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教会的形成 作者：芮拉结

温州教会的形成

2015-11-25 苪拉结 林桥堂国语主日崇拜

温州教会的形成

芮拉结*

邱业祥 译 潘玉仪 校

许多学者为了探究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已经考察了温州教会的发展历史，但其起源尚无人追究。本文即意在探究温州教会历史起源，关注第一代传教士 (1866—1911)的事工，以及温州基督徒如何努力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繁盛的本土教会。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督教，及其跨文化交往和本土教会发展等主题大有裨益。

This article is aninvestigation into thehistory of the Wenzhou church， focusing on thework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1866 - 1911)，in this pivotalandtumultuous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missionaries，George and GraceStott(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W. E. and Lucy Soothill (Methodist Free ChurchMission，focused their effortsonmentoring relationships that fostered spiritual maturity amongst thechurchmembers. As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shifted around them，the missionariesandchurch members endeavored to adapt their outreach approach to their neighbors’ changing needs.Theletters of these missionaries show how they used strategic socialandeducational endeavors to help build a church that could becomeself-supporting，self-propagating，andself-governing.

几天前我登上了我们附近一座山丘的顶峰，在那里整座城市 和平原尽收眼底。俯视这座充塞着数以万计之灵魂的城市，我黯然神伤。我意识到，其中仅仅有两个灵魂认信创造他们的上帝。

——曹雅植1869年5月6日寄往伦敦的信件[1]

在温州之类的地区，基督教非常兴盛，这里积极福音派信徒的比例高于西欧任何一个地方。

——OMF国际中心中国研究主任

托尼•拉波特(Tony Lambert)[2]

普林斯(FrankWilson Price)完成于1948年的《中国城市教会》是新中国成立前研究中国教会的最后几部著作之一。在这部广博的著作中，普林斯盛赞温州在中国拥有最多最好的城市教会。[3]OMF(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海外基督使团）国际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前外交官托尼•拉波特同样描述了温州遍地开花的教堂，他认为温州“积极的福音派信徒比例高于西欧任何一个地方”。[4]尽管这些教会如此强盛且影响广泛，但令人惊讶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很少有著作论及这些教会。艾克曼(Aikman)的著作是英语世界中通俗读物和学术领域中惟一一部用一章篇幅写温州教会的著作。[5]同样让人惊讶的是，几乎无人提及那些将基督信息首次介绍给温州民众的传教士们。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接受这些信息的温州信众们。

本文将考察温州第一代传教士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帮助我们理解温州民众如何接受、适应基督信息，以及传教士如何促进这一进程。本文以这些在鸦片战争至清朝覆灭期间身居浙江温州的新教传教士群体的作品为根据，[6]对温州教会如何从一个包括外国传教士在内的弱小皈信者团体发展为一个本土性教会进行了描述。结语部分将会简述1911年至今温州教会的状况，并考察这些传教士种下的种子如何生根发芽并成长为今天蓬勃兴盛的温州教会。曹雅植(George Stott，1835—1889)、格蕾丝•司徒特 (Grace Stott, ?—1922)、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露丝•苏丝尔(Lucy Soothill，1858—1931)是在温州生活、工作的最早的传教士领袖。他们的通信、杂志、自传等都可资作为本研究的依据。后文的分析不但重建了一个兴味盎然的故事，而且阐明了从晚清到共和国早期的新教传教士工作状况、社会和教育改革、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等问题。

温州第一代传教士曹雅植是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与妻子共同工作。[7]他于1866年来到中国，并在此居留达22年之久(1866—1888)。格蕾丝在丈夫入华两年后抵达温州，参与温州教会事务近38年(1870—1908)。曹雅植是受中国内地会差派的第一批传教士中的一员。在温州时，夫妇二人创办小学，开办传道人培训课程，组织小型宗教聚会。苏慧廉夫妇是受偕我会 (MFCM)派遣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们在温州工作了29年(1882—1911，全职工作至1907年)。在此期间以及稍后担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期间，他写下了几部有关传教士工作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在温州时，他们创办小学、医院、培训学院和数百家传道站以及一家欣欣向荣的城市教会。另外他们的通信各自记录了他们在温州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其文字之多足以成书。

