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五年的中国内地会

文/亦文

编者按：

《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原为一份英文宣教月刊，由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创刊于一八七五年七月，主要针对英语国家的基督徒读者。其长达七十七年的编辑与采集，犹如一部宏伟的史诗，系统地记录了中国教会拓荒与发展的历程。虽然这份月刊保留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但在华人教会中却鲜为人知，尘封于海外图书馆的档案室中。本文是作者据1875年的China's Millions逐月编译而成，并结合地方志等资料，将当时中国的大时代背景、各乡镇宣教禾场的人情风貌揉入其中，对了解百年前的宣教历史极具价值，本刊将陆续登载其中内容。

七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

——约2:5

戴德生与《亿万华民》

1875年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已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风风雨雨，刚在宣教禾场立定脚跟。1875年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个新纪元。上一年的冬天，年轻的同治皇帝病逝，慈禧太后立其年仅四岁的堂兄弟为新皇帝。春节一过，清政府的年号便由同治十三年改为光绪元年。

在1874年11月到1875年4月漫长的六个月中，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却因负伤而返英休养，在几近瘫痪的情况下，卧床指挥事工，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祷告。内地会创立后的短短十年，已在沿海浙江、江苏二省，内陆安徽、江西二省建立了28家教会、52个福音站及布道点，并拥有36位宣教士和76位中国同工[1]。然而，最让戴德生难以忘怀的，却是中国那九个内地省份的巨大禾场。当时清政府将行政区域划为十八省，仅有的二百多名西方宣教士都集中在九个沿海省份，内地九省以及蒙古、西藏和东三省却只有天主教宣教士驻留：

	中国人口	常驻基督教宣教士	中国人口与宣教士比例
九大沿海省份[2]	220,000,000	262人	839,694：1
九大内地省份[3]	150,000,000	0人	150,000,000 ： 0

卧床养伤也给戴德生很多默想追忆的时光，或许他回想起1860年7月因病返英时，曾向神求五位宣教士来宁波接替事工，神在五年内应允了这一祷告[4]；或许他回想起1865年6月25日，他在柏莱顿海滩（Brighton Beach），再度向神求廿四位宣教士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神便使近代史上最大的宣教团“兰茂密尔团体”（Lammermuir Party）[5]在一年内得以成行，又一次应允他的祷告。身在英伦、心系神州的戴德生再度向神开口，求神预备十八名宣教勇士，俩俩结伴，并肩开拓内地九省的未得之地。《亿万华民》的创刊号特意选了这句经文做本期的主题：“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信靠神很难，却也很简单；神已在中国开了一扇门，这扇门无人能关。让我们通过《亿万华民》上的记载回到137年前的7月，和这位信心伟人一起经历那位听祷告的神。

戴德生深知文字的力量，因此他很快将祷告化为文章，并以“在中国每月有一百万不认识神的人在死亡”（A million a month in China are dying without God）为信息创办了一份月刊，取代原有的《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换言之，每一期新月刊出版之际，就有一百万中国人在没有永生盼望中死去。“（英国）教会为何没有对中国失丧的亿万之众表示更多的关注、担负更多的责任？”[6]也许这是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屡屡反思的问题，可能的答案或许是：教会尚未意识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存在[7]。编辑这份月刊，正可以将“亿万华民和我们在他们中间的事工”（China’s Millions and our work among them）生动地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句话，便成了这一月刊的刊名和副标题。

“现状本不该如此，更不该继续下去。……祷告的同工们，让我们成为行动的同工。”[8]戴德生的呼吁简短有力，他请求现有的读者们协助推广这一新期刊，尤其希望能够引介到基督教青年会（YMCA）与主日学老师中间。历史证明，在接下来的77年中，确实有不少家庭因为订阅《亿万华民》而奉献自己的子女；也有不少读者，因为订阅《亿万华民》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当时，《亿万华民》一年的订费含邮费为1先令6便士（1s.6d.）。

