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教会的未来在哪里？
2015-10-09 泥土人 基督工场
文/泥土人
温州曾经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是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拆十字架也好，“五进五化”也好，都只是外部的压力。外部的压力一定会有影响，但是其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是负面的，也有可能会是正面的。而正面或是负面，主要是看教会内部，或者说教会成员的实际情况。
温州教会无疑在历史中经历过大复兴。我有幸亲身体验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兴。那种复兴基本上是以灵恩的方式进行的，包括各种奋兴会、培灵会、祷告山聚会以及医病和赶鬼。这是圣灵自己在那个时代特别的工作。
那个时代的复兴也伴随着对神话语的重视，即传道人对读经的渴慕（手抄圣经）、信徒对听道（主日四堂再加上周间各种查经）的渴慕，以及对祷告的热切，包括晨更祷告、午正祷告、早晚祷告、谢饭祷告、张望（探访）祷告以及各种祷告会。但是很可惜的是，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没有在原文研经和神学研究等方面有太多成果。因为在神学方面没有比较好的基础来平衡，所以极端和异端时而会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复兴似乎更像是二十世纪的迷你版灵恩运动，而非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这样的背景下，可想而知，在神学上是比较倾向于亚米纽斯主义的。后来加尔文主义的教导开始进入，在温州教会内部也产生了分化。我自己所在教会的长辈也接受了加尔文主义，教会在领袖层面基本上已经转向加尔文主义。但是这个转变基本上还是在教会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发生的。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不代表教会有能力融合教会传统和刚接受的神学。
加尔文主义在理性方面的严谨使之很容易在思辨中占上风。接受了这一套神学之后，在处理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这个问题时，不向某一方倾斜是很难做到的。这种转变似乎为以下生活的转变在潜意识中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模式成为全国的亮点之一。金钱有一种魔力。它不但改变人的生活水准，也改变人的性情和信仰。温州人赚钱似乎有一种拼命的精神。赚得越多越是拼命。当传道人也开始赚大钱，当赚大钱的人也开始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成功神学也悄然潜入教会（当然也有许多敬虔爱主的商人）。在这种处境下，迫切的祷告慢慢成为生意亏本时或者身怀绝症时才见的现象。而平时呢，大部分人可以安然活在那位加尔文主义之神的全能护理之中——人不再觉得自己那么需要上帝，也当然不再渴慕与祂亲近（Plus: 生意已经够忙了）。
商业的进入是对农村生活节奏的颠覆。农业为主的社会，生活节奏是稳定而缓慢的。个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最多为着一时的干旱而紧张，或者在晒谷时碰到了雷阵雨。但是经商不一样。竞争机制开始进入，附带着各样伦理问题。贿赂和撒谎似乎成为赚钱的必备伎俩。商人们日夜为着自己的生意操劳。干得越多，赚钱越多。必然的结果便是读经祷告的时间被压缩，也没有什么心思可以做其他任何事，当然也包括了读经和祷告。
这些负面影响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温州教会的危机不仅仅是这些而已。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进程，温州教会内部产生了一股“移民潮”。教会的中坚力量大部分出门经商去了。留下来的是老的一辈和小孩。这种“移民潮”产生的危机和现在的“民工潮”对当地农村的影响是类似的。教会的人才流失导致领袖团队失去了潜在接班人团队。教会领袖（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只能在留守家中的小群体（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寻找接班人。而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一代（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随着经济好转，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远非上几代人能比。在这时代大变迁之中，却正好失去了父辈甚至亲生父母的陪伴和灵性栽培。可想而知，在教会内部造成的割裂是相当大的。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可以靠书本和网络传播，但是敬虔主义的传统是更需要榜样来传承的。年轻的一代缺失的正是榜样。
城市化对温州教会带来的危机还在继续扩大。伴随城市化的产生是大学和大学城在城市的集中。年轻的一代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前往大城市中接受教育。但是毕业之后呢？似乎只有大城市才有最优秀的人才发挥才干的空间。一般来讲，毕业学校越好、学历越高，越只能在大城市里找到相关领域的工作。所以，城市基本上已经把农村和人才掏空了。第一次的“商人移民潮”掏空了温州教会的现在，第二次的“学生移民潮”掏空了温州教会的未来。温州的教会在近几年之所以还能继续“苟延残喘”，我想主要的原因是：1. 教会原来的信徒基数庞大；2. 温州人的家乡情结，能离家近尽量离家近；3. 温州的商业文化似乎让人以为读书不如经商赚钱，因此读书成绩好的人不多，竞争力不强，留在城市不如回家；4. 家族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忙在家乡找到更好的工作；5. 温州本身也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虽然比大城市慢许多，也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可想而知，和那些已经在国际化的大城市相比，温州能够留得住的人才是屈指可数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神一直在继续保守着祂的教会。
