为了更好地印证宋元时期温州福音的传播和存在,笔者决定亲自探寻几处古代教堂的遗址,围绕着城市的变迁和赶上改造拆迁的步伐,在忙碌繁华的都市中来回的观察和探寻,除了中心城市仍保留了一部分的清代民国时期的老建筑,围绕温州周边区域基本上淹没在现代化的氛围中。笔者同着当地的宗教历史学者,只能在中心城区寻觅着跟十字有关的蛛丝马迹。综合着元代四座教堂的位置分析,其中的三座基本上已无迹可寻,但有一座目前却保存着完整的遗址,这令笔者十分惊喜。


​​图:①②朔门古港遗址瓷片堆积层;②北宋青白釉背刻“胡人”像瓷砚。

在当地两位历史学者的带领下,笔者第一站就来到了温州市中心医院,这所医院最初是由清末英国传教士苏慧亷所建立,起初叫定理医院,后因并入改为白累德医院,解放后成为温州第二人民医院前身,2012年更名为温州市中心医院,这所教会医院见证了近代基督教在温州的历史。笔者发现在医院的周围散落着许多古代的遗迹,而且各个时期都有,最早的“简讼井”据传是东晋郭璞建城时开凿,还有一口保生宫井,应为明清时期。中心医院旁边原是解放军118医院,现在也改为联勤保障部队第906医院,穿过906医院,后面是一排民国时期的建筑,建筑前的道坦中间,生长着一棵千年榕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沿着榕树再往里走,只见一座中国传统式的殿宇屹立其中,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孤立苍凉,这座殿宇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宁寺,像这类历史建筑在温州城内已不多见了,如今能被保存下来实在是万幸,同时保存下来的还有一口天宁寺古井(医院药厂后面)。



​​图:浙南地区第一家西医院--定理医院,后改为白累德医院,由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始建,约翰.定理捐助,是温州第二人民医院前身,现更名为温州市中心医院。 

围绕着这一座独立的传统殿宇,笔者仔细的观察记录,从整体上来看,它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教堂,倒更像是一座佛堂,殿宇东西朝向,面阔五间,系重檐歇山顶殿阁式建筑。虽然我们无法想象宋元时期的教堂模样,但一定不是今天所看到的西洋建筑。因此,确定眼前这座天宁寺,到底是不是宋元时期的也里可温教堂?笔者没有任何的线索和资料,也根本无从下结论。再不断观察建筑的结构样式,以及重修后留下的石刻对联等,最起码知道了后期这是一座佛堂建筑,至于它是不是宋元之后也里可温教堂重修改建的?也是一无所知。


图:新疆奇台唐朝墩教堂遗址,由中殿、祭台、祈祷室、后廊等部分构成,坐东朝西。 

笔者看到,在建筑的外边以及内部厅堂中,分布着很多的青石和花岗岩柱子,檐柱为青石圆形柱,上面阳刻着不同的对联,脊柱及金柱为花岗岩方柱,上面阳刻联语,内容基本上都跟佛教有关,石柱下面为方形柱础,每一面刻有鸟兽及卷草纹浮雕图案,总之,从外表看让人的第一感觉这里是佛教寺院。但是厅堂中所排列的青石柱子,计有30根之多,这让笔者想象到,自唐代以来,关于景教教堂的结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因为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我们无法知道唐宋元时期基督教堂的基本面貌和内部结构,但也依稀在一些资料中读到关于唐宋以来教堂里的敬拜及布置,如唐代的教堂里除了十字架,就没有摆放其他的偶像,但在墙上会悬挂当时帝王的画像,这可能是为了更好的传教和寻求政权保护采取的方式。如果说古时的教堂里没有摆放众多的塑像,那应该更接近于现代的教堂内部布置,就是除了正面挂十字架以外,大堂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些柱子。为什么厅堂内有那么多柱子?据说景教礼拜时并不会设置座位,而是要求人们伏在地毯上敬拜,除了祷告之便,以表敬畏之心,致使当时的波斯地毯受到贵族的青睐,并让人认识到保暖的用途,同时也产生了对宗教艺术及壁画的进一步影响。

​图:天宁寺,关于它在宋元时期的历史无从考证,明代曾是东瓯佛教的四大名刹之一,
整座殿宇坐东朝西,有类于古代的教堂建筑形制。

笔者走访过大量的古代教堂遗址,其中大部分是元代教堂因政权更迭,而改造或重修成佛教寺庙的建筑,它们大部分东西朝向,跟中国传统坐北朝南的建筑不同,而天宁寺殿宇正是坐西朝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改建成佛教寺院后的大厅中,基本布满柱子,这似乎在透露出一个信息,它跟唐宋遗留下来的教堂布局有关,虽然已经变了模样,成了佛教寺庙,但原来的基本结构依稀可见,或说建筑特点有所传承,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图:河南开封犹太教堂模型,有外院和内院,坐东朝西。

而且自从基督教传入到中国以来,其建筑虽然一直是个谜,但它一定是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建筑元素,或者说它跟中国的传统建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布局和形制结构上稍有不同而已。从基督教学者佐伯好朗民国时期所留下来的“十字寺”照片来看,它确实就是中国的传统建筑,何况古代的基督教教堂也称为寺院。另外,笔者在镇江考查时,所看到已经变为佛寺的曾经教堂,它内部大厅结构也是布满了柱子,而基本没有塑像,跟永宁寺厅堂里所看到的几乎一样。这让笔者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现在的永宁寺遗址有可能是历史上的也里可温教堂,只是在后来明代政权的打压下,不得不改宗换教,成了现在的这般模样。但它内部的厅堂结构依稀留有点点蛛丝马迹,这让我们想象到,古时的基督教堂基本上应该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模样,另外,根据笔者多年考查的积累推断,古代教堂的形制一般先是正方形,后呈长方形,内部有外院或庭廊,后期也模仿中国传统建筑及佛道寺院的形制。
图:天宁寺柱子下方柱础各面的浮雕图案。