浙江各教会近况

创刊号中，戴德生编录了许多来自浙江同工的信札。浙江是当时内地会的“安提阿”大本营，其中宓道生（James Meadows）和江郎笔（George Crombie）便是那五位宁波宣教士中的两位，戴德生与他们并肩作战，一同度过了内地会草创时期的风风雨雨。宓道生夫妇是神赐给戴德生的第一批宣教士，他们二人于1862年1月8日自泰晤士河启程赴华时，蜜月尚未度完。第二年宓夫人感染上霍乱，死在宁波，宓道生本人也因健康问题于1871年8月随戴德生返英休养，现在，他已回到了自己的宣教禾场。

在1875年创刊号发黄的书页上，排印了一篇由宓道生笔录的感人见证，见证的主角是绍兴教会的桑小凤（Tsiang Siao-Vong）[9]，他信主八年，去年被按立为牧师：

……我每看到那些和我半斤八两的信徒，就特别喜欢到范先生（范明德/John Stevenson）那里去告状，并以此为借口不接受真理。……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伤害那个信徒，而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范先生对我极尽忍耐。……后来，范先生被派往宁波，并带我同往。我们途经某个大市镇，那里有一个长老会的教会。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姓叶的传道人，他给了我很多劝诫和教导。……我们一路来到宁波，进了内地会的宣教站，认识了你（指宓道生）、曹雅直先生（George Stott）、江郎笔先生（George Crombie）、蔡文才先生（Josiah Jackson）。在这里，我听到朱先生的讲道。……我对自己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信徒；他们可都是大有智慧的人。难道我不该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且，当我看到洋人频频地跪地祷告，我也大受震动。……最后我得出结论：他们一定在敬拜那位他们力劝我们敬拜的神。他们可不像和尚们，光叫我们出钱买香烛供佛，自己却从来不买这些东西。我被所见所闻折服。因此，再碰到叶先生时，从他和范先生那里问明真道，我便决定跟随耶稣，他也接受了我。……真的，我曾经非常刚硬，但是他使我的心变得柔软；同样，他也能柔软别人的心肠。[10]

也许，因为西方人拒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使当时很多中国人以为洋人的膝盖不会弯曲。“洋人”几乎成了“傲慢无礼”的代名词。然而，不向中国皇帝跪拜的西方人，居然跪倒在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面前，这一景象让很多中国人看到了宣教士信仰的真实无伪；137年后的你我，是否同样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你我对神的敬畏？

江郎笔是继宓道生夫妇赴宁波后的第三批宣教士，他出身农家，于1865年赴华，他的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两周后起程追随。十年后，江郎笔已是奉化、宁海、天台等地三县四镇的监督。上年冬天，江夫人和孩子接连重病；冬去春来，江氏一家的身体状况各有好转，宣教站也喜讯频传：当年4月25日，当地教会新添了一座美丽的礼拜堂，一位姓董的中国助手和八九位新信徒。

宣教士夫人来信

《亿万华民》创刊号上刊登了两封出自两位宣教士妻子之手的文章。“兰茂密尔团体”的先驱童跟福（George Duncan）已于1873年病逝，孀居的童跟福夫人仍留驻在江苏镇江位于伯先路的福音站[11]，协助鲍康宁夫妇（Fredrick & Mary Baller）管理当地的女校。“贫困让人揪心；杯水车薪式的资助真不知从何做起，也不知何时才叫适可而止。”想到刚来两年的鲍氏夫妇不久将去安徽开辟新的禾场，童夫人的心情更为低落：“我要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这样我才不会感到孤独……”[12]

