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

陈丰盛:温州教会150周年专题:简明温州基督教史(一)

前 言

基督(新)教传入于1867年正式传入温州,2017年正是福音到温150周年的大庆之年。温州教会已筹备系列活动,并推出各种形式的纪念书刊。温州各教会应当以此为契机,追溯历史、效法前贤、跟主脚踪、兴旺福音。笔者借此机会,先将个人研究温州教会历史的成果作简要呈现,希望给予教会各年龄层的弟兄姊妹以知识的传递。

一、基督教早期在温州的活动

基督宗教最早传入温州当属“也里可温教”。不过,未有一段记载可以明确也里可温在温州的最初传教的具体年份。浙江通志馆于1948年主持编修、由余绍宋等纂的《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02卷中记载:“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教徒马薛里吉思偕赛典赤至闽浙造舍里八,义大利教士马可波罗亦于是时至浙,是为耶教至浙之始,未几温州设有基督教掌权衙门。”该段文字显示明确也里可温于1275年之后在温州传教并建立教会。

《元典章》第33卷,其中记载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关于江南诸路道教徒控诉温州“也里可温”咨文,可使我们概观温州“也里可温”的规模及与民教之冲突。其中,首先,可见也里可温在温州的活动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已获得极大的成功。如文中提出“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因此,也里可温在温州不久,但在短时间内已建立有规模的“掌教司衙门”。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其著作《唐元二代之景教》对温州也里可温教的发展作了如下解释:“惟元时浙江之景教重心,则似在温州,而非在杭州。……所谓‘创立掌教司衙门’者,必为主教驻节之所。温州为元时对外通商七港之一,蕃客荟萃之所,意景教乃于其地设置主教,为管理中心也。道教原呈所争之点,或不在朝贺班次之先后与也里可温之获免差役,而实以法箓先生之被诱化,有以摇动道教根本也。此亦可知元时浙江景教之发展矣。”

天主教传入温州的具体年份已无从考证,据西班牙多明我会若望·弗朗多在《多明我会在菲律宾、日本、中国的传教史》的记载,可以窥探当时传教士路经温州时留下了福音的种子:“明崇祯十年(1637),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土黎玉范(J.Bapc.Morales,1597-1644)及其会友德·方济(Francisco Diaz)以偷渡入境传教,由福安经浙江押解南京。不久,弛禁而返,途经温州、瑞安、平阳,及至浙闽边界。但闻知闽北教禁仍严,他俩乃折回瑞安。在官府宽容下,随遇而安,手执十字圣架,身穿修会制服,出入大街小巷,传道宣教,劝人改恶从善,弃邪归正;或与文人学士谈经辩道,阐述人生真谛。只因语多抨击中国敬孔祭祖之古礼,反对设立灵牌香盏,激起听众(特别是佛门弟子)的愤恨,告于当地官府,黎等被官兵捕送到温州府,又由温州府递解福宁(今福建宁德霞浦),后放逐广东香山,黎等夜逃澳门而去。” 这段史实证明,黎玉范、德·方济在瑞安有传教行动。且因得到官府的宽容,曾在瑞安的传教一度畅通无阻。他们在瑞安的大街小巷传教,且与当地的文人学士有过信仰上的辩论。但由于他们在辩论中对中国传统敬孔、祭祖等有诸多的抨击,遂遭到以佛教为代表的民众反对,从而被官兵逮捕,后被放逐,从澳门逃离。

据《温州天主教简史》记载,天主教浙闽代牧区于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建立,可以肯定温州当时已经有天主教会。然而,随着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导致原本天主教传教士内部的差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对于祀孔祭祖的矛盾演化为康熙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公开冲突,从而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严重受挫,从而发生逾百年的禁教。而浙闽代牧区于1718年被取消。

也里可温教,泛指元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包括再度进入中国内地的景教和当时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又因二者都崇敬十字架,又被称为“十字教”,教堂被称为“十字寺”,蒙古语“也里可温”原意为“有福缘的人”,本为对教士、司铎的尊称。摘自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3月,第559页。

浙江通志馆修,余绍宋等纂,《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02卷,1948年,第44页。

参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出版,1966年7月,第181-182页;陈援庵(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8月1日,第17页。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广东兴宁宁新镇水楼村人。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历任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珠海书院教授,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生平著书41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唐元二代之景教》等。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出版,1966年7月,第181-182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10页。

《温州天主教简史》,天主教温州教区,2006年10月初版,第1页。

二、清末基督教传入温州概况

基督新教早期传入温州的有两个差会,分别是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与英国循道宗的分支教派——偕我会。

1. 中国内地会

首位来温州传教的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是曹雅直(George Stott)。曹雅直,苏格兰的亚伯丁郡(Aberdeen)人,成长在一个农民家庭。19岁的时候,他在路上滑倒,膝盖撞在了一块石头上,致使他的脚进入白色肿胀。两年之后,他就被迫截掉左腿。在痛苦的时期里,神的恩典临到他并拯救了他的生命。曹雅直身体痊愈之后,连续几年在一间学校里教书,直到他从一位准备去中国的朋友的口中得知中国的迫切需要。那时,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愿意差派一位独脚教士到宣教前线去。而戴德生却愿意冒这个没人敢冒的险。当有人问曹雅直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1865年10月3日,在戴德生的安排下,曹雅直——这位独脚教士和结婚才三个星期的范约翰(J.W.Stevenson)夫妇一同启帆,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于1866年2月10日抵达中国宁波。 1867年11月,他和同伴蔡文才先生(Mr.Jackson)来到温州。一到温州,当地人都以敌视他。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和生活在一间客栈里,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房间租给可恶的外国人。后来,当地有一位较有影响力的人因为自己陷在鸦片毒瘾和赌博中无法自拔,愿意提供一间房子给曹雅直。第二天,消息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当地愤怒的人群聚集门前,强迫曹雅直搬出去。他们杂砸烂了曹家的大门,在房间里大肆破坏。曹雅直随即出来站在众人面前说:“你们看看这个跛足的人,如果我想从你们当中跑走,我做不到;但你们若是想杀死我,则轻而易举,不过你们会引来麻烦;如果你们现在赶紧离开,你们就会发现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不管怎样,我来了,就已经准备留下来了。”他们被他的安静的神情、有力的语言而震慑,强着面子再扔了几块石头,愤愤地离开了。

稍微安定之后,曹雅直有超过两年的时间独自工作,并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一张英国人的脸、听不到一个英文单词。直到1870年2月去接Grace(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为止,他没有离开温州一晚。1870年(清同治九年)4月26日,曹雅直与薛氏(Grace Ciggie Stott)在宁波结婚。婚后第二天,曹雅直就携妻回温州投入宣教事业。薛氏(即曹明道)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来温女传教士。

1871年,曹雅直将福音传至瑞安桐岭。1873年桐岭教会人数增至14人。桐岭教会就成为温州城区之外第一个宣教点。1874年,内地会平阳分会建立。

除了到处传播福音,曹雅直刚在温州落稳脚跟就开始办学。1868年下半年,曹雅直创立了男童寄膳寄宿学校,“凡来读者,一律免费供应膳宿,并奉赠书籍文具、雨伞钉鞋;此外,其家庭还可每月津贴大洋十元”,这样就吸引了第一批学员,共有12个男孩。在高建国牧师的〈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中记载了其中11位学员的名单:叶如周、周殿卿、陈益新、梁士元、孙世元、缪锦铭、李成佑、李成修、刘星垣、王家滔、祝福荣。

妻子曹明道不但能成为他精神、生活的帮助,也成了他传教事业的好助手。曹明道来温之初,就开始与社会上的妇女接触,并开始了福音工作。1874年,曹雅直夫妇创办育德女塾,为温州历史上第一所女校。

1877年,曹雅直夫妇回英国度假,后于1878年12月31日回到温州。在此期间,樵夫鲍新进带领刘夫人叶氏归主。曹雅直夫妇从英国回来两三天之后,就被安排去见她和另一位刚信主的姊妹。曹师母见她们对信仰的追求心志,就先在她们家里办起了圣经班。1881年,曹雅直夫妇看到她的成长和热心,就请她放弃的针线活,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专职侍奉。1881年,刘夫人的婆婆刘老太太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在筹备丧事的过程中,刘夫人因信仰立场坚持自己和儿子不向死人下跪,从而放弃刘家大部分遗产。此后,39岁的刘夫人与年仅13岁的儿子得曹雅直夫妇的接纳,入住温州内地会花园巷,与曹氏夫妇同住,并全时间参与服侍,她儿子也进入仁爱义塾。刘夫人叶氏,即中国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刘廷芳博士的祖母。刘廷芳在1938年2月写给三弟刘廷蔚的信中提到祖母的懿范及遗训,成为刘家世世代代所祖训:“伏念吾家自祖母大人皈依圣教不畏万难打破一切旧礼教之束缚屏除社会之一切迷信创办女子教育开故乡风气之先声毕生虔诚笃信励志守道懿范在人间至今为乡里所传颂。祖母遗训嘱吾家子孙须世世信奉圣教。母亲大人早岁守节谨遵祖训努力奋斗使吾辈得有今日并使刘家垂绝之支得复而盛。饮水思源,不能不使吾辈激励孝恩。”

曹雅直牧师的晚年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引进更多外国宣教士驻扎温州事奉和培养当地传道人。1886年6月,英国传教士朱德盛(R.Grierson)到达温州,被曹雅直牧师派往平阳分会牧会。另外,曹牧师培养了一位温州内地会本地传道人蒋宅如牧师,成为后来温州自治内地会第一位华人牧师。

曹雅直牧师的晚年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引进更多外国宣教士驻扎温州事奉和培养当地传道人。1886年6月,英国传教士朱德盛(R.Grierson)到达温州,被曹雅直牧师派往平阳分会牧会。另外,曹牧师培养了一位温州内地会本地传道人蒋宅如牧师,成为后来温州自治内地会第一位华人牧师。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4月29日,温州内地会牧师曹雅直夫妇离开上海,准备经美国回英国。《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记载一封来自温州的信件,内文记载内地会温州教区在曹雅直牧师的牧养,共有52个人加入了三间教会,并有不少慕道友。1889年4月21日,曹雅直牧师在法国嘎呐去世。在温事奉23年。内地会各界牧师、传道,包括内地会总会和温州教会共同追悼这位内地会的先驱性宣教士。

温州内地会的1906年报告,见证了曹雅直牧师在温州事奉的成果:有堂点49处,传教士(包括师母、助理)9人;受薪华牧师6人,助理传道8人,学校教师3人,派发圣经者5人,女传道4人;义务传道45人,长老7人,执事7人,女传道1人;受餐者:男469人、女358人,1905年受洗者119人,从开创之日起受洗者1125人;寄宿学校2所,学生:男12人、女38人,日校学生:男9人、女4人。

2. 英国偕我会

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英国偕我会在北京条约后也派遣传教士来华。最先受派来的为富勒牧师(Mr. William Robert Fuller)夫妇。他们于1864年10月抵宁波。继任者阚斐迪牧师(Mr. Galpin)于1868年1月抵达宁波。他曾于1875年4月自宁波来温州窥视情况,见温州己有内地会设立,不日返甬。





(晚年苏慧廉)




1907年偕我会与同宗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为“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国圣道公会又与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联合,称为“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U.K.)。中华循道公会分为七个教区,即华南、湖北、湖南、华北、宁波、温州及云南。由于温州信徒人数众多、语言独特的原因,将它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教区。

1877年(清光绪三年)12月11日,英国偕我会差派传教士李华庆(Rev. R. InkermannExley另译李应克)到达温州,他是第一位来温传教的偕我会传教士。他于1881年6月8日在宁波病逝,去世时年仅26岁。虽短短三年,李华庆牧师却成绩斐然。季理裴(D. MacGillvray,1862-1931)评论说:“李牧师不顾自己健康,努力工作,短短三年中打好根基。”在1882年6月,英国偕我会的年度报告中,显示温州偕我会的情况是:“本地传道人2人;信徒26人;慕道友3人;教堂1座;主日学1所,学生10人,老师1人。”

1882年(光绪八年)11月,英国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W.E.Soothill,1861-1935)抵达中国,并于年底来温接替李华庆牧师之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Missionary Journal)1882年11月号Missionary News报导说:“11月2日,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乘伦巴底(Lombardy)号蒸汽船抵沪,将去往温州宣教。”

