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下) 作者：陳豐盛

四、翻譯溫州方言聖經的困難

雖然蘇慧廉很早就顯出其語言方面的特長，然而真正要翻譯出一本地道的溫州方言聖經實非易事。在蘇氏的回憶中，羅列了許多專用名詞的運用問題，如“神”與“上帝”的選擇、洗禮和浸禮的區別、約翰福音第一章中“道”與“言”的運用等等，但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溫州地道方言的翻譯上。[1]

儘管他以《楊格非官話譯本》為藍本，但將它翻譯為溫州普通群眾一聽就能明白的“土語”就需要下一定的功夫。蘇氏首先要選擇的是“勞力中國話”還是“有教養的中國話”[2]。兩者的語言習慣是大不相同的，若按書面語言讀出來，地道的溫州人還是難以明白。筆者曾經拿聖經中某一段落叫幾位老太太讀（她們原本是文盲，能讀的幾個字是在教會的識字班裡學會的），讀完之後就問她們是否明白所讀的意思，她們直搖頭。等筆者用土話講解一次之後，她們才明白。蘇慧廉牧師在翻譯時特別注意“勞力中國話”的運用，目的是讓所有目不識丁的人都能讀懂。比如：苦力們稱“父親”為ah-pa（阿爸），稱“母親”為n-na（直白意思為：餵奶的人）。而在受過教育的人口裡，他們就會用“vu”（父）和“mu”（母）來稱呼。受過教育人說“盲”字為“hah-nga”（瞎眼），但在口語裡說成是“moh-doa-ge”(目瞠人)。“夫”和“妻”書面語音為“fu ”和“ts’i”。口語“夫”稱為“nö-tsz”（男子）或“nö-tsz-k’ah”（男子客）；“妻”稱為“löe-üe-nyang”（“老媼”即老時安慰者）或“löe-üe-nyang-k’ah”（老媼人客，old peace man quest）。關於日和月，書面可稱為“zaih”（日）和“nyüeh”（月），但在土語裡則稱日為“nyieh-diu vaih”（熱頭[陀]佛）和“t’a-yie vaih”（太陽佛，即“太陽”）；月則轉變為“nyüeh-koa vaih”（月光佛）或“t’a iang”（太陰）。

五、溫州方言聖經文本的對照舉例

從以上例子，可以判斷蘇慧廉對溫州方言的精通程度，不只是按《楊格非官話譯本》轉化為溫州方言，而是先掌握地道的溫州土語，再將土語用羅馬拼音標注出來。可以設想，當蘇慧廉將他的經文翻譯出來時，必先將經文按羅馬拼音讀給溫州本地人聽，在得到“目不識丁”的勞力階層聽懂和認可之後才算成功。

現在，試以約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五節為例子，對照《和合本》、《楊格非官話譯本》和《溫州話譯本》，找出不同版本行文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體會《溫州話譯本》中獨特的溫州語言的韻味：

從三個版本的對照可見：第一、《溫州話譯本》具有典型的溫州土語色彩。《和合本》第五節的“黑暗卻不接受光”，《楊》本譯為“黑暗卻不認識他”，《溫》本譯為“黑暗卻覺否著渠”（“覺否著”意為感覺不到）。方言翻譯與《楊》本更為接近。文中還有另外地道溫州土話的表達，如“生命”譯為“‘Oh-mìng”（活命），“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道）造的”譯為“n-naó ih-ch‘í fú-z k‘öè Gi só zöé-ge”（冇一樣否是靠渠所造嘅）；“黑暗卻不接受（認識）光（他）”譯為“heh-ò ch‘ah koh-fú-djah Gi”（黑暗卻覺否著渠）。這些溫州土語的表達，適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表達，與書面的表達相去甚遠。蘇慧廉若直接翻譯官話，勢必造成很多理解上的困難，因為“藉著”和“認識”在土話中基本上以“靠”和“覺否著”（感覺不到）來表達。當蘇氏將官話文字用土白話拼出來後，不識字的溫州基督徒只要學會羅馬字拼音就可以閱讀並瞭解這段經文的意思：“道”就是上帝；一切被造的，都是靠著“道”而造成的；“道”是人活命的根本；不過可惜當光照在黑暗當中時，黑暗卻感覺不到他。