相比之下，蔡文才夫人（Mrs. Josiah Jackson）的温州来信较为乐观。1867年12月曹雅直（George Stott）从宁波来到温州植堂，因为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称他“独脚番人”。一天，一群人冲进屋来，叫他快逃，他指着断腿笑道：“试看，谁有这样一条腿会跑呀？！”来人一笑而散。正是曹雅直这样无畏的信心，使福音得以扎下根来。第二年，曹雅直为当地第一位信徒、鞋匠叶钟杰施洗，并建立一所男塾[13]。1870年，他与薛小姐（Grace Ciggie）结婚。这年春节，曹、蔡两对夫妇将信徒、慕道友和男塾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参加守岁感恩祷告会和新年爱筵见证会。“我们希望能经常安排这样的聚会。我相信神将使用这些聚会成为祝福的管道。信徒们得以经常分享他们所遭遇到的属灵的胜利和试炼，并在彼此扶持中在神里面互相坚立。”[14]蔡夫人说得不错，直到今天，温州教会仍大蒙祝福。

武昌来信

1874年，戴德生为了开辟内地九省的宣教据点，与另一位宣教士一同前往湖北省会武昌。6月2日，戴德生下船时发生意外，跌伤脊骨，冒着终身残废的危险继续前行，抵达武昌，将事工安排就绪后，才返英养伤。这便是戴德生半年多卧床不起的由来。那位与他同行的宣教士是1868年加入内地会的祝名扬（Charles Judd）。武昌教会的第一枚初熟的果子是一名叫王妈的洗衣妇。“愿我们大有恩惠的主使她成为以色列之母。”[15]在3月31日洗礼之前，祝名扬与张传道抓住了入春以来难得的好天气，进行了六天的乡间巡回布道（22日至27日/周一至周六）。第一天他们步行了15英里，讲了7次道，晚上留宿的客栈，四壁瓦顶到处是洞，既不需要窗户采光，也不需要通风系统。接下来三天走的都是山路，晚间的客栈大同小异，只不过在房门口多了一个泥塘围成的猪圈。还有一天晚上，客栈都住满了，他们只能在干草木杆搭成的茅屋店里与家禽同眠。描述到此，祝名扬仍不失幽默：“提供这些线索，对那些认为在中国当宣教士不过是浪漫生涯的人也许有用。”[16]

“九省第一”

巡回布道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戴亨利（M. Henry Taylor）到了武昌，他于1873年和鲍康宁一起加入内地会在南京的宣教站，两年后来到武昌，为进入河南作准备。他希望祝名扬回城之后，他可以启程：“虽然我将继续关注九省的福音化，但今后我将更深切地为（河南）一省的需求而挂心。一个省份便是一片难以喂养的巨田，但若是大有恩典的神亲自喂养我们，那么，能力与祝福必随同我们的努力。”[17]

赴华途中

新的需求、新的禾场，当然需要新的同工，金辅仁（George King）于3月15号乘西布莉号（Cybele）赶赴上海，欧亚大陆那一头的鲍康宁夫妇早已翘首已待，希望能在《亿万华民》创刊的这一月份迎接这位新到的同工。4月6日，另两位宣教士在格拉斯哥（Glasgow）登上了另一艘远洋轮，但是，他们的赴华路线与金辅仁完全不同。

自缅入滇

4月6日启程的两位宣教士是范明德（John Stevenson）与索乐道（Henry Soltau）。范明德的父家在苏格兰拥有大量地产，他本人则于1865年2月携妻与曹雅直一起赴华，到宁波与原来五位宣教士会合，翌年开辟了绍兴宣教站，带领桑小凤信主的就是他。与他同行的索乐道，于1872年被任命为伦敦咨询委员会的秘书，他深知早在十年前，内地会就已在祷告寻求一条由缅甸进入中国西南的路线[18]，但那时，因为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引起政局不稳，一直未能如愿。到了1875年，伊洛瓦底江（Irrawaddy，今为Ayeyarwady）沿江通商，一直可溯流北上至离中国不到一百英里的八莫（Bhamo），由缅入滇的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亿万华民》的创刊号上，转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宣教士牧师在缅甸掸族（Shan）中的见闻，原载于1868年9月期的《美国浸礼会宣教杂志》（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那天下午我们经过好几队云南汉人的商车…… 第二架商车走过之际，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名汉人男子与我们擦肩而过时，腼腆地看了我们一眼，并划了一个十字。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也许是云南的天主教徒。我不知不觉也划了一个十字（也许这是唯一能让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方法）……当我转过身来，看见好几个男人向我跑来。在我还没有从惊异中清醒过来并阻止他们时，他们早已迅速地跪下来吻我的手。他们既不懂缅语、也不懂掸语，我唯一能听懂的字就是“基督徒”。我不得不说，在那样荒蛮之地、在那些貌似野蛮之民中，能亲耳听到“基督徒”这个甜美的字眼，真让我又惊又喜。……我的心与他们贴近。也许基督已在他们中间拣选了若干人。[19]

