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從溫州教會的大概情況入手，尤 其是介紹溫州教會的特點之一即“牧區現象”（或稱“牧區管理模式”）。牧區管理模式是介於溫州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和溫州兩千多個基層堂點之間的 一個管理組織。本文就要從牧區現象來瞭解、分析和看待溫州教會的牧養和管理，從而吸取教會牧養和管理中的經驗教訓。
關鍵字：溫州教會 牧區模式 牧養管理
關鍵字：溫州教會 牧區模式 牧養管理
目錄
引言
一、溫州教會牧區模式的歷史背景
二、溫州教會的特點
三、溫州教會的牧區管理模式及其分析
結語：溫州教會管理模式的未來走向
一、溫州教會牧區模式的歷史背景
二、溫州教會的特點
三、溫州教會的牧區管理模式及其分析
結語：溫州教會管理模式的未來走向
引言
溫州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是一個響亮的名字，只要一提到溫州，大家自然就會想到溫州的經濟、溫州的 私營企業、溫州的老闆、溫州的文化、等等……當然在基督教界也很容易讓人想到溫州的教會。在教會中一提到溫州教會就會讓人想到溫州的基督徒很多，在浙江省 基督教教會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數[1]就是分佈在溫州，所以有人就說溫州就像是中國教會的“耶路撒冷”。這種說法的意味是深長的，不僅溫州教會的人數眾多， 教會事工的開展也相對比較全面：除了做好主日崇拜以外，也開展了聖樂事工、探望關懷事工、青年事工、教會樂隊事工、主日學事工、各類培訓事工（包括牧區培 訓班）、培靈會、福音聚會、社會福利事工等。而且溫州教會有許多自己的特色，在全國的影響也很大，到處是溫州人設立的教會，在全國的許多大中城市都有溫州 人自己的教會。有些特色是其它地方所沒有的，比如溫州教會的牧區現象（牧區管理模式）。可以說，溫州教會的牧區管理模式是別具一格的。溫州教會在發展和成 長的歷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有些不僅適合在溫州本土的發展，而且也是值得其他教會更多的關注和研究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瞭解和分析溫州教會的牧區管理模式 方面的內容，從而使我們思考牧區形式所帶出來的一些思考。
一、溫州教會牧區模式的歷史背景
（一）溫州的社會經濟狀況
溫州市下轄三區（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兩市（里安市、樂清市）和六縣（洞頭縣、永嘉縣、平陽縣、蒼南縣、文成縣、泰順縣），總面積達11784平方千米，截止2007年全市人口統計為777萬7千人。
溫州教會的成長和發展絕對是離不開整個溫州社會經濟的發展。本來從一個交通閉塞、位置偏遠的海港小鎮發展成為富裕發達的沿海大都市，從資源匱乏、可耕地 少的農業生產地區實現了向工業生產基地和品牌之都的快速騰飛，老百姓生活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積累了高達4000億元的民間資金……這些歷史性的跨越， 都源自獨特的溫州發展模式，堪稱改革開放中一個極為耀眼的亮點。溫州人原本是靠海發展，發展海上貿易，到歐洲做生意，開餐館、做皮革生意，同時也將溫州地 區搞成小商品生產基地，將產品推向全國各地。至今溫州人已經走遍了全國，在北京、西北主要城市都有“浙江溫州村”。改革開放30年來，溫州作為中國最早躍 入社會市場經濟大潮的“弄潮兒”，緊緊抓住歷史機遇，從本地實際出發，發揚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業的精神，大膽改革創新，衝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框框束縛， 促成市場經濟體制發育和發展的先發優勢，推動本地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獨特的溫州模式，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產 生了重要的影響。[2]溫州人就是憑著能吃苦耐勞、勤奮敢為天下先的可貴精神在改革開放這個浪尖上確立了自己的經濟地位，自然就獲得了“中國猶太人”的美 稱。溫州人不但在全國各地敬業謀生，而且在世界各地商界中也活躍著眾多的溫州人，法國、美國、義大利、澳大利亞、俄羅斯邊界，以及歐盟國家，均可見到溫州 人的身影。
溫州地區的經濟是以私人經濟為主，這一點很重要，應該說，溫州繁榮的經濟發展勢必影響到溫州教會的發展，因為教會各項事工能夠正常順利的開展是離不開溫州的經濟和溫州文化在潛移默化中的影響。
（二）溫州教會的歷史和現狀
從解放初期開始，中國教會的人數並不很多，那時中國教會的人數統計是不超過80萬。[3]全國基督徒的人數不僅少，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沿海和城市地區，七 成以上的中國基督徒分佈在沿海的七個省份。[4]當然對中國基督徒的人數統計相當不易，因為在人數統計中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基督教在 最初的時候是處在一種半秘密的狀態下，現在這種情況雖然少了，但是處於“地下”狀態的教會仍然不少見。[5]這就自然使直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基督徒人數 究竟有多少仍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也由於官方不能掌握教會的所有資料（其實教會本身也沒有完整的資料或是資料不全，在這方面中國各地教會對檔案工作的管 理還是很落後的），因此目前在中國想要進行比較正確的數字統計和調研就變得困難重重。根據楊鳳崗教授的研究理論，中國的宗教有三個宗教市場：即紅市、黑市 和灰市。紅市是指政府允准登記合法的，黑市是指禁止的或者是取締的，灰市是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意思就是指著那些合法又非法的。[6]
溫州基督 教（統稱）原來有六個不同的教派，其中三個教派是有西方國家的差會背景。這六個教派分別是：“中華基督教自治內地會”、“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中國耶 穌教自立會”、“基督複臨安息日會”、“溫州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和“基督徒聚會處”。基督教傳入溫州的說法雖然有不同的版本，一說基督教傳入溫州境內是在 元朝，就以當時官府的“禁也裡可溫[7]攙先祝贊”公文為據，溫州基督教在13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了。江文漢教授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也裡可溫”條 雲：“元至順元年（1330年）教徒已逾3萬人。泉州、揚州、杭州、鎮江、溫州、昆明以及甘肅、新疆、蒙古的一些地區先後建有景教寺（教堂）或有景教徒活 動。”根據歷史記載，基督教新教傳入溫州是在1867年（清朝同治6年）7月，由英國內地會的傳教士曹雅植牧師來溫州傳教逐漸建立的。[8]1877年建 造了溫州的第一座教堂，即現今的溫州花園巷教堂。曹牧師傳教初期是相當的艱難，溫州當地人都以仇視的眼光看待基督教的傳道士，經常遭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 無理取鬧。
基督教在溫州的歷史有142年之久（1867年至2009年）。到1956年5月28日溫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溫州 基督教全面實行了自治、自養和自傳，堅持愛國愛教、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由於歷史原因1958年溫州教會實行了聯合禮拜。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期間，溫州曾經被宣佈為“無宗教地區”，溫州基督教出現了“三無”教會（即無聖經、無聖職、無教堂）。這個時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教 牧人員遭到迫害，甚至很多教牧人員被迫“轉業”。浙江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復蘇是比全國為早的。1973年溫州一帶就開始恢復基督教的活 動，至1979年中央政府正式發佈檔，允許恢復宗教信仰活動，浙江的溫州、蕭山、寧波、浙西農村就走在了全國前面。[9]
溫州是目前中國大 陸信仰基督教人數最多的城鎮。解放初期（1951年）的時候，溫州六個教派共有堂點817個，信徒人數95310名。截止2007年8月底溫州市基督教相 關數字統計如下：與溫州市各地基督教“兩會”有聯繫的堂點有1391個，信徒人數684835人；與溫州市各地基督教“兩會”沒有聯繫的堂點有788個， 信徒人數有177873人，總計堂點2179個，信徒人數862708人。還有少量的真耶穌會信徒，另外也有少數未經登記的信徒不在這個統計範圍內。全市 在職的教牧人員1013人，其中牧師44人，教師（副牧師）136人，長老407人，專職傳道員426人；義工傳道員（講道義工）4361人，全市已經畢 業和在神學院校的神學生318人；市本級舉辦的培訓班兩次，參加者共163人，各區、縣（市）“兩會”舉辦的義工培訓班31次，參加者共3543人。 [10]從本項統計的情況可以看到，溫州教會信徒人數在全溫州人口中的比例是較高的，占11%強。同時也看得出溫州教會的牧養任務是相當的艱巨，雖然溫州 教會整個教牧隊伍與全國其他城市相比是龐大的，但在面對溫州這個廣闊的禾場就顯得是莊家多、做工的人少。同時在溫州地區信徒的人數在分佈上也不是很平衡， 經濟越發達的地方，信徒人口比例就越高，溫州龍灣區，戶籍人口32萬，基督徒就達85000人，基督教占全區人口的26.56%，其中狀元鎮就有6座教堂 和3處聚會點。在其他平原地區教會，幾乎每一個鄉鎮就有3-4座教堂，信徒去參加禮拜一般不用走兩公里以上的路程。市區（包括鹿城區、龍灣區和甌海區）共 有514個堂點，信徒有229500人。在溫州市區幾乎每條主要的街道都有固定的聚會場所，信徒去做禮拜不用乘公車。溫州地區教堂最多的是永嘉縣，堂點 共有547個，信徒人數達138800人，占全縣人口的15.59%。從這些資料的統計中可見溫州教會的發展規模確實在目前的中國位列前茅。
溫州市下轄三區（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兩市（里安市、樂清市）和六縣（洞頭縣、永嘉縣、平陽縣、蒼南縣、文成縣、泰順縣），總面積達11784平方千米，截止2007年全市人口統計為777萬7千人。
溫州教會的成長和發展絕對是離不開整個溫州社會經濟的發展。本來從一個交通閉塞、位置偏遠的海港小鎮發展成為富裕發達的沿海大都市，從資源匱乏、可耕地 少的農業生產地區實現了向工業生產基地和品牌之都的快速騰飛，老百姓生活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積累了高達4000億元的民間資金……這些歷史性的跨越， 都源自獨特的溫州發展模式，堪稱改革開放中一個極為耀眼的亮點。溫州人原本是靠海發展，發展海上貿易，到歐洲做生意，開餐館、做皮革生意，同時也將溫州地 區搞成小商品生產基地，將產品推向全國各地。至今溫州人已經走遍了全國，在北京、西北主要城市都有“浙江溫州村”。改革開放30年來，溫州作為中國最早躍 入社會市場經濟大潮的“弄潮兒”，緊緊抓住歷史機遇，從本地實際出發，發揚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業的精神，大膽改革創新，衝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框框束縛， 促成市場經濟體制發育和發展的先發優勢，推動本地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獨特的溫州模式，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產 生了重要的影響。[2]溫州人就是憑著能吃苦耐勞、勤奮敢為天下先的可貴精神在改革開放這個浪尖上確立了自己的經濟地位，自然就獲得了“中國猶太人”的美 稱。溫州人不但在全國各地敬業謀生，而且在世界各地商界中也活躍著眾多的溫州人，法國、美國、義大利、澳大利亞、俄羅斯邊界，以及歐盟國家，均可見到溫州 人的身影。
溫州地區的經濟是以私人經濟為主，這一點很重要，應該說，溫州繁榮的經濟發展勢必影響到溫州教會的發展，因為教會各項事工能夠正常順利的開展是離不開溫州的經濟和溫州文化在潛移默化中的影響。
（二）溫州教會的歷史和現狀
從解放初期開始，中國教會的人數並不很多，那時中國教會的人數統計是不超過80萬。[3]全國基督徒的人數不僅少，而且主要是集中在沿海和城市地區，七 成以上的中國基督徒分佈在沿海的七個省份。[4]當然對中國基督徒的人數統計相當不易，因為在人數統計中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基督教在 最初的時候是處在一種半秘密的狀態下，現在這種情況雖然少了，但是處於“地下”狀態的教會仍然不少見。[5]這就自然使直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基督徒人數 究竟有多少仍然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也由於官方不能掌握教會的所有資料（其實教會本身也沒有完整的資料或是資料不全，在這方面中國各地教會對檔案工作的管 理還是很落後的），因此目前在中國想要進行比較正確的數字統計和調研就變得困難重重。根據楊鳳崗教授的研究理論，中國的宗教有三個宗教市場：即紅市、黑市 和灰市。紅市是指政府允准登記合法的，黑市是指禁止的或者是取締的，灰市是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意思就是指著那些合法又非法的。[6]
溫州基督 教（統稱）原來有六個不同的教派，其中三個教派是有西方國家的差會背景。這六個教派分別是：“中華基督教自治內地會”、“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中國耶 穌教自立會”、“基督複臨安息日會”、“溫州中華基督教自立會”和“基督徒聚會處”。基督教傳入溫州的說法雖然有不同的版本，一說基督教傳入溫州境內是在 元朝，就以當時官府的“禁也裡可溫[7]攙先祝贊”公文為據，溫州基督教在13世紀末葉已經出現了。江文漢教授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也裡可溫”條 雲：“元至順元年（1330年）教徒已逾3萬人。泉州、揚州、杭州、鎮江、溫州、昆明以及甘肅、新疆、蒙古的一些地區先後建有景教寺（教堂）或有景教徒活 動。”根據歷史記載，基督教新教傳入溫州是在1867年（清朝同治6年）7月，由英國內地會的傳教士曹雅植牧師來溫州傳教逐漸建立的。[8]1877年建 造了溫州的第一座教堂，即現今的溫州花園巷教堂。曹牧師傳教初期是相當的艱難，溫州當地人都以仇視的眼光看待基督教的傳道士，經常遭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 無理取鬧。