1884年(光绪十年)10月,“甲申教案”发生,温州部分民众在泽雅荣的带领下,焚毁温州市区教堂,偕我会城西堂也未幸免。1885年(光绪十一年),苏慧廉用“甲申教案”的赔款、英国教会的捐赠并苏氏夫妇的积蓄,在被焚毁原地重建偕我会城西教堂。如苏慧廉在《重建圣殿记》中所载:“次年英会捐资建造圣殿。主日聚集者尚寥寥无几,并未分设友会”。显示此时的温州偕我会信徒尚“寥寥无几”,也并未设立分会。1891年,苏慧廉牧师得海和德牧师(J.W.Heywood)来温协助,按立并派遣“夏公殿士,戚公品三,盛公喦如,吴公保年,戚公臣倡,分赴各区工作。”

据温州偕我会1905年报告,苏氏任温州教区长期间,共建立150间教会,受餐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并建造以城西堂为代表的五间著名西式教堂。为促进医疗布道,苏氏将西方医术引介到中国,在不断努力下,于1897年建成“定理医院”,1906年正式将定理医院改建为“白累德医院”。

苏慧廉牧师分别在1887年创立艺文小学,1897年开办艺文中学,于1903年建成艺文中学新校舍。1903年10月20日新校舍落成,其中“有可容九十人的学生寝室,教员房间,教室,小礼堂,招待室,饭厅及一般小屋”。学校由英人蔡博敏(T.W.Chapman)任校长,并聘请本地最博学的学者为教员。10月20日(农历九月初九)行开学典礼,温州道、镇、府、县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大绅士和经学大师孙诒让等到场祝贺,英国著名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也特地从上海来温祝贺。

苏慧廉在刚来温州半年之后,就显出自己语言方面的特长。在1883年6月,他找到一篇用宁波方言写成的讲章,自己在词句上的删减和改写,就在一天晚上向三十多位基督徒讲道。讲完之后,他问大家是否听懂,他们都笑着回答:“oh tung-djah ba”(温州方言,意即:“都懂了”)。苏氏深知传教事业的成功与圣经翻译有密切关系,为使温州普罗大众都能阅读圣经,1893年回英国度假期间完成以罗马拼音翻译的四福音与使徒行传,定名为“CHAÒ-CHÏ YI-SÛ CHI-TUH SANG IAHSÌNG SHÏ:SŹ FUH-IANG TÀ SŹ-DU E-DJÜE”(温州方言,即“救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并于1894年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发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后,又在1903年翻译了全部新约圣经,并由大英海外圣经公会出版。

苏牧师于1898年重建城西堂之时,用中文撰写一篇章法严谨,词理通顺的《圣殿重建记》,内文如下:

主降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国传教士李华庆,航海东来中国,寓温郡嘉会里传耶稣圣教。仅阅四年,即归道山。自八十二年,仆来继李任。其时居住于此,信者甚寡。至八十四年,忽丁魔劫,突遭恶党劫掠财物,焚我教堂,荡我书院,火我居房。次年英会捐资建造圣殿。主日聚集者尚寥寥无几,并未分设友会。多历年所,福音莫得广宣,叹习俗愚迷共崇偶像,实非人力所能挽回,讵意主旨难测。近十年来,恩光渐照渐明,圣道愈推愈广,地则有四五邑,会则有七十奇,人则有三千余。即本堂每逢主日,男女扶老携幼而来,门内几无隙地。数年之内,藉众会友随时劝化,始复有此兴盛也。仆之始愿未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去年春议重建圣殿,继长增高俾得礼拜观瞻。幸托主恩,中外集资成数,庀材鸠丁,昕夕董治,月圆十度,方始告竣。仆望自是福音处处广行,圣道蒸蒸日上。爰欸其缘由,勒石以垂不朽云。愿救主恩、天父博爱、圣灵感化,长临本堂,世世无穷,亚们。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英国传教士 苏慧廉识

早在温州传教期间(1906),苏氏就已将《论语》译为英文,名为《论语:孔子与其弟子及其他人的谈话》(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他编撰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书,在伦敦出版。除以上重要作品外,苏氏特意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自传写了专著,名为《AMission in China》,还为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专门写了传记。

苏氏早在正式翻译圣经之前,就先编纂了一本罗马拼音的入门书和一本赞美诗集。在编纂时,苏氏采用中国民乐的五声调式建立本色格律,并以简易的长调、中调、短调、七调、八七调等曲调,令信徒习唱。苏慧廉的罗马拼音入门书和赞美诗集好编十年后,他的同工海和德(James W.Heywood)从英国来到温州传教。学会听、讲温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学习用苏氏编的赞美诗集唱诗。当他将一首诗歌唱完之后,旁边的温州人大为诧异问:“这是怎么回事?海先生还不会说中文就已经会唱了?”至今,《乐守主日》、《主日为圣》等苏慧廉当年编纂的赞美诗歌尚为温州信徒所传颂。

1907年,温州偕我会首任教区长苏慧廉牧师调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转由英籍传教士海和德牧师掌教。同年,偕我会(UnitedMethodist Free Churches)与同宗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为“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Church Mission,U.K.)。此时的温州偕我公会已初具规模,从1905年温州偕我公会的报告中可见其详:“有传教牧师3人,教育传教师1人,医务传教师1人;华传道20人,地方上传道人131人,女传道5人,领袖124人;受餐者2144名,慕道友成人5711人,儿童估计1500人;教会150所;医院1间;高级学校1所;教员12人;日校25所,教员43人;捐款2133.22元。”

蒲乐克(JohnPollock):《戴德生与玛利亚》,1982年8月,第224页。

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January,1897,Chapter one。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74页。

薛氏(Grace Ciggie Stott),中文名为曹明道,1870年(清同治九年)4月26日与曹雅直牧师在宁波结婚,成为来温第一位女传教士。曹明道辅佐曹氏宣教工作,于1878年创立温州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女书院。当曹雅直牧师在1889年去世之后,她又只身回到温州挑起宣教大梁。1895年,在她50岁时,全温州各地教会同献寿联:“二十五龄驾历中华正设帨良辰转瞬于今逢大衍;数十载恩由上帝已盛行圣道介睂从此祝长生”。曹明道于1898年发表著作《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Work in China》。曹明道于1922年1月24日去世。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88页。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温州文史资料(第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344页。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第344页。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p462。莫法有、支华欣、胡识因等都记载为1878年建立,在此我们接受为1874年。

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M.R.C.S.,F.R.G.S.,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1881,p.36.

致刘廷蔚、吴元俊,1938年2月15日。

朱德盛于1885年到达中国,1886年来温宣教,驻扎内地会平阳分会牧会,直到1911年离温。

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 M.R.C.S., F.R.G.S., China’s Millions, London:Morgan and Scott, 1886, pp152.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ume XVII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tterian Mission Press, 1887, pp212.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XVII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tterian Mission Press, 1887, pp166.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1907,p.160.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初版,第10-12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第461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61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 58页。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第14-15页。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第59-60页。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 Century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131.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107.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XI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tterianMission Press, 1881, p.238.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1907,p.131.

Twenty-six Report of the Home and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UnitedMethodist Free Church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1882.转引自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上册),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15年6月,第248页。

支华欣记载苏慧廉于1881年冬来温,与《教务杂志》的记载不符,应该为1882年11月。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65页。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ume XIII, Shanghai:American Presbtterian Mission Press, 1882, pp465.

苏路熙:《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8页。

现存城西堂。

支华欣牧师在其著作中未提1885年重建的教堂,显然是被他忽略的。

海和德牧师(J.W.Heywood)于1891年来华,在温州协助苏慧廉牧师工作。于1896年调往宁波主持会务,推广会堂。在苏慧廉牧师调离温州(1907)之后,海和德牧师再次来温,接替苏氏之工作,直到1927年回国。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0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63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7-88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第82-83页。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21.

W.E.Soothill,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Fukuin PrintingCompany, Ld., Yokohama,1910.

《李提摩太传》(TimothyRichard of China)中文版于1924年由广学会出版。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33.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初版,第10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63页。

文章来源:丰盛书房








陈丰盛:温州教会150周年:简明温州基督教史(三)——解放初三自运动

四、解放初三自爱国运动简况

解放初期,温州基督教的几个大宗派均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我们分别简述:

(一)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

1950年,由于王春亭牧师年迈,温州自治内地会聘请华北神学院毕业生高建国先生主持工作。在《温州市基督教各教派1951年信徒人数统计》中,自治内地会仅随循道公会之后,有堂点134个,信徒人数21665人,其中有男信徒9749人,女信徒11916人;市辖区内堂点共110个,信徒人数有19165人,其中男信徒8415人,女10750人。

1957年4月12-14日,温州区内地会在总堂花园巷堂举行同工扩大会议及按立牧师典礼。此次按立牧师典礼,得到全区教会的重视,因为温区内地会已有34年没有按立过牧师。在2月份举行的年度年会中,就已通过了选立高建国、陈公权二人为牧师,并追认付牧周景尧为牧师,特邀上海杨绍唐牧师主礼。14日下午举行隆重的按牧典礼,有超过1300人参加典礼。杨绍唐牧师勉励新牧师:“要努力圣工,忠心事奉神,为实现三大见证而努力。”

陈公权、高建国、周景尧按牧与杨绍唐牧师(右一)合影留念(1957年)


1958年2月27日至3月18日,温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代表300余人。高建国牧师由于“大鸣大放”时期所提出的“3章9节27个小意思”而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温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付主席职务。5月26-27日,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做出联合礼拜的决定。 (二)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 1949年5月8日,温州解放,在温州传教的所有传教士都开始预备回国的行程。温州教会又再次陷入危急状态。1950年1月2-5日,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举行年议会,在〈温州循道公会一九五O年教区议会纪录〉中记载了当时教会的情况。首先,温州教区尚需外国传教士来温协助,在决议中提出:“请求差会调派胡宝华牧师,宫教士夫妇,或其他曾在温州教区工作,可能来温之西教士,继续来温服务。”其次,温州教区所办艺文小学改组,〈纪录〉中记载:“解放后本校与本市其他私立小学共同接受政府之命令,重新改组校董会,依法将校董十三人调整为七人,呈报军管会文教部批准立案。”该校校长盛旭初先生因体弱辞去校长之职,转由陈清华先生任之。再次,白累德医院院长施德福于1949年12月回国,医院转由汪起霞为正院长,陈墨豪、郑求是为副院长,而医院经费陷入困境,在年议会中要求差会补助。可以肯定,温州教区对于外国差会在经济上和教区工作上尚有依赖,但西牧离开的事实,使温籍教牧不得不负起使命,教会自立就被动实现了。 1950年9月6日,温州循道公会英国传教士爱乐德牧师、女教士汤克谐(L.Tucker)以及白累德医院护士长狄兰仙(N.Gedye)等离温赴沪,准备回国。他们是温州基督教最后一批离温的传教士。9月23日,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发表,温州教区主席谢圣弢牧师率先签名拥护,事后发动信徒继续签名拥护。《天风周刊》1951年1月20日报道:“温州基督教联合会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假城西街循道公会大礼拜堂,召开抗美援朝革新签名大会,到各教会学校医院等十四单位计四千余人,由联合会会长董鸣皋牧师主席,谢圣弢牧师主讲革新运动,徐汉民先生主讲抗美援朝运动,政府代表许宝仑郁宗鉴亦相继发言,会场情绪极为热烈,为温州教会空前盛举,当场并通过六项爱国公约。最后报告宣言签名人数已达三千八百九十人。查温州市区基督徒约有七千人,该会决争取目标为五千人,现仍在继续进行中。”1951年1月6日,尚在上海的爱乐德牧师向温州教区发来英差会汇款的电报,但温州教会以“本教区已自养,款决不要”覆电。因此,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与外国差会彻底切断往来。到1951年,温州教区共有堂点244个,信徒人数达24299人。 1951年1月19日,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革新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郑求是与谢圣弢为主任。其工作方式为:“一、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以及执行人民政府的政令法令和有关三自革新的决议并向各联区传达。二、向教区及各联区建议各项应兴应革事宜。”全教区积极参与拥护世界和平与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运动中,拥护世界和平签名人数达11119人,革新宣言签名的人数达12153人。 在三自革新运动全面展开的同时,温州循道公会与其他教派一同在“三自革新委员会”的带领下进入一系列的学习和运动之中。教牧人员无暇顾及教牧事工,教会活动由全面展开的控诉运动所替代。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一、在土地改革时期,温州有许多教会曾一度停止聚会,且有一些教堂被政府部门占用。二、教会医院转由政府接办。1953年1月15日,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创办之白累德医院由政府接办,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指派林荣澄为医院的政府代表,任命汪起霞为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为副院长。三、反右运动开始后,温州许多教牧人员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中陈哲海牧师于1958年2月27-28日被打为右派分子,后因病在劳改所去世;陈格迷牧师于3月6-7日被划为右派分子,遣返回乡;8月,支华欣牧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与浙闽教区 解放后十年内,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浙闽教区与其他在平阳基督教各教派一样,在“三自革新”的号召下,投入一系列运动之中。教会无瑕顾及自身灵命素质的培育,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的革命。从土改时期的教会“暂停聚会”,经过支持抗美援朝等反帝运动,以及反右运动,教会在联合礼拜的高调中教堂关闭、聚会停止。 1951年1月11-13日,温州市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割断了温州教会与外国差会的联系,从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会议选举三自革新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