另一篇文章转载自1875年4月9日的《北英日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据该文作者统计，仅过去三年内，美国浸礼会便差派了40名宣教士加入缅甸人与掸族人的事工。参照美国宣教士的榜样，作者希望内地会的范、索二人能继伦敦会之后，对中国的宣教事工加以突破，“何时我们的两位英国先驱，在英国官方探险队两度失败的地区，能够像美国差会现在那样迎接不断增援的精兵、继续他们的特别事工？”[20]

引文中所提到的“英国官方探险队”的失败，指的是1875年年初的马嘉理事件。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英国政府与英美教会一样在开辟自缅入滇的路线，并于1874年7月向清政府申请“游历”的护照。身为英驻华使馆翻译的马嘉理（Mr. Margary），奉命由上海一路西行，出云南边境，在缅甸八莫与自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的柏郎上校（H.A.Browne）会合。按英方原来的入境申请，马嘉理所接应的只有三、四位英官，然而会合后的武装探路队则达193人；这193人，又在风传中增至“数千”，中缅边境陷入草木皆兵的惊惧中。2月16日，马嘉理带五六人先行到蛮允（今腾冲曼允），受到拦截，马嘉理开枪示威，被当地民众杀死，暴尸河中，柏郎的大部队也因受到阻击而退回缅甸。消息传到伦敦，举国大哗，英国外交部训示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施加外交压力，遭到拒绝后，威妥玛于3月底前往上海，英使的“拂衣出京”的举动引起清政府的恐慌。[21]这些详情，在旅途中的范、索二人是难以获知的。

《亿万华民》创刊号付梓之际，收到了范明德发自仰光的信，他和索乐道乘坐的那艘以缅甸南部省份命名的德林达依号（Tenasserim，今为Tanintharyi）已于5月15日抵达目的港，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八月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亚4:6

中国的事工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远在英国的戴德生背伤已近痊愈，在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他以《信靠他》（Trust Him）为题，写了一篇感恩的短文。首先，感谢神在人手上的供应。很长一段时间，戴德生与妻子福珍妮因为各自的伤病，必须全时间卧床，每天收到的一、二十封信件，由谁来处理呢？但是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经常感动亲友与同工在探望他们的时候，主动分担读信、回信的重担。如果某一天信件数量骤减，戴德生夫妇俩就预感到那天也许没人能来帮忙，而事实也往往如此。接下去一段时间，范明德和几位尚在培训阶段的准宣教士提供了日常帮助。后来，金辅仁于3月赴华，范明德于4月前往缅甸，另一位宣教士也在5月赶往中国，帮手减少了，信件也随之减少。[22]

其次，感谢神在金钱上的供应。5月24日，在每天为中国祷告的时刻，戴德生提到，因为信件的减少，收到的奉献也减少了，在过去20天里收到的支票合计68磅6先令零2便士，就内地会在中国平均三周所需要的费用而言仍缺235磅。于是他们为此祷告。当天傍晚，邮差带来一封信，信中装着一张235磅7先令零9便士的支票，是某位基督徒变卖贵金属餐具而得的。不用说，戴德生与他的同工在翌日的祷告会上极其感恩，因神使用这个小小的祷告会眷顾他们远在第一线的宣教弟兄，并祝福那些慷慨而克己的奉献者。[23]