基督教在溫州的歷史有142年之久（1867年至2009年）。到1956年5月28日溫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溫州 基督教全面實行了自治、自養和自傳，堅持愛國愛教、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由於歷史原因1958年溫州教會實行了聯合禮拜。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 革命期間，溫州曾經被宣佈為“無宗教地區”，溫州基督教出現了“三無”教會（即無聖經、無聖職、無教堂）。這個時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教 牧人員遭到迫害，甚至很多教牧人員被迫“轉業”。浙江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復蘇是比全國為早的。1973年溫州一帶就開始恢復基督教的活 動，至1979年中央政府正式發佈檔，允許恢復宗教信仰活動，浙江的溫州、蕭山、寧波、浙西農村就走在了全國前面。[9]
溫州是目前中國大 陸信仰基督教人數最多的城鎮。解放初期（1951年）的時候，溫州六個教派共有堂點817個，信徒人數95310名。截止2007年8月底溫州市基督教相 關數字統計如下：與溫州市各地基督教“兩會”有聯繫的堂點有1391個，信徒人數684835人；與溫州市各地基督教“兩會”沒有聯繫的堂點有788個， 信徒人數有177873人，總計堂點2179個，信徒人數862708人。還有少量的真耶穌會信徒，另外也有少數未經登記的信徒不在這個統計範圍內。全市 在職的教牧人員1013人，其中牧師44人，教師（副牧師）136人，長老407人，專職傳道員426人；義工傳道員（講道義工）4361人，全市已經畢 業和在神學院校的神學生318人；市本級舉辦的培訓班兩次，參加者共163人，各區、縣（市）“兩會”舉辦的義工培訓班31次，參加者共3543人。 [10]從本項統計的情況可以看到，溫州教會信徒人數在全溫州人口中的比例是較高的，占11%強。同時也看得出溫州教會的牧養任務是相當的艱巨，雖然溫州 教會整個教牧隊伍與全國其他城市相比是龐大的，但在面對溫州這個廣闊的禾場就顯得是莊家多、做工的人少。同時在溫州地區信徒的人數在分佈上也不是很平衡， 經濟越發達的地方，信徒人口比例就越高，溫州龍灣區，戶籍人口32萬，基督徒就達85000人，基督教占全區人口的26.56%，其中狀元鎮就有6座教堂 和3處聚會點。在其他平原地區教會，幾乎每一個鄉鎮就有3-4座教堂，信徒去參加禮拜一般不用走兩公里以上的路程。市區（包括鹿城區、龍灣區和甌海區）共 有514個堂點，信徒有229500人。在溫州市區幾乎每條主要的街道都有固定的聚會場所，信徒去做禮拜不用乘公車。溫州地區教堂最多的是永嘉縣，堂點 共有547個，信徒人數達138800人，占全縣人口的15.59%。從這些資料的統計中可見溫州教會的發展規模確實在目前的中國位列前茅。
二、溫州教會的特點
溫州教會發展至今可以讓我們看到很多的特點，當然“特點”本身應該說並不存在優點和缺點。在此不妨列舉部分特點，從這些特點之中可以讓我們思考更多的內容，包括特點產生的原因、帶出的優點、存在的不足等。
（一）溫州教會的“四多”現象
溫州教會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就是“四多”現象：即信徒多、堂點多、聚會多和義工多。
“信徒多”：是指著溫州基督徒人口的密度在全國是居首位，[11]在溫州社會的各個領域中都有基督徒，城鎮、農村屋前到處可以看到張貼的“基督教年曆 表”。有好些村鎮還出現了基督教的“福音村”現象，比如蒼南縣的錢庫鎮後謝村、金鄉鎮的靈峰村、馬站鎮的後峴村、永嘉縣甌北鎮的花園嶴村等，信仰基督教的 戶數占整個村的95%以上，類似大面積信仰基督教的村還為數不少。還有龍灣區的蒲州鎮下埠村有三分之二是基督徒，這個村郵電局的職工中有一半以上是信主 的。
“堂點多”：就這一特點筆者在前面已經有過交代。當然在2179個堂點中與“兩會”有聯繫的有1391個，與“兩會”沒有聯繫的有 788個，可能還有一些堂點是不在這個統計的範圍之內，其中還有一些沒有登記在冊的。即或這樣，溫州基督教的堂點比例在全國算是最高的，幾乎每一個鄉鎮都 有3-4個教堂，最多的是蒼南龍港鎮有26個堂點。這就自然為基督徒做禮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一般來說信徒不需要走很多路就可以到教堂參加聚會或者崇拜。
溫州教會堂點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信徒人數的不斷增加是很重要的原因，因為信徒人數多勢必需要有更多的聚會場所才能滿足信徒過信仰生活的需 要。同時教會經濟實力的增加也使得教會有實力去建造信徒聚會所需的教堂。當然這絕對是與溫州的經濟發展、與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有了相當的經濟 實力，一個個新教堂才能拔地而起。中國教會的經濟在1950年以前主要是靠外國差會的供給。1950年以後，中國教會不再接受外國差會的經費，截止 1986年的資料顯示，當時的教會還很窮。20世紀80年代對國外的捐助還有嚴格的限制，只能捐助給設在南京的愛德基金會，再由愛德基金會按各地的申請批 給一定的經費，主要是用於翻修教堂以及公益事業。[12]社會經濟發展了，教會的發展自然也成了受益者。
“聚會多”：不僅是指聚會次數多， 而且也是指聚會的式樣多。在溫州市區的教會每一個主日總有三次的聚會，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還有各種各樣的聚會，如禱告會、青年查經會、老年信徒查經會、識字 班、青年、中年唱詩班練唱、造就聚會、福音聚會、講道聚會、青年聚會等，幾乎每一個晚上都有活動。在農村教會每一個周間也會安排很多不同內容的聚會活動。 每個教會至少一年要舉辦一兩次信徒培靈會，有的教會每個季度都要舉行培靈會，目的是要培養信徒的靈性生命。溫州教會的聚會式樣也是比較豐富的，一直以來就 有各種各樣的聚會形式，如學道班（專門為訓練講道人員、提拔義工的培訓班）、培靈會（是對廣大信徒的靈性生命的一種造就聚會）、佈道會（一般是為初信的信 徒或者是傳福音的聚會，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教會中來）、查經學習班、慕道學習班（初信栽培或是為將要接受洗禮的信徒預備的培訓班）、探望培靈會（對參 加教會探望工作的熱心信徒進行帶領的聚會）、青年團契、神學生聯誼會、同工退修會、奮興會、敬老聚會、姐妹聚會、還有大年會（大議會）等。因為有式樣眾多 的聚會自然就可以滿足不同年齡、不同層次信徒的需要，豐富了溫州的教會生活。
“義工多”：是指參與教會各樣事工的義務同工多。所謂“義工”就 是指在教會做工或服侍，但不從教會領取薪水的同工們。在溫州教會，義工侍奉的層面很廣，既有做教會行政工作的義工，也有做服務工作的義工，等等，他們除了 在教會做工或服侍之外，一般還有其他“教外的工作”。[13]其實溫州的義工侍奉群體的人數也是很難統計的，至少有上萬的信徒參與到這個行列之中。單就參 與義工傳道的，也就是講道的義工人員就有4361人，這批義務同工有相當一部分是文革期間與1980年代興起的，他們勤讀聖經、渴慕真道，也切慕追求講道 的恩賜，對講道內容和講道技巧下了很深的功夫，講道也很有吸引力，實際上很大一部分講道義工的講道水準絕對不亞於受過神學院訓練的專職教牧人員。溫州教會 的義工傳道[14]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的本身構成了溫州教會的一個發展特色。溫州教會義工隊伍的龐大自然就豐富了講臺的資訊供應，同時也緩解了溫州教會莊 家多作工的人少的壓力。當然這一特點和現象也是長期存在的一個教會事實。
溫州教會義工隊伍的擴大除了需要滿足牧養眾多信徒的成長之外，與傳 統關係也很密切。很大一部分（以中老年的義工為主）不乏在文革期間就開始代替被囚的專職傳道人去帶領以及培訓信徒，並且負責講臺資訊的供應、教會管理的工 作。[15]而且這樣的傳統還自然的延續下來。隨著教會的不斷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的義工領袖們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義工都有自己的職業，有的是 公司、企業的主管、董事等。為應付教會發展的需要，這一群體的信徒，也不斷地在提升自己的水準，參加各類的培訓班以提高自己的素質。有的義工是自學成才， 有的義工是參加溫州市基督教兩會舉辦的培訓班，也有的參加了浙江省基督教培訓中心的學習，從而提高了自己參與教會侍奉的資本。
（二）溫州教會重視福音事工
溫州教會重視傳福音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溫州的信徒無論跑到哪裡，都希望有自己特有的聚會場所和聚會形式，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如此。在國內一般的大中型城市中都會或多或少的舉辦溫 州人自己的聚會（有的也有溫州人自己的聚會場所），有的是與當地教會共用一個禮拜堂或聚會場所，有的是自己單獨購房或租房進行聚會。比較早的時候在各大城 市中舉行溫州人聚會是因為需要用溫州話講道和主持儀式，到後來也漸漸地對外開放用普通話舉行儀式和講道了。不僅是為溫州信徒服務，也適當地增加了很多溫州 以外的信徒參加到聚會中來。
二是溫州教會對外來的務工者（或來溫州的創業者）進行積極的傳福音，努力做好吸引人歸主的工作。並且有的教會也 舉行外來務工人員的聚會和牧養工作。溫州本身就有30%的人到外地經商或創業，而外來的民工在溫州也有幾百萬（其中也包括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管理人員或技 術人員），這些人為溫州地區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幾百萬的外來民工無論在城區，或是在人跡罕至的小山溝，處處有他們的身影。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鎮 或工業園區，外來創業者比溫州本地人還要多，民工中有的是夫妻二人來打工，也有孤身一人來溫州闖世界的，還有是在他們的家鄉沒有穩定的收入，舉家遷移來溫 州打工的。現在，溫州每一個農村和城鎮，如溫州市區、里安、龍灣、樂清、虹橋、蒼南、永嘉等地生活著來自五湖四海的外來創業者，有從遙遠的新疆來的，從湖 南、湖北、陝西、安徽、江西等地來的所占比例較大。在一些城鎮外來的人超過了本地人，在一些公司中，外來員工比例占到了90%以上，這已經在溫州是一個普 遍不爭的事實了。溫州教會為了吸引和牧養這些外來的務工人員，專門舉辦了一些福音聚會，也探望和關懷這些外來的人員；在耶誕節或春節期間有的教會專門安排 一些外地信徒或非信徒的特別聚會，讓外來的人員就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鄉一樣。
三是溫州人興起了外出傳道、拓荒的工作。[16]溫州教會遵行 著聖經的教導：“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17]而且隨著溫州教會漸漸地富裕起來，或有許多的基督徒老闆到外地經 商等也自然把福音帶出去，建立起了許多具有溫州特色的聚會點。溫州也有很多教會差派傳道同工（有專職同工、也有義工傳道的）到外地傳福音牧養教會（溫州本 地的信徒在外地），又有進行福音拓荒工作的（沒有聽聞耶穌基督救恩的村莊或城鎮）。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原因是溫州教會在某種程度來說繼承了“福音派”的 信仰傳統；同時與溫州傳統的教派熱心傳福音事工的特點也分不開，因為溫州教會至今還有形無形地遺留著原教派的背景。
（三）溫州教會中新型群體正在興起
這是一個“老闆基督徒”[18]的群體，這群基督徒的經濟實力很強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基督徒，特別是溫州基督徒，除了過去那種農民信徒群體、城 市街道居民信徒群體之外，正在和已經出現了一個以老闆信徒為主的新型基督徒群體。按照社會學的類型分層，過去基督教內的信徒主要是農民身份的基督徒和舊的 城市居民的基督徒，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逐漸形成了兩個新型群體，一個是以私人經濟為基礎的個體經營主，以及公司的經理、董事，通稱“老闆基督 徒”。另一個是以北京、上海、杭州、廣州、南京等大城市中出現的“知識精英”基督徒，這些知識精英基督徒雖然目前還為數不多，主要是在一些大學、醫院、研 究所、中外合資企業任職。目前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老闆基督徒的群體。[19]在溫州教會有很大一部分這樣身份的基督徒。他們中有的經過適當的培訓然後被按立 為長老、教師，或者沒有經過按立直接就當選為一個堂的堂務主任的，他們參與到教會的管理之中，然後他們也聘請一些專職牧師或專職傳道人在教會中管理講道、 查經和靈修的工作。
溫州教會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基督徒群體”是同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相聯繫的，他們活躍在現代中國的城市、城鎮和港口。他們有 基督徒身份的企業主、公司經理、老闆、雇員等，他們大都已取得該城市的戶口，也可能是來自外地、來自農村，但是在這裡經商和任職。這個概念的內涵是：它必 定是現代生產方式和經濟活動的產物，同市場經濟有必然的聯繫；接受同新型經濟關係相適應的關於基督教義和神學的解釋和觀念（在神學上、對教義的闡釋上是與 時俱進的），這個群體的溫州信徒是摒棄了20世紀70-80年代初還相當流行的“教徒不許經商”、“教徒不可個人發家致富”、“教徒不可當老闆”等舊的觀 念。……這一群體明顯的具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同過去普遍存在的“三多”現象（即：婦女多、文盲多、老人多）不同，這一群體的基督徒文化水準比較 高，20-50歲之間的信徒居多，而且男女性別的比例也較平衡。二是這個群體的信徒一般是財力比較雄厚，是當今溫州教會建造新教堂、發展教會慈善事業的支 柱力量。三是這個新型群體的信徒也是見識比較廣，思路比較開闊，活動能量比較大、社會聯繫也比較廣。[20]這些特點對當今溫州教會的建設和發展是起著很 重要的作用。
在浙江省基督教培訓中心整個的培訓和教學過程中也可看到這個新型基督徒群體興起的跡象。最近幾年浙江省基督教培訓中心也越來越 重視教會中這個新型群體的基督徒，所以多次舉辦了“商人基督徒培訓班”。主要目的是為了適應時代和企業發展的需要，針對現代企業管理的現狀，結合基督教的 信仰與實踐，提供交流與溝通的平臺，使基督徒企業人明白企業文化的重要性和宗教法規的現實性，提高他們的信仰素質和服務社會的意識。為了更新現代企業管理 的知識和理念，在企業中彰顯基督的慈愛，遵紀守法，榮神益人，以及回饋社會，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積極應有的貢獻。在培訓班上專門邀請了國內外知名的企業管 理專家、教授，企業文化師等授課。主要課程有：《基督徒企業倫理》、《現代企業管理》、《專題講座》——包括聖經、社會服務、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在課堂 外，還安排了學員靈修、管理經驗交流等內容。這些基督徒企業家（很大一部分是溫州的基督徒）在浙江的教會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在教堂的建造、在教會 的管理中，還是在為社會所做的福利貢獻之中都是如此。
（四）溫州教會世俗化傾向也漸趨嚴重
隨著教會經濟 實力的加強，溫州教會的世俗化也漸趨嚴重。其實這不僅是溫州教會的現象，只要是教會在發展，教會的物質生活、經濟實力在上升的話，都會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在教會中一個既普遍又複雜的現象。事實上，基督教的世俗化是自古就有的，這是由基督教的本質與基督教的社會性所決定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一定有許 多的表現，當然也不是說有了一些現象就是世俗化的表現了，這兩者之間是存在著非常微妙的聯繫。就如教會要發展需要適應整個社會、教會的神學觀點的思考以適 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教會對經濟的看法，教會對經商的看法，教會在建造教堂時一味的追求豪華、時髦，甚至是盲目的攀比，教會不斷的舉辦商人基督徒培訓班，研 究如何提高傳道人的生活待遇，教會各類設備的現代化和更新換代的週期越來越短，……等等。這些本來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處理不當，或者沒有一個強而合理的 理論作指導就很容易導致教會世俗化的現象。
