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在温州事主的衡秉忠教士夫妇 作者:黄锡培 整理者:李步正


在温州事主的衡秉忠教士夫妇
黄锡培
整理/ 李步正
( Mr. Edward Hunt, 1861-1922 and Mrs. Alice Hunt, 1867-1921)
衡秉忠教士来自英国,1889年廿八岁时抵达上海,五年后与1890年到中国服侍,后主管温州一间女校的魏姑娘在上海结婚。夫妇俩在温州服侍长达五十多年。
初抵温州宣教站
当时温州宣教站由曹师母领导,有四位宣教士1及衡教士夫妇与她同工。1898年,衡教士的报告:「今年稻米失收,米价上升,群众都知道富人囤积居奇,县政府又不允开仓赈灾。皇上还要加三成地税,遂引发一场暴动,商店关门,官员遭拳打脚踢,衙门内被抢掠一空。官员往军部求救,军警出榜安民无效,宣布开仓赈灾后,米价回落,暴动才止。」
衡师母服侍温州妇女,并鼓励她们不要缠足,虽然要摆脱当时风尚不易,但在一次反对妇女缠足聚会中,一位妇女流泪祷告说:「我双脚带来教会的羞耻,我感到不配蒙主帮助,主啊!求祢赦免我的罪,使我有决心放脚!」主怜悯她的祈求,不仅她得释放,也感动了在场六位妇女一起放脚。最后,共有逾120位信徒和慕道者宣布放脚。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事件,宣教士纷纷往沿海各地避难,衡教士夫妇于7月22日安抵上海;而信徒在温州和平阳遭遇极大的迫害,至少有一位传道人被杀,多位受重伤,房屋全遭焚毁;其馀信徒也遭杀害,损失极重。当时,有以摆渡为业的张砥,无惧成为乱平后第一位受洗信徒。张砥在团乱前,因载女宣教士过河而得听福音信主。此后,他不肯载香客赴庙进香,主日却义载无力付钱的信徒过河聚会。
团乱时他常受村民威胁,却宁死不屈,为主作美好见证。乱平后宣教站重开,衡师母回去安抚信徒,需要仆役工作,他乐意应聘。但他需供养年老义父,遂娶了女校学生宝荷为妻,在家照顾义父,自己则到宣教站工作,周日才返家。宝荷为村中唯一信徒,有时也向村民传道,教唱诗歌,但村民敌视外人,孤单成了她的重担,忧思成病,送到宣教站急救,蒙神医治。回家后,村民改变对她的态度,渐渐赢得村民爱戴,带领了约二十家接受福音。
1903年,衡教士鼎力相助的《温州话新约圣经》,终由圣经公会宣布出版。夫妇二人同年3月5日亦开展了十数天的探访布道旅程,攀山越岭,最高点达三千呎,又穿过溪涧,横过百码宽的溪流,走了近廿哩路才到达信徒家庭巽宅。在那里举行了主日崇拜、查经班、培训班、识字班,也为信徒施洗。后因暴雨造成山洪未能离开,延迟了归程,却又多添了信主的人数。
工作多而工人少
1904年英伦内地会年会报告:
1. 温州城内人口约八万,来聚会的约一千;城外村庄的聚会人数由数十至二百人不等。每月出版一份中文报纸,送到各村镇,让信徒和慕道者有灵粮。
2. 温州已有完善的医疗中心,需要发展教育,分设男、女学堂。温州城内城外满布庙宇,每月初一、十五,各庙香火兴盛;每到节期神诞,便有戏台表演,村民以抽税方式集资,信徒多不愿参与,便引起冲突,变成逼害,什或以祭祖为名,全村按宗族辈分科钱,信徒必须抉择,或是该村失去一笔收入,或是连信仰也放弃。故宣教士须兼顾城内城外的传道工作,到处探访,坚固信徒。
回国述职
1906年衡教士举家返英述职,并在1907年的年会中报告:
1. 温州人主要讲温州土话,居民贫穷;文盲问题严重,只有一成男信徒识字,女信徒更差,四百人中才一人识字,故教导只能口传,需广设学校,训练师资。
2. 温州信徒多自己向亲朋好友邻居传福音;在逾七百名受洗者中,只有一位说是由洋人传福音的。每遇建堂扩堂,信徒均尽力支持,像一会堂由四百座位扩至八百,费用120英镑,有50英镑来自信徒。
3. 惟赌风什盛,更有种植罂粟、抽鸦片烟,以致家贫如洗。
教会成长路
衡教士一直坚持,福音不可能由宣教士传开,只有本地信徒承担起来,才能传遍中国。故衡教士特别专文介绍他们重视的接班人--蒋宝仁牧师2。他生于贫寒山区,补鞋为生。廿七岁归主后,勤学自修,借曹师母之助,能阅读圣经和古文。先在山区传道,后到学堂教书,1894年任署理牧师,为曹师母得力助手。衡教士初抵温州时,蒋牧师已被认同为神所赐的忠心同工。
衡教士另有一信谈到平阳县教会。事缘有平阳教会职员,在上海读到中国自立教会的文章,受到感染;便去见推行此运动的美国长老会差会之余牧师,学习如何成立自立教会。又在1911年于平阳县举行之署理牧师会议中提出两点要求:平阳教会已接受宣教会卅年来的经济支持,该做出细则正式自立;宣教士要撤离教会工作的运作,改为全时间教导及属灵上之监督。
教会独立运动于同年传到温州,有人开始闹事,但经过祷告后,众同工见此事令教会损失极大,事件便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衡教士深感教会工作受到阻碍,幸大多数信徒效忠内地会,故他仍能够平安地到处访问,继续父神在平阳的圣工。
接掌温州宣教区
衡教士在1912年的报告:
1. 温州人多迷信且贫穷,除温州话外,各地土谈也多,山区土着称为蛇民,渔民与岛屿之居民,另属其他族类。
2. 内地会现约有130间大小教会和福音堂(包括六至八个平阳自立教会),聚会人数约5,990人,受洗信徒约2,200人,有不少男、女平信徒自愿起来,协助教会牧养羊群。宣教士负责监督工作,除巡迴探访各区外,并在城内举办圣经学校。
衡教士于1916年接掌温州宣教区监督,第一件要处理的事,就是中国自立教会又在平阳出现。衡教士写给上海总部的信:「在平阳南部的岩下,有教会领导人大胆地占据一座大会堂……坚持拒绝我们的传道人使用会堂。」
衡教士没有留下处理事件的详细记录,但从上海总部于10月27日发出的《上海家书》(Our Shanghai Letter)中道:「在前一封信中,我述说了温州宣教区遭遇极大的困难,什至引起教会分裂的危机,但现在……全体的领导人已经彼此谅解,和好如初了。那从魔鬼来的诡计,经已被拆穿,便无可施其技了。但我们仍需要大家继续代祷,俾现今和谐共存的关系能持守长久。」
衡教士在1916年的报告:
1. 整体来说,主日聚会的地点增加了许多,但领洗守主餐的、为自养奉献的,比两年前减少。
2. 各处查经班参加人数增多,妇女多喜欢查经和认真好学,两位华人女传道除协助查经外,还外展探访及布道。
3. 女学堂近100%女生归主,男学堂有五名受洗及多名慕道者,但信主的女生,不少因婚嫁而进到未信家庭,求主保守她们。
4. 平阳地区工作有喜有忧,喜的是有118名信徒受洗,忧的是教会自立运动引起的困扰,有三四处教会闹分裂,目前大多数教会站立得稳,以属灵的事为重,不致动摇。
温州宣教区的果子
1917年,教会约有三千名受洗信徒。温州宣教站自1867年开始,金禧纪念那天的主日崇拜,由夏时若教士主持,曹教士的首名学生邓先生讲道。当日又特别邀请三百名未到过教会的人出席晚堂布道会,果然大部分都来了。第二天早上,衡教士主持一怀旧聚会,由多人作见证;下午,衡师母主持妇女的怀旧聚会,回想昔日妇女少出门多文盲,现今许多妇女携带圣经和诗本来参加聚会,实在要感谢神。
衡教士在1918年及1920年的报告,分别讲述了宣教区之得失与需要:
1. 失的是:因气候不佳,十二年来失去了七位宣教士,六位返回原籍3。教会自立运动,令到温州宣教区分裂,数间福音堂宣布脱离,不少同工和信徒离开。
2. 得的方面:妇女查经班十分蒙福,十二年前约有1,500名会员,如今增加一倍。本地人贫穷,但奉献达43%,信徒虽是贫农,却奉献了五百日人工来建造新会堂。
3. 区内共有169个福音堂,44位受薪传道,211位义务传道。多年来除举办圣经学校,也利用新春农暇开办圣经学校,让传道人有进修机会。这些课程能帮助华人同工有更深入、更完整的延伸训练。
双双猝然归天家
衡师母一向尽心尽力管理女学堂、带领妇女查经班和圣经学校,是衡教士的得力助手,料不到她染病,送到上海治疗时,才知道是晚期癌症,医药罔效,于1921年12月26日,主怀安息,离世时年五十四岁。
衡教士于师母离世后,悲恸之馀,竟在一个多月后的2月12日,因心脏病猝然辞世,年六十一岁。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及《回首百年殉道血》,并得香港第五届金书奖殊荣。)
注释:
1. 同工的四位宣教士分别是余思恩教士(Bernard W. Upward)、梅师母(Mrs. A. Menzies)、谢姑娘(Miss K. B. Stayner)及平姑娘(Miss K. Sping)。
2. 据温州陈丰盛牧师来函:「“Tsie Poe-zang”(温州话译音)的中文名字是蒋宝仁,又名蒋宅如。」
3. 六位退休回国的是:江孟氏(Mrs. J.M.Greene)1899-1919共廿年;夏若时教士夫妇(Mr. and Mrs. G. H. Seville)1902-1919共十七年;周韵琴姑娘(Miss M. F. Johnston)1899-1911共十二年;苏国安姑娘(Miss J. Scott)1908-1914共六年;孟存诚教士(Mr.J.M.Munro)1907-1911共四年。
资料来源:
(1)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 1897年第112页;1898年第8,15至16,30,77,117和136页;1899年第124和155页;1900年第130和155页;1901年第46, 135和177页;1903年第21和164页;1904年第10至11和79至80页;1906年第27和190至191页;1907年第4,41,72,74和95至97页;1908年第191页;1911年第58至59和141至142页;1912年第125至127页;1913年第174至175页;1914年第78页;1916年第101页;1917年第6页;1918年第29和35页;1919年第63,75和89至90页;1921年第88页;1922年第44, 48和77页。
(2)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898年第70和111页;1901年第94至95页;1903年第69至71页;1905年第22页;1908年第118至119页;1912年第109至111页;1915年第85页;1917年第58至59页;1918年第13,33和39至40页;1920年第21至22页;1921年第86至87页。
(3)China Inland Mission: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1854-1948. 《内地会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4)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uly, 1892; June, 1895; June, 1900; January, 1901; July, 1905; January, 1910; January, 1915; January, 1920; January, 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 1935.
(5)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6)Stauffer, Milton T.: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中华归主》之英文原着。
(7)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1975.
(8)MacGillivray, 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1914.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1914.
(9)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地图No. 031-1》。《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插图: 中国的四大海划分及领海基线。
(10)花存宏主编:《浙江省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第43-44页。
来源:《传书》双月刊,2012年8月号.第20卷.第4期.总第118期
 http://www.ccmhk.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7376&Pid=16&Version=118&Cid=37&Charset=gb2312#.ULbCCKzAerk
注:原文将衡秉忠宣教士译为衡平均,本网编则采用温州教会普遍使用的衡秉忠。