最让戴德生牵挂的是两对拓荒者：向内地进军的戴亨利和张传道，以及由缅入滇的范明德和索乐道。英国教会之于中国禾场，无论从疆域和人数来说，都彷佛牧童大卫之于巨人歌利亚。“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戴德生选择这节经文作为本期《亿万华民》的主题信息，为了再次向读者强调，宣教士在中国的事工，远非人力与人智可以成就。相反，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常常要放弃由本国坚船利炮已经征服到手的特权。

“九省第一”

编辑8月号《亿万华民》时，戴德生已经收到戴亨利自河南写给祝名扬的信。河南当时有两千五百五十万人口，戴亨利带着他的中国同工张传道于4月自武昌出发，进入河南，因为内地的邮政非常不便，所以一直没找到可靠的通信管道。虽然戴亨利给了带信人一百钱，仍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送到祝名扬的手中，所以行文非常简略：各乡各镇的河南人对福音的响应热烈，也很爱买他们带去的小册子，以至于不得不限量出售，写信之际，他们两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旅费和福音书册可以前往省会开封，但是他们至少还会走访两个府（prefecture），才会于6月中返程。“如果我不能再访这些地方，我心中便无法安息。”[24]九省第一的拓荒者，必然是这样一个为主癫狂的人。

自缅入滇与马嘉理事件

范明德、索乐道一到缅甸仰光，便感到形势严峻。缅王与清政府互相扯皮，宣称马嘉理之死与本国无关。除了英国外交官外，八莫没有其他欧洲人，而连这名英国官员，也早已撤离八莫。条约上的协议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美国宣教士曾在多年前去过八莫，不但受到缅甸地方官的严密监视，也无法找到合适的住处，只能无功而返。[25]

英国驻缅甸的首席专员汤普森先生（Mr. Thompson）告诉二人，英国特使将乘坐炮舰前往首都曼德勒见缅甸国王，大概要六周后，英国外交人员才会返回八莫，在这之前，他决不会批准范、索二人北上。范明德接受了汤普森专员的建议，拜访了原籍云南大理府的回族王子哈桑（Prince Hassan），两人用中国官话作了长谈。[26]

“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 范、索二人在前景不明的焦灼中学习等候神的功课，与此同时，他们一面练习缅甸语，一面在浸礼会的教堂讲道。虽然曾有中国人参加过当地的聚会，但是很快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用汉语与他们沟通[27]；而范、索二人却被困在仰光，无法前往他们所憧憬的宣教禾场。

远在北京的清政府，当然无法体会两位宣教士的迫切心情；对他们而言，英国大使威妥玛的外交威胁更为棘手。当时，只有上海可与伦敦通电报，所以威妥玛自4月到6月间都在上海与本国政府联络谋划、会见当事人柏郎了解实情。当时中国的外交部称为“总理衙门”，在这近三个月中，清廷做了三件事：5月初命左宗棠西征新疆，防止英国借机与俄国联合侵占西北大地；6月下旬任命大员赶赴云南查案；8月初授意天津的李鸿章与自沪返京的威妥玛协商，探听其真实意图，而威妥玛正好也想通过李鸿章影响清廷的决策。在“俾免决裂”的最高指示下，李鸿章本想答应威妥玛一二件事而息事宁人，然而，威妥玛竟毫不通融。毕竟，李鸿章未被正式授权处理此案，威妥玛准备在下月初仍然回北京，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

浙江的消息

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好几则来自宓道生夫人的消息。宓道生的第一位妻子到宁波的第二年就感染上霍乱去世，后来，“兰茂密尔团体”中的女宣教士劳莉莎（Elizabeth Rose）成了宓道生的第二位妻子。宓道生下乡视察各村的福音站时，时常写信回家，叙述沿途见闻，宓夫人把这些家信整理成文，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珍贵史料。宓道生此行，共为八名信徒施洗，其中3月28日在嵊县（今嵊州）[28] 的主日敬拜尤其值得一提：