曹雅植夫妇、苏慧廉夫妇创立了日后成为中国最成功教会之一的温州教会。因此，早期温州教会及相关传教士的工作不但其本身即值得研究，而且它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研究案例，强化了中国基督教会之为一个真正民族性教会而非一种不彻底的外来教会的形象。据统计，温州10%—12%的人口是基督徒，这使得这座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成为所有中国城市中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城市。那些享有声誉的商人活跃在世界各地。[8]温州的这些个体企业家们正在协助我们重新考察教会构成的一般模式，以及中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因为他们“积极寻求国家认同，并且在发展的语境下重新商讨宗教和政治的界线……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所推动的地区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巳经大大地去政治化而提升地方性信仰实践了”。[9]人类学家曹南来描述了这些年轻开放的基督徒老板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如何参与宗教活动。他指出，他们将基督教的形象改变为既包含全球资本主义也包含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理想观念的世界性宗教信仰。这些结果部分源于强调将当地文明化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事业。温州教会的几位领袖已经宣称，如果不是第一代传教士奠定的基础，教会不可能在今天发展得如此兴盛。因此，这项研究对于重新评估传教士对本土教会之成长所作的贡献也大有裨益。

一. 温州教会与基督教使命

总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乃是重建这些早期传教士的工作，认清这些工作如何推动温州教会发展为一个强盛的中国教会。除了考察两对夫妇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圈子，如何生活其间，进入迥异的文化之中，本文还试图考察那些促使温州民众积极反应的主要因素，以及他们如何表现这种反应。温州教会之所以强大，其基础不但在于开放的温州民众，还在于那些第一代传教士的创造力。当开始了解温州民众及其生活情境之后，他们适时调整传教策略。我会提出，曹雅植欲图辨识真诚的信徒、培养灵性的成熟，苏慧廉首倡并力促独立性、本土化的领袖阶层，而且两者都对温州民众的反应、对具有策略性的培训和教育极为用心，这些都促进了一个强大的温州教会的诞生。

有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传教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尽管两对夫妇在诸多方面或可指摘，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真诚地关切温州民众，致力于为教会奠定坚实基础。当苏慧廉首次抵达温州后，他在写给父亲的私人信件中说现在就我所见，我对当地人感到满意……如果上帝愿意，我将渴望在这些民众中贡献我的力量。我巳经开始爱上他们——这些贫穷、堕落的民众。我知道这将带给我很多泪水和焦虑，但是如果我尽力而为，上帝会将之作为推动那个时刻临近的力量之一。”在稍后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传教士的努力工作和真挚情感，以及教会的力量和弹性，如何在批评面前为传教士们辩护，如何证实他们传播给温州的信息。本文会将早期温州教会置于传教历史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中考察，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典型的传教团体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经济关联的鲜明本土教会。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传教士如何找寻真诚的问道者，以培训他们成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今天的温州教会由真诚的信徒们构成，他们欲图通过不断革新的延伸领域和教育项目完全进入他们周遭的文化。当然，这样的教会也响应了这些传教士为早期教会确立的目标。

二. 曹雅植夫妇创办中国内地会站点：温州的传教团体开始找寻真诚的问道者并向其传教

(1866—1888)

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以赛亚书》33: 23b[10]

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两个人公开承认知晓创造他们的上帝。

告诉他们上帝，他们立马想起一些偶像。告诉他们你指的是自有永有并独自创造天地及其中每一生物的上帝，他们想到的是传说中的魔鬼。

——曹雅植1869年5月寄往伦敦的信件[11]

当今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教会之一温州教会，是由苏格兰一位独腿人曹雅植及其夫人共同创立的。当代学术著作和基督教通俗文学在写到中国教会时，常常将温州教会作为典型例证，多提及这些教会是面积庞大、力量强大的教会。即使拥有如此声名，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教会的历史

或者帮助建立这些教会的传教士们却极少被人提及。首批抵达温州的传教士曹雅植和苏慧廉，在1867—1908年间致力于建立教会。在此40年间的前28年，他们在此全职工作。曹雅植创立并培育了教会，他坚信其成员的灵性成熟乃是教会最重要的价值，并因而有意识地通过系统的培养和教育来培育这种成熟性。他们不惧怕苦等果实，经常记录下收获，这些收获不但来自于播种，而且来自于耐心等待果实成熟之时的采摘。