溫州教會世俗化的傾向當然有很多表現：就如好多教會出現了高消費的現象：教堂要蓋最高的、花費是 要最昂貴的，很多教會在建造教堂的時候是盲目的攀比。有的教會在舉辦培靈會的時候或者在過耶誕節的時候要大辦宴席，往往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鋪張浪費。有的教 會使用的樂器、音箱設備等一定要用最新的。有的教會不一定要給全時間侍奉的傳道人發工資或發給必須的生活保障，但在請外來講員的時候一定要爭足面子，讓外 來講員坐飛機、住賓館、吃甲魚、拿禮品……。有的教會不一定會拿錢去幫助窮人，但他們一定會在教堂的裝修和教會的人情消費上投入很大的資金。溫州教會漸趨 世俗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在堂委會的選舉上出現爭權奪利的現象，比如溫州樂清市基督教兩會下屬的某教會就出現了為“爭當”堂委委員和堂委主任而搶奪話筒、甚至 是激發到出手傷人的地步。[21]等等，對這些問題應當怎麼看待呢？所有這些情況從某種方面看就是教會世俗化的表現。
（一）溫州教會的“四多”現象
溫州教會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就是“四多”現象：即信徒多、堂點多、聚會多和義工多。
“信徒多”：是指著溫州基督徒人口的密度在全國是居首位，[11]在溫州社會的各個領域中都有基督徒，城鎮、農村屋前到處可以看到張貼的“基督教年曆 表”。有好些村鎮還出現了基督教的“福音村”現象，比如蒼南縣的錢庫鎮後謝村、金鄉鎮的靈峰村、馬站鎮的後峴村、永嘉縣甌北鎮的花園嶴村等，信仰基督教的 戶數占整個村的95%以上，類似大面積信仰基督教的村還為數不少。還有龍灣區的蒲州鎮下埠村有三分之二是基督徒，這個村郵電局的職工中有一半以上是信主 的。
“堂點多”：就這一特點筆者在前面已經有過交代。當然在2179個堂點中與“兩會”有聯繫的有1391個，與“兩會”沒有聯繫的有 788個，可能還有一些堂點是不在這個統計的範圍之內，其中還有一些沒有登記在冊的。即或這樣，溫州基督教的堂點比例在全國算是最高的，幾乎每一個鄉鎮都 有3-4個教堂，最多的是蒼南龍港鎮有26個堂點。這就自然為基督徒做禮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一般來說信徒不需要走很多路就可以到教堂參加聚會或者崇拜。
溫州教會堂點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信徒人數的不斷增加是很重要的原因，因為信徒人數多勢必需要有更多的聚會場所才能滿足信徒過信仰生活的需 要。同時教會經濟實力的增加也使得教會有實力去建造信徒聚會所需的教堂。當然這絕對是與溫州的經濟發展、與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有了相當的經濟 實力，一個個新教堂才能拔地而起。中國教會的經濟在1950年以前主要是靠外國差會的供給。1950年以後，中國教會不再接受外國差會的經費，截止 1986年的資料顯示，當時的教會還很窮。20世紀80年代對國外的捐助還有嚴格的限制，只能捐助給設在南京的愛德基金會，再由愛德基金會按各地的申請批 給一定的經費，主要是用於翻修教堂以及公益事業。[12]社會經濟發展了，教會的發展自然也成了受益者。
“聚會多”：不僅是指聚會次數多， 而且也是指聚會的式樣多。在溫州市區的教會每一個主日總有三次的聚會，從禮拜一到禮拜六還有各種各樣的聚會，如禱告會、青年查經會、老年信徒查經會、識字 班、青年、中年唱詩班練唱、造就聚會、福音聚會、講道聚會、青年聚會等，幾乎每一個晚上都有活動。在農村教會每一個周間也會安排很多不同內容的聚會活動。 每個教會至少一年要舉辦一兩次信徒培靈會，有的教會每個季度都要舉行培靈會，目的是要培養信徒的靈性生命。溫州教會的聚會式樣也是比較豐富的，一直以來就 有各種各樣的聚會形式，如學道班（專門為訓練講道人員、提拔義工的培訓班）、培靈會（是對廣大信徒的靈性生命的一種造就聚會）、佈道會（一般是為初信的信 徒或者是傳福音的聚會，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教會中來）、查經學習班、慕道學習班（初信栽培或是為將要接受洗禮的信徒預備的培訓班）、探望培靈會（對參 加教會探望工作的熱心信徒進行帶領的聚會）、青年團契、神學生聯誼會、同工退修會、奮興會、敬老聚會、姐妹聚會、還有大年會（大議會）等。因為有式樣眾多 的聚會自然就可以滿足不同年齡、不同層次信徒的需要，豐富了溫州的教會生活。
“義工多”：是指參與教會各樣事工的義務同工多。所謂“義工”就 是指在教會做工或服侍，但不從教會領取薪水的同工們。在溫州教會，義工侍奉的層面很廣，既有做教會行政工作的義工，也有做服務工作的義工，等等，他們除了 在教會做工或服侍之外，一般還有其他“教外的工作”。[13]其實溫州的義工侍奉群體的人數也是很難統計的，至少有上萬的信徒參與到這個行列之中。單就參 與義工傳道的，也就是講道的義工人員就有4361人，這批義務同工有相當一部分是文革期間與1980年代興起的，他們勤讀聖經、渴慕真道，也切慕追求講道 的恩賜，對講道內容和講道技巧下了很深的功夫，講道也很有吸引力，實際上很大一部分講道義工的講道水準絕對不亞於受過神學院訓練的專職教牧人員。溫州教會 的義工傳道[14]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的本身構成了溫州教會的一個發展特色。溫州教會義工隊伍的龐大自然就豐富了講臺的資訊供應，同時也緩解了溫州教會莊 家多作工的人少的壓力。當然這一特點和現象也是長期存在的一個教會事實。
溫州教會義工隊伍的擴大除了需要滿足牧養眾多信徒的成長之外，與傳 統關係也很密切。很大一部分（以中老年的義工為主）不乏在文革期間就開始代替被囚的專職傳道人去帶領以及培訓信徒，並且負責講臺資訊的供應、教會管理的工 作。[15]而且這樣的傳統還自然的延續下來。隨著教會的不斷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的義工領袖們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義工都有自己的職業，有的是 公司、企業的主管、董事等。為應付教會發展的需要，這一群體的信徒，也不斷地在提升自己的水準，參加各類的培訓班以提高自己的素質。有的義工是自學成才， 有的義工是參加溫州市基督教兩會舉辦的培訓班，也有的參加了浙江省基督教培訓中心的學習，從而提高了自己參與教會侍奉的資本。
（二）溫州教會重視福音事工
溫州教會重視傳福音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溫州的信徒無論跑到哪裡，都希望有自己特有的聚會場所和聚會形式，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如此。在國內一般的大中型城市中都會或多或少的舉辦溫 州人自己的聚會（有的也有溫州人自己的聚會場所），有的是與當地教會共用一個禮拜堂或聚會場所，有的是自己單獨購房或租房進行聚會。比較早的時候在各大城 市中舉行溫州人聚會是因為需要用溫州話講道和主持儀式，到後來也漸漸地對外開放用普通話舉行儀式和講道了。不僅是為溫州信徒服務，也適當地增加了很多溫州 以外的信徒參加到聚會中來。
二是溫州教會對外來的務工者（或來溫州的創業者）進行積極的傳福音，努力做好吸引人歸主的工作。並且有的教會也 舉行外來務工人員的聚會和牧養工作。溫州本身就有30%的人到外地經商或創業，而外來的民工在溫州也有幾百萬（其中也包括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管理人員或技 術人員），這些人為溫州地區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幾百萬的外來民工無論在城區，或是在人跡罕至的小山溝，處處有他們的身影。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鎮 或工業園區，外來創業者比溫州本地人還要多，民工中有的是夫妻二人來打工，也有孤身一人來溫州闖世界的，還有是在他們的家鄉沒有穩定的收入，舉家遷移來溫 州打工的。現在，溫州每一個農村和城鎮，如溫州市區、里安、龍灣、樂清、虹橋、蒼南、永嘉等地生活著來自五湖四海的外來創業者，有從遙遠的新疆來的，從湖 南、湖北、陝西、安徽、江西等地來的所占比例較大。在一些城鎮外來的人超過了本地人，在一些公司中，外來員工比例占到了90%以上，這已經在溫州是一個普 遍不爭的事實了。溫州教會為了吸引和牧養這些外來的務工人員，專門舉辦了一些福音聚會，也探望和關懷這些外來的人員；在耶誕節或春節期間有的教會專門安排 一些外地信徒或非信徒的特別聚會，讓外來的人員就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鄉一樣。
三是溫州人興起了外出傳道、拓荒的工作。[16]溫州教會遵行 著聖經的教導：“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17]而且隨著溫州教會漸漸地富裕起來，或有許多的基督徒老闆到外地經 商等也自然把福音帶出去，建立起了許多具有溫州特色的聚會點。溫州也有很多教會差派傳道同工（有專職同工、也有義工傳道的）到外地傳福音牧養教會（溫州本 地的信徒在外地），又有進行福音拓荒工作的（沒有聽聞耶穌基督救恩的村莊或城鎮）。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原因是溫州教會在某種程度來說繼承了“福音派”的 信仰傳統；同時與溫州傳統的教派熱心傳福音事工的特點也分不開，因為溫州教會至今還有形無形地遺留著原教派的背景。
（三）溫州教會中新型群體正在興起
這是一個“老闆基督徒”[18]的群體，這群基督徒的經濟實力很強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基督徒，特別是溫州基督徒，除了過去那種農民信徒群體、城 市街道居民信徒群體之外，正在和已經出現了一個以老闆信徒為主的新型基督徒群體。按照社會學的類型分層，過去基督教內的信徒主要是農民身份的基督徒和舊的 城市居民的基督徒，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逐漸形成了兩個新型群體，一個是以私人經濟為基礎的個體經營主，以及公司的經理、董事，通稱“老闆基督 徒”。另一個是以北京、上海、杭州、廣州、南京等大城市中出現的“知識精英”基督徒，這些知識精英基督徒雖然目前還為數不多，主要是在一些大學、醫院、研 究所、中外合資企業任職。目前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老闆基督徒的群體。[19]在溫州教會有很大一部分這樣身份的基督徒。他們中有的經過適當的培訓然後被按立 為長老、教師，或者沒有經過按立直接就當選為一個堂的堂務主任的，他們參與到教會的管理之中，然後他們也聘請一些專職牧師或專職傳道人在教會中管理講道、 查經和靈修的工作。
溫州教會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基督徒群體”是同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相聯繫的，他們活躍在現代中國的城市、城鎮和港口。他們有 基督徒身份的企業主、公司經理、老闆、雇員等，他們大都已取得該城市的戶口，也可能是來自外地、來自農村，但是在這裡經商和任職。這個概念的內涵是：它必 定是現代生產方式和經濟活動的產物，同市場經濟有必然的聯繫；接受同新型經濟關係相適應的關於基督教義和神學的解釋和觀念（在神學上、對教義的闡釋上是與 時俱進的），這個群體的溫州信徒是摒棄了20世紀70-80年代初還相當流行的“教徒不許經商”、“教徒不可個人發家致富”、“教徒不可當老闆”等舊的觀 念。……這一群體明顯的具有這樣一些特點：一是同過去普遍存在的“三多”現象（即：婦女多、文盲多、老人多）不同，這一群體的基督徒文化水準比較 高，20-50歲之間的信徒居多，而且男女性別的比例也較平衡。二是這個群體的信徒一般是財力比較雄厚，是當今溫州教會建造新教堂、發展教會慈善事業的支 柱力量。三是這個新型群體的信徒也是見識比較廣，思路比較開闊，活動能量比較大、社會聯繫也比較廣。[20]這些特點對當今溫州教會的建設和發展是起著很 重要的作用。
在浙江省基督教培訓中心整個的培訓和教學過程中也可看到這個新型基督徒群體興起的跡象。最近幾年浙江省基督教培訓中心也越來越 重視教會中這個新型群體的基督徒，所以多次舉辦了“商人基督徒培訓班”。主要目的是為了適應時代和企業發展的需要，針對現代企業管理的現狀，結合基督教的 信仰與實踐，提供交流與溝通的平臺，使基督徒企業人明白企業文化的重要性和宗教法規的現實性，提高他們的信仰素質和服務社會的意識。為了更新現代企業管理 的知識和理念，在企業中彰顯基督的慈愛，遵紀守法，榮神益人，以及回饋社會，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積極應有的貢獻。在培訓班上專門邀請了國內外知名的企業管 理專家、教授，企業文化師等授課。主要課程有：《基督徒企業倫理》、《現代企業管理》、《專題講座》——包括聖經、社會服務、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在課堂 外，還安排了學員靈修、管理經驗交流等內容。這些基督徒企業家（很大一部分是溫州的基督徒）在浙江的教會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在教堂的建造、在教會 的管理中，還是在為社會所做的福利貢獻之中都是如此。
（四）溫州教會世俗化傾向也漸趨嚴重
隨著教會經濟 實力的加強，溫州教會的世俗化也漸趨嚴重。其實這不僅是溫州教會的現象，只要是教會在發展，教會的物質生活、經濟實力在上升的話，都會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在教會中一個既普遍又複雜的現象。事實上，基督教的世俗化是自古就有的，這是由基督教的本質與基督教的社會性所決定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一定有許 多的表現，當然也不是說有了一些現象就是世俗化的表現了，這兩者之間是存在著非常微妙的聯繫。就如教會要發展需要適應整個社會、教會的神學觀點的思考以適 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教會對經濟的看法，教會對經商的看法，教會在建造教堂時一味的追求豪華、時髦，甚至是盲目的攀比，教會不斷的舉辦商人基督徒培訓班，研 究如何提高傳道人的生活待遇，教會各類設備的現代化和更新換代的週期越來越短，……等等。這些本來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處理不當，或者沒有一個強而合理的 理論作指導就很容易導致教會世俗化的現象。
溫州教會世俗化的傾向當然有很多表現：就如好多教會出現了高消費的現象：教堂要蓋最高的、花費是 要最昂貴的，很多教會在建造教堂的時候是盲目的攀比。有的教會在舉辦培靈會的時候或者在過耶誕節的時候要大辦宴席，往往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鋪張浪費。有的教 會使用的樂器、音箱設備等一定要用最新的。有的教會不一定要給全時間侍奉的傳道人發工資或發給必須的生活保障，但在請外來講員的時候一定要爭足面子，讓外 來講員坐飛機、住賓館、吃甲魚、拿禮品……。有的教會不一定會拿錢去幫助窮人，但他們一定會在教堂的裝修和教會的人情消費上投入很大的資金。溫州教會漸趨 世俗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在堂委會的選舉上出現爭權奪利的現象，比如溫州樂清市基督教兩會下屬的某教會就出現了為“爭當”堂委委員和堂委主任而搶奪話筒、甚至 是激發到出手傷人的地步。[21]等等，對這些問題應當怎麼看待呢？所有這些情況從某種方面看就是教會世俗化的表現。