下午我们来到山上的另一个家庭。我们首先在那个家族建在田边的祠堂里举行了简短的礼拜；祷告之后，我们一同起立唱赞美诗。接着，我们24个人跪在祠堂的地上，背朝庙里的偶像、面朝永生上帝，求告造天地的神。群山顶上的人有的惊愕地望着我们，有的则哈哈大笑。[29]

嵊县地处浙江东部曹娥江上游，因为著名的剡溪横贯县中，故古称剡县，宋时改名嵊县。“嵊”字从山从乘，“乘”字古义为四，取名者以“四山相合”之义形容这个小县城被群山环抱的地理特征，也解释了在田边祠堂中敬拜的信徒何以被山头劳作的村民围观。有山有水，嵊县人颇以“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自豪，然而风景如画的地方，往往交通不便，自然景色之美丽与村民的贫苦形成强烈反差。据嵊县志[30]记载，1862年到1874年间的大事是两个外乡人来本县设茶厂、茶栈，收购毛茶远销英美。在这十二年中的第六年，即1869年7月，有一群英国人结伴前来，将神的宝座设立在他们中间。外乡人来嵊县是谋利，西方宣教士来嵊县却是“谋生”——为嵊县人谋求永生的福分。这之后的34年间，即美国浸礼会1903年在嵊县蒋镇等地植堂之前，内地会设立在县城的耶稣堂是全县八十图[31]唯一能听到福音的地方。

尽管嵊县教会的起头是如此卑微，尽管1875年的嵊县基督徒连主日崇拜也只能借用祠堂，尽管那24名背对有形偶像、面对无形上帝的信徒受尽了围观者的笑骂，然而，嵊县的群山和诸水，见证了这百年岁月的变迁：2007年，嵊县人在长乐江畔建起了一座可容纳3000多人的大型教堂，无论是外观还是设计，在浙江全省、甚至全国都可算数一数二。作为一个县级市来说[32]，简直是个神迹。眼见为实者不得不惊叹：神在嵊县人中作了大事！

当年流泪撒种的先驱早已安息主怀，我们这些后来人在欢呼收割之际，是否当如迦南诗歌中所唱的一样扪心自问：“我们算什么？神竟让我们生在中国迎接大收割？”[33]是否在家乡看管粮仓之外，也该仿效那些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使徒，到异乡、甚至异族中去播种开荒？

弹棉花者的见证

为了显明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需要神、渴慕神、积极响应福音，戴德生特意在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另一篇由宓道生夫人整理的见证：

他以弹棉花为生。他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方式非常特别。有一身材奇矮的人，从礼拜堂回来，把他听到的信息转述亲友，吸引了正好住在隔壁屋里的他。他透过墙上的洞听了个明白；听到的信息又驱使他进一步追寻真道；当他打听到在礼拜堂里可以了解一切，便参加了教会。不久，他决定守安息日，守了两个月后，他的岳父和朋友开始怀疑他被“伪道”迷了心窍，便阻止他继续做礼拜。当发现一般的阻止无效后，他们开始每个主日禁止他出门，甚至用绳子捆绑他。但是这个年轻人改在平日的晚上瞒着家人去礼拜堂；这一情形，也很快被发现了。他的岳父、叔伯和妻舅轮番打他。但他仍然坚定，不顾一切地持守他所听到的教导。所以，最后他们把他赶出门，告诉他“老婆、家产都没份了”。“由他去吧，”他回答说，“我父母遗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他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找到礼拜堂时，传道人很高兴地接待了他，并留他同住一间屋。“现在，”他说，“我真有福；我在这里可以继续听道，他们却对我没有办法了。”然而他的亲友，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指望他能“恢复常态”。眼看威逼惩处没有用，他的岳父、叔伯和妻舅，甚至他的妻子便改用眼泪来叫他回心转意。这对他确是极大的试炼，事情的结局使围观的人十分震撼。恩典最终得胜了，不久他便恢复平安。他那坚定不移的行为已经产生了果效——那个曾经殴打、反对他的妻舅现在也开始了解他一度痛恨的福音。[34]

