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文/亦文

编者按:

《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原为一份英文宣教月刊,由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创刊于一八七五年七月,主要针对英语国家的基督徒读者。其长达七十七年的编辑与采集,犹如一部宏伟的史诗,系统地记录了中国教会拓荒与发展的历程。虽然这份月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但在华人教会中却鲜为人知,尘封于海外图书馆的档案室中。本文是作者据1875年的China's Millions逐月编译而成,并结合地方志等资料,将当时中国的大时代背景、各乡镇宣教禾场的人情风貌揉入其中,对了解百年前的宣教历史极具价值,本刊将陆续登载其中内容。



七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
——约2:5



戴德生与《亿万华民》

1875年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已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风风雨雨,刚在宣教禾场立定脚跟。1875年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个新纪元。上一年的冬天,年轻的同治皇帝病逝,慈禧太后立其年仅四岁的堂兄弟为新皇帝。春节一过,清政府的年号便由同治十三年改为光绪元年。

在1874年11月到1875年4月漫长的六个月中,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却因负伤而返英休养,在几近瘫痪的情况下,卧床指挥事工,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祷告。内地会创立后的短短十年,已在沿海浙江、江苏二省,内陆安徽、江西二省建立了28家教会、52个福音站及布道点,并拥有36位宣教士和76位中国同工[1]。然而,最让戴德生难以忘怀的,却是中国那九个内地省份的巨大禾场。当时清政府将行政区域划为十八省,仅有的二百多名西方宣教士都集中在九个沿海省份,内地九省以及蒙古、西藏和东三省却只有天主教宣教士驻留:

中国人口常驻基督教宣教士中国人口与宣教士比例
九大沿海省份[2]220,000,000262人839,694:1
九大内地省份[3]150,000,0000人150,000,000 : 0


卧床养伤也给戴德生很多默想追忆的时光,或许他回想起1860年7月因病返英时,曾向神求五位宣教士来宁波接替事工,神在五年内应允了这一祷告[4];或许他回想起1865年6月25日,他在柏莱顿海滩(Brighton Beach),再度向神求廿四位宣教士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神便使近代史上最大的宣教团“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5]在一年内得以成行,又一次应允他的祷告。身在英伦、心系神州的戴德生再度向神开口,求神预备十八名宣教勇士,俩俩结伴,并肩开拓内地九省的未得之地。《亿万华民》的创刊号特意选了这句经文做本期的主题:“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信靠神很难,却也很简单;神已在中国开了一扇门,这扇门无人能关。让我们通过《亿万华民》上的记载回到137年前的7月,和这位信心伟人一起经历那位听祷告的神。

戴德生深知文字的力量,因此他很快将祷告化为文章,并以“在中国每月有一百万不认识神的人在死亡”(A million a month in China are dying without God)为信息创办了一份月刊,取代原有的《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换言之,每一期新月刊出版之际,就有一百万中国人在没有永生盼望中死去。“(英国)教会为何没有对中国失丧的亿万之众表示更多的关注、担负更多的责任?”[6]也许这是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屡屡反思的问题,可能的答案或许是:教会尚未意识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存在[7]。编辑这份月刊,正可以将“亿万华民和我们在他们中间的事工”(China’s Millions and our work among them)生动地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句话,便成了这一月刊的刊名和副标题。

“现状本不该如此,更不该继续下去。……祷告的同工们,让我们成为行动的同工。”[8]戴德生的呼吁简短有力,他请求现有的读者们协助推广这一新期刊,尤其希望能够引介到基督教青年会(YMCA)与主日学老师中间。历史证明,在接下来的77年中,确实有不少家庭因为订阅《亿万华民》而奉献自己的子女;也有不少读者,因为订阅《亿万华民》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当时,《亿万华民》一年的订费含邮费为1先令6便士(1s.6d.)。