第二、我們發現蘇氏除了以《楊格非官話譯本》為藍本，以羅馬字拼音將聖經翻譯為溫州土話外，他還可能參照了當時流行的希臘文譯本。從約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五節可見，溫州話譯本多處的翻譯接近于三十年後出版的《和合本》[3]。如：《和合本》第三節中“藉著他造的”，《楊》本譯為“藉著道造的”，《溫》本則譯為“靠渠所造嘅”；《和合本》第四節中“生命在他裡頭”，《楊》譯為“生命在道中”，《溫》則譯為“生命是在於渠”。

六、溫州方言聖經的流傳

溫州方言譯本的流傳和對溫州教會影響現有的歷史文獻和口傳資料都不充足。加上現代溫州基督徒對溫州方言聖經的要求減少，方言聖經已被淡忘。若有人在教會中問起有關溫州話聖經的事，也是無人知曉。唯有溫州教會已故歷史學者支華欣牧師生前時時關注它的流傳並尋訪著它的下落。筆者2004年底採訪這位執著的學者時，他說：“文革後，我十幾年從事溫州教會歷史的搜集和編寫工作，最為可惜的是至今未能找到溫州話聖經。”

雖然現存資料十分貧乏，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三份資料窺觀看出溫州方言聖經流傳及影響。首先是蘇慧廉著作《A Mission in China》記載，1903年落成的偕我會藝文中學裡，拉丁文《新約》成為學生的必修課之一[4]。相信此課程持續至1925年藝文中學停辦。其次是蘇慧廉妻子蘇路熙有關海和德牧師到溫州之初唱溫州話讚美詩學習土語的記載[5]，相信海和德以及後期眾多來溫傳教士（包括內地會和循道公會）都得益于蘇慧廉的偉大成就。最後是《上路洋教會簡史》中粗略記載的一段話說：“那時，花園巷總會（內地會）辦有崇真小學、育德女子學校，教育品質甚高，為了和外國牧師便於交流，設有拉丁文課，學生能用拉丁字母拼寫溫州話，本會袁勤先生、吳麗芳都有以拉丁字母拼寫文字的能力，為漢字拉丁文化開了先河，可惜當時的書本、校刊，現在已找不到它的遺跡。”[6]雖然本段記載的是內地會中有關拉丁文學習的史實，但溫州內地會的溫州方言拉丁拼音課程也應該是由蘇慧廉創立的。據介紹，本段文字中的袁勤和吳麗芳都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負責教會聖工。因此，他們在小學學習拉丁文的時間應該更早。

可以作一保守估計，羅馬拼音系統的創立和溫州方言聖經在創立和翻譯的最初三十年裡的影響是極大的。不管是來溫傳教士、教會學校學生，還是溫州本地信徒，都受益於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官話和合本》的問世，以及“五卅慘案”之後藝文中學的停辦，《溫州話譯本》就逐漸被人忽略，甚至無人問津。

綜上所述，儘管溫州方言聖經似乎已消逝在歷史之中，但它的面世至少有三方面的歷史作用：第一、它是來溫州傳教士最初學習方言的入門課程；第二、它為溫州教會信徒在聖經真道上的紮根開啟了方便之門；第三、它為後世學者研究溫州方言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

2007年3月18日星期日

2007年5月18日修改

2007年9月天風上半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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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0-205.

[2] “勞力中國話”和“有教養的中國話”是蘇慧廉的用詞。“勞力中國話”是普通百姓的日常語言工具，可以說是最地道的土話。“有教養的中國話”則是有知識的人所用的書面語。

[3] 《和合本》於1919年出版，比《楊格非官話譯本》遲三十年，比蘇氏翻譯的溫州話譯本也遲了二十五年。

[4]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3.

[5]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p33.