教区徐汉民担任三自革新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温州全区,包括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浙闽教区,共有教堂139个,信徒人数达14665人,其中男6999人、女7666人。


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代表会议开会情况(1956年)

(四)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自创建到1951年,该会经26年的惨淡经营,总会堂宇焕然一新。至1951年,该会共有121个堂点,分属7个联区,有教牧传道人员123人,信徒人数达16258人。解放后,该会响应“三自革新”的号召,成立三自爱国组织。据1957年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年会的报告,该会堂点增至146间,信徒增至1万8午多人。 (五)温州基督徒聚会处 1948年,《天风》登载的《浙江平阳教会鸟瞰》一文中提及当时的平阳基督徒聚会处的情形时,提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几乎使整个自立会倾覆的“弟兄会”,“在平阳已逐渐衰败,大非往日可比了”。表达当时基督徒聚会处在发展上面临的危机。 1948年6至10月,倪柝声在福州鼓岭举办第一期同工训练班,称为鼓岭执事之家。该训练班实行家长式管理,倪柝声为总家长,下设分家家长,按房屋原主人的姓氏为各分家名称,分别为白家、禅家、沙家、何家、吴家、倪家。倪家为总家长倪柝声的住处,倪柝声常在此召开各家家长会议。平阳的黄履铨为白家家长,管理浙江、温州地区学员。陈福中在《倪柝声传》中详细记载温属学员的情况:“在鼓岭第一期的学员中,来自浙江温属一带的同工们,占与会人数的最高比例,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单是温属一带,共有一百多处教会,还不包括其他浙江的县份。……以黄履铨为家长的白家,被称“鼓岭第一家”,学员人数多达三十多人。这些在鼓岭被培训的平阳同工,包括黄履铨、薛崇新、周达卿、苏梯升、范佩真、周清玉、张悟生、林维中、吴新造、蔡琦、陈敬超、徐荣三、陈宝华等男同工,以及林金菊、苏美秀等女同工。”陈福中同时指出平阳基督徒聚会处的危机:“到了一九四八年,平阳一带的教会,一方面蒙神祝福,增加到一百多处;另一方面,许多同工,息劳归主,包括蔡际清、王天佐、王锦义、张明华、潘活灵、李树人、傅宣羔等弟兄,和黄兰如师母。最可惜的,是很有恩赐的两位前面同工,王雨亭和陈钦法,也同样离世与主同在;留下黄履铨,有独木难支之感。” (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


1950年9月,中华总会调任陈友石为南京中华三育研究社男生训育主任兼圣经导师,区会会长由蔡步洲担任。1951年下半年,蔡步洲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区会会长一职暂缺。 1952年,安息日会中华分会因控诉革新而停止工作,所属全国各地之医院、学校及报馆由政府接管,许多联会、区会也停止工作,浙南区会则仍然维持圣工。1952年春,浙南区会召开信徒代表会,推举区会司库肖庆元担任会长。为便于推广福音发展,浙南区会将职权下放,成立了七个分教区,每个教区推选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七个分教区分别为:平阳分教区、稻安分教区、台州分教区、处州分教区、温州分教区、乐清分教区、玉环分教区等。同年7月2-7日,浙南区会召开革新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三自革新委员会。” 1958年7月第一个主日,温州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全市教会只开放各宗派的总堂聚会(城西堂、沧河巷堂、花园巷堂、永光堂、头梳脑堂、西城下堂)活动,继将六个总堂合并,集中在城西堂活动。1966年9月16日,红卫兵关闭城西堂,教牧人员受批斗,整个教会活动完全停顿。“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



《天风》1957年第9期(总528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5月13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6期(总549号),1958年3月31日,第13页。 

《天风》1958年第18期(总561号),1958年9月22日, 第20-21页。

该〈纪录〉现存于温州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5-14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7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01页。

《天风周刊》第11卷第2期(总247号),1951年1月20日,第11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173页。

参〈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革新委员会概况〉,现存于温州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协进月刊》1952年3月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52年3月出版,第48页。

《天风周刊》1952年第24期(总319号),1952年6月21日,第11页。

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7页。

《天风》1958年第5期(总548号),1958年3月17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6期(总549号),1958年3月31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19期(总562号),1958年10月8日,第2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20页。

《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温州宗教》,第249页。

《天风》,1957年第6期(总525号),1957年4月1日,第33页。

《天风》第6卷第40期(总141号),1948年10月9日,第1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2-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1-15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164页。

《天风周刊》1952年第30期(总325号),1952年8月2日,第15-1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 第41、101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 42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 第43页。


文章来源:丰盛书房

陈丰盛:温州教会150周年:简明温州基督教史(二)

(一)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

温州内地会原在五县分为三大总会:一为温州郡城总会,治理永嘉、乐清两县及部分瑞安教会;二为平阳总会,治理平阳七乡;三为瑞安总会,治理瑞安、泰顺两县。1908年,瑞安总会会牧高隆德回国,该总会归属温州郡城辖管。1911年,平阳总会会牧施恒心回国,该总会亦归温州郡城辖管。因此,温州内地会三大总会联合,由温州郡城辖管,英牧衡秉钧任总牧。

1924年,温州内地会总堂主任仇九渊牧师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以〈温州内地会〉为题介绍温州内地会近50多年的简况,并特别介绍永乐大总会的情况:“窃思温州内地会,自英国苏格兰曹雅直抱道东来,驻吾瓯城五十余载,述其成绩,不亚当时保罗设教于马其顿也,盖其建教堂,兴学校,开医院,办道学,布福音,设养老院,创勉励会,与主日学等等善举。各中西善牧相继续行于今,且有分设教师驻足地四十余区,内会支堂百五十余处,星散设于永乐平泰瑞青六县,受洗者约四千余人,学友约四千左右,主日领袖助士约百另,传道卖书数位,内分十二小总会,三大总会,(永乐)(平泰)(瑞青)凡大小总会会长,皆华教牧充任之,大总会议事部职员十二名,内有四名,由小总会会长兼充,余八名大总会代表中选出,此乃温属内地会之大概情形也。兹将永乐大总会一部分报告,该大总会设在温州郡城,名曰中华内地会,内附设男女两等小学各一所,福音堂,养老院,男女勉力会,与主日学,及小子小女勉励会等,分堂于城镇乡村,南郊,西郊,永强镇,西南,西溪,乐清西部,共有十一小总堂,皆是本地教师主持,内分小支堂五十余处,受洗者一千五百人,光景学友亦加半数,分类报告于后。”

1920年代,全国兴起“非基督教”运动,“五卅惨案”的发生促使华人基督徒谋求教会自立。1927年左右,浙江教会普遍陷入空前的危机。温州内地会于1927年1月,借教会建立60周年之机,三大总会在市花园巷堂举行年会,主题为思考移交教权于华牧。具体讨论内容为:1、选立圣职;2、设立中文会名;3、教会财产;4、差会辅助。从而建立了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据《温州市宗教团体登记资料(1951年)》记载:“查我会所有产业(下桥除外)皆为中国信徒捐献款与西差会协助款合同购置建筑房屋,一九二七年反英运动,我会爱国信徒响应这一伟大运动与西差会外人决裂随行自治,故名自治内地会,西差会留一座楼自用,其他四处情愿交还中国信徒,亦愿将自用一所,何时外人离中国时,亦愿无条件交还。”在〈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历史沿革〉一文中记载:“并提出三点声明,(一)不再接受英国差会之津贴,(二)将中西合置之产业交归中国教会,(三)教权归中国教牧掌握负责。为此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达到目的,内地会遂改名自治内地会,成为中国人民自办的宗教团体。”


从此,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虽然还会在经济上接受西差会的补助,但在教权方面进入华人自治的阶段。1931年3月,瑞安内地会孔介人的介绍中可见西差会经济补助方面的政策以及当时瑞安内地会在经济上的负担:“瑞安内地会。分小总会三区。堂会十余处。总计全年经费。约需千元以上。其强半由西差会补助。其余归大总会负担。自四五年前起。差会补助费。按年递减五十元。若干年减尽。完全由大总会负责经济责成。达到自养之目的。差会补助费每年减去五十元。本大总会自养捐银。须按年增加五十元。尚足抵。但近见各属教会自养捐银。只有停滞不前之象。顿使本会经济。日形恐慌。教会前途。实堪危险。祈吾海内同道。代祷为盼。”

经过十年的努力,温州内地会在教会自治方面达到重大的突破。《China’s Millions》显示:至1938年6月,永乐中华基督教内地会自治完成。

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及解放战争时期温州内地会资料极其稀少,我们无法详述该时期教会情况,但从极少资料中可知一二:1947年6月1日,“温州内地会……举行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是日除该会所属各分会均派代表出席外;温州城西堂、沧河堂、永光堂等到三大总会、均送赠精美喜幛,并推派代表到会致贺,远在南京汉中堂之鲍忠牧师,亦赠送木刻金字之纪念对联一副。会后续开培灵会六天,由镇江杨牧师主领,与会代表,莫不共沾灵恩,满载而归。”

1948年10月9日,《天风》第六卷第十四期登载〈浙江平阳教会鸟瞰〉,其中提到平阳内地会的情况,可以作为温属内地会的缩影:“稳进的内地会——披荆斩棘,做开路先锋,将福音传给平阳人的,就是内地会。教会发达,历史悠久,在他们的教牧师多半年已半百,工人的训练,已是急不容缓的事了。还好他们都很有经验,近来青年人也有增加,前途异常光明。五十多所教会,三十余教牧师,步伐整齐,向前迈进,颇有奋进的气象。”

(二)圣道公会&循道公会温州教区

自苏慧廉牧师离温之后,海和德牧师挑起温州教会的重任。1912年,温州圣道公会海和德牧师继承苏慧廉牧师的计划,筹集信徒奉献款项,为教会自立作预备。此间,教会发展迅速。《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三期(1916年)记载:温州圣道公会(原偕我公会)“共会堂大小二百五十处。内一百八十处。系本处教友自备。助讲员二百五十名。每月各人传道二次。完全义务。不受薪金。只取路费而已。受洗者三千五百名。慕道者七千名。各处教友。为自立自养事。积款达六千元。生息作传道费。温州城内医院二所。由西国医士监理。去岁诊治病人。约一万七千。又大学一所。亦由西国牧师为校长。学生一百十六名。布道之工。归三位西国牧师管理。数年以来。教友较前增加二倍。但未添教士。”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道公会城西堂尤树勋牧师在上海亲眼目睹事件经过,爱国热情激发,回温联络教牧发起自立运动。海和德牧师因处理不当而离开温州。温州圣道公会从而陷入教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1927年初,由于国民革命军入驻温州,在温外国传教士纷纷离温。温州各派教会华人教牧人员束手无策,寻求出路,遂各会间谋求联合,拟成立协会。但由于会名的争拗而不能达成联合。同年12月,温州会昌镇原属圣道公会的八处教会因传教士离温而谋求自立,转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孙光德牧师)

华人牧师不甘于教会陷入不可回旋的危机,温州圣道公会于1928年开始选立温籍牧师卢源生、汤复三等轮流任温州教区总会会长之职。因此,自1928年开始,圣道公会温州教区行政管理权力由温籍牧师与英国传教士共同掌握。自圣道公会委派孙光德牧师(Rev. Irving Scott)来温接任教区长,与温籍牧师卢源生、汤复三等共同执掌教权以来温州教会迎来受挫后新一轮复兴。城西堂的儿童宗教教育的创办为温州众教会之冠,并带动了辖内教会的发展。圣道公会在原苏慧廉牧师所倡导的自养计划的基础上于1929年订出十年自养计划,即每年差会拨款减去百分之十,信徒奉献增加百分之十。但此计划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解放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完全实现。

在孙光德牧师和众多温籍牧师的共同努力下,圣道公会温州教区在各项事工上都得到逐步恢复。在艺文中学停办后,为恢复教会教牧人才培育,孙光德牧师于1930年创办圣道学院。圣道公会温州教区又于1929年,在城西堂率先创办儿童主日学,称为儿童主日学初级科。第一年有学生20人,第二年则增至120人。至1932年,又开办起儿童主日学启蒙科,由陈涤氛姊妹担任,该班共有学生40人。两班共有主日学教师10人。1931年,城西堂在成人勉励会的基础上,开办了儿童勉励会,由盛旭初先生负责,共有学生75人。至1932年,城西堂共有儿童宗教教育学生194人。

