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俎代庖的法官——记温州丽水城东教案
2017-07-15 杨晖
一、事情经过
本人杨晖，执业律师。同邓庆高律师都是基督徒。亲身经历他被丽水莲都区法院拒绝入庭辩护的事情，在此如实陈述具体经过。
2017年7月10日晚上，邓庆高律师得知温州丽水城东教堂的四位基督徒弟兄被检察院起诉，温州市丽水莲都区法院将于次日八点半审理。案情还是两年前温州拆十字架事件的延续，当时这几位弟兄在护卫自己教堂的十字架中表现较为突出，所以被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追诉。几经反复，终于开庭。
他们的近亲属也是当晚才得知明天开庭，非常焦急，希望委托律师为其辩护。
邓庆高律师当即决定连夜赶上去。但厦门至丽水有700多公里，且是开夜车。他就约我一起。因为我这边来不及办理律所内部手续，所以不可能担任辩护律师，仅是帮忙路上轮流开车，照应一下而已。当晚11点过我们从厦门出发，紧赶慢赶，终于在早上七点半之前赶到丽水。跟教会的人见面，同四弟兄之一的被告人叶卫平近亲属办理委托手续之后，邓律师先进法院将全套的委托手续交给法官黄奇新（包括所函、委托书、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律师执业证复印件等）。我同教会的人在法庭旁边的大厅等，这个大厅既通往法院的办公区也通往法庭。
后来才知道是九点半开庭，故事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法院这次阵仗有点大，法院门口站了十几个法警。准备审理案件的是个大法庭，大概能坐两三百号人。几个法警站门口，凭旁听证出入。8:30以后，就有人陆续进去，看上去都是公务员模样。旁边教会的人介绍，说都是各区的民宗局的干部。当时就感觉今天法院开庭应是势在必行，那邓律师基本的阅卷时间都没有，很被动。
邓律师进出办公区几次，偶尔同我们沟通一下，说法官让等。最后一次出来他站了较久，快9:30的时候，邓律师直接要从法警把守的法庭门口进去，被拦住。法警进去请示法官后，第一次回复说邓律师没有委托手续。邓律师坚持已经提供了全套委托手续。法警第二次再进去请示法官，又说委托手续不全，故邓律师没有辩护人资格，不得进去。交涉之时，有个中年人过来跟邓律师说：人家（被告人）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不是原话，大意如此，后来才知道他是刑庭庭长，吴威丽）。
邓律师一直坚定的抗议：法院这样单独询问被告人是否接受委托是不合法的，我们合理怀疑法院的询问有偏向、隐瞒。坚持要同被告人叶卫平直接见面，询问其是否接受辩护。但法警拒不让邓律师入内，邓律师听到里面法槌敲响后，情急之下在门口大声询问：叶卫平你是否同意律师辩护。几个法警一拥而上，将邓律师拖出大厅。下台阶后将邓律师推倒在地，又半拉半抬的将邓律师移到一处距离法庭大概100米的地方。我是一直跟在后面。

到地头后，七八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邓律师说要扔个矿泉水瓶，他们也不让他走到几步之遥的垃圾桶那边。争执之下，他们干脆把那个垃圾桶端到邓律师面前。邓律师请我帮他拿瓶水，结果我一动，同样也被围住，不准走。我才发现，连我也一起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因为我下午在温州中院有个案件，同他们交涉后同意我先行离开。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做了个祷告：求主祝福法庭、祝福这些法警用好主给他们的权利，赏善罚恶。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驱散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心中涌起来的黑暗。

我出法院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本已订好11点到温州的动车。打车到动车站途中，教会的人同我联系上，要同我沟通。我把票退掉、温州那边安排好后，大家找个地方吃饭。大概12点左右，听说庭审结束，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两人判一缓三，两人（包括叶卫平）判一年实刑。过一会儿邓律师也过来了。说庭审结束后警察也解除了对他的人身控制，大致历时3个小时。
当晚邓律师下温州同我汇合，休息一晚。第二天从温州两人轮流开车，下午五点左右回到厦门。
二、法律分析
法院剥夺邓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是违法的！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至于其后的拖拉、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邓律师已有详述，在此不再提及。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因此，邓律师接受在押被告人叶卫平直系亲属的代为委托，即视为接受叶卫平委托，成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不必经过叶卫平的同意。依据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四十六条审判期间，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委托的，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三日内，将委托手续提交人民法院。法院仅有权对律师所提交的相关委托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没有权力代辩护律师去询问叶卫平是否同意。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本案情况较为特殊，一般情况下会见都是在看守所。但由于昨晚才得知此事，邓律师当晚奔波千里，抵达开庭现场，在第一时间就向法院提出会见，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相关的要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既然法律没有禁止被告人家属在开庭前两个小时为其聘任辩护律师，则辩护律师也理应享有会见的权利。