浙江各教会近况

创刊号中,戴德生编录了许多来自浙江同工的信札。浙江是当时内地会的“安提阿”大本营,其中宓道生(James Meadows)和江郎笔(George Crombie)便是那五位宁波宣教士中的两位,戴德生与他们并肩作战,一同度过了内地会草创时期的风风雨雨。宓道生夫妇是神赐给戴德生的第一批宣教士,他们二人于1862年1月8日自泰晤士河启程赴华时,蜜月尚未度完。第二年宓夫人感染上霍乱,死在宁波,宓道生本人也因健康问题于1871年8月随戴德生返英休养,现在,他已回到了自己的宣教禾场。

在1875年创刊号发黄的书页上,排印了一篇由宓道生笔录的感人见证,见证的主角是绍兴教会的桑小凤(Tsiang Siao-Vong)[9],他信主八年,去年被按立为牧师:

……我每看到那些和我半斤八两的信徒,就特别喜欢到范先生(范明德/John Stevenson)那里去告状,并以此为借口不接受真理。……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伤害那个信徒,而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范先生对我极尽忍耐。……后来,范先生被派往宁波,并带我同往。我们途经某个大市镇,那里有一个长老会的教会。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姓叶的传道人,他给了我很多劝诫和教导。……我们一路来到宁波,进了内地会的宣教站,认识了你(指宓道生)、曹雅直先生(George Stott)、江郎笔先生(George Crombie)、蔡文才先生(Josiah Jackson)。在这里,我听到朱先生的讲道。……我对自己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信徒;他们可都是大有智慧的人。难道我不该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且,当我看到洋人频频地跪地祷告,我也大受震动。……最后我得出结论:他们一定在敬拜那位他们力劝我们敬拜的神。他们可不像和尚们,光叫我们出钱买香烛供佛,自己却从来不买这些东西。我被所见所闻折服。因此,再碰到叶先生时,从他和范先生那里问明真道,我便决定跟随耶稣,他也接受了我。……真的,我曾经非常刚硬,但是他使我的心变得柔软;同样,他也能柔软别人的心肠。[10]

也许,因为西方人拒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使当时很多中国人以为洋人的膝盖不会弯曲。“洋人”几乎成了“傲慢无礼”的代名词。然而,不向中国皇帝跪拜的西方人,居然跪倒在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面前,这一景象让很多中国人看到了宣教士信仰的真实无伪;137年后的你我,是否同样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你我对神的敬畏?

江郎笔是继宓道生夫妇赴宁波后的第三批宣教士,他出身农家,于1865年赴华,他的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两周后起程追随。十年后,江郎笔已是奉化、宁海、天台等地三县四镇的监督。上年冬天,江夫人和孩子接连重病;冬去春来,江氏一家的身体状况各有好转,宣教站也喜讯频传:当年4月25日,当地教会新添了一座美丽的礼拜堂,一位姓董的中国助手和八九位新信徒。



宣教士夫人来信

《亿万华民》创刊号上刊登了两封出自两位宣教士妻子之手的文章。“兰茂密尔团体”的先驱童跟福(George Duncan)已于1873年病逝,孀居的童跟福夫人仍留驻在江苏镇江位于伯先路的福音站[11],协助鲍康宁夫妇(Fredrick & Mary Baller)管理当地的女校。“贫困让人揪心;杯水车薪式的资助真不知从何做起,也不知何时才叫适可而止。”想到刚来两年的鲍氏夫妇不久将去安徽开辟新的禾场,童夫人的心情更为低落:“我要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这样我才不会感到孤独……”[12]