​图:天宁寺石柱上的“东土教主”和“西方圣人”字样。




图:榕树为温州市树,
天宁寺旁的大榕树仿佛在默默的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查阅天宁寺的历史,几乎看不出它跟也里可温教有任何的瓜葛,只记载为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初建,原名叫“报恩光孝禅寺”,北宋政和间(1111—1118)改为“天宁寺”,有三阁,明代宣德、景泰时两次重建,现仅存一殿,为清朝建筑形制,温州旧城区“四大名刹”之一。而历史上天宁寺与基督教的瓜葛已消失在茫茫的岁月,没有半点踪影。但元代温州曾有几座十字寺教堂,却是不争的事实,不然也不会设立管理基督教的掌教司(元代设有72所)。因此就算这次的寻访一无所获,也是意料之中。这样的结果也是笔者在长期历史考查中经常遇到的,只要用心去做了,至于其它都很正常。

随着元朝的没落,大明帝国的崛起,一向反对外来宗教的朱元璋皇帝,极力打压和铲除一切夷族宗教,推崇早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佛教。曾经辉煌一时的天宁寺,也因朱元璋的老师逆川大师在此受戒而名声大振。而明代全国上下的基督教堂,全部拆毁或改建成佛道寺院,基督徒多半改宗判教,有一部分或被捕或充发或被杀,只有少数人默默地静居在山林或社会的底层过着“隐蔽式的信仰”,被民间称为“十字架教派信徒”。

之后的大明帝国实行了长达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明代后期终于又一次迎来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当中第一个真正在中国扎根的,是“西学东渐”第一人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明末最早来温州的是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西班牙人,1547—1644年),他由福建福安来温州布道,据传他曾在城区虞师里设堂。不久,因抨击祭祖民俗,引起佛教徒反对,被官府押送出境。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浙江代牧区建立。1700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朴勒玛来温,后因中国民间“敬孔祭祖”问题,发展为罗马教廷和清政府公开的冲突,史称“礼仪之争”,康熙皇帝诏令驱逐外国传教士,并严禁传教,使温州代牧区教务于康熙四十九年(1718)宣告停止。
 

图:箭头所指的是花柳塘天后宫和古亭的位置,
应该就是元代花柳塘基督教堂的大概位置,坐落在城墙边,可能也是坐东朝西。​


图:元代的花柳塘基督教堂已不复存在,清代乾隆六年(1741年)福建莆田商人在此建有“天后宫”,上世纪80年代末,“天后行宫”古亭拆除搬迁到江心屿共青湖畔。
这张老照片由传教士苏慧亷所拍。

图:温州城西教堂旧貌,1878年由传教士李庆华所建,
“甲申教案”被焚毁;1898年传教士苏慧廉主持重建;
布道家宋尚节博士曾来城西教堂开培灵会,出现了许多神迹异能。
城西教堂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至此,温州基督教的传教事工,一直等到清朝晚期的曹雅植、张庆华、苏慧廉、魏思忠(女)……等一批又一批的人带入,他们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并且和之前所有的传教士那样,他们建立了学校、医院等,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和照片,所有来到温州的传教士,他们去世后加在一起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我想,今天的温州人,一定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在“打造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同时,在历史硝烟弥漫及海上古港繁忙的交流中,有一群为温州文化、教育、医疗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的中外使者。

其实,不管是唐代还是宋元时期,或是明清之际,温州这一片土地上一直都有外国使者客商的身影,从未间断,就像清代孙扩图在《江南好》所描述:“温州好,贾客四方民,吴会洋船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1987年3月温州洞头宽屿岛霓北乡发见两枚西班牙银币,直径39厘米,重24.1克、24.4克。银币正面为双柱、王冠,背面为查理三世头像。银币上分别标有年号,一为1787年,另一为1790年,均为中国清朝乾隆年间。这不正是当时清代海外贸易的见证?

考查寻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一次吟诵起北宋温州知州杨蟠所写的那首《永嘉》: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帏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历史上,这座城市不仅被誉为“东南邹鲁”。还曾涌现出了王十朋、叶适、黄公望、刘伯温等著名人物,温州不仅是数学家的摇篮,出过苏步青、谷超豪、姜立夫等,这里更是文学家的天堂,有“一代词宗”夏承焘,散文家朱自清,现代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考古学家郑振铎,国学大师南怀瑾等,温州的名人简直数不胜数。


图:2023年2月,笔者与当地历史学者冒雨考查朔门古港遗址。 

 无论世事多么变迁,温州古代基督教史从历史的烟云中走过,成为当今温州教会历史的铺垫和先锋。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是有必要深入的去研究和探寻这一历史的根源,因为它毕竟存在过,只是像被人们遗忘和丢弃罢了。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发现每个人不过是历史中的一颗尘埃。而当我踏着时间的河流,寻访每一次风云变幻的旅途,总有一种全心奉献的使命,在风雨中激励着我默默前行……

出處:尋訪十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