1933年2月17-19日,“华北循道会,圣道公会,循道协会三会合并,改名为循道公会。同时假河北唐山丰滦中学举行会议。”并将中华循道公会分成七个议会,即华南、湖北、湖南、华北、宁波、温州及云南。另一位英籍传教士爱乐德牧师(Rev.W.B.Ayoltt)于1930年来温。

虽有温籍牧师任教区主席等要职,但在行政与教务方面还是由西教士主要执掌,温籍牧师主要是配合事工开展。教务方面,孙光德牧师极其努力,他与温藉牧师汤复三、卢源生、陈格迷、戚文迁、吴廷扬、汪仁、谢圣弢等,与英藉传教士爱乐德、胡保华,女教士汤克谐、唐恩祺,医药传教士施德福博士等同心协力,在该时期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务、医务等事工上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该时期循道公会温州教会在事工开展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人才培养。教区在圣道学院的基础上,于1934年办艺文神学院,又于1939年与宁波教区合办浙东神学院。神学教育的开展为温州循道公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牧人才。在医疗方面,温州教区分别于1929年开办私立白累德护士职业学校,1934年开办私立白累德助产职业学校,培养护士、助产士约150人。

第二、注重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实施是该时期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大力发展的事工。继城西堂儿童宗教教育的创办,所辖各联区相继开办儿童主日学。1934年1月,温州循道公会成立儿童宗教教育部,统筹和管理整个教区的宗教教育工作。特聘伦敦大学文学士唐恩祺女教士为总干事兼主席。1936年7月,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为扩充工作,于28日召开宗教教育领袖会议,会议将原有“儿童宗教教育部”取消,重组“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定名为“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38年初,温州教区共有儿童主日学校44所,教员254人,共有主日学学生1246人。吴廷扬牧师于1940年在《宗教教育季刊》中发表〈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的设施〉一文,详细介绍当时温州教区宗教教育的情况。他将温州教区的宗教教育工作分为儿童宗教教育、青年宗教教育和成人宗教教育三类。儿童宗教教育分为儿童主日学、儿童启蒙科、儿童勉励会、邻童班、儿童夜校、夏令儿童会、儿童节大会等项目。青年宗教教育分为基督徒青年社、基督徒团契会、宗教讨论会等。成人宗教教育分为宗教教育领袖训练、平信徒宗教教育两大项。其中宗教教育领袖训练又分为:宗教教育工作人员训练班、女传道训练班、初级圣经学校等;平信徒宗教教育分为:识字运动、主日学勉励会、主日学识字运动。

第三、藉文字宣扬福音。为帮助儿童勉励会的发展,温州教区儿童宗教教育部于1934年编著《儿童勉励会讲义》一书,由中华基督教勉励会全国协会出版,供全国儿童勉励会使用。为全面推展文字事工,温州教区于1937年与宁波教区合办《夏铎月刊》,孙光德牧师任社长,吴廷扬牧师任主编。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于1937年分别编辑出版《我们天父的儿女》、《儿童圣歌集伊田歌》、《儿童主日的设计》、《路加福音读书》等书籍。后又相继出版儿童主日学讲义(吴廷扬著),青年之路(唐恩棋吴廷扬合编),儿童主日学设计(吴廷扬编),灵歌集(吴廷扬)等。为了教导教区信徒崇拜上帝,于1943年年底出版《实用崇拜简礼文》。

第四、重视福音布道。在孙光德牧师的大力提倡下,温州教区不但在各教会间组织布道团举办各种布道会,而且建立“中华差遣会”,使穷乡僻壤的同胞得听真道,并发起监狱布道,使身陷囹圄的囚徒,得听福音,洗心革面,悔改归主。1936年11月1日,温州城西联区布道团成立,由吴廷扬等12人负责,定于每主日礼拜后出发到各乡镇布道。布道分为四个步骤:(1)征求会友;(2)小组班会;(3)预备会友;(4)布道大会。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教会的发展在1933至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使温州教区的事工大受挫折。1938年年初,孙光德牧师离开温州回国,教区长职位由爱乐德牧师接任。教区刊物《夏铎》仅发行一年,于1938年初停刊。爱乐德牧师掌教之后,温籍教牧在教会中的地位再度提升,陈格迷、戚文迁、汪仁、谢圣弢等牧师相继担任要职。

(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温州分会

1906年,俞国桢牧师在上海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建立自立教会。此处,仅将浙江省内其他地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创立经过按成立时间先后简述如下:

1. 平阳耶稣教自立会

1910年,得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消息后,平阳城关黄时中、姜铭臣(鸣琴)、陈日铭;鳌江范志笃(志泉)、陈楚卿、朱信之;北港林溥泉(湄川)、吕信真、俞竹庭等有识之士,即起响应,设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分会。

年7月,平阳自立会共有分会27处,总会设在鳌江,除平阳县所辖的七乡之外,还涉及瑞安县、福鼎县,共有教友604人,慕道友2000多人。

平阳耶稣教自立会在创立后的首十年,可以说是教会自立运动的最高潮,平阳七乡共建分会60余处,会友达6000余人。到1920至1930年代,该会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同时也因基督徒聚会处的传入而使教会陷入分裂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因为林湄川、范志笃牧师相继去世,平阳自立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

1940年,范更生在鳌江永平堂的教牧退修会上,被按立为牧师。1947年夏令退修会在鳌江永平堂举行,会议选举了叶挺超、林绳武为牧师,由范更生牧师按立,并将浙闽教区工作交由他们分担管理。1948年,平野学道院第一届学员结业,有郑集昭、施正受、郑集辉、杨经明、孙华民、谢炳庚、朱志勤、周上飞、朱志通、谢慎敏等学员,被派遣到各地教会负责教会圣工,成为该会教牧队伍的新生力量。

(平阳耶稣教自立会领袖林湄川)


2.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

1912年12月5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成立,推选梁景山为首任会长,会址设在施水寮日新浴池楼上。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会长俞国桢牧师亲临会场祝贺演说并祝福。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成立引来温州各地教会自立的浪潮。最先响应被实行自立的是永嘉县楠溪峙口和朱山教会。1913年2月10日,永嘉楠溪峙口、朱山教会召开成立大会。之后,各地自立教会不断建立:1913年8月24日,永强镇自立支会成立;1914年农历三月初三,乐清圣道公会部分信徒宣布自立;1914年9月3日,永嘉蒲州内地会得母会许可成立自立会;1916年5月,乐清西乡盐盆召开成立大会;1917年3月25日,瑞安塘口自立支会开成立大会;4月12日,瑞安县二都竹溪、三都塘口两处设立支会;1917年5月4日,瑞安城区自立会成立;1918年夏,瑞安莘塍自立会成立;1919年冬,泰顺仕洋、雅洋、小溪、瀛滨等处先后成立自立会;1922年春,瑞安山坑原内地会教会成立自立会;1923年2月,温州旅沪信徒何文波、陈宝麒、陈永锡等30人在上海南市区小石桥路成立江苏十一分会;1923年春,温州新桥自立会成立;1927年12月26日(农历12月初三),温州会昌镇有八处圣道公会宣布自立。至1929年春,该会共有支会22处。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领袖梁景山)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在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教堂,其会址暂由李成修提供,因此建立自己的教堂,是最先需要努力的。1914年10月10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新堂落成。1923年9月,温州自立会总堂新堂落成,于农历八月二十日开奉献礼。

自立教会包括自治、自传、自养。温州耶稣教自立会自成立以来,已实现自治、自传,但在自养方面却是不容易的。因此温州自立会为实现自养,就大力倡办实业,其中会长梁景山牧师犹为积极。1924年5月,梁景山牧师的儿子梁栋在城南山前创办美达席厂。同年农历四月初八,梁景山牧师、师母及公子志刚在永嘉城南所创建的美达工厂的教堂(称为厂堂)举行落成典礼。同年7月,瑞安自立会创办席厂。

除此之外,温州耶稣教自立会热心开展学校教育,大力推展神学教育,并开展公益事业。在创立之初,自立会就开始创办男女小学。1926年2月16日,温州中华基督教会与温州耶稣教自立会合办的“宏道学院”正式开学。

1931年10月9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总会新屋及礼拜堂开落成典礼。1935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辖下,设立四处特别区联会,分别是上海、永乐瑞、平阳、南洋等,其中永乐瑞(永嘉、乐清、瑞安的简称)、平阳都在温州境内,显示温州境内自立会的复兴状况。

1940年左右,梁景山牧师去世,陈骏声牧师继任。1940年,该会在松台山麓,建筑规模宏大的圣堂。10月10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嘉分总会总堂“永光堂”举行献堂典礼。同时,该堂聘请上海林景牧养。1941年,该会开设道学院,名为“永光圣经学校”。1944年7月,温州又遭沦陷,日军进驻自立会永光堂,以致信徒无法敬拜。

1946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谢永钦牧师等来温视察,为温州永光堂委任潘庸甫牧师为温属教区区会会长。并介绍上海黄福祥牧师来温州永光堂负责会务。1948年4月4日,温州基督教四大公会在城西堂召开联合布道团成立大会。

(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

1917年,安息日会传入温州,后发展至处州、台州地区。据传,1917年,江浙区会派两位书报员曾路得、熊湘元到温州作工。未开工前,他们先到一座小山上祷告,求天上的能力指引他们。开工后不久,便有一大群人开始遵守安息日,研究圣经。不久,安息日会传入温州附近各乡村,建立了20多个遵守安息日的团体。1917年,温州所建立的教会划归江浙区会管辖。

1918年,华东联会派韦更生牧师(G.L.Wilkinson)到温州专习土语。1919年,华东联会区会将温州、台州和处州三府割让,另组为浙南区会,推任韦更生牧师为会正。1920年,韦更生在华东联合会的年会中报告:浙南区会有教会5所,教友122人,有本地男传道9人,女传道4人,教员3人,书报员3人,其它4人。1919年秋,浙南区会开办高级小学。1920年正月,耿光廉牧师奉派来到,加强教育事工。1924年,浙南区会在温州南门外购地40亩,创建“浙南三育初级中学”,并附设小学。

1930年,浙南区会有教会16所,教友513人。1937年左右,浙南区会会长方适,教会41所,教友l,306人,牧师5人,教士9人,传道士34人,中学教员7人,小学教员7人。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台州、处州三府经历数度沦陷,教会圣工受到极大阻碍。浙南三育研究社被日寇占据,抢劫一空。西教士普遍撤离,浙南区会改由华人牧者陈友石担任总干事并代理会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教士回到浙南区会。1946年,浙南区会由狄思白担任会长,陈友石担任总干事,由蔡步洲担任书记兼司库。1948年,狄思白全家返回美国,区会长一职仍由陈友石继任。1950年9月,中华总会调任陈友石为南京中华三育研究社男生训育主任兼圣经导师,区会会长由蔡步洲担任。1951年下半年,蔡步洲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区会会长一职暂缺。

1952年,安息日会中华分会而停止工作,所属全国各地之医院、学校及报馆由政府接管,许多联会、区会也停止工作,浙南区会则仍然维持圣工。1952年春,浙南区会召开信徒代表会,推举区会司库肖庆元担任会长。为便于推广福音发展,浙南区会将职权下放,成立了七个分教区,每个教区推选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七个分教区分别为:平阳分教区、稻安分教区、台州分教区、处州分教区、温州分教区、乐清分教区、玉环分教区等。同年7月2-7日,浙南区会召开革新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三自革新委员会。”

(五)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震惊全球的“五卅”惨案,温州圣道公会尤树勋同工正在上海出席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议,目睹惨景,哭于旅社中。返温后,尤氏召集圣道公会众教师于6月17日(农历闰四月廿七)晚间在城西勉励会堂开会,议决三事如下:(一)要求海和德牧师代电英领,请其秉公从速解决此案。(二)发表宣言,反对英人之暴行。(三)筹备自立教会。会后,陈启梅、池翔庭、李景贤、尤树勋等代表,面见圣道公会温州教区英籍传教士海和德牧师,报告及商榷会议议决之事项。海和德非但不愿代电英领,还扬言惨案乃英国巡捕的正当防卫。代表们见要求无效,便拂袖而走。几日之后,代表们再次面见海和德,商榷自立事宜,遭到拒绝。

继而,圣道公会教牧师纷纷辞职,并于6月29日在八字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经多次致函海和德,请求允准自立,但屡受海牧的拒绝和阻挠。最终于1925年7月26日在沧河巷礼拜堂成立温州中华基督教会。该会成立之时,得到温州社会各界的支持。“报纸登载,赞声洋洋,各界来宾,多有演说,演说之词,句句珠玉,语语沉痛,爱国爱教,溢于言表。社会如此赞成教会,实为温州从来所未有。”当天,社会爱国人士如梅祖芳律师、郑恻法厂长(中一草席厂)夫妇、胡识因女士、徐素芬女士、陈仲雷同志、平阳汤定一先生、徐志莱医师等都大力以舆论声援、支持。并于9月22日得到瓯海道尹公署立案。

