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地方近代化
—以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的活动为研究中心
李新德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晚清中国地方近代化进程中，西方差会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长达25年的宣教经历，可看作是一部循道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循道会在温州创办的医院、学校，不单医治大量的病人、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学习新知，促进了基督教在温州地区的发展和传布，客观上也为温州本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加快了晚清温州社会进程的步伐。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务实的传教士和严谨的汉学家，苏慧廉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努力以学者的角色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并致力于在这种传统中发挥其影响力，开始他的传教汉学研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传教士与温州当地百姓的交流，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
引言
温州被海外学界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安提阿”，基督宗教的发展自有其独特之处。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温州基督宗教，多是对其现当代发展状况的进行研究，而很少关注其历史发展与变迁；温州本地的宗教界人士与学者，虽有关温州基督教史的研究，但因缺乏一手西文资料与原始中文档案材料，对温州教会的早期发展历史尤其是对循道公会温州早期传教史的研究很不全面，且出错较多。[ ]还有，海外近年有关温州基督宗教发展的报导和著述不断增多，可同样因为对温州教会发展历史的不了解，在重要人物与史实叙述上也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另外，一百多年来，温州历经战乱、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地方教会文献很少，尤其是在建国前近百年温州教会的史料，在温州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以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在温州的活动为研究中心，结合当年的中西文档案资料以及传教士当年的西文著述，通过与内地会传教士在温州宣教实践的比较，来论述西方传教士与地方近代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以苏慧廉为主体的循道会经验在当代中国教会建构以及地方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19世纪中后期，在温州开教的西方新教差会先后有两个：内地会和循道会（时称偕我会）。[ ]鉴于偕我会于1907年与同宗派的教会合并，称“圣道公会”，1932年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等合并，改称“循道公会”。也正是在1907年，著名传教士苏慧廉离开温州。为叙述的方便，笔者拟将循道公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分为草创时期（1878－1884）和发展时期（1885－1907）两个阶段，对苏慧廉在温州活动的评价也依此分期展开。
一、草创时期（1878－1884）
19世纪中后期以降到1950年代，循道公会派往温州的英国传教士共计17人，加上其它新教差会派往温州的传教士，当时共有外籍新教传教士31人。[ ]而早期来温的内地会和循道会的宣教士都来自英国，这与19世纪30年代以降英人在温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温州本地学者胡珠生认为，早在1832年，英人就曾在温州沿海活动，刺探浙江沿海情报。鸦片战争之后，英人在温州沿海的活动更加频繁。[ ]1855－1860年间骚扰温州的“匪党英夷”、“广东艇匪”就是以英国海盗商人为首的匪帮。[ ]1869年8月12日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Wenchow”的文章，[ ]据考狄（Henry Cordier）的《中国书目》，该文为西方人最早介绍温州的一篇文章。[ ]1876年10月26日《北华捷报》重印该文，笔者认为，这与1876年9月13日所签署的《中英烟台条约》相关条款中，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有关。[ ]
1867年11月，英国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来温传教，这是基督教新教传入温州的开始。据其夫人薛氏（Grace Stott）在《在华26年传教岁月》[ ]一书中回忆，他们先后在温州办起了男孩寄宿学校、女孩寄宿学校。曹雅直夫人不仅协助丈夫传教，而且在女子教育、女子放足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878年10月，在宁波传教的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的鼓动下，该会传教士李庆华（Inkermann Exley）来温开教，第二年在温州嘉会里巷租房设立教堂，但信教人数寥寥无几。李庆华身体不好，于1881年6月病逝于温州。[ ]尽管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李庆华却为偕我公会在温州的宣教工作打下了基础。为填补李庆华留下的空缺，1882年11月，苏慧廉来温州传教。[ ]来温之后不久，苏氏就在原教堂所在地嘉会里购买地基两亩多，进一步扩建教堂，这就是偕我会在温州的总堂，即现在温州城西堂所在地。正是在苏慧廉的苦心经营下，偕我公会在温州的宣教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Lucy Soothill）后来回忆说，苏慧廉来中国前就非常勤奋好学，本来预备当律师的，但当他读到一份杂志上说温州宣教缺人手时，他当即就下定决心“非中国不去”。[ ]事实上，当时一位令人尊敬的老牧师得知苏慧廉将去中国传教时，就力劝他不要到“肮脏的中国”去，并建议他最好到日本去宣教。[ ]正是出于对宗教的虔敬与热情，苏慧廉毅然决然地来到中国。苏慧廉后来曾总结说，海外宣教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对宗教的真诚与虔敬、应具备的常识以及宣教的热情。[ ]