这个弹棉花的弟兄，虽然是“无知的小民”，我们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却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这位弹棉工，他听道之初，得到的亮光只是一条诫命，然而他不惜一切代价地遵行，即使他尚未受洗。在137年前，劳工阶层绝大部分是做一天吃一天，一年到头没有休假，停一天工也许就意味着饿一天肚子。即便在基督化的英国，当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首的基督徒政治家于1801年提出《星期日法案》（Sunday Bill），为英国的下层劳工争取聚会的权利，也因遭到全国性的、包括基督徒及牧长们的激烈反对而告失败[35]。七日一休对一个光绪初年的弹棉工家庭来说，更加是天方夜谭式的奢侈，难怪他的亲友以为他若非发疯着魔、便是好吃懒做。

今天，双休日已成为法定假期，守主日的障碍不再是亲友的责打，而是各种现代社会的忙碌：加班、购物、带儿女去补习班，至于主日敬拜，即便能参加，也往往沦为周末赶场中的某一站。行道从听道来——我们听到的道难道不如这位弹棉工丰富？爱神的人当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的爱心难道不该与这位弹棉工一样大？

丢弃偶像

3月初，曹雅直带着他的爱妻从温州到东林（Dong-ling）[36]探访当地教会，8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他对此行的报道。村民虽然经常看到“独脚番人”，却是第一次看到曹的“番婆”，因而从四面八方跑来围观，很容易便招聚了几百名听众。一连两晚，曹氏夫妇都住在当地的一位信徒家，这位信徒的邻居不少成了慕道友，经常加入他家的晨祷和晚祷。信徒的妻子早已是丈夫的祷告同伴，但婆母信主经历则曲折得多：

当他把家里祖传下来、拜了好几代的偶像扔掉时，他的母亲……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她铁了心给自己留了一个小泥像，继续对着它烧香烛。直到去年，她大病一场，她的偶像才受了冷落。她的儿子每天极其迫切地为她的康复祷告，终于，虽然亲友们都以为她就此一病不起，她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当她能够起床行走时，便把她的偶像扔掉，加入了敬拜主的行列。我们去的那几天，曹夫人常常和她谈话，发现她很愿意聆听、人很聪明、也常被神的大爱与恩典感动。临走的那天，我（曹雅直）正和她说话时，她摸索着找到我的手并紧紧抓住，说：“噢，耶稣把你带到这里，告诉我们救恩的事，他实在是太好了！要不是你教我们，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他宝贵的名字。我真喜欢听你讲道；但是我的眼睛却只能看到一个影子，看不见你。”她感触良深地说下去：“几年前，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没瞎；但是那时候，我讨厌这个‘道’，也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不想看你。现在我喜爱这个‘道’，也感激你把这个道带给我们，但是我不管怎么用力，也看不见你的脸了。不过，我能摸到你的手。”[37]

执手相握，共沐主恩，这是一幅何等感人的图画！一个是双目半瞎的中国农村老太太，一个是独脚行走的英国宣教士，神却在这两个残缺不全的肢体上，彰显了他的荣耀。老太太的肉眼虽不能视，但她心灵的眼睛已看到了很多明眼人看却看不到的救恩；曹雅直虽然腿脚不便，但他的脚踪却比许多双足健全的人更为佳美。神没有医治曹雅直的腿疾，也没有医治老太太的眼疾，却并不妨碍这两个年龄、性别、民族、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互相激励，并向同时代的人分享神的大爱与大能。难道这不是神迹？难道这不是更“完全”的医治？

邻家老太太也被瞎眼老太一家的见证感染而信主，她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加上她的儿媳也开始渴慕真道。当二儿子把家里的偶像扔出去时，大儿子责骂弟弟，老太太数落大儿子的话，也许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这些偶像在家里放了那么多年，也没见你拜过它们。何况，你又蠢又懒，根本不在这些事上留心。现在我们认识真神和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了，你也不拜他；但是当别人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挂着张蠢脸坐在一边，抽你的烟。[38]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注解：