2012年10月22日星期一

上海《通问报》主笔陈春生

刘廷芳通过上海的《通问报》主笔陈春生结识司徒雷登,有关陈春生的网络链接。
1、
刘廷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对教会所办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管理制度,很为不满,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颇为愤慨,屡次撰文在上海《通闻报》发表,引起司徒雷登的关注。有一次,司徒雷登在刘廷芳的文章里读到,教会须由教育专门知识之人办学,一般传教士因本身缺乏学识,虽热心有余,却造育些不中不西、知识畸形的教会青年……甚有同感,便请《通闻报》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晤见刘廷芳。司徒雷登非常欣赏刘廷芳的才华。刘廷芳大学毕业后,得到司徒雷登的推荐,取得奖学金赴美深造。当时司徒雷登尚在金陵神学院执教。为报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刘廷芳答应回国后到金陵神学院服务。


陈春生的《伊朔译评》


3、
上海基督教其他刊物一覽表
通問報,長老會、廣學會,1902-1950年,週刊,陳春生主編。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60/node29270/node63895/userobject1ai14588.html
4、
基督教史綱第十八章:基督教的事工
通问报,乃长老会机关报,创始于一九○二年,由吴板桥主政,陈春生任编辑,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纸印的单张。专载全国教会消息,行销甚广。 教会公报,亦为广学会出版,创始于一九○四年初名中西教会报,高葆真主政,冯九卿为编辑,多载经题讲义,教会新闻,至一九一五年停刊。

5、

上海译文社编撰的中译外国小说书单(1899-1996)
·1903年

广学会出版(法)散颠著《狱中花》,陈春生译等3种

6、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四)
《通问报》
上海出版历时很长的教会杂志。1902年6月1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六)创刊。由美国南北长老会合办,上海广学会出版。由外国人吴板桥任主理,陈春生为编辑。另有各省付主笔八人。周刊。版型为六开式单张,用有光纸印刷,以四号字及二号字排印。
1950年12月停刊,最后一期为第1819号。上海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均藏有部分原件。


7、

陈春生:五更钟
晚清小说,二卷二十四回。题“美国亮乐月命意,润州陈春生编辑”。
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美华书馆刊本。卷首标“改良社会小说五更钟”。有守拙山人、邵宝亮和作者的自序,以及“大凡八则”。美华书馆曾多次再版该小说。
小说讲述了林九如历经人生浮沉,终于信奉耶稣教的故事。林九如乃富家子,好友庞凤兮告诉他,家乡平安村因全村皈依佛教而成为世上天堂,劝他入教,但林九如不听,终日寻欢作乐,流连烟花,为此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林九如两番意欲往平安村洗礼入教,但都因故中途作罢。林九如得官生子,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因保护教民不力获罪,被削职为民。归乡后,家庭又屡遭灾变,林九如于是皈依耶稣,才求得内心的宁静。此类题材是在西方宗教传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劝善书,无非宣传教义,争取信徒,但也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教民生活。像这样的作品,目前存世的数量很少。从这点来说,《五更钟》颇有研究价值。