圣道公会海和德牧师得到温州中华基督教会成立消息之后,软硬皆施,恐吓、利诱教会领袖及教友,以致自立运动发起人中一部分跌倒,放弃自立主张,但自立之声势并未受影响。在一年之中,温属地区共有47处教会实行自立,脱离老会之职员计50余人,信徒达1500多人。7月19日玉环坎门教场头、里蚕相继成立自立教会;8月24日,乐西、蟾川、湖头成立自立会;9月15日,青田全县31教堂,同时联合自立;10月22日至11月上旬,楠溪、烘头、表山、五漱各地相继自立;1926年2月26日,上戌各教会领袖,发起自立,共有6个分会。

1926年7月10-12日,温州中华基督教会举行周年纪念会。在《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中报告该会一年中的七项事工:一、布道与鼓吹自立,每逢主日或周间,在各城乡布道及鼓吹自立,甚至在特别机会沿街演讲;二、讲道与教授圣经,每逢主日及礼拜二、六晚间公开讲道或研究圣经,并组织各地分会传道人圣经培训;三、主日学校,每逢主日下午组成男女大小主日学班,而孩童则自成一科,课程用圣经课题十级、圣经图说及其他故事书;四、勉励会,每逢礼拜六晚间,聚勉励会之查经班,以资预备,至次日晨,在未正式礼拜之前则行勉励会公祈礼拜,由实行会友轮派主席,众会友挨次宣讲勉励会经题,互相讨论、彼此劝勉,以养成服务才能;五、宏道学院,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分会合办专门圣经学校,定名为宏道学院,一年中培养28名学生,大都担任讲台工作;六、教友服务团,教友中虔诚有力者,组成一服务团,为服务软弱教友,并进行布道、代祷工作;七、服务社会之工,该会设立卫生部、教育部、演说部、青年社、救火会、书报室、男女小学校、平民义务学校等,在初建的一年中,已办义务儿童学校四所,学生230人,颇得社会赞许。

1947年,该会为“阐扬圣经真理,培养传道人才起见”,创办“圣经学社”一所,招收男女学生18名,于10月14日在东门塔儿头礼拜堂开学上课,投考者须为现任义务传道士或立志奉献为主作工的男女青年。
(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领袖尤树勋)

(六)温州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在温州的发展,首先要追溯其在平阳的发展,因为该县聚会处在浙江为最早,在全国基督徒聚会处中也是最早建立的教会之一。

 1925年,倪柝声在上海主编出版《基督徒报》,温属教会有些信徒阅读该报并得到启发。1928年2月1日,倪柝声在上海带领第一次特别聚会,平阳的王天佐、张悟生前往赴会,并将“复兴之火”带到平阳,开始在南港乡和蒲门乡一带聚会。继而,陈钦法、王雨亭等在平阳的北港乡、万全乡、江南乡建立教会。

 1928年秋,平阳的王天佐、张悟生、蔡际清、毛庆诗、苏梯升、金子芳、苏洁民等,在桥墩门举行第一次特别聚会。自桥墩建立之后,基督徒聚会处在平阳及周边一带发展迅速,至1934年4月,共有聚会处22处。王雨亭于1934年1月报告其中12个(包括桥墩):钉埠头于1932年建立,莒溪于1933年建立,五岱山于1930年建立,兰松洋于1928年建立,矾山于1931年建立,马站于1933年8月建立,云遮于1929年建立,李家井于1929年建立,岙内于1928年冬建立,霞关于1931年建立。福建省福鼎县城也于1928年冬开始建立聚会处。陈钦法则于1934年4月补充其余10处:雅瑶头于1929年建立;浃底于1932年春建立;方岩下于1932年夏建立;路边于1932年冬建立;萧家渡于1931年4月建立;扈山于1931年秋建立;凤川于1931年建立;墨城于1933年春建立;后仓于1933年建立;钱仓于1932年4月建立。

 泰顺与平阳、瑞安毗邻,在教会发展上与平阳、瑞安有密切的关系。早期建立内地会,与平阳合称为内地会“平泰总会”。1928年开始,泰顺有弟兄参加倪柝声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特别会议,回泰顺后宣传聚会处思想。至1934年,泰顺共建立24处聚会处,其中有10处原是内地会,14处是从内地会部分人分离另建的。

现罗列各聚会处名称及成立时间:南溪(总名泗溪)(1928年)、下桥(1931年)、葛岭(1929年)、松糗垟(1929年)、秀溪(1928年)、梧村(1930年)、蔡宅(1928年)、秀溪边(1931年)、驼地(1932年)、东溪(1932年)、樟坑岔路口、下洪、瀛边(1929年)、周边、仕垟、莲头、雅垟、章安、小涧(1929年)。

 1931年春,温州府城潘活灵、章高来等脱离内地会,先后在珠冠巷、大厅巷、仓坦前进行聚会活动,建立聚会处。陈钦法介绍了温州聚会处的负责人潘活灵从温州内地会脱离出来的过程:“我们又感谢主,在温州主又给我们一位同工了。就是有一位潘活灵弟兄,是温州内地会所重用的教师,因近年来多读福音书房的出版物,得了真理的光照,觉得在宗派里作雇工式的教师,于心有所不安,就愿意离开宗派,跟随主到营外去受苦。他的师母也是顶同心的。现在已经从内地会搬出,住在铁井栏行宫底三十六号门牌。这里的房子是租来的。他的生活完全是倚靠主的。请兄为这位弟兄祷告。求主祝福他的生活和工作。能多多的荣耀主。”

1938年,平阳基督徒聚会处范佩箴与林绳武等到苗族聚居的牛皮岭传扬福音。1938年3月15日至24日,平阳陈钦法、黄履铨在瑞安内地会主领聚会。接着,宁海华世宾和宁波许达微在瑞安自立会、塘口循道公会、平阳方岩下等地主领聚会。1939年,许达微、张光荣、周行义等在平阳、泰顺、瑞安、温州及福建福鼎等地工作。

然而,对于温州基督徒聚会处而言,潘活灵的去世,无遗是一大损失。1938年7月28日,久病的潘活灵,溘然长逝。在潘活灵去世之后,温州基督徒聚会处开始由章高来、张廷祥、张载光三人一起负责。1943年,温州聚会处在西城下购房建堂,成为聚会处温州总堂。至1949年,温属基督徒聚会处共有活动场所121处。

 (七)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在温州的活动情况,是现今许多教会资料中所没有提及的。笔者近年在研究中发现真耶稣教会活动的情况,遂加以论述。由于该会很快就消亡,所以在后期没有资料可查,且在解放初期也没有加入三自革新运动的记载。但该教会后来于1989年重新传入温州,现在温州仍有聚会点。

 真耶稣教会于1924年传入温州。当时温州甜井巷五号安息日会教友潘巴米拿、陈以撒、周存仁等人,因不满教会内部纷争嫉妒,纠合同志,另立教会。他们于1924年6月读到真耶稣教会长沙本会所印行的《真耶稣教会圣灵警告》报,很受感动。1925年农历七月初,真耶稣教会派张巴拿巴赴温州主领布道会,有130多人归入教会,领受圣灵者达50多人。

1927年3月,温州平阳籍台湾侨民朱惠民,从台湾回到故乡平阳传讲真耶稣教会信息。但受到老宗派教会的制止,未得发展。真耶稣教会总会于1929年派朱恩光来平阳传道,牧养半个月,设立祈祷所。《真耶稣教会卅年纪念专刊》登载详情:“平阳城本会经过历史情形,自民国十六年三月间,朱惠民执事在台接受真道后,回归故里,宣布真道,撒晚雨圣灵种子,同时圣灵大动工,使异邦人来信者甚多,不料老教会极其猜忌,尽力破坏,以致渐渐冷落,至民国十八年,总部直派朱恩光执事来此牧养半个月,设立祈祷所,至十八年秋殷荣高灵兄趋上海总部第四期神学会肄业,回梓培养弟兄,然真神不丢弃我们,至二十四年适朱惠民执事赴总部全体大会,蒙派回故籍,作暂时牧养,业经施洗三次,计十九人,合以前原有十余人,共有三十余人,同年于九月一号正式成立本会,延至三十二年,朱羽仪执事与殷荣高传道者相继而逝,无人牧养,使教会渐趋冷淡,无法挽回,时常聚会者,只有十余人,但愿诸负责时刻关心,为我们平阳教会祷告,扑灭魔鬼,使真神的救恩显现,降福平阳。”

《中西教会报》第19卷第230册,广学会出版,1911年10月,第57-58页。

“仇九渊,字静泉,年四十五岁,浙江永嘉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入教,隶内地会,曾任内地会传道,大总会正副会长,勉励会司库义务传道助士,现任温州中华内地会总堂主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7页。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93-94页。

 China’s Millions,Vol.LIII.No4.London: Morgan andScott,April.1927, pp59.

该登记资料原文记载有参差,其“历史沿革”部分记载为“1917年”,而“备注”部分则记载“1927年起中国教会自治自办,每年约万斤米左右,自治以前,无法估计,因教会行政权在英人手中”。温州市基督教中华自治内地会,《温州市宗教团体登记资料》,1951年。

佚名,〈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历史沿革〉,1951年8月3日,收入《温州市社会团体登记表》。

《通问报》,第1436回,1931年3月,第3页。

 China’s Millions, 1939,p134.

《浙东教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20日,第四版。

《天风》第6卷第14期(总141号),1948年10月9日,第16页。

《浙江青田基督教会之创始及自立经过的报告》,青田基督教自立会同工编印初稿,1954年,第7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3期)》,上海:广学会,1916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续92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17年第8期,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1927年8月,第13-14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18年第1期,第15-1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7页。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4年6月,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193页。

爱乐德牧师为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最后一任教区长(即差会代表)。他于1930来温,并于1932年按立为牧师。1938-1944年和1948-1950年任温州循道公会教区长,并任温州宗教教育部主席和艺文神学教授。他虽不能如其前任般轰轰烈烈创办、拓展教会事工,但在教会基建、牧养方面作出卓越贡献。首先,他于1937年开始建立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中心主日学校舍。其次,他于1940年任浙东神学院院长。最后,他在温州教区内整合教会崇拜礼仪,于1943年编著《实用崇拜简礼文》专供温州教会使用。1950年9月6日,爱乐德牧师正式离温,为最后一批离温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8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1935年2月出版,第6、10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6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6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3期,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40年9月,第61-64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9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1935年2月出版,第8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第8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中华基督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37年3月,第35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3期,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40年9月,第62页。

《协进月刊》,马鸿纲主编:第6卷第6期,中华民国36年9月16日出版,第1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6期(夏季特大号),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6月,第54页。

《圣报》第4年第6期,1914年6月,第9-10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页。

《圣报》第4年第7期,1914年7月,第9-10页。

《圣报》第30年第1期,1940年1月,第9-10页。

叶挺超、金守夫、陈更新编著:《平阳县志——宗教志:基督教部分之一》,第9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9页。

《圣报》第3年第1期,1913年1月,第9页。

《圣报》第3年第5期,1913年5月,第9页。

《圣报》第3年第10期,1913年10月,第10页。

《圣报》第4年第5期,1914年5月,第6-7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2期,上海:广学会,1915年11月,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11页。

《圣报》第6年第5期,1916年5月,第8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8-9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9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8-9页。

《圣报》第10年第3期,1920年3月,第9-10页。

《圣报》第11年第4期,1921年4月,第9页。

《圣报》第12年第11期,1922年11月,第20页。

《圣报》第13年第1期,1923年1月,第2页。

《圣报》第13年第3期,1923年3月,第13页。

《圣报》第18年第1期,1928年1月,第15-16页。

《圣报》第18卷第4号,1929年4月,第10页。

《圣报》第4年第10期,1914年10月,第9页。

《圣报》第13年第1期,1923年1月,第16-17页。

《圣报》第14年第5期,1924年5月,第9页。

《圣报》第14年第7期,1924年7月,第27页。

《圣报》第14年第7期,1924年7月,第13页。

《圣报》第13年第1期,1923年1月,第16-17页。

《圣报》第16年第3期,1926年3月,第14页。

《圣报》第21年第11期,1931年11月,第9-12页。

《圣报》第25年第10期,1935年10月,第11页。

《圣报》第30年第3期,1940年3月,第16页。支华欣牧师在其《温州基督教》中记载永光堂于1938年开始建造,于1940年建成。该记载与《圣报》登载有不符,故以《圣报》记载为准。参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00页。

