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诗人|郑大同的诗

郑大同画像

战 士

2018-6-2
郑大同（温州教会牧者,78岁）

五十年磨的剑  寒光闪烁

霜刃未试

战士却已经老了


在鲜花盛开温暖的五月

却如西风凛冽的秋季

渐已远去的劣马又在北方刺耳地嘶鸣

残羽在空中飘飞


但只要元帅一声令下

就立刻跃上白马

虽是黑色的马鞍

却稳坐如山  奋勇争战  得胜有余


战士不会死去  也不会凋零

与元帅一样  衣服上沾满敌人血的时候

会焕发青春  奔赴一个荣耀辉煌的国度

那里有令你无比惊喜的新天新地


诗 人
2018｜6｜3｜主日｜
郑大同（78岁）


白云行过蓝天    泉水涌出山涧

如白云优美自然    似泉水甘甜清洌

时光静好    岁月老去    诗人能永远年轻吗？


百合盛开    玫瑰绽放

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比王冠上的钻石还美


风起云涌    雨过天晴

那又是一番壮美与宁静

纯净的文字就是要引人认识

那造物主的至真至善至美

注1：以上二首诗《战士》与《诗人》，为郑老师在手术后，于医院康复休养中所作。如迦勒的老兵之志，及诗人般的柔情厚意，与你共勉。

注2：以下是郑老师年青时期的部分作品。摘录自郑大同老师的新浪博客:“约书亚之家”。欢迎读阅！

作者：TS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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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一)
激流已在广阔的高原留下深邃的痕迹，

初秋的田园仍焕发着丰裕的春天气息，

绿褐色的星星投射出冷峻自信的光芒，

微波荡漾的湖泊随时爆发炽烈的哲理。

坦荡的山谷四季都盛开着高洁的柔情，

刚毅的峰岭常年皆矗立成平易的正直，

让缤纷无私的时间作为明朗的背景吧！

喧哗偏见的色彩早该羞怯地默然消逝。

自画像(二)
也是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自然？神秘？又不显得多余！

透明清澈却是高深莫测

迅猛如雷兼有似油春雨

不必隐藏，无须遮掩把一切都告诉你

却仍是你解不出的试题、猜不透的谜语。

不要以小框来裁取连续的风景线，

也别想寻找囊括一切的警句。

令你战栗的直率和并非人人慕羡的丰富

构成了坦然敞开而少有人敢探索的禁区

刚强山崖、柔和田园、湍急激流、平缓江河

苍郁森林，清新草原都不会单独离去……

春 风
在冰封雪飘的山野 我曾与

肆虐的冬风作过似乎无望的较量

而如今我已把溃败的寒流

驱赶到遥远的北方

我安抚每一颗小草

让他们实现绿遍天涯的梦想

我轻吻每一个蓓蕾

使他们带着闪光的露珠开放

银笛飞出欢快

晨星点燃霞光

疾跑的马蹄敲击得意

解冻的江河奔泻豪放

我描绘缤纷又和谐的画卷

书写抒情而哲理的诗章

让麻木僵化的一切全苏醒吧

我让脚踪所到之处都留下繁荣芬芳

乌 云|1985
大地龟裂，炎炎赤日仍高悬空中，

人们并不欣赏，白云的悠闲轻松，

却是异常地喜欢，你的粗犷凝重，

匆匆地聚集吧！密密地布满苍穹。


发光吧！以耀眼的闪电划破长空，

急骤的雨点，伴奏着雷声的隆隆，

为干渴的田园，降下及时的透雨，

给闷热的城市，送去清新的凉风。


我若是太阳，决不迁怒你遮掩我，

要因曾减弱我的酷暑，为你记功！

并且给你镶上，灿烂的金色边缘，

还授于你，一条七色绚丽的彩虹。


夜 云|1985
当乡村城镇，进入了活跃的恬静，

而你也显得，更加逍遥自在轻盈；

隔着你，仍看到月亮朦胧的圆脸，

透过你，还看见星星神秘的眼睛。


啊！你到底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

是安谧还是冷清？丰富还是贫困？

飘忽在上，最高妙也是虚浮无益，

接近大地，却成润物无声的甘霖！


思索你，我心里的疑云都消失了，

凝聚成点点水珠，多么可爱晶莹。

当崇高的信仰之光，驱散迷惘时，

你为人们，迎来滋润清新的黎明。


朝 霞|1985
是因焦灼的等待 ？还是久慕的到来？

是因愿望的成功 ？还是热恋的激动？

使你显得这样妩媚， 这样多姿绚丽！

你娇羞的笑脸， 是这样的动人绯红。



刚从睡眠中醒来的人们 ，舒展双臂，

呼吸晨风， 欢悦地望着东方的天空，

被恶梦久久困扰着的人 ，更是惊喜，

抖落苦涩的余悸 ，走向闪光的朦胧。


望着你，我希望的太阳也升起来了，

喷薄而出，冉冉地升起在我的心中，

于是一个新的构想，渐渐地孕成了，

如同婴儿，在健美母亲的腹中躁动！


秋  风|1988
哦，吹吧！豪爽而清醒的秋风

你带来了成熟富饶的信息

越过夏的热烈

实现春的希冀

你摇晃硕果累累的枝头

唤起对鲜花朵朵的记忆

掠过辽阔原野

禾浪层层翻起

天上凌乱的流云

被你整齐地梳理

败叶纷纷飘落的树枝

显得更挺拔富有生气

谁说秋风使人感到忧愁凄厉

季节和情绪有什么必然联系

悲观的人，一年都充满叹息

乐观的人，四季都美丽可喜

天空虽然不能永远阳光明媚

大地也往往长有荆棘蒺藜

但无论何时都不须怨天尤人

不能狂怒地诅骂天气

即使你带来了滂沱的大雨

也净化了受污染的空气

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彼岸

正感受到你渐强的威力

哦，吹吧，秋风，尽情地吹吧！

你也同我一样，深知造化的神奇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你厌弃

我却愿你成为我舒畅自由的呼吸

雪莱要你用他有韵的咒文

把他的言词散布人间

我却请你带着我和谐的祝词

超越民族界限，飞向国际

带着我对人类的挚爱

把良知唤醒在人们的心里

以正直清新的语句

把人们对真理追求的热望煽起

把愚昧仇恨刮得无踪无迹吧！

以爱为猎猎作响的旌旗

快让理想之船

把帆高高扬起！


诗  友
我们都潇洒庄重的忧愁

有穿透深层的机敏

所以灼热地交流

清冽的慰籍

火 不能冷漠凝固成

珍贵的装饰

属于我们的金子

谁也不能再用咒语把它变成

时髦的石头

这片土地上空的云

就该照着我们的意愿

变化出令人惊喜的壮美

思  乡
每当辉煌的子夜，

暖色的月光下，

我的梦象青藤爬上了

故居的墙垣

在无风的时刻

喧嚣的交响已趋沉寂

故乡，我听见了

你深情的呼唤!

作者：TS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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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简书

姜恩善长辈（先贤故事系列｜首集）

姜恩善长辈：逝世8周年纪念小文

作者：周建（温州藤桥教会传道人）

2018-6-19

前言：勿忘历史，勿忘先贤

“一个漠视历史的福音派信徒是肤浅的。”兰姆博士在名著《福音派的遗产》中如是说。

我们挖掘先贤长辈的一些生平故事与见证，为要帮助当今的基督徒在信仰与生活上变得更加地成熟、感恩、智慧与勇敢，在这个常有风浪交加和南风轻拂的年代——“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前5:12）

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进入了历史、继承了历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基督徒的成长需要我们学习历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充满抽象哲学概念的宗教，而是一个充满了历史事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所以，成为基督徒就必须和历史打交道。

值得留意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历史看得太重要，或者把历史的地位抬得太高，或者把历史看得太低太不重要。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卡尔•楚曼这样描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偶像化一切新的、有意思的东西，忽视和不尊重所有的传统；另一个极端是过度地怀旧，把传统和过去的岁月当作偶像。这两者都在消解福音的力量，第一个极端把教会当作是一个飘来飘去的无政府主义小船，每个主日都在重新发明基督教，并且随时都准备好被一个极具魅力的领袖所颠覆以更好地展示肌肉；第二个极端把教会牢牢地捆绑在过去的战车上，领袖们只会赞扬过去，而不会对传统做出建设性的批判。

楚曼博士让我们看到，历史是重要的，但需要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有智慧的话所言，“忘记过去，失去一只眼睛；沉溺于过去，失去双眼。”

“我众思念先贤圣迹，心中亦觉踊跃奋兴。先贤之信圣洁贤贞，我愿至终虔守此信。”（诗歌《先贤之信》）

在藤桥一带，从有史可查的130年来的基督教信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着。1887年左右（130年前），山岸冯小芹长老的黄老太爷（爷爷的爷爷）从永嘉楠溪黄田来山岸一丧偶之家增婿，这样，他把福音带来到上戍山岸，后来建立了聚会点（冯周福家），归属循道会会体系，成为藤桥地区有史可溯的最早的聚会点。1892年夏，藤桥的周永从、吴显高（献羔）、易百友，他们仨人结伙从藤桥到温州梧田帮人割早稻，在一基督徒家主的介绍下，在内地会听到福音而信主，成为藤桥一带早期信徒的代表。

面对这漫长的教会历史，上帝的有那么多奇妙作为，透过他的教会与仆人彰显出来。我们当求主教导我们“考察的决心，学习的智慧，稳健的信心”。

诗人在《诗篇111篇》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何等尊荣、威严、公义，他行了奇事……。”是的,我们应当谦卑地学习：1、赞美，2、考察，3、敬畏，4、以神为乐。

二、纪念：8周年，及一些感触

姜恩善长辈，出生于1922年。16岁经考核提升为代助（即今日的实习传道人），二年后（18岁）成为正式的内地会助士（正式传道人）同工。19岁时，成为了温州基督教内地会总会（市花园巷堂）藤桥分会田岭坳教会的代表。29岁被提升为内地会全职事奉的教师，受教会差遣，到永嘉县（亦可称青田县）吴坑乡塘坑教会为住堂牧者。一生忠心事主。2010年7月1日上午十时左右，蒙召归天，安息主怀，在世寄居89岁。

故，距姜长辈逝世8周年之际，发表本文，为8周年纪念小文，以示缅怀与纪念，激发我们铭记神在我们教会历史中的恩典与奇妙的作为，谦卑地反省当下，信心地踏足未来。

有人死了，依旧活着；有人活着，却已死了。有人死了，因信依旧说话；有人活着，也无话可说。“恩善公”列为前者。

本文资料，主要参照青年同工周弟兄曾以《他因信依旧活着》所写的一篇简要的回忆录。那是2010年8年26日，午，弟兄以深切缅怀之心，撰写《他因信》来怀念他所在的牧区传道人队伍中——一位为主受苦最多的、极其忠心谦和的老传道姜恩善长辈，年轻人都喜欢叫他为“恩善公”。

当时，周弟兄感触颇多，写下了不少日记，其中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从姜长辈蒙召归天至今，已近二个月了，内心总有着那么多对他及像他一样忠心于主、挚爱教会、关心下一代之长辈的怀念之心缅怀之情，或许有些事与人“已过去了”，成为了历史，但这个夏日的炎热、汹涌的洪水抹杀不了“忠心者”的见证与影响力。谦和、勇敢、忠心是姜长辈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为主多受劳苦及逼迫带给我们不息的事奉激励与生命震憾……

常感叹，我们牧区老一辈忠心的传道人一个一个地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与信仰的传承，被召安息主怀了，那么，存留的人——所谓的“老、中、青、少”会继往开来？会秉承他们的遗志与榜样？能如他们一样为真理果敢吗？如他们一样无私地忠心地服事主的百姓吗？同他们一样齐心竭力地兴旺福音吗？如果不信赖神的主权、信实、恩典，我们怎能有一颗“稳妥与平安的心”？——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这样一个越发世俗与妥协的处境中，对“我们的现况”充满了担忧——不，更像恐慌、恐惧，因为，与神的心渐行渐远了……当旧约的以色列民在“荒凉”中时，神总是提醒他们“回想列祖……”，当新约的选民在“软弱”中时，神总是提醒他们“回想云彩般的见证人……”。在初期教会时期，有人评估当时的基督教离灭绝只有一代之隔，为什么？因为保罗将要被浇奠了，提摩太又年轻，并且教会充满了内忧外患，那时，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要效法他一样忠于主道，为主至死忠心。……时至今天，神仍在不断呼召忠心的精兵，但愿这些活生生的榜样（圣贤们）能不断地鼓励我们越发忠心事主爱人。我想，这算是缅怀长辈们的重要目的之一了。

诚然，8年前的感触，依然可为今日的感想……

三、故事：生平事迹，奇异恩典

1、

姜恩善长辈，出生于1922年，岙底呈岸牛壅塘头自然村人。

他出身贫穷平凡、勤劳苦干的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高山上，经历着山上的清贫生活，靠着山上出产微薄的土产收入维持基本生活，养成了节俭、勤劳、朴实的习惯。在他未归主前，若遇到生病、患难、困苦，无奈地“听天由命”。

他的父母在养育儿女中，深受邪魔压制，小孩夭折，家庭悲苦，如陷水深火热的困境。一次，其母亲为恩善的兄弟患病而去藤桥当地一位名叫姜子文先生（内地会知名传道人）的家去看病，期间，她听到了姜子文传讲的福音，带领全家信靠了基督。从此，蒙神眷顾，她共生养了五个弟兄、一个姐妹，全家蒙了大福。

2、

其母亲信主虔诚，对子女以真道教养他们成长。神在他们家中也拣选了姜恩善，其名恩善，就是寄托着父母报答神恩、追求善道、羡慕圣道之意。他从小没有多读书，其知识大多从教会举办的学道会中领受所得。

自从家庭信主后，全家虔诚礼拜，每主日“心中想往锡安大道”（诗84篇）。信主早期，藤桥一带的内地会信徒会去温州花园巷去聚会。由于路程遥远，他的母亲都会背着姜恩善，凌晨二三点左右就从家中出发，提着灯笼，到宝昌岭时天已发亮，就把灯笼放在那，然后再步行至花园巷教堂聚会。下午散会后，回来至宝昌岭时天又黑了，又提着灯笼回到家。他的母亲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从小听到真道，盼望长大成为神使用的器皿。

年轻时，基督教内地会有勉励会，他是会员之一，每主日中午，藉休息时间，读勉励会书（资料）、试讲（实习讲道）。他多经努力，于16岁经考核提升为代助（即今日的实习传道人）。（当时，也正是藤桥循道会的曹圣芳升任牧师，叶植民、傅志和选为教师的年头。可见神在藤桥一带同时兴起不同的工人，无论是循道会，或是内地会。所以，人常称藤桥为牧师夥，谐音“莫斯科”）。二年后（18岁）成为正式的内地会助士（正式传道人）同工。年轻的他，朝气蓬勃，追求刻苦，圣灵在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引导与恩膏，他唱诗、祷告、讲道常叫人扎心，令聚会满有属灵的气氛与影响力。

50年代解放前后，原田岭坳教会（今下安山教会）因着神藉着一些青年人热心的事奉（如姜恩善、郑宝福等），作了教会中的中流砥柱，使教会越发复兴，在大厂、呈岸等地的信徒日益增多。他19岁时，成为了温州基督教内地会总会（市花园巷堂）藤桥分会田岭坳教会的代表。 

3、

他29岁被提升为内地会全职事奉的教师，受教会差遣，到永嘉县（当时也称青田县）吴坑乡塘坑教会为住堂牧者。（在他来之前，同为藤桥人的周立成教师也曾在这里驻堂牧会过，时约1952-1955年）。塘坑位于温州西北部海拔较高的偏僻山村，村庄地势如池塘，三面靠山。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落后，山峦起伏，出行皆需步行于狭窄弯曲的山路，为内地会传道人驻堂事奉最艰苦的牧场。据说，内地会新任教师或牧者进入事奉时，通常会被差到最贫穷的山区（作为学神学的实际功课之一），塘坑被人形容为“出门没有三步平”的僻远地区，最适合新牧者们的教牧训练与实践。

他在塘坑的事奉时间为1954年至1960年期间，共6年时间，忠心地服事那一带的人。本来，凡在僻远地区事奉的同工三年为一任，后可调动到平原地区服事，但因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又对当地教会信徒的牧养、教导事工果效突出，受到弟兄姊妹的赞赏与挽留，教会强烈要求他再留一任三年。在第二任期中，他带着妻子、女儿、老母亲共四人同来参与事奉。当时的事奉繁忙而有序。通常是周一至周五去信徒家中探访、祷告、勉励，周六在会堂中清心备主日的讲章为主。教师需要每月轮流在各堂点讲道，一周在塘坑，一周在章山，一周在白岩头，一周在周山，五周派往下嵊。