8、

《五更钟》

章回小说。又名《五次召》。题"美国亮乐月命意,润州陈春生编辑。"2卷14回。陈春生清末民国初人,与美国女教士亮乐月合作共译过《狱中花》、《贫子奇缘》等小说,又在上海《通问报》当过笔政。此书鼓吹皈依基督教的好处。武昌人林明道家庭富裕,唯子九如不思进取。一日,九如好友来告,家乡平安村男耕女织、夜不闭户。这一切得益于信奉了耶苏教,劝其皈依圣主。九如一笑了之。此后,九如手捧"圣经"静思,忽然悟出了教义的真谛。原书名《五次召》寓上帝屡召回头之意。改名为《五更钟》,盖午夜清钟,警醒世俗。此类题材是在西方宗教传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劝善书。无非宣传教义,争取信徒。但也是某一方面内容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当时记载教民生活为数甚少的作品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美华书馆铅印本,另有1920年协和书局本。
 http://www.zggdxs.com/Article/yjzl/smty/201007/2296.html
9、
宋莉華。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第三點的第二段。
传教士在译介西方童话的同时,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本土的儿童文学译者和作者。他们多采用双人合译、合著的方式,由中国助手进行笔录或帮助润饰文字,这些中国助手后来纷纷开始独立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如与亮乐月合作的陈春生和她的学生兼助手周澈朗、袁玉英、李冠芳、朱懿珠,薄玉珍的助手刘美丽,贝厚德的助手沈骏英,季理斐夫人的助手刘文林等。


10、

关于《圣公会报》的史料补充:
陈春生先生(基督教新教长老会在华机关报《通问报》的编辑)于1927年6月在《真光》第二十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二十五年来之中国教会报》一文,其中对《圣公会报》的历史沿革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兹转录如下:
“该报于一九O八年(即前清光绪卅四年)一月一日出版。原名《圣教会报》,由西人聂高莱主任。社址在上海文义路圣彼得堂。是年七月增延陈继铎、慕雅德、朱葆元三人为经理。一九O九年,即前清宣统元年六月,社址移上海樊王渡圣约翰大学,由戴调侯先生主任,卜舫济先生经理。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改称《中华圣公会报》,社址移汉口圣保罗座堂,废经理制,改由书籍委办。订孟良佐先生为主笔。其后数易其人。至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二年,改为单张周刊,全年四十八期。一九二三年,即民国十二年,又改为旬刊。一九二四年,仍改为半月刊,简称为《圣公会报》。其间名称社址,频频改易;经理主笔,屡屡换人。可谓许子不惮烦矣。最近该报又迁回上海,由董健吾先生主任,田伟森先生代理会计事务。其内容与体裁均较前进步。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窃愿为该报祝也。”
 

11、(此處提到的陳春生不確定是否是同一個人)
不做大官做大事——孙中山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其人其事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马上进行筹备。是年秋,他从日本购进印刷机器、排版铅字等设备。1900年元月下旬,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张报纸 《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炳麟等任特约撰述。


12
Principles of the preparation and delivery of sermons. Chinese;"讲道要诀 / [by John A. Broadus 编辑者, 万应远, 陈春生]"上海 : 美华书馆, 民国13[1924]245.2 1651 192


陈春生: 《小说大凡八则》,亮乐月译、陈春生述: 《五更钟》,美华书馆1909 年第3 版。
13、
五更钟。(清)陈春生编。上海: 广学书局, 民国22年(1933)


14、(別人的研究提及陳春生,應該是同一個人。)
在中國各地,像瀋陽這樣如期舉行為國祈禱會的城市不在少數,因此在第二年(1914 年)出版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一位署名陳春生的作者,在一篇名為〈基督教對於時局最近的概論〉的論文中,就以這件事作為基督教會獲得政府信任的證據。他進一步申論,由於許多來自各國的宣教士也同步通知他們的母會,在這一天加入為中華民國祈禱的行列,所以,實際上,這一天不但是全國,更是全球都在為中華民國禱告的日子。
除了「政府之信任」外,在同一篇文章中,陳春生也以「教徒之參政」、「名流之歸教」、「布道之豐收」等小標題,說明基督教在民國肇始之際產生的影響力,及其具有的優勢。「教徒之參政」方面,他列舉內閣中的基督徒成員,如農林總長陳振先、海軍部次長李和、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政事堂參議林長民、交通部會計司長王景春、外交司長曹復賡等都是。
在「布道之豐收」方面,陳春生提及穆德(John Mott)及艾迪(Sherwood Eddy)兩位美籍佈道家,他們在 1913 年春季來華,巡迴廣東、福建、安徽、湖北、山東、江蘇、直隸、奉天等省,共計聽道者有 78230 人,簽名慕道者有 7057 人。關於穆德在東北奉天的佈道會,在前面提及的司督閣醫師回憶錄中也有記載。司醫師在兩星期前拜訪都督和教育廳長,請他們為佈道會提供較大的場地,結果由政府出資,搭建巨大的帳棚充當會場。由於穆德是國際知名的學生領袖,他的佈道對象也以青年學生為主,在教育當局全力配合下,包括教育廳長親自主持大會,帶動了教育界追求基督信仰的風潮。


15、
陈春生:《基督教对于时局最近之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1期,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出版。