[6] 上路洋教會現在永嘉縣境內，隸屬溫州內地會，于1888年建立。資料內容有值得商榷之處，如拉丁文課程的開設應該與“外國牧師便於交流”無關。不過資料顯示拉丁拼音學習的史實是很寶貴的。摘自《上路洋教會簡史》，未定稿，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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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上) 作者：陳豐盛

    聖經翻譯在基督信仰傳佈的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傳教士們腳蹤所到之地，當地語言的聖經譯本也相繼出現，帶領基督教信仰在那裡紮根和結果。追溯中國教會歷史就可清楚看到傳教士譯聖經對福音傳佈影響極大。從唐朝景教、元朝的孟德高維諾和也裡可溫，以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直到近代基督新教入華，每一時期的教會和入華的傳教者都將聖經翻譯列為福音傳佈的重要工程。基督新教中，馬禮遜與米憐，一開始就將聖經翻譯作為重要任務，此後從文理譯本（High Wen Li Version）、淺文理譯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話譯本（Mandarin Version），再到方言譯本（Colloquial Version）[1]，每一版本聖經都傾注了傳教士們的心血。

        溫州方言聖經的問世是傳教士心血的結晶。它促進了基督信仰的傳佈和基督教教徒對信仰的瞭解和認識。時光流逝，這段歷史雖然似乎被淡忘，但它卻為當代溫州基督教打下了基礎。本文旨在通過對溫州方言聖經的歷史做一簡要回顧，使讀者對此寶貴史跡有初步認識。

一、溫州方言聖經的翻譯者蘇慧廉簡介

        溫州方言聖經由英國偕我會（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2]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牧師最早翻譯。蘇慧廉牧師出生在英國約克郡哈利法克城(Halifax, Yorkshire)。1882年冬來溫州傳教，直到1907年離溫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為止，在溫州傳教歷時25年之久。在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裡，蘇氏對溫州的宗教、文化、醫療等領域都有頗深的影響。

      蘇慧廉牧師是一位佈道家，據溫州偕我會1905年報告，蘇氏任溫州教區長期間，共建立150間教會，受餐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3]，並建造以城西堂為代表的五間著名西式教堂。為促進醫療佈道，蘇氏將西方醫術引介到中國，在不斷努力下，於1897年建成“定理醫院”，[4]1906年正式將定理醫院改建為“白累德醫院”。他是一位教育家，分別在1887年創立藝文小學，1897年開辦藝文中學，為教會和社會培養一批批有用的人才[5]。在語言學方面，蘇氏是一位翻譯家。蘇氏深知傳教事業的成功與聖經翻譯有密切關係，為使溫州普羅大眾都能閱讀聖經，1893年回英國度假期間完成以羅馬拼音翻譯的四福音與使徒行傳，定名為“CHAÒ-CHÏ YI-SÛ CHI-TUH SANG IAH SÌNG SHÏ：Sy FUH-IANG TÀ Sy-DU E-DJÜE”(溫州方言，即“救主耶穌基督新約聖書：四福音帶使徒行傳”)，並於1894年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發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後，又在1903年翻譯了全部新約聖經，並由大英海外聖經公會出版。蘇氏除熱衷於傳教使命之外，還涉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堪稱為漢學專家[6]。他於1907年受聘為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1920年至1935年任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其間曾於1926年至1927年被英國政府派為英中庚款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早在溫州傳教期間（1906），蘇氏就已將《論語》譯為英文，名為《論語：孔子與其弟子及其他人的談話》(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於1910年在日本橫濱出版[7]。他編撰了《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書，在倫敦出版。蘇氏還是一位元作家，除以上重要作品外，蘇氏特意將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自傳寫了專著，名為《A Mission in China》，還為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專門寫了傳記[8]。

二、翻譯溫州方言聖經的動因

        外國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的困難之一就是語言。當傳教士們來到方言語種繁多的江南地帶時，語言的障礙就猶為明顯。蘇慧廉和他的先驅們（包括偕我會的李華慶牧師和內地會的曹雅直牧師）來到溫州之初，就需要開始學習語言。蘇慧廉在剛來溫州半年之後，就顯出自己語言方面的特長。在1883年6月，他找到一篇用寧波方言寫成的講章，自己在詞句上的刪減和改寫，就在一天晚上向三十多位基督徒講道。講完之後，他問大家是否聽懂，他們都笑著回答：“oh tung-djah ba”（溫州方言：都懂了）。[9]

    蘇慧廉學會用溫州方言講道之後，下一目標就是翻譯方言聖經。什麼原因使他盟發這一奇想並付諸實踐的呢？其初衷就是為福音的傳佈。蘇慧廉說：“傳教士可以沒有許多應得的東西，但他絕不可以沒有一部為他的人民的語言而翻譯、記載著主基督生命和教訓的作品。不然，他的傳道只有表面效果，永不能持久。”[10]為使自己傳道的工作達到永久的效果，他幾乎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他將自己翻譯溫州方言聖經與英國威克裡夫和丁道爾相比較，說：“自從我開始力圖為兩百萬溫州人民像以前威克裡夫和丁道爾為四百萬英國人那樣（翻譯聖經）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11]