他在当地的事奉非常忠心，深得人心，在他的追悼会上（2010年7月2晚），有当地的弟兄姐妹自发七位代表组织前来参加聚会，他们动情地追忆姜老同工对他们的帮助与造就的事迹，令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无不受到激励，为神赐下这样忠心的牧者献上无比的感恩。 

4、

1958年全国兴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共产之风，对宗教信仰进行藐视与压迫，特别对传道人有着前所未有的轻视与仇恨，控诉之风流行。当时所有温州教牧人员都被要求需到温州城里参加学习班学习，会上干部会让大家自由放心地提意见、提批评。姜长辈为人忠实，提了许多意见，并且明确指出教堂是信徒自由奉献捐助建成的，任何人不应侵占教会公共财产。哪知这些意见被人汇成检举材料送交村里后，村里就对他进行指控与批斗。批斗当天，所有村民都指指点点，被戴着高帽，上面写着“宗教头子”、“牛鬼机蛇神”，进行批斗与嘲弄。之后，又押着他在村里游行，且恶毒地将他的二个大拇指用绳子扎紧挂起来，还是他的女儿姜爱心偷偷地冒险用刀割断绳子，使他脱离危险与折磨。

有一次，当地村民、干部强制占用教堂办茶厂。因着姜恩善长辈对真理的坚持，竭力保卫教产，维护信徒聚会，与当地的宗教歧视者起了矛盾。运动一来，他就成了首当其冲的批斗的对象在这场悲剧性的运动中，当地人用强暴的手段将姜恩善长辈进行嘲弄和欺压。他们将他带到一个庙中，他们压迫他跪在板凳上，凳上铺满了捣碎的瓦片碗锋玻璃片，他们又想法设法加重他的受力重量，叫二个人用力地压在他的双肩上，增加痛苦带来的威胁。致使他的膝盖受损出血（故留下了后遗症致使他后来行动带来不便），鲜血染满了整双腿，并且用尽方法地嘲笑与羞辱他。要他放弃信仰、否认耶稣，但姜恩善回答说，就是死我也要信靠耶稣。当时，有18个无情不义的党员，每个人都过去抽他的耳光、掌他的嘴，拳打脚踢，欺负羞辱与折磨他。当姜长辈痛得简直都弯了腰无法将身体挺直时，他们中又有一个人用脚猛踢他的肚子，叫他要跪的端正些。那一脚将姜同工踢成了重伤，肾被踢伤，瘫倒在地。被如此惨不忍睹地批斗和虐待后，他不得不被送到当地伤科郎中那里医治，由于伤势严重，只能躺卧于床疗伤。师母除了照顾他以外，还要翻山越岭去石坑岭、黄垟等深山中云找需要的草药，给他治病。当他病情稍微好转后，村里的人就强制他去劳动，一天四小时，以积工分，如以色列民在埃及做苦役一样。但他在那样的处境下，仍没有违背原初从天上来的呼召，一旦管制略有松动、环境稍微自由一点，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看望安慰各地的信徒，牧养主的羊。那里的高山低谷，包括平头山、狮子坑、白岩头、下垟、下嵊、柴皮、界坑、茶坑、吴坑、上陈、周山、黄船坑、里村等大小村落，一座座山岭，一条条山溪，一处处窄路，都留下他佳美的忠心的脚踪。正如《主寻亡羊》的歌词所说，“路径虽然高低不平，旷野虽远我必去寻。”他像极了他的好牧者主耶稣，去照顾艰难软弱中的百姓，在风浪的岁月中带去圣经的食粮与属天的安慰。

后来，据他的孙辈周爱招传道说，他从塘坑回来后，在家还要吃极多的中药，因受伤严重带来了后遗症之故。据说，那种恶劣的情景也正好被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姊妹在庙门口看到，她被吓得全身发抖，致使她早产，她所生的孩子就取名为“斗争姆”。可见，当时的处境确实考验一个人事奉的真伪与忠贞与否。后来，参加姜恩善长辈的追悼会上（2010年7月2晚）来自当地的一位叫阿志的弟兄说，那些迫害姜同工的人，由于没有悔改，其人及其后代都没有好的下场，见到了神的公义之彰显！难能可贵的是，姜恩善长辈本人对此事从不炫耀，也从不主动对人谈及为主所受的劳苦，包括他的家人及后裔。似乎在这一点上，他像他的恩主——忧患之子一样在事奉着神，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坚忍到底。

5、

在当时，教会在那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受到了沉重的逼迫，无人敢为他出来说话评理，也无力支持他的继续服事。后来，因他四弟姜恩道去塘坑劝说他回家种田，但他仍是恋恋不舍地又无可奈何地告别当地的弟兄姊妹回到了老家务家，以一个平凡而坚忍的圣徒身份默默地靠神而活，坚持家庭聚会，在岙底、潮埠、樟树等地忠心地事奉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比如主持婚丧礼、看望病人、帮助软弱人的代祷等，从未因着“不得时”而放弃事奉，而是实践着“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传道”的嘱咐。回顾他从1957年教牧人员必须强制地被要求参加政治学习班的六个月中，他经得起“风雨的洗礼”、经得起“邪恶的诱惑”，在信仰立场上没被“洗脑”和动摇，如同立在坚固磐石上的建筑一样，成为鲜有的一位为真理果敢和忠心的见证人，后世的教会与历史如此评估他说，“他坚持真理，并没有卖主卖友！”

我们敢说，他在早先传道人中最忠心劳苦、为主受苦最多的传道人，一点也不为过。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到1977年的十年浩劫岁月中，他为主经历了百般的试验与苦难，为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彰显了与主同苦的生命。比如，在三溪老竹传道时，被囚禁了一周；在横山聚会中讲道被捉在外垟公社囚禁了三天；被岙底公社以莫须有的罪名冠上了宗教头子的罪名囚禁了十五天；在看望塘坑弟兄姊妹时被当地公社囚禁了一周；某年冬天，在青田一带传福音时被捉捕，被绳子捆住吊在栋梁上三天，后又关了多日；还有，平时经常性地为神的名为了教会的圣工被人辱骂、轻视、凌辱，几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但他一如既往地对主忠诚、对圣工火热，成了当时的忠勇事奉者与教会守望者。他如点着的明灯，显出世代的黑暗；也如一台戏，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

6、

1979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达后，教堂恢复聚会，他比任何人都感恩，并且心甘情愿地再次献出自己所有的才能和时间为主工作，热心地参与着主日讲道与各地培灵会，脚踪遍及本牧区每个地方教会、三溪、梧田、永嘉、青田等地。对建造教堂事工也不遗余力地尽上自己的本分，忠心地奉献，努力地募捐，为各地地方教会的成长付出了心血，为主在各地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1984年，教会内中出现不同心的现象，当时他正担任牧区总负责，从1985-1987年三年时间中，为教会的合一尽了自己的努力。事奉的后期岁月，他如迦勒一样还愿到偏僻的山上住堂，默默地事奉着他自己家乡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主守望一方，欲燃尽自己去事主爱人，造就教会。

1999年以后，他的腿脚走路也不方便，从前线退到了二线，参与着代祷的事工。呈现于众人的，全然一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事奉画面。

2004年后，因着身体的衰微，只能躺着为教会在后方代祷，昼夜不息地为教会青年一代守望，为软弱患病的人代祷，直到他在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躺卧于床的“八年抗战”中，他从无怨言，从不后悔，从不灰心，如同羊躺卧在青草地一样，安歇在溪水边一样，总是对来看望他的肢体们说，“主的恩典，我躺的很舒服。”他从不害怕，因他相信上帝的伟大，会顾念他的渺小与软弱。

7、

当他临终前的几天里，弟兄姊妹看望他时，他还不忘为他人祝福祷告。他俨然是一位从不退休的战士与守望者。“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等待从地上的住址，被他一生忠心所事奉的主迁徙到天上的住址。

2010年7月1日，他打完了当打的仗，跑完了当跑的路，守住了当守的道，出色地完成了“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事奉生涯，安息主怀，流芳百世，得主赏赐。 

在2010年7月2日晚的追思礼拜上，藤桥牧区传道人团队的代表姜加恩长辈，为他所作的追悼词中如是总结他的一生：

“全能上帝的仆人、基督耶稣的真实门徒、基督教会可亲可爱的属灵肢体……姜恩善老同工，您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但您在神的家中做了不平凡不普通的事。您一生90岁如一日，但正如哥林多前书15：58所说，您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您，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为您存留。您一生留下的丰功伟绩，已成了我们众同工、众信徒的好榜样，求神兴起像您一样的好同工、好弟兄。主里安息吧，等候主第二次降临时再相会！”

2010年7月3日，送殡的那一天，阳光明媚，送丧队伍庞大，让世人惊奇平时“无名的人”怎会如同某高官逝世一样隆重，更何况参加送丧的人都带着一颗“真诚的怀念之心”，如他的属灵后裔一样。那天虽然气候炎热，但主内的弟兄姊妹依旧充满乐意与感恩之心，将姜长辈的骨灰送到高山，尤其那些参与军乐队的弟兄姊妹更是劳苦，汗如水滴渗透全身，喜乐却满怀，都觉得如此付出也是姜长辈当配受的尊敬。求神纪念他们的劳苦，更纪念姜长辈的劳苦与忠心。

八年春秋，一瞬间，漫天烽火，待黎明。愿主同在，期待天家相会。愿姜长辈的精神与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效法他的脚踪来忠心地跟随基督……

四、精神：美好榜样，因信仍旧说话

2010年7月5日，一周一同工学道会，中午，青年同工周弟兄与姜长辈的孙辈周爱招同工交通有关长辈的精神与榜样，还有若干年以来，我们时不时对长辈的一些回忆，思考他和他的伙伴们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与深刻印象，简约总结如下，作为今日后辈对他的敬仰与怀念。愿“我们效法他，正如他效法基督一样。”（参林前11：1）

1、他是甘心为主受苦又谦卑的忠仆

如果我们曾经的牧区历史中有一位长辈有资格谈论为主受苦，他就是首推的，但他从不会向人炫耀他的“为主所受的苦”，包括他的那些事奉经历，我们得知他的事迹，绝大部分都是藉着他所事奉的弟兄姊妹的见证而得知。

2、他是和平的忠仆

他是一位和平之子，他从不计较“前嫌”，对别人的误会和指责，他从不计算人家的恶。他饶恕“仇敌”，也为“仇敌”祷告，他在爱和饶恕上效法了他的主基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他就是这样一位有福的上帝之子，行在人间，光照四方。

3、他是清心事主的忠仆

他有一个被别人“揭露”出来的心愿——他自己鲜有提及，就是他在当时的处境中决定只生一个孩子，无论男女。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儿，在那个需要男丁做农务事养家糊口的年代，他也不生了。问他，为什么不再生一个儿子呢？他的心愿是“为要清心事奉主！”

感谢主，他视女婿为亲儿子一样。他的后代及女婿都非常地孝敬，尤其在他年迈患病在床的岁月中，女婿每天至少三次去探望与慰问他。他们都承诺一辈子跟随基督。

清心的人有福了。在基督里，他所得的比所付出的得到多的多；所结的属灵果子，福音所生的儿女，比一般的人多的多。如旧约时代的约瑟一样，“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创49:22）

4、他是爱慕神的话，并以真道培育敬虔后裔的忠仆

他一生看重神的话。他以圣经为友，圣经从不离开他，他也不离开圣经。他对圣经的爱慕与熟悉程度，配称为教师。一本圣经伴他走过了一生。年迈了，依旧拿着一本大版的圣经如每天的食粮一样。他是教会的好仆人，首先他是圣经的好学生。

他也照着主的道努力地教导后一代（弗6:4），忠心地管理着自己的家庭成员（提前3:4-5）。他懂得用不同方法教导子孙们“信仰”和“敬畏神”，督导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教导他们唱诗、读经，为人之道，更且是以身作则。

他特别地关注孙辈们的属灵成长，为他们守望，以真道教导他们。比如，对周爱招弟兄的服事，他总是经常性地鼓励他多试讲、常备讲章，为他的事奉在神前恒切代祷。如今他的这个孙辈已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忠心的传道人。

5、他是具有坚忍和感恩之心的忠仆

在他人生的最后八年时间中，由于他在一次聚会摔坏了臀骨，从此以后，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躺卧在床上的，但他从来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并不可思议地说自己很舒服，更且视死如归。常鼓励与劝勉他的家人和弟兄姊妹说，“如果上帝叫我走，我就快乐地走，如果上帝不叫我走，我相信你们（子孙）会给我服事。我一点也不愁！”

6、他是与妻子相爱同心的忠仆

他的妻子黄林娣是藤桥樟村人，二人结婚后，他们的婚姻及其生活方式在诠释着真正的爱，作了《林前13章》中爱的活注释。师母为基督、为教会，一生无怨无悔地支持着丈夫的服事，形影不离，同心走天路。她与他是最好的同工与朋友，同心合意地参与着探望、慈善、代祷的事奉，从来没有埋怨与异议。

在姜长辈晚年的病患期间，她事奉丈夫如同事奉主一样，默默无闻也甘心乐意。姜长辈离世的那一年，他的妻子也86岁了，她的外体虽一天不如一天，但内心在不断在更新着。神也很恩待他的配偶，至今，她的灵性、精神与身体均非常康健，充满了盼望。

7、他是辛勤劳作的忠仆

他懂得齐家。他爱慕圣工，到处传福音、带聚会、开培灵会服事神的家，自己家中生活的担子落在了妻子的身上。但他每逢外出培灵会回来，都加倍地承担起家务事，起早摸黑、任劳任怨地去田里山上打理庄稼、割草，一心地弥补事奉带来的家庭亏欠。

8、他是无可指责的忠仆

他的事奉与生活，让我们看到《提前3章》《多2章》的资格与榜样。他生前及死时，从物质上如同一位贫穷的传道人，但在永恒中、在上帝眼中，他富足的不得了。他从不贪爱钱财，从不贪婪权力，从不爱慕虚荣，从不追求面子与自己的利益。他活着，就是一位舍己的人；他死了，就是一位得着一切的人。在教内外，他均有好名声。在他的那个时代，成了一位被恩典塑造的活生生的榜样，如同一本活的圣经一样为主发光，向世界与教会传递着福音的大能与上帝的心意。他服事了那一代的人，并留下了芬芳的脚迹……

9、他是大被圣灵充满的忠仆

他的讲道通俗易懂，但大有恩膏。许多信徒在他主领与讲道的聚会中大被圣灵浇灌，悔改归正，奉献自己。据姜加恩长辈回忆说，他自己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就在恩善长辈负责讲道的——在牌坊一信徒家中举行的聚会中。当时会场极具属灵氛围，圣灵大大作工，叫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威严与喜乐。按照他们的话说，“整个会场都会沸腾起来”。

他与上帝的个人关系极其亲近，一直到老。据他的二孙女婿陈国义弟兄回忆说，他爷爷在世时的“灵程”很高，在地如在天，也常在异梦中经历神的引导。一次，他在异梦中见到自己到一个地方讲道，梦中的场景清清楚楚，岂料，三年后去的一个地方与他三年前梦见的一模一样。他经常会在睡梦中唱诗、祷告，并且还会讲一篇完整的道。这些经历，姜长辈的配偶也常会对他们的后辈分享，让年轻人了解奇妙的属灵经历，鼓励他们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信圣灵”，这是他的信条。他满有恩膏的属灵经历，帮助他的事奉大有属灵的果效与动力。他经常爱唱的圣诗之一是《真理圣灵》，无数次地哼唱着“真理圣灵在我心中，……充满我，充满我，求主圣灵充满我。荣耀圣灵今充满我，愿主现今充满我！”

10、他是善于关怀和具牧者心肠的忠仆

他具有牧者心肠，对神的爱与对人的爱占据了他整个灵魂。与他有交集的人都会感受他发自内心的关怀。青年姊妹内利回想起她亲自的体会时说，儿时她和养父常去姜长辈家去聚会，不仅常看到聚会中的人被圣灵充满的喜乐，也常看到恩善公的脸上总是挂着迷人的笑脸，热情接待众人。他的家就是教会，房子就如教堂。他在山上养的鸡鸭和猪羊，都会成为年终和圣诞聚会中的佳肴，分享于他人。内利清楚地记得，她儿时在养父家身体软弱，读小学时，她奶奶的身体也软弱，恩善公会隔三差五地来她家，关怀她们，为她们祷告。

那些熟悉他的人，都感受到他为父为母的牧者心肠。若他到某地方讲道，大老远就会有人在村口等候着他，亲切地喊着：“姜先生来了！姜先生来了！”人们待他如同接待耶稣一样，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他是一位满有耶稣形像的好弟兄、好仆人。