与其他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一样，苏慧廉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在其《中国传教纪事》中讲述了初学汉语与温州话的痛苦经历：“他挨着一个中国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北方官话辞书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识一个汉字，学会发音后不知道怎样拼读，费力地拼会后，又弄不懂字义。”经过艰苦努力，他把拼法进行分类，编制了一个体系，发现汉语自身十分容易在发音上使用拉丁字母。[ ]苏路熙也写到，为了学习温州话，他曾跟厨子学、跟一个鸦片抽食者学、跟一位私塾老先生学。[ ]语言不通，自然无法传教；苏慧廉来温不久，就能够用温州话上台布道，可见他学习当地语言之勤奋与用心。“我第一次试着讲道始于1883年6月，那时我来温州还不到半年。”[ ] 1907年苏慧廉受李提摩太之邀离开温州赴太原任山西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时，刘廷芳曾称赞苏慧廉“为诸西牧中，最善操瓯音者。” [ ]苏慧廉在温州学习汉语多年，其在温州期间的学术成果除下文提到的圣经翻译外，还有1899年首版的《四千个常用汉字袖珍字典》[ ]、1906年译毕的英文《论语》[ ]等。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侵扰浙江沿海时，在台州路桥有法籍传教士为之引路，激起民众愤怒；[ ]温州地区也发生了针对西方人的袭击事件。1884年10月4日，城区内地会花园巷教堂、偕我会城西礼拜堂、周宅寺巷法国天主堂，以及瓯海关档案遭焚毁。当时城区内的传教士被迫到江心屿英国领事馆那里避难。苏慧廉在1898年“重建圣殿记”中记有：“至八十四年，忽丁魔劫，突遭恶党劫掠财物，焚我教堂，荡我书院，火我居房”，史称“甲申教案”。当时的情形，苏路熙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详尽的记述。[ ]针对这场教案，温州本地文人瑞安项崧在清宣统元年（1909）所写的《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中有：
十五日（即公历10月4日），郡花园巷教堂聚众礼拜，有小孩扣门求观，门不启，喧嚷不已，聚者益众。……其时，众皆愤怒，遂毁门以入，以所贮火油遍洒堂中，纵火焚之。时夷教诸人纷纷逃窜，众见其室内有火药洋枪等物，草鞋满间， 妇女数十人，遂渭教民果反，竞往他所焚毁，而郡城内外，同时火起，且及北门之税务司焉。……事后，各宪于江心领事馆议和，数日始定，偿英洋三万五千，藩库发银万两。[ ]
溫州“甲申教案”虽然被平息，温州地方政府也对教堂的损失进行了赔偿，但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百姓之间、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远没有解决。此时基督宗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洋教”，在地方尚未取得社会合法性，这就迫使传教士思考在教会自我成长的同时，如何进行本土化宣教、并参与地方社会建构之问题。
二、发展时期（1885－1907）
1884年10月，苏慧廉之未婚妻苏路熙从英国乘船来华。两人在上海结婚后不久到宁波稍作停留，旋即于同年12月回到温州。作为苏慧廉的帮手和女传道人，苏路熙与苏慧廉一起，开始了自己在温长达22年的传教生涯。一直到1891年海和德（J. W. Heywood）来温之前，偕我会只有苏氏夫妇在温传教；这段时期，也是偕我会在温宣教快速发展时期，其本土化宣教策略，正是在苏慧廉的领导下，逐渐从实践摸索出来。偕我会在温第一个乡村教会就是在“甲申教案”之后的1885年建立起来的。[ ]
（一）本土化宣教探索
1、研习瓯乐，改编圣诗
圣乐是基督教传布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强调宗教的“纯洁性”，是不屑甚至贬斥中国民间音乐。苏慧廉认为，中国音乐受到西方人的误解与误传。他发现，教会初创期间，信徒不能习唱西方曲调的赞美诗；为此苏氏特雇民间曲艺吹打班来家吹唱，请民间乐师给他讲课，了解温州平民乐闻的民曲[ ]。除此，他还改编许多优秀的民间歌谣，将其应用于圣乐之中，如苏慧廉曾经将《茉莉花》曲调填词成中国人喜爱的赞美诗[ ]，未几即普遍传唱于各种聚会中。在论及如何使用中国民间音乐上，苏慧廉总结了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将原有的民间曲调整体借用，配上与西方赞美诗歌相同音步的歌词；第二是根据原有的民间调子重新填词，创作新的赞美诗歌；第三是改编民间曲调使之与西方的赞美诗相配；最后是改变部分民间词曲使之与已有的赞美诗相符合。苏慧廉认为，这样做能够极大地改进教会宗教仪式，使得基督徒在唱圣诗时得到更多的快乐，同时也使得教外人士乐意过来听道，在他们的心中播下福音的种子。[ ]1936年圣诞节前后，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Dorothea Hosie）曾重访温州教会，当她听到她父亲创作、儿时耳熟能详的乐曲还在温州教堂传唱时，她激动不已。[ ]事实上如原城西堂支华欣牧师所证实的，《乐守主日》、《主日为圣》等苏慧廉当年创作的赞美诗歌至今尚为信徒所传颂。
2、温州话圣经翻译
苏慧廉夫妇曾作为偕我公会差会的代表参加了于1890年召开的新教宣教大会[ ]；在那次会议上，出现了对传教方法的反思，以及对方言译本的必要性和译法的争论。来自广东汕头的宣教士汲约翰（John Gibson）在其长篇报告中称，圣经必须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方言，并就方言译本的汉字译本和罗马拼音文字译本两种做法进行了探讨。[ ]苏慧廉很早就意识到，对中国东南部省份的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官话本圣经如古文一样对他们来说是部天书。除此，新约中的两千个汉字对他们来说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学会的；反之像官话本那样，用罗马字母明白写出方言倒有可能。“当时温州百姓能够得到的译本是官话本圣经，当我们在台上读经时，只有少数有书的信徒能跟得上，即使我们诵读者的声音洪亮，而大多数的信徒，却不解其义。”[ ]
在翻译圣经为温州当地语言的过程中，苏慧廉有过失败的痛苦与成功的喜悦。他起初是将福音书试着译成方言汉字。不止一次的失败使苏慧廉深信，如此的尝试是毫无结果的。因为大量的方言单字是没有对应的汉字的，“这样下去所产生的译文，正如我听到别人所评论的那样，真的成了不三不四了”。[ ]苏慧廉又尝试把温州方言罗马字母化。他首先编制了一个拼写体系，出版了一个初级读本和一本赞美诗歌。苏路熙曾评论说，苏慧廉的温州方言的罗马字母注音体系“非常简单易学，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够很快地学会并使用它。”[ ]苏慧廉采取了这种不依靠他人的译经方式，他先后独立翻译完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后来为大英海外圣经公会认可并于苏氏1893－1894年休假期间印刷出版。苏慧廉的温州方言版本（罗马字母注音）的新约全书译本在1903年译毕的，苏慧廉说：“在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的繁忙劳作时期，充满了启迪、富足和灵感，我生命中没有哪个阶段能与之相比；有一点我深信：不管别人能从中受益多少，译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
3、本土传道人的培养
在1890年的新教宣教大会上，使用本土传道人的问题曾引起讨论。曾在烟台传教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Nevius）指出：“数百万中国人皈依基督，这一使命必须有中国人来完成。”[ ]甚至到了1920年，在浙江省传教的各差会在报告中称：基督教势力薄弱之原因，除差会财政困难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差会缺少中国职员”。[ ]当偕我会在温州的宣教工作经历了起步阶段并开始福音传教的时候，苏慧廉就开始筹划如何在他所负责的传教区建立起教会组织，培养本土传道人。但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他没有当地人做传教帮手。后来苏慧廉发现，有一个离城不远的一个村民，每个周日上午来做礼拜时，总是带着一个又一个慕道者到来。其中有一个居住在城区的基督徒又愿意到乡下主持周日礼拜，苏慧廉就不失时机地鼓励他去做。这样渐渐地，一个小型的教会建立起来了，很快地，更多的教会在乡村建立起来。[ ]1895年10月《中西教会报》上一篇题为“温州嘉会分设支会事历”的文章，这样描述偕我会在温州宣教事业之发达：