本部分将会考察曹雅植在温州的前21年时光，并考察首批温州基督徒如何形成和发展。我们将会看到这批领袖们在他们所遭遇的地理的、政治的环境中，在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19世纪传教运动之背景下的工作，凸显出他们在新教传教事业和中西交流的这个关键时期里，如何成为这项更大传教运动的范例。在他们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曹雅植夫妇在那些一直重视信徒灵性成熟的人中，是非常突出的。曹雅植夫人在她最后的一份年度报告中自己总结说几乎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巳大有进展，比能看到的受洗信徒的数目还要多。”[12]

1. 温州的环境及其如何影响曹雅植夫妇被当地人接受：曹雅植的温州之行（1865—1867)

1865年中国内地会诞生。是年差派两名传教士入华，曹雅植即是其中之一。他勇敢地乘船前往中国，即将面对的是这里的异质文化和异质宗教，而他并无丝毫准备，也无相应的语言训练。通过目前所知的曹雅植夫妇的出身情况我们能够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他们对温州民众采取的传教方式;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对他们最初的神学训练和教派背景知之甚少。[13]中国内地会的出版物和档案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其所属教派的信息，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内地会规定其成员不能归属任何教派。英格兰的中国内地会在阶层和神学思想方面几乎是同质的，尤其在其早期。因此中国内地会伦敦委员会的构成情况，可以为考察内地会的各个分支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我们仍然只能猜测曹雅植夫妇的具体背景。曹雅植夫妇倾向于积极地传播福音而不在意默想写作，因而并没有将他们的传教原则付诸笔端。不过他们毕竟留下了许多信件和记录，我们可以借此重建其传教思想。曹雅植，这位阿伯丁的农民，因肺结核失去一条腿之后成为一名教师。经由一位与戴德生（Hudson Taylor)相熟络的朋友乔治•克伦比 (George Crombie)的介绍，他初次了解了入华传教的使命，并很快成为一名传教士。据我们所知，戴德生代表了曹雅植所面对的传教士模式。曹雅植很快打算成为一名传教士，这验证了《以赛亚书》的应许，这个应许后来与之息息相关:“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在中国内地会的整个历史中，其政策是在每个尚无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城市中生根发芽。因而曹雅植在接受了基本的语言训练之后，即渴望前往一个根本没有其他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大城市。自19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传教士们在浙江的许多城市便开始了寻访，评估其在传教方面的相对优势，努力估计当地民众是否友好或开放。曹雅植与宁波的福音宣道者朱兴军、编篮匠冯能贵一道来到浙江南部，并于1867年11月抵达浙江省最南端的辖区温州。在曹雅植来到温州的第一年，据英国蓝皮书测定，温州城区人口近10万，算入郊区人口则有30万，整个温州地区人口 350万。而曹雅植的活动区域大致是南北70里，东西40里。

1870年，曹雅植前往上海，见他的未婚妻格蕾丝•斯基(Grace Ciggie)。自东印度码头第一次相遇后，两人巳经4年半未见。格蕾丝是格拉斯哥的街头传福音者，归信基督教4年后的1865年春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按照计划与拉莫缪尔(Lammermuir)那群人一同借由海路前往，因而在前往中国之前，她在格拉斯哥的食盐市场与“名声不佳的妇女们”共同工作了 3年。这段经历对她后来在中国的工作影响巨大，养成了她与后来的丈夫共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并在她心中种下了对灵性果实和灵性成熟的爱慕，这后来成为他们工作的一大特色。她将在格拉斯哥的时光视作前往中国的前期准备，因为她学会了去认识和爱那些曾经厌恶她的罪人的心灵。由于她在格拉斯哥这个贫穷而危险的地方生活、工作了几年，所以前往一个非常遥远的异教国家所引起的震动大大减轻，并促使她对那些与自己迥异的人们产生更为纯粹的爱。1869年12月4日乘船前往中国时，她巳经得到戴德生的允许，与曹雅植订婚。航船在3月12日抵达上海。仅仅一个月之后，她就与曹雅植结为连理。

2. 曹雅植的传教方法论：面对敌意,奠定基础,牧养归信者(1867—1887)

定居温州之后，曹雅植的第一项主要工作是创立一间儿童学校。在传教士熟练掌握了官话和当地方言之后，他们常常与巡回传教士们一起工作，并开始实行小型的教育或医疗计划。许多传教士在巡回传教和教育之间感受到张力，他们将前者视为传播福音、软化抵制的方法，将后者视为培养本土传教士的手段。戴德生将巡回传教看为最符合《圣经》的传福音方式，以及为归信者和建造教堂预备道路的方式。[14]曹雅植勉力兼顾两者，直到本土的宣道者和牧师能够替代他。曹雅植的诸多早期信件记述了他前往温州农村巡回传教的历程。不过他并没有定期前往村镇传教，因此他的教育活动可以为考察他的传教方式和传教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根据。