三、溫州教會的牧區管理模式及其分析
溫州教會除了在前面提到的四個特點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在全國各地的教會中也是唯一的，那就是溫州教會在發展和管理中的牧區現象或叫牧區管理模式。
（一）溫州教會的牧區模式
雖然至今很多教會同工或教會管理人員不欣賞牧區的管理模式或否定溫州教會牧區現象的存在，但事實上溫州教會在管理和牧養之中確實是按照牧區的模式在開展 工作，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溫州教會的牧區現象或者牧區管理模式是由來已久的，在解放以前就已經存在，那個時候自然是受到外國差會的影響，在牧區的管理中 是根據自己教派的特點來開展工作。由於溫州教會就算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聚會、加上溫州教會義工同工的盡心竭力，一直沒有停止對教會的侍奉；再說，溫州教 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很有溫州人自己的特色，比如其中一個特色是具有家族性的現象，也就是說，一般來講在一戶人家裡，只要一個人先信仰了耶穌基督，那麼基本的 結果就是全家人一起來信仰基督教了，甚至是連親帶友的一大群人都信仰耶穌基督。這種現象自然也反映在溫州教會的管理之中。之所以溫州教會發展得比較迅速與 這個特色也有關係。隨著溫州教會人數的不斷增加，在牧養和管理之中教會在實際的操作中就漸漸恢復和採取了牧區的管理模式。
溫州教會的“牧 區”概念一般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牧區的第一個意思是指對牧養管理範圍的一種描述，就像一個地區的行政劃分一樣。但是溫州各地教會的牧區劃分並不是嚴格按 照行政規劃來區分的，有的是按照行政來劃分，有的是按照以前傳承下來的鄉鎮或是從教會管理方便起見來劃分的，有的是按照教會教務的聯絡、聖工上聯絡的需要 來劃分，而不是按照行政區劃分。也有的牧區是以一個鎮為單位，比如：溫州蒼南縣的“龍港牧區”就是以龍港鎮[22]的26個堂點組成的。[23]一般來 講，在一個牧區下面包括了幾個堂點、十幾個堂點、或幾十個堂點不等。就是說，溫州的各個牧區是有大有小的。這裡“牧區”的概念是對當地整個教會（幾個堂 點、十幾個堂點、甚至幾十個堂點）的統稱，比如溫州蒼南縣的礬山牧區下轄7個堂點、赤溪牧區下轄13個堂點，[24]永嘉縣的“碧蓮牧區”就下轄46個堂 點。[25]牧區的第二個意思是指教會的管理機構（管理模式）而言，它是區別於堂點管理，也區別各區、縣（市）“兩會”一級管理機構的牧區一級的管理組 織。比如“碧蓮牧區”有46個堂點，每一個堂點有自己的管理組織，而46個堂點所組成的“碧蓮牧區”就有牧區管理組織，叫“碧蓮牧區教務會”，這個碧蓮牧 區教務會就是管理著46個堂點的組織。在牧區上面的管理組織就是區、縣（市）“兩會”，但是目前就牧區的管理形式往往是在默認之中實施的，沒有明文規定牧 區的管理工作的許可權，所以牧區一級的教務管理機構沒有“公章”（公章象徵著對外聯繫行政工作所需的一種許可權。目前有的區、縣（市）“兩會”也正在考慮是否 給牧區發放公章的問題，並且也在醞釀這枚公章的實際許可權到底有多大？），沒有對外聯絡的行政權力。這也是牧區與“兩會”之間存在著有形無形的張力，也是溫 州教會在今後的牧養管理中需要探討的一個當務之急、也是很棘手的問題。
目前溫州地區的教會根據不完全統計有67個牧區，[26]在這些牧區 中有的是與區、縣（市）“兩會”有聯繫的，也有的牧區與各級“兩會”是沒有來往的。[27]（特別要提到的是，溫州老城區的“花園巷堂”和“城西堂”是在 溫州市基督教兩會的直接管理之中，故不屬於任何一個牧區。）每一個牧區所分管的堂點也有多少之別，有的管理幾個堂點，有的要管十幾個堂點，也有的要管理幾 十個堂點，工作量和工作任務自然也就有大小的區別了。
溫州教會牧區管理組織的存在由來已久。牧區管理人員的數量是根據牧區的大小而定的，也 即大的牧區參與管理的人員就多一些，小的牧區參與管理的人員就相對少一些。一般來講，這些牧區負責人是由各堂點推薦，“牧區”就是代表管理小組，從同工會 議、義工會議當中選舉產生出來的，同工會議第一部分是由講道義工，第二部分是各參加的堂點負責人。牧區管理小組以前的稱呼為負責人。牧區一級的管理組織任 期不等，一般為3-5年，下設的小組也不盡相同。一個牧區管理小組一般有7人、有9人組成；小的牧區只有5人組成一個管理小組。比較大的有幾十人組成，比 如永嘉縣J牧區就有25名成員組成管理小組。[28]牧區每一年一般需要召開小議會和大議會，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各召開一次小議會，一般是討論和安排主日 派單的工作，交流一些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到第四季度需要進行年度總結並對來年的工作進行展望。牧區的決定或者有什麼重要的資訊通過牧區管理小組的成員 下達到各個堂點，然後各堂點根據牧區的會議精神開展具體的工作。牧區管理小組的產生一般是在大議會中以無記名的方式民主選舉產生的，被選舉的物件是堂點負 責人、講道義工和專職同工等。任期以前為三年一屆，現在一般是3-5年作為一屆。以永嘉J牧區為例，按照不成文（非正式）的規定，在選舉的時候要照顧到以 下幾方面的原則：堂委負責人代表原則、婦女（女信徒）代表原則、地方佈局代表原則和義工代表原則。也就是說，在選舉過程中，每一位義工投票人在選舉時，一 定要兼顧到這幾個方面。“堂委負責人代表原則”是指在候選人中一定要有堂點的負責人；“婦女代表原則”是指在候選人中一定要有女性信徒代表；“地方佈局代 表原則”主要是為了照顧兩類堂點：一個是每一個片[29]內信徒人數比較多的堂點，也就是說在候選人代表中得有這些大堂點的負責人或義工；第二是在邊遠山 區的小堂點，候選人中也應該有一定數量的義工代表。“義工代表原則”主要是為了保證那些信仰虔誠、對教會工作熱心的義工參與到牧區教務組[30]來。候選 人的產生基本上是由上一屆相關教務組的成員推薦，而且一般是等額推選的，然後由他們集體協商討論，最後再徵求被選者本人的同意，因此這些原則往往不是落實 到選舉過程，而是只體現在推薦的過程中。這當然在目前的牧區工作中也只能以這種方式為主。
牧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主日的講道派單、日常事務管 理、協助堂點各項具體事工的開展。牧區主日派單事實上是一項教務事工，主要是安排全牧區範圍內統一進行禮拜天的講道安排。其他的功能大部分在有的牧區只能 說是象徵性的，要根據具體的工作需要來決定，對各堂點沒有實在的約束力，只是通過負責人的個人人格魅力以及各堂點相關負責人的意願進行協調而已。
牧區教務組成員產生以後，還要根據本牧區工作的需要、同時也要根據各人的具體情況（如恩賜、特長、年齡等）進行分工。每一個牧區負責人要具體參與到牧區 管理的每一個小組之中。各大牧區下設的組別和具體名稱不盡相同。就如永嘉縣基督教兩會下屬的牧區一般分為五個具體的管理小組：堂委治理小組、財務管理小 組、義工傳道小組、青年事工小組和探望牧養小組。其各自的功能和職責是負責管理各片堂點的一些工作。片在原則上也是堂點和牧區教務組聯繫的橋樑，但實際上 片的這一功能是很難得到體現的，因為片的負責人是很難深入到堂點開展工作的。以永嘉縣J牧區為例，牧區下設的各個小組[31]具體的職責如下。[32]
堂委治理小組：負責籌畫全牧區性的大會議程和其他安排，協助各堂堂委會的換屆選舉等工作事宜；平時也會參與相關堂點的重要堂務會議，幫助各堂物色相關聖 工人員和侍奉人員；對於某些堂委會不便出面的問題，如某些義工觸犯了教義教規教會必須要進行處理的；治理小組還可以代為執行相關的規章制度，但對於各堂點 日常的內部事務，牧區的堂委治理小組一般不會隨意干涉。堂委治理小組的另一項工作就是進行全牧區堂點之間的協調工作，有時在人員配置、資源配置上各堂點會 有自己的意見或利益，為維護各堂點之間的團結和工作的一致性，堂委治理小組就需要出面進行必要的調節。
義工傳道小組：主要職責有幾種：第一 是負責安排義工在主日去各堂點的傳道事宜，包括講道人員的配置，有關差旅安排等，也就是當地的“派單”。主日派單就是安排主日講道的工作，說明在牧區內的 講道聖工是統一安排的，這中間可以起到相互幫助和支援的作用。牧區會先指定有一位同工負責這項事工，他集中全牧區所有的傳道義工，也包括專職傳道人，按照 堂點的數目、義工人數以及各人的講道恩賜和時間等情況在全牧區範圍內統一調派、安排，這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各堂點講員資源不均衡的缺點，也就是說即 使某一個堂點沒有一位傳道人也不會出現主日崇拜沒有講道而停止的現象。義工傳道小組的第二項職責是推薦青年信徒為傳道實習，提高義工的傳道素質。因為從正 規的神學院校畢業出來的神學生很少，根本就滿足不了那麼多堂點傳道的需要，所以大量的講道工作就自然落在了義工傳道人的身上了。怎麼樣選拔和培養新的義工 傳道人就成了牧區義工傳道小組的一項重要任務了。
青年事工小組：這個小組的事務是比較繁雜的，大體來說，這個事工組的職責是輔助各堂點信徒查經學道，培養義工傳道接班人，提高教會音樂水準，舉辦青少年團契活動，協助堂點的主日學等事工的開展。
探望牧養小組[33]：這個組的工作主要是調度牧區探望“長期工”[34]為有需要的信徒禱告和看望安慰這些有需要的信徒。牧區探望的工作是可以彌補講 台工作中沒有辦法照顧到的問題，可以具體的瞭解和關懷信徒生命的成長和實際生活當中的困難。這也是各區、縣（市）“兩會”的工作所無法替代的，在教會的牧 養中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探望的義工是聯繫一般平信徒和教會的重要紐帶，在很大程度上瞭解了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狀況，也防止信徒在信仰生活中出現偏差。牧 區的探望人員一般來說是跨堂點性的，由片或者牧區統一來安排。因此，在探望的要求上也是比較高的，需要探望人員有虔誠的侍奉精神和探望的技巧。
財務管理小組：這個小組主要是管理牧區內的自養經費，協助各堂點健全財務制度，提供給有特殊需要的信徒以幫補，支付和調整專職教牧人員的薪水，合理安排 牧區各事工小組的工作費用等事項。這個小組是直接接受牧區堂委治理小組的監督，同時也負責指導各堂點的財務工作。相對於堂點來說，由於牧區只是一個管理相 對比較鬆散而且是一個協調管理機構，一般不直接接受信徒的奉獻，但是為了保證牧區一級管理組織的各項事工能夠正常的開展，按照各個牧區的規定，各堂點必須 要將本堂收入的部分上繳給牧區，上繳的數額不等，一般是將本堂收入的10-25%上繳給牧區。牧區有專門的財務人員（一般有會計和出納兩人）進行管理。這 筆款項主要是用於支付牧區一級機構專職義工的工資、辦公文具的採購、跨片性團契（也即牧區的培靈會、學習會、看望信徒所需費用、夏令營、冬令營費用等）的 開銷、牧區聖經培訓班、屬於本牧區推薦的在讀神學生的生活補貼、義工被派去非本堂教會講道的交通補貼費、年終的時候對本牧區內有困難信徒的幫補費用、同時 也要開支支援外地教會發展的款項以及規模不大的賑災資金等。當然在這些費用的開支過程中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牧區一級的財務管理小組直接是受牧區堂委治理 小組的管理。除了一些例行的日常開支之外，每一項開支在原則上是需要一定的規定和程式。
原來牧區的管理是直接指導下屬的各個堂點工作的開 展，但是因為隨著工作的深入，大家就意識到牧區直接與下面的幾十個堂點聯繫工作比較困難，而且也比較複雜。再加上整個牧區的範圍比較大，工作量也就比較 多、也較為繁雜，所以牧區就會基於地理位置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等因素進行考慮，需要再將一個牧區的堂點集中分成幾個片，如永嘉縣的J牧區下設4個片，分別為 東片、西片、上片和中片，J牧區的42個堂點分別在四個片之中。到了“片”一級就不再設立任何的專門行政機構，主要是由牧區的各個事工小組的相關負責人員 分別兼管。
牧區的工作運行模式一般來說是通過大小的“議會”來開展的，基本上是安排一個季度一次議會。也有因為工作和時間等原因壓縮成一年 兩次，主要是完成講道聖工安排。第二個議程是彙報各堂點教會的情況。第三是對受洗和重大的節期的一些工作安排。一般來說信徒受洗是集中在一個堂，以牧區為 單位舉行的。節期有的牧區或者堂點需要統一安排講道的人。第四是安排牧區同工學習和培訓等工作。第五，在本牧區內確認同工、提拔同工也是由牧區管理小組來 進行討論和決定的，包括專職同工的按立問題牧區也有參與意見的。
牧區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接受信徒的直接奉獻或捐款；第二是各堂 點按照規定將本年度奉獻收入的一部分上繳給牧區財務小組；其他還有每年的利息等資金來源。牧區的資金主要是用於牧區各小組的運作經費以及全牧區性的幫補和 大型活動的開支等。其中有一點值得一提，在經費上“牧區”的實力往往會比“兩會”更強，更有經濟操作權。
（二）對牧區模式的評論
1、牧區模式的優點
第一，牧區模式體現在教會管理上是比較民主的。因為牧區在決定一些重大事情的時候需要通過大小議會的討論來決斷。牧區有季度的議會（即小議會），主要是 安排各堂點的主日講道派單，商議一些堂點的聯合聖工。每年牧區還有一次大議會（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召開），大議會主要的職責有審議牧區的工作報告；主要討 論和決定在牧區中的重要工作，如：商討並落實各項聖工計畫的相關措施；決定牧區提報的有關人事增補與罷免；通報教會中急待防備與制止的混亂現象；受理與審 核有關教會工作的提議；向牧區提出有關管理與牧養的建議；傳達與貫徹上級有關會議精神；舉行傳道義工就職與退休儀式等。由於參與的堂點比較多，議事的時候 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和知識，可以吸取各堂的長處，並且也可以集思廣益，這樣才能在議事和決策的問題上做到更加明智和合理。任何的管理工作，包括教會的事工 是複雜的，而參與決策和領導的人的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教會在做決策的問題上必須借助於大家的力量。因為“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多人參與決策的優點是顯 而易見的，集思廣益不僅可以避免因領導者個人知識的有限而造成決策失誤，而且也可以通過鼓勵參與，有效地激發同工們積極性。[35]牧區的議事規則就可以 提供這方面的資源，這樣也可以相對使決策的時候更加民主。
溫州的牧區管理中對教會義工的考評也是經過議會討論，經過大家的評議。教會的管理 和發展中是需要民主管理，這樣不僅可以使參與教會侍奉的同工們的積極性不減少，也是讓廣大信徒信服的一個有力的根據。包括對經濟的開支，也是有一定的程 序。其實溫州牧區的管理結構和運行機制一直都處於一個不斷完善和調整的過程中，這種調整的過程也是教會管理民主化的體現之一。
第二，可以使 教會牧養工作做得更加仔細，以彌補“兩會”工作中不能做到家的欠缺。因溫州教會堂點特別多，工作量就顯得特別大，勢必就導致“兩會”一級的教會管理機構是 沒有辦法做好和做細教會堂點的具體工作，尤其是對信徒的關懷和幫助更是如此。對教會和信徒具體情況的瞭解在通過牧區一級的管理機構以及大量的義工才能做好 才能做仔細。而且在牧區的管理中是比較教會化的。“兩會”是一個團體，牧區往往是在“兩會”之前的。由於各種工作的開展和歷史的原因，牧區與教會的感情是 比較濃厚的，“兩會”工作中不可能照顧得到的，比如信徒家裡有困難，紅白喜事比較能夠照顧得好。牧養和關懷方面比較有優勢，在對待信徒的具體需要，在安慰 信徒的具體困惑之中做得比較及時也比較好，這主要是通過探望關懷來瞭解具體的情況。
教會的管理和牧養必須要這麼做，這樣可以使教會工作做得 比較仔細，一個地區有那麼多的堂點不可能都由“兩會”一手去抓。根據歷史的經驗，堂點多必須要分區分塊來進行牧養和管理。這種牧養管理也是符合聖經原則 的。《出埃及記》中告訴我們：“摩西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為百姓的首領，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36]因為摩西聽了他 岳父的勸告，採取了科學合理的管理方式，當時諾大的一群人馬也就被管理得有條不紊。