在他年老时，藤桥牧区的年轻传道人都愿意与他谈心、聊天。他也乐于年轻一代打成一片，如父，如兄，如师，如友。他在年轻一代同工中拥有别人无法逾越的属灵高度与主内情谊。比如，有二位年轻同工，在他去世前的二周，由于圣工繁忙出外，没能及时来看望他最后一面，甚觉遗憾，至今仍耿耿于怀。

11、他是举足轻重的忠仆

无疑，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名传道人，作为一名丈夫，作为一名父亲，作为一位邻居、作为一名公民、作为一名长者……他是成功的、忠心的。在我们牧区的教会历史中，他已占据了一个骄人的位置与影响力。一次，对藤桥教会历史颇有了解和负担的姜加恩长辈与周建传道，在回顾教会历史，论及在已逝的传道人中，哪个长辈在他们的心中印像最深，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姜恩善长辈，深被他的为人处事及忠诚事奉所感染，无不赞叹。在他的身上，我们真实地目睹了“恩典与良善”的神所带给这世界的“恩典与良善”是何其的精彩与全备。愿神纪念他的仆人，愿后代的人勿忘这些尊贵的见证人，并效法他们的榜样。是他们，这些忠心的先贤们，让“几千里宽度，却只有几毫米深度”的中国教会增加了属灵的深度。

结语：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结局。”（来13:7）

“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緾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前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来12:1-3）

当我们走过变幻莫测的尘世，有些事常令人疑惑，有些人远离了主，但主总能在他的国度中兴起一个又一个忠心的仆人，如明灯照耀，坚固他的百姓，荣耀他的名。今天，让我们恳求恩主，复兴他自己的作为。愿感动姜恩善长辈的灵也加倍地感动年青一代的事奉，事奉神、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阿门！

愿与圣徒们一起考察上帝作为的弟兄格致｜2018年6月19日｜凌晨｜温｜

特明声明：

一、本文内容，可自由转载分享，但请注明出处！

二、本文内容中，难免有疏忽、错别字、不完善之处，敬请了解姜长辈的亲朋好友，不吝分享他的有关事迹，使对他的生平事迹与见证有不断完善的可能。若有任何分享的历史典故与生活细节，请联系本文作者，或电邮8888zjzj@163.com，或直接在本简书后面“留言”。深谢。

三、关于其他长辈的经典见证，也请有告之。联系方法同上。

四、鼓励与倡议各教会，或对历史有负担的肢体，对自己身边的见证与历史事迹进行采编、整理、备存，以造就后来人，荣耀神。

“学习神的教会的实质，追溯它的历史，但却没有更多地认识神的智慧、能力和慈爱……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对这个教会的拯救上，神投入了他全部的荣耀，并如此启示了他自己，使天上的诸灵、圣徒和天使对他充满了惊叹、热爱和颂赞，直到永永远远。”——乌大维·温思娄（Octavius Winslow），《有关神宝座的事情》。

“过去，是安全的；未来，自有神负责。”——腓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基督教会史》

来源：简书https://www.jianshu.com/p/7adc7598f75e

杨凤岗：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

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带领教区26位神父，前往温州市市政府请愿。
(图:亚洲新闻,2015年7月24日）

编者注
作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

杨凤岗

原文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发表于2018年5月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5-25.
译者（佚名）
摘要
自2013年底开始，浙江省政府以美化环境的名义发起了强拆全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到2016年的4月，该运动悄然停止。这场运动之所以半途而终，主要是由于浙江基督徒坚持不懈的抵抗。本文通过对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时间与空间分析，展示浙江省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包括多次错过自定的拆除全省所有十字架的截止日期，各地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命令中的力度差异，以及基督教会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机制遭到破坏。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是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该案例预示着中国的政教关系或许正在趋近一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

关键词
强拆十字架运动，宗教抵抗，浙江

2017年12月，当圣诞节的赞美诗歌回荡在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巨大的圣堂时，该堂的前主任牧师顾约瑟正走出了看守所。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因为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公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强拆教堂十字架。像他这样在官方批准的省级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位子上公开批评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运动，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浙江当局免除了他在教会和协会的职务，进而逮捕和起诉。与此同时，不顾基督徒强烈反对，强拆十字架运动被强力推进。然而，2016年4月，这场运动嘎然而止。一年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夏宝龙被调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职位。2017年年底，顾约瑟牧师被释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表明浙江的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停止了，尽管当局并未正式宣布这场运动的终结。

这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DCC])是以非宗教的理由压制基督教的一个政治试验，它包装在一场更大的美化环境的“三改一拆”行动(Three Rectifications, One demolition [TROD] operation)之中，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在2013年年初公布的“三改一拆”最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宗教建筑。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这种奇怪的纳入使得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惑：为什么拆除正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会被当作是美化环境？许多教会拒绝执行，当政府试图强制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时，许多基督徒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十字架。这场运动以及基督徒相应的抵抗从2013年底到2016年春持续了两年多。尽管一些信徒遭受了身体伤害，牢狱之苦和其他惩罚，他们顽强的抵抗最终迫使政府停止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嘎然停止，既没有正式收尾，也没有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庆祝终结。浙江在2017年初在杭州举办了一场“三改一拆”展览，而这次展览既没有突出对教堂十字架的拆除，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迄今为止，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基督教大范围逼迫最严厉的一次，它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损害。全省有超过1500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下，包括宏伟的三江教堂在内的一些教堂被完全拆毁 (Hao and Liu 2018)，党和政府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破裂 (Ying 2018)。另外，这次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波及到成百上千万在浙江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McLeister 2018)。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拆除浙江境内所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并借此驯服基督徒。最终，绝大多数的教堂保住了或者重立了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这次运动也激化了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许多受影响的基督徒领袖为了表达抗议，辞掉了他们在官方批准的教会及其团体（即“三自”）中的职位； 其中一些牧师也开始活跃于家庭教会中。家庭教会一直反对加入“三自”，早已成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老大难问题 (Hunter and Chan 1993; Yang 2012; Vala 2017)。

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威权主义的局限和信仰共同体群体抵抗的力量。中共统治之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众抗议，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法轮动的灵性运动，经济开发中抢占土地的抵抗运动，等等 (Perry 2001; O’Brien 2008)。但是这些抗议最终都被强大的党和政府所镇压。这些大众群体的抗议运动大多是由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目标所驱动的，而这次基督徒对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抵抗则是一场有关象征符号的抗争，它也不同于法轮动这样的新兴本土宗教运动。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并且信徒众多。这些基督徒抵抗的直接动机是捍卫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神圣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激发无数基督徒团结而又愿意为此牺牲的一个神圣符号。在另一个层面上，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抵抗也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与法治的抗争：教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当局实行法治，落实中国宪法与其他党和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这些都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以“三改一拆”为包装所进行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我们首先呈现一个时间线以及对主要事件的分析，其中会指出一些重要文件，关键人物，和事件转折点。继而，我们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绘制出在浙江境内的基督教堂地图，用图像呈现近几十年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及快速发展。最后，我们将绘制出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的分布地图。

通过这样一个时空分析，将看出浙江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他们不仅多次错过所宣布的拆除所有教堂十字架的截止日期，而且他们也破坏了多年以来教会与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桥梁机制，并且造成基督徒与当前政权的疏离。 强拆十字架的失败表明，中国政教关系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可能正在趋向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将可能会导致历经数年的严厉镇压和激烈冲突。当下中国的情形使人想起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一些政教关系的巨大转换，首先是帝国范围内对教会的“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终结大逼迫，并给予了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权利。

强拆十字架运动以及基督徒抵抗纪事

2013年2月正式发动的“三改一拆”行动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环境改造的一项三年行动。这场运动最初的文件完全没有提及宗教（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然而，到了2013年的12月，非法的宗教建筑却已经成为“三改一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观察者把这样的事态发展归因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那年10月份对温州的一次考察。当他看到新建的三江教堂顶部高大的红色十字架时，他表达了不满。这座教堂坐落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它那耀眼的十字架从数里以外就清晰可见。在浙江各地多次考察中他看到许多耸立在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夏宝龙曾经发问：“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一个诘问句式暴露了通过强拆十字架运动和其他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是压制基督教。在他这次温州考察之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被悄然纳入“三改一拆”行动之中。强拆运动背后掩藏的目的，尽管屡次被政府官员以及官媒所否认，却是明明写在浙江省政府2013年12月4日的一份内部文件里，题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这份秘密文件有一部分内容泄露在社交媒体圈中，并最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其中毫无遮掩地陈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规范“过多的宗教场所”以及“过热”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堂及其活动和民间宗教的建筑首当其冲：“首要任务是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遵照省政府下达的针对特定宗教建筑的指令，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他们自己的落实方案。例如， 2013年12月8日，沙门镇在玉环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其实施方案 (Shamen Government 2014)。 这一方案列出了7类面临拆除的建筑，第一类是未注册登记的“基督徒聚会点”（ 这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的称呼）的宗教场所。第二类针对合法注册登记的宗教场所中那些超过规定尺寸的建筑，包括使得教堂整体高度超过所规定范围的十字架。剩下的五类建筑中是关于民间宗教“小庙小庵”的。这七类列表没有提及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的场所，尽管其在浙江省内的数量也很大。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许多基督教会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移除或是缩小其屋顶十字架的高度，相继而来的是拆迁队强拆的举措。2月27日，杭州市黄湖镇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成为首个被报道的强拆十字架事件。然而，不论拆迁队去哪个教堂拆十字架，总能遇到基督徒的抵抗，使得许多强拆行动未获成功。一个月后，浙江当局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党政官员积极实施强拆十字架运动，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的十字架。于是，强拆十字架运动迅速波及全省。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决心，政府拆毁了三江教堂。在抗争数周之后，这个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在2014年4月28号被夷为平地。教堂倒塌的图片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而这一倒塌也象征着过去三十年左右所维系的政教相适应政策的破裂 (Hao and Liu 2018)。

三江教堂被拆之际，浙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在浙江当局的压力之下，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理解并支持“三改一拆”行动。然而，在温州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领袖却发表了批评强拆十字架的公开声明，甚至有一些宣称要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Ying 2018)。此外，在浙江辖区之外的江苏省，隶属于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发表声明，请求浙江当局在拆除十字架问题上要谨慎从事(Chen 2014; Wang 2014)。为了应对负面的公众舆论并且为这场运动提供合理化论证，《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受到北京以及浙江当局的赞赏或奖赏，这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运动的支持 (e.g., Zhejiang Daily 2014)。恰在此时，2014年5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首个“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论及宗教对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对此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 (Liu 2014)。

受到媒体的肯定以及中央高层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4年7月9日发出号召，声称要“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如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口号的奇特回声 (Zhejiang News 2014)。在许多场合，奋力抵抗的基督徒与拆迁队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一些人受伤。有些基督徒也聚集在政府大院表达抗议。2014年7月末，平阳县的黄益梓牧师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 (New York Times 2014b)。随后不久，有十几位律师从北京和上海赶到温州为受伤或拘留的基督徒辩护。面对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律师的诉讼所带来的挑战，浙江当局迅即动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为“三改一拆”行动中拆除十字架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更有力度的辩护。

然而，从基督徒而来的法律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平阳看守所最初不允许黄益梓牧师会见他的律师张凯。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维权律师，张凯在平阳看守所门口静坐，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文字要求当局遵守法律、按着正当程序办事。这一事件被诸多国际媒体报道。迫于压力，平阳看守所勉强让步。不久之后，一张黄牧师身穿黄色囚服坐在铁窗后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及报纸上广泛流传，与之相伴的是他那精神十足、定意捍卫十字架的誓言。为了摆脱张凯，当地政府给黄牧师的妻子施压，要求她解聘张凯律师，如果她愿意配合，官方答应会释放她的丈夫。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他们这一承诺。数月之后，黄牧师的妻子重新聘请张凯为她丈夫做法庭辩护。2015年3月24日，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Zhang 2015)。媒体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这个判决结果已经代表被告方的胜利，因为这类案子一般刑期会长很多（参见后面提及的包国华牧师案）。因此，许多在平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纷纷寄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约有100所教会聘请张凯和其他律师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此外，张凯等律师在许多教会举行座谈会和讲座，帮助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会权益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种种法律程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行为缺少法律根据。尽管许多教会确实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审批，有些教堂也确实是超过了批准的尺寸，但是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教会教堂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符合法律的行政程序。事实上，缺少审批手续通常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拖延、以及政府官僚体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导致的延期 （Xiao 2017）。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教会有权利提起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起诉相关政府部门破坏教会财产。面对逐渐增加的法律挑战，强拆十字架运动放慢了进度，甚至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暂时停滞。

为了抗衡基督徒的抵抗及其律师的法律挑战，浙江当局于2015年5月5日匆忙公布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草案，征询公众意见 (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这个规范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得在教堂顶部设立十字架。尽管他们可以在建筑物正立面摆放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高度不得超过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而十字架的颜色也必须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显然，这个法规是要为已在进行中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提供合理化根据，按照这个法规，绝大多数现有教堂都不符合其要求。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兼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是浙江省内官方认可的教会组织里最受尊重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公开批评了这个规范草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浙江内外来自基督徒领袖、学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批评意见和担忧也蜂拥而起，但是浙江当局依旧在2015年7月10日通过了这个草率制定的规定。到了8月中旬，一些接受了张凯法律咨询的温州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这个新规定通过的过程及其法律依据公开信息。他们声称，根据现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如果政府在15天之内不提供相应的回复，他们将会起诉政府 。

在浙江境内的张力日渐紧张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5月25至27日高调考察了舟山和杭州 (People’s Daily 2015)。听取了夏宝龙关于“三改一拆”和其他工作的报告之后，习近平表达了对现有工作的认可，并且鼓励他采取更加勇猛的措施。 之后，浙江省领导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相应地，基督徒的抵抗也变得更加有力。2015年7月5日，浙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对浙江民宗委发布了一个公开呼吁，要求其立即停止强拆十字架的“恶行”。这个呼吁声称，强拆十字架运动已经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破坏了和谐社会，制造了仇恨，致使爱国会变成了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断桥”。7月10日，浙江基督教协会也公布了致浙江民宗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以“三改一拆”为掩盖名义的强拆基督教十字架运动已经影响了超过1200个 教会，包括那些具备所有必要审批证件的教会；同时，强拆运动伤害了浙江省内超过两百多万基督徒的感情，致使基督教协会的桥梁作用失效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此公开信也要求立刻停止强拆十字架的“谬行”。7月22日，一些在平阳县的基督教牧师发表公开呼吁，邀请国内外和海内外人士前来他们的教会见证强拆。7月24日，温州教区天主教主教带领教区的神父聚集在温州市政府大楼前举旗抗议。7月28日，温州天主教神父们发出一个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及所有基督徒的公开信，题为“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 (Wenzhou Pastors 2015)。

基督徒发起的这些公开抵抗变得逐渐难以用常规的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应对。因此，浙江当局采用了非正常手段。2015年8月25日，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被抓捕，之后被秘密关押（一种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罚）。在8月底9月初，超过12位基督徒牧师、长老和其他领袖被秘密关押。在那之后，强拆十字架运动强力推进，拆毁了更多的十字架 (见图1)。不仅如此，在2016年年初，顾约瑟牧师被免职，继而被逮捕和起诉。2016年2月6日，金华市的包国华牧师与他的妻子邢文香（他们于2015年7月26日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捕），分别被判处14年与12年有期徒刑 (BBC Chinese 2016)。

图1：浙江全省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每月受到影响的教堂数

然而，由于浙江的试验在省内省外招致了太多负面的反应，该省的方式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2016年4月22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意在设立习近平领导之下宗教工作方向与方针的会议，并没有认可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是另外四个省份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被当作模范而受到赞许。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强拆十字架运动悄然而止，没有任何结束的通告也没有任何完成的庆祝。约在一年之后，2017年4月27日，夏宝龙离开他在浙江的职位，被招到北京，安排了一个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虚职。*

尽管中国当局并没有正式宣告强拆十字架运动的结束，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以上重要事件的纪事显示了这个强拆运动错失了多次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首先，2014年3月28日，在全省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十字架 (Wanwei Blog 2014)。但由于三江教堂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强烈抵抗，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其次，《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那份秘密文件，明确要求在2014年年底拆除所有教堂房顶的十字架。这一官方目标在沙门镇公布的实施计划中得以证实。然而，强拆十字架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及至2016年春。第三，在2015年8月，温州的基督徒声称见到一个要求地方政府在2015年9月底之前拆除所有十字架的通知。第四，在2016年3月，一个新的拆除十字架的目标设立，要求在2016年4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这个运动在2016年4月中旬停止时，不超过1700所教堂失去了他们屋顶的十字架。这一数量仅占浙江全省现有教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解释。