不数年间，有嘉会分出支会有三：一乐邑之东乡，曰虹桥；一永邑之小源，曰桥下街；一处州之属县，曰青田。”……“一言蔽之曰天也，兹更以其数计之，会之就地而立，三十有五，人之洁己以进，六百有三，共襄执事者十有一，而并轮往宣传，统三十三，专守主日者千有三，而兼居家守戒约近两千，既多多而宜善，复井井而有条。其分设支会，尚仅十年，而顺应已若斯之敏速也。[ ]
各地传教支会的纷纷建立，不但扩大了偕我会在温的影响，更重要的，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传道人。如苏慧廉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张姓先生、夏姓先生（即夏正邦）等。这些传道人要付出体力的辛劳，要到处巡回传教，苏慧廉称这些“本土传道人”为偕我会在温州宣教事业的中坚。[ ]截止到1896年，偕我会在温州共有外籍传教士3人，而本土传教人33人。[ ] 而这三位外籍传教士分别是：苏慧廉、霍厚福、海和德，温州本土信徒曾评价说，“此三人者，皆大英之杰出者也，虽先后相继至温，而追念前数年之教务，实苏君独任其事。”[ ]而截至1905年，偕我会在温州共有外籍传教士5人（其中包括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各1人），本土传道人则有151位。[ ]
4、教会自养传统建立
正如苏慧廉自己所说，“自养刚刚起步，但绝不可忽视。”[ ]信徒每个周日上午礼拜时的奉献，以及年终的捐献，可以用作教会的经费开支。尽管温州信徒普遍较贫穷，但在建教堂、装修教堂以及救济贫困者等方面，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如永嘉碧莲、乐清虹桥教堂的建造，城西堂的装修，所需经费都来自信徒奉献。苏慧廉后来总结说，他们进行自养的第一个尝试就是鼓励乡村教会自找地方进行礼拜，截至到1906年，这方面已有80％的教会做到这一点。下一个步骤是不再给教会提供晚上礼拜时所用的灯油，随着教区传教点的增多，单灯油费就是不小的开支。再一个步骤就是希望本地传道人的薪水与日常开支由所在教会负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成立巡回教区基金（Circuit Endowment Fund）。[ ]在乡村建教堂或聚会处，苏慧廉的做法通常是信徒集资一半，偕我会补贴一半。[ ]除此，教会所办的医院、学校，每年也可以收取可观的诊疗费、学费，为教会自养提供资金。
衡量教会发展程度高低的标准是“自养”，或者称为“经济独立”。[ ]早在一百年前，苏慧廉就指出：“中国教会最终会按自己的机制运行，具有民主作风的中国民众也会尽力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宗教事务，就像我们偕我会那种最为自由的方式一样。”[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苏氏的宏愿在今日温州已经普遍得到实施。今日温州教会自养传统，不能不归功于苏慧廉当年的努力探索和实践。
本土化的宣教策略顺利实施，离不开宣教差会间的配合以及地方官绅的保护与支持。尽管《睦谊协约宣言》在1917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第五次年会上才表决通过[ ]，其实早在传教初期，偕我会在温州特别注重与其他传教差会之间的关系。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偕我会的苏慧廉、苏路熙与内地会的曹雅直及其夫人等宣教士关系颇为融洽，而且他们常相往来。1893年苏慧廉用温州方言翻译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出版后，曹雅直夫人就很快在内地会中使用；[ ]又如苏慧廉的温州话新约全书于1903年译毕后，内地会的宣教士衡秉鉴（E. Hunt）夫妇曾给予苏氏许多补充和建议。[ ]1906年偕我会所建白雷得医院落成典礼上，苏慧廉又邀请内地会衡秉鉴牧师、华人牧师蒋宝仁“登台行开院礼拜”。[ ]另在曹雅直夫人以及苏路熙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他们相互交往的记述。除此，从苏慧廉以及苏路熙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苏氏在温州25年，还善于结交地方官绅，妥善处理民教冲突。尤其是“庚子教难”中，光绪皇帝以苏慧廉处理教案有功，赠以朝珠，官同荣禄大夫。在苏慧廉于1906－1907年出版的不同版本的《中国传教纪事》[ ]的扉页插图中，苏氏不无自豪地加上“荣禄大夫”字样。
（二）偕我会与温州社会进程
1、移风易俗：反吸食鸦片、倡放足运动
传教士将基督信仰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人一些陋习进行改造和批判。他们在倡导中国人反吸食鸦片、禁溺婴以及放足运动等方面，他们发挥了积极领导者的角色。
尽管传教士对待鸦片战争的态度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都反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反对信徒吸食鸦片。在1877年于上海召开的首届新教宣教全国大会上，来自杭州的安立甘会宣教士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在报告中称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不仅仅是英国私人公司的事情，是“政府的行为”，是“基督徒的罪恶与耻辱”[ ]苏慧廉也对英国商人将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进行了谴责和批评。据苏慧廉在温州的调查，1891年，温州城区共有烟馆七八百家，到了1904年，合法的烟馆就超过1,200家，温州每3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吸食鸦片的。[ ]1886至1887年间，苏慧廉征得城西堂教会的许可，开办了一间吸食鸦片者救治所。该救治所不单给予那些吸食者必要的药物救治，而且辅以道德教化，使他们戒除鸦片瘾，最终通过基督教义使他们自新。苏慧廉在温州培养的传道人中，很多就是经其医治好了的吸食鸦片者。[ ]1889年12月9日苏慧廉在写给《教务杂志》编者的一封信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他在温州城乡如何通过使用奎宁等药物救治吸食鸦片者，进行福音传布的故事。[ ]当时绝大多数信徒都是苏氏直接或间接在吸食鸦片者中开展工作的结果。
在1877年于上海召开的首届新教宣教全国大会上，中国女性缠足问题就引起了传教士的关注，并作为大会的议题之一。虽然传教士们认为缠足是陋习，宣教士和基督徒应予以制止，但从大会上的所作报告与讨论来看，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事实上早在1870年代的温州，内地会的传教士曹雅直夫人，在办女塾的同时，就开始倡放足运动，但遇到不少阻力。后来苏路熙在温州办女塾，她招收学生的一个条件就是，女孩不能裹足。女孩放足，这在当时的晚清社会，所遭遇来自家庭、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阻力不小。[ ]苏慧廉指出，教会方面不应该在与陋习斗争面前退缩，这也是各传教点应当面对的重要问题。[ ]
2、定理医院：温州西式医院的摇篮