对于曹雅植来说，缺乏信任是开始时的一大问题。甚至找到一处出租屋，找到一处可以居住并授课的房子，即曹雅植开办学校的第一步，都存在困难。在一家小旅馆居住三个月之后，1868年1月18日他终于找到了一处房子。他立即在住处建立一所学校，并通过提供中餐来吸引学生。尽管自然资源丰富，温州与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仍然非常贫穷，因此免费的中餐立刻吸引到了学生。曹雅植的信件讲述了留住学生的困难和激励学生的必要。一份中文文件记述，曹雅植只能通过每月提供雨靴、雨伞和10个银元来吸引学生。但是考虑到中国内地会的薪金是如此低廉而又不稳定，这个花费非常成问题。中国内地会当然不会为这样的花销买单。账单显示每位孩子每年的花费是20美元。[15]

在中国内地会内部曾经有一场神学论争。传教士及其领袖们在论争中争取传教和门徒训练两者间的竞争性优先权。他们是应该向尽可能多的民众传扬福音，还是应该鼓励个别信徒追求成熟理解以至能够牧养会众？起初曹雅植夫妇试图继续兼顾两者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几年之后格蕾丝调整了这一策略，更多地注重后者。

1873年曹雅植夫妇感到，他们终于开始定居下来，找到了工作节奏。仍在继续兼顾教育和传教的曹雅植开始更加系统地在周边农村进行巡回传教，格蕾丝着手进行逐家探访。由于雇来了一名教师负责教学，曹雅植有了更多时间进行传教。他们希望，经过反复的巡回传教，一些村镇的人终会归信，并最终成立小型教会。温州及其周边村镇都是相对隔离的民区，但仍没有小到成为一个能够自决的单元。家族(以及极少情况下的村镇)足以作为一个自决性的社会单元发挥作用，因此有时归信者通过一种群体性运动聚集起来，保有自主自决机制，从而呈现为一个强盛的本土教会。

对于邻近村民来说，这些归信者是颇具说服力的见证。体百特(Tippett)指出家族社会在共同见证方面对于西方意义重大。”[16]我们随后就会看到，温州的传教士们如何学会与陌生的社会结构打交道，使这些公共网络尽可能大地为扩张和发展信徒服务。

终于，曹雅植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果——男校建立起来了。多年后，学生们在教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曹雅植不断提及这所男校如何激励着他，而且他常常补充说，重要的不是归信者的数量，而是归信者的质量(品格)。当曹雅植打算在邻近的地方开始传教活动时，他派遣了一个13岁的学生跟随着宣教者前往。这个孩子在后来开始繁盛的基督教团体的创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后来他成为那里的初级宣教者。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他与人的交谈却带动许多人寻求天国。有一天他问道：“尊敬的老伯伯啊，你为什么敬拜这些偶像？[他们不能]帮助你。事实上他们都难以自保。你看，他们有些手指断掉，有些偶像的须发都被老鼠偷去。”经过深入的交谈，这位老人发现这个教义的确珍贵，而且请求这个孩子将这教义也告诉他的妻子。很快老人全家都归信了。

作为教师，曹雅植能够表现出惊人的文化敏感性。他首先教导宣扬基督的重要性，而不是单单批评中国习俗。他说他并不希望拆毁他们周围的老屋，而是“建造漂亮的新房，添置漂亮的家具，然后邀请他们离开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老屋，迁入新居”[17]。尽管在他们的工作中有诸多的挣扎和不尽如人意，但诸如这小孩之类的归信者们完成了曹雅植夫妇的梦想，即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迈向更为远大目标的一步：因为曹雅植夫妇的角色巳经转变为——提供教育，帮助中国的成熟归信者成为领袖和宣道者。