相比之下,蔡文才夫人(Mrs. Josiah Jackson)的温州来信较为乐观。1867年12月曹雅直(George Stott)从宁波来到温州植堂,因为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称他“独脚番人”。一天,一群人冲进屋来,叫他快逃,他指着断腿笑道:“试看,谁有这样一条腿会跑呀?!”来人一笑而散。正是曹雅直这样无畏的信心,使福音得以扎下根来。第二年,曹雅直为当地第一位信徒、鞋匠叶钟杰施洗,并建立一所男塾[13]。1870年,他与薛小姐(Grace Ciggie)结婚。这年春节,曹、蔡两对夫妇将信徒、慕道友和男塾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参加守岁感恩祷告会和新年爱筵见证会。“我们希望能经常安排这样的聚会。我相信神将使用这些聚会成为祝福的管道。信徒们得以经常分享他们所遭遇到的属灵的胜利和试炼,并在彼此扶持中在神里面互相坚立。”[14]蔡夫人说得不错,直到今天,温州教会仍大蒙祝福。



武昌来信
1874年,戴德生为了开辟内地九省的宣教据点,与另一位宣教士一同前往湖北省会武昌。6月2日,戴德生下船时发生意外,跌伤脊骨,冒着终身残废的危险继续前行,抵达武昌,将事工安排就绪后,才返英养伤。这便是戴德生半年多卧床不起的由来。那位与他同行的宣教士是1868年加入内地会的祝名扬(Charles Judd)。武昌教会的第一枚初熟的果子是一名叫王妈的洗衣妇。“愿我们大有恩惠的主使她成为以色列之母。”[15]在3月31日洗礼之前,祝名扬与张传道抓住了入春以来难得的好天气,进行了六天的乡间巡回布道(22日至27日/周一至周六)。第一天他们步行了15英里,讲了7次道,晚上留宿的客栈,四壁瓦顶到处是洞,既不需要窗户采光,也不需要通风系统。接下来三天走的都是山路,晚间的客栈大同小异,只不过在房门口多了一个泥塘围成的猪圈。还有一天晚上,客栈都住满了,他们只能在干草木杆搭成的茅屋店里与家禽同眠。描述到此,祝名扬仍不失幽默:“提供这些线索,对那些认为在中国当宣教士不过是浪漫生涯的人也许有用。”[16]



“九省第一”
巡回布道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戴亨利(M. Henry Taylor)到了武昌,他于1873年和鲍康宁一起加入内地会在南京的宣教站,两年后来到武昌,为进入河南作准备。他希望祝名扬回城之后,他可以启程:“虽然我将继续关注九省的福音化,但今后我将更深切地为(河南)一省的需求而挂心。一个省份便是一片难以喂养的巨田,但若是大有恩典的神亲自喂养我们,那么,能力与祝福必随同我们的努力。”[17]



赴华途中

新的需求、新的禾场,当然需要新的同工,金辅仁(George King)于3月15号乘西布莉号(Cybele)赶赴上海,欧亚大陆那一头的鲍康宁夫妇早已翘首已待,希望能在《亿万华民》创刊的这一月份迎接这位新到的同工。4月6日,另两位宣教士在格拉斯哥(Glasgow)登上了另一艘远洋轮,但是,他们的赴华路线与金辅仁完全不同。



自缅入滇

4月6日启程的两位宣教士是范明德(John Stevenson)与索乐道(Henry Soltau)。范明德的父家在苏格兰拥有大量地产,他本人则于1865年2月携妻与曹雅直一起赴华,到宁波与原来五位宣教士会合,翌年开辟了绍兴宣教站,带领桑小凤信主的就是他。与他同行的索乐道,于1872年被任命为伦敦咨询委员会的秘书,他深知早在十年前,内地会就已在祷告寻求一条由缅甸进入中国西南的路线[18],但那时,因为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引起政局不稳,一直未能如愿。到了1875年,伊洛瓦底江(Irrawaddy,今为Ayeyarwady)沿江通商,一直可溯流北上至离中国不到一百英里的八莫(Bhamo),由缅入滇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亿万华民》的创刊号上,转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宣教士牧师在缅甸掸族(Shan)中的见闻,原载于1868年9月期的《美国浸礼会宣教杂志》(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那天下午我们经过好几队云南汉人的商车…… 第二架商车走过之际,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名汉人男子与我们擦肩而过时,腼腆地看了我们一眼,并划了一个十字。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也许是云南的天主教徒。我不知不觉也划了一个十字(也许这是唯一能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方法)……当我转过身来,看见好几个男人向我跑来。在我还没有从惊异中清醒过来并阻止他们时,他们早已迅速地跪下来吻我的手。他们既不懂缅语、也不懂掸语,我唯一能听懂的字就是“基督徒”。我不得不说,在那样荒蛮之地、在那些貌似野蛮之民中,能亲耳听到“基督徒”这个甜美的字眼,真让我又惊又喜。……我的心与他们贴近。也许基督已在他们中间拣选了若干人。[19]