通过神迹宣教是使徒时代的通常作法，“我们替代神迹宣教的方法是医药传教”，[ ]苏慧廉如是说。偕我会在温州开办的医院雏形即是苏慧廉为鸦片吸食者设立的治疗所。后来随着规模扩大，增加了一些病床，逐渐形成了“我们的第一家医院”；[ ]也是历史上“温州第一座西医院”。[ ]传教士在温州给百姓治病与布道结合起来，在医院有了一定的规模后，传教事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891年海和德来温，这样苏慧廉就能够专心教会事务，而海和德接管了医务工作。[ ]之后霍厚福（Alfred Hogg）医生来温，教会的医疗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后来在苏慧廉的朋友华克登(A. J. Walkden)牧师介绍下，约翰•定理(John Dingley)捐资建造了一座医院，这就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所建的定理医院的由来。再后来鲍理茂（W. E. Plummer）接替霍厚福来温，在教会从事医疗工作。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原来的医院设施远不能够满足患者不断增加的需要，于是曾在宁波传教区捐资建医院的白雷得（Henry Blyth），又在温州捐资建造了一座新医院，该医院于1906年1月30日建成，定理医院随即并入，这就是后来的白雷得医院。[ ]在白雷得医院落成典礼上，苏慧廉称该院设立之宗旨为：“归荣上主，拯救下民；宣扬圣道，超拔灵魂。”[ ]苏慧廉回忆说，单1905年，教会医院的门诊病人就达到12,000人次，住院病人有700人之多，施行了400例手术。[ ]而到了1906年，教会医院的门诊病人就达到17,370人次，住院病人有740人之多。[ ]
虽然内地会在温州开教早于偕我会，但在教会医疗事业发展上，偕我会遥遥领先。同样面对鸦片吸食者，曹雅直和曹雅直夫人等内地会的宣教士怎样做的呢？“不吃任何药物，相信上帝”、“跪下来祷告”。[ ]这里并不否认他们也对吸食鸦片者和其他病患者辅以药物治疗，但他们始终未能像苏慧廉所在的偕我会那样，在温州建一间像样的西式医院。偕我会所办的医院不仅通过治病救人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培养了一批本土的医疗医护人员，同时也在温州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会医院在慈善事业中占首位”，[ ]偕我会温州教区的情况确实如此。
3、艺文学堂：温州新式教育的肇始
苏慧廉在温州先后办有艺文小学堂、艺文中学，他的妻子苏路熙设有女塾。曾为苏慧廉一手栽培的温州本土传道人夏正邦在《碧莲后学殿士夏正邦直叙苏慧廉牧师寓瓯十九年行述》说：“见吾温格致失传，开艺文学堂，课以中西两学。见温之教中闺秀目不识丁，设女塾，夫人亲教，以读书兼训针黹。”[ ]苏氏的办学理念深受广学会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知识传教”思想的影响，也是由中国晚清教育现状所致。
1887年开始，苏慧廉在温州康乐坊赁房，招收初入学儿童，聘请启蒙老师，开办教读四书加圣经的私塾，为艺文小学前身。[ ]1897年康有为上书变法维新，提倡新教育。苏氏审时度势，乃开办艺文学堂。为建校舍，苏妻路熙回英国劝募八百多英磅，苏友捐赠五百英磅。在温州老城东北隅海坦山麓建教学楼一幢、校长宿舍一幢，这就是艺文中学（Our College）的由来。在1903年10月20日艺文中学新校舍建成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道、府、县官员，经学大师孙诒让、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达官名儒到场祝贺。[ ]孙诒让在讲演中说：“现在苏先生开设之艺文学堂，用西洋文明开发我温州地方的民智，想见苏先生要热心推广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力量既大，心思又细，各种教科无不齐全。兄弟登堂瞻礼，如同身到西洋看学堂一样，心中不胜欣喜。”[ ]苏慧廉在温州办教育的理念在后来的国立山西大学堂的教育管理以及牛津大学的教学生涯中得以延续。苏氏在《李提摩太传》中回忆说：“我之所以接受这个职位，[ ]一是因为山西大学那种作为崇高的基督教精神的实例一直是我所向往的，二是出于我对办教育的信念。”[ ] 到了1906年，艺文中学的学生规模达到300多人，成了当时温州地区最大的学校。在校长蔡博敏（T.W. Chapman）的努力下，学校发展很快；苏氏在1907年写道：“学校1907年的发展目标是自养（self-sustaining）。”[ ]尽管是基督教的教育机构，艺文中学生源很广。除来自基督教徒家庭的学生外，还有来自衙门官府的子弟、地方名望乡绅的子弟。他们为地方培养了不少学校的校长，为当地海关、邮局输送了很多人才。如后来的神学家、教育家刘廷芳博士早年就毕业于艺文中学。艺文中学从创办至1925年止的20余年时间里，为温州培养学生千余人。[ ]
结论
作为楔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新势力，循道会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以苏慧廉为代表的循道会传教士也在积极参与晚清温州的社会进程。循道会传教士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促进了教会自身的发展，同时通过参与地方的近代化进程，进而在民间和官方分别获得了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尽管内地会传教士在温州开教最早，一些传教士如曹雅直及其夫人等也采取了一些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但在对温州社会进程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上，远不如循道会。另外，透过1906年的资料的对比研究，[ ]尽管循道公会在宁波开教早于温州，但成效不如温州突出。循道会在温州早期传教史与传教士苏慧廉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苏慧廉在温州长达25年的宣教经历，又可看作是一部循道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循道会在温州创办的医院、学校，不单医治大量的病人、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学习新知，促进了基督教在温州地区的发展和传布，客观上也为温州本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加快了晚清温州近代化的步伐。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务实的传教士和严谨的汉学家，苏慧廉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发现和激发温州人道德向善的原动力。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全然无知，单凭狂热的传教热情和西方坚船利炮的保护，这样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势必进展缓慢、甚至遭受中国士绅民众抵制。循道会的宣教士苏慧廉却能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努力以学者的角色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并致力于在这种传统中发挥其影响力，开始他的传教汉学研究。这样一方面促进了传教士与温州本地百姓的交流，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另一方面也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诚如费正清所评论的，“新教差会当时进行的远不仅仅是一场宗教运动”，作为传教士，“他们的个人目的是在宗教方面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职能是进行观念和形象的双向传递。”[ ]
【感谢词】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论文审阅意见，已依建议修订。论文修订的过程中，也得到温州大学江华教授的指导。本文研究受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51068）、温州文化研究工程项目（wyk0743）资助，谨此致谢。