来源:以上链接由温文编:鄭樂囯 整理。

2012年10月1日星期一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为撰写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的传记,其女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的著述也都搜来翻读一过。1885年出生在中国,并在浙江温州度过童年的谢福芸是位作家,写过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
  1924年出版于伦敦的《名门》(Two Gentlemen of China)是谢福芸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该书记述的是她眼中的Kung、Lo等中国大家族的故事,Kung家在书中占有更多的篇幅。辛亥前后,谢福芸在天津时就住在他家,她的中文名字就是这位有着“中国不常见的鹰钩鼻,整张脸因为短短的银色胡须而显得更加生动”的Kung大人给取的。据谢福芸记载,当时五十多岁的Kung大人,官服上绣着一支鹤。他的父亲是个翰林,还做过皇帝的老师。Kung大人自己在十八岁时也成为翰林,不过他一直陪伴父亲,直至其父过世。后经慈禧恩准,成了山西省的Provincal Judge。也就是那时,Kung家与时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的苏慧廉相识。
  大人姓“Kung”,译成汉语,是“孔”,还是“康”?我遍查清朝职官年表,在苏慧廉居晋时的山西,都未有这两姓的高官存在。其实在《名门》的前言,谢福芸已明确说明,书中人物都是化名,“这是Li Chen的意见,并且这些名字还是他亲自所拟。” 书中的Li Chen是Kung大人的公子,因为与谢福芸年龄相仿,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对谢福芸的个人经历有些了解,因此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他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                                                                                        
  苏慧廉的回忆录A Mission in China对山西的生活几无记录。其妻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在《中国纪行》 (A Passport to China)中倒有一章专述太原生活,这章分两节,前一节写时任山西巡抚丁宝铨,后一节写太原府的两个名门望族:汉族的Kung家与满族的Lo家。路熙说: “我们刚来,他们就诚恳而友善地接待我们。我们从认识到相知,长期的分别和欢乐的重逢证实了友谊的真实。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无论是孩子们,还是长者之间,友谊不断地发展。”Li Chen这个名字,在路熙的回忆录中也闪现过一次——“宰相翁同龢被罢免,他是我们的朋友Li Chen的叔叔。爱女还写了本关于他的书。” 这句话宛如人潮中的惊鸿一瞥,让我将Kung与“翁”联在了一起。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常熟翁氏更以“状元门第、帝师世家”而著称。翁氏家族正式发迹于翁心存。翁心存历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年间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皇帝。翁心存有三子,即翁同书、翁同爵与翁同龢。
  翁同龢自咸丰六年(1856)状元及第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四十二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清代汉族大臣得入军机者仅有三人。翁家在翁同龢的时代,走上最顶峰。
  戊戌事变后,翁同龢被撵出京城,罢官归里。翁家仕途由盛转衰。翁同龢子侄辈中,虽有翁曾源中状元,但终因翁曾源多病,英年早逝,没能为翁家带来新一轮的复兴。                              
  后来提振翁家仕气,被称为“翁家在清朝政坛上的绝响”的是这位早逝状元的儿子翁斌孙。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号笏斋,光绪三年(1877)年仅十七岁便高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庶常馆,选为庶吉士。1880年散馆,授为检讨。后历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的协修、纂修、总纂。苏慧廉在晋前后几年,他在太原与天津为官。1906年任山西大同府知府,1910年授山西劝业道,1911年补授直隶提法使。        
    谢福芸书中的Kung大人,也许就是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
  翁斌孙有三子五女,幼子翁之憙(1896-1972),字克斋,毕业于天津英国教会开办的新学书院,通中西文,尤精绘事。谢福芸在书中,说她这个好友擅丹青,英文很好,曾作为中国一代表团的翻译来过英国。莫非Li Chen就是翁之憙?
  在谢福芸的另一本关于中国的著述 《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中,有一张五个孩子的插图,下面一行小字说明此照经Li Chen授权。我结合书中内容,可知照片中的孩子是Li Chen的子女。我想,如果能证实这五个孩子是翁家后人,那便可确认“Kung”家就是常熟翁家。
                                      
       
                谢福芸书中的五少年合影,约摄于1926年前后。

寻找翁氏后人

我决定寻找翁氏后人。
  翁开庆,翁之憙长子,1915年出生,年近期颐。曾是工程师,现居天津。
  翁兴庆,又名翁万戈,翁之憙三子,后过继给翁之廉,承继翁同龢一支。现居美国,曾任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同时在古书画收藏界享有大名。
  翁永庆,翁之憙五子,曾任朱德的保健医生,现居北京。
  但我又如何能与这些岁至耄耋的名门之后取得联系?我托人四处打听,直至2009年1月25日收到老友丁小明博士的邮件:
沈兄如晤:
    …………
  兄所询翁万戈先生联系方式一事,弟回家前已托过常熟的曹培根先生代询,曹通过翁同龢纪念馆的王馆长问到与美国翁氏的联系方式,他们没有直接与翁万戈联系过,正常都是与翁万戈的儿子翁以钧联系。曹告诉我,翁以钧的电邮是weng-yijun@163.com(翁与以之间有一小横线,但不知是下横线还是中横线,兄可两个都试发一下),兄可直接与这个电邮先联系一下,如不顺利,再通过其他渠道帮兄联系。
看看电脑时间,已是牛年,祝兄新年写作顺利,事业更进。
                                                                    弟:小明
    1月25日正是鼠年除夕,我在温哥华。新年初一晚上,我便给翁以钧先生发去了邮件,并附上《中国女士》书中五个孩子的合影。丁小明叫我两个邮箱都试试,于是便将发给“中划线”的邮件抄送给“下划线”。电脑屏幕上小横杠一上一下,像我当时不确定的心情。
 1月29日,正月初四。一早打开邮箱,惊见翁以钧的回复:“接到您1月26日E-mail,十分惊喜!我已将来函转致各知情人。您的判断与推测基本正确,唯照片不是翁家的家人。”他同时还告诉我,他不是翁万戈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子。现居天津。
  如果照片中人不是翁家人,那么我的推测将立于何处?
  正在困惑时,当天上午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署名“Ssu Weng”的邮件。她告诉我,已从天津堂兄翁以钧处转获我的邮件及照片。她是翁万戈先生的女儿翁以思,下月四日将去东部看望父亲,请他再辨认照片中人。她说听她父亲说起过,家中长辈在晚清时与外国传教士有过交往,她父亲还在一篇文章中提起过此事。
  2月5日,收到翁以思女士发来的邮件:
  经家父辨认,照片中人就是他及他的兄弟。第二排右边是老大翁开庆(即翁以钧的父亲),左边是老二翁传庆,第一排右边是老四翁崇庆(早夭),左边是老五翁永庆。站在最高位的便是他自己。
  翁以思说,她父亲看到这张老照片很高兴,他知道谢福芸,也有《中国女士》一书,但纳闷的是为什么他的书中没有这张照片?
  一周后,我与翁万戈先生直接通了电话。翁万戈生于1918年,已年逾九旬。但听他洪亮的声音和清晰的回忆,让人觉得话筒那一头仅是个六十余岁的人。
  翁先生告诉我,这张合影应摄于1926年之前,“因为我六妹是1926年出生的,这张照片里还没有她。照片是照相馆里拍的,我记得四岁时就去照相馆里拍照。”他还说,现居台北的六妹见过谢福芸。“我问过六妹,不过,那时她也小,只知道见过,没有其他的印象。”

翁万戈的回忆

  其实在2009年5月,翁先生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曾说到传教士对其祖父及其家族的影响。在这篇题为〈翁氏六代珍藏及其文化意义〉的长文里,他认为,这批家族收藏能经六代至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家教’。从个人经验说起:生祖斌孙公,既守旧,但也维新。他坚持我们兄弟三人入私塾(当时四弟在怀抱中,其余两弟一妹未生),一如准备科举考试。我四岁开始背诵《诗经》,接着是四书、部分的《书经》、《礼记》、《左传》、《史记》、《汉书》、唐、宋诗文等;同时用方格练字,作文。我十二岁时,之憙公才送我们入中学,受现代教育。但祖父很开通:他在山西时,与当地的英国教士交友,收教士的女儿为义女,她同我三姑母及之憙公很熟。因此之憙公在求得结实的国学根底后,入了英国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结果也精通英文及理解西方文化。我们兄弟三人的启蒙英文,是由他亲授的。他的书法及山水画,有相当的程度;见我们爱好美术,就不断地指点及鼓励,允许用他的现代精印书画册作模仿,及在他上班时占有他的书法画室。我们的母亲胡樨龄也会画,她是晚清执行新政、练兵、督修铁路、主张变法自强的大臣胡燏棻的女儿:她主持家政时,既慈且严。天津发大水时,指挥家人及亲自抢救古籍文物。至于文恭公这支的守护工作,要仗着常熟的母亲强夫人:从维修綵衣堂、祖墓、丙舍到保管的天津租房里的藏品,都认做一生最重要的职责,移交到我这个后嗣手中为止”。
  这里提到的英国教士就是苏慧廉。被翁斌孙收为义女的教士女儿就是谢福芸,翁家人至今仍称她“苏小姐”。
   经过翁开庆、翁永庆、翁万戈及翁以钧等人的回忆,苏家与翁家的交往情况逐渐清晰起来。
  1906年翁斌孙就任山西大同府知府。翌年,苏慧廉带着全家也来到山西。可能是工作的关系,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知交。翁斌孙比苏慧廉仅长一岁。