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与被拆的十字架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包括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宗教组织。这一数据通过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向公众开放，其中收录了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的宗教场所信息。 关于每一个宗教场所，统计局的数据收录了它的名称、地址、设立年份、联络信息、一些经济特征等，借此我们得以定量地描述并分析宗教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地址我们查找获得了每个宗教场所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县所拥有的宗教场所的数量，并且通过镇中心坐标点用ArcGIS软件自动生成估算的乡镇多边形。尽管乡镇界线不够精确，但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宗教场所在浙江省各乡镇的地理分布特征。

地图1显示1949年之前浙江省境内多数乡镇并没有基督教堂，到了1979年，也仅有一些教堂被建立。然而，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除了浙江的西南地区，全省范围内教堂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温州地区作为拥有教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脱颖而出。其他教堂数量相对集中的的地区包括台州和宁波的沿海乡镇，舟山的部分岛屿，金华地区的东阳县，以及杭州地区环绕千岛湖的西部乡镇。

地图1: 浙江省在1949到2004年间各乡基督教堂增长情况

根据访谈和其他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堂是在2004年之后建立的。其实，这期间有过一股兴建教堂的热潮，许多新建的教堂变得更高、更大、更宏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建教堂都把高大鲜红的罗马式十字架（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安置在屋顶。这些分布在天际线中显眼的红色十字架确实在浙江变得随处可见。关于为何他们选择把鲜红的十字架置于教堂的顶部，我们访问了许多的基督徒，最常见的回答是红色既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救赎人而流的宝血，也意味着殉道者为信仰和传道所留的鲜血。

事实上，这种罗马式红色十字架在许多其他省份也变得随处可见。在一篇题为“十字架面对大喇叭：一个在国家权力下坚忍不拔的乡村教堂”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的论文中，黄建波与杨凤岗（2005）描述了在西北甘肃省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堂顶部十字架展开的对立冲突。在一个描绘华中地区上百所乡村教堂的照片展中，这一形状与颜色搭配的十字架也是最常见的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除了上述的神学象征之外，安静而又醒目伫立的十字架也象征着对压迫的无声反抗。官方的宗教政策与规定明确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而出版审查制度也遏制了对基督徒活动的媒体报道 (MacInnis 1989; Yang 2012)。然而，中国基督徒通常具有强烈的宣教倾向 (Vala 2017; Ma and Li 2018)。 因此，面对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四处受压、备受围堵的状态，树立在教堂顶部的红色十字架便成为他们在无神论政党统治下基督徒做见证的另类方式。实际上，夏宝龙那个“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诘问句式，恰恰表明了他对十字架符号象征意义的认知而决然以此为打击对象。然而，这项政治试验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高耸在教堂顶部又高又红的十字架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其他类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华人社会里，例如在台湾和香港，或是海外华人中，许多基督教堂顶部并没有又高又红的十字架。换句话说，立在教堂顶部那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是一个当今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十字架被漆成红色，一个表征鲜血与热忱奉献的颜色。但是，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国旗，以及少先队员红领巾的颜色。红色在旗帜上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在十字架上则意味着为维护信仰而牺牲自我的决心。前者是主动出击型的，后者是防卫型的，但两者都表征了火热的委身。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信仰充满激情的委身对党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唯一的忠诚。

浙江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受到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的教会的信息；不过，我们幸运地收到了郑乐国牧师（一位在美国做传道人的温州人）整理的被拆十字架教堂的清单。通过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以及他在浙江基督徒中的广泛人脉网，郑确认了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超过1200所受到影响的教堂。他告诉我们这个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对于在浙江的居民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或是电话传播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相关信息的帖子而被警方拘留。郑牧师在温州的家人也曾被警方问话，试图通过他的家人迫使他停止收集与公布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仔细研究这份清单后，我们发现郑乐国整理的名录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全面的清单。我们已经确认了大概四分之一受影响教会的地址，至于那些没有具体街道地址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把它们归并到县一级。地图2在2004年普查所知的教会数量上覆盖了这次受影响教会的数量。该图表明此次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杭州、金华、丽水、台州和温州。其余的地区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十字架被拆除。

地图2: 浙江省各县2004年教堂数和2014-16年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数

地图2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受影响教会的数量与2004年数据显示的教会数量相关性不大。温州、台州东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北部、以及杭州南部的县都拥有大量的教堂，且有许多十字架被拆除，但并不是全部拥有大量教堂的地区都受到此次运动的严重影响。根据2004年的普查数据，杭州西部的千岛湖地区、宁波南部、台州北部、绍兴南部、金华南部、以及湖州西部都汇集了许多教堂，但是少有十字架被拆除的消息。由此看来，强拆十字架运动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样进行的。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基督徒家庭成员或是朋友的压力而不情愿拆除当地的十字架。相比于强制执行拆除令，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教会协商来解决问题。比如，永嘉县政府在得知夏宝龙即将前往视察后，便首先与三江教堂的负责人协商关于如何避免冲突，后来也试图寻找避免完全拆毁教堂的替代方案 (Hao and Liu 2018)。如果没有来自省里的严厉命令，也许三江教堂不会被彻底拆毁。在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早期，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只是采取了缓慢应付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在2014年3月28日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督促地方官员显示行动的决心和加速行动。只是迫于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重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推进这场运动。与此同时，当局增加了对积极展开运动官员的奖励。例如，盛秋平在2014年4月28日三江教堂被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2014年6年，他就被提升为义乌市市长，继而在义乌地区强拆了大量的十字架。到了2015年12月，盛又一次被提升，成为了义乌市委书记。

结论

最近这些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例如，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曾公开指出宗教场所发展“过热” (Zhu 2013)。党和政府宗教事务管制部门一直以来试图抑制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就会尝试通过某些政治试验来取悦中央高层、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省把强拆十字架运动包装在“三改一拆”行动中，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试验。然而，这是一场严重低估了基督徒抵抗力的鲁莽运动。这种低估或许是因为众所周知浙江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他们常常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考量而表现出妥协倾向(Cao 2010)。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许多基督徒商人确实表现了静默无声，因为他们受到查税或审查其他经济活动的威胁。然而，许多牧师和传道人没有对于经济损失的担忧，他们带头护卫教堂和十字架，这会对他们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Zhu 2017）。许多普通基督徒也挺身而出，在面对拆迁队的冲突中，用他们的躯体保卫十字架。

为了应对基督徒的抵抗和法律上的挑战，浙江当局匆忙出台了新规定，希望以此使得强拆运动显得合法而又合理，但是这样的举措如此荒谬，以至于不仅招致了浙江省内外著名基督徒领袖的众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其他省份党政官员的批评。由于这种仓促的决定、不合理的规定，以及执行上的无能，这次失败的运动损害了浙江当局的形象。

如果将这次运动实际拆除十字架的数量与最初秘密文件中设立的目标相对照，显而易见，这次强拆十字架运动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伤害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过去几十年里，党和政府曾刻意竭力地把这些官方协会描绘成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然而，这些协会的领导却表示此桥梁已经因为这次“荒谬”或“邪恶”的运动而断裂。在信徒中重建对这些协会的信心即便仍有可能，也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在这个运动中对一些最著名的反对者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惩罚手段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顾约瑟牧师的无端指控，可以被看作是出于恢复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基督教协会信心的精心考虑。然而，金华的包国华和邢文香牧师仍在服刑，张凯律师等人还在“取保候审”。因此可以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尚未真正结束。

假如这次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成功了，它就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省份。鉴于它的失败记录，其他省份不太可能跟风。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基督教仍旧被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威胁，其他省份或地方官员就有可能为了获得奖励而以别的方式来压制基督教。

确实，近几年总体的政治气候使得打压基督教的运动增加了可能性。这种政治气候包括战斗的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为当局的威权行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2018年的2月，新的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生效。

我们的空间分析显示，虽然同样拥有大量的基督教堂，有些地区遭遇了十字架被大量拆除，而有些地区则基本上安然无恙。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环境，省委和政府下达拆除教堂屋顶十字架的命令，在不同地方执行力度很不一样。不是全省都步调一致地执行，地方官员中对待强拆令的配合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有些地方官员并不认可这次运动的目标。这个事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便更大的压迫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我们仍可预见，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必将会有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正如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303年至313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个严厉政策是不可能的。公元四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于公元313年由米兰赦令终结。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像过去四十年那样持续增长，那么，类似米兰赦令的转折时刻或许不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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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医院120周年院庆 英籍创始人苏慧廉曾孙来了

　苏慧廉曾孙查尔斯参观市中心医院院史馆

        温州网讯
        昨天上午，市中心医院建院120周年院庆纪念大会在医院门诊广场举行。

　　这场庆典，来了很多嘉宾。其中，有一位头发花白但身材高大的外国先生，格外引人注目。
　　他叫查尔斯，他的爷爷就是苏慧廉，那位在120年前漂洋过海，来温州建医院办学校的传奇人物。查尔斯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为曾祖父母在温州的事迹而骄傲。
　　市中心医院公开信—— @全球温州人寻创始者后人
　　今年8月9日，市中心医院通过媒体，发出一封给全球温州人的公开信。
　　信中写道(摘录部分)：
　　今年秋天，温州市中心医院(原市二医)就要迎来120周岁生日。这个横跨三个世纪的医院，得从1897年(清光绪廿三年)英国人苏慧廉、施德福在温州的故事说起。
　　那时候，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带着奎宁、碘酒等常用药品在温州创办了一间小诊所，后来小诊所扩建成定理医院(后依次改名为白累德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这就是浙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历经两个甲子的积淀，它记录并见证了瓯越大地近现代的沧桑巨变。
　　老温州人都知道，在医院附近，有条小巷子，叫“施公里”，这条巷子所纪念的施公，就是白累德医院的最后一任英籍院长、著名的内外妇儿兼通的全科医师——施德福(音译)。1917年，他来温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一职，并成立了浙南地区最早的护士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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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寻访苏慧廉和施德福的亲属，请他们来参加120周年纪念活动，重访其祖辈苏公、施公在温州的踪迹，同时接受我们深深的敬意。
　　所以，我院发起“寻找苏慧廉及施德福后人”活动，作为12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环节，恳请海内外温州人帮忙传播和打听，帮助我们寻访到苏、施双贤的后人。
　　这封公开信发出后，事情很快有了进展。在温籍学者沈迦和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端木敏静的帮助下，医院联系上了苏、施双贤的后人。
　　苏慧廉曾孙查尔斯——
　　我们家族为曾祖父母在温州的事迹而骄傲
　　昨天，苏慧廉的曾孙查尔斯来到了庆典现场。原来要来的是苏慧廉另外一位曾孙彼得，但由于临时家中有事，他便让弟弟查尔斯代表家族来参加。
　　庆典结束后，记者采访了查尔斯。
　　查尔斯今年58岁，身材高大健壮，谈起曾祖父的事迹，双目炯炯有神。
　　他说，120年前，当年20岁出头的曾祖父到温州后，曾祖母也跟了过来，两人在陌生的温州一待就是20多年，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建医院办学校，一直为温州人民服务。曾祖母写了很多书，记录了这段温州岁月，自己小时候听曾祖母说了很多有关温州的故事，曾祖父和曾祖母的这些经历，整个家族都知道并为两人骄傲。
　　查尔斯介绍，曾祖父虽然是英国人，但对温州乃至中国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力所能及地帮助这里的人民，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那个年代，温州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上瘾，我的曾祖父一直对此深恶痛绝，他成功帮助很多人戒毒瘾。他回到英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余生一直在为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做贡献。”
　　苏慧廉的女儿，也就是查尔斯的姑奶奶，长大后来到中国，创办了培华女校，即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林徽因的母校。
　　另外，记者了解到，施德福的儿子罗兰先生也接到了邀请，但他年过九旬，又因为子女太忙没法陪同，因此未来到庆典。
　　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
　　先贤们坚韧不拔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
　　昨天上午11时，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带着查尔斯，为医院院史馆开馆剪彩，里面记录了苏慧廉与温州的往昔岁月。
　　其中，令查尔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苏慧廉当年留下的敲钟。
　　那个年代，医院人手不足，通讯条件也很落后。苏慧廉定过一个规矩：钟敲一下，外科医生集合；敲两下，内科医生集合；敲三下，所有科室的医生集合。
　　说到当年的情况，查尔斯还提到，自己之前只在曾祖母的书中看过温州，真正到这里后，没想到温州是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市，当年的小诊所变成如此现代化的大医院，他为此感到自豪。
　　“我10月26日到的温州，去了楠溪江、永嘉书院、江心屿，都非常美，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曾祖父和曾祖母愿意在温州待那么多年了”。查尔斯说，他还走过朔门街、信河街，沿着曾祖父母当年的轨迹看一看“温州当年的样子。”
　　“120年中，我们曾历经危难，甚至陷入解体的困境。但先贤们筚路蓝缕，坚韧不拔，从未停止过奋斗的脚步：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坚守初心，真诚践行医学誓言。医疗技术与医学设备虽更新缓慢，但从未停滞；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虽步履维艰，但从未断层。正是他们的努力，才让这所医院始终矗立在瓯江之畔，终究屹立浙南，”黄建平表示，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市中心医院将志存高远，继往开来，为温州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温州晚报http://news.66wz.com/system/2017/10/29/105038488.shtml

一场跨越两甲子的全球寻访

一场跨越两甲子的全球寻访
温州网 2017-10-29

Charles Soothill（查尔斯·苏慧廉）之所以和温州市中心医院有着渊源，是因为他的祖辈苏慧廉——一位将一生最好时光都留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

苏慧廉曾孙Charles Soothill（左二）参观市中心医院院史馆
（图：蔡静/摄）

温州网10月29日讯(记者 潘涌燚 叶锡环 摄像 李新泽)“当时医院没有通信设备，在现在急诊大楼西边的老樟树上挂着一口铜钟，如遇紧急情况，以敲钟为号，召集全院医务人员……”

　　10月28日中午，温州市中心医院院史馆里，来自英国的Charles Soothill（查尔斯·苏慧廉）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忍不住伸出手轻轻触摸了一下铜钟。

　　这让他仿佛穿越了历史长河，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感觉。

　　Charles Soothill，满头银发，身高一米八左右。他今年58岁，是一位电力能源工程师，此前从未来过温州。

　　Charles Soothill之所以和温州市中心医院有着渊源，是因为他的祖辈苏慧廉——一位将一生最好时光都留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

　　创建浙南地区最早一所西医医院

　　这个横跨两个甲子的故事，得从1881年说起。

　　当年，二十岁出头的苏慧廉，只身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由此与中国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那时候，苏慧廉带着奎宁、碘酒等西方常用药品，在温州创办了一间小诊所。该诊所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一排瓦房共有八间，土木结构，南北排开。

　　随着诊所名声远播，患者日益增多，苏慧廉意识到必须建造一所大医院，才能满足当地百姓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

　　1897年2月17日，苏慧廉经过多方努力，选址温州市区墨池坊杨柳巷10号(今温州市墨池小学校址)盖建成定理医院，聘请英国科班出身的医师霍厚福担任首任院长。此后，该院迁址扩建相继更名为白累德医院、温州市第二医院、温州市中心医院。

　　定理医院是温州乃至浙南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1907年，苏慧廉离开温州赴山西，接任山西大学堂校长。尽管他离开了温州，但白累德医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造血”能力，逐渐走上正轨之路。

　　1917年，英籍医师施德福接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也是该院最后一任英籍院长。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曾获热带病学博士学位。

　　施德福在温州从医32年，精通医技，医德高尚。一些用中草药救治无望的重症患者，辗转来到白累德医院，通过西医治疗起死回生，留下了一个个医患情深的动人故事。

　　海内外接力找到苏慧廉后人

　　“我们要寻访苏慧廉和施德福的亲属，请他们来参加医院120周年纪念活动，重访其祖辈苏公、施公在温州的踪迹，同时接受我们深深的敬意......”