转载：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997
—以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的活动为研究中心
李新德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晚清中国地方近代化进程中，西方差会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长达25年的宣教经历，可看作是一部循道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循道会在温州创办的医院、学校，不单医治大量的病人、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学习新知，促进了基督教在温州地区的发展和传布，客观上也为温州本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加快了晚清温州社会进程的步伐。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务实的传教士和严谨的汉学家，苏慧廉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努力以学者的角色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并致力于在这种传统中发挥其影响力，开始他的传教汉学研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传教士与温州当地百姓的交流，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
引言
温州被海外学界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安提阿”，基督宗教的发展自有其独特之处。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温州基督宗教，多是对其现当代发展状况的进行研究，而很少关注其历史发展与变迁；温州本地的宗教界人士与学者，虽有关温州基督教史的研究，但因缺乏一手西文资料与原始中文档案材料，对温州教会的早期发展历史尤其是对循道公会温州早期传教史的研究很不全面，且出错较多。[ ]还有，海外近年有关温州基督宗教发展的报导和著述不断增多，可同样因为对温州教会发展历史的不了解，在重要人物与史实叙述上也常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另外，一百多年来，温州历经战乱、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地方教会文献很少，尤其是在建国前近百年温州教会的史料，在温州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以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在温州的活动为研究中心，结合当年的中西文档案资料以及传教士当年的西文著述，通过与内地会传教士在温州宣教实践的比较，来论述西方传教士与地方近代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以苏慧廉为主体的循道会经验在当代中国教会建构以及地方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19世纪中后期，在温州开教的西方新教差会先后有两个：内地会和循道会（时称偕我会）。[ ]鉴于偕我会于1907年与同宗派的教会合并，称“圣道公会”，1932年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等合并，改称“循道公会”。也正是在1907年，著名传教士苏慧廉离开温州。为叙述的方便，笔者拟将循道公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分为草创时期（1878－1884）和发展时期（1885－1907）两个阶段，对苏慧廉在温州活动的评价也依此分期展开。
一、草创时期（1878－1884）
19世纪中后期以降到1950年代，循道公会派往温州的英国传教士共计17人，加上其它新教差会派往温州的传教士，当时共有外籍新教传教士31人。[ ]而早期来温的内地会和循道会的宣教士都来自英国，这与19世纪30年代以降英人在温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温州本地学者胡珠生认为，早在1832年，英人就曾在温州沿海活动，刺探浙江沿海情报。鸦片战争之后，英人在温州沿海的活动更加频繁。[ ]1855－1860年间骚扰温州的“匪党英夷”、“广东艇匪”就是以英国海盗商人为首的匪帮。[ ]1869年8月12日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Wenchow”的文章，[ ]据考狄（Henry Cordier）的《中国书目》，该文为西方人最早介绍温州的一篇文章。[ ]1876年10月26日《北华捷报》重印该文，笔者认为，这与1876年9月13日所签署的《中英烟台条约》相关条款中，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有关。[ ]
1867年11月，英国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来温传教，这是基督教新教传入温州的开始。据其夫人薛氏（Grace Stott）在《在华26年传教岁月》[ ]一书中回忆，他们先后在温州办起了男孩寄宿学校、女孩寄宿学校。曹雅直夫人不仅协助丈夫传教，而且在女子教育、女子放足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878年10月，在宁波传教的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的鼓动下，该会传教士李庆华（Inkermann Exley）来温开教，第二年在温州嘉会里巷租房设立教堂，但信教人数寥寥无几。李庆华身体不好，于1881年6月病逝于温州。[ ]尽管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李庆华却为偕我公会在温州的宣教工作打下了基础。为填补李庆华留下的空缺，1882年11月，苏慧廉来温州传教。[ ]来温之后不久，苏氏就在原教堂所在地嘉会里购买地基两亩多，进一步扩建教堂，这就是偕我会在温州的总堂，即现在温州城西堂所在地。正是在苏慧廉的苦心经营下，偕我公会在温州的宣教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Lucy Soothill）后来回忆说，苏慧廉来中国前就非常勤奋好学，本来预备当律师的，但当他读到一份杂志上说温州宣教缺人手时，他当即就下定决心“非中国不去”。[ ]事实上，当时一位令人尊敬的老牧师得知苏慧廉将去中国传教时，就力劝他不要到“肮脏的中国”去，并建议他最好到日本去宣教。[ ]正是出于对宗教的虔敬与热情，苏慧廉毅然决然地来到中国。苏慧廉后来曾总结说，海外宣教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对宗教的真诚与虔敬、应具备的常识以及宣教的热情。[ ]