3. 结论

曹雅植夫妇满怀希望而又小心翼翼地培育灵性之成熟，最终得偿所愿。此项工作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向外扩展。中国基督徒正在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员归信，其中一些巳经成为不求酬劳的宣道者。1882年——是年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抵达温州——内地会巳经成长为包含5个基督教团契的团体，其中2个是有组织的教会，4个是温州外部站点，1个则在温州城内。[18]这种成长促生了更大的中国教会。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将浙江教会描绘为中国教会成长的育儿所，“以繁多的会众”向中国教会提供了“宣道者、《圣经》读者、学校教师等”。[19]1882年，所有增加的会众数目是19个(如果算入后来被清除出教会的成员的话），从而共有82名教会成员，其中56名男性，26名女性，而之前是63名。自传教之始，总共有115人曾经接受差派去宣教。是年内地会还建立了两所容纳13名女生、4名男生的寄宿制学校，以及一个包含“4位宣道者、2位礼拜堂执事、1位教师和1位《圣经》女教师”的中国人同工。[20]曹雅植自豪地写到，即使在这种传教的早期，这些归信者仍是部分自养的。

1887年，曹雅植夫妇离开温州，开始了他们在温州20年间的第二次休假。鉴于曹雅植糟糕的身体状况，这次休假极为必要。温州的工作在最后 5年稳步发展，即使在夫妇二人暂时离开了这一所兴盛的学校、三座教堂及近300名信徒之后也是如此。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离开的是一个以《圣经》为基础、深深明白灵性成熟对丰硕的基督教生活之必要性的信徒团体。曹雅植去世后，他的第一批学生在一份中国基督教报纸上写下了悼词。学生将曹雅植的传教方式描述为“在所有紧要的事情之中，他围绕首要方面教导所有事情，之后践行之……他足以被称为温州教会的柱石”。[21]

三. 建立后的温州教会：

曹雅植注重门徒 训练之传教方法的发展(1889—1895)

正是对我们的基督徒进行系统的教导，才产生最好的结果。

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基督徒，之后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好地教导那些异教徒……我认为这一站点中做得最好的工作是由以前的学生们完成的。他们向那些异教徒逐渐输入福音的真理和义务。

——格蕾丝1894年1月寄往伦敦的信件[22]

1889年11月，丈夫去世后一个月，格蕾丝离开英格兰前往中国温州。曹雅植夫妇首次抵达温州城与人分享他们的基督信息是在19世纪60年代。受中国内地会差派，他们致力于在温州的渔夫、农民和商人那里寻找真诚的寻道者。1887年曹雅植夫妇返回英格兰休假，留居欧洲直至1889年曹雅植去世。之后格蕾丝重返那些他们曾经辛勤耕耘而创办起来的小学校和小教会。尽管中国内地会由于妇女领袖地位问题而发生分裂，她依然选择重新担任领袖职位。她最早的学生之一记录下了这项决定:“曹雅植夫人返回了温州，想起了这些羊群缺少了牧羊人。她再也不会离开和抛弃这些门徒。”[23]在温州的头20年间，曹雅植夫妇注重找寻归信者，激励他们走向灵性成熟(1866—1887)。至1889年，鉴于形成了诸多小型的基督教群体，格蕾丝认为，传教活动应该从以福音传播为中心转向以门徒训练为中心，促使这些中国基督徒能够成为最初的福音传播者。返回温州之后，格蕾丝遵循这条路线，执行更系统的计划，更具策略性地为温州教会培养和训练潜在的领袖。

本部分将会讲述自1889年格蕾丝重返温州直至1895年她从温州的全职传教工作中退休这段时期温州传教事业的发展。在此时期，中国内地会和偕我会开始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开展合作。因此这部分将会努力阐明传教事业和教会发展更为广阔的主题，尤其通过教育活动和本土教会领袖的门徒训练工作来阐明。

1. 格蕾丝通过重估教育活动和特殊培训，来激励本土神职人员（1889—1895)