另一篇文章转载自1875年4月9日的《北英日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据该文作者统计,仅过去三年内,美国浸礼会便差派了40名宣教士加入缅甸人与掸族人的事工。参照美国宣教士的榜样,作者希望内地会的范、索二人能继伦敦会之后,对中国的宣教事工加以突破,“何时我们的两位英国先驱,在英国官方探险队两度失败的地区,能够像美国差会现在那样迎接不断增援的精兵、继续他们的特别事工?”[20]

引文中所提到的“英国官方探险队”的失败,指的是1875年年初的马嘉理事件。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英国政府与英美教会一样在开辟自缅入滇的路线,并于1874年7月向清政府申请“游历”的护照。身为英驻华使馆翻译的马嘉理(Mr. Margary),奉命由上海一路西行,出云南边境,在缅甸八莫与自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的柏郎上校(H.A.Browne)会合。按英方原来的入境申请,马嘉理所接应的只有三、四位英官,然而会合后的武装探路队则达193人;这193人,又在风传中增至“数千”,中缅边境陷入草木皆兵的惊惧中。2月16日,马嘉理带五六人先行到蛮允(今腾冲曼允),受到拦截,马嘉理开枪示威,被当地民众杀死,暴尸河中,柏郎的大部队也因受到阻击而退回缅甸。消息传到伦敦,举国大哗,英国外交部训示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施加外交压力,遭到拒绝后,威妥玛于3月底前往上海,英使的“拂衣出京”的举动引起清政府的恐慌。[21]这些详情,在旅途中的范、索二人是难以获知的。

《亿万华民》创刊号付梓之际,收到了范明德发自仰光的信,他和索乐道乘坐的那艘以缅甸南部省份命名的德林达依号(Tenasserim,今为Tanintharyi)已于5月15日抵达目的港,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八月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亚4:6


中国的事工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远在英国的戴德生背伤已近痊愈,在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他以《信靠他》(Trust Him)为题,写了一篇感恩的短文。首先,感谢神在人手上的供应。很长一段时间,戴德生与妻子福珍妮因为各自的伤病,必须全时间卧床,每天收到的一、二十封信件,由谁来处理呢?但是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经常感动亲友与同工在探望他们的时候,主动分担读信、回信的重担。如果某一天信件数量骤减,戴德生夫妇俩就预感到那天也许没人能来帮忙,而事实也往往如此。接下去一段时间,范明德和几位尚在培训阶段的准宣教士提供了日常帮助。后来,金辅仁于3月赴华,范明德于4月前往缅甸,另一位宣教士也在5月赶往中国,帮手减少了,信件也随之减少。[22]

其次,感谢神在金钱上的供应。5月24日,在每天为中国祷告的时刻,戴德生提到,因为信件的减少,收到的奉献也减少了,在过去20天里收到的支票合计68磅6先令零2便士,就内地会在中国平均三周所需要的费用而言仍缺235磅。于是他们为此祷告。当天傍晚,邮差带来一封信,信中装着一张235磅7先令零9便士的支票,是某位基督徒变卖贵金属餐具而得的。不用说,戴德生与他的同工在翌日的祷告会上极其感恩,因神使用这个小小的祷告会眷顾他们远在第一线的宣教弟兄,并祝福那些慷慨而克己的奉献者。[23]

