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into
Chinese in the 1920-30’s
柳博赟、祝帅
LIU Boyun, ZHU Shuai
作者简介
柳博赟，北京语言大学讲师；祝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Boyun, Lectur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ZHU Shuai, Associate Researcher,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Email: ruether@126.com; zhushuai@pku.edu.cn
基督教文化学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44 第 32 辑 · 2014 秋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hymnal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1920’s-30’s, exploring the
texts, methodology,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the etho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the primary venue for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with Liu Tingfang and Yang Yinliu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translators, but several denomin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project. Translations, original works and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periodicals like Zi Jing (Amethyst) or Sheng shi yu
sheng yue (Hymns and Sacred Music) reveal the scope of the
endeavor to indigenize Christianity, contemporary concern for
universalizing Christianity, and a sympathy towards the Social
Gospel movemen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se text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s concern not only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hymnal and the ethos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translators’
theological views.
Keywords: Chinese Church, Yenching University, hymnal,
translation
摘錄節選
論文論及劉廷芳博士主编的《紫晶》，《紫晶》杂志是刘廷芳于 1930 年在北平创立的一份基督教灵修刊物，1938 年停刊。刘廷芳是《紫晶》杂志的编辑主干，即总编。杨荫浏是编辑襄理，即总编助理。撰述者还有许地山、李荣芳和谢冰心（英文署名 Wu Hsiieh Wan-yin，即吴谢婉莹）等，这些作者都是燕京大学的基督徒师生，其中刘廷芳撰写的文章占据了主要的篇幅。
劉廷芳對詩歌的傳譯，構成中國基督教二十世紀本色神學的探索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探讨该翻译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译作、方法论、神学视角以及反映出来的时代背景特点。
在圣诗的翻译、创作和配乐工作中，身为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总干事的杨荫浏以及身为主席的刘廷芳的工作，在《普天颂赞》收入的所有圣诗之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据研究者统计，《普天颂赞》一共收录了 548 首曲调，“其中杨荫浏与刘廷芳合作翻译、修订 210 首，而这 210 首中，由杨先生自己单独翻译的竟达 150首之多。
刘廷芳所译的《大地风光歌》（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加上了“祖宗遗泽”和第五段“中华民族神所眷，五千年来受惠深，地上香花天上蕊，人尊美德帝垂恩”，为原文所未有。这里出现了过分的民族主义，似乎有损于基督教“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的大公性和人人平等的原则（参《圣经》林前 12：13）。也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日后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新编赞美诗》中，这一段并未被收录。
刘廷芳和杨荫浏对圣诗的遴选以及翻译的时候，对圣诗内容的增删也体现了他们在神学立场方面的倾向，比如普世化和本色化并重、强调社会福音（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为此不惜进行创造性的意译甚至改译。如《紫晶》1934 年第二期第 269 页，就说明了《传布救恩歌》“本译词因欲避免格林兰、印度、非洲、锡兰等普通人不能知道的专门名词，不是直译”，“第一节完全重写，第二节首句也略有变更”。
《小小水滴歌》（Little Drops of Water）是杨荫浏和刘廷芳 1934年译出，刊登在《紫晶》1935 年第一期上的圣诗。至于《小小水滴歌》的第四段和第五段，和原文差异就比较大了，而这种有意而为的差异是和译者的普世化和本色化倾向分不开的。原文的字面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年轻的手种下的怜悯种子虽小，却成长起来远至异教徒的土地，福佑各族。荣耀永属美好慈爱的至高上帝，直到万世。”但译者将第四段“成长起来远至异教徒的土地，福佑各族”转译为“能够开出香花，施福千万众”，而“异教徒的土地”字样被全部删除。原文是体现了非常明显的宣教情怀。中文译者并非反对宣教，只是不巧正值生活在“异教徒的土地”上，因此将该敏感且不利于本土教会发展的词句撇下不译。同样，《得胜歌》第二段的“异教徒的土地”也被转译为“万民”。与此相似，《传布救恩歌》（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中“盲目的异教徒”也被转译为“盲目的人类”。
然而，除了普世化和本土化并重的倾向之外，我们更在圣诗的译创上看出了积极的社会福音立场。《小小水滴歌》第五段的译文是“小小和爱事情，小小温柔话；能使世间改善，变成天父家。”这与原文简直没有任何关系了。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译者的出发点是什么。除了紧扣对关键词“小小”的强调之外，该译文还体现了“人间天国”的思想，号召要以善行在此世之中建立新的世界。而《得胜歌》也有“光明天国实现人间”的自创词，为原文所未有。其他一些圣诗译文中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倾向。译者一方面是有意选取了这些圣诗，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深化了原有的进步色彩。以刊登在《紫晶》杂志 1935 年第一期上的《神圣同志歌》（ Jesus, Thou Divine Companion） 为例，原文中的companion 意思是同伴，但刘廷芳和杨荫浏翻译为革命色彩浓厚的“同志”。该词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便广泛使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仿效前苏联，更是使“同志”成为了一般民众最为常用的称谓。而第一段的最后一行“你教导我们劳动是好的”，被译为“一切劳动都神圣”，将“劳动”提升了一个档次，成了超越世间