如果被告人在看守所，则看守所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如果已被押到法院，则法院应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
又据《刑诉法》第37条第四款第二句：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在法院的会见也应该是单独的、不受监听的会见。且单独会见并不会耽误开庭，邓律师也仅要求几分钟时间当面核实而已。
邓律师依法单独、不受监听的与被告人会见后，如被告人拒绝邓律师为其辩护，提出解除委托关系，则邓律师才不是被告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在此之前，一直都是。
依据五部门《关于依法保证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这才是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的法定程序，在被告人被押送到法院待审期间，法院就代替了看守所的职责，适用本条关于看守所的规定。
1、法院不可以主动询问，要律师去会见后，由被告人自己提出解除委托。法院的职责仅是负责传达其意思而已。
2、在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之后，办案机关（法院）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
3、转交后，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请注意，此时辩护律师还是辩护律师，仍然可以要求会见。法院仍然应该安排会见。
4、但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法院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安排会面。
莲都法院在这四个关键点上都是违反法律。首先法院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什么征求被告人的同意。不必经过被告人同意邓律师才是他的辩护人，而是除非被告人明确不同意，邓律师才不是他的辩护人。而这个是否同意，也不应该由法院去问。但现在是他们主动去询问被告人，这是在职权之外的。
其次，询问之后法院并无要求被告人出具书面文件，当然更谈不上转交。再次，在辩护律师被口头告知解除委托后，提出会见的情况下，拒不安排会见。即便是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法院仍应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律师。但实际上也是没有。没有书面的文件，全凭法官口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我们合理怀疑这中间还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误导，那更是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思背道而驰。违法大家都见过，但违反得同完全遵守呈镜像相合的，在各个细节上与法律全部争锋相对的违法倒是少见。
这是莲都法院对邓律师的投诉的书面回复！“（法院）当面告知被告人叶卫平其家属为其聘请辩护律师的情况，并出示授权委托书，询问其是否签字授权委托你为其辩护，被告人叶卫平拒绝签字。”
这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第二十七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征询其是否同意聘请本律师。如表示同意应让其在聘请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如表示不同意应记录在案并让其签字确认。
两相对比，我们清楚的看到。莲都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严格的按照律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完成了本该律师去做的询问工作。这是严重的越权。法院不光没有保证辩护律师的会见权，而且法官自己直接充当辩护律师去询问被告人。这是越俎代庖。法官成了律师！法院非法剥夺被告人得到辩护的权利，法官身兼律师，集运动员裁判员二任于一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三、事情的背景：拆十字架案件
当天政府组织各区民宗局的来法庭旁听，当庭宣判。这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忽然开庭前一个小时出现一个辩护律师，完全在他们计划之外。怕整个计划被搞乱或者说场面会有点难看。所以才有此出平常很难想象的场景出现：法官会帮律师去问被告人，你是否接受委托。也只有在这个十字架背景的案件中才有如此怪事发生。同样，不是十字架，我们也不可能连夜开车到温州。
邓律师就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向刑庭庭长吴威丽、法院副院长魏建平都直接投诉，但他们均置之不理，替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背书。吴威丽更是直接的对邓律师讲：人家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所以，这不是单个法官的事情，整个法院都涉嫌违法。
如恩格斯说的那样，“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法院的认定也是轻轻松松就给刑诉法一记耳光。置自己制定的法律于不顾，任意弯曲。为了把一个案件判下来，动静也是搞得太大了点。
很多人在旁边劝，说尽量淡化十字架的色彩。西方国家对证人有三个要求：我要说出事实，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我已说出了全部的事实。这是基本的诚实。我们的神命令我们：不可作假见证（出20:16）。所以，我不能去刻意的突出，但也不能刻意淡化。是咋样就咋样：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两年前拆十字架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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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5 杨晖