最让戴德生牵挂的是两对拓荒者:向内地进军的戴亨利和张传道,以及由缅入滇的范明德和索乐道。英国教会之于中国禾场,无论从疆域和人数来说,都彷佛牧童大卫之于巨人歌利亚。“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戴德生选择这节经文作为本期《亿万华民》的主题信息,为了再次向读者强调,宣教士在中国的事工,远非人力与人智可以成就。相反,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常常要放弃由本国坚船利炮已经征服到手的特权。



“九省第一”

编辑8月号《亿万华民》时,戴德生已经收到戴亨利自河南写给祝名扬的信。河南当时有两千五百五十万人口,戴亨利带着他的中国同工张传道于4月自武昌出发,进入河南,因为内地的邮政非常不便,所以一直没找到可靠的通信管道。虽然戴亨利给了带信人一百钱,仍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送到祝名扬的手中,所以行文非常简略:各乡各镇的河南人对福音的响应热烈,也很爱买他们带去的小册子,以至于不得不限量出售,写信之际,他们两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旅费和福音书册可以前往省会开封,但是他们至少还会走访两个府(prefecture),才会于6月中返程。“如果我不能再访这些地方,我心中便无法安息。”[24]九省第一的拓荒者,必然是这样一个为主癫狂的人。



自缅入滇与马嘉理事件

范明德、索乐道一到缅甸仰光,便感到形势严峻。缅王与清政府互相扯皮,宣称马嘉理之死与本国无关。除了英国外交官外,八莫没有其他欧洲人,而连这名英国官员,也早已撤离八莫。条约上的协议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美国宣教士曾在多年前去过八莫,不但受到缅甸地方官的严密监视,也无法找到合适的住处,只能无功而返。[25]

英国驻缅甸的首席专员汤普森先生(Mr. Thompson)告诉二人,英国特使将乘坐炮舰前往首都曼德勒见缅甸国王,大概要六周后,英国外交人员才会返回八莫,在这之前,他决不会批准范、索二人北上。范明德接受了汤普森专员的建议,拜访了原籍云南大理府的回族王子哈桑(Prince Hassan),两人用中国官话作了长谈。[26]

“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范、索二人在前景不明的焦灼中学习等候神的功课,与此同时,他们一面练习缅甸语,一面在浸礼会的教堂讲道。虽然曾有中国人参加过当地的聚会,但是很快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用汉语与他们沟通[27];而范、索二人却被困在仰光,无法前往他们所憧憬的宣教禾场。

远在北京的清政府,当然无法体会两位宣教士的迫切心情;对他们而言,英国大使威妥玛的外交威胁更为棘手。当时,只有上海可与伦敦通电报,所以威妥玛自4月到6月间都在上海与本国政府联络谋划、会见当事人柏郎了解实情。当时中国的外交部称为“总理衙门”,在这近三个月中,清廷做了三件事:5月初命左宗棠西征新疆,防止英国借机与俄国联合侵占西北大地;6月下旬任命大员赶赴云南查案;8月初授意天津的李鸿章与自沪返京的威妥玛协商,探听其真实意图,而威妥玛正好也想通过李鸿章影响清廷的决策。在“俾免决裂”的最高指示下,李鸿章本想答应威妥玛一二件事而息事宁人,然而,威妥玛竟毫不通融。毕竟,李鸿章未被正式授权处理此案,威妥玛准备在下月初仍然回北京,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



浙江的消息

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好几则来自宓道生夫人的消息。宓道生的第一位妻子到宁波的第二年就感染上霍乱去世,后来,“兰茂密尔团体”中的女宣教士劳莉莎(Elizabeth Rose)成了宓道生的第二位妻子。宓道生下乡视察各村的福音站时,时常写信回家,叙述沿途见闻,宓夫人把这些家信整理成文,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珍贵史料。宓道生此行,共为八名信徒施洗,其中3月28日在嵊县(今嵊州)[28] 的主日敬拜尤其值得一提:

下午我们来到山上的另一个家庭。我们首先在那个家族建在田边的祠堂里举行了简短的礼拜;祷告之后,我们一同起立唱赞美诗。接着,我们24个人跪在祠堂的地上,背朝庙里的偶像、面朝永生上帝,求告造天地的神。群山顶上的人有的惊愕地望着我们,有的则哈哈大笑。[29]

嵊县地处浙江东部曹娥江上游,因为著名的剡溪横贯县中,故古称剡县,宋时改名嵊县。“嵊”字从山从乘,“乘”字古义为四,取名者以“四山相合”之义形容这个小县城被群山环抱的地理特征,也解释了在田边祠堂中敬拜的信徒何以被山头劳作的村民围观。有山有水,嵊县人颇以“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自豪,然而风景如画的地方,往往交通不便,自然景色之美丽与村民的贫苦形成强烈反差。据嵊县志[30]记载,1862年到1874年间的大事是两个外乡人来本县设茶厂、茶栈,收购毛茶远销英美。在这十二年中的第六年,即1869年7月,有一群英国人结伴前来,将神的宝座设立在他们中间。外乡人来嵊县是谋利,西方宣教士来嵊县却是“谋生”——为嵊县人谋求永生的福分。这之后的34年间,即美国浸礼会1903年在嵊县蒋镇等地植堂之前,内地会设立在县城的耶稣堂是全县八十图[31]唯一能听到福音的地方。

尽管嵊县教会的起头是如此卑微,尽管1875年的嵊县基督徒连主日崇拜也只能借用祠堂,尽管那24名背对有形偶像、面对无形上帝的信徒受尽了围观者的笑骂,然而,嵊县的群山和诸水,见证了这百年岁月的变迁:2007年,嵊县人在长乐江畔建起了一座可容纳3000多人的大型教堂,无论是外观还是设计,在浙江全省、甚至全国都可算数一数二。作为一个县级市来说[32],简直是个神迹。眼见为实者不得不惊叹:神在嵊县人中作了大事!

当年流泪撒种的先驱早已安息主怀,我们这些后来人在欢呼收割之际,是否当如迦南诗歌中所唱的一样扪心自问:“我们算什么?神竟让我们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33]是否在家乡看管粮仓之外,也该仿效那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使徒,到异乡、甚至异族中去播种开荒?



弹棉花者的见证

为了显明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需要神、渴慕神、积极响应福音,戴德生特意在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另一篇由宓道生夫人整理的见证:

他以弹棉花为生。他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方式非常特别。有一身材奇矮的人,从礼拜堂回来,把他听到的信息转述亲友,吸引了正好住在隔壁屋里的他。他透过墙上的洞听了个明白;听到的信息又驱使他进一步追寻真道;当他打听到在礼拜堂里可以了解一切,便参加了教会。不久,他决定守安息日,守了两个月后,他的岳父和朋友开始怀疑他被“伪道”迷了心窍,便阻止他继续做礼拜。当发现一般的阻止无效后,他们开始每个主日禁止他出门,甚至用绳子捆绑他。但是这个年轻人改在平日的晚上瞒着家人去礼拜堂;这一情形,也很快被发现了。他的岳父、叔伯和妻舅轮番打他。但他仍然坚定,不顾一切地持守他所听到的教导。所以,最后他们把他赶出门,告诉他“老婆、家产都没份了”。“由他去吧,”他回答说,“我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他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找到礼拜堂时,传道人很高兴地接待了他,并留他同住一间屋。“现在,”他说,“我真有福;我在这里可以继续听道,他们却对我没有办法了。”然而他的亲友,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指望他能“恢复常态”。眼看威逼惩处没有用,他的岳父、叔伯和妻舅,甚至他的妻子便改用眼泪来叫他回心转意。这对他确是极大的试炼,事情的结局使围观的人十分震撼。恩典最终得胜了,不久他便恢复平安。他那坚定不移的行为已经产生了果效——那个曾经殴打、反对他的妻舅现在也开始了解他一度痛恨的福音。[34]