               
                           翁斌孙。(翁万戈提供)

  苏慧廉在晋的时间虽不长,但他给翁家很大的影响。2009年夏,我与翁万戈先生在上海聊天时,他甚至说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影响”。翁万戈先生说,翁斌孙十七岁便中进士,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后来进民国,也算逊清的遗老,但他在那时能送儿子去教会学校,这明显就是受苏教士的影响。据说民国时,瑞典人在天津创办瑞华大学堂,还曾力邀翁斌孙出任汉文总教习,并担任一二门课。翁斌孙“漫应之,未敢遽诺也”。
  翁斌孙夹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也夹在新学与旧学之间。虽为夹缝中人,但他是开明的。据谢福芸记载,辛亥后,与翁斌孙私交甚好的袁世凯欲任命他为山西都督。作为前清旧宦,是否出任民国职务,他与谢福芸有过开诚布公的讨论。
  翁万戈四岁时,祖父就过世了。因此他的记忆里,仅有翁斌孙很少的但甚威严的印象。翁斌孙于1922年去世,当时谢福芸已返回英国。她惊闻噩耗,便给翁斌孙的子女各送了一本《圣经》。
  翁斌孙的子女与谢福芸都很熟。书中那个叫Li Chen的年轻人,就是翁之憙,翁万戈的生父。 名为Li Hsien的老三,真名叫翁之廉,是翁万戈的嗣父。


                 1925年赴欧洲考察前的翁之憙。(翁万戈提供)

  翁以钧后来还在家中旧物中找出翁之憙日记。据《翁之憙日记》,他第一次看见苏慧廉是在1911年的3月11日:“苏慧廉至,父命余出见,稍谈数语即出。”一个多月后的4月24日,下午三点钟,谢福芸及卫乃雅太太并携其二岁幼孩来访。仅稍谈片刻,苏慧廉“带照相器来,云欲为吾家诸人摄影,于是至庭,在树下各式,共照五片”。
  翁家与苏家后来成为世交。因苏慧廉等人的影响,翁之憙也是在教会学校上的学,并因此精通英语。1925年他曾随徐树铮赴欧洲考察,英国是其中的一站。在伦敦,谢福芸陪他走了很多地方。其间,他也两次赴牛津,拜访苏慧廉夫妇。1926年,苏慧廉作为中英庚款代表团成员,携妻女回访中国。他们经过天津时还前往翁府做客,当时翁斌孙已去世。

    花儿

  谢福芸的笔下还出现一个叫Wan Lan的女人,说她的小名叫“花儿(Flower)”,是Kung大人的爱女,当时二十岁,与谢福芸年龄相仿。谢福芸住在翁府时,两人同宿一床,交情甚笃,并结为金兰之好。
  第一次与翁万戈先生通电话时,我便向他了解“花儿”的真名。翁先生告诉我,她叫翁之菊,是他的三姑妈。“菊花,菊花,所以叫花儿吧。”
  我说,谢福芸的小说里,说她后来嫁给一个富贵人家,府邸很大。
  翁先生问我:“你知道山西渠家吗?翁之菊就嫁给渠家。我三姑父叫渠晋鉎,渠本翘是他父亲。鉎是铁锈的意思。他号铁衣,表谦虚。三姑父与我们往来密切。家里很有钱,网球场什么的都有,不过后来也败落了。”
    渠氏家族是明清以来闻名全国的晋中巨商,祖籍山西祁县。今日祁县还有渠家大院,是旅游的热门景点。据说渠家鼎盛时,光祁县城内就有十几座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我向翁万戈了解更多关于花儿的故事时,他告诉我,三姑妈有个儿子,也就是他表弟,在大陆,是个作家,写过关于渠家的书。可能那里会提到他母亲。
  我当即在电话里就问:“这个作家,是不是叫渠川?”
  我知道渠川,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便撰写了以山西票号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魔》,这部小说,就是后来风靡全国,并获“飞天奖”一等奖的电视剧《昌晋源票号》的脚本。媒体称,是渠川开辟了晋商题材创作之先河。
  “他给我寄过书,很多年前了,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 翁万戈先生在电话的那一头,不敢肯定。但我心里几乎已笃定,这个写渠家故事的人就是渠川。
  放下翁万戈的电话,我即给远在家乡温州的父亲发邮件。我知道家父与渠川是好友。网络时代,温哥华与温州只有时差,没有距离。不一会儿,即收父亲回复:“我跟渠先生通了电话,一切属实。翁万戈是他的表哥。待你回来去采访他吧。”