一、事情经过
本人杨晖，执业律师。同邓庆高律师都是基督徒。亲身经历他被丽水莲都区法院拒绝入庭辩护的事情，在此如实陈述具体经过。
2017年7月10日晚上，邓庆高律师得知温州丽水城东教堂的四位基督徒弟兄被检察院起诉，温州市丽水莲都区法院将于次日八点半审理。案情还是两年前温州拆十字架事件的延续，当时这几位弟兄在护卫自己教堂的十字架中表现较为突出，所以被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追诉。几经反复，终于开庭。
他们的近亲属也是当晚才得知明天开庭，非常焦急，希望委托律师为其辩护。
邓庆高律师当即决定连夜赶上去。但厦门至丽水有700多公里，且是开夜车。他就约我一起。因为我这边来不及办理律所内部手续，所以不可能担任辩护律师，仅是帮忙路上轮流开车，照应一下而已。当晚11点过我们从厦门出发，紧赶慢赶，终于在早上七点半之前赶到丽水。跟教会的人见面，同四弟兄之一的被告人叶卫平近亲属办理委托手续之后，邓律师先进法院将全套的委托手续交给法官黄奇新（包括所函、委托书、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律师执业证复印件等）。我同教会的人在法庭旁边的大厅等，这个大厅既通往法院的办公区也通往法庭。
后来才知道是九点半开庭，故事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法院这次阵仗有点大，法院门口站了十几个法警。准备审理案件的是个大法庭，大概能坐两三百号人。几个法警站门口，凭旁听证出入。8:30以后，就有人陆续进去，看上去都是公务员模样。旁边教会的人介绍，说都是各区的民宗局的干部。当时就感觉今天法院开庭应是势在必行，那邓律师基本的阅卷时间都没有，很被动。
邓律师进出办公区几次，偶尔同我们沟通一下，说法官让等。最后一次出来他站了较久，快9:30的时候，邓律师直接要从法警把守的法庭门口进去，被拦住。法警进去请示法官后，第一次回复说邓律师没有委托手续。邓律师坚持已经提供了全套委托手续。法警第二次再进去请示法官，又说委托手续不全，故邓律师没有辩护人资格，不得进去。交涉之时，有个中年人过来跟邓律师说：人家（被告人）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不是原话，大意如此，后来才知道他是刑庭庭长，吴威丽）。
邓律师一直坚定的抗议：法院这样单独询问被告人是否接受委托是不合法的，我们合理怀疑法院的询问有偏向、隐瞒。坚持要同被告人叶卫平直接见面，询问其是否接受辩护。但法警拒不让邓律师入内，邓律师听到里面法槌敲响后，情急之下在门口大声询问：叶卫平你是否同意律师辩护。几个法警一拥而上，将邓律师拖出大厅。下台阶后将邓律师推倒在地，又半拉半抬的将邓律师移到一处距离法庭大概100米的地方。我是一直跟在后面。

到地头后，七八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邓律师说要扔个矿泉水瓶，他们也不让他走到几步之遥的垃圾桶那边。争执之下，他们干脆把那个垃圾桶端到邓律师面前。邓律师请我帮他拿瓶水，结果我一动，同样也被围住，不准走。我才发现，连我也一起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因为我下午在温州中院有个案件，同他们交涉后同意我先行离开。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做了个祷告：求主祝福法庭、祝福这些法警用好主给他们的权利，赏善罚恶。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驱散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心中涌起来的黑暗。

我出法院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本已订好11点到温州的动车。打车到动车站途中，教会的人同我联系上，要同我沟通。我把票退掉、温州那边安排好后，大家找个地方吃饭。大概12点左右，听说庭审结束，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两人判一缓三，两人（包括叶卫平）判一年实刑。过一会儿邓律师也过来了。说庭审结束后警察也解除了对他的人身控制，大致历时3个小时。
当晚邓律师下温州同我汇合，休息一晚。第二天从温州两人轮流开车，下午五点左右回到厦门。
二、法律分析
法院剥夺邓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是违法的！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至于其后的拖拉、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邓律师已有详述，在此不再提及。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因此，邓律师接受在押被告人叶卫平直系亲属的代为委托，即视为接受叶卫平委托，成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不必经过叶卫平的同意。依据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四十六条审判期间，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委托的，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三日内，将委托手续提交人民法院。法院仅有权对律师所提交的相关委托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没有权力代辩护律师去询问叶卫平是否同意。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本案情况较为特殊，一般情况下会见都是在看守所。但由于昨晚才得知此事，邓律师当晚奔波千里，抵达开庭现场，在第一时间就向法院提出会见，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相关的要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既然法律没有禁止被告人家属在开庭前两个小时为其聘任辩护律师，则辩护律师也理应享有会见的权利。