　　今年8月，温州市中心医院在即将迎来120周年庆典之际，向全球温州人发出了这样一封特殊的寻人启事。

　　信中提到，希望全球特别是在英国工作生活的温州人帮忙提供信息，寻找市中心医院创始人苏慧廉和施德福的后人。

　　一场跨越两个甲子的全球寻找行动就此展开。

　　远在海外的侨胞，定居上海的温籍作家叶永烈，以及一些温州市民，纷纷通过微信、电话、信件等方式提供线索。

　　一个月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端木敏静从美国带回来一个重要消息，“寻找医院创始人——苏慧廉与施德福后人”活动中要找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位是苏慧廉的曾孙彼得(Peter)，另一位是施德福的儿子罗兰·施德福(Roland Stedeford)。

　　随后，端木敏静通过《寻找苏慧廉》一书作者沈迦提供的E-mail地址，替市中心医院给彼得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邀请他来温参加建院120周年活动。彼得因家里有事不能来，答应让弟弟Charles Soothill前来参加。

　　彼得找到后，施德福的儿子罗兰·施德福也顺利找到。他是一位外科医生，现已退休。年过九旬的他表示很遗憾，因为子女比较忙没时间陪同，所以他不方便来温州。

　　得知苏慧廉后人来温参加庆典活动，温州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非常高兴。他说，正是因为苏慧廉先生创立了定理医院，才让市中心医院开启了新征程。所以我们想寻找他们的后人，以此纪念为温州医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感怀国际主义给温州人带来的福祉。

　　黄建平表示，这段历史搭建了中英医学领域友好交往平台，能够激励医院全体同仁更加努力工作，更好地为市民做好医疗保障。

　　“我将接力做好中国文化传播”

　　Charles Soothill是苏慧廉的曾孙。10月26日，他受邀第一次来到温州，参加市中心医院120周年纪念活动。

　　站在曾祖父生活了25年的土地上，Charles Soothill脸上写满自豪，“祖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救死扶伤，赢得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我认为非常了不起。”

　　他说，从小就听长辈讲过曾祖父母在温州的历史，长大后陆陆续续读了不少曾祖父母写的书籍，从中知道了他们一生和温州的缘分。我的家族一直流传着曾祖父母的故事，大家对温州都怀着一种特殊情结。

　　这几天，在市中心医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Charles Soothill先后去了曾祖母笔下的江心屿、楠溪江、朔门老街等地。“曾祖母提到的江心屿，我也特意去看了，东、西两塔比想象中更美、更雄伟。”他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温州。

　　Charles Soothill尤其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曾祖父当年创立的医院，如今无论是医疗设备还是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告诉记者，曾祖父回到英国之后，一直在牛津大学担任教授，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

　　“回国之后，我将把在温州的这段经历写成游记，分享给更多的家族成员和英国人，接力做好中国文化传播。”Charles Soothill说，这里真的太特别了，这或许就是曾祖父为什么能够在温州生活了25年的原因。

来源：一场跨越两甲子的全球寻访

温州网：http://news.66wz.com/system/2017/10/29/105038509.shtml

藏在耶鲁大学的温州老照片 作者：端木敏静

藏在耶鲁大学的温州老照片 

作者：端木敏静 

        二〇一六年，笔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作为世界一流名校，耶鲁大学在保护人类文明成果上不惜代价、不遗余力。例如，耶鲁大学注入巨大资金、倾其全力建造的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古籍善本图书馆。这所特殊的图书馆外面看似脆弱，其实却是能抵御核武器破坏力的坚固建筑。耶鲁大学把图书馆打造得比国家金库还坚固，就是为了让代表人类文明的珍本文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安全无虞。

左：朱德盛牧师( Robert Grierson)于温州平阳
右上：朱德盛牧师与平阳信徒在教堂前合影。
(英语说明文字指出这是平阳“Da-oh”，从拼音发音来看可能指平阳的“大岙”，笔者按。)
右下：朱德盛牧师(中)、内地会传教士施先生(E.C. Searle)(左)和信徒合影。

　　耶鲁大学图书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共计二十五座，其中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珍藏了大量近代在华传教士的档案材料。该图书馆特藏部对此类档案的重视程度、保管的精确细致、投资力度以及研究深度享有盛名，是全世界各地相关研究的学者受益匪浅之地。例如，特藏部收藏了日本侵占南京时期传教士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数千份文献资料与历史照片。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极其珍贵的。同样珍贵的还有近代在华传教士在中国拍摄的大量老照片，用镜头记录了近代中国的风土人情，真实还原了百年前中国城乡风貌。下面这组晚清温州的照片就是来自笔者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所收集的部分影像材料。

　　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通过关键词“Wenchow”(晚清时期温州的拼音字母拼写)、近代温州外国传教士名字等查找与晚清温州相关的影像资料。由于近代温州的外国传教士大多数皆来自英国，耶鲁大学所收藏的相关资料不多，但是通过耐心查找梳理、多个关键词的仔细搜索找到一些珍贵材料。例如英国内地会驻平阳的传教士朱德盛(RobertGrierson)所拍的一组晚清中国照片和他的日记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这组照片以影集形式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根据影集资料说明，这组照片拍摄于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每张都附有朱德盛牧师亲笔文字说明，资料弥足珍贵，笔者一一扫描收藏。另外，笔者还找到内地会女传教士慕传荣(Moler Maude，据“China’s Millions”称于一九〇六年从温哥华来上海)写于一九一三年两封信，同时附有四张温州内地会女校师生的照片，照片清晰，晚清民初时期温州女生的音容相貌历历在目。

左：朱德盛牧师坐在夏天椅子上写中文电报。
　　右：朱德盛与平阳信徒一家四口合影。 ( 根据英语文字说明，这位中国男子姓“Ling”，根据当时拼音发音接近“林”。右一为林先生的养子)

左：一群平阳基督徒照片。
　　右：朱德盛牧师和他的同事在平阳寓所的家居照。
(英语文字说明如下：温州平阳寓所的餐厅。右边姜炳文，左边是朱德盛先生，以及施先生。)

　　内地会英籍传教士朱德盛于一八八五年来到中国，一八八五年先在金华传教，一八九八年到温州平阳工作，一九一一年离开温州。耶鲁大学所收藏的这组照片是朱德盛牧师拍摄于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记录了他在平阳生活的片段，再现晚清时期平阳的城乡风貌。根据英国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内地传教士名录，可以查询到当时与朱德盛牧师一同在

　　温州平阳的内地会传教士还有Edward Hunt(中文名衡秉钧)、E.C.Searle(一八八五年来到金华传教，一八九八年来到平阳，取中文姓氏施，下文用施先生称呼)、William Grundy(中文名姜炳文，英国人，一八七一年出生，一八九五年入内地会工作，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在年温州平阳工作)这些传教士的名字在朱德盛牧师的这组照片中出现，因此在此说明。

　　内地会女传教士慕传荣目前所存的中文资料几乎空白。笔者根据《亿万华民》关键词查询以及相关人物、时间、地点等查询找到一些资料，大致勾勒出这年传教士兼女校教师在温州的生活。根据一九〇六年《亿万华民》记载，慕传荣于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七日从温哥华到达上海。先在汉口的内地会学校辅助教学，后来到温州内地会女校做教学工作。根据出发地点可以推测慕传荣来自北美。根据笔者进一步查询，终于在一九一六的《亿万华民》查到英国内地会在北美地区差会的传教士名单(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进一步证实慕传荣来自北美地区。从她给美国亲友的信件中大致推测可能来自美国芝加哥。一九二六年《亿万华民》六月刊登了慕传荣一封信，描述温州女校的近况。一九三六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新教使团目录》记录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温州的传教士，温州地区传教士名单中依然记录“Moler Maude”。可见至少慕传荣在温州工作了三十多年，而且一直未婚，全心投入服事温州百姓。根据沈迦先生提供更加确切的信息，慕传荣一八七八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一九四四年七月离开温州返回美国，一九六〇年去世。
　　

左：平阳县知县与朱德盛牧师(朱德盛牧师沿袭当时人们对知县的俗称“父母官”。
照片下方英语文字为“The Father and Mother Mandarin”， “mandarin ”在晚清指清朝官员。)
　　右:在平阳英籍内地会传教士施先生(Searle)。(照片场景是传教士于平阳的寓所)

　　这两封收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慕传荣家信写于一九一三年，其中一封内附内地会在温州创办的育德女校师生照片，信中简单记录当时女校生活片段，并对照片人物具体说明。这组照片中有两张是温州育德女校师生照片，内有温州育德女校的本土女校长和女教师。晚清时期，温州最早的女子学校均由英国传教士兴办。当时循道会兴办的艺文女校基本由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妻子苏路煕(LucySoothill)执教，而后有苏慧廉女儿做助手。在苏路熙自传以及其他关于艺文女校的记载中都未提及艺文女校培养本土教师，苏路熙还提及艺文女校聘请温州育德女校培养的温州本土女教师。育德女校的这两位本土教师可以说是温州近代史上最早的女教师。遗憾的是，笔者目前无法获知这位温州近代史上这两位最早女教师的全名，信中没有提及她们的名字。根据苏路熙的自传，晚清时期普通女性没有名字是普遍现象，未出嫁时在她们兄弟后冠以姐妹称之，出嫁则以夫姓+氏称之，因此名字不详也是意料之中。

　　慕传荣档案材料里还收藏一张摄于一九一五年的照片，内容是育德女校学生毕业照，女生们手持毕业证书。耶鲁大学图书馆对历史档案的尊重和爱护，使得这张摄于一九一五年的照片至今仍是清晰，女生的音容相貌栩栩如生。图九中一对传教士夫妇(Mr. & Mrs. Seville)，根据《1905-1918年内地会传教士和传教站名录》Seville在中国期间中文姓氏根据英语发音取“夏”。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etc.1910”年鉴记录，夏先生名字缩写为是G. H. Seville，该年鉴中特别点出夏先生受过高等教育已获文科学士学位。根据“温州基督教文库汇编”(网址： http://wzbxcc.blogspot.hk/2014/11/the-sevilles-in-china.html)，夏氏来自美国，英文名“George Hugh Seville”，中文名“夏时若”。一九〇二年来到温州，一九〇四年与传教士江孟氏(Jessie MaudeMerritt)结婚，在温州生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儿子不幸一岁夭折，大女儿(Janet)和二女儿(Elsa)在照片中出现。三女②Edith(中文名：美福)著有“Mei Fuh：Memories from China”一书，书中有不少关于温州城貌、风俗、故人的描写(沈迦《西方视角中的近代温州》，见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温州日报》)。

　　图十二是慕传荣写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三日的信。信中介绍所附照片上的人物，因此附上信函原件。除了介绍照片人物和一些女生的特点，信中还讲了一些零碎话题，如温州炎热气候，也提及学生在校时间过长造成很多等候入学的女生没有机会。我们现今看为稀松平常的入学权利在当时却是稀缺资源，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女生手持毕业证时，深知她们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迈入课堂于我们而言只是轻松一小步，而她们却要迈过重男轻女的传统偏见和压制女权的千年封建礼教的重重门槛。今日端详这些旧照，致敬这群勇敢的女性。

　　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资深管理员Joan Duffy和Kevin Crawford，在特藏室查找收集相关资料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本文所有照片均由耶鲁大学图书馆提供，请勿转载。特别感谢沈迦先生给此文提供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夏时若、姜炳文和慕传荣的汉名和温州工作时间等补充信息，有力充实了本文相关的人物时间史料信息。最后特别感谢美国友人Leroy Guillen在笔者鉴读原始档案材料中英语人名所提供的帮助。

　　[ 1 ]原照片背面对人物有编号，方便原件信中说明。另外信件第二张左上方文字翻译如下：29号是刘氏。第二位教师是37号。40号是我们女校的孩子，曾是一位弃儿。43号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女孩，擅长做操、游戏。34号是个聪明开心的孩子。
　　[ 2 ]信的原件两位女孩名字是“Kung-mai, Sho-mai”。根据拼音，“mai”就是温州方言中对孩子的称呼“娒”。当时女性地位低，没有名字司空见怪，用“娒”放在父家人名字后面称呼女性很常见。“Kung, Sho”估计是她们兄弟的名字简称。
　　[ 3 ]传教士夏时若妻子，育德女校教师。
　　[ 4 ]原文是“Hope Cottage”，大概是内地会传教士夏天避暑的房子。

来源：http://news.66wz.com/system/2017/07/09/1050077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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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温州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调适 ——以《晚清温州纪事》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温州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调适
——以《晚清温州纪事》为中心的考察

2016年10月30日

来源：《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作者：石杨柳 孙邦金
参考链接：http://www.cssn.cn/zjx/zjx_zjyj/201610/t20161030_3256477.shtml

新教伦理还是财神伦理——兼论温州基督徒的财富观

肖云泽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上海 200241 ； 肖云泽 ； 李向平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上海 200241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浙江学刊 ； 2015年 03期 (2015 / 06 / 23) ， P5 - 14
参考链接：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zjxk201503001

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

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
发布时间: 2016/7/7日  
作者：澳中华研究中心

关键词：  流离 凝聚 巴黎 温州人 基督徒

通过结合温州独特的地区文化和一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温州人在中国的全球化商业扩展中维护着他们的地方骄傲。一个温州基督徒曾这样比较有基督信仰的温州人和其他海外华人群体:“无论温州人去到哪里，他们都会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但是外人(指其他海外华人团体)往往成为一盘散沙——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旦失败则常常会觉得低人一等。”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移民政策愈趋宽松，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跃升为愈益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人、中国制造、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消费、中国的资本以及意识形态都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海外移民现象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向性的复杂特征（移出、回流、多重迁移并存）。中国不再仅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有形概念，其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影响着世界不同地方的社区生活、文化发展、政治形式、经济与消费。

与全世界做生意的温州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华商群体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今天的温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跨国界的中国海外经贸代理人角色，他们以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生产”为特征的“温州模式”，通过民间自发的、几乎无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网络，不断在全球拓展着中国的商业版图。

据温州官方的统计数字，现有 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与温州商会形成了温州人的营销网络，年商品交易额高达6,650亿元。另据温州市侨办几年前统计，90%的温州华侨侨居欧洲，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和米兰、法国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德国的法兰克福几个城市。恰恰是这一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温州人经济，在物质层面上促成了华人商城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与扩张。然而这一经济全球化故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人社区的宗教信仰与组织形式。本文将以旅法温州华人基督教为例，展示一个在流离与凝聚、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的张力中生存与发展的移民社区。

流动的信仰与离散的社区

温州的边缘政治地理位置不仅有利于历史上活跃于沿海地区的西方传教运动，同时也成就了改革开放后本土化基督教与移民商业的蓬勃发展。旅居巴黎的温州移民至少有13万左右。据笔者实地统计，在大巴黎地区约有二十家以温州移民为主的华人教会。几乎没有温州人是为了纯粹的宗教原因而移民西欧，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国内已经是基督徒，为了实现致富梦而来到法国这一世界时尚之都从事小商品零售和批发贸易。巴黎有三条著名的“温州街”，分别在庙街、美丽城和伏尔泰街。温州人在那里经营的皮具、首饰与旅游纪念品商店林立。巴黎温州移民社区内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于温州郊区的丽岙镇这一著名的侨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从丽岙移居到巴黎的10、11、19和20区。一个温州传道人将这一跨国人口流动描述为“把温州一个村搬到了法国”。只有极少数人是从温州的三个主城区(鹿城、瓯海和龙湾)移民过来的。这就注定了移民经历的城乡与中西的双重文化过渡将是曲折坎坷的。

宗教在巴黎温州商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鲜明的角色，塑造了信徒在面对非法身份、道德权变、原籍忠诚及国族归属等问题时所持的态度及处理方式。这些移民的温州基督徒在一个陌生的社会空间中采取了一种宗教意义框架来支持他们的商业社会运作。温州移民教会与西方教会或其他海外华人基督教社群不同的是，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并不与法国本地教会交往而是与温州家乡的教会组织保持紧密联系。这与在欧洲的温州移民群体的家族式商业运作方式相似。

例如，这些温州移民教会会定期邀请温州传道人在欧洲用温州方言讲道和主持教会活动，并支付他们差旅费用。巴黎最大的温州移民教会“巴黎温州教会”有1000多位受洗信徒，曾为温州郊区建立的一所神学培训机构捐献了30,000欧元，并持续为招生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援。这个移民教会也制订了一条相关规则，即一旦收到任何温州教会要求资金援助建设教堂的吁求，他们就会立刻捐献1500欧元。巴黎较大的温州教会团体都已经有或者已计划购置他们自己的聚会场所。对于温州信徒来说，拥有教产就好像在巴黎拥有一个物质与属灵的家园。跨地域温州教会空间的增长使得世界各地的温州基督徒的声誉都得到显著提升。

巴黎温州移民总人口中的基督徒比例仍未可知，但笔者估计巴黎温州华人中约有10%-20%是基督徒，这与温州本土的基督徒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数温州移民是通过不同途径非法进入法国的。基督信仰对于是否移民的决定——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方式——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移民和迁移的经验往往会生成或加强个人的宗教委身度。有一些温州移民会进行长达数月横跨亚欧大陆的危险旅行，以偷渡来法，他们皈信基督教以寻求或感谢上帝保佑他们旅途平安。