教會的發展是需要管理的，管理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目 的，管理的目的是要產生更好的效果。要一個機構在營運上能順暢而達致目標，在管理上是有所講究的。聖經的簡單例子告訴我們：早期教會由12位使徒來打理， 連飯食也管了。後來發現需要分工合作、專業經營，但仍在上帝的律中定出選派弟兄姐妹們代為打理的辦法。而管理正是針對當今社會各種各樣的複雜、多元和多變 的境地，各樣的組成機構，如何做到妥善經營的一門學問。[37]教會通過管理就可以提高教會各項事工的效率，可以促進教會的不斷增長。效率就是以最少的資 源來得到最大的效果，要產生高的效率就需要有好的管理，教會的管理就是帶動別人去完成教會事工的一種藝術。[38]教會管理就是把教會的人力和資源，通過 運用事工計畫、教會組織和控制等方法來完成一定目標的一個過程。或者說是通過計畫、組織、指揮、協調、控制等基本管理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等 眾多的要素，來促進它們之間相互進行密切配合，發揮它們的最高效率，來達到教會事工中預期的目標。[39]
第三，因牧區的管理模式有別於 “兩會”的管理模式，牧區層面更加容易發動教會的義工力量參與到教會的各項工作中來。雖然牧區是在兩會的框架下，但是牧區在工作中往往是有更多的自主權， 這種模式的起因也很特別，運作又有群眾化。溫州教會人數多、教務和事務等工作量又很大，需要大量的義工來參與，從這個角度來說牧區是教會發展和牧養中很好 的一個模式。牧區形式更加能夠讓廣大的信徒對上帝家裡的事工有參與意識，有奉獻的意識。這是教會興旺的一個很重要的群眾基礎。牧區發展的生存環境又很特 別……這中間當然是離不開溫州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整個大環境。
2、牧區模式的不足
第一，牧區模式很容易造成“兩會”與牧區 和堂點之間關係的緊張。根據筆者的瞭解，在溫州的牧區管理可以分幾種類型：有些牧區是在“兩會”的管理之下，“兩會”的主要負責人也是牧區的負責人。這個 時候，“兩會”和牧區之間的關係自然協調得很好。有些牧區和“兩會”是協調得還可以，牧區和“兩會”之間是可以相互配搭侍奉，這個時候的牧區就類似於“兩 會”下麵的“三自聯絡小組”或是協會的教務小組一樣。還有的牧區是獨立的，不在“兩會”的管理之下，也不反對“兩會”的管理。還有的是反對“兩會”的，不 聽“兩會”的管理，沒有與“兩會”有任何的來往，這樣的牧區一般來說是一個“自由王國”，沒有人管，主管部門也不能管，“兩會”也不能管。有些是在“兩 會”的管理之下的，但是不一定聽“兩會”的，他們是獨來獨往的，他認為是對的就聽，認為是錯的就不理睬。但是當他出現問題自己解決不了的時候，比如內部之 間的矛盾、衝突等又會推到“兩會”來，請“兩會”出面調解。
牧區的發展往往在很多的時候就使得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的權利就少了、就小 了，或者用有的同工的話說是把“兩會”給架空了。牧區和“兩會”的關係就自然變得緊張起來，相處也就變得困難了。有“兩會”也就不能有牧區組織，有牧區組 織就不能有“兩會”。牧區和“兩會”無法配搭的時候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
第二，牧區無意之中帶有排外的思想。包括對專職傳道人的排外，對神 學生的使用上也存在著問題：比如待遇問題、擔心專職傳道人（神學生）的水準。很難體現“兩會”的優勢，牧區掌握了教務權、人事權、經濟權。對那些與兩會沒 有聯繫，或者是聯繫很少的牧區，主管部門頒發的政策、管理方面對他有利的他支持、不利的他就反對。顯得自由散漫，在管理上不規範，在教會的規範管理中是一 塊空白。
有些牧區不喜歡神學畢業生，因為神學畢業生在教會工作要領取工資，而義工傳道人是義務參與教會的工作，這樣就勢必導致起用神學生的 話教會的開支就比較大，很多牧區的負責同工覺得這不合理。另外，如果神學生的威信在教會中、在牧區中由於工作出色慢慢地建立起來了，就威脅到牧區的負責義 工，這樣乾脆有的牧區就不歡迎專職的神學畢業生。這種情況當然也影響到專職傳道人的聖職按立問題。同時在教會的聖事禮儀中也出現了混亂的現象，舉行聖禮的 時候不是通過按立的聖職人員，這就嚴重地影響到基督教的聖禮體制和傳承。
第三，牧區模式中義工的素質往往難以提高。大量的義工講道是憑著自 己的理解、沒有經過正規的神學訓練去講解聖經，沒有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這樣的話就不能提高教會的整體素質，反而是混淆了信徒的視聽，誤導了信徒，把自 己的觀點和看法通過講臺灌輸出來了。這對教會的危害很大。反過來可能又產生一個不良的現象，正規的講道就變得“沒有亮光”，就變得“沒有供應”了。
雖然，牧區管理中有民主的成分存在，但是由於當今的溫州教會受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比較大，甚至也影響到教會牧區的管理組織的選舉之中，在選舉中爭權爭名的現象也不時產生，這樣就很容易出現教會的混亂。有家族（庭）勢力的傾向嚴重，金錢的勢力也影響到教會的選舉當中。
（一）溫州教會的牧區模式
雖然至今很多教會同工或教會管理人員不欣賞牧區的管理模式或否定溫州教會牧區現象的存在，但事實上溫州教會在管理和牧養之中確實是按照牧區的模式在開展 工作，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溫州教會的牧區現象或者牧區管理模式是由來已久的，在解放以前就已經存在，那個時候自然是受到外國差會的影響，在牧區的管理中 是根據自己教派的特點來開展工作。由於溫州教會就算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聚會、加上溫州教會義工同工的盡心竭力，一直沒有停止對教會的侍奉；再說，溫州教 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很有溫州人自己的特色，比如其中一個特色是具有家族性的現象，也就是說，一般來講在一戶人家裡，只要一個人先信仰了耶穌基督，那麼基本的 結果就是全家人一起來信仰基督教了，甚至是連親帶友的一大群人都信仰耶穌基督。這種現象自然也反映在溫州教會的管理之中。之所以溫州教會發展得比較迅速與 這個特色也有關係。隨著溫州教會人數的不斷增加，在牧養和管理之中教會在實際的操作中就漸漸恢復和採取了牧區的管理模式。
溫州教會的“牧 區”概念一般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牧區的第一個意思是指對牧養管理範圍的一種描述，就像一個地區的行政劃分一樣。但是溫州各地教會的牧區劃分並不是嚴格按 照行政規劃來區分的，有的是按照行政來劃分，有的是按照以前傳承下來的鄉鎮或是從教會管理方便起見來劃分的，有的是按照教會教務的聯絡、聖工上聯絡的需要 來劃分，而不是按照行政區劃分。也有的牧區是以一個鎮為單位，比如：溫州蒼南縣的“龍港牧區”就是以龍港鎮[22]的26個堂點組成的。[23]一般來 講，在一個牧區下面包括了幾個堂點、十幾個堂點、或幾十個堂點不等。就是說，溫州的各個牧區是有大有小的。這裡“牧區”的概念是對當地整個教會（幾個堂 點、十幾個堂點、甚至幾十個堂點）的統稱，比如溫州蒼南縣的礬山牧區下轄7個堂點、赤溪牧區下轄13個堂點，[24]永嘉縣的“碧蓮牧區”就下轄46個堂 點。[25]牧區的第二個意思是指教會的管理機構（管理模式）而言，它是區別於堂點管理，也區別各區、縣（市）“兩會”一級管理機構的牧區一級的管理組 織。比如“碧蓮牧區”有46個堂點，每一個堂點有自己的管理組織，而46個堂點所組成的“碧蓮牧區”就有牧區管理組織，叫“碧蓮牧區教務會”，這個碧蓮牧 區教務會就是管理著46個堂點的組織。在牧區上面的管理組織就是區、縣（市）“兩會”，但是目前就牧區的管理形式往往是在默認之中實施的，沒有明文規定牧 區的管理工作的許可權，所以牧區一級的教務管理機構沒有“公章”（公章象徵著對外聯繫行政工作所需的一種許可權。目前有的區、縣（市）“兩會”也正在考慮是否 給牧區發放公章的問題，並且也在醞釀這枚公章的實際許可權到底有多大？），沒有對外聯絡的行政權力。這也是牧區與“兩會”之間存在著有形無形的張力，也是溫 州教會在今後的牧養管理中需要探討的一個當務之急、也是很棘手的問題。
目前溫州地區的教會根據不完全統計有67個牧區，[26]在這些牧區 中有的是與區、縣（市）“兩會”有聯繫的，也有的牧區與各級“兩會”是沒有來往的。[27]（特別要提到的是，溫州老城區的“花園巷堂”和“城西堂”是在 溫州市基督教兩會的直接管理之中，故不屬於任何一個牧區。）每一個牧區所分管的堂點也有多少之別，有的管理幾個堂點，有的要管十幾個堂點，也有的要管理幾 十個堂點，工作量和工作任務自然也就有大小的區別了。
溫州教會牧區管理組織的存在由來已久。牧區管理人員的數量是根據牧區的大小而定的，也 即大的牧區參與管理的人員就多一些，小的牧區參與管理的人員就相對少一些。一般來講，這些牧區負責人是由各堂點推薦，“牧區”就是代表管理小組，從同工會 議、義工會議當中選舉產生出來的，同工會議第一部分是由講道義工，第二部分是各參加的堂點負責人。牧區管理小組以前的稱呼為負責人。牧區一級的管理組織任 期不等，一般為3-5年，下設的小組也不盡相同。一個牧區管理小組一般有7人、有9人組成；小的牧區只有5人組成一個管理小組。比較大的有幾十人組成，比 如永嘉縣J牧區就有25名成員組成管理小組。[28]牧區每一年一般需要召開小議會和大議會，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各召開一次小議會，一般是討論和安排主日 派單的工作，交流一些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到第四季度需要進行年度總結並對來年的工作進行展望。牧區的決定或者有什麼重要的資訊通過牧區管理小組的成員 下達到各個堂點，然後各堂點根據牧區的會議精神開展具體的工作。牧區管理小組的產生一般是在大議會中以無記名的方式民主選舉產生的，被選舉的物件是堂點負 責人、講道義工和專職同工等。任期以前為三年一屆，現在一般是3-5年作為一屆。以永嘉J牧區為例，按照不成文（非正式）的規定，在選舉的時候要照顧到以 下幾方面的原則：堂委負責人代表原則、婦女（女信徒）代表原則、地方佈局代表原則和義工代表原則。也就是說，在選舉過程中，每一位義工投票人在選舉時，一 定要兼顧到這幾個方面。“堂委負責人代表原則”是指在候選人中一定要有堂點的負責人；“婦女代表原則”是指在候選人中一定要有女性信徒代表；“地方佈局代 表原則”主要是為了照顧兩類堂點：一個是每一個片[29]內信徒人數比較多的堂點，也就是說在候選人代表中得有這些大堂點的負責人或義工；第二是在邊遠山 區的小堂點，候選人中也應該有一定數量的義工代表。“義工代表原則”主要是為了保證那些信仰虔誠、對教會工作熱心的義工參與到牧區教務組[30]來。候選 人的產生基本上是由上一屆相關教務組的成員推薦，而且一般是等額推選的，然後由他們集體協商討論，最後再徵求被選者本人的同意，因此這些原則往往不是落實 到選舉過程，而是只體現在推薦的過程中。這當然在目前的牧區工作中也只能以這種方式為主。
牧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主日的講道派單、日常事務管 理、協助堂點各項具體事工的開展。牧區主日派單事實上是一項教務事工，主要是安排全牧區範圍內統一進行禮拜天的講道安排。其他的功能大部分在有的牧區只能 說是象徵性的，要根據具體的工作需要來決定，對各堂點沒有實在的約束力，只是通過負責人的個人人格魅力以及各堂點相關負責人的意願進行協調而已。
牧區教務組成員產生以後，還要根據本牧區工作的需要、同時也要根據各人的具體情況（如恩賜、特長、年齡等）進行分工。每一個牧區負責人要具體參與到牧區 管理的每一個小組之中。各大牧區下設的組別和具體名稱不盡相同。就如永嘉縣基督教兩會下屬的牧區一般分為五個具體的管理小組：堂委治理小組、財務管理小 組、義工傳道小組、青年事工小組和探望牧養小組。其各自的功能和職責是負責管理各片堂點的一些工作。片在原則上也是堂點和牧區教務組聯繫的橋樑，但實際上 片的這一功能是很難得到體現的，因為片的負責人是很難深入到堂點開展工作的。以永嘉縣J牧區為例，牧區下設的各個小組[31]具體的職責如下。[32]
堂委治理小組：負責籌畫全牧區性的大會議程和其他安排，協助各堂堂委會的換屆選舉等工作事宜；平時也會參與相關堂點的重要堂務會議，幫助各堂物色相關聖 工人員和侍奉人員；對於某些堂委會不便出面的問題，如某些義工觸犯了教義教規教會必須要進行處理的；治理小組還可以代為執行相關的規章制度，但對於各堂點 日常的內部事務，牧區的堂委治理小組一般不會隨意干涉。堂委治理小組的另一項工作就是進行全牧區堂點之間的協調工作，有時在人員配置、資源配置上各堂點會 有自己的意見或利益，為維護各堂點之間的團結和工作的一致性，堂委治理小組就需要出面進行必要的調節。
義工傳道小組：主要職責有幾種：第一 是負責安排義工在主日去各堂點的傳道事宜，包括講道人員的配置，有關差旅安排等，也就是當地的“派單”。主日派單就是安排主日講道的工作，說明在牧區內的 講道聖工是統一安排的，這中間可以起到相互幫助和支援的作用。牧區會先指定有一位同工負責這項事工，他集中全牧區所有的傳道義工，也包括專職傳道人，按照 堂點的數目、義工人數以及各人的講道恩賜和時間等情況在全牧區範圍內統一調派、安排，這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各堂點講員資源不均衡的缺點，也就是說即 使某一個堂點沒有一位傳道人也不會出現主日崇拜沒有講道而停止的現象。義工傳道小組的第二項職責是推薦青年信徒為傳道實習，提高義工的傳道素質。因為從正 規的神學院校畢業出來的神學生很少，根本就滿足不了那麼多堂點傳道的需要，所以大量的講道工作就自然落在了義工傳道人的身上了。怎麼樣選拔和培養新的義工 傳道人就成了牧區義工傳道小組的一項重要任務了。
青年事工小組：這個小組的事務是比較繁雜的，大體來說，這個事工組的職責是輔助各堂點信徒查經學道，培養義工傳道接班人，提高教會音樂水準，舉辦青少年團契活動，協助堂點的主日學等事工的開展。
探望牧養小組[33]：這個組的工作主要是調度牧區探望“長期工”[34]為有需要的信徒禱告和看望安慰這些有需要的信徒。牧區探望的工作是可以彌補講 台工作中沒有辦法照顧到的問題，可以具體的瞭解和關懷信徒生命的成長和實際生活當中的困難。這也是各區、縣（市）“兩會”的工作所無法替代的，在教會的牧 養中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探望的義工是聯繫一般平信徒和教會的重要紐帶，在很大程度上瞭解了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狀況，也防止信徒在信仰生活中出現偏差。牧 區的探望人員一般來說是跨堂點性的，由片或者牧區統一來安排。因此，在探望的要求上也是比較高的，需要探望人員有虔誠的侍奉精神和探望的技巧。
財務管理小組：這個小組主要是管理牧區內的自養經費，協助各堂點健全財務制度，提供給有特殊需要的信徒以幫補，支付和調整專職教牧人員的薪水，合理安排 牧區各事工小組的工作費用等事項。這個小組是直接接受牧區堂委治理小組的監督，同時也負責指導各堂點的財務工作。相對於堂點來說，由於牧區只是一個管理相 對比較鬆散而且是一個協調管理機構，一般不直接接受信徒的奉獻，但是為了保證牧區一級管理組織的各項事工能夠正常的開展，按照各個牧區的規定，各堂點必須 要將本堂收入的部分上繳給牧區，上繳的數額不等，一般是將本堂收入的10-25%上繳給牧區。牧區有專門的財務人員（一般有會計和出納兩人）進行管理。這 筆款項主要是用於支付牧區一級機構專職義工的工資、辦公文具的採購、跨片性團契（也即牧區的培靈會、學習會、看望信徒所需費用、夏令營、冬令營費用等）的 開銷、牧區聖經培訓班、屬於本牧區推薦的在讀神學生的生活補貼、義工被派去非本堂教會講道的交通補貼費、年終的時候對本牧區內有困難信徒的幫補費用、同時 也要開支支援外地教會發展的款項以及規模不大的賑災資金等。當然在這些費用的開支過程中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牧區一級的財務管理小組直接是受牧區堂委治理 小組的管理。除了一些例行的日常開支之外，每一項開支在原則上是需要一定的規定和程式。