《圣报》第30年第11期,1940年11月,第11页。

《圣报》第30年第6期,1940年6月,第14页。

 2012年11月4日于温州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叶挺超、金守夫、陈更新编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平阳县的发展概要(初稿)》,第4页。

马鸿纲主编:《协进月刊》第7卷第2期,中华民国37年5月16日,第1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4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5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7-2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6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6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8、47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0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2-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1-15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164页。

《天风》1952年第30期(总325号),1952年8月2日,第15-16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第12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温州宗教》,第249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9-20页。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附载第29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22-23页。

《浙东教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20日,第2版。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通问汇刊》1934年6月1日第6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13-121页。

《通问汇刊》1934年2-3月第3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28-44页。

《通问汇刊》1934年6月1日第6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13-121页。

《通问汇刊》1934年9、10月第10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第38-56页。

《通问汇刊》1934年9、10月第10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第38-56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支华欣认为是1930年春。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4页。

《通问汇刊》1934年7月9日第8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76-180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0-221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1-222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1-222页。

详情分别记载在《敞开的门》1939年第14、15、17、18、19期中。

《敞开的门》1938年10月第12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2册,第94-95页。

《敞开的门》1939年2月第14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2册,第169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

魏以撒主编:《真耶稣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真耶稣教会总会发行,1947年12月,第185页。

魏以撒主编:《真耶稣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第186页。

文章来源:丰盛书房


内地会宣教士笔下的中国教会 [注1] —— 1877年浙江教会的东西南北

内地会宣教士笔下的中国教会 [注1] —— 1877年浙江教会的东西南北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引言

 《教会》2017年3月号(总第64期)的历史专栏,编译了一篇戴德生于1878年初撰写的“中国事工汇报”,因为篇幅有限,大部分宣教站的事工只能提纲挈领地一笔带过。本专栏将以不同省份为单位,陆续推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会在各地福音工作的详细文献记录。本期主题以内地会在浙江的进展为焦点。

内地会与浙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该差会正式成立之前12年。1854年到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点,在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多达18次。在浙江,他脱离举债维持的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开始凭信心生活,找到了他的心上人,也带领出得力的中国同工。即便在他回英国休养的五年间(1860-1865),他仍然招募了七、八位宣教士前往浙江。[2] 内地会成立后,首批宣教新人在1866年秋抵达上海之后,也是先在浙江找到了立足点。到了1877年底,内地会在浙江已经耕耘了十多年,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宣教区。本期特意按区编辑了四篇报告,并列齐观,以飨读者。这四篇文章分别为: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对浙北教会经济独立的评述;宓道生(James J. Meadows)对浙东教会遭受迫害的报道;蔡文才(J. A. Jackson)对浙南教会不断增长的记载;稻惟德(Arthur Douthwaite)对浙西教会向赣东外展的回忆。

戴德生:浙北教会经济逐渐独立[3]

 在上海参加宣教大会期间[4],在杭州牧会的王来全牧师(Wong Lae-djun)找到戴德生等宣教士,恳请他们走访杭州的教会。于是,会后不久,戴德生一行人就经由宁波和绍兴前往杭州,及时到达了钱塘江(Tsien-t’ang river)的南岸。

就在他们到达杭州之前,头上暴雨将临、脚底潮水高涨,广阔的平原被水淹没一大片。好在他们找到一辆水牛车。水牛是一种耐心但笨拙的动物,驮着他们趟过了很长的路。在水深到连水牛也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便借助类似桥墩或防波堤之类的踏脚点继续前行,终于登上接驳船。到了杭州,老友新朋相会,不亦乐乎?前来会见宣教士的中国人中,有些是杭州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则是各地分会的成员。所有肢体受邀在6月20号(周三)那天餐叙,在席间分享神在过去几年如何扩展中国每个未得之省的福音事工,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22号(周五),戴德生在王牧师和梁荣传道(Liang-yuong之音译)的陪同下,赶在日落前到达余杭。他从城郊的一座山上俯瞰整个平原,城郭和郊野的景色尽收眼底。尽管这是个小城,但郊区的面积和人口却远远超出戴德生的预期

他们穿越城中那些繁华街道时,路过原先福音站的旧址,那是一个极其局促狭小的地方。非常感恩的是,现有的福音站在各个方面都大为改善。其中一间面对大街的明亮屋子,用作每日对路人传道的小礼拜堂;房子后面则是一间更大更凉爽、安静且通风的房间,用作教会的敬拜。

当地的基督徒闻讯之后陆续来访,晚饭过后,戴德生和杭州教牧同工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兄姐妹、慕道友和朋友们。余杭教会已有十名信徒。他们为了建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坚持每月奉献一元。迄今为止,他们已积攒到了20元钱。

戴德生向余杭教会的信徒们建议:他们得救,是因为杭州教会所付的代价。杭州的教会拣选、差派传道人来此传福音,并承担了一切费用。如今,梁传道在余杭这边的服事已不仅是布道性的(evangelistic),或多或少也包含牧养性的(pastoral)。如今,神既已供应了合适的场地为当下所用,若是把建堂的事先放一放,而考虑支持梁荣传道的事工,是不是更好呢?

余杭教会衷心地接受了戴德生的建议,并选出两名同工管理款项。目前他们只有十位信徒,所收奉献尚不够负担传道人全部的开支,但他们愿意承担总额的五分之一,并且同意,神每加添十位信徒,他们就再多承担总额的五分之一。以此类推,当教会增长到50位信徒时,他们就不再需要外来的资助了。安排完这一切,大家举行了一次特别崇拜,将梁传道明确分别出来承担羊群的牧养监督之责。这一重任过去主要由杭州教会的王牧师承担。王牧师和梁传道令人敬重的致辞,以及当地信徒所展示的纯朴与诚挚,让见证这一切的戴德生深为感动,唯愿过去一直大大赐福该地的神,继续丰丰富富地赐福他们。

回到杭州,戴德生引导杭州教会在24号那个主日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崇拜。传道人尹慈卿(Nying Ts-kying之音译)接受并顺服了教会的呼召,成为杭州教会的助理牧师,这一安排是考虑到王牧师今后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走访各福音支站。杭州教会的众信徒也同意尽力供养他们的牧者。迄今为止,杭州教会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余杭福音支站,现在只需略加努力,他们便能完全供养尹牧师。与此同时,教会也特别设立一位长老,专门管理这笔供养新传道人的奉献。

戴德生相信,关注中国禾场的英国读者听到这些消息一定会既高兴,又受鼓舞:中国内地会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自养(self-supporting)的教会;而另一个教会,也已经在用他们微小的力量,开始慷慨地承担本会牧师的生活费。他们所能筹集到的款项,看上去并不多,但是和他们的财力相比却绝非如此。同时,我们必须记得,对一个中国信徒而言,即便他能保住原来的饭碗,守主日仍意味着损失七分之一的收入。戴德生挑战英国读者反思自己,他们为神的缘故而作的奉献,其比例是否可以和这些从异教环境里出来的归信者相仿?

 宓道生:浙东教会在逼迫中成长[5]

 内地会当时在绍兴的宣教站分两处,一处是沿街的礼拜堂,每天都有针对路人的福音布道;另一处则位于静街,在主日向信徒和慕道友证道。宓道生带领的中国传道人坚持每晚在沿街礼拜堂布道,屋子里每每坐无虚席,很多人用心听道,但也有人心硬如石。

近来,主接走了两位教会成员。其中一位老先生是孔浦(K’ong-p’u)内地会学校的老师,他应是在运河边散步时失足淹死的。他曾被教会停圣餐,感恩的是,两年前又被重新接受入会,并从此定期礼拜。周遭的人对他的死额手相庆:“这就是跟随耶稣的人的下场!”见此光景,宓道生想起了旧约中的一句话:“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赛57:1),可悲的是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

神虽然接走他的圣徒,也不断加添新人进入教会。宓道生在1877年4月10日的信中,提到一位新近受洗的年轻人。他曾经历许多逼迫和唾弃,其父一度大发雷霆,定意要让儿子与耶稣教划清界限。一天,当地牧师和一个朋友上门探访,试图安抚他的父亲、妻子和岳母,却发现这位父亲打造了一条又长又沉的铁链,还买来一块带洞的巨石。这位父亲当着牧师的面双手指天宣布说,他要么不认这个儿子,要么把他卖给洋人,像他这样不适合随便出门、已深受红毛鬼的洋教蛊惑的人,就该用带石的铁链拴在家门口。他的岳母哭喊着要自尽;他的太太逼他写休书;他的族人和宗亲则决议要把他赶出祠堂、除名家谱。这位父亲和岳母的盛怒着实吓到了宓教士和他的中国同工们,同时也为这位年轻弟兄的信心而忐忑,担心他会在这样内外夹攻的巨大压力下放弃信仰。但是主坚固了他,使他站立得稳。他在4月初受洗时,没有遭遇任何反对。“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徒12:5),无疑,这正是他得以坚定不移、亲友间的暴风雨得以平息的秘密。

行笔到此,宓教士忍不住把他心爱的中国教会和英国教会相比:当中国信徒们把神的恩典深藏在心时,便甘愿像世上任何一个民族那样以忍耐来承受逼迫。说“他们不愿付代价,或不愿为信仰受苦”实在是种诽谤——有些人很喜欢这样诽谤他们。每一名中国信徒都需要面对各种反对势力,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斥着偶像和邪恶的环境,他们接受的狭隘偏执的训诫导致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在街道或集市上所遇见的男女老少都成了仇家,公共舆论也与他为敌——宓教士想到凡此种种,常常惊叹:仍有那么多中国人愿意归信那位“被藐视的拿撒勒人”。

宓教士问母国的亲友们:在英国,有人会因为信耶稣而失去生意,或者损失主要的经济来源吗?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反对基督徒的信仰:信主的石匠为了良心的缘故,拒绝进庙去切割打磨拜偶像所用的祭坛或器具,那可是他主要的利润所得。信主的油漆匠也面临同样的顾虑,若是拒绝为偶像和寺庙做工,便会失去很多生意。信主的棺材匠会因为拒绝为死者做安魂板而大受亏损。在农闲季节去抬轿子赚零钱的庄稼把式,不仅会因为拒绝抬客人进庙烧香而损失路钱,还会因此失去抬同一位客人去别处的工钱。以上所述,在宓教士治理的教会里都存在,所以这些不是想象,而是事实。可以说,环绕一名中国基督徒的所有因素都与他的信仰格格不入,因基督的缘故互相抵触。这和英国的生活是何等不同啊!英国信徒去的每个地方、每个转角,都有一座为他们所拜之神而造的建筑高耸入云,让他们眼睛渴慕、心灵欢畅。教堂尖塔的钟声大声宣告:“前来敬拜!”橱窗里各种圣经版本和属灵书籍,墙上用大号字体所装饰的圣经经文,荣耀和赞美神的各种聚会的公告和广告——这一千零一种方式都齐心协力地激发信徒们的信心和勇气。但对可怜的中国基督徒而言,他在本城或本乡一片道德荒芜中孑然独立。没有友善的眼神,没有同情的话语,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合一的感受。所有的一切都漠视他、孤立他——不,更糟的是,他所到之处,眼目所及,每一条街、每一家店,都是与他属灵生命针尖对麦芒式的另一种崇拜。因此,除了那些把他拉回与基督教信仰的成长极为不利的旧事物,他无处可去、无声可听、无物可视。感谢神,中国基督徒绝非几声嗤笑便能吓倒、碰到鼻风就会断气之辈。他们中间颇有一些刚毅之士,在所有反对他们的邪恶与敌意之下仍不屈不挠。

另一位宣教士范明德(Stevenson)在宓教士监管的教会中建立了每周收奉献的规矩,这些奉献至少在绍兴教会已经约定俗成。他们已经在绍兴以外30华里(约10英里)的一个大集市开设了传福音的站点。定金、租金和打理装修加在一起,共花费了约五六十元,还剩五十来元留在宓教士手中。绍兴、嵊县和仙岩这三间小教会过去三年奉献的总额,包括当地人为赈济穷人所筹款项,共计 318.47元。对既小且穷的教会而言,实为一笔可观的数目,如果换算成当时的英国货币,相当于300英镑。戴德生“当地信徒供养当地事工”的设想,也激励了宓道生,他召集当地的会友们为此开会。这个小小教会二十来位家境拮据的会友,最终承诺每年为此认捐40元!

