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出温州的“三潮”
2015-11-14 舍禾 今日宣教
温州教会即将走过150周年（1867－2017）的旅程，她的历史有血有肉，可歌可泣。在20世纪30年代，温州是循道公会的“七大教区”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温州是“三个半省”[1]中的“半个省”；在20世纪90年代，温州城乡各处教堂林立；到了21世纪初期，温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性教会之一。在享受神莫大恩典的同时，温州教会也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将福音带出温州。而福音的“三潮”正是本文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的《改革内参》中曾这样描述温州教会的外拓行动：
“以温州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开放性、扩张性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教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这类教会组织网络正积极向各地扩展。就我的调研来看，这类家庭教会充分挖掘与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家’概念，利用‘亲亲’与‘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迅速传播。”[2]
可见，温州教会的福音运动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一、商人潮
由于温州离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较远，所以，商机有限。改革开放后，精明的温州人看到“流动摊贩”无法形成大气候，于是开始做大事，办企业。1987年9月18日，中央政府给温州批了一个“温州试验区”的名号，温州人的创业正式走上轨道。
这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基督徒企业家和商人。无论是扎根在温州，还是“游荡”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都成了赢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成了“暴发户”。值得欣喜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创业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过主耶稣的“大使命”，就算在拥有了财利、名誉和地位之后，他们仍然热心于福音事业。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务，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笔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乐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时间服事当地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弟兄非常爱主，他愿意撇下很有前途的电器批发工作，让太太在家里接电话，并请人把货物送到客户手中，而自己则成了走南窜北的福音使者。
20世纪80年代也是温州人移民欧洲的高峰期，温州人大量进入巴黎第10、11、19、20区，形成了“温州村”，他们多数来自瑞安丽岙镇，镇上除了老小，几乎全部去了法国。这相当于温州人把一个镇都搬到了法国。在意大利，温州人的餐馆开遍每一个小镇。在荷兰，有2,400多家饭店是温州人开设的。这些飘洋过海的基督徒同时也把信仰带到了所到之处，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定居欧洲的一些年轻姊妹会特意回温州物色郎君，然后带到欧洲结婚，而物色的对象90%以上为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到欧洲成婚后就加入当地教会的服事之中，成为教会的领袖、牧者。
这一轮运动的特征如下：
（1）所建立的教会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规模，甚至都会有一间漂亮的聚会点。
（2）教会成员大多是家人，亲人，老乡，朋友。
（3）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这些商人建立的教会会回到母会聘请一位全职牧者。
（4）教会建立初期都是以温州话为聚会和崇拜时所用的语言，而非温州人就难以融入教会的群体之中。但随著教会的拓展，在当地人加入教会之后，普通话就会取代温州话，教会也就变成一间跨群体的教会。
（5）温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与温州总会有切不断的亲情。温州传道人每年定期去各地教会探访、领会，而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教会领袖（大多是温州人）则每年回温州述职，或是接受装备，以及计划新一年的工作目标。特别是乐清教会，年底或年初的教会“大议会”吸引了分流在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往往都是企业家，他们大都选择自己驾车回温州，因此，在“大议会”现场，各类国际名车云集，场面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6）海外的温州教会被戏称为“温州搬”，意即这些教会完全把温州的模式搬到了海外。比如:用温州话讲道，这很像在美国的粤语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实行“派单制度”，即一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牧者，而由多位传道人在多个教会之间流动讲道，一切服从总会的分派。
二、学生潮
高收入带来价值观的改变。曾经白手起家的商人大多是农民，等他们积累了财富之后，便将希望转向下一代身上，于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学生潮”应时而生。