一个外来传教团体变为一个中国教会：中国内地会转变其工作重心。温州曾经的归信者聚集处现在巳经成为一家有组织的教会。怀着挑选教会领袖的目标认真培训中国基督徒和真诚寻道者，留意受洗候选人之生命转化的种种迹象，中国内地会有选择性地与偕我会合作，这些都是此时推动教会成长的基本因素。随着时光流逝，格蕾丝越来越意识到策略性地实行教育计划的益处，尤其是培训中国基督徒领袖这一点。在反思温州传教的成功之时，格蕾丝写道现今的成果尤其归功于早期的培训。在上帝赐予我们为数不多的归信者之后不久，曹雅植先生就意识到使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扎根的重要性。他经常对我说，‘只有能够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基督徒浸润在圣言之中，我才算是没有白活。’而我们那些最优秀的——最诚挚、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他的培训。”[24]19世纪90年代，温州教会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可用的成熟同工，使得内地会传教士们要大幅调整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教会领袖。产生最大反响的转变，是开始制定对当地宣道者培训的时间表，包括每月一次的会议以及一年一个月的培训。原本有一个宣道者志愿团，但在曹雅植夫妇休假离开几年中解散了。格蕾丝决定集中精力从中遴选一批信守承诺的人员，而且从当地会众中挑选其他志愿者，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这些自养的宣道者都来自于周边乡村，他们承诺在进行耕种、打渔或经商之外，将自己的周日（当时中国人一周工作七天)全部奉献给为主工作。规定不付酬劳这一点让这些宣道者很难接受，但是格蕾丝坚持认为，这可以确保他们的动机纯正，能够将那些对社会地位提升感兴趣的人员剔除出去。格蕾丝认真考虑了哪些培训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具灵性和实践性的帮助，最终决定教授《圣经》课程、宣道实践和提高文化修养。

(3)教会生活。1893年，温州教会雇佣了第一位《圣经》女教师，她每天徒步穿行15里，在温州各个乡村活动，常常在室内或在户外教授《圣经》。在熟悉了温州的家族社会之后，格蕾丝意识到妇女们不可能接受任何正式的培训。她辟出专门时间定期寻访那些她认定是有思想的、真诚的寻道者的妇女们。她相信这些妇女将会与她们的邻居们分享福音。刘女士首次听闻福音，就是她附近一位归信的年轻妇女与她共同分享对基督之爱的经验。她“忙完白天的活计，夜晚偷偷出门，来到朋友们家中，在那里她们平静地谈话，询问问题，学习祷告。一连几月都是如此。而当她对此越来越感兴趣之时，她渴望更多的灵性牧养”[25]。她的兴趣导致了家人的迫害。但是当他们看到她对于恶劣对待表现出善良和耐心时，他们认定这个宗教对人有积极的影响，因而允许她做她想做的事情。这个故事说明了培训中国基督徒以使他们能够向邻人传福音的传教计划确有效果。格蕾丝这样描述刘女士的宣道她的话语带着坚定的信仰，因而即使是那些粗鲁的农夫们也不能不安静而尊敬地倾听她。而她慈爱的同情打开了人们的心灵……我们将她看作上帝赐予我们教会的礼物。”[26]

尽管格蕾丝重视教育，但她对接受培训的信徒和没有接受培训的信徒为温州教会作出的努力感到同样高兴。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帮助几个归信者从社会底层提升了社会地位。尽管这主要借由教育达成，但也有其他因素的推动，例如选择生活方式、改变工作习惯。李傲明，一个吸食鸦片的银匠，是“一个如此不可救药的邪恶者，以至于他的母亲也不愿认他”。[27]内地会开办了一家小型的鸦片戒毒所。他们帮助他脱离了毒瘾和贫困，学习了基督信仰。格蕾丝证明了他的归信。她写到，当有人有意向他泼脏水时，她听见他回应说，“如果你在一周之前如此待我，我一定会骂你八辈祖宗;但是我现在巳经听闻了耶稣的爱，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因此我不会再咒骂你。”[28]傲明将上帝对自己的作为告诉了家人和邻居，“他那真挚无畏的表情深深吸引了人们”。[29]

傲明的例子同样提醒我们完整培训的必要性。正如格蕾丝写下的那样，“他的热情有时候超出了他的知识，我们常常只能取消他的一些工作，但他是大大地被神使用”。1892年傲明在城外30里处租下一处房子。这里很快发展成为一座小教堂，这全部是由他和当地信徒们建造起来的，他也因之成为这座小型自养教堂的牧师。格蕾丝认为，上帝在福佑他的劳作，但是也没有将之理想化。她评价他的教堂说:“这里的人们有时候会讨厌他，因为毕竟他所有讲道中的基督信息是混什了自己的东西……”[30]归信之后，傲明从一个贫困的鸦片吸食者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自由、开放、友好”。在庆祝格蕾丝来到温州25周年的庆祝会上，傲明送给她一条横幅，表达了感激之心，并记述了曹雅植夫妇在温州多年的辛苦工作。[31]