3月15日,宓道生探访嵊县,并为三人施洗。宓教士观察到,即便从人数而言,在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中国教会与他的母国相去并不远。绍兴一带三个小教会加起来共有一百多名信徒,尽管如此,神仍在去年仁慈地赐他们34名归信者。而英国某个宗教团体的年报显示:他们136个教会中的33682名会友,同一年增加了1056名新人。宓教士指出:33682名信徒、至少再加上136位牧师,在英国教会完善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一年之内平均每家教会只增加了7.5个灵魂!同年,另一个英国的教会组织增加了2665名会友,但是他们有350位巡回传道人和3435名平信徒助手,以及两万名主日学老师;而绍兴教会只有六到八位传道人。当时有人认为:“对华宣教是一个失败”,宓教士比较之后认为: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失败了的话,从人数增长而言,在大不列颠则是百倍的失败了。

中国当地的反对势力、加上来自英国的批评之声,对宓道生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他在4月30日那封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听福音,但是我却对事工没有突破而焦躁不安。或许是因为我对这一年的期待过高,而神要我们知道:“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赛55:8)神如此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学习做基督的仆人绝非易事。我们太喜欢拥有上主的特权,即便只是在一些小事上:我们把大部分献给耶稣,却又想共享一点对事情发展的掌控与规划。因为我们的心很难洞察耶稣乃至高无上独一君尊这样的真理。但是,神的预备仍然超乎了我们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让我们先为那已经受洗的九个人向他感恩吧。

神没有忘记他的仆人,5月10日那天,宓道生在午间祷告会上,感到仿佛分享到了上海宣教大会上为缺席的宣教士们所求的祝福。他和他的同工们一直在等候这样的祝福,神没有让他们失望。

蔡文才:浙南教会又有多人受洗[6]

蔡文才1877年9月10日写信给戴德生,提到桐岭(Dong-ling)的传道人殿卿(Din-ky’ing)[7]带来四位候选人到温州预备受洗。周六晚上的祷告会之后,蔡教士对这四人一一考核,在他的推荐下,教会同工再度审核,并一致通过,为他们施行洗礼。因着蔡教士的笔记,我们看到:

邰先生(Mr. Tae)今年37岁,务农为本。他在温州的福音书店第一次听到福音,并买了一本Dr. Lord写的福音小册子。接着,他又在今年正月间,在桐岭的传道人殿卿口中听到福音真理。从那时到如今,他都没有再拜偶像。他说,当他反省内心,便发现自己着实有罪,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觉得需要一位救主。他对耶稣基督的代赎认识清楚。他的妻子也赞成他接受福音。

王先生(Mr. Wong)今年50岁,住在桐岭,以制作竹具为生。他在三年前第一次听到福音,之后就再没有拜过偶像。当我问他,是否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时,他说:“只有神是无罪的。”“耶稣为谁而死?”王先生答:“为所有人。”“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呢?”王先生答:“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耶稣。如果人人都愿意接受他的话,人人都可以得救。”[8]

伍先生(Mr. Ng)今年27岁,是一位农夫。他是去年二月从殿卿那里听到了福音,灵魂得救。但是在那之前,他已经向神祷告了很长时间。

曾先生(Mr. Tseng)从殿卿那里听到了福音,第一次在平阳,然后在桐岭。

一段时间以来,蔡教士和他的同工们一直在做和雅比斯一样的祷告:“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代上4:10)神应允了这样的祈求,但他们还要不知足地继续祷告下去。

同年12月12日,也是宁波会议[9]结束后、蔡教士和他的中国同工们回到温州不久,便为来自桐岭(Dong-ling)福音支站的三名信徒施洗。还有好几位等候受洗的候选人:宣教士们借宿过的那户人家的老太太和女儿都请求加入教会;另外有位来自Ao-do的人说,他确信自己的太太信主了;温州学校有位膝下两子的父亲的申请已被接受;原先男校的学生陈益新(Ih-sing)也希望受洗。这孩子一直很追求,洗礼前便在热心传讲救恩的福音。除此以外,曹雅直夫人(Mrs. Scott)的女仆和宣教站的厨师也请求受洗。这样算起来,温州教会又有八位很有希望的候选人了——事工有果效是圣灵运行在教会中的印记,蔡教士为此感谢神。

与此同时,之前的一位候选人杜先生(Du)尽管还坚持参加晚堂敬拜,但他对自己灵魂得救已不再那么迫切,因为他正在筹备婚事。(这个年轻人想归信真神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一旦成为基督徒,就会毁了婚事,而他还没有足够的恩典宣告“一切为耶稣”。)

处州(Ch’u-chau)的情况也峰回路转。宣教士离开那里之后,逐渐风平浪静下来。那里的信徒自己买书、听道,大大地鼓舞了两位教士。[10]

稻惟德:浙西教会向赣东拓展[11]

 内地会在浙西的故事,恐怕要从金华县(Kin-hwa)讲起。早在1867年,卫养生先生(Williamson)试图留在金华城里定居布道,却被当地人赶走。八年后(1875年),稻医生在金华县租到一处房子,之后又争取到一个租期十年的大房子。1876年11月,最早的三名归信者受洗;翌年年底,又有五人受洗。其中一人后来将福音传到邻省江西。

金华只是一个县城,当地的首府乃在金华以西约80英里的衢州(Kiu-chau)。早在1870年,美南长老会的司徒尔牧师(Stuart)[12] 和何牧师(Helm)[13]便在衢州建立过宣教站。他们在此事奉了两三年,因为疾病等诸多困难,不得不退到另一处更适合的地方。

他们走后不久,中国内地会重新租下了他们放弃的场地,并通过派驻中国传道人的方式继续开展事工。稻惟德医生曾多次走访衢州,并在1875年决定将此处作为浙西福音事工的总部。有那么一段时间,稻医生不得不与当地的反对势力抗衡,那是宣教士们在任何一处尝试长住时都会遇到的反对力量。但假以时日,他和他的中国同工还是成功地租到一个房子,租期长达十年。

1876年12月,稻惟德医生开设了一个眼科诊所,每周开放两天,约有两百名病人来看病。1877年4月他把诊所关闭了一段时间;年底又重新开放,一周一天。稻医生认为医疗服务是开展宣教事工最重要的方法,在开辟新宣教站的过程中尤其如此。首先,医疗服务可以快速地消除偏见和阻碍,打通富人的门户;此外,医疗服务吸引成百上千的普通人听见福音。若非如此,这些人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通过其他渠道接触福音,而他们在完全不认识神救恩的情况下徘徊于生死之间。当时已有一位病人接受了稻医生的洗礼,另外还有四个人正在预备期。他们正是当初在看病就医时受到福音的影响。

当我们的救主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的命令是:“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路9:2)使徒们忠心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白白地得来,也白白地舍去。但尽管他们随走随传使人得救的福音,使死人复活,医治病人,使瞎眼的得看见,他们仍然从一个城被赶到另一个城,到处受迫害。对良善之事的那种偏见与仇恨今天依旧存在,或许在中国可以见到最强烈的苦毒之情。不久前,稻医生的两名中国助手到严州县(Yen-chau)去租房子。当地人一听说他们是基督徒,就将他们从旅店赶了出去。第二天,他们被士绅带人抓住,拖到一个庙里暴打,还被迫向庙里的偶像下拜。可见外邦人依旧向神发怒,如经上所说:“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2:2)但在不久的将来,亦会如诗中所唱:“万膝要向主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

尽管衢州人毫不掩饰地以仇恨和苦毒对待他们,稻医生和他的团队仍在此经历了许多使他们大受鼓舞、满心喜乐的事。1876年4月,他为这里第一批归信者施了洗:一位是退休了的买卖人,一位是农夫。

这个农夫的信主经历很有意思,显然神正在使用他来拯救更多的人。他本住在江西省玉山县(Yuh-shan-hien)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多年来一直出任斋教的“大祭司”,[14]持素长达43年。虽然他一直被误导,但追求真神的心志却是明显与真挚的。1876年3月,他从一个熟人口中第一次听到福音,这个熟人即是金华信徒之一。当时他立刻相信,这正是他长年来所追寻的真理。为了更多了解这套奇妙的教义,他毫不迟疑地赶到金华,和稻医生他们住了一周。他满心喜乐,稻医生毫无疑问地确信他完全归信了。

回家的日子到了,老农夫请求受洗。但稻医生希望他能再等上几个月,直到更明白福音为止。他答道:“但我已是一个老人,随时会死。我可能再也没有受洗的机会了。为什么现在不能接受我呢?”因大家对他归信的过程十分满意,稻医生便为他施洗,并在主里欢喜快乐地为他送行。

老农夫不是那种 “将灯藏在斗底下”的人,而是立刻将救恩的大好消息传讲给了左邻右舍。他将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礼拜堂,每个主日都邀请朋友来一同学习圣经。几天前,他带了六个人来拜访衢州福音站,这些人都是因他的证道而觉醒,深感自己需要一位救赎主。他说,有更多的人想来,却来不了。若神许可,他们都将成为主耶稣的真门徒,忠心为主向同胞传福音的工人。

陪同食素老农来拜访教会的六个人,经过一周的学习,顺利地通过了考核,被教会接收为信徒。稻医生为他们施了洗,同时受洗的还有两位浙江本地人。其中一人双目失明,却是位非常诚挚的基督徒。他永不倦怠地对人讲论他的救主,奉劝每个有耳可听的人为自己的罪悔改,信靠耶稣为救主。另一位受洗者的信心则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他刚刚慕道、参加崇拜时,他的房子以及所有家当都在一场火灾中付之一炬。他虽然极其伤心苦恼,但对神的信心却从未动摇。

洗礼翌日上午,衢州的基督徒们聚集一堂,同江西的弟兄们告别,并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看顾保守,因他曾如此应许说:“我永不离弃你们,也不撇下你们。”(来13:5)稻医生计划几个月后去江西探访他们,相信那时他们正努力带领同胞归主。

基督的教会是否有能力使那荣耀的日子加快临到呢?稻医生确信如此,因为这永恒的福音要先传于万民,且正因播撒福音种子的责任已经赋予教会,显然播种的工作越快完成,收割的时间也会越快临到。稻医生呼吁他的英国读者:

亲爱的基督徒们,时间不容我们白白伤感。福音必须被宣讲,不是藉着天使,乃是藉着人。并且,依靠神的力量竭力传扬福音,是每个主的门徒的本分。切记以西结书中,先知从神所领受的严肃警告:“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结3:18)我知道有许多人万分愿意加入宣教事工,却苦于环境所限难以如愿。但没有一个渴望见到救赎主的国度扩张的人,不能通过祷告协助我们的。弟兄们,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请为我们祷告,好使我们常在基督的恩典当中。请为我们当地的同工祷告,好使他们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请为这些归信者祷告,好使他们远离偶像崇拜与迷信文化的不良影响。请为在大清帝国疆界之中三亿六千万宝贵灵魂祷告,因他们仍活在撒但的捆绑之下。请为此恳切祷告,不断地祷告。切记救主的应许:“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约14:13,16:23)

译后记

 一百四十年之后,作为一个浙籍华裔基督徒,重新聚焦内地会在浙江各地的教会,难免感慨万千:

西方宣教运动之初,不少有远见的差会领袖便认识到,海外宣教的目标不是使之永垂不朽。换言之,宣教的目标是为了结束宣教,宣教士应征入伍的目的是为了解甲归田,宣教的过程是从“使命难达”(mission impossible)到“使命完成”(mission completed),福音遍传天下,基督王者归来,所有的差会都可以功成身退。早在十九世纪中,英行教会(CMS)的总干事亨利•樊(Henry Venn)便用三个比喻来演绎他的宣教理念:1)差会应该追求“安乐死”;2)外国差会是脚手架,本土教会才是建筑物;3)宣教应是撒种,而非移植。无独有偶,大西洋彼岸美部会(ABCFM)的总干事安德森(Rufus Anderson)也提出,差传使命的目标除了领人归主以外,还包括建立地方性的教会、培训本土教牧人员和协助教会独立自传。[15]两位先贤虽然位居大差会的领袖,可惜没有机会亲赴禾场,只能通过牧函、劝勉和叮咛的方式传递给一线同工。

戴德生则不仅是一位深邃的思考者,也是一位智慧的实践者。虽然杭州是内地会最早的立足之地,也是其行政中心,但杭州的福音事工一旦稳定下来,他便把教务移交给中国牧师王来全,只留下少数几位欧裔同工辅助他,自己则带着大部队北上镇江、扬州开辟新的宣教站。戴德生从进入杭州到离开杭州,最多两年(1866-1868)。杭州教会自立不久,便出人出钱,到余杭等地做外展工作。余杭教会虽然只有十名会友,却开始为建堂认献,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难得。但是,戴德生的眼光更为深远:与其拥有自己的教堂,不如拥有自己的牧者。换言之,先养人,再养房。圣经启示我们的模式也是如此:教会不是建筑,而是信众。他特别指出,当一位传道人的服事性质不再是针对慕道友的布道,而是针对信徒的牧养,被牧养的人就有供养他的义务。主的大使命不仅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包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并遵守他一切的吩咐。