       雖然當時已經有為數不少的中文聖經譯本問世，如文理譯本、淺文理譯本，但這些譯本只是那些文人學士才能看懂。就連官話譯本，也只是受過教育的人才能讀懂的。對於絕大多數目不識丁的溫州大眾來說，他們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溫州方言。蘇慧廉陳述自己用溫州方言翻譯聖經的初衷時，列舉了幾個常見的普通話與溫州方言作對比。例如許多常用字：官話的“他們”溫州話的字面讀法是“ta-mang”，方言是“gi-da-ko”（直白譯為：渠大家）；“那裡”字面讀法是“na-li”，方言是“boa-ta”（直白：旁單）或“nya-uh-doa”（直白：狃宕）；“什麼”的字面讀法是“zang-mo”，方言則是“ga-nyie”（直白：何乜）；“怎麼”字面為“tsang-mo”，方言是“tsz-na”（直白：訾那）；“不”字面為“pai”，方言是“fu”（直白：否）；“沒有”字面是“mo-yao”，方言則是“n-nao”（冇）。再例如句子“那個東西拿來”，書面讀法是：“na-ko tung-si na-lai”，溫州人則說成“he-kai mu-z tso-li”（直白：許個物事捉來）。當時中國教會官話聖經已是最為流通的漢文，畢竟與溫州方言有很大不同，如蘇氏所說：“官話本是人們能得到的唯一本子，牧師在上朗讀，除了那些有聖經的人以外，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就算是讀得聲如洪鐘或鏘鏘然如銅鈸，還是不得其義的。”[12]

三、溫州方言聖經翻譯的歷程

        確定福音傳佈的需要，溫州方言聖經的翻譯是勢在必行。蘇氏就要選擇用什麼文字翻譯方言聖經。在蘇氏之前，已經有許多其他方言聖經翻譯成功[13]。傳教士們一般會採用兩種翻譯方法，即漢字翻譯和羅馬字拼音。蘇慧廉最初也曾打算用漢字翻譯，他說：“最初我嘗試將四福音翻譯為方言時的打算是寧願就地取材，而不願介紹一個純屬外國的拉丁化系統。但經過一次次失敗之後，我便意識到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許多方言土語沒有文字，結果每頁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需要自己創造新字，或轉借方言別字的專門發音或意義。”[14]賈立言牧師在其<中文聖經譯本小史>中說：“用羅馬拼音可有兩項原因：第一，有些方言，有音無字，所以不能寫出，這樣《聖經》的翻譯就顯得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其次，即使有字體可以寫出，人民識字的能力也很低薄，所以有許多人以為若用羅馬拼音，那麼在數星期之內即可習得，單是這個優點已足使許多人決意採用這個方法了。”[15]蘇氏也為自己選用羅馬字拼音的理由作了說明：“教育一個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小孩子讀寫羅馬字系統，比複雜麻煩的方塊字更為容易。……事實證明這個系統(羅馬字拼音)簡單易行，一個男孩或女孩需要幾年才能讀寫的文字在幾個月內即可學會。許多青年需要大量閱讀課本的，只要一個星期學習了初級(羅馬字拼音)課本後，回到牧師那裡，就能啃出他的新約聖經了。”[16]

    蘇慧廉在確定用羅馬字拼音翻譯方言聖經的方針之後，就將此計畫分為兩個步驟。在正式翻譯聖經之前，他先編纂了一本羅馬拼音的入門書和一本讚美詩集。顯然，蘇慧廉的第一個步驟不但行得通而且很奏效，在其妻子蘇路熙（Lucy Soothill）論述中曾提到：蘇慧廉所創立的溫州話拼音系統很容易學習，甚至中國人和西方人都可以輕易掌握。她講了一個頗為形象的故事：在蘇慧廉的羅馬拼音入門書和讚美詩集寫好的十年後，他的同工海和德從英國來到溫州傳教。在學會聽、講溫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學習用蘇氏編的讚美詩集唱詩。當他將一首詩歌唱完之後，旁邊的中國人大為詫異問：“這是怎麼回事？海先生還不會說中文就已經會唱了？”[17]