2.教育努力上的转向

尽管中国内地会开展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会的发展，但是曹雅植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将教育看作是独立于教会建设的工作。因此值得在此单独探讨它。格蕾丝的休假使得她在返回温州之后有了全新的视角。她于1889年末重返温州，重新反思了传教和教会的首要任务。她随之将工作重心放在女孩和男孩的教育上。她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仍然是在中国信徒中激励灵性的成熟，不过如今教会会众的增长使她能够进行重大转向。她能够注重教会资源的使用而不仅仅注重其增长。正如我们巳经在全新的宣道者培训班上看到的那样，着重点的改变为中国内地会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男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欢迎任何愿意入学的男孩子们，而是仅仅接收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孩子们。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转变如何促进传教重心转向门徒训练。

格蕾丝稍后记录了自己决定转变中国内地会在温州的教育重心时的考虑:“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获得灵性果实，那么便浪费了巨大的金钱和时间。取得成果之前，必须付出多年的辛劳。”[32]由于格蕾丝正在调整传教活动，所以在寄宿学校关闭之后她仍继续开办男校，不过她改变了学校的办学目的，致力于满足未来对教会领袖和信徒的需要。她将学生年龄限制在14一19岁，且只准许肯委身于传教的基督徒男孩就读，学习时间为两年。之所以确定这个学习时长，是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充足的指导以能够有效地教导其他人。但是剔除他们在家族里或在打渔、务农和经商等事务上花费的时间，这个时间并不长。格蕾丝认为这仅仅使得他们有能力帮助他人的训练而巳。因此她常常声明，她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工作。她写道:“基督徒男孩们在礼仪和知识方面进步很大。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两年前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时，还只是真诚却无知的孩子们。”[33]学校的教师是曹雅植以前的学生。格蕾丝又一次评论说:“我认为这里最棒的工作是由以前的学生们完成的。”

尽管至1922年去世之前格蕾丝都紧密参与温州教会工作，但是她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是1895年。是年3月，一场特殊的庆祝会举行，以纪念格蕾丝在温州工作25年及其50岁生日。许多中国人致辞，苏慧廉也发表了致辞，总结了曹雅植夫妇多年来对温州教会所作的工作和贡献。25年间，温州教会巳经从曹雅植夫妇的3间民房扩展到60个提供定期礼拜日服务的区域。苏慧廉赞扬了会众数目的增长。曹雅植来到这里时，几乎无人知晓福音，而今全部辖区内巳有3 000名归信者(这个数字是将中国内地会和偕我会的会众都计算在内;不足四分之一的会众居住在城区内）。

四. 总 结

曹雅植在中国工作40年后的1907年，另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爱德华•亨特(EdwardHunt)写到，曹雅植夫妇种下的种子已经获得巨大收获。在此40年间，温州城区内的教会已经增长至近300会众，之后的7年中又增长了900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仅指城区内，前文的数字乃指整个辖区）。

尽管曹雅植夫妇与其他中国内地会成员一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温州教会的自养意愿，但是直到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之后，才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迈出重要一步。在这场惨案中，中国内地会驻温州的众多成员与英国上司发生冲突。1927年他们重新将自己命名为“自治的中国内地会”[34]。1942年中国内地会各个教会鼓动与温州的其他新教教会联合。尽管随后几年间取得进展，但直到1956年才完成联合。三自运动力促联合，清除个别传统。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份统计记录表明，中国内地会教会拥有会众21 665名（他们是1951年温州近100 000名会众中的一部分），温州 817座教堂中的134座都附属于中国内地会。

尽管这些教会的发展可以通过各种数字来追索，并且此方的确有效，不过更为明智的是考虑曹雅植夫妇自己的增长标准：灵性成熟。当我们探究这些早期教会的优势时，我们必须想到那些作为根基的不可胜数的中国基督徒们，如宣道者志愿团，刘女士，温州教会中的《圣经》女教师，曾经吸食鸦片的银匠李傲明，最终成为虔诚归信者的受洗候选人，鼓吹复兴的女学生们，传福音的男孩，等等。奥斯丁说，当一个历史学家试图追究中国内地会的复杂工作时，他会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给出的仅仅是一些苍白的数字和不切实际的华丽辞藻。不过，他进一步描述了中国内地会的记录中呈现出的传教士的多元声音，它们“比其他任何教会出版物更能展现中国农民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尽管可能被净化过，也仍然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35]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曹雅植夫妇及其传教方式的故事，它也是一个教会从零发展为自我持存的繁盛团体的成长故事。曹雅植夫妇在如此巨大的进展中迈出了第一步。正是由于他们的认真培训和教导，这些教会才不断壮大，得到至关重要的滋养。1894年，格蕾丝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前夕，她在年度报告中作这样的总结:“正是对基督信徒们的系统教导才带来了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基督徒，之后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好地教导那些未信者。”她在信件结尾提出了一项要求:“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祝福我们工作的各个不同方面，尤其祝福基督徒生命中有更成熟的灵性，在未信的人中间作见证。”[36]