“学生潮”是一场铺金运动，近则要从温州“铺钱”到杭州、宁波、上海，远则要从温州“铺钱”到北京，甚至国外。这些天之骄子带著“地父命”，同时也带著“天父命”，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归主运动”在全国展开。最早开展大学生事工的有乐清教会、温州市区教会、瑞安教会等，随后，各大片都相继建立大学生事工。下面以温州市区教会为例：
2001年7月，温州城郊教会开始了外出学生的团契工作。
2003年，温州市教会开展了大学生事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建立30多个大学生团契。团契的主要事工以群体为划分，共分为新生、在校生，以及毕业生事工。
新生事工包括：举行新生欢迎会，收集新生信息，把新生落实在团契中，举行新生家长祷告会，帮助和辅导新生填写志愿等。
在校生事工包括：开展培训、布道会、个人布道培训，形式有冬令营和夏令营、每年一次的核心同工退修会等。其中，还特别开展了“推喇奴事工”，其主要目标是训练大学生成为校园中的基督精兵。“推喇奴”的学制为三年，内容包括圣经学习、事工训练及灵修学课程。所有课程均利用寒暑假集中举行。此外，大学生事工举行每月第四个周二的家长祷告会。大学团契的日常崇拜讲道则与温州当地教会一样实行派工制。
毕业生事工包括：毕业生迎接会，并将毕业生落实到母会或当地教会。针对毕业生还开展了“拿细耳计划”的神学训练，学制为二到三年，以帮助学子继续回到校园服事，在接受训练期间，大学生事工组将提供基本生活费用。[3]
2008年6月13-15日，温州市教会校园事工组举行了“耕耘青春 传承使命——校园事工研讨会”，会议旨在更好地发展大学生福音与培训事工。
2010年8月15-21日，温州市教会校园团契事工部举办了“念恩情•宣道心——第一届中国（温州）青年宣道大会”。
这一轮运动（大学生事工）的特征如下：
（1）学生团契成员大多是温州人。在杭州，笔者曾经去几个团契讲道，其成员有90％以上是温州地区来的学生。这些团契之后都会向其他地方来的学生开放。
（2）对福音有强烈的热情，不少人成为团契的领袖。
（3）温州母会是这些新生团契的靠山和供应者，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接受母会的部份传统观念。为此，温州各处教会纷纷成立“大学生组”，目的是负责帮助在外的大学生，包括每月定期差派讲道人，且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4）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建立“毕业生团契”，或回温州加入事奉行列之中。
（5）最近几年，不少团契转型成为教会，并从温州聘请牧者来带领教会。
三、差传潮
如果说前两种方式具有“家”的性质的话，那么，差传潮就具有“天下一家”的性质。这种潮流首先体现在神学教育的外差工作中，然后体现在宣教事业上。
温州教会有系统性、有规模性的神学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2000年趋于成熟。温州各片教会常年差派优秀传道人到全国各地带领传道人训练、家庭教会神学院授课等，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培养人才、导师是该阶段重要的目标。以安徽省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安徽教会基本上有河南教会来牧养和带领，之后，随著河南教会的衰落，温州教会接替了河南教会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安徽各处教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几乎复制了温州的模式，无论是派单制度、儿童主日学制度、神学院制度、同工训练制度等都与温州教会相同，甚至连温州的“讲道学”在那里也相当风靡。这种状况也正体现温州教会“天下一家”的关系神学观点。
随著温州教会的不断成长，宣教事业被纳入了日常的安排之中，各片教会在原有的部门上增加了“宣教部”，或“宣教组”，或设立“宣教中心”。尽管到目前为止温州教会并没有差派多少宣教士，但它已经踏出了跨文化的宣教之旅，从面向少数民数到阿拉伯世界，温州宣教士的身影已经在广袤的福音禾场上流动。笔者相信，差传潮在21世纪将成为温州教会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天下一家”的使命感对于有强烈“家”的观念的温州人来说是可以被认同的，也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2003年，在温州区会年终大议会上，一位同工分享了一个异象：一个华人肩上的扁担挑着担子，前头十三亿，后头十三亿。两个十三亿分别代表穆斯林的人口和中国未信主的人口。会议决定温州区会各县市要积极投入福音的工作之中。[4]
2006年11月15-17日，“中国温州·福音论坛”在温州举行，会议旨在唤起教会对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能将神给我们的异象与责任落实在时代和处境之中，凝聚共识，共同发展21世纪的福音宣教事工，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
2007年3月29-30日，温州地区性教会举办了“福音入华二百周年与温州教会的使命”的大会，《生命季刊》社长兼主编王峙军牧师主讲“十字架与宣教”的主题信息。主办方邀请温州市会、区会、华信联会的200多位主要同工出席会议，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会分裂后首次主要领袖的聚首，这在温州教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温州教会通过“商人潮”、“学生潮”和“差传潮”把福音带出温州，带进温州人所到之地，这“三潮”既具有温州特色，同时也具有普世性。
作者简介:(舍禾，从事牧会和文字事工。)
（本文摘自《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页573-578。承蒙宇宙光允准转载使用。）
[1] 三个半省指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和温州市。
[2] 潘建雷著：《从家庭教会的兴起看心灵危机》，刊于《改革内参》，第17期，2011年。
[3] 以上关于温州市教会大学生事工内容根据金马可传道采访汤大卫牧师的采访稿。
[4]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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