原來牧區的管理是直接指導下屬的各個堂點工作的開 展，但是因為隨著工作的深入，大家就意識到牧區直接與下面的幾十個堂點聯繫工作比較困難，而且也比較複雜。再加上整個牧區的範圍比較大，工作量也就比較 多、也較為繁雜，所以牧區就會基於地理位置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等因素進行考慮，需要再將一個牧區的堂點集中分成幾個片，如永嘉縣的J牧區下設4個片，分別為 東片、西片、上片和中片，J牧區的42個堂點分別在四個片之中。到了“片”一級就不再設立任何的專門行政機構，主要是由牧區的各個事工小組的相關負責人員 分別兼管。
牧區的工作運行模式一般來說是通過大小的“議會”來開展的，基本上是安排一個季度一次議會。也有因為工作和時間等原因壓縮成一年 兩次，主要是完成講道聖工安排。第二個議程是彙報各堂點教會的情況。第三是對受洗和重大的節期的一些工作安排。一般來說信徒受洗是集中在一個堂，以牧區為 單位舉行的。節期有的牧區或者堂點需要統一安排講道的人。第四是安排牧區同工學習和培訓等工作。第五，在本牧區內確認同工、提拔同工也是由牧區管理小組來 進行討論和決定的，包括專職同工的按立問題牧區也有參與意見的。
牧區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接受信徒的直接奉獻或捐款；第二是各堂 點按照規定將本年度奉獻收入的一部分上繳給牧區財務小組；其他還有每年的利息等資金來源。牧區的資金主要是用於牧區各小組的運作經費以及全牧區性的幫補和 大型活動的開支等。其中有一點值得一提，在經費上“牧區”的實力往往會比“兩會”更強，更有經濟操作權。
（二）對牧區模式的評論
1、牧區模式的優點
第一，牧區模式體現在教會管理上是比較民主的。因為牧區在決定一些重大事情的時候需要通過大小議會的討論來決斷。牧區有季度的議會（即小議會），主要是 安排各堂點的主日講道派單，商議一些堂點的聯合聖工。每年牧區還有一次大議會（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召開），大議會主要的職責有審議牧區的工作報告；主要討 論和決定在牧區中的重要工作，如：商討並落實各項聖工計畫的相關措施；決定牧區提報的有關人事增補與罷免；通報教會中急待防備與制止的混亂現象；受理與審 核有關教會工作的提議；向牧區提出有關管理與牧養的建議；傳達與貫徹上級有關會議精神；舉行傳道義工就職與退休儀式等。由於參與的堂點比較多，議事的時候 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和知識，可以吸取各堂的長處，並且也可以集思廣益，這樣才能在議事和決策的問題上做到更加明智和合理。任何的管理工作，包括教會的事工 是複雜的，而參與決策和領導的人的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教會在做決策的問題上必須借助於大家的力量。因為“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多人參與決策的優點是顯 而易見的，集思廣益不僅可以避免因領導者個人知識的有限而造成決策失誤，而且也可以通過鼓勵參與，有效地激發同工們積極性。[35]牧區的議事規則就可以 提供這方面的資源，這樣也可以相對使決策的時候更加民主。
溫州的牧區管理中對教會義工的考評也是經過議會討論，經過大家的評議。教會的管理 和發展中是需要民主管理，這樣不僅可以使參與教會侍奉的同工們的積極性不減少，也是讓廣大信徒信服的一個有力的根據。包括對經濟的開支，也是有一定的程 序。其實溫州牧區的管理結構和運行機制一直都處於一個不斷完善和調整的過程中，這種調整的過程也是教會管理民主化的體現之一。
第二，可以使 教會牧養工作做得更加仔細，以彌補“兩會”工作中不能做到家的欠缺。因溫州教會堂點特別多，工作量就顯得特別大，勢必就導致“兩會”一級的教會管理機構是 沒有辦法做好和做細教會堂點的具體工作，尤其是對信徒的關懷和幫助更是如此。對教會和信徒具體情況的瞭解在通過牧區一級的管理機構以及大量的義工才能做好 才能做仔細。而且在牧區的管理中是比較教會化的。“兩會”是一個團體，牧區往往是在“兩會”之前的。由於各種工作的開展和歷史的原因，牧區與教會的感情是 比較濃厚的，“兩會”工作中不可能照顧得到的，比如信徒家裡有困難，紅白喜事比較能夠照顧得好。牧養和關懷方面比較有優勢，在對待信徒的具體需要，在安慰 信徒的具體困惑之中做得比較及時也比較好，這主要是通過探望關懷來瞭解具體的情況。
教會的管理和牧養必須要這麼做，這樣可以使教會工作做得 比較仔細，一個地區有那麼多的堂點不可能都由“兩會”一手去抓。根據歷史的經驗，堂點多必須要分區分塊來進行牧養和管理。這種牧養管理也是符合聖經原則 的。《出埃及記》中告訴我們：“摩西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為百姓的首領，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36]因為摩西聽了他 岳父的勸告，採取了科學合理的管理方式，當時諾大的一群人馬也就被管理得有條不紊。
教會的發展是需要管理的，管理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目 的，管理的目的是要產生更好的效果。要一個機構在營運上能順暢而達致目標，在管理上是有所講究的。聖經的簡單例子告訴我們：早期教會由12位使徒來打理， 連飯食也管了。後來發現需要分工合作、專業經營，但仍在上帝的律中定出選派弟兄姐妹們代為打理的辦法。而管理正是針對當今社會各種各樣的複雜、多元和多變 的境地，各樣的組成機構，如何做到妥善經營的一門學問。[37]教會通過管理就可以提高教會各項事工的效率，可以促進教會的不斷增長。效率就是以最少的資 源來得到最大的效果，要產生高的效率就需要有好的管理，教會的管理就是帶動別人去完成教會事工的一種藝術。[38]教會管理就是把教會的人力和資源，通過 運用事工計畫、教會組織和控制等方法來完成一定目標的一個過程。或者說是通過計畫、組織、指揮、協調、控制等基本管理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等 眾多的要素，來促進它們之間相互進行密切配合，發揮它們的最高效率，來達到教會事工中預期的目標。[39]
第三，因牧區的管理模式有別於 “兩會”的管理模式，牧區層面更加容易發動教會的義工力量參與到教會的各項工作中來。雖然牧區是在兩會的框架下，但是牧區在工作中往往是有更多的自主權， 這種模式的起因也很特別，運作又有群眾化。溫州教會人數多、教務和事務等工作量又很大，需要大量的義工來參與，從這個角度來說牧區是教會發展和牧養中很好 的一個模式。牧區形式更加能夠讓廣大的信徒對上帝家裡的事工有參與意識，有奉獻的意識。這是教會興旺的一個很重要的群眾基礎。牧區發展的生存環境又很特 別……這中間當然是離不開溫州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整個大環境。
2、牧區模式的不足
第一，牧區模式很容易造成“兩會”與牧區 和堂點之間關係的緊張。根據筆者的瞭解，在溫州的牧區管理可以分幾種類型：有些牧區是在“兩會”的管理之下，“兩會”的主要負責人也是牧區的負責人。這個 時候，“兩會”和牧區之間的關係自然協調得很好。有些牧區和“兩會”是協調得還可以，牧區和“兩會”之間是可以相互配搭侍奉，這個時候的牧區就類似於“兩 會”下麵的“三自聯絡小組”或是協會的教務小組一樣。還有的牧區是獨立的，不在“兩會”的管理之下，也不反對“兩會”的管理。還有的是反對“兩會”的，不 聽“兩會”的管理，沒有與“兩會”有任何的來往，這樣的牧區一般來說是一個“自由王國”，沒有人管，主管部門也不能管，“兩會”也不能管。有些是在“兩 會”的管理之下的，但是不一定聽“兩會”的，他們是獨來獨往的，他認為是對的就聽，認為是錯的就不理睬。但是當他出現問題自己解決不了的時候，比如內部之 間的矛盾、衝突等又會推到“兩會”來，請“兩會”出面調解。
牧區的發展往往在很多的時候就使得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的權利就少了、就小 了，或者用有的同工的話說是把“兩會”給架空了。牧區和“兩會”的關係就自然變得緊張起來，相處也就變得困難了。有“兩會”也就不能有牧區組織，有牧區組 織就不能有“兩會”。牧區和“兩會”無法配搭的時候就會產生很大的矛盾。
第二，牧區無意之中帶有排外的思想。包括對專職傳道人的排外，對神 學生的使用上也存在著問題：比如待遇問題、擔心專職傳道人（神學生）的水準。很難體現“兩會”的優勢，牧區掌握了教務權、人事權、經濟權。對那些與兩會沒 有聯繫，或者是聯繫很少的牧區，主管部門頒發的政策、管理方面對他有利的他支持、不利的他就反對。顯得自由散漫，在管理上不規範，在教會的規範管理中是一 塊空白。
有些牧區不喜歡神學畢業生，因為神學畢業生在教會工作要領取工資，而義工傳道人是義務參與教會的工作，這樣就勢必導致起用神學生的 話教會的開支就比較大，很多牧區的負責同工覺得這不合理。另外，如果神學生的威信在教會中、在牧區中由於工作出色慢慢地建立起來了，就威脅到牧區的負責義 工，這樣乾脆有的牧區就不歡迎專職的神學畢業生。這種情況當然也影響到專職傳道人的聖職按立問題。同時在教會的聖事禮儀中也出現了混亂的現象，舉行聖禮的 時候不是通過按立的聖職人員，這就嚴重地影響到基督教的聖禮體制和傳承。
第三，牧區模式中義工的素質往往難以提高。大量的義工講道是憑著自 己的理解、沒有經過正規的神學訓練去講解聖經，沒有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這樣的話就不能提高教會的整體素質，反而是混淆了信徒的視聽，誤導了信徒，把自 己的觀點和看法通過講臺灌輸出來了。這對教會的危害很大。反過來可能又產生一個不良的現象，正規的講道就變得“沒有亮光”，就變得“沒有供應”了。
雖然，牧區管理中有民主的成分存在，但是由於當今的溫州教會受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比較大，甚至也影響到教會牧區的管理組織的選舉之中，在選舉中爭權爭名的現象也不時產生，這樣就很容易出現教會的混亂。有家族（庭）勢力的傾向嚴重，金錢的勢力也影響到教會的選舉當中。
結語：溫州教會管理模式的未來走向
溫州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和成長是很有特色的，各地教會也在羡慕溫州教會的發展。但是對於溫州教會本身來說，必須要謙卑地思考一些深層的問題。
（一）因為溫州教會受到個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溫州教會的發展也是比較自由，這主要是指著溫州教會的自立性而言。溫州教會的獨立性讓人的感覺特別強烈，同 時自己的表現意識也強。所以溫州教會在思想觀念上應該要謙卑，同時也要減少排外的心態，要學習吸收更多別人的優點：包括在神學思想觀念上也需要更新，讓聖 經的真理能夠在當今的時代中完全的表述出來。
（二）從溫州教會的發展中也讓我們看見必須要思考教會的體制問題。傳統基督教會的體制（“教政體 制”，也就是探討合宜的教會治理模式）一般有四種：（1）主教制：在基督教的新約聖經中所稱的“監督”就是指這種體制，它是傳承了使徒的權柄。以主教為主 持一地教會的聖工和行政的總負責人。（2）長老制：以長老為教會的基本教職，長老當中還區分“有教誨職權的長老”和“行政長老”，多為改革宗系統的教會采 用。（3）公理制：以獨立堂會為單位，按照“人人皆祭司”而認為所有信徒應平等參與教會治理。一般以會員大會為基本權力機構，以會員大會決議的形式決定教 會事務。（4）地方教會制：主張一個地區只有一個教會，教會按地方的名稱命名，從平信徒當中選派長老負責教會的聖工和行政。這一般是小群教會的教政模式。
溫州教會（其實是整個中國的教會）都要思考到底在教會體制上採取哪一種形式。當然就目前的情況來說任何一種形式都不一定適合溫州教會的發展情況。但是有一點必須思想：是否在每一種教會體制中都吸取一些長處再慢慢的形成一種採取眾家之長的教會管理模式呢？
牧區形式（牧區管理）在溫州的教會中應該是會長期存在的，牧區的現象也將在相當長的時間記憶體在。建立完善的教會制度或體制、制定詳細的工作細則；協調兩 會、牧區、堂點的關係。牧區的產生和存在是有歷史根源和很多的優點，因此就必須要思考牧區的未來。堂點那麼多，牧區管理的模式就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管理 上應該要不斷地加以完善。教會今天既然還在地上，就需要進行管理，沒有管理很多事情就不好處理，教會的發展也成問題，有的還會出現教會內部的矛盾，整體素 質肯定不會有提高，這樣也自然會影響到教會的牧養水準。所以作為牧區一級的管理機構、“兩會”的管理機構應該協商出臺一些具體的工作細則，要制定各種成文 的規章制度，慢慢地使一些好的傳統和規矩固定下來，形成習慣。並採取漸進的方式，一步步實現人員的專業化、資訊溝通的層級化和職責義務的制度化，使教會在 管理上更加的完善起來。
（三）提高牧區管理人員、牧區傳道義工等的素質非常重要。由於牧區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義工參與，這些義工同工們很少是 經過正規的神學院校的訓練，所以在對聖經的理解和對教會的管理上就缺少教會化。因此要正確合理地理解聖經，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對義工們來說是當務之急的 事情。同時，由於溫州教會義工力量很強，勢必存在著專職教牧人員與義工之間的矛盾。這就需要協調好專職教牧人員和義工之間的微妙關係。義工力量的強大是好 事，其中是有很重要的歷史原因，一方面由於文革期間就造成溫州教會專職聖職人員出現斷層現象，因此，在20世紀70-80年代溫州教會的活動逐漸恢復之 初，尤其是溫州農村教會幾乎是義工擔當了教會的全部工作。幾年後，新一代神學院校的畢業生陸續走向教會的廣大禾場，於是就自然形成了這種客觀現實：在相當 一部分教會中，老一代義工在教會中已經居於主要影響位置，可是他們不管在知識層面還是在信仰素質上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在神學思想上老一代義工更是 明顯地與社會現實出現脫節的現象。在講道時義工們往往是不深諳講道法，盲目利用寓意解經法，造成教會形成固有的對聖經不合理的解釋時有產生。這些原因就造 成了義工與專職傳道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往往老一代義工，其實也有遺傳的義工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提倡一個很重要的神學依據就是“人人皆祭司”，認 為自己與專職的教牧人員在上帝面前以及在具體的教會事工中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都可以主持教會的工作，包括聖工。所以在溫州的教會中普遍出現義工當家，專職 人員做雇工的現象。有的神學院校畢業出來的神學生遭到排擠，並且很難獲得聖職的按立，甚至被迫離開教會的現象也時有發生。[40]