1、引自《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年，第58页。

2、沿海九省分别为：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湖北、江西、安徽。

3、内地九省分别为：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

4、这五位宁波时期的宣教士为：1862年1月赴华的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1864年12月赴华的金乐曼小姐（Jean Notman）；1865年4月的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与江郎笔（George Crombie）；2周后出发的施金娜（Anne Skinner）。

5、“兰茂密尔团体”一行22人为：戴德生夫妇（Hudson & Maria Taylor）及4个儿女、倪义来夫妇（Lewis & Eliza Nicol）、童跟福（George Duncan）、蔡文才（Josiah Jackson）、路惠理（William Rudland）、史洪道（John R. Sell）、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班苏珊（Susan Barnes）、包玛丽（(Mary Bausum）、白爱妹（Emily Blatchley）、贝玛丽（Mary Bell）、包美丽（Mary Bowyer）、夏安心（Louise Desgraz）、福珍妮（Jane Faulding）、麦克莲（(Jane McLean）、劳莉莎（Elizabeth Rose）。

6、引自“Our New Periodical”，i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5, Vol. 1875-1876, p.2。

7、出处同上。

8、引自创刊号附录中的“Letter to the friend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9、1875年12月刊的年度报告中再度提到这位传道人时，曾说明他的名字的中文意思为“little phoenix”，笔者据此将其罗马拼音的名字还原为“小凤”。

10、引自同期“Conversion of a native pastor”，p.3。

11、镇江内地会于1869年初创立，旧址参《镇江市志》p.1557和《镇江宗教》（下）p.526。

12、引自同期“Abounding poverty”，p.5。

13、按《温州基督教史》（莫法有，1998）所引《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高建国，《温州文史数据》第七辑，第344页），曹雅直1869年所创办的男塾于1902年改名为崇真小学，曹夫人于1877年创办一女塾，1902年改名为育德小学。

14、引自同期“A Chinese experience meeting”，p.5。

15、引自同期“First-fruits”，p.2。

16、引自同期“A six day’s preaching tour”，p.11。

17、引自同期“The first of the nine”，p.2。

18、内地会在1875-1876年间曾与W.C.Burns牧师通信商讨由缅入滇的可行性，参《不定期报》第2期上刊登的Burns牧师的相关信件。

19、原文名为“Roman Catholic converts from Yun-nan”，p.8。

20、原文名为“Burmo-China missions”，p.8。

21、有关马嘉理事件的详情可参见：屈春海、谢小华编选：，载《历史档案》2006年；雷颐 ，载《寻根》2005年06期。

22、引自“Trust Him”，i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ust 1875, Vol.1875-1876, p.19。

23、出处同上，p.19。

24、引自同期，“Tidings from the first of the nine”，p.24。

25、 引自同期，“A Letter from Mr. Stevenson”，p.14。

26、参见China’s Millions 1875年7月创刊号附录中“Latest Intelligence”所摘录的范约翰之信。

27、出处同上，p.15。

28、原文未明确指嵊县，但到达新昌时，宓道生文中提到“下一个福音站”，脚注标为“嵊县”；而下文所述的正是关于“下一个福音站”的记录。

29、引自同期“Gathering in sheaves”，p. 23。

30、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嵊县志》第536页。

31、“图”为元、明、清时代的行政区划单位。

32、嵊县于1995年12月6日年撤县设市更名为嵊州市，为县级市。

33、参迦南诗歌607首《主啊，我算什么》的歌词。

34、引自同期“The power of the Gospel”，p.24

35、参张文亮著《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校园出版社1997年版）中篇，第117-119页。

36、此为音译，汉字不详，温州府下的村庄。

37、引自同期“Casting away idols”，p. 23。

38、 引自9月号同名文章“Casting away idols”，p.30。

《教会》2012年1月总第33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