余杭教会愿意分阶段、按比例承担牧者的生活所需,减轻了杭州母会的负担,但是杭州教会并没有把省下来的钱停留在内部,而是用来聘请另一位传道人,释放王牧师投入周遭地区的外展事工。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使各地教会在萌芽期便形成自力更生的理念,差会无需对既有堂点“追加投资”,而是将资源转移到未及之地。反观今天的浙江教会,在教堂建筑等硬件上不惜耗费巨资,在传道人的待遇和培养上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准,一旦教堂被判“违章”,教会便损失不菲。海外的教会,也因为地皮、造价和合规成本飞涨,不得不为了建堂预算而缩减宣教和外展的经费,吸引富有的中产阶级,忽略边缘群体。绝大部分的奉献在内部消耗,以自给自足为起点,陷入自娱自乐的光景,越来越难走出教堂四壁,更遑论推动跨文化宣教事工。笔者曾亲耳听到一位宣教士感慨:“建堂是宣教的第一杀手。”

论到本土教会的独立过程,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内地会中西同工之间惺惺相惜、彼此敬重的情谊。戴德生一方面尊重中国同工治理教会的权柄,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仍配合扮演仲裁的角色。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承担“第三方调解人”的案例。在此处我们看到,作为杭州教会的牧师和浙北教区的监督,王来全牧师在余杭教会自养一事上不便多说,新生的余杭教会也确实有自己的难处,戴德生作为一个不是外人的“外国人”,反而容易赢得双方的信任与尊重,使得自养协议的达成水到渠成、波澜不惊,没有四五十年之后“自立运动”期间不相往来的对立气氛,更没有七十年之后“爱国运动”剑拔弩张的敌我立场。当然,促进中国教会的独立,并非内地会的特立独行,早期赴华宣教士中,不乏秉持这些理念的先驱。

除了“宣教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宣教”这一貌似自相矛盾的属灵悖论(paradox)之外,中国信徒归信耶稣所需付出的代价,令今日的华人读者和当时的英国读者一样瞠目结舌。在那种处境下,成功神学是绝对没有市场的。若不是确信耶稣是一位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神,中国人没有任何其他动机去信“洋教”。[16]这种逼迫的环境,是最有效的自动筛选体系。相对而言,今天国内的环境宽松很多,在海外信主的华人所付的代价则更小,环境的改善虽然有利于信仰的自由传播,却似也导致了教会普遍的软弱与懈怠,“信而受洗”流于形式,“举过手、做过决志祷告”变成永生确据,“分别为圣”无需落在实处,成功神学大行其道;门徒当付的高昂代价被逐渐淡忘,牧长也较少有勇气按神的命令执行纪律。

而尽管外界环境如此残酷,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渴望真理。稻惟德医生笔下的江西玉山老农夫,和蔡文才洗礼考核笔记中的邰、王、伍、曾四人在传统宗教中求而不得的心路历程,正是神安排他们接受基督的福音预工。但是没有传道的人,他们仍然没有听道的机会。在马礼逊和戴德生的时代,很多人怀疑宣教士是否有能力改变异教的中国;今天的时代,也有很多人怀疑福音是否能改变伊斯兰国度和佛教社会。但是只有鉴察人心的神,才知道异教世界的土壤中有多少发白的庄稼。除了外部的质疑和攻击,教会内部对宣教的批评和拦阻也从未间断,缺人缺钱和果效不彰是最常见的理由。一个人数逐年递减的英国教会,从不认为因此可以辞退牧师;而看到一个在宣教禾场缓慢增长的教会,却觉得增援是多此一举,原有的同工似乎也可以召回。今天的华人教会和当年的英国教会一样,对内部消耗的人力和财力从来不会觉得投入太多,而转寄到海外禾场或跨文化布道的资源总是浅尝辄止,把“投资”算作“亏损”,完全无视资源投入悬殊、前线供应不足,正是回报稀疏的原因之一。

普世宣教是漫长而庞大的团队协作,没有人能从起初做到收尾、从日出之地做到日落之处。在衢州,我们看到内地会的稻惟德医生接手美南长老会司徒尔牧师开辟的宣教站;在温州,我们看到蔡文才在曹雅直夫妇述职之年收割他们当年播撒的种子。每一个宣教站,都可以列出一长串前仆后继、一棒接一棒的同工名单。宣教士生涯中的“酸”,包括了看着自己带领信主的人在别人手下受洗。笔者在编译之际,非常欣赏宓道生这位性情中人,他不仅发声为中国信徒抱屈,也坦言自己窃取神主权的私心。我们这些同样在学习做神仆的人,是否愿意像他一样正视自己对事物的掌控欲呢?神才是历史的总编与导演,撒种的人不必气馁,收割的人也不可骄傲。历代的圣徒只有将来在羔羊的宝座前聚首时,才能看到那幅从永远到永远的完整图画。

[1] 本文承接之前一直连载的内地会文献编译系列“一八七八年的内地会”,为了更好地突出文章内容,故改变了这一名称。本文由1877-1878年的数期《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中的相关内容编译而成。——编者注

[2] 这些在内地会正式成立前被差派的宣教士分别为:1862年1月蜜月中赴华的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1865年4月赴华的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和江郞笔(George Crombie),两周后赴华的江教士的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因为这些人最初都在宁波服事,所以在内地会文献中又被称作“宁波五士”(the Ningbo Five)。史料中还提到一位叫Jean Notman的单身女宣教士曾在1864年12月赴华。戴德生正式成立内地会之后到带领第一批宣教新人赴华的一年间(1865年6月到1866年5月),还差派了范明德夫妇(John & Anne Stevenson)和曹雅直(George Scott)于1865年10月赴华。这七八位宣教士在内地会的文献中也被称作“前兰茂密尔之先锋团”队(pre-Lammermuir team)。

[3] J. Hudson Taylor, “Hang-chau and Yu-hang: Further progress towards self-suppor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877, pp.134-135.

[4] 此指1877年5月10-24日在上海召开的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会议内容详参:亦文编校:“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报道(上)”,《教会》,2015年7月,总第54期,第89-96页;“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报道(下)”,2015年9月,总55期,第65-76页。

[5] 综合英伦版China’s Millions 中以下内容:Mr. Meadows’s extract from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Sep. 1877, p.118; Mr. Meadows, “The work in Shaohing,” Oct. 1877, pp. 125-126; Mr. Meadows, “Shao-hing,” Feb. 1878, p.41.  

[6] “Wun-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 & Mar. 1878, pp. 30 & 41.

[7] 曹雅直1868年创办的男校,首名学生是周殿卿。他儿时偏瘫,毕业后成为传道人、教师,协助宣教士们在平阳、桐岭开辟新福音站。

[8] 这是蔡教士与一名等待受洗的新信徒的对话剪辑,并不代表内地会的神学立场,也不等于最符合圣经的教义问答。譬如,对话中没有论及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等重要因素。蔡教士之所以引用这段对话,或是觉得在异教环境中长大的王先生,对基督的代赎达到这样的认识殊为不易。

[9] 1877年10月6日到16日期间,浙江教会的中国领袖在宁波召开了一次退修会,详参刊登:稻惟德:“圣灵充满的福音事奉——百年前浙江教会领袖宁波退修会实录”,亦文编译,《教会》,2016年3月,总第58期,第71-88页。

[10] 处州地方官对内地会宣教士的刁难与阻扰,详参:戴德生:“一八七八年的中国内地会(一)——中国福音事工汇报”,亦文编校,《教会》,2017年3月,总第64期,第70-80页。

[11] Douthwaite, “Kiu-Chau: Summary of Mission Work in Kiu-Chau and Out-Station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8, pp. 6-7. 因为这篇文章是刊登在1878年1月号,很有可能是1877年底写成,所以文中的“去年”被译作1876年,“今年”译作1877年。

[12] 全名John Linton Stuart(1840-1913),当为司徒雷登的父亲,1868年赴华宣教,后转往杭州服事。后文所说的”“更适合的地方”当指杭州。

[13] 可能是B. Helm,1868年来华,后转往杭州、汉口等地服事。

[14] 斋教是民间信仰流派之一,可能起源于白莲教,到清末时分支甚多,吃斋茹素是其重要特征。流传到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可能是龙华派,因为信徒之间互相尊称“老官”,半僧半俗,故又被称做“老官斋”。参:https://zh.wikipedia.org/wiki/齋教(2017年7月29日存取)。

[15] 详参:袁玚:“西方传教学中‘三自’理念之溯源与发展”,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九辑),第19-39页。本文仅讨论“三自”理念在西方的演变过程,该理念后来被扭曲滥用,需另外撰文讨论。

[16] 当时天主教神甫有包揽词讼和雇佣华人传教的现象,所以有些人为了打官司,奉献财产而入天主教,也有人到教会里来谋职,被称为“米饭基督徒”(rice Christian),不过内地会等新教差会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制定了不同的政策防止这些不良现象(譬如,官司在身的候选人,一定要等官司结案之后才能领洗)。

文章出處

朱丰恭:乐清岐头山外的内地会传道人休养所考察

浙江乐清岐头山外的内地会传道人休养所考察

作者:朱丰恭

我家的洋古董:

我小时候在岐头村跟着奶奶,她房里挂着一个番人板架,大约60公分长,50公分宽,深度25公分,似红木制品,非常精致。

奶奶将自己常用物品放在架子上,非常好用。在二间后还有一张叫腰子桌,桌子椭园形的象腰子,故名。桌子上好像剝去一层光滑的皮肤,露出粗糙的布纹木头,现分析:是一种人工合成材料圧成的人造木,表面已經损坏露出的破桌面。桌面是靠一根圆柱支起,园柱上有花纹,园柱底下有一个张开的腿,像狮子脚模样,很精致美观,下面装着白瓷转轮,桌子可以推着走。现在分析:是外国人的咖啡桌。

爷爷楼上还有一个大书柜,放在家里,它顶天立地,两扇大门足有我们房子那样大。柜子里面的横格子高度可以上下调整,外国人的洋书大册可以分类存放。

以上三种洋古董,据说是岐头山外番人馆(休养所)的,因台风刮倒房屋,家具拿出拍卖,我祖父将它收购来的。

俗称番人堂(馆)的来历和模样探索:

经过很长时间我对番人馆的研究,很想知道原来是怎样的?小时候跟着对门的祥清叔,去岐头山外玩, 在山顶南侧,有一片房屋的废墟,就是番人馆,据说从前有外国传教士在此住过,大概是民国十八年被台风刮倒,我们或许刚出生,哪有机会看到?

这个地方风景特美,地势险要,古有烽火台,发布抗倭信号。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常到此处观察海面上的日本兵舰。解放后彭德怀视察海防到过岐头,后来岐头山上还设了雷达站。所以有人怀疑先前外国人在这里设的番人馆,或许是情报站?这里可以观测瓯江和瓯江口外的岛屿。我帶着种种疑惑要想搞清究竟。

有了电脑,我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张图片:


从这张图片清楚的看到有两座屋,有围牆。江中有一艘帆船,住户可看陆地与岛。

阅读有关资料:(摘录)

1867年11月,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英国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1828-1889)抵达温州,开展拓荒布道。曹雅直在温州传福音深耕的经历,对一百五十年来基督教福音根植在温州有着特别的意义。

1889年4月21日,复活节那天曹雅直去世,曹雅直夫人将其丈夫安葬在法国戛纳墓地,碑上刻着:「 George Stott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fell asleep April 21, 1889」(乔治.斯托特,中国内地会,安息于1889年4月21日)。

在那些伤感的日子里,曹雅直夫人想到的仍然是中国,是温州。她的心一想到温州的需要,心里就不再孤独。半年后,经历丧夫之痛的曹雅直夫人于11月28日带着鲍金花、魏思忠等六位年轻的传教士前往中国温州。她将青春和内心诚挚无私的爱献给了温州。

1894年

内地会在瑞安海安建立教会。

9月,温州内地会在乐清岐头山“传道人休养院”建成。

瑞安高楼的基督徒将福音传入平阳凤巢杨山下村。偕我会在乐清柳市建立教会,购买“三一阁”为礼拜堂。

1895年

9月18日,曹雅直夫人曹明道因身体原因,离开温州。温州发生大霍乱,内地会之家十天之内九人去世,包括刚来温州接替曹明道工作的吴教士夫妇。1894年9月岐头山上传道士休养院建成,是在曹雅直夫人曹明道手中建成。

结语:

后来大约是民國十八年一次台风将它刮倒。传道士离开岐头时拍买家具,我爷爷买下三件:腰子桌、扳架、大书柜。

从有关资料得知,内地会在山东青岛一帶建设大型的休养院,岐头山外这个休养院的规模很小,而且当时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很差,我都想不通,单就日常用水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后來没有修复,长期留着房基。也基本排除会不会是什么情报站等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