温州的教会就像大多数的温州教堂一样，外面看起来规模很大，里面却很空。
我绝对不是做为一个局外人来贬低温州教会。（温州教会有危机不表示温州教会在神的眼中就是低一等。温州教会有危机不代表其他教会一定就比温州教会更好。）我是温州人。我是一个在温州教会长大，并且仍然愿意委身温州教会服侍的温州基督徒。我看到的温州教会的每一个危机都令我深深地感到心痛。我的观察或许有偏差之处。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能够唤醒更多沉睡的温州基督徒——我们早就应该正视这些危机了。“中国的耶路撒冷”描述的是过去的温州教会，现在的温州教会当之有愧。但是神在历史中赐给温州教会的复兴不是没有意义的。温州教会在神的国度中一定有她存在的价值和应负的责任。我们不是要建立一座温州教会帝国，也不是要让世界上多一个宗派，我们是要回应神的恩召，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摆在祭坛之上，在这个时代成为合神心意、被神使用的器皿。
那么温州教会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回到神的面前。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不管世人在追求什么，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要回归敬虔的传统。不管我们的神学如何正统（我们一定需要正统的神学），但是如果没有敬虔的生活，那是多么的可怕啊！从某个角度来说，撒旦拥有非常正统的神学（对神的精准认识），却没有敬虔的生活。回归祷告（与神相交），回归圣洁生活。
重视信仰的传承。我们不能任由时代的变迁和城市化的进程继续撕开教会的断层。关心下一代的灵魂，不计代价地支持他们在信仰上受造就。培养他们与神建立活泼而亲密的关系。训练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让他们不但拥有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也有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儿女若是不认识神，你要把教堂留给谁呢？
与之相关的是开始宣教和植堂。然而其动机不应该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是“因为他在做所以我也做”，而是出于对主耶稣大使命的回应和对人灵魂的爱。并且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复兴是可能的，因为复兴是神自己的心意。神能够叫枯骨复活，也能够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才是温州教会唯一的出路。
来源：http://nituren.com/blog/the-future-of-wenzhou-church/
2015-10-09 泥土人 基督工场
文/泥土人
温州曾经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是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拆十字架也好，“五进五化”也好，都只是外部的压力。外部的压力一定会有影响，但是其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是负面的，也有可能会是正面的。而正面或是负面，主要是看教会内部，或者说教会成员的实际情况。
温州教会无疑在历史中经历过大复兴。我有幸亲身体验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兴。那种复兴基本上是以灵恩的方式进行的，包括各种奋兴会、培灵会、祷告山聚会以及医病和赶鬼。这是圣灵自己在那个时代特别的工作。
那个时代的复兴也伴随着对神话语的重视，即传道人对读经的渴慕（手抄圣经）、信徒对听道（主日四堂再加上周间各种查经）的渴慕，以及对祷告的热切，包括晨更祷告、午正祷告、早晚祷告、谢饭祷告、张望（探访）祷告以及各种祷告会。但是很可惜的是，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没有在原文研经和神学研究等方面有太多成果。因为在神学方面没有比较好的基础来平衡，所以极端和异端时而会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复兴似乎更像是二十世纪的迷你版灵恩运动，而非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这样的背景下，可想而知，在神学上是比较倾向于亚米纽斯主义的。后来加尔文主义的教导开始进入，在温州教会内部也产生了分化。我自己所在教会的长辈也接受了加尔文主义，教会在领袖层面基本上已经转向加尔文主义。但是这个转变基本上还是在教会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发生的。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不代表教会有能力融合教会传统和刚接受的神学。
加尔文主义在理性方面的严谨使之很容易在思辨中占上风。接受了这一套神学之后，在处理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这个问题时，不向某一方倾斜是很难做到的。这种转变似乎为以下生活的转变在潜意识中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模式成为全国的亮点之一。金钱有一种魔力。它不但改变人的生活水准，也改变人的性情和信仰。温州人赚钱似乎有一种拼命的精神。赚得越多越是拼命。当传道人也开始赚大钱，当赚大钱的人也开始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成功神学也悄然潜入教会（当然也有许多敬虔爱主的商人）。在这种处境下，迫切的祷告慢慢成为生意亏本时或者身怀绝症时才见的现象。而平时呢，大部分人可以安然活在那位加尔文主义之神的全能护理之中——人不再觉得自己那么需要上帝，也当然不再渴慕与祂亲近（Plus: 生意已经够忙了）。