与其他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一样，苏慧廉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在其《中国传教纪事》中讲述了初学汉语与温州话的痛苦经历：“他挨着一个中国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北方官话辞书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识一个汉字，学会发音后不知道怎样拼读，费力地拼会后，又弄不懂字义。”经过艰苦努力，他把拼法进行分类，编制了一个体系，发现汉语自身十分容易在发音上使用拉丁字母。[ ]苏路熙也写到，为了学习温州话，他曾跟厨子学、跟一个鸦片抽食者学、跟一位私塾老先生学。[ ]语言不通，自然无法传教；苏慧廉来温不久，就能够用温州话上台布道，可见他学习当地语言之勤奋与用心。“我第一次试着讲道始于1883年6月，那时我来温州还不到半年。”[ ] 1907年苏慧廉受李提摩太之邀离开温州赴太原任山西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时，刘廷芳曾称赞苏慧廉“为诸西牧中，最善操瓯音者。” [ ]苏慧廉在温州学习汉语多年，其在温州期间的学术成果除下文提到的圣经翻译外，还有1899年首版的《四千个常用汉字袖珍字典》[ ]、1906年译毕的英文《论语》[ ]等。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侵扰浙江沿海时，在台州路桥有法籍传教士为之引路，激起民众愤怒；[ ]温州地区也发生了针对西方人的袭击事件。1884年10月4日，城区内地会花园巷教堂、偕我会城西礼拜堂、周宅寺巷法国天主堂，以及瓯海关档案遭焚毁。当时城区内的传教士被迫到江心屿英国领事馆那里避难。苏慧廉在1898年“重建圣殿记”中记有：“至八十四年，忽丁魔劫，突遭恶党劫掠财物，焚我教堂，荡我书院，火我居房”，史称“甲申教案”。当时的情形，苏路熙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详尽的记述。[ ]针对这场教案，温州本地文人瑞安项崧在清宣统元年（1909）所写的《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中有：
十五日（即公历10月4日），郡花园巷教堂聚众礼拜，有小孩扣门求观，门不启，喧嚷不已，聚者益众。……其时，众皆愤怒，遂毁门以入，以所贮火油遍洒堂中，纵火焚之。时夷教诸人纷纷逃窜，众见其室内有火药洋枪等物，草鞋满间， 妇女数十人，遂渭教民果反，竞往他所焚毁，而郡城内外，同时火起，且及北门之税务司焉。……事后，各宪于江心领事馆议和，数日始定，偿英洋三万五千，藩库发银万两。[ ]
溫州“甲申教案”虽然被平息，温州地方政府也对教堂的损失进行了赔偿，但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百姓之间、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远没有解决。此时基督宗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是“洋教”，在地方尚未取得社会合法性，这就迫使传教士思考在教会自我成长的同时，如何进行本土化宣教、并参与地方社会建构之问题。
二、发展时期（1885－1907）
1884年10月，苏慧廉之未婚妻苏路熙从英国乘船来华。两人在上海结婚后不久到宁波稍作停留，旋即于同年12月回到温州。作为苏慧廉的帮手和女传道人，苏路熙与苏慧廉一起，开始了自己在温长达22年的传教生涯。一直到1891年海和德（J. W. Heywood）来温之前，偕我会只有苏氏夫妇在温传教；这段时期，也是偕我会在温宣教快速发展时期，其本土化宣教策略，正是在苏慧廉的领导下，逐渐从实践摸索出来。偕我会在温第一个乡村教会就是在“甲申教案”之后的1885年建立起来的。[ ]
（一）本土化宣教探索
1、研习瓯乐，改编圣诗
圣乐是基督教传布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强调宗教的“纯洁性”，是不屑甚至贬斥中国民间音乐。苏慧廉认为，中国音乐受到西方人的误解与误传。他发现，教会初创期间，信徒不能习唱西方曲调的赞美诗；为此苏氏特雇民间曲艺吹打班来家吹唱，请民间乐师给他讲课，了解温州平民乐闻的民曲[ ]。除此，他还改编许多优秀的民间歌谣，将其应用于圣乐之中，如苏慧廉曾经将《茉莉花》曲调填词成中国人喜爱的赞美诗[ ]，未几即普遍传唱于各种聚会中。在论及如何使用中国民间音乐上，苏慧廉总结了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将原有的民间曲调整体借用，配上与西方赞美诗歌相同音步的歌词；第二是根据原有的民间调子重新填词，创作新的赞美诗歌；第三是改编民间曲调使之与西方的赞美诗相配；最后是改变部分民间词曲使之与已有的赞美诗相符合。苏慧廉认为，这样做能够极大地改进教会宗教仪式，使得基督徒在唱圣诗时得到更多的快乐，同时也使得教外人士乐意过来听道，在他们的心中播下福音的种子。[ ]1936年圣诞节前后，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Dorothea Hosie）曾重访温州教会，当她听到她父亲创作、儿时耳熟能详的乐曲还在温州教堂传唱时，她激动不已。[ ]事实上如原城西堂支华欣牧师所证实的，《乐守主日》、《主日为圣》等苏慧廉当年创作的赞美诗歌至今尚为信徒所传颂。
2、温州话圣经翻译
苏慧廉夫妇曾作为偕我公会差会的代表参加了于1890年召开的新教宣教大会[ ]；在那次会议上，出现了对传教方法的反思，以及对方言译本的必要性和译法的争论。来自广东汕头的宣教士汲约翰（John Gibson）在其长篇报告中称，圣经必须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方言，并就方言译本的汉字译本和罗马拼音文字译本两种做法进行了探讨。[ ]苏慧廉很早就意识到，对中国东南部省份的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官话本圣经如古文一样对他们来说是部天书。除此，新约中的两千个汉字对他们来说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学会的；反之像官话本那样，用罗马字母明白写出方言倒有可能。“当时温州百姓能够得到的译本是官话本圣经，当我们在台上读经时，只有少数有书的信徒能跟得上，即使我们诵读者的声音洪亮，而大多数的信徒，却不解其义。”[ ]
在翻译圣经为温州当地语言的过程中，苏慧廉有过失败的痛苦与成功的喜悦。他起初是将福音书试着译成方言汉字。不止一次的失败使苏慧廉深信，如此的尝试是毫无结果的。因为大量的方言单字是没有对应的汉字的，“这样下去所产生的译文，正如我听到别人所评论的那样，真的成了不三不四了”。[ ]苏慧廉又尝试把温州方言罗马字母化。他首先编制了一个拼写体系，出版了一个初级读本和一本赞美诗歌。苏路熙曾评论说，苏慧廉的温州方言的罗马字母注音体系“非常简单易学，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够很快地学会并使用它。”[ ]苏慧廉采取了这种不依靠他人的译经方式，他先后独立翻译完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后来为大英海外圣经公会认可并于苏氏1893－1894年休假期间印刷出版。苏慧廉的温州方言版本（罗马字母注音）的新约全书译本在1903年译毕的，苏慧廉说：“在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的繁忙劳作时期，充满了启迪、富足和灵感，我生命中没有哪个阶段能与之相比；有一点我深信：不管别人能从中受益多少，译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
3、本土传道人的培养
在1890年的新教宣教大会上，使用本土传道人的问题曾引起讨论。曾在烟台传教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Nevius）指出：“数百万中国人皈依基督，这一使命必须有中国人来完成。”[ ]甚至到了1920年，在浙江省传教的各差会在报告中称：基督教势力薄弱之原因，除差会财政困难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差会缺少中国职员”。[ ]当偕我会在温州的宣教工作经历了起步阶段并开始福音传教的时候，苏慧廉就开始筹划如何在他所负责的传教区建立起教会组织，培养本土传道人。但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他没有当地人做传教帮手。后来苏慧廉发现，有一个离城不远的一个村民，每个周日上午来做礼拜时，总是带着一个又一个慕道者到来。其中有一个居住在城区的基督徒又愿意到乡下主持周日礼拜，苏慧廉就不失时机地鼓励他去做。这样渐渐地，一个小型的教会建立起来了，很快地，更多的教会在乡村建立起来。[ ]1895年10月《中西教会报》上一篇题为“温州嘉会分设支会事历”的文章，这样描述偕我会在温州宣教事业之发达：