如果被告人在看守所，则看守所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如果已被押到法院，则法院应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
又据《刑诉法》第37条第四款第二句：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在法院的会见也应该是单独的、不受监听的会见。且单独会见并不会耽误开庭，邓律师也仅要求几分钟时间当面核实而已。
邓律师依法单独、不受监听的与被告人会见后，如被告人拒绝邓律师为其辩护，提出解除委托关系，则邓律师才不是被告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在此之前，一直都是。
依据五部门《关于依法保证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这才是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的法定程序，在被告人被押送到法院待审期间，法院就代替了看守所的职责，适用本条关于看守所的规定。
1、法院不可以主动询问，要律师去会见后，由被告人自己提出解除委托。法院的职责仅是负责传达其意思而已。
2、在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之后，办案机关（法院）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
3、转交后，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请注意，此时辩护律师还是辩护律师，仍然可以要求会见。法院仍然应该安排会见。
4、但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法院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安排会面。
莲都法院在这四个关键点上都是违反法律。首先法院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什么征求被告人的同意。不必经过被告人同意邓律师才是他的辩护人，而是除非被告人明确不同意，邓律师才不是他的辩护人。而这个是否同意，也不应该由法院去问。但现在是他们主动去询问被告人，这是在职权之外的。
其次，询问之后法院并无要求被告人出具书面文件，当然更谈不上转交。再次，在辩护律师被口头告知解除委托后，提出会见的情况下，拒不安排会见。即便是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法院仍应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律师。但实际上也是没有。没有书面的文件，全凭法官口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我们合理怀疑这中间还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误导，那更是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思背道而驰。违法大家都见过，但违反得同完全遵守呈镜像相合的，在各个细节上与法律全部争锋相对的违法倒是少见。
这是莲都法院对邓律师的投诉的书面回复！“（法院）当面告知被告人叶卫平其家属为其聘请辩护律师的情况，并出示授权委托书，询问其是否签字授权委托你为其辩护，被告人叶卫平拒绝签字。”
这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第二十七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征询其是否同意聘请本律师。如表示同意应让其在聘请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如表示不同意应记录在案并让其签字确认。
两相对比，我们清楚的看到。莲都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严格的按照律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完成了本该律师去做的询问工作。这是严重的越权。法院不光没有保证辩护律师的会见权，而且法官自己直接充当辩护律师去询问被告人。这是越俎代庖。法官成了律师！法院非法剥夺被告人得到辩护的权利，法官身兼律师，集运动员裁判员二任于一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三、事情的背景：拆十字架案件
当天政府组织各区民宗局的来法庭旁听，当庭宣判。这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忽然开庭前一个小时出现一个辩护律师，完全在他们计划之外。怕整个计划被搞乱或者说场面会有点难看。所以才有此出平常很难想象的场景出现：法官会帮律师去问被告人，你是否接受委托。也只有在这个十字架背景的案件中才有如此怪事发生。同样，不是十字架，我们也不可能连夜开车到温州。
邓律师就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向刑庭庭长吴威丽、法院副院长魏建平都直接投诉，但他们均置之不理，替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背书。吴威丽更是直接的对邓律师讲：人家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所以，这不是单个法官的事情，整个法院都涉嫌违法。
如恩格斯说的那样，“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法院的认定也是轻轻松松就给刑诉法一记耳光。置自己制定的法律于不顾，任意弯曲。为了把一个案件判下来，动静也是搞得太大了点。
很多人在旁边劝，说尽量淡化十字架的色彩。西方国家对证人有三个要求：我要说出事实，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我已说出了全部的事实。这是基本的诚实。我们的神命令我们：不可作假见证（出20:16）。所以，我不能去刻意的突出，但也不能刻意淡化。是咋样就咋样：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两年前拆十字架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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