       蘇氏開始著手翻譯聖經的具體時間，在他本人和夫人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到。不過從蘇氏翻譯方言聖經的底本來看，是在1889年後啟動的。蘇氏以《楊格非官話譯本》[18]為底本，將聖經從官話語言用拉丁文拼寫為溫州方言。《楊格非官話譯本》於1889年完成，在漢口出版。此譯本是應大英聖書公會及蘇格蘭聖經公會的聯合請求，目的是出一本“能以成為中國說國語之處的公認的譯本”[19]，而它的面世成為“第一部被全國廣泛採用的白話文聖經譯本”。[20]據蘇慧廉所說，此譯本對1890年傳教士大會後著手的官話聖經翻譯有很大的影響。[21]蘇慧廉因為此譯本影響大，就以此為藍本，首先將《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翻譯出來，並在1893年告假回英國期間交付大英聖書公會印行。在取得重大成功之後，蘇氏又繼續翻譯新約其他卷目[22]，並於1903年完成。大英海外聖經公會接受了這個譯本，出資於1904年出版[23]。蘇慧廉說：“在把聖經翻譯成溫州話的繁忙勞作時期，充滿了啟迪、富足和靈感，我生命中沒有哪個階段能與之相比；有一點我深信：不管別人能從中受益多少，譯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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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賈立言（A.J.Garnier）牧師將新教聖經譯本分為四個部分：文理譯本（High Wen Li Version）、淺文理譯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話譯本（Mandarin Version）和方言譯本（Colloquial Version）。參氏著，<中文聖經譯本小史>，《新約聖經流傳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頁87-146。

[2] 偕我會（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為英國循道會（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1907年偕我會與同宗的聖道會（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會（Bible Christians）合併稱為“聖道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國聖道公會又與循道會（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會（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聯合，稱為“英國循道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 U.K.）。

偕我會於1878年派李華慶牧師（R. Inkermann Exley另譯李應克）來溫州建立教會，1881年李華慶牧師病逝，偕我會派蘇慧廉牧師接替工作。文國偉著，《循道衛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1995年初版），頁10-12，14-15，59-60。

[3]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頁463。

[4] 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87-88。

[5] 藝文中學新校舍於1903年竣工，竣工典禮中溫州著名文學大師孫詒讓和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到場演講祝賀。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92-93。

[6]蘇慧廉是繼理雅各後牛津大學的第二位漢學教授。

[7] W.E.Soothill，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Ld., Yokohama，1910.

[8]《李提摩太傳》（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中文版於1924年由廣學會出版。

[9]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1.

[10]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4.

[11]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2]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3] 在溫州話譯本之前，已有方言譯本為：上海話(1847)，廈門話(1852)，福州話(1852)，寧波話(1852)，客家話(1860)，廣州話(1862)，金華話(1866)，汕頭話(1875)，杭州話(1879)，蘇州話(1880)，台州話(1880)，邵武話(1891)，海南話(1891)，興化話(1892)。參《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華續行委員會特委會編，1922年），頁1037-1038。

[14]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200。

[15] 賈立言著，<中文聖經譯本小史>，《新約聖經流傳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頁137。

[16]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7]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p33. 書中“Mr. Sea”應該就是海和德牧師（James W.Heywood），當地中國人習慣稱他為“海牧師”或“海先生”，蘇路熙根據慣稱直譯為英文Mr. Sea。海和德於1891年來溫州協助蘇慧廉工作，並於1907-1927年任聖道公會溫州教區教區長。有關海和德事蹟可參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頁462。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6。

[18] 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又譯“楊篤信”，英國新教倫敦會來華傳教士，1855年來華，在上海及各地傳教，後在湖北、湖南傳教建堂，曾翻譯《淺文理譯本》於1885年出版，並獨自完成官話聖經的翻譯。參海恩波著，《道在中國——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年9月），頁95，104-105。

[19]賈立言著，<中文聖經譯本小史>，《新約聖經流傳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頁131。

[20] 趙維本著，《譯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年12月），頁25。

[21]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0.

[22] The New Testament, in Romanized form in the Wenchow speech (Shanghai: Brit.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4).

[23]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6.

[24] A Mission in China,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