不数年间，有嘉会分出支会有三：一乐邑之东乡，曰虹桥；一永邑之小源，曰桥下街；一处州之属县，曰青田。”……“一言蔽之曰天也，兹更以其数计之，会之就地而立，三十有五，人之洁己以进，六百有三，共襄执事者十有一，而并轮往宣传，统三十三，专守主日者千有三，而兼居家守戒约近两千，既多多而宜善，复井井而有条。其分设支会，尚仅十年，而顺应已若斯之敏速也。[ ]
各地传教支会的纷纷建立，不但扩大了偕我会在温的影响，更重要的，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传道人。如苏慧廉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张姓先生、夏姓先生（即夏正邦）等。这些传道人要付出体力的辛劳，要到处巡回传教，苏慧廉称这些“本土传道人”为偕我会在温州宣教事业的中坚。[ ]截止到1896年，偕我会在温州共有外籍传教士3人，而本土传教人33人。[ ] 而这三位外籍传教士分别是：苏慧廉、霍厚福、海和德，温州本土信徒曾评价说，“此三人者，皆大英之杰出者也，虽先后相继至温，而追念前数年之教务，实苏君独任其事。”[ ]而截至1905年，偕我会在温州共有外籍传教士5人（其中包括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各1人），本土传道人则有151位。[ ]
4、教会自养传统建立
正如苏慧廉自己所说，“自养刚刚起步，但绝不可忽视。”[ ]信徒每个周日上午礼拜时的奉献，以及年终的捐献，可以用作教会的经费开支。尽管温州信徒普遍较贫穷，但在建教堂、装修教堂以及救济贫困者等方面，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如永嘉碧莲、乐清虹桥教堂的建造，城西堂的装修，所需经费都来自信徒奉献。苏慧廉后来总结说，他们进行自养的第一个尝试就是鼓励乡村教会自找地方进行礼拜，截至到1906年，这方面已有80％的教会做到这一点。下一个步骤是不再给教会提供晚上礼拜时所用的灯油，随着教区传教点的增多，单灯油费就是不小的开支。再一个步骤就是希望本地传道人的薪水与日常开支由所在教会负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成立巡回教区基金（Circuit Endowment Fund）。[ ]在乡村建教堂或聚会处，苏慧廉的做法通常是信徒集资一半，偕我会补贴一半。[ ]除此，教会所办的医院、学校，每年也可以收取可观的诊疗费、学费，为教会自养提供资金。
衡量教会发展程度高低的标准是“自养”，或者称为“经济独立”。[ ]早在一百年前，苏慧廉就指出：“中国教会最终会按自己的机制运行，具有民主作风的中国民众也会尽力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宗教事务，就像我们偕我会那种最为自由的方式一样。”[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苏氏的宏愿在今日温州已经普遍得到实施。今日温州教会自养传统，不能不归功于苏慧廉当年的努力探索和实践。
本土化的宣教策略顺利实施，离不开宣教差会间的配合以及地方官绅的保护与支持。尽管《睦谊协约宣言》在1917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第五次年会上才表决通过[ ]，其实早在传教初期，偕我会在温州特别注重与其他传教差会之间的关系。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偕我会的苏慧廉、苏路熙与内地会的曹雅直及其夫人等宣教士关系颇为融洽，而且他们常相往来。1893年苏慧廉用温州方言翻译的《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出版后，曹雅直夫人就很快在内地会中使用；[ ]又如苏慧廉的温州话新约全书于1903年译毕后，内地会的宣教士衡秉鉴（E. Hunt）夫妇曾给予苏氏许多补充和建议。[ ]1906年偕我会所建白雷得医院落成典礼上，苏慧廉又邀请内地会衡秉鉴牧师、华人牧师蒋宝仁“登台行开院礼拜”。[ ]另在曹雅直夫人以及苏路熙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他们相互交往的记述。除此，从苏慧廉以及苏路熙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苏氏在温州25年，还善于结交地方官绅，妥善处理民教冲突。尤其是“庚子教难”中，光绪皇帝以苏慧廉处理教案有功，赠以朝珠，官同荣禄大夫。在苏慧廉于1906－1907年出版的不同版本的《中国传教纪事》[ ]的扉页插图中，苏氏不无自豪地加上“荣禄大夫”字样。
（二）偕我会与温州社会进程
1、移风易俗：反吸食鸦片、倡放足运动
传教士将基督信仰传入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人一些陋习进行改造和批判。他们在倡导中国人反吸食鸦片、禁溺婴以及放足运动等方面，他们发挥了积极领导者的角色。
尽管传教士对待鸦片战争的态度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都反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反对信徒吸食鸦片。在1877年于上海召开的首届新教宣教全国大会上，来自杭州的安立甘会宣教士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在报告中称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不仅仅是英国私人公司的事情，是“政府的行为”，是“基督徒的罪恶与耻辱”[ ]苏慧廉也对英国商人将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进行了谴责和批评。据苏慧廉在温州的调查，1891年，温州城区共有烟馆七八百家，到了1904年，合法的烟馆就超过1,200家，温州每3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吸食鸦片的。[ ]1886至1887年间，苏慧廉征得城西堂教会的许可，开办了一间吸食鸦片者救治所。该救治所不单给予那些吸食者必要的药物救治，而且辅以道德教化，使他们戒除鸦片瘾，最终通过基督教义使他们自新。苏慧廉在温州培养的传道人中，很多就是经其医治好了的吸食鸦片者。[ ]1889年12月9日苏慧廉在写给《教务杂志》编者的一封信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他在温州城乡如何通过使用奎宁等药物救治吸食鸦片者，进行福音传布的故事。[ ]当时绝大多数信徒都是苏氏直接或间接在吸食鸦片者中开展工作的结果。
在1877年于上海召开的首届新教宣教全国大会上，中国女性缠足问题就引起了传教士的关注，并作为大会的议题之一。虽然传教士们认为缠足是陋习，宣教士和基督徒应予以制止，但从大会上的所作报告与讨论来看，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事实上早在1870年代的温州，内地会的传教士曹雅直夫人，在办女塾的同时，就开始倡放足运动，但遇到不少阻力。后来苏路熙在温州办女塾，她招收学生的一个条件就是，女孩不能裹足。女孩放足，这在当时的晚清社会，所遭遇来自家庭、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阻力不小。[ ]苏慧廉指出，教会方面不应该在与陋习斗争面前退缩，这也是各传教点应当面对的重要问题。[ ]
2、定理医院：温州西式医院的摇篮