这个弹棉花的弟兄,虽然是“无知的小民”,我们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却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这位弹棉工,他听道之初,得到的亮光只是一条诫命,然而他不惜一切代价地遵行,即使他尚未受洗。在137年前,劳工阶层绝大部分是做一天吃一天,一年到头没有休假,停一天工也许就意味着饿一天肚子。即便在基督化的英国,当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首的基督徒政治家于1801年提出《星期日法案》(Sunday Bill),为英国的下层劳工争取聚会的权利,也因遭到全国性的、包括基督徒及牧长们的激烈反对而告失败[35]。七日一休对一个光绪初年的弹棉工家庭来说,更加是天方夜谭式的奢侈,难怪他的亲友以为他若非发疯着魔、便是好吃懒做。

今天,双休日已成为法定假期,守主日的障碍不再是亲友的责打,而是各种现代社会的忙碌:加班、购物、带儿女去补习班,至于主日敬拜,即便能参加,也往往沦为周末赶场中的某一站。行道从听道来——我们听到的道难道不如这位弹棉工丰富?爱神的人当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的爱心难道不该与这位弹棉工一样大?



丢弃偶像

3月初,曹雅直带着他的爱妻从温州到东林(Dong-ling)[36]探访当地教会,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他对此行的报道。村民虽然经常看到“独脚番人”,却是第一次看到曹的“番婆”,因而从四面八方跑来围观,很容易便招聚了几百名听众。一连两晚,曹氏夫妇都住在当地的一位信徒家,这位信徒的邻居不少成了慕道友,经常加入他家的晨祷和晚祷。信徒的妻子早已是丈夫的祷告同伴,但婆母信主经历则曲折得多:

当他把家里祖传下来、拜了好几代的偶像扔掉时,他的母亲……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她铁了心给自己留了一个小泥像,继续对着它烧香烛。直到去年,她大病一场,她的偶像才受了冷落。她的儿子每天极其迫切地为她的康复祷告,终于,虽然亲友们都以为她就此一病不起,她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当她能够起床行走时,便把她的偶像扔掉,加入了敬拜主的行列。我们去的那几天,曹夫人常常和她谈话,发现她很愿意聆听、人很聪明、也常被神的大爱与恩典感动。临走的那天,我(曹雅直)正和她说话时,她摸索着找到我的手并紧紧抓住,说:“噢,耶稣把你带到这里,告诉我们救恩的事,他实在是太好了!要不是你教我们,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他宝贵的名字。我真喜欢听你讲道;但是我的眼睛却只能看到一个影子,看不见你。”她感触良深地说下去:“几年前,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没瞎;但是那时候,我讨厌这个‘道’,也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不想看你。现在我喜爱这个‘道’,也感激你把这个道带给我们,但是我不管怎么用力,也看不见你的脸了。不过,我能摸到你的手。”[37]

执手相握,共沐主恩,这是一幅何等感人的图画!一个是双目半瞎的中国农村老太太,一个是独脚行走的英国宣教士,神却在这两个残缺不全的肢体上,彰显了他的荣耀。老太太的肉眼虽不能视,但她心灵的眼睛已看到了很多明眼人看却看不到的救恩;曹雅直虽然腿脚不便,但他的脚踪却比许多双足健全的人更为佳美。神没有医治曹雅直的腿疾,也没有医治老太太的眼疾,却并不妨碍这两个年龄、性别、民族、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互相激励,并向同时代的人分享神的大爱与大能。难道这不是神迹?难道这不是更“完全”的医治?