俗务的行为，本身是神圣的，也使劳动者自身得以圣化。刊登在《神圣同志歌》之后的就是同样具有革命精神的《劳工歌》（When Through the Whirl of Wheels）。原诗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杰弗里·肯尼迪（Geoffrey Anketell Studdert Kennedy）于 1921 年为工业基督徒团契（ICF, Industrial Christian Fellowship）所写，有很鲜明的“左翼”特点。在这首圣诗中，肯尼迪描述了那个时代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群体的壮大及其劳苦。在他的眼中，主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受苦与受苦的众人同在，并且以自己的能力使他们获得能力和希望，在日常的工作中坚忍不拔，为他做工，并满怀信心等候他的复临。肯尼迪也身体力行，在一战中作为随军牧师为将士效力，身带香烟以慰军，被昵称为“卷烟威利”（“Woodbine Willy”）。大文豪詹姆斯·乔伊斯也曾经在《芬尼根守灵夜》里提到了他。肯尼迪逝世于 1931 年，有完整词曲的《劳工歌》于 1931 年出版，而 1933 年刘廷芳就选择了这首圣诗来译为中文，非常紧随时代，也表现出他对社会进步的关怀。在译文中，刘廷芳还补充了一些原文没有的词，比如第二段第一句的“环球工厂”一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工业发展迅速，中国也不例外。刘廷芳在翻译《劳工歌》的时候，必然想到厂房林立的现状，才加进了这一句个人的阐释。
此外，刘廷芳还翻译了《劳动同志歌》（ My Master Was a Worker）。这首圣诗的原作者塔兰特（William George Tarrant）是一位论教派的神职人员，本为铁匠，原诗中确实用了 comrade 一词，刘廷芳将其译为“同志”，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直译。只是需要看到，刘廷芳之选择翻译这一类宣扬社会主义的诗歌，必然也是出于社会福音的重视。我们已经看到，在刘廷芳对于圣诗的选择和翻译中，颇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倾向。这当然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分不开的。从 19世纪后半期开始，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英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教会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家，包括伦敦国王学院英国史和文学教授茅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剑桥大学现代史皇家教授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等等，他们以《圣经》中的“左翼”教导为论据，推动基督教对社会进步发展方面的作用。而彼时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刘廷芳创作翻译这些圣诗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也已经开始大量通过译文或著作，在中国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播。
可以说，刘廷芳本人正是持有并强化了这种基督教自身所固有的社会福音的立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做出过这样的叙述，来表明自己对基督教在现世的社会中施行拯救和变革的观点：数十年来基督教有好些学者和服务的忠仆，研究圣经，恍然明白基督救世主义不仅是救个人的救主。救世主义并不是专讲来世的。他们就着书演说，提倡社会观的基督教义。起初这种理论颇受一般信徒反对，渐渐明白的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到了今日虽遭受旧派的积极攻击，愈传愈盛，教会静察时势，潜考圣经，也渐渐的转向社会观的教义。在这篇文章中，刘廷芳肯定了华北学生夏令会起草社会信条和进行的计划的行为。在他看来，每个信徒的信仰都可以落实到对整体社会的变革上，灵修并不仅仅在于个人内在的灵性操练，更是在于产生向外的力量以推动世界的进步。在他看来，“改良社会不能不从改良个人的灵性道德入手，这是基督教千余年来宣播的宗旨，这宗旨和改良社会的信条是不相矛盾的，实在是互相作用的，我们切莫偏重了一面。”而杨荫浏更是非常尊重刘廷芳，将其敬称为“廷芳师”。这样，刘廷芳和杨荫浏在圣诗的选择和翻译上采用较为进步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教会内部的传播的影响及其评价并非本文兴趣所在，而似乎刘廷芳、杨荫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也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早期左翼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的社会思潮中作如是观。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继周作人等知识分子围绕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讨论之后，基督教圣诗的中文翻译及其讨论在教会内外蔚然成风。这一翻译活动以燕京大学为主要的活动地点和思想交汇的处所，受到了数个宗派的联合工作的推动，而以刘廷芳、杨荫浏为代表的圣诗翻译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燕京大学的《紫晶》、《圣歌与圣乐》等杂志上发表了对圣诗翻译的研究文章，更是刊登了为数甚多的圣诗中文译本或是原创圣诗，这些作品体现了当时的基督教会对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同时也不失对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关怀。不仅如此，这些中文圣诗中还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这与圣诗原文的成诗年代乃至中文圣诗的译创年代和翻译者本身的神学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中文圣诗译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样看来，尽管早期基督教圣诗翻译还体现着鲜明的个体神学立场的局限性及其时代烙印，但他们所开辟的中文圣诗创作领域及其本土化探索的艺术方向，本身就构成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发展历程中一个影响深远但却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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