（四）要積 極探討“牧區”與“兩會”的關係問題。儘管有些人不敢面對牧區的管理模式，但事實是長期而且實際地存在在那裡，而且兩者之間時而產生著矛盾。所以必須積極 面對“兩會”與“牧區”以及“堂點”的關係，並想方設法思考怎麼樣去協調和解決好“兩會”和牧區的關係很重要。從目前溫州教會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兩會”和 牧區的矛盾是存在的。因此必須要顧全大局，不要影響教會的整體發展。要研究和處理好“兩會”、牧區、堂點的關係。各級“兩會”要思考出臺一些工作細則，理 順三者（兩會、牧區、堂點）之間的關係很重要。怎麼來進行協調，如果沒有協調好，關係更加緊張對教會發展不利，既不利團結，也會影響社會和諧。在溫州的教 會中經常會看到如果牧區與“兩會”有來往的，那麼“兩會”的策略就比較容易灌輸到牧區，並且能夠施行出來；如果牧區與“兩會”沒有來往的話，那麼有很多的 會議精神就只能灌輸到堂點的負責人那裡，這就勢必導致衝突和張力的存在。雖然，衝突和張力是教會領導者，特別是傳道人所免不了的，這也是我們在蒙召從事教 會事工的一部分。教會中的衝突會有很多種類，比如：個人內在的衝突、人際之間的衝突、團體內在的衝突、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衝突、個人與團體之間的衝突。一般 而言，衝突是因個人的不完善而有，也是因不同的人對信仰不同的反應而產生的，是對一些事情的認識不一致而造成的，比如：有的人就認為自己是站在一個真理的 立場而不肯讓步；以“堅持原則”為藉口，不願退讓；為得失利害的切身問題不肯順服；因心靈受傷等待時機報復的反擊心理等。[41]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就 需要健全的態度，找出並澄清衝突的所在，並且要促進有效的溝通，鼓勵相互之間的彼此饒恕，而且要不忘記教會整體的目標，放棄自己的成見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 標去協調相互之間的關係。
（五）應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包括靈性資源和物質資源等）為教會的發展構築良好的平臺。溫州教會往往給人的印象是在經 濟實力上和人才資源上都比較富裕。在牧區的資金和堂點的奉獻資金的使用上，一方面，與當地教會對於教會性和社會性產品生產的重視和精力投入程度相一致，他 們資金主要用於內部運作，就是教會性活動的開銷，而很少有慈善救助等社會性事工的投入，在有限的社會性事工投入中，當地教會又更為重視本地信徒內部的幫 助，其功能社會性表現為明顯的“互益性”特徵。另一方面，隨著一些基督教市民精英的成長，教會利用這些充裕的資源不斷地對內部的運行方式以及運行品質進行 完善，而這對教會的組織結構和某些事工部門的人員招募機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物質資源的整合這方面，各級“兩會”和牧區應該思考如何更多的為社會作出 應有的貢獻。
溫州教會應該整合各堂點的實力為教會、為社會、為國家作出貢獻。溫州教會各堂的實力比較強大，但溫州市基督教兩會的實力和號召力 就相對比較弱了。溫州教會應該看到：上帝召集教會的真正使命是什麼，上帝不是只要教會只顧自己門前的雪，而不管別人瓦上的霜，溫州教會應該整合教會各方面 的資源為人群、為社會作出榮神益人的見證。
任何的教會應該對社會關懷採取積極的態度。根據基督教的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的，人不是被“拋 入”一個沒有意義的宇宙之中，人的被造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通過為上帝的創造物——其中包括人——服務的行動來讚美上帝。[42]耶穌說：“在你們中 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43]“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44]“教會應該是困苦者的救援者。歷史上教會作過無數救助困苦者的工作。現在教會必須終於福音為饑餓者提供食物、為衣衫襤褸者提供衣物，探望病人和被 囚禁的犯人，撫慰受苦的人，為困苦的人分憂解難。柯倫[45]表示，今天社會問題的規模和複雜性使教會意識到教會不可能單獨應付和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需要 整個社會和政府的參與，這樣社會問題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但是教會依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46]今天，教會存在於世上不能忘記自己的任務是傳道、教 導、牧養、服務……當教會按照上帝的旨意完成這些任務的時候，也就有了榮神益人的美好見證。
參考書目
1、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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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陽肅通著，《轉型視野下的中國農村宗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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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秀美著，《當代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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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支華欣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出版，2000年5月第1版。
11、浙江省蒼南縣基督教兩會編，《蒼南縣基督教簡史》，2007年10月第一版。
（一）因為溫州教會受到個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溫州教會的發展也是比較自由，這主要是指著溫州教會的自立性而言。溫州教會的獨立性讓人的感覺特別強烈，同 時自己的表現意識也強。所以溫州教會在思想觀念上應該要謙卑，同時也要減少排外的心態，要學習吸收更多別人的優點：包括在神學思想觀念上也需要更新，讓聖 經的真理能夠在當今的時代中完全的表述出來。
（二）從溫州教會的發展中也讓我們看見必須要思考教會的體制問題。傳統基督教會的體制（“教政體 制”，也就是探討合宜的教會治理模式）一般有四種：（1）主教制：在基督教的新約聖經中所稱的“監督”就是指這種體制，它是傳承了使徒的權柄。以主教為主 持一地教會的聖工和行政的總負責人。（2）長老制：以長老為教會的基本教職，長老當中還區分“有教誨職權的長老”和“行政長老”，多為改革宗系統的教會采 用。（3）公理制：以獨立堂會為單位，按照“人人皆祭司”而認為所有信徒應平等參與教會治理。一般以會員大會為基本權力機構，以會員大會決議的形式決定教 會事務。（4）地方教會制：主張一個地區只有一個教會，教會按地方的名稱命名，從平信徒當中選派長老負責教會的聖工和行政。這一般是小群教會的教政模式。
溫州教會（其實是整個中國的教會）都要思考到底在教會體制上採取哪一種形式。當然就目前的情況來說任何一種形式都不一定適合溫州教會的發展情況。但是有一點必須思想：是否在每一種教會體制中都吸取一些長處再慢慢的形成一種採取眾家之長的教會管理模式呢？
牧區形式（牧區管理）在溫州的教會中應該是會長期存在的，牧區的現象也將在相當長的時間記憶體在。建立完善的教會制度或體制、制定詳細的工作細則；協調兩 會、牧區、堂點的關係。牧區的產生和存在是有歷史根源和很多的優點，因此就必須要思考牧區的未來。堂點那麼多，牧區管理的模式就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管理 上應該要不斷地加以完善。教會今天既然還在地上，就需要進行管理，沒有管理很多事情就不好處理，教會的發展也成問題，有的還會出現教會內部的矛盾，整體素 質肯定不會有提高，這樣也自然會影響到教會的牧養水準。所以作為牧區一級的管理機構、“兩會”的管理機構應該協商出臺一些具體的工作細則，要制定各種成文 的規章制度，慢慢地使一些好的傳統和規矩固定下來，形成習慣。並採取漸進的方式，一步步實現人員的專業化、資訊溝通的層級化和職責義務的制度化，使教會在 管理上更加的完善起來。
（三）提高牧區管理人員、牧區傳道義工等的素質非常重要。由於牧區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義工參與，這些義工同工們很少是 經過正規的神學院校的訓練，所以在對聖經的理解和對教會的管理上就缺少教會化。因此要正確合理地理解聖經，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對義工們來說是當務之急的 事情。同時，由於溫州教會義工力量很強，勢必存在著專職教牧人員與義工之間的矛盾。這就需要協調好專職教牧人員和義工之間的微妙關係。義工力量的強大是好 事，其中是有很重要的歷史原因，一方面由於文革期間就造成溫州教會專職聖職人員出現斷層現象，因此，在20世紀70-80年代溫州教會的活動逐漸恢復之 初，尤其是溫州農村教會幾乎是義工擔當了教會的全部工作。幾年後，新一代神學院校的畢業生陸續走向教會的廣大禾場，於是就自然形成了這種客觀現實：在相當 一部分教會中，老一代義工在教會中已經居於主要影響位置，可是他們不管在知識層面還是在信仰素質上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在神學思想上老一代義工更是 明顯地與社會現實出現脫節的現象。在講道時義工們往往是不深諳講道法，盲目利用寓意解經法，造成教會形成固有的對聖經不合理的解釋時有產生。這些原因就造 成了義工與專職傳道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往往老一代義工，其實也有遺傳的義工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提倡一個很重要的神學依據就是“人人皆祭司”，認 為自己與專職的教牧人員在上帝面前以及在具體的教會事工中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都可以主持教會的工作，包括聖工。所以在溫州的教會中普遍出現義工當家，專職 人員做雇工的現象。有的神學院校畢業出來的神學生遭到排擠，並且很難獲得聖職的按立，甚至被迫離開教會的現象也時有發生。[40]
（四）要積 極探討“牧區”與“兩會”的關係問題。儘管有些人不敢面對牧區的管理模式，但事實是長期而且實際地存在在那裡，而且兩者之間時而產生著矛盾。所以必須積極 面對“兩會”與“牧區”以及“堂點”的關係，並想方設法思考怎麼樣去協調和解決好“兩會”和牧區的關係很重要。從目前溫州教會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兩會”和 牧區的矛盾是存在的。因此必須要顧全大局，不要影響教會的整體發展。要研究和處理好“兩會”、牧區、堂點的關係。各級“兩會”要思考出臺一些工作細則，理 順三者（兩會、牧區、堂點）之間的關係很重要。怎麼來進行協調，如果沒有協調好，關係更加緊張對教會發展不利，既不利團結，也會影響社會和諧。在溫州的教 會中經常會看到如果牧區與“兩會”有來往的，那麼“兩會”的策略就比較容易灌輸到牧區，並且能夠施行出來；如果牧區與“兩會”沒有來往的話，那麼有很多的 會議精神就只能灌輸到堂點的負責人那裡，這就勢必導致衝突和張力的存在。雖然，衝突和張力是教會領導者，特別是傳道人所免不了的，這也是我們在蒙召從事教 會事工的一部分。教會中的衝突會有很多種類，比如：個人內在的衝突、人際之間的衝突、團體內在的衝突、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衝突、個人與團體之間的衝突。一般 而言，衝突是因個人的不完善而有，也是因不同的人對信仰不同的反應而產生的，是對一些事情的認識不一致而造成的，比如：有的人就認為自己是站在一個真理的 立場而不肯讓步；以“堅持原則”為藉口，不願退讓；為得失利害的切身問題不肯順服；因心靈受傷等待時機報復的反擊心理等。[41]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就 需要健全的態度，找出並澄清衝突的所在，並且要促進有效的溝通，鼓勵相互之間的彼此饒恕，而且要不忘記教會整體的目標，放棄自己的成見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 標去協調相互之間的關係。
（五）應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包括靈性資源和物質資源等）為教會的發展構築良好的平臺。溫州教會往往給人的印象是在經 濟實力上和人才資源上都比較富裕。在牧區的資金和堂點的奉獻資金的使用上，一方面，與當地教會對於教會性和社會性產品生產的重視和精力投入程度相一致，他 們資金主要用於內部運作，就是教會性活動的開銷，而很少有慈善救助等社會性事工的投入，在有限的社會性事工投入中，當地教會又更為重視本地信徒內部的幫 助，其功能社會性表現為明顯的“互益性”特徵。另一方面，隨著一些基督教市民精英的成長，教會利用這些充裕的資源不斷地對內部的運行方式以及運行品質進行 完善，而這對教會的組織結構和某些事工部門的人員招募機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物質資源的整合這方面，各級“兩會”和牧區應該思考如何更多的為社會作出 應有的貢獻。
溫州教會應該整合各堂點的實力為教會、為社會、為國家作出貢獻。溫州教會各堂的實力比較強大，但溫州市基督教兩會的實力和號召力 就相對比較弱了。溫州教會應該看到：上帝召集教會的真正使命是什麼，上帝不是只要教會只顧自己門前的雪，而不管別人瓦上的霜，溫州教會應該整合教會各方面 的資源為人群、為社會作出榮神益人的見證。
任何的教會應該對社會關懷採取積極的態度。根據基督教的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的，人不是被“拋 入”一個沒有意義的宇宙之中，人的被造是有目的的，這個目的就是通過為上帝的創造物——其中包括人——服務的行動來讚美上帝。[42]耶穌說：“在你們中 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43]“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44]“教會應該是困苦者的救援者。歷史上教會作過無數救助困苦者的工作。現在教會必須終於福音為饑餓者提供食物、為衣衫襤褸者提供衣物，探望病人和被 囚禁的犯人，撫慰受苦的人，為困苦的人分憂解難。柯倫[45]表示，今天社會問題的規模和複雜性使教會意識到教會不可能單獨應付和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需要 整個社會和政府的參與，這樣社會問題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但是教會依然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46]今天，教會存在於世上不能忘記自己的任務是傳道、教 導、牧養、服務……當教會按照上帝的旨意完成這些任務的時候，也就有了榮神益人的美好見證。
參考書目
1、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2、李峰著，《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元秩——華南Y縣X鎮基督教教會組織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3、歐陽肅通著，《轉型視野下的中國農村宗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4、蘇文隆著，《教會建造的藝術——從自我成長到教會發展》，台福傳播中心，2002年4月初版二刷。
5、蘇文隆著，《教會行政管理學》，華神出版社，2001年2月修訂一版。
6、王旭晨編著，《教會管理概論》，河北信德社出版，2005年7月。
7、王秀美著，《當代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
8、吳蘭玉編著，《管之以理——基督徒行政管理》，協傳培訓中心出版，2002年8月初版，2004年2月再版。
9、薛天棟著，《教會治理學》，校園書房出版社，2004年11月初版。
10、支華欣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出版，2000年5月第1版。