听渠川说往事

  2009年3月,从遥远的温哥华回到老家温州。初春的家乡,多雨,潮湿。
  3月7日下午,和父亲一道去拜访渠川先生。我有十来年未见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时,渠先生是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因工作的关系,我们常有联系。
  按响门铃,门尚未打开,便听见他熟悉并响亮的声音。他是北方人,热情与爽朗夺门而出。
  “烫烫暖,烫烫暖。” 师母端茶过来时渠川先生故意用温州话对我们说。他在温州已近三十年,但温州话仍处于不会说的水平。渠川的夫人是温州人,因了这缘故,他于1970年来到温州。他先后担任过温州市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温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按古人的说法,我这叫流寓温州。”
  “我出生的那年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今年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大概准备给我送终了。” 寒暄时,老人自己调侃自己。
  1929年生于天津的渠川今年已逾八旬。他原名渠川瓒,参军后改名为渠川。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的围城阶段,这位燕京大学1947届新闻系的学生协同一位同学以“C1、C2”为代号,穿越封锁线,成了解放军第四十军新华支社的记者。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在总政《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编辑部任编辑,后来成为沈阳军区文化部专业作家。1944年起发表作品,《永久的感念》五十年代便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两个红军小鬼的故事》、《伊田助男》、《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先后入选教材。当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长篇小说《金魔》,曾获华东优秀文艺图书评比一等奖,后来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影响甚广。
  “你父亲那天给我打电话时,我还是一头雾水,后来翁以钧也来电话,才了解了一些。”于是我把此事前后经过向他复述了一遍。
  “辗转了大半个地球,最后还落在温州。”我说。
  “太妙了,做梦都想不到。” 他亦感叹。
  渠川先生说他以前只知道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不知道苏慧廉。当我告诉他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任职时他祖父渠本翘正是监督,他更叹“缘份、缘份!” 他说,他正准备写关于渠家的第三本书,“第二本没写到山西大学堂,但写到李提摩太了,下一本可能要把苏慧廉也写进去”。                         
  听八十岁的老人谈他的父母与祖父母。他说,翁家与渠家结亲,源头在渠本翘是翁同龢的门生。1892年会试后,渠本翘中进士,为三甲第七名,时年三十岁。当时翁同龢正是主考。“山西晋商,都不主张读书,唯有我祖父是进士,所以他是叛逆,走的路也就与别人不一样了。”
  渠本翘1904年被派往山西大学堂担任监督。他任此职的时间不长,仅年余,1906年辞职。后来清政府成立典礼院,被授为典礼院直学士。从此,渠本翘被称为“渠学士”,走上了一生宦海的顶峰。
  渠川的父亲渠晋鉎,是渠本翘的长子。他与翁之憙都是天津新学书院毕业的。“新学书院是个教会学校。那时家里有钱的,思想比较新派的多去读教会学校。我中学、大学也都读的是教会学校。我中学参加足球队,教练就是意大利人。当然,以前不知道,我们去读教会学校,最早与苏慧廉有关。” “我爸爸没干过什么事,祖父、父亲都死了,他是长子要管家,是个收藏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张渠家合影,最右边的男孩是渠川。(渠川提供)
  我当然要请他谈母亲,即谢福芸笔下的“花儿”。“谢福芸说你母亲很能干,是长房长媳,要管很多事。”1926年谢福芸随父亲再次来到天津时,曾专程去渠府探望过这位结拜姐妹。当时翁之菊已三十八岁。
 “我看我母亲不大行。”在渠川的眼里,母亲并不能干。
  “不过,娘——我们都叫娘——能烧一手好菜,家里有佣人,不用她烧,但我们有时叫她烧红烧鱼,她烧得特别好。毕竟是南方人。”  “我母亲还会点英语。不过我们觉得她发音不好听,可能是英国音,跟苏小姐学的。” “她会写字,给我们的信,都是她写,写毛笔字。也爱看书,看的是张恨水、刘云若的小说。我们那时候看鲁迅、茅盾,她看的档次不高。”
  渠川先生说,在我提起这事以前,他已知道有个苏小姐。“母亲有次带了本书来,说是苏小姐写的,还说里面有我们九个孩子的照片。”
  他说的这本书,书名叫《义勇中国》(Brave New China),是谢福芸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于她1936年又一次访华之后。在该书第九章《老四吃了一个土豆》(Fourth Brother Eats a Potato),又写到她与翁家后代相会在天津。翁之憙的妻子胡樨龄当时去车站接她,在天津的几天,她就住在翁府。
   在《义勇中国》中,谢福芸自然也写到“花儿”,并在第三章内附了一张翁之菊九个孩子的合影。照片中左边第三人就是渠川,谢福芸在书中亲昵地称他“小熊(Little Bear)”。渠川说自己参军后就没有再见过这张所有兄弟姐妹并排坐在地上的照片。


 谢福芸书中的渠家九兄妹合影,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我对苏小姐的印象是,很高大,印象可能来自照片。说不定小时候也见过一面,她好像穿着裙子,烫发。”
  后来,在翁万戈翻箱倒柜找出的翁之菊与谢福芸的合影里,谢福芸倒真是穿裙子、烫发的打扮。这张照片,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于天津翁家花园。被谢福芸揽在胸前,笑颜如花的小女孩叫翁蟾庆,是翁万戈的六妹、渠川的表姐、翁以钧的姑姑。现居台湾,八十八岁。

                  
  翁万戈找出的苏小姐(右一)照片,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翁家花园。左边的中年人是翁之菊。前面的小女孩是他六妹翁蟾庆,现居台湾,年近九旬。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改定于温哥华
                                   (刊于《老照片》第84辑,2012年)

來源:甲乙堂筆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15ai9.html

附錄:
翁同龢紀念館
www.hudong.com/wiki/%E7%BF%81%E5%90%8C%E9%BE%A2%E7%BA%AA%E5%BF%B5%E9%A6%86
http://www.wengtonghe.com/
翁同龢故居
http://www.hudong.com/wiki/%E7%BF%81%E6%B0%8F%E6%95%85%E5%B1%85?prd=so_1_doc
翁同龢介紹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81%E5%90%8C%E9%BE%A2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1599.htm
名人堂: http://www.beiyang.org/mrt/wth.htm
翁同龢日記: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78035/
附錄由溫文編加註

2012年9月12日星期三

温州永强永中教会简史

1867年(清朝同治六年)11月,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曹雅直(Goerge Stott)和同伴蔡文才先生(Mr.Jackson)来到温州,成为温州的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是他开始了温州归主的福音工作。1870年秋,华人传道士鲍信进赴永强三甲卖书布道,后成立了三甲教会。1898年,永强沧河教会成立,福音得以广传,并于1908年建立沧河堂,永强教会以沧河堂为总会,下设三甲、水心分会,又分若干支会。在今天永中教会的地界上,先后有东坦岩文的祖父家族三房信主、吴渎桥碎香的祖父家庭信主(至今118年)、后京庆元的祖父、上京阿道的母亲(信主76年)、陡门胜光的祖母信主(72年前)等成为地方上初熟的果子。当时信徒大多在沧河堂聚会,1958年沧河堂被关门后,聚会随之隐秘而分散。
    1960年代初,在永中桥北东坦有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信徒家中(振福母亲)敬拜上帝,约在1971年开始有崇拜聚会,这便是永中教会的雏形。当文革后,聚会还是经常受到干扰,环境很不释放,同时也因人数增多容纳不下,后来就聚集到陡门当店基(张延昌家)聚会。聚会人数迅速发展,从开始的二十余人发展到七八十人。当时永强的主日崇拜聚会是统一派单的,上至白楼下、水心、河滨湾、东郊南至西南下一厂(中厂)、三甲、五甲,永强主日讲台同工二十多位,其中陡门聚会点每月一周举行圣餐聚会。
    随着神的恩典,陡门当店基又容纳不下聚会的人数,有上京李时光的父亲愿意将自己的房屋献上作为神的祭坛,上京一带信徒就在上京聚会。随着教会的不断发展,众信徒盼望有更好的教堂聚会,因陡门与上京原来无教堂,遂以寺后、陡门、上京的名义向政府要求批地建堂。后选中永中棋盘村一废地,四周都是自留地、火泥宕基和原生产队的晒谷场,土地共有1.14亩——于89年经瓯海县人民政府文件批准。信徒自筹资金于1989年3月1日开工,6月1日竣工落成,教堂坐北朝南共二层,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教堂建成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1991年开办儿童主日学校,1993年初教会开始开展对新温州人的福音工作,1994年10月8日来自全国6省17县共47位永强牧区的信徒在永中教堂受洗归主。1999年教会筹备组建永中教会天雅福音乐队。2004年5月教会开始个人布道事工,神把得救的数目天天加给教会,教会人数日渐加增。
    在神的恩典中走过20余个春秋,教会聚会的人数增加而容纳不下,同时老堂也被市里有关部门定为D级危房。教会于2008年开始教堂的重建,在2011年5月1日举行献堂聚会,5月2日落成典礼,神为祂的永中教会的发展开启新的平台。(编辑:Petros Xn)