作为来法国后皈依的信徒，晓敏讲述了她在来法旅途上的磨难与信仰见证，认为神拣选一个人，就会把他放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来塑造。她在一个寒冷雪夜被安排从克罗地亚偷渡到斯洛文尼亚的路上不慎跌落到一个冰窟窿里，她回忆到：“那时候我整个人身上手上全部已经冻住了一样，还有两个外国人跟我们一起偷渡的，他们就过来左边架一个右边架一个，把我整个人这样拉过去了，后面也继续走，差不多走到那个交界处的时候，我们又在那里等，等那些车过来把我们送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我觉得是神他让我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想起我的婆婆对我讲的一句话：‘孩子，出去外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当你惊慌或者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叫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救我’，当我掉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婆婆对我讲的这句话，我说主啊，你来救我，就这样子。”晓敏在遭遇劫难那一霎那感受到神与她同在，她感到自己的信心被神建立了起来，并觉得真的世界上有一位神的存在。每当她走不动了，她会祈祷神帮助她安全到达法国。

恩德是91年来法的温州传道人与服装商人，他在50天的路途中跨越了13个国家。当他回想起那段无比艰辛的旅途，都十分感慨自己的幸运与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正如他所说：“这也是神带领的，非常奇妙。所以我经常在讲道的时候说，在圣经里面，天使跟玛利亚讲，蒙大恩的女子，你是有福的，所以我是蒙大恩的男子，上帝特别祝福，特别赐福给我。” 正如17世纪乘坐“五月花”客轮从英格兰跨越大西洋登陆美洲大陆开创新生活的清教徒一样，恩德也为自己的冒险经历进行了富有宗教灵性色彩的诠释：“上帝今天把我们带到法国，那我就跟上帝说，把你给我的救恩也带到法国，把你给我的恩典，借着我也来到法国，把你给我的平安借着我带到法国，我现在是还福音的债。”

移民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社会过程，特别是当人们由于经济驱动而非法跨越边境时。宗教为其信仰者或潜在信仰者于颠沛流离中获得情感与身份的安顿。巴黎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他们是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达法国的第一代温州移民，都有积攒第一桶金和建立家族生意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不少人支付给蛇头约15-20万人民币以偷渡到巴黎。那些基督徒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他们在讲述自己的移民故事时常常会强调“人往高处走”的人类天性而低调处理偷渡的非法性。对一部分基督徒而言，前往巴黎途中所经历的艰难与遭遇的苦难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并成为他们依靠和寻求上帝的见证。在大部分人眼中，移民通过解放年轻人的商业精神而造福了那些处于移民输出社会中的家庭，因此应尽可能地鼓励这种行为。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温州移民教会的牧者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对法国悠闲生活方式的震惊，这包括法国的低结婚率、女性吸烟现象、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以及他们没有野心成为“老板”。

对于大部分温州移民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生活主要关切两件事：做工赚钱和事奉教会。这种自我孤立常见于温州移民社群，特别在第一代移民中尤为突出。移民教会圈是他们在巴黎除了家庭之外唯一延展的社交网络。老华侨吴弟兄在巴黎住了18年仍然不懂法文，并宣称自己也没有时间看中文报纸或是中文电视节目。当被问及是否喜欢法国食物时，他说他只喜欢麦当劳，而麦当劳在他眼中是典型的法国食物，他常常在探访教会信徒后吃麦当劳。

移民教会中的中老年人对领袖的职分竞争十分激烈。笔者曾亲历他们在主日聚会后在整个会众面前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当大部分信徒哀叹教会的不和之时，他们也往往沉浸于评论教会内“戏剧化”的权力斗争与家长里短。那些男性的平信徒领袖似乎特别希望通过这种宗教式的补偿来平衡他们在新社会中对于生活的缺乏掌控。通过强调传统的父系权威，来弥补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由于这些来自中国农村沿海地区的温州移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有巨大缺失，使得移民教会很可能成为他们在巴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唯一机会。无论是传统的民间同乡会网络还是专业的商会组织似乎都无法像以会众模式(congregational model)为基础的基督新教那样有效地容纳大众参与社会的热情。同为宗教全球化形式的移民佛教会馆在巴黎温州人圈中虽有不小影响力，但相比较而言，其影响力主要不在日常参与公共事务与家庭生活领域，而局限于节庆时期的烧香祈福以及私人灵性服务的框架。

抱团融入：因信仰而凝聚

在学术圈内和大众媒体上，人们对温州人同乡互助的文化精神有着广泛的认识，将之视为温州人经济在国内外成功的法宝。基督教信仰更为这一同乡之情附加了一层内部相互信任的跨国网络。在巴黎的许多温州移民基督徒都来自家乡同一个教会系统。同一系统内的教会，不管彼此相距有多远都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在巴黎，“温州教会”这个词经常同时涵盖了巴黎这边的温州教会以及中国的温州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巴黎的温州移民基督教社群看作是中国温州商业家庭模式的基督教复兴的延伸物。

教会为年轻男女们提供了可控的互相结识的渠道

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温州人教会都是以众多家庭或家族为其有机组成单元的。第一代温州移民很少与其他地方的华人通婚，更不要说与外族通婚，这来源于他们对一种近代家庭经济模式的终极坚守。笔者的被访者中很大一部分都公开表示对于挑选温州裔配偶的偏好。比如，曾有一个温州年轻男子(也是一个传道人的儿子)持短期旅游签证来到巴黎，经由移民教会介绍认识了一个9岁就来到巴黎的法籍温州裔女子。他们在男方的三个月签证有效期快结束时完婚。结婚两个月之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为女方的家族做生产箱包的生意。这位女子也是一个基督徒，在回顾他们的关系时她说自己非常信任丈夫，而且在第一眼见面时就相信他是那个对的人，因为传道人的儿子一定是值得信任的，尽管他们在结婚前只在周末见过几次面而已。

移民教会为年轻一代的温州移民提供了一个高度可控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互动的环节来遇到自己潜在的未来配偶。与温州移民社群以外的人通婚常常不被看好，因为这样会“淡化”他们所苦心经营并珍视的温州式家族生意。特别是在市场与社会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稳定的传统家族网络往往是移民唯一的商业资金来源。因此在巴黎温州华人圈中，最受欢迎的结婚对象自然是温州裔基督徒。在离婚与婚前同居盛行的法国社会，没有同居经历的人往往会遭到讥笑。法国社会过于世俗的道德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移民教会清教徒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他们以基督信仰见证一个人在法国这样“自由放纵”的环境中是否还能保持“圣洁”的品性。温州移民教会明文规定，在教堂中举行婚礼仪式的双方信徒均不许有婚前性行为。个别甚至明文规定教徒不得离婚再娶（嫁），否则即犯下淫乱罪。

在移民教会中，信徒们听温州方言布道，并用方言讨论教会事务，在一些特殊聚会中分享他们从返乡旅途中带回来的家乡食物。卤鸭舌是经过加工和包装的温州著名小吃。在温州，人们常常将鸭舌作为开胃凉菜或是下酒菜。在巴黎时，笔者曾数次受邀去一对温州夫妇家和几十个温州裔移民一起用餐，他们同是一个教会的教友，一起在主日晚上参加聚会。在这些定期的每周聚会中，这对夫妇准备温州口味的菜肴以及西式的餐后甜点(法式沙拉)和餐前浓缩咖啡（espresso），大家就着鸭舌喝咖啡。在品尝正宗温州菜肴的时候，人们用温州方言七嘴八舌地讨论适合教会发展的正确路径。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移民教会使他们不用取得法国人或少数裔法国华人(ethnic Chinese)身份即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及决策。通过结合温州独特的地区文化和一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温州人在中国的全球化商业扩展中维护着他们的地方骄傲。一个温州基督徒曾经用比较的方式评价温州基督教的全球扩展:“无论温州人去到哪里，他们都会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但是外人(指其他海外华人团体)往往成为一盘散沙；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旦失败则常常会觉得低人一等。”在当代全球化的时刻，基督教也为这些移民商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和有确定价值观的社会空间，共同参与营造和感受一个跨国界的原籍大家庭的想象。

至于年轻一代将如何定位他们的人生或是重构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否会嵌入他们父辈所建立的既跨国又封闭的移民网络中仍未可知。笔者曾访问巴黎历史最久、拥有上千成员的温州移民教会的领袖，询问当在法国出生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温州移民教会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法国教会”。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这将永远不会发生。确实，教会中的许多父母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中国做生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在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力量，在投资中国的收益远大于欧洲。而且普通话正在成为国际商业用语。出于这些考虑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周日的主日圣经学校去学习普通话。针对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很多教会项目都以普通话为媒介，这些项目潜移默化地渗透了老一代移民的传统价值观。一些富裕的家庭还会将孩子送回温州学习汉语。

许多年轻人说着流利的法语，也常常用夹着温州方言和普通话的法语和他们的父母交流，星期日也有针对这些说法语的年轻人的崇拜活动。虽然他们用法语唱赞美诗，但是却往往会由一个第一代移民的传道人用汉语普通话讲道，再由一个汉语－法语的翻译员进行翻译，传道人也会用普通语进行开场祷告和结束祷告。此外，巴黎的温州裔教会领袖们坚持用温州基督教的方式培养年轻一代，如此年轻一代便不会与被视为文化威胁(同时也被认为是对宗教的威胁)的法国主流文化所混杂——“纯正的信仰”将会被传递下去。

 在部分已经成年的第二代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民族文化印记与向法国主流世俗文化同化趋势之间的强大张力，而基督信仰至少在现阶段及不远的将来能够促成传统价值的回归。这尤其体现在下面这个温州基督教家庭第二代移民的成长故事中。

22岁的阿莲是出生在法国的二代温州移民，18岁那年在巴黎的移民教会受洗。她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并通过看片学会了不少普通话。她父母都在80年代偷渡来法国，之后在移民教会里第一次相识。父母都来自基督教家庭，以前也常去教会，但自从拿到居留证件开了餐馆后，就很少有时间再去教会，他们的餐馆在周日也开张营业。她觉得父母不明白生活中除了钱还有别的快乐。她说其实她父母即使现在不工作，也够他们以后退休的生活了，但他们总是有很多忧愁，觉得如果不继续挣钱，未来就没有保障。以前她不太明白他们的焦虑，现在明白很多，所以她一直在尽力帮助父母。但在她和父母之间，只有她接受他们的想法，而父母根本无法接受子女的想法，也不可能改变。每次如果在她和父母之间有冲突，她父母就会说：“因为你是法国人，你当然不明白我们的想法。”而她就只得让步。

阿莲从18岁开始就在父母的中餐馆做半工，但她并不讨厌这个工作，她承认自己以前是非常害羞的，餐馆服务员的工作让她有和客人说话的机会，并从和客人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她觉得做餐馆老板太辛苦，更喜欢将来去法国公司工作。但父母并不理解她，在读高中时她父亲已经劝她不要读大学，直接来餐馆做全工。而她觉得做餐馆老板相比在法国公司工作性价比太低。而父母认为她即使读完大学以后在法国公司也不过挣比最低工资多不了多少的薪水。她对神祷告后想知道神的意见，之后觉得神希望她继续学业，她才会有足够的勇气继续报考大学。现在她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证明父母的观点是错误的。

说到婚姻问题，父母很早就对她说不要找温州以外的对象。对她来说，未来的先生第一是要信教的，第二最好是中国人，是不是温州人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找温州人只是为讨父母开心而已。她想找中国人结婚的主要原因是和法国人在一起很难保证在婚前不发生性关系，这对她如此重要，而对法国人来说，即使是基督徒，婚前守贞也不太重要。

阿莲的父母来法国后靠教会的支持谋生，但是一旦可以自己开店就离开教会的保护，为了钱打拼。她曾劝父母在周日休息去教会，她说这是主日，也是家庭团聚日，对信仰和个人都非常重要，但父母从来不听。直到她妈妈因为工作太辛劳生病后才开始在周日下午3点后停止工作，去教会参加温州人团契的聚会。她说自己其实也很担心父母的身体，他们长期凌晨1点才睡觉，早上7点就起床，而且没有周末，早就积劳成疾了。经济危机之前他们还有几个工人，而现在就只有四个人：她父亲和一个二厨，她和她母亲则是服务生。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阿莲，周日来教会已经成为她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是在餐馆帮忙时，她也坚持周日的时间是属于她自己的。

显然，第二代的信仰和第一代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和两个群体的价值观差异有关。这一差异甚至不比中法文化的整体差异小。阿莲似乎比父母在宗教信仰上更保守和虔诚，强调去聚会的重要性和家庭价值观，尽管她身处其中的家庭类似于男权支配下的经济生产单位，甚至是一个让她为家族生意过早放弃学业的“冷漠”家庭。她说如果没有神的爱，她无法忍受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在与父辈紧张与疏离的关系上，阿莲是很有代表性的巴黎华二代青年。她试图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但却很难期待自己被父母理解。在这里，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可以打破常规代际界限的语言起到了神奇的沟通作用，似乎比温州话、法语和普通话在他们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更为关键。

如果说温州话是移民家庭的语言，法语是社会正式场合用语，而普通话是华人圈内工作经商和娱乐使用的通用语，那么宗教语言则赋予他们文化上的自信、理解力与宽容度。不少第二代移民青年是在教会中学到了孝顺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的重组离不开对信仰的执守。信仰的凝聚力也使保持中国传统与想融入法国社会的渴望在主观认识上不再矛盾。

当问到另一名生于法国并嫁给温州华人的二代女信徒现在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时，她说两者都不是，她只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到最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信上帝的和不信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已经不重要了。”在教会里她经常和其他第二代的年轻人说，“信仰上帝，而不是文化。”

虽然在表面上基督徒坚守永恒性而非传统，但现实实践中，对上帝的信仰无形中阻碍或至少减缓了青年移民同化到高度世俗化的法国主流文化，同时潜移默化地保留了部分中华传统价值。发生在这些二代身上的故事也说明，跨国移民与经济全球化并不注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半径与文化视野，而也可能会带来对传统的家庭和道德秩序体系的回归（尽管这会是一个间接过程）。这里所描述的温州移民家庭甚至比国内的温州人群体在文化上更显保守和自成一体。这样一种宗教性的跨国与跨代际联结强化了移民家庭治理(family governance), 有助于抱团融入的移民适应，并形成连接传统价值与世界商贸经济的道德桥梁。

结语：依托制度宗教，诉说中国故事

当传统伦理与道德秩序在跨国迁移与同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日渐势微时，制度性宗教为华人移民的日常活动提供了一个与主流世俗社会平行的世界，以使参与者在受政教分离法案与宗教自由政策保护的环境下实现社会融入与传统的保持。对无证移民来说，教会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更是提供给他们在工作场合得不到的庇护。在此基础上，基督教信仰不仅与中国价值观与情感的表露并不相悖，而且对后者具有积极鼓励的影响，为背井离乡的移民创造了一个温暖的精神故乡。

在当前世俗主义的（历史上天主教影响下的）法国社会框架下，温州移民基督教已经成为失去了“西方宗教”或“洋教”文化特征的海外华人自治群体，以及为华人社区表达指向遥远祖国的情感、话语与行为的媒介。正如大多数巴黎华人的商业性移民动机所预示的，温州移民基督徒社区正依托一个家庭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离散型宗教（diaspora religion），来集体诉说中国的故事。

巴黎的温州华人移民社群有其鲜明的跨国主义特色，这令其不同于美国纽约的唐人街等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华人华侨聚居地。从制度上来说，唐人街是一种基于所在国的少数族裔移民经济体。美国唐人街的居民往往追求先融入后脱离华埠教会网络的方式，来获取向中上层的社会经济流动。不同于他们，巴黎的温州华人移民持守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在陌生国度生存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下展现他们爱国爱乡的传统情怀。许多在巴黎的温州裔商人从事家族生意，他们直接从中国进口皮制品和服装面料，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建立桥梁，这类跨国经济行为实际上拓展了中国在欧洲的外贸出口市场。移民社群为不同地方的温州商人搭建了一个信息、资本、劳动力和材料的全球流通网络。

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多为移民后新皈依的信徒，而这些巴黎的温州基督徒则以他们的家族信仰传统为荣，并且他们乐于强调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将温州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称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和温州当地许多教会一样，巴黎温州移民教会主要依靠流动温商的资金奉献。当巴黎的温州商人为了获得新的教会场所而集资时，移民教会的象征性边界与移民商贸圈的边界发生重叠，流动的基督徒商人们往往可以在快速变迁的环境中获得最大的确定性、安全感与海外华人四海一家的实在感。