*作者简介：芮拉结(RachelErickson-Rui)，美国人，维真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毕业生，曾在一些院校作讲师，专长东亚历史和世界基督教课程。自从嫁给一位第三代的温州基督徒后，她对温州教会的起源就发生兴趣。本文为其毕业论文的节录。译者邱业祥博士，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潘玉仪，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教务长助理。

[1]见J. Hudson Taylor (Ed.)， Chip’s Christian Millions，London：MorganandScott，1875– 1951，5-1869。

[2]TonyLamberts，China’sChristian Millions，Oxford：Monarch，2006，p. 234.

[3]Frank Wilson，TheRural Church in China. A Survery，New York：Agricultural Mission，1948，p.18.

[4]Tony 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p. 234.

[5]有两部中文著作论及温州教会的发展，它们是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联合圣经公会，1998；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基督教会联盟出版社，2000。

[6]清朝1644—1911年立国，本文聚焦于1866—1911年。

[7]根据中国内地会的记录难以确定曹雅植所属教派，最为合理的推测是浸礼宗。

[8]中文学界仅有几篇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除曹南来的论文之外，最有用的中文论文之一是陈村富、黄天海：“今日中国基督教新模式的出现”，载《浙江大学宗教研究评论》，2004年第2期，第 46页。莫法有和曹南来提供的数字更为详细。

[9]曹南来：“基督徒企业家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家—教会关系的人类学解读”，载《宗教社会学》，2007年第68期，第145页。

[10]在许多信件中，曹雅植都称这句话就是上帝对他在温州工作的许诺。

[11]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5 - 1896。

[12]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2 - 1893 中的一封信件。此语在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Millions，5 - I896及格瑞生的信件与 A·J. 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Vol. 5，Sevenoaks：Hodder &Stoughton，1985，p. 195 中被反复提及。

[13]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2 - 1893 中米多斯先生的一封信件。另参见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关中国内地会历史的著作中对温州教会的赞誉。

[14]1887年5月上海大会记录，第103—104页。这次大会用了很长时间讨论巡回传教问题。

[15]支华欣：《温州基督教》，第422页。

[16]体百特(Tippett)对太平洋群岛的调查可资作为有益的对照；其自传同样有用。

[17]Stott，“Character Matter”，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London：Hodder&Stoughton，p.62；Stott，“Building aBeautiful house”，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54，129；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3 - 1876；Stott，“Native helperspraised”，in Tony Lamberts 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

[18]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馆73号档案。Austin，China’s Millions，p. 235； A. J. 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China’sOpen Century，Vol.7，Sevenoaks：Hodder &Stoughton，1989，p. 34。

[19]A.J. Broomhall，HudsonTaylor andChina’s Open Century，Vol. 5，p.376.

[20]参见 Stott，“Anniversaryof theChina Inland Mission，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8-1882，p.86。

[21]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173.

[22]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

[23]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172.

[24]GraceStott，“Saturatethese few Christians”，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5 - 1896.

[25]刘女士的故事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受过教育、出身高贵的女性成为一位《圣经》女教师的范例。她的故事记载在格蕾丝的书信中（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 3 - 1881)。

[26]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138 - 142.

[27]Ibid.，p.ll4。有关傲明的故事，见 PP. 114-118。

[28]Ibid.，p. 115.

[29]Ibid.，p. 116.

[30]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116 - 117.

[31]Ibid.，pp. 342 - 344.

[32]GraceStott，“Yearsof labour have toprecede fruit”，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5 – 1896。教育男生方法见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225。另参见 Tony 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

[33]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Millions，12 - 1880.

[34]支华欣：《温州基督教》，第4页。

[35]Tony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pp. 26 - 27.

[36]Ibid.，1 - 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