2012年8月6日星期一

记浙江省平阳县内地会首位华人牧师杨作新(我的太爷爷)作者:玲玲


图为:杨新作牧师
基督福音自1870年由内地会苏格兰籍传教士曹雅直牧师传自浙江省平阳。曹雅直牧师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10月间由宁波来温州传道,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来温宣教的传教士,被当时温州民众称为“独脚番人”,经数年惨淡经营,苦于事工毫无进展。
      1870年爆发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影响波及全国,曹牧师在温的传教环境愈发恶劣,于是赴郊县平阳传扬福音。曹牧师在平阳县城昆阳西门外忠靖庙(即太保殿)边设立布道点,逐步发展信徒,建立教会。
      两年之后,由英籍衡秉忠牧师来平阳接替曹雅直牧师的工作。由于信徒渐渐增多,受到差会的重视,特派英籍朱德盛牧师来平阳置地建堂。
      次年(1874年),在昆阳西门莲池巷建成“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教堂一座,尔后又开办书院。这座教堂就是平阳西门教堂,乃平阳县第一座基督教堂,也是温州地区第一间基督教堂,称为“圣耶稣教堂”。同时,平阳内地会也成了内地会的一个重要分会。
      杨作新牧师,本名杨经元,字铭勃,号作新,温州市平阳县麻步区树贤新烊人,生于1878年,卒于1971年,享年94岁。杨作新乃前清贡生,成为基督徒之前,在本乡就享有盛名,曾为剿除罂粟(鸦片)做过贡献。当他听闻福音皈依基督后,努力追求长进,成为福音的使者,并积极响应、推行中国教会自立,最终被按立为平阳县内地会平泰总会的首任华人牧师,一生持守信仰、忠诚事主、牧养群羊、培育人才,留下佳美脚踪和一代牧者良范。
  
一、拥护教会自立
     福音在平阳迅速发展,教堂在全县各地相继拔地而起,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中国传道人,其中就有林溥泉、黄时中、杨作新等人,他们协助外国传教士下乡分书布道,在各个堂点培灵聚会。
     1906年,俞国桢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基督教自立会,消息传到平阳。1907年,林溥泉、黄时中亲赴上海拜会俞国桢,并将自立宗旨带回平阳,建立自立聚会点,自此与内地会分道扬镳。杨作新仍然留在内地会。然而杨作新身为中国传道人,心中极为认同中国教会的自立,他之所以没有从内地会出来,因为他有与众不同的领悟。
     虽然当时自立会与内地会之间有许多不和谐的举动,比如衡秉均牧师因自立会在内地会中拉人而将一纸诉状送到平阳县宪。但杨作新与从内地会出来的众同工依然保持良好关系。他是扎根于内地会,继承内地会宣教、植堂美好传统的同时,又敞开胸怀响应符合时代发展的自立精神,使平阳内地会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地会”。
     1912年8月,温处遭遇特大洪水,伤亡数万人。上海自立总会派遣蔡学彰赴温处调查水灾,顺带来平阳布道。当他达到瑞安与平阳的分界时,自立会的吕信忠与内地会的杨作新等七八人前去迎接,杨作新还邀请蔡学彰前往内地会教堂布道,又做蔡学彰的翻译,将普通话译为土白话。会后,杨作新还带着固执反对自立会的内地会教师林移非拜会蔡学彰,彼此交流自立精神。
     杨作新顶着内地会差会和传教士的压力,一心接纳和推行自立精神的举动感动了蔡学彰,以致蔡学彰事后对他赞叹有加:“内地会教友颇有自立之志,如杨君作新者,更堪钦佩,余故喜而联络
之,以冀发达我自立会之目的焉耳。”
     由此可知蔡学彰有拉拢杨作新之心,期望他能将自立会发扬光大。
  
二、肩负历史重任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于1910年在平阳取得合法地位后,社会各界对其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吹,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再加上杨作新在内地会中全力推行自立精神,使得平阳内地会成为内地会温属总会中第一个宣告自治的分会。
     早在1885年至1898年,英籍传教士王廉牧师调任平阳,大力扩展教务,教徒扩大到全县各区及泰顺县等地。此后,王廉牧师调任温属总会。1918年,  “王廉牧师在温召开五县内地会代表大会,因信徒纷纷要求自立的大势所趋,宣布内地会实行自治,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并按立了杨作新为平泰总会(平阳、泰顺两县)首任华人牧师,总堂设在昆阳西门。从此,平阳内地会开始摆脱与差会的关系。”
     虽然这次的会议和按立仅仅将是教会的教务转交给中国牧师,教会的教产等还握在外国差会的手里,经济上还需依赖差会的支持。但对于平阳教会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基督徒终于有了土生土长的中国牧师,教会教务由外国差会转移到中国牧师手中,中华内地会开始转变为“内地人自治的教会”,拉开平阳教会由“差会办教”转型为“自主办教”的序幕。
     杨作新作为平阳教会第一位华人牧师,他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可想而知。以往教会所有的教务都由差会分配和指派,差会是一切教会事工的调度者,从那以后,这个重任就落在杨牧师肩上。
     自1922年开始,“非基运动”逐步风行全国,基督教被视为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国人反帝爱国运动热情空前高涨。此时的中国教会中,建立一个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的呼声越发迫切。
     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十七军军长曹万顺率部从福建进驻平阳县城,嗣后抵达瑞安,再抵达温州”。因革命军北向过境,加上全国反帝运动高涨,“平阳内地会信徒认识中国有自治之必要,发动全体信徒脱离西差会的一切关系,断绝和西差会经济上的联系,实行自给,由当时在平阳西门牧会的英籍牧师白德邻立下字据,将教会行政、会产契据均移交华人牧师杨作新管理”,  “一切经济开支以实行自养为原则,均由本会信徒乐意捐助,不受西差会分文补助”。
     自此,内地会平阳分会的教务、行政、教产等悉数交给杨作新牧师管理,外国传教士在教会中只是协助中国牧师工作,没有任何上下层的附属关系以及任何经济上的牵连,“一切经济开支以实行自养为原则,均由信徒乐意捐助,教牧人员的薪金由全县信徒乐意捐助,每人生活不敷者,均由各教师副业生产收入维持”。教会走上了“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
  