11、浙江省蒼南縣基督教兩會編，《蒼南縣基督教簡史》，2007年10月第一版。
[1] 根據2007年度浙江省基督教兩會的統計，浙江省基督教信徒人數有164萬。
[2] 參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8-10/26/content_1131479.htm 。
[3] 段琦著：《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本色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09頁。也有說在50年代初，中國有基督徒70萬，1982年達到300萬， 目前已經達到1600萬（參考宮哲兵著：《宗教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武漢出版社，2004年，第279頁）。目前全國基督教兩會的統計數字一般說是超過 2000萬。
[4] 歐陽肅通：《轉型視野下的中國農村宗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221-222頁。
[5] 所謂地下的教會，在中國的說法是不一的，有的學者說中國的家庭教會就是屬於這類的教會，人數也是很難統計，有上千萬之多。也有的人士覺得這類教會根本就不屑一顧，所以就不在統計範圍之內。其實對待這個問題應該正確合理的、客觀去面對。
[6] 參《金陵神學志》，2006年第3期，總第68期，第145頁。
[7] “也裡可溫”是元代時對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各派的總稱。據歷史記載，元朝時中國的基督教徒，人數達到了三萬。以至於朝廷專門設立了一個叫崇福寺的機構來管理 也裡可溫教，這個機構就是一個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不過元朝的也裡可溫教徒大部分是來自中國西北部的一些非漢民族。
[8] 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第1-3頁。
[9] 參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32頁。
[10] 本項統計資料筆者于2009年5月4-5日走訪溫州市基督教兩會時由溫州市基督教協會主要負責人提供，為溫州教會統計情況的最新資料。
[11] 溫州教會的人口占全溫州總人口的11%。
[12] 陳村富著：《轉型期中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48頁。
[13] “教外的工作”也即是一般學者所說的“世俗的工作”。
[14] “義工傳道”也就是“義工”與“傳道”二者的交集。在“義工傳道”這個約定俗成的說法中，“義工”起修飾限定作用，表明“義工傳道”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不拿工資的傳道員。
[15] 文革期間，溫州教會雖然明顯在教堂建築內的聚會沒有了，但是分散的聚會一直以家庭的形式沒有停止過，並且很多都是在義工傳道人的家裡聚會的，這樣就無形之中樹立了義工人員的威信，使教會在改革開放以後仍舊保留著義工傳道人的勢力。
[16] 目前對外出傳道的事工仍舊在爭論之中，在“可以”“不可以”之間，在方式方法之中進行著一些爭論。
[17] 《馬太福音》28章19節。
[18] “老闆基督徒”，學名叫“市民基督徒”。
[19] 陳村富著：《轉型期中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51-52頁。
[20] 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93-98頁。
[21] 這個事例筆者是根據當地教會的一位元負責人提供，但為了不引起誤解在此就不提具體教會的名字和負責人的姓名。
[22] 溫州蒼南縣的龍港鎮是一座新興的城鎮，佇立在東海之濱，有中國印刷城、中國禮品城和中國農民第一城之美譽。
[23] 蒼南的“龍港牧區”下轄26個堂點：主恩堂、上光基督教堂、七河基督教堂、天恩堂、主愛堂、二河基督教堂、方岩基督教堂、金釵街基督教堂、江濱路基督教 堂、章良基督教堂、東河基督教堂、長連屋基督教堂、八字橋基督教堂、新美洲基督教堂、下埠基督教堂、水深洋基督教堂、匯龍基督教堂、都口基督教堂、周光基 督教堂、仕家洋基督教堂、徐家莊基督教堂、張家堡基督教堂、薛家橋基督教堂、虹橋基督教堂和河口基督教堂。
[24] 參《蒼南縣基督教簡史》，浙江省蒼南縣基督教兩會，2007年10月第一版。
[25] 根據永嘉縣基督教協會會長滕道恩牧師提供的“永嘉縣基督教碧蓮牧區主日派單”（二OO九年第二季度，由碧蓮牧區教務會印發）所提供的資訊，碧蓮牧區分管著碧蓮、澄田、橫路、東邊、碎坑、魚倉、岩山、子紅坑……等46個堂點。
[26] 筆者根據與溫州大市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的主要負責人溝通統計的牧區資料。
[27] 筆者根據溫州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主要負責人提供的資訊統計，有的是“兩會”下屬的牧區，有的是非兩會下屬的牧區，有的是根據一個教派作為一個牧區來計算，如平陽縣共有9個牧區，其中聚會處和安息日會各為一個牧區。具體資料可能會有出入。
[28] 李峰著：《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元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75頁。
[29] 溫州教會中“片”的概念是在一個牧區下面，為了工作的方便，又可以分成幾個片來進行牧養管理。
[30] 牧區管理組織的名稱目前在溫州會有不同的稱呼：“牧區教務組”、“牧區教務委員會”（如永嘉縣碧蓮牧區教務委員會）、“牧區三自愛國小組”（如蒼南縣錢庫牧區三自愛國小組）或“牧區議事組”（如溫州市鹿城區基督教會市郊牧區議事組）等。
[31] 牧區下設的事工小組在不同的牧區有不同的分法，比如溫州鹿城區基督教會市郊牧區設立的事工組為：青年組、主日學組、教務組、看望組、婦女組、福音組（對內福音組和對外福音組）。
[32]李峰著：《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元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77-85頁。
[33] 在溫州當地，探望牧養小組簡稱為“探望組”或“看望組”，而且要參與探望的信徒必須經過考核和適當的培訓。
[34] 探望中“長期工”是指可以跨堂點的，由牧區統一安排的探望工人。
[35] 王旭晨編著：《教會管理概論》，河北信德社出版，2005年7月，第306-307頁。
[36] 參《出埃及記》18章25節。
[37] 薛天棟著，《教會治理學》，校園書房出版社，2004年11月初版，第158頁。
[38] 蘇文隆著，《教會建造的藝術——從自我成長到教會發展》，台福傳播中心出版，2002年4月初版，第196-201頁。
39] 吳蘭玉編著，《管之以理——基督徒行政管理》，協博培訓中心出版，2004年2月再版，第3頁。
[40] 參考《金陵神學志》，2006年第4期，《構建中國教會教政體制的淺思》，第99頁。
[41] 蘇文隆著，《教會行政管理學》，華神出版社，2001年2月修訂一版，第129-144頁。
[42] 王秀美著，《當代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第9頁。
[43] 《馬可福音》10章44-45節。
[44] 《羅馬書》12章17節。
[45] 美國天主教倫理學家查理?柯倫，他認為教會參與社會生活，可以在社會道德領域擔當六個角色：一，教會既做教師也做學生；二，教會是困苦著的救援者；三，教會是勉勵者；四，教會是倡議者；五，教會要成為榜樣；六，教會應該呼籲團結，尊重甚至推進多樣性。
[46] 王秀美著，《當代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第12頁。
[2] 參考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8-10/26/content_1131479.htm 。
[3] 段琦著：《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本色化》，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509頁。也有說在50年代初，中國有基督徒70萬，1982年達到300萬， 目前已經達到1600萬（參考宮哲兵著：《宗教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武漢出版社，2004年，第279頁）。目前全國基督教兩會的統計數字一般說是超過 2000萬。
[4] 歐陽肅通：《轉型視野下的中國農村宗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221-222頁。
[5] 所謂地下的教會，在中國的說法是不一的，有的學者說中國的家庭教會就是屬於這類的教會，人數也是很難統計，有上千萬之多。也有的人士覺得這類教會根本就不屑一顧，所以就不在統計範圍之內。其實對待這個問題應該正確合理的、客觀去面對。
[6] 參《金陵神學志》，2006年第3期，總第68期，第145頁。
[7] “也裡可溫”是元代時對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各派的總稱。據歷史記載，元朝時中國的基督教徒，人數達到了三萬。以至於朝廷專門設立了一個叫崇福寺的機構來管理 也裡可溫教，這個機構就是一個宗教事務管理部門。不過元朝的也裡可溫教徒大部分是來自中國西北部的一些非漢民族。
[8] 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出版，2000年5月第一版，第1-3頁。
[9] 參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32頁。
[10] 本項統計資料筆者于2009年5月4-5日走訪溫州市基督教兩會時由溫州市基督教協會主要負責人提供，為溫州教會統計情況的最新資料。
[11] 溫州教會的人口占全溫州總人口的11%。
[12] 陳村富著：《轉型期中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48頁。
[13] “教外的工作”也即是一般學者所說的“世俗的工作”。
[14] “義工傳道”也就是“義工”與“傳道”二者的交集。在“義工傳道”這個約定俗成的說法中，“義工”起修飾限定作用，表明“義工傳道”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不拿工資的傳道員。
[15] 文革期間，溫州教會雖然明顯在教堂建築內的聚會沒有了，但是分散的聚會一直以家庭的形式沒有停止過，並且很多都是在義工傳道人的家裡聚會的，這樣就無形之中樹立了義工人員的威信，使教會在改革開放以後仍舊保留著義工傳道人的勢力。
[16] 目前對外出傳道的事工仍舊在爭論之中，在“可以”“不可以”之間，在方式方法之中進行著一些爭論。
[17] 《馬太福音》28章19節。
[18] “老闆基督徒”，學名叫“市民基督徒”。
[19] 陳村富著：《轉型期中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51-52頁。
[20] 陳村富著：《轉型期的中國基督教——浙江基督教個案研究》，東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93-98頁。
[21] 這個事例筆者是根據當地教會的一位元負責人提供，但為了不引起誤解在此就不提具體教會的名字和負責人的姓名。
[22] 溫州蒼南縣的龍港鎮是一座新興的城鎮，佇立在東海之濱，有中國印刷城、中國禮品城和中國農民第一城之美譽。
[23] 蒼南的“龍港牧區”下轄26個堂點：主恩堂、上光基督教堂、七河基督教堂、天恩堂、主愛堂、二河基督教堂、方岩基督教堂、金釵街基督教堂、江濱路基督教 堂、章良基督教堂、東河基督教堂、長連屋基督教堂、八字橋基督教堂、新美洲基督教堂、下埠基督教堂、水深洋基督教堂、匯龍基督教堂、都口基督教堂、周光基 督教堂、仕家洋基督教堂、徐家莊基督教堂、張家堡基督教堂、薛家橋基督教堂、虹橋基督教堂和河口基督教堂。
[24] 參《蒼南縣基督教簡史》，浙江省蒼南縣基督教兩會，2007年10月第一版。
[25] 根據永嘉縣基督教協會會長滕道恩牧師提供的“永嘉縣基督教碧蓮牧區主日派單”（二OO九年第二季度，由碧蓮牧區教務會印發）所提供的資訊，碧蓮牧區分管著碧蓮、澄田、橫路、東邊、碎坑、魚倉、岩山、子紅坑……等46個堂點。
[26] 筆者根據與溫州大市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的主要負責人溝通統計的牧區資料。
[27] 筆者根據溫州各區、縣（市）基督教兩會主要負責人提供的資訊統計，有的是“兩會”下屬的牧區，有的是非兩會下屬的牧區，有的是根據一個教派作為一個牧區來計算，如平陽縣共有9個牧區，其中聚會處和安息日會各為一個牧區。具體資料可能會有出入。
[28] 李峰著：《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元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75頁。
[29] 溫州教會中“片”的概念是在一個牧區下面，為了工作的方便，又可以分成幾個片來進行牧養管理。
[30] 牧區管理組織的名稱目前在溫州會有不同的稱呼：“牧區教務組”、“牧區教務委員會”（如永嘉縣碧蓮牧區教務委員會）、“牧區三自愛國小組”（如蒼南縣錢庫牧區三自愛國小組）或“牧區議事組”（如溫州市鹿城區基督教會市郊牧區議事組）等。
[31] 牧區下設的事工小組在不同的牧區有不同的分法，比如溫州鹿城區基督教會市郊牧區設立的事工組為：青年組、主日學組、教務組、看望組、婦女組、福音組（對內福音組和對外福音組）。
[32]李峰著：《鄉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元秩》，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77-85頁。
[33] 在溫州當地，探望牧養小組簡稱為“探望組”或“看望組”，而且要參與探望的信徒必須經過考核和適當的培訓。
[34] 探望中“長期工”是指可以跨堂點的，由牧區統一安排的探望工人。
[35] 王旭晨編著：《教會管理概論》，河北信德社出版，2005年7月，第306-307頁。
[36] 參《出埃及記》18章25節。
[37] 薛天棟著，《教會治理學》，校園書房出版社，2004年11月初版，第158頁。
[38] 蘇文隆著，《教會建造的藝術——從自我成長到教會發展》，台福傳播中心出版，2002年4月初版，第196-201頁。
39] 吳蘭玉編著，《管之以理——基督徒行政管理》，協博培訓中心出版，2004年2月再版，第3頁。
[40] 參考《金陵神學志》，2006年第4期，《構建中國教會教政體制的淺思》，第99頁。
[41] 蘇文隆著，《教會行政管理學》，華神出版社，2001年2月修訂一版，第129-144頁。
[42] 王秀美著，《當代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第9頁。
[43] 《馬可福音》10章44-45節。
[44] 《羅馬書》12章17節。
[45] 美國天主教倫理學家查理?柯倫，他認為教會參與社會生活，可以在社會道德領域擔當六個角色：一，教會既做教師也做學生；二，教會是困苦著的救援者；三，教會是勉勵者；四，教會是倡議者；五，教會要成為榜樣；六，教會應該呼籲團結，尊重甚至推進多樣性。
[46] 王秀美著，《當代基督宗教社會關懷——理論與實踐》，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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