邻家老太太也被瞎眼老太一家的见证感染而信主,她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加上她的儿媳也开始渴慕真道。当二儿子把家里的偶像扔出去时,大儿子责骂弟弟,老太太数落大儿子的话,也许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这些偶像在家里放了那么多年,也没见你拜过它们。何况,你又蠢又懒,根本不在这些事上留心。现在我们认识真神和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了,你也不拜他;但是当别人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挂着张蠢脸坐在一边,抽你的烟。[38]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注解:
1、引自《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年,第58页。
2、沿海九省分别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湖北、江西、安徽。
3、内地九省分别为: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
4、这五位宁波时期的宣教士为:1862年1月赴华的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1864年12月赴华的金乐曼小姐(Jean Notman);1865年4月的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与江郎笔(George Crombie);2周后出发的施金娜(Anne Skinner)。
5、“兰茂密尔团体”一行22人为:戴德生夫妇(Hudson & Maria Taylor)及4个儿女、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童跟福(George Duncan)、蔡文才(Josiah Jackson)、路惠理(William Rudland)、史洪道(John R. Sell)、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班苏珊(Susan Barnes)、包玛丽((Mary Bausum)、白爱妹(Emily Blatchley)、贝玛丽(Mary Bell)、包美丽(Mary Bowyer)、夏安心(Louise Desgraz)、福珍妮(Jane Faulding)、麦克莲((Jane McLean)、劳莉莎(Elizabeth Rose)。
6、引自“Our New Periodical”,i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5, Vol. 1875-1876, p.2。
7、出处同上。
8、引自创刊号附录中的“Letter to the friend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9、1875年12月刊的年度报告中再度提到这位传道人时,曾说明他的名字的中文意思为“little phoenix”,笔者据此将其罗马拼音的名字还原为“小凤”。
10、引自同期“Conversion of a native pastor”,p.3。
11、镇江内地会于1869年初创立,旧址参《镇江市志》p.1557和《镇江宗教》(下)p.526。
12、引自同期“Abounding poverty”,p.5。
13、按《温州基督教史》(莫法有,1998)所引《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高建国,《温州文史数据》第七辑,第344页),曹雅直1869年所创办的男塾于1902年改名为崇真小学,曹夫人于1877年创办一女塾,1902年改名为育德小学。
14、引自同期“A Chinese experience meeting”,p.5。
15、引自同期“First-fruits”,p.2。
16、引自同期“A six day’s preaching tour”,p.11。
17、引自同期“The first of the nine”,p.2。
18、内地会在1875-1876年间曾与W.C.Burns牧师通信商讨由缅入滇的可行性,参《不定期报》第2期上刊登的Burns牧师的相关信件。
19、原文名为“Roman Catholic converts from Yun-nan”,p.8。
20、原文名为“Burmo-China missions”,p.8。
21、有关马嘉理事件的详情可参见:屈春海、谢小华编选:,载《历史档案》2006年;雷颐 ,载《寻根》2005年06期。
22、引自“Trust Him”,i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ust 1875, Vol.1875-1876, p.19。
23、出处同上,p.19。
24、引自同期,“Tidings from the first of the nine”,p.24。
25、 引自同期,“A Letter from Mr. Stevenson”,p.14。
26、参见China’s Millions 1875年7月创刊号附录中“Latest Intelligence”所摘录的范约翰之信。
27、出处同上,p.15。
28、原文未明确指嵊县,但到达新昌时,宓道生文中提到“下一个福音站”,脚注标为“嵊县”;而下文所述的正是关于“下一个福音站”的记录。
29、引自同期“Gathering in sheaves”,p. 23。
30、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嵊县志》第536页。
31、“图”为元、明、清时代的行政区划单位。
32、嵊县于1995年12月6日年撤县设市更名为嵊州市,为县级市。
33、参迦南诗歌607首《主啊,我算什么》的歌词。
34、引自同期“The power of the Gospel”,p.24
35、参张文亮著《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校园出版社1997年版)中篇,第117-119页。
36、此为音译,汉字不详,温州府下的村庄。
37、引自同期“Casting away idols”,p. 23。
38、 引自9月号同名文章“Casting away idols”,p.30。

《教会》2012年1月总第33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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