三、维护教会权益
     1937年,日军入侵浙江,各地教堂或被占作军用,或被故意发封,所有宗教活动或加以限制,或强行停办,其野蛮行为,无以复加。因战略关系,游击区各县地方之天主堂与基督教堂亦常为县以下行政机构所借用,或驻屯自卫武力。
     然而抗战胜利后,一切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外国教会在各地的教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占用的情况,“军政、警宪、团队仍驻屯于各地教堂”,导致教会无法开展正常的事工。这是1945年10月17日天主教杭州教区主教梅占魁写给浙江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的一封信中所反映的当时的情形。
     这些驻扎于教堂的军队、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除了占用教堂外,搜劫财物的事情也相当普遍,这部分主要是军队所为。尤其在平阳县,这种情形更加严重。1944年7月8日,平阳县政府呈送一份公函致浙江省主席,内中称,该县天主堂驻军开拔时,  “堂内什物洗劫一空,损失达三百万元之谱”。
     有鉴于此,1945年11月,平阳等县天主教代表神父张越尘、平阳等县基督教内地会代表牧师杨作新、平阳等县耶稣教自立会代表牧师范廷(浙闽教区总会长)、平阳等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代表教师张善光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主席:
    “近来各机关、部队仍有不体念教会之尊严,轻视禁令,强占强借,不听劝阻。稍与理论,辄遭辱骂,持枪恫吓,举手打人,种种凶横,殊为侮辱教会。”强烈要求当局政府加以制止。
     针对所反映的情况,蒋介石于1945年12月29日电令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  “凡收复地区所有教会房屋,应一律归还原有教会,如有驻军或机关占用,应限一个月内迁出,不得延误。”
     由于在侵占教堂、搜刮财物的行为中,军方占了相当部分,因此,军方自然也要做出相应处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何应钦于1946年2月签发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电令:  “光复区各教堂凡驻扎有军队者,限于一个月迁出。除分电各战区、省府,转饬(chi)所属,切实遵办。”
     中央与省政府凡收到教会方面投诉,都会予以批复,并转饬(chi)有关市县政府予以查办。
     浙江省政府主席于1946年1月11日对杨作新牧师等各教中人士的投诉信上批复:  “已分饬(chi)平阳、瑞安、泰顺三县查明出示保护矣。”
     杨作新牧师在教会利益受损害的危急时刻,勇于通过正常渠道和正确手法维护教会的利益,争取教会的权益,其胆略与魄力令人敬佩。
     1947年,时值杨牧师七十大寿,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亲手题匾“福杯满溢”予以祝贺。

四、培养教会人才
     杨作新牧师在培养人才方面有“特殊的恩赐”,这从他对子女的培养上可见一斑。
     杨牧师育有四子:杨化信、杨化和、杨化三、杨化释。
     次子杨化和(又名杨华亭、杨忠)毕业于湖南长沙神学院,后来成为江苏省泰兴市教会的首任牧师,1968年回平阳县西门教堂继承父业,牧养群羊,并且父子牧师都享年94岁,传为美谈。
     三子杨化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是平阳最早的西医。
     四子杨化释上世纪50年代被评为交通部劳模,被毛主席亲自接见。
     不仅如此,杨牧师更是教会中的“伯乐”,善于发现和挖掘“千里马”,以培养教牧骨干力量。
     自1918年接管内地会教务后,立马着手人才的培养。1919年选拔青年王雨亭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深造,王雨亭毕业后转入自立会,在《圣报》上发表大量文章,乃自立会的得力干将。
     1927年,王雨亭等人受倪柝声创办的《基督徒报》影响,从桥墩内地会、自立会中带出30多人在桥墩五岱山新村建立平阳县第一个“基督徒聚会处”。并成为温州地区聚会处的活动中心,联络温州、永嘉、瑞安、泰顺、文成和闽北福鼎等各县聚处。
     1923年,杨作新牧师又选拔青年黄履铨、陈钦法、郑成座、杨华亭、蔡琦、郑慈恩等6人,分别保送他们到湖南长沙神学院和杭州真源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平阳、苍南、泰顺等县任教师。
     1928年,黄履铨、陈钦法、蔡琦等脱离内地会,由内地会布道团转入聚会处工作,成为聚会处的主要负责人;杨华亭成为内地会牧师,郑慈恩成为内地会女传道。
     杨牧师不仅善于培养人才,还敢于启用人才,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干的平台。
     1949年,内地会平泰总会召开年议会,全体代表选举陈知三为平阳县牧师,仇锦耀为泰顺县牧师。杨牧师年老辞职,将平、泰两县所有教务、行政、教产等一并移交给年轻一代的两位接班人。
     从此,平、泰两县教务分开管理。杨老牧师也从事工第一线退居二线,让出广阔天地由年轻人继续开拓。

五、消除教派隔阂
      杨作新牧师一生致力于拆除教派之间的“围墙”,他不勉强、拉拢人加入内地会,也不阻止人加入其他教派,只要能更好地开展基督的福音事工,他都予以支持。
      杨牧师出身于内地会,但他没有任何教派之间的成见。他与自立会的同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此往来,互相联络;他的次子杨化和是内地会牧师;他的许多学生成才后转入聚会处;他的弟弟杨经庸(又名杨玉珊)是内地会教师,但他的大侄子杨化学(又名杨辅世)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二侄子杨化育又是聚会处主要负责人;他的孙子辈的表亲中,金守夫又是自立会的负责人。
      杨牧师的家可说是教派大联盟,但却相处得非常之融洽。
      1951年“土改”时,全县教会关门。1952年“土改”结束,部分教堂恢复聚会,但因特殊政治因素,教会面临的局势却愈发紧张。
      1958年,国家将全国“无宗教区”的试点和现场观摩会放在平阳县,全县教会被迫关闭。是年7月,平阳县湖前乡搞了“三献一退(献教堂、献圣经、献宗教用品,退出教会)”的试点,然后从点到面,波及温州,影响全省。
      原本各自为政的各教派在外部环境的高压下开始暗中寻求联合,德高望重的杨作新老牧师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受聘“在各教派联合的交通聚会上讲道洗礼,每次洗礼都有一百多人”,完全打破以往各教派之间圣工不相往来的陈规。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许多教牧同工不敢出来做工,杨作新老牧师不顾年纪老迈与环境恶劣,带领各教派的年轻同工奔赴全县各地开培灵会,并鼓励同工们刚强壮胆、热心服侍。
      杨老牧师的所作所为,不但为教会走向合一开辟了道路,也为后来的教会复兴打下了基础。
      杨牧师教派合一的心愿在他蒙召归天八年后得到成就。
      1979年,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包括平泰教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及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在杨作新牧师的次子杨忠牧师的家召开小议会,在求大同存小异、彼此学习、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并制定《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章程》,其宗旨:  “本会以实践真道,宣传福音,引人归主为目的,促进全体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并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各项工作。”
      这是一次非官方的、教会自发组织的教派联合,具有深远的意义。
      1982年7月19日至21日,平阳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昆阳西门耶稣堂召开,成立了“平阳县基督教首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4年12月11日至13日,平阳县基督教召开在昆阳西门耶稣堂第二届代表会议,并成立“平阳县首届基督教协会”。自此开始联合礼拜,内地会、循道公会、自立会、聚会处、安息日会五大教派被一同纳入两会体系。

六、结语
      杨作新牧师的一生为后来者留下美好的牧者榜样。他作为一位普通的内地会传道人,积极关注、响应并推行符合时代发展的自立精神,同时又守住美好的教会传统。
      他作为平阳内地会平泰总会的首位华人牧师,勇于担负教会所托付的历史重任,为教会培养一大批作为中坚力量的教牧人员,并带领教会在社会新局势中应对社会的新挑战;他作为从教务第一线退休的老牧长,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协助年轻一代搞好教会工作;他作为全县最为德高望重的教牧长辈,又充当全县教会走向合一的主力军与开拓者,为教会事工尽上自己毕生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作新牧师于1971年端午前蒙召归天,葬于麻步新蛘鲤鱼山。一位不平常的神家忠仆在不平常的“文革”岁月里得享天年,因寿数满足而安息主怀,“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这是上主对他最大的恩赐。
      不仅如此,杨牧师就如保罗所说的那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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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丁根据玲玲的文章,将之整理收编在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y/yang-zuoxin.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