商业的进入是对农村生活节奏的颠覆。农业为主的社会，生活节奏是稳定而缓慢的。个人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最多为着一时的干旱而紧张，或者在晒谷时碰到了雷阵雨。但是经商不一样。竞争机制开始进入，附带着各样伦理问题。贿赂和撒谎似乎成为赚钱的必备伎俩。商人们日夜为着自己的生意操劳。干得越多，赚钱越多。必然的结果便是读经祷告的时间被压缩，也没有什么心思可以做其他任何事，当然也包括了读经和祷告。
这些负面影响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温州教会的危机不仅仅是这些而已。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进程，温州教会内部产生了一股“移民潮”。教会的中坚力量大部分出门经商去了。留下来的是老的一辈和小孩。这种“移民潮”产生的危机和现在的“民工潮”对当地农村的影响是类似的。教会的人才流失导致领袖团队失去了潜在接班人团队。教会领袖（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只能在留守家中的小群体（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寻找接班人。而另一方面，更年轻的一代（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随着经济好转，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远非上几代人能比。在这时代大变迁之中，却正好失去了父辈甚至亲生父母的陪伴和灵性栽培。可想而知，在教会内部造成的割裂是相当大的。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可以靠书本和网络传播，但是敬虔主义的传统是更需要榜样来传承的。年轻的一代缺失的正是榜样。
城市化对温州教会带来的危机还在继续扩大。伴随城市化的产生是大学和大学城在城市的集中。年轻的一代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前往大城市中接受教育。但是毕业之后呢？似乎只有大城市才有最优秀的人才发挥才干的空间。一般来讲，毕业学校越好、学历越高，越只能在大城市里找到相关领域的工作。所以，城市基本上已经把农村和人才掏空了。第一次的“商人移民潮”掏空了温州教会的现在，第二次的“学生移民潮”掏空了温州教会的未来。温州的教会在近几年之所以还能继续“苟延残喘”，我想主要的原因是：1. 教会原来的信徒基数庞大；2. 温州人的家乡情结，能离家近尽量离家近；3. 温州的商业文化似乎让人以为读书不如经商赚钱，因此读书成绩好的人不多，竞争力不强，留在城市不如回家；4. 家族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忙在家乡找到更好的工作；5. 温州本身也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虽然比大城市慢许多，也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可想而知，和那些已经在国际化的大城市相比，温州能够留得住的人才是屈指可数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神一直在继续保守着祂的教会。
温州的教会就像大多数的温州教堂一样，外面看起来规模很大，里面却很空。
我绝对不是做为一个局外人来贬低温州教会。（温州教会有危机不表示温州教会在神的眼中就是低一等。温州教会有危机不代表其他教会一定就比温州教会更好。）我是温州人。我是一个在温州教会长大，并且仍然愿意委身温州教会服侍的温州基督徒。我看到的温州教会的每一个危机都令我深深地感到心痛。我的观察或许有偏差之处。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些分享，能够唤醒更多沉睡的温州基督徒——我们早就应该正视这些危机了。“中国的耶路撒冷”描述的是过去的温州教会，现在的温州教会当之有愧。但是神在历史中赐给温州教会的复兴不是没有意义的。温州教会在神的国度中一定有她存在的价值和应负的责任。我们不是要建立一座温州教会帝国，也不是要让世界上多一个宗派，我们是要回应神的恩召，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摆在祭坛之上，在这个时代成为合神心意、被神使用的器皿。
那么温州教会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回到神的面前。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不管世人在追求什么，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要回归敬虔的传统。不管我们的神学如何正统（我们一定需要正统的神学），但是如果没有敬虔的生活，那是多么的可怕啊！从某个角度来说，撒旦拥有非常正统的神学（对神的精准认识），却没有敬虔的生活。回归祷告（与神相交），回归圣洁生活。
重视信仰的传承。我们不能任由时代的变迁和城市化的进程继续撕开教会的断层。关心下一代的灵魂，不计代价地支持他们在信仰上受造就。培养他们与神建立活泼而亲密的关系。训练他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行事为人最高的准则。让他们不但拥有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也有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儿女若是不认识神，你要把教堂留给谁呢？
与之相关的是开始宣教和植堂。然而其动机不应该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是“因为他在做所以我也做”，而是出于对主耶稣大使命的回应和对人灵魂的爱。并且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复兴是可能的，因为复兴是神自己的心意。神能够叫枯骨复活，也能够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才是温州教会唯一的出路。
来源：http://nituren.com/blog/the-future-of-wenzhou-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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