本文是对中国全球化时空中巴黎温州华人基督教现状的刻画与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对政经层面上中国崛起故事的宏大解读可以涵盖华人群体的精神变革或个体信仰的意义。而是力求通过这一个案来探寻中国的海外商贸发展是如何依托多样的民间制度路径、文化与道德资源，使移民经济嵌入当地社会体系中的。这对于理解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多元文化格局也不无启发意义：宗教网络与宗教实践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了不为人知的角色，宗教文化与道德观并非理性市场经济的对立面或全球商业发展中细枝末节的因素，而已构成当代华人追求都市现代性与跨国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来源：豆瓣https://www.douban.com/note/565143811/

无神论大厦的坍塌 作者：经济学人

无神论大厦的坍塌 | 经济学人

翻译

基督教的快速传播正迫使官方宗教思维的转型。

中国的海滨城市温州有时会被称作该国的耶路撒冷。身处群山，帝都渺远，长久以来它一直是一个令中共领导人深感不安的宗教——基督教的避风港。绝大多数与温州规模相当的城市，人口在900万左右，公开场合的基督教建筑不足一打，而温州呢，直到最近，还有数百个十字架装点着教堂的屋顶。

然而，就在今年，超过230个十字架被当作“违章建筑”予以拆除。网上流出的视频显示，成群的教民们试图在教堂周围拱卫出一道人墙。数十人受伤。其他视频也播出了巨大的红色十字架被起重机吊起时，在旁痛哭的信徒近乎挑衅地吟唱赞美诗的镜头。四月份温州最大的教堂之一被彻底拆除，该市素来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闻名，当地官员并不因之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左而困扰，却仍将宗教及其符号视为对共党无神论的公然冒犯。

基督徒在中国长期遭受迫害。毛泽东时期，信仰自由被庄严载入新中国宪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中国西部的回教徒和西藏佛教徒。）但仍有大约五十万基督徒被折磨至死，成千上万信徒被送去劳改。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渐渐开始放宽宗教自由。温州大多数教会就是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这类教会在全国有大约57,000所。“三自”是一个官方术语，意为“自治、自养、自传”（因此隔绝外国影响）。他们公开宣称忠于国家，在政府机关登记注册。但是温州的很多“三自”教会显然还是惹起了政府的不快；毛时代迫害中得以幸存的大多数基督教徒，以及很多新入教的信徒，无论如何都拒绝加入此类教会，而是在未合法登记的“家庭教会”中继续集会，后者正是中共长期以来欲予打压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难以被打压，这种难度还在与日俱增。它迅速传开，甚至渗入党的内部。家庭教会和官方认可教会的界限日趋模糊，教徒不再躲躲藏藏，转而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影响。中共必须找到新的应对方式。甚至有传言，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宣扬无神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效仿它在越南古巴的兄弟党派，允许党员信奉马克思主义之外、乃至可以高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官方“宗教思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该国处理一系列国内挑战的方式产生巨大的衍生影响。从西藏佛教徒、中国西部维吾尔族穆斯林中的分离主义者骚动，到NGO和“公民社会”——草根组织的成长，常常都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虽然官方对此满腹狐疑，仍阻挡不了它们的迅速蔓延。

让数字说话

中国宗教势力的抬头，特别是在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当中的传播，乃是大势所趋。坐在高铁列车上，沿途经过无数中国农村，新落成的教堂和寺庙随处映入眼帘。较之基督教，在中国根基更为久远的佛教，也在以民间宗教的身份急速扩张。越来越多的汉人去佛寺进香，寻找精神慰藉。所有的这一切急坏了官员们，对他们来说宗教不仅是马克思所言“人民的精神鸦片”，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会扭曲人们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尤其是基督教，与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相关联，因此中共如何处置基督教，有助于我们敏锐地洞察其态度转变的过程。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说不好。官方调查力图压低这一数字，无视在家庭教会做礼拜的大批信徒。相比之下，海外的基督教团体又往往夸大其词。1949年中共掌权之时，大约有300万天主教徒和100万新教徒。现在官员们说总计数字在2300万到4000万之间。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估计中国有5800万新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很多中外专家如今都接受这一说法：基督教徒的数量或许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8700万）。绝大多数是福音派教徒。

基督教的扩张速度更是难以预计。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杨凤岗称，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基督教堂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按照这个趋势，他估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会有2亿5千万基督教徒，成为全世界基督教徒数目最多的国家。杨说，这一增长情形正与14世纪康斯坦丁大帝上位之前的罗马相似，当时这为康斯坦丁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80年代，受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瓦解、而人们普遍相信基督教可以从内而外治愈疾病的影响，基督教信仰在乡村传播的最快。近些年它开始在城市生根发芽。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城市基督徒开始出现。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格尔达·维兰德在她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基督价值观》一书中，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衰落导致很多中国人转向宗教，因为宗教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道德系统，并有上帝的指引。她补充道，在这个骚动的时代，人们会被这种确定性深深吸引。
一些中国人也看出了基督教是西方世界力量的根源。他们把它看做一股背后的力量，能够推动社会正义、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推动他们希望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很多新生的NGO是由基督徒或佛教徒运营。信仰基督教的博士和学者也越来越多。超过2000所基督教学校散落于全国各地，它们当中很多规模还很小，而且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不合法的机构。

据一位民权积极分子透露，中国50位最资深的民权律师当中，也许一半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组建了中国基督教律师人权委员会。大批来自城市的高收入律师信徒参与进来，为基督教徒——以及其他人——在法庭上辩护。传教士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发展中国家。

不虞之利
官方对此反应不一。像温州，他们的选择是打压。宗教政策的生杀大权往往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有些把强硬手段当成向中央表忠心的方式。普渡大学的杨先生说温州本地有传言，当地的打压行为部分是温州领导博取习近平主席欢心的手段。

美国的一个宗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称去年一年里中国有超过7400名基督教徒受到迫害。还有更多隐形歧视不一而足。不过7400人还不到全中国基督教众的0.01%，就算实际数字比这个更高，如布伦特·富尔顿所言——他来自香港的一个基督教组织“华源协作”——本世纪“迫害显然不再是常态”。

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许多官员看到了基督教的扩张有利可图。温州的一些商业巨贾成了信徒——他们被称作“老板基督徒”——在当地建造了大型教堂。其中有个教堂会举办晚间集会，男男女女的商人在此解释何为遵循圣经的生财之道。其他的教会组建小团体，相互鼓励诚信经商、纳税济贫。没有哪个地方的中国官员会想把自己地界上的财主吓跑。

其他地区的官员要么给予支持，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发现基督徒通常都是良好市民。他们投身于社区福利的建设中，为一方稳定贡献颇多。在一些大城市，政府本身也是“三自”教堂建设的出资人：比如说杭州的崇一教堂，可以容纳5,000名信徒。“三自”教会的牧师开始和家庭教会的组织者对话，反过来，家庭教会的组织者也不再认为官方教会里的人都是中共的傀儡。

近几年来，党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人们的信仰，而是如何维护稳定、如何垄断权力。倘若与教会携手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也未尝不可，即使中共仍对支持另一套权威体系心存疑虑。2000年彼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曾为他家乡的一座佛寺留下过墨宝，他在官方讲话中说过，即使阶级和国家的概念消亡了，宗教可能还是会存在。

中共越来越需要宗教信徒的帮忙。它在提供高效社会服务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基督教和佛教团体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大约从03年起，香港的宗教团体就有收到大陆官员的指示，要求协助组建NGO和慈善机构。在享乐和贪腐甚嚣尘上的今天，教会无私的实干作派让他们饱受赞誉。尤其是它已经让中共政权相信，基督徒不是来推翻他们的。不过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事情就稍微麻烦点儿：他们宣誓效忠罗马教廷，这在一些官员眼里无异里通外国。

维兰德女士说她不相信信徒的数量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是她承认中共现在加大了对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皈依宗教的关注。所以在有些地方，他们的态度有所缓和，官方言辞也有所调整（但是对于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持续高压政策，这两派的宗教信仰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去年五月，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这也是如此高规格的宗教领导人头一回与中共总书记会晤。
好人该登场了

从2001年起，企业家被允许入党，那时就有声音建议宗教人士也应当被允许入党。一位改革派官员潘岳曾就此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动因之一就是1990年越共做出允许其成员入教的决定。这一举措顺利实施，甚至帮助稳定了曾经动荡不安的越南。但在中国，潘的提议被忽视了。

2004年一篇中文报道宣称有300到400万党员信仰基督教。尽管如此，中共始终对于官方认可疑虑重重。香港最近的民主抗议很有可能加剧了这一疑惧：抗议的某些组织者是基督教众。中共政权担心家庭教会的成长可能也会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组织提供土壤，然后就会像遭禁的falungong运动一样，被政治化，最终走向党的对立面。中共对于邪教组织的恐惧根植于历史。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某位自称耶稣兄弟的人领导，最终导致超过2000万人丧生。

不过在打压过程中，有些官员的目光逐渐敏锐。这在北京尤为明显。2005年，两个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开始租用办公地点举行主日礼拜。其中最大的一个教会“守望教会”，由清华大学毕业的金天明牧师领导，吸引了大学区的大批知识分子。某些主日里，有将近千人参与礼拜。教民可以从网上下载布道词。金牧师一向以平和争取更多宗教自由闻名，他试图将守望教会注册为合法但独立的宗教团体，不受官方教会控制，但是遭到了拒绝。2009年，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政府强迫教会租用楼房的房东终止了租约。金牧师将他的教会搬到了附近的公园，在雪中继续礼拜。他和教会的元老们遭到软禁，很多信徒被拘留。他们还是踩了政治的红线。

在北京的另一边儿，故事却完全不同。就在三环外的一栋办公楼里，有另一个未经注册的教会锡安教会，他们也在差不多的场所集会；它的牧师，金明日，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守望教会一样，锡安教会占据了整个楼层，还包括一个书店和咖啡厅，给喝咖啡的人提供积分卡。主会堂能容纳400人，无论外观还是给人的感觉都很像美国的乡村教堂。锡安的牧师同样是不妥协的福音派布道者，但是这家教会未被关闭，因为它在敏感问题的参与上要谨慎的多。

两家教会的牧师（还有上海最大家庭教会的牧师，2010年这家教会和守望一样被关闭了）都是朝鲜族人，而中国的朝鲜族有2300万人之多。他们认为韩国的基督教化值得中国学习效仿。两名牧师在1989年天安门学运中都已成人，并参与其中，运动的失败让他们对党的理想幻灭，转向精神世界求索，并最终皈依。不过北京的官员到目前为止，觉得他们至少能忍受一个这样教会的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鹏想对此施以援手。刘先生提出一条中间路线来打破守望事件的僵局。他办公室的一份证明文件显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采纳了他的建议；按照镇压异见人士的标准来看，守望教会的组织者属于温和派。

刘先生本人也是基督信徒，他主动草拟了一份文件，希望可以成为这个国家首部宗教法律。目前，宗教受制于行政法规；一部成文法律的出现将掣住独断镇压的官员们的手脚。刘认为中共应当允许党员信教，因为一个宽容时代的来临不仅有利于教会，也会造福中共自身。应当出现一个“宗教自由市场”，但是他承认这和法律一样，仍旧道阻且长。
鼓起勇气

与此同时，反抗行为在增多。某大城市的一名中层干部，其基督教信仰在办公室人尽皆知，最近被告知这与她的党员身份不相符，她必须放弃信仰。她礼貌地告诉上级她办不到，以及她的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该干部并没有被辞退，但是被送入党校接受矫正教育。如今她已回归工作岗位，她说她的同事常常会来找她做祷告。

基督教徒的社会参与度（有时是政治参与度）也日趋强化。曾经是一名法律教授的王怡，之后成了一名笔耕不辍的博主，2005年入教。第二年他成为在白宫会面乔治·布什总统的三维家庭教会教徒之一。王现在是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该家庭教会位于西南城市成都。今年六月一日也就是国际儿童节那天，他和教会成员因派发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强制堕胎的传单被警方拘留。

2013年，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牛津召开会议，首次实现了新左派（其成员希望保留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平等主义元素）、新儒家（该派希望能够更多地推广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和新自由派（由古典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者组成）共聚一堂。这也是第一次，信仰基督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本次大会形成了一份文件，《牛津共识》，强调中华民族的核心是人民，不是政权；文化应当多元，中国应当永远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这份宣言并没有公开宣扬基督教义，但是基督教能在其中担当一份子，意义十分重大。关于本次会议的概览发表在中国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刊《南方人物周刊》上，绝大多数会议参与者只要小心谨慎，如今仍得以在中国生活，并未失去人身自由。

吊诡的是，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宗教自由真的实现了，也许会从两方面损害基督教会。一是教会可能被体制化，收受钱财，最终腐败，中世纪的罗马就是前车之鉴，温州的商人教会也已初现端倪。另一种情况就是，长期以来愈挫愈强，若社会气候乍变宽和，反而会式微。正如某位北京家庭教会的长老所言，同西欧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一样：“如果我们获得了完全的宗教自由，那么教会也就走到了尽头。”

来源：https://www.zybuluo.com/hadeshy/note/326003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2017-10-25 彼得渔

摘要：

本文以2014-2016年浙江地区政府以三改一拆名义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事件为论述背景，以在抗拆行动中的信众个体的回忆作为生命叙事的文本素材，并通过对几段个体叙事的编排和铺陈，试图捕捉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强势国家叙事下，作为权力被控者的信众人士是如何回忆、叙述他们的过往事件，并在这样的叙事中展现或者隐含着怎样的情绪和意愿，这种情绪、认知和回忆对于他们当下和未来的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影响？

本文写作的宗旨，并不在于，对过去的宗教团体的抗拆行为，以及政府的执法行为做是非对错的研判，而在于，试图通过在信教个体在和执法部门之间冲突张力的互动关系中，捕捉他们的生命感受。本文也试图借此个体生命叙事，进一步探究宗教不满情绪的积压对于威权社会（和谐社会建构）是否潜藏怎样的摧解力？ ！

为了书写流畅及论述连贯性，就不做单独章节的理论框架，并将相关理论放置文章各自段落铺叙之中。本文采用侯活士的叙事神学，以及刘小枫关于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的对比差异，指出，在国家叙事的强势下，基督教群体以一种怎样的叙事在记取和维续的他们的过往，这份记忆对于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键字：十字架、生命叙事、国家叙事、记忆、身份

前言：无言拥抱的老者

我要讲述的是，是关于内地千万同为基督徒名义的故事，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是发生在我家门前屋后的事情，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和我的记忆。无法忘记，也没发抹却。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收藏了几百张关于浙江教会抗拆十字架行动的照片，很多照片可谓怵目惊心。如果问，哪一副照片让我念念不忘。我想就是这一张，发生在2014年夏季温州西部文成县的山区小教堂屋顶。钢筋水泥浇筑的十字架早已退却了红漆，在往常的时光里灰褐色的十字架是那么的寂静与安常。这位年逾七十的老者，抱着平房上的十字架，沉默无言，儿孙上来劝其下来食饭却也无动于衷，生怕被谁轻易偷走，远处轰鸣的挖掘机正在村口蠢蠢欲动。这个画面平静、哀伤，又充满着无能者的力量。我不禁感叹，这是怎样的沉默地抗议？一位徐徐老者对峙严阵以待的安保，一个水泥浇筑的十架抗议着咆哮中的挖掘机，一躯乏力肉身对抗着强悍的国家机器。

老者无言，但沉默中的热忱、执着，在告诉我们，这简直就是温州教会广大信众的生命写照。但痛惜的是，这朴素的教堂和十字架，正是温州教会的内里贫瘠的外化展现，是所有温州教会高大建筑和繁多事工下的虚弱隐喻。温州教会到底复兴与否？东西部的地区差异，山区和城市的差异，是外人难以察觉的，被城市教会的华丽炫目外表的欺谎下，温州农村和山区的教会正显露着温州教会整体内里的贫瘠。这从老者的失语、和贫瘠的教会，试图向我们输出一幅幅国家强势话语下的无奈、哀伤、迷惘的景象。

1.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

刘小枫认为，伦理学就是一种生命感受，伦理学分理性的和叙事的，叙事伦理学分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命运，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着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像，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虚实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人的道德景况，让每一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侯活士对近代伦理学的两大理论——义务论和目的论颇不以为然。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客观的道德判断，在逻辑上遵循某种基础性的道德原则[2]。刘小枫所提的人民叙事就是侯氏所反对的义务论和目的论。龚立人教授并不支持刘小枫的两则的必然对立的提法，后文详叙，这也是我在文末提及的十字架群体而非个体的抗衡意义。

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视域里，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应被称为国家叙事/人民叙事，意即国家权力意图为基督教划定一个怎样的生存法则，提出以「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用、文化上融合」的宗教认同理论，以宗教生态和谐的教化、以国家社稷、民族宗教利益福祉为目标导向的伦理想像，那么与国家叙事相对抗的个体叙事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众个体在对抗这个三个认同的要求。