通过神迹宣教是使徒时代的通常作法，“我们替代神迹宣教的方法是医药传教”，[ ]苏慧廉如是说。偕我会在温州开办的医院雏形即是苏慧廉为鸦片吸食者设立的治疗所。后来随着规模扩大，增加了一些病床，逐渐形成了“我们的第一家医院”；[ ]也是历史上“温州第一座西医院”。[ ]传教士在温州给百姓治病与布道结合起来，在医院有了一定的规模后，传教事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891年海和德来温，这样苏慧廉就能够专心教会事务，而海和德接管了医务工作。[ ]之后霍厚福（Alfred Hogg）医生来温，教会的医疗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后来在苏慧廉的朋友华克登(A. J. Walkden)牧师介绍下，约翰•定理(John Dingley)捐资建造了一座医院，这就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所建的定理医院的由来。再后来鲍理茂（W. E. Plummer）接替霍厚福来温，在教会从事医疗工作。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原来的医院设施远不能够满足患者不断增加的需要，于是曾在宁波传教区捐资建医院的白雷得（Henry Blyth），又在温州捐资建造了一座新医院，该医院于1906年1月30日建成，定理医院随即并入，这就是后来的白雷得医院。[ ]在白雷得医院落成典礼上，苏慧廉称该院设立之宗旨为：“归荣上主，拯救下民；宣扬圣道，超拔灵魂。”[ ]苏慧廉回忆说，单1905年，教会医院的门诊病人就达到12,000人次，住院病人有700人之多，施行了400例手术。[ ]而到了1906年，教会医院的门诊病人就达到17,370人次，住院病人有740人之多。[ ]
虽然内地会在温州开教早于偕我会，但在教会医疗事业发展上，偕我会遥遥领先。同样面对鸦片吸食者，曹雅直和曹雅直夫人等内地会的宣教士怎样做的呢？“不吃任何药物，相信上帝”、“跪下来祷告”。[ ]这里并不否认他们也对吸食鸦片者和其他病患者辅以药物治疗，但他们始终未能像苏慧廉所在的偕我会那样，在温州建一间像样的西式医院。偕我会所办的医院不仅通过治病救人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培养了一批本土的医疗医护人员，同时也在温州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会医院在慈善事业中占首位”，[ ]偕我会温州教区的情况确实如此。
3、艺文学堂：温州新式教育的肇始
苏慧廉在温州先后办有艺文小学堂、艺文中学，他的妻子苏路熙设有女塾。曾为苏慧廉一手栽培的温州本土传道人夏正邦在《碧莲后学殿士夏正邦直叙苏慧廉牧师寓瓯十九年行述》说：“见吾温格致失传，开艺文学堂，课以中西两学。见温之教中闺秀目不识丁，设女塾，夫人亲教，以读书兼训针黹。”[ ]苏氏的办学理念深受广学会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知识传教”思想的影响，也是由中国晚清教育现状所致。
1887年开始，苏慧廉在温州康乐坊赁房，招收初入学儿童，聘请启蒙老师，开办教读四书加圣经的私塾，为艺文小学前身。[ ]1897年康有为上书变法维新，提倡新教育。苏氏审时度势，乃开办艺文学堂。为建校舍，苏妻路熙回英国劝募八百多英磅，苏友捐赠五百英磅。在温州老城东北隅海坦山麓建教学楼一幢、校长宿舍一幢，这就是艺文中学（Our College）的由来。在1903年10月20日艺文中学新校舍建成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道、府、县官员，经学大师孙诒让、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达官名儒到场祝贺。[ ]孙诒让在讲演中说：“现在苏先生开设之艺文学堂，用西洋文明开发我温州地方的民智，想见苏先生要热心推广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力量既大，心思又细，各种教科无不齐全。兄弟登堂瞻礼，如同身到西洋看学堂一样，心中不胜欣喜。”[ ]苏慧廉在温州办教育的理念在后来的国立山西大学堂的教育管理以及牛津大学的教学生涯中得以延续。苏氏在《李提摩太传》中回忆说：“我之所以接受这个职位，[ ]一是因为山西大学那种作为崇高的基督教精神的实例一直是我所向往的，二是出于我对办教育的信念。”[ ] 到了1906年，艺文中学的学生规模达到300多人，成了当时温州地区最大的学校。在校长蔡博敏（T.W. Chapman）的努力下，学校发展很快；苏氏在1907年写道：“学校1907年的发展目标是自养（self-sustaining）。”[ ]尽管是基督教的教育机构，艺文中学生源很广。除来自基督教徒家庭的学生外，还有来自衙门官府的子弟、地方名望乡绅的子弟。他们为地方培养了不少学校的校长，为当地海关、邮局输送了很多人才。如后来的神学家、教育家刘廷芳博士早年就毕业于艺文中学。艺文中学从创办至1925年止的20余年时间里，为温州培养学生千余人。[ ]
结论
作为楔入地方社会的一种新势力，循道会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以苏慧廉为代表的循道会传教士也在积极参与晚清温州的社会进程。循道会传教士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促进了教会自身的发展，同时通过参与地方的近代化进程，进而在民间和官方分别获得了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尽管内地会传教士在温州开教最早，一些传教士如曹雅直及其夫人等也采取了一些本土化的传教策略，但在对温州社会进程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上，远不如循道会。另外，透过1906年的资料的对比研究，[ ]尽管循道公会在宁波开教早于温州，但成效不如温州突出。循道会在温州早期传教史与传教士苏慧廉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苏慧廉在温州长达25年的宣教经历，又可看作是一部循道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循道会在温州创办的医院、学校，不单医治大量的病人、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学习新知，促进了基督教在温州地区的发展和传布，客观上也为温州本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加快了晚清温州近代化的步伐。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务实的传教士和严谨的汉学家，苏慧廉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发现和激发温州人道德向善的原动力。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全然无知，单凭狂热的传教热情和西方坚船利炮的保护，这样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势必进展缓慢、甚至遭受中国士绅民众抵制。循道会的宣教士苏慧廉却能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等，努力以学者的角色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并致力于在这种传统中发挥其影响力，开始他的传教汉学研究。这样一方面促进了传教士与温州本地百姓的交流，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另一方面也增进了中西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诚如费正清所评论的，“新教差会当时进行的远不仅仅是一场宗教运动”，作为传教士，“他们的个人目的是在宗教方面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职能是进行观念和形象的双向传递。”[ ]
【感谢词】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论文审阅意见，已依建议修订。论文修订的过程中，也得到温州大学江华教授的指导。本文研究受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51068）、温州文化研究工程项目（wyk0743）资助，谨此致谢。
转载：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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