在过去的三年的，浙江地区的基督教堂遭拆十字架、信徒为保护十字架被恐吓、被抓捕、在抗拆中维护教会权益的牧师律师传道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判刑。破坏教产没有得到赔偿、很多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传道人被取保候审或者继续在家监视居住。浙江基督教群体在拆十之后，几乎噤若寒蝉，近于失语状态。

浙江教堂和十字架为什么被拆？这和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存在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叫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必然要「教堂中国化」，温州、浙江乃至全中国的哥特式建筑是否必然与基督教中国化存在矛盾冲突？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在法律层面属于宗教违章建筑？政府动用如此大量的经费、人力就是为了矫正这个点滴大的错误？而不惜以全省党群关系、政教关系的恶化为代价？这种以行政命令凌驾法律，无视宗教信仰自由的暴力拆除行为，就只是执政智慧的缺失？这种暴力强制的国家叙事以及我行我素的行为，对于和谐社会是促进还是倒退？尽管这些问题无法在此文中一一交代，但是通过对于这些的问题追溯，对于作为罔顾个体利益的国家叙事的呈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十字架下的生命叙事

（1）

王春芳（化名），女，52岁，全职太太，丈夫是温州一编织厂董事长，家境殷实，亲属中有的办厂、有的政府部门工作。她原本在丈夫企业里做财务，由于2013年起女儿去美国读书，她就一半时间在美国陪读，一般在温州，在温时多在教会做义工，非常积极，和她差不多家庭情况在教会积极帮忙的女性有20来人，他们有的参加诗班，有的做教会接待。爆发拆十情况后，她和这些姐妹几乎天天在教堂，白天聚会，晚上守堂。当地街道部门组织的拆迁队来的时候，她们和教会的人一起在教堂门口组成人墙，唱诗歌，阻止对方进入。当地政府透过对她丈夫党员亲属向其威逼，如果他们家以及其他亲属还不停止抗拆，就要为难他们家的和亲戚家的企业，比如查税务、查产品合格、厂房消防安全、企业违章建筑情况等。他们亲属在单位上班的也受到上司的压力，被要求必须去游说王姓夫妇以及信教家属放弃抵抗，否则仕途后果自负。

王姊妹回忆说：面对拆十字架，我们觉得政府完全是乱来的，是不公义的。当时我们夫妻二人，都下定决心，为主摆上的。而且我丈夫企业多年来都是诚实经商，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怕查。但如果我们夫妻参与教会抗拆，而因此牵累亲戚家的企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边是信仰，一边是亲情，我们很难抉择。我不想让亲戚计恨我们，有些不理解我们信仰的亲属，怕坚持下去会对信仰没好印象。当然更多亲属是理解的，但是道理和利益、前途比较起来，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多次抵抗和多次游说威逼下，我们和牧师面谈后，得到首肯。我们退出抗拆。其他不少姊妹家庭也跟着退出去，事后我们夫妻觉得很懊悔。其实我们也只是口头上答应退出，缓解亲属的压力，事实上我们改做后援的工作，比如给在白天教堂聚会用餐的人买菜，奉献金钱，打听政府内部最新消息给牧师。可是在我们坚持了3个月后，十字架还是被拆了。

我问她，如何被拆的？被拆了之后，你们的感受怎样。她这样回答我：记得我们当时坚守到三个月，街道拆迁办发动了大概第十次的半夜强攻，和我们教会的人有的肢体冲突，好几人流血。最后被大型挖掘机器配合云梯，用器割机割掉十字架。当时我们很难受，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没有为祂坚守到底，是我们亏欠主。牧师也被抓去了，一个月时间没有消息，没说放也没说不放，也没给个说法，最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妨碍公务罪等判1年。

我又问她，拆十字架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回答说：后来，堂里牧师几乎每周一都要去有关部门报到，如果牧师没去，他们就来人查看是否在堂里，电话打了也不算。再后来，今年2016年8月份，开始要求在门口安全监控探头，还要在门口安装五星红旗。堂里也没有什么什么声音。我们家的话。我老公觉得这些风头会更紧，后续还有别的事情要教会配合，教会的抵抗起不了作用的。我们厂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效益，经济大环境也不景气。想把厂转给别人或者亲戚，想做别的生意，或者去移民美国陪女儿，教会里有姐妹做移民咨询的。

（2）

张小泉（化名），男，29岁。 2014年春节刚从菲律宾某神学院毕业回来，和同时毕业的一女同学回温州结婚，在老家教会驻堂，没过多久，妻子怀孕了，之后就发生了拆十字架事件。张传道和教会长辈同工一起商量，以聚会形式来抵抗，一则鼓舞士气，借此机会好好教导信徒，二来如果发生拆除可以迅速组织人员抵抗。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边安排堂会里的崇拜事宜，一边利用网络转发浙江各地拆十字架图文情况，也因为网络宣传问题，他被跨地区逮捕，最后被反遣送当地公安局，以网络散布谣言罪判行政拘留七天（暂缓执行）。在下半年，张传道继续跟进各地拆十情况，被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一年。最终十字架也被拆下。

我问张传道，你后不后悔来温州来这个堂做传道？你当时坐牢什么感受？他回答说：我不后悔。我读神学，就是想毕业那天回家乡服事的。赶上这个好时机，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主荣耀我。当时坐看守所的时候，一天到头都有人在房间里轮流看守我，晚上不给关灯。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无聊，想家人。特别对不起妻子，她分娩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她身边，我给我儿子取名荣光。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家的荣耀。

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继续在这个堂服事，出远门受到限制，出境也根本不可能，那我就哪里不去、专心牧养教会。他们也不准我接见外媒，事实上境外的声音，党国一点也不忌讳毫无缩手意思，他们的文章报告也没有实际牵制效果。

（3）

刘盈盈（化名），女，35岁，高中老师，在教会做义工，主日学老师。她在教会里启动教会全日制幼儿园、小学等非法办学项目。她觉得十年的教龄，让她看到公立教育的糟糕、意识形态教育把孩子奴化，应试考试把孩子工具化，丧失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她认为需要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办学，孩子将来的发展路很多，有实力的就去国外读书，家境普通的就在国内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她认为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比学历、社会地位、生存手段都重要。她推动教会办学距离爆发拆十字架事情已经三年，并且已在公立学校离职，专心做教会学校。

我问她，拆十字架你认识？对你自己以及办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她回答说：发生这种政教冲突在当下一点儿也不奇怪。信仰群体人数增长，社会影响力扩大，社会人士乃至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扩大表示不满。经济不景气、国家高层斗争激烈，又是打虎拍蚊子。只要政教关系收紧，这个冲突是必然。我更认为这个冲突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冲突，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冲突，基督教的孩子不能再送到公立去教育了，这是耽误上帝的孩子，撒旦的教育，充满了谎言和交换。 （看起来有些情绪激动），我认为基督教信仰要为社会做点什么，需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孩子的公民意识需要从小抓起。一旦社会开放，教会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不好了。最好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教育。这次拆十字架，更是坚固了我坚持要办学的决心，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同工们更加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我想下一步，送老师去北京、上海等地接受培训，扩大校舍，预备新学年招生。

我问她，你在主日学里都怎么教育孩子关于十字架的事情。她回答说，上周她和10来岁班级的孩子们讲但以理的故事，还把但以理狮子坑的故事和温州当地牧师被抓在牢里的故事串连在一起，，一则让孩子了解本地教会的情况，获悉并效法属灵长辈为教会的坚忍和付出。二来让孩子产生联想，上帝是我们患难中的拯救，但以理和我们的牧师们都会获得自由和平安的。我还给他们讲过约瑟的故事，约瑟迎接家人团聚，我把吴益梓牧师出狱和教会团聚，进行串连想像。十字架事情，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胜方，我们要给孩子讲英雄苦尽甘来凯旋得胜的信心。

（4）

林阿婆，女，67岁，无业，丧偶，教会义工，祷告组资深同工。她家很早就信主了。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由于是没有知识的农村妇女，历次政治社会运动几乎关涉不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温州十年无宗教试验区，她感受深刻，在隔壁伯伯家偷偷半夜点煤油灯聚会，长辈们憋着气唱赞美诗，她说记忆犹新。后来改革开放了，教会复堂了，她一边务农，一边在教会替病家做祷告守望工作。

我问林阿婆。你怎么看拆十字架的事？她回答说，这是仇敌的工作，起来逼迫教会，是空中掌权的恶者，借着邪恶政权来熬炼教会，夏宝龙（浙江省委书记）就是那海里的怪兽，瞎暴龙（改书记名字）就是启示录里古蛇的使者，要被捆锁，要被丢在无底坑中。他们拆了我们的屋顶的十字架，拆不走我们心中的十字架。只有心中有主，就不怕，撒旦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哪，年轻人要惊醒祷告啊。我问李阿婆，在抗拆十字架中的时候，怕不怕？她回答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是我们唱赞美诗歌就击退敌人，好像大卫击败哥利亚的一样，我们感受上帝都在帮助我们。 （他们教堂三面环水，前门被大石头堆挡住，拆除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5）

程大冲，男，46岁，工厂员工，受洗3年，温州一乡镇教会信徒，已婚。有时候加班，周日聚会不稳定，配偶也是工厂员工，老宅因街道规划而拆建补偿，小有积蓄。

我问他，拆十字架，你怎么看？他回答说：拆十字架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十字架违法，早就违法了，教堂都盖成20年了，那岂不违法20年了？执法部门哪里去了？过去20年不拆除现在花大力气拆，岂不说明过去不作为20年？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和家庭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家里配偶热心多起来，和教会里姐妹聚会经常，也带动他晚间多去教会。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们家以后有什么打算带来影响？他说影响不大，前几年没钱，没想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有了钱，希望孩子去市里读书，所以最近考虑要去市里买学区房，市里的教会也大，牧师水平也高，可能去那里聚会得到也多。

3.十字架的记忆、身份与未来
在上文中，这5位随机的受访人，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位置和体会，对于身份建构有怎样的影响？建构一个怎样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与来来是一个怎样的关联样式？

内地圣经学者游斌在其新书中，采用「社会记忆」植入族群学说，对于以色列民族起源、身份建构带来新的视角。他这套以社会记忆为核心概念的的族群学说，是按照中国学者王明珂，他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群体总是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以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2）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由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助该群体的形成，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
（3）一个族群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中，一些人以共同族源来凝聚彼此，遗忘与现实人群无关的过去（结构性的失忆），强调共同起源记忆，并保持族群的边界[3]。
温州基督教会信众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宗教族群，这个宗教共同体又由于温州共同的地缘、政经文化处境，这个族群已然存在，笔者要探究的是这个族群共同体是如何做对过去事件的社会记忆，以及这个社会记忆对于族群边界，尤其是与非信众、社会各界、当地权力部门的边界如何划定。当然，在这些叙述者的采访回忆中，都各自进行了选择性回忆，同时温州时空跨度，3年时间，10来个县市，必然有不同的记忆内容。故此，笔者对其各异的叙事内容进行捕捉，试图概览出一个温州普遍的一般意义的「后拆十」时期的生命体念。

结合上述社会记忆的学说，我接着尝试回答一下几个问题：
（1）他们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 ——这些人，他们都有着关于抗拆十字架的经历和体会，有参加教会提抗、肉身护堂、联合崇拜的经验，在那些各自的表述中，难以的恐惧和压力跃然纸上，他们或多或少有着遭受家人的威胁、产业的威胁，人身自由的威胁。王春芳企业受到威胁，亲属遭受间接压力，张小泉传道被拘留等。
（2）他们都在（被动地）建构着什么样身份？ ——受压者的身份、抗拒者的身份、维护者的身份，出逃者的身份。后者尤为明显。他们作为信教个体被卷入了保护教产还是任随政府处置的抉择中，但不论怎样的抉择都是权力的受压者，他们所在的堂会都不约而同地起来抵抗，抗拒着公权力对宗教的肆意凌辱，他们几乎都在否定着政府执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也在试图维护仅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可惜的是，他们几乎集体扮演了出逃者角色，比如，王春芳想出国离开这里。刘盈盈想办教会学校试图与公立教育划开界线，林阿婆继续进入并且进一步固化她的基要信仰，在现实和传统教会语境中走远。程大冲想要通过买城里房子离开哪里。这里面有正面负面和积极消极之别，但是都说明了这些变动的内在关联要素离不开十字架事件。
（3）基督教群体与社会、国家等的界线如何？他们受压者和出逃者的身份等，为自己和非信徒、政权、世界之间会画上更深还是更浅的分界线？王春芳夫妻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宗教自由情况感受失望，意图移民制造身份区隔。张小泉虽视牢狱之灾为上帝之福，但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心灵烙痕深深刻画他的生命轨迹之中，将信教的和执政党的关系放在对立的姿态里，而林阿婆在政教关系中走得更远，是天国和恶者的末世征战。刘盈盈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比，撒旦教育和天国教育的冲突。最不济的程大冲也认为政府拆十字架是不对的。也许在这些人的价值判断里有着固有神学认知上的缺陷，我们不做过多评议，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更深的分界线在信教群众和社会、教育、国家等方面领域分割剥离开来。
（4）这些愤怒和出走者所积累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在这些抗议过程中，他们的诉求没有实现，反倒以暴力遭受破坏。并且在抗争后期，教会损失没有得到赔偿、身体受伤的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积压的愤怒没有得到宣泄。这个社会政权为自己积蓄民间的愤怒。也许是他们感到无望，选择出走、变动。固然这些变动都有这些诸多社会因素的联动作用。但十字架事件在他们这集人身上至少起到了催化作用，催动了这些欲念的提早发生。中产的出走，和草根的愤怒，在中国当下的处境异常突出。不敢说中国的未来是中空的局面，如果没有对社会不同群体（宗教的/非宗教的）的激愤没有得到有效舒缓和宽解，反倒更加堆积阻塞。那个崩盘的未来一定比执政党的预感来得更隐蔽、迅速和彻底。

结语：十字架社群的叙事逆转

综合以上几点，拆十字架行为透过a.痛苦的受压者的回忆，b.无奈的出走的欲念，c.信教群体的边界明然化，d.积蓄的社会愤怒等方面，呈现出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张力的深化。
十字架下的绝非个体，而是群体，一群被召的人，诚如龚立人教授对刘小枫人叙事伦理和个体叙事伦理的指摘一针见血：是否个体伦理必然独立于社群理论呢？社群伦理必然具有压迫性呢？认为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中的经验，但是同时也指出了其两套伦理论述的对立存有异议，最后指出，刘小枫所反对的不是社群理论，而是反对社群伦理背后所代表的普世规则[4]。龚立人教授提出基督教伦理的叙事性，就是为了确保对权力保持批判性，批判一种以意识形态出现的基督教伦理。

因此，这个具有批判性的十字架的叙事本身，应该带有想像的，不停留在痛苦过去的个体控诉，也是想像着一个未来。这个想像的事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在温州处境中，势必有这样几个方向的呈现：

（1）认识到冲突代价是大的，需要转变策略，采用更长久持续的拉锯战。教会要做长期准备，信徒的坚忍，在一个胡温政权之后高度收紧的宗教政策的形势下。教会要灵巧像蛇。
（2）堂会要求独立，更多自主权、架空三自对堂会的指导权，强化堂会之间的联络。教会的内部也是持续。软弱妥协的被有关部门的威胁的，显示出理解，输出更多友善和谅解。同工关系得到强化。
（3）教会自办学校强身份认同，抵制国家意识形态得到增强。是次冲突，可以推动国人对政权、执政党的进一步的认知。尽管会出现对中国教育、对中国的社会未来，缺乏信心，反洗脑、反奴化的教会办学、或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愿望强化。
（4）公民意识、公民权力在教会中升腾，教会青年人对于社会公义事情较比之前增多。对于西方的依赖减化，西方媒体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促进中国对于宗教自由的开放开明。也不怎么愿意「搬西方的砖来压东方的锅」。
（5）新生代的信仰考验。内在生命的形塑的认识度增强。青年人认为这是主给新时代的新以色列人的考验和祝福。接受主对上一代的试炼，新时代的人需要新考验。
（6）而以上对于中国社会现实、教育实况、堂会的治理策略，新生代的觉醒，都不应由让世界社会给教会订立目标。因为在侯活士看来，正是教会作为政治性的群体，内里的政治范式，一群德性伦理建构下的教会群体而非世界公民身份来为教会和世界立界线，定规矩[5]。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p7.
[2]郑顺佳《天理人情》（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p214.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27-28. 转引至游斌：《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p32.
[4]龚立人：《是与非以外——基督教的伦理想像》（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p18.
[5]侯活士：《和平的国度》（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纪荣智译,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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