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2014-12-04 07:00:48)
与黄锡培先生相识，缘自加拿大姜平牧师。数年前姜牧师知道我正撰写旅温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传记，便介绍黄先生及其《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予我。同是从事基督教历史事工，我们后来就常往来了。他住西雅图，有个亲戚在温哥华，访亲时便来我家坐坐，聊聊共同的话题。虽然论年龄，我比他儿子还小，但每次交流，不论是面谈还是电话，都颇投缘，也许这就是同在主里、互为肢体吧。
一日黄先生说想整理内地会赴温传教士列传，问我意见，我是闻之欣喜，当即大加鼓动。温州是我家乡，内地会也是第一家耕耘温州的外国差会，但因种种原因，这段历史至今鲜为人知，甚至到底有多少传教士来过亦不清楚。黄先生生于香港，长于美国，从未去过温州，上帝为什么让他对一座陌生的城市有负担，除了感恩，真是一无所知。后来他就开始这个工作了，一如当年写《殉道血》那样，埋首档案，笔耕不辍。我们也常有交流，比如一些温州地名、人名的翻译。做翻译，把地名、人名搞对，有时比把文意搞对更难。其间黄先生几次说，届时你要写篇序。说真的，第一次听闻是吓了一大跳，不论是从资历、年龄、还是属灵的程度，我都不具备写序的资格。但黄先生还是坚持，甚至请香港OMF的吴望华姊妹说项。两人都说，你是温州人，需要一个温州人来介绍这本书。我是温州人，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温州基督教历史的光荣与梦想，讲到这一层面，我便义不容辞了。
温州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在西方神学界，也称温州为“中国的安提安”。温州基督徒占人口之比为百分之六至七，这个数字称冠全国。 常有人问，温州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个问题，我至今回答不了，但我总会对他们说历史，1867年开教，1876年开埠，有传教士苏慧廉、曹雅直，等等。
第一个到达温州的西方传教士曹雅直就是受内地会的派遣，温州基督新教的历史由他开启。此后有蔡文才、稻惟德、朱德盛等一众人，前仆后继，仅为拯救温州人的灵魂。黄先生这本书，主要写了八个人，其实，从1867到1951年，仅内地会便有七八十位传教士先后在温州深耕。从晚清到民国，除内地会外，还有循道公会、安息日会派遣传教士到温州，累计差遣传教士超过百人。遗憾的是，我们到今天，连一份完整的赴温传教士名单都还拼凑不完全，相比与他们奉献的青春乃至生命，我们的亏欠是何等大！
温州今天还有不少基督徒家庭，他们的信仰来自家族传承。我曾在家乡不同的场合说，如果你的信仰来自祖辈，如果你家的信仰已传了四五代，你们不是与苏慧廉有关，便与曹雅直有关。较之循道公会，内地会因传教历史长、传教士多、同时也因传教策略之差异，其对温州的影响更为深远。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我家的信仰就来自内地会。
我的信仰来自祖母，祖母叫黄淑勤（1912-1983），祖籍温州瑞安场桥（旧称长桥）。若问祖母的信仰来源，应说到她的叔叔、民国温州富商黄起文（1888-1973）。祖母的父亲黄正殷早逝，遗下两子两女，当时还未分家，所以祖母从小就与黄起文住在一起。
黄起文是基督徒，他的信仰来自母亲池氏，也就是我祖母的祖母。据黄起文晚年《自述》：“吾生于浙江瑞安长桥乡，父乃一缝衣匠，中年患有翻胃病，药石无效，吸鸦片烟止痛，后成癖，家产荡然，去世时家徒四壁，厨无隔宿之粮，其时母年仅廿八，吾五岁兄十三岁姊合共四人。母为一热诚基督信徒，教会牧师奉神爱济助银洋拾元，俾母及兄同操小贩生意，以维持一家四口生活。”具体是哪位牧师帮助他母亲并传福音给她，惜黄起文没有记录。但以我有限的地方史知识，基本可判断这牧师来自内地会，因为循道公会到瑞安比内地会晚，池氏得救的年代，当地还仅有内地会活动。
同时代的瑞安文人张棡（1860-1942）在日记（“民国十七年七月廿七日”条）中也记录了黄起文母子得救的历史——“起文本贫家子，父早亡，母沿门乞食以养子。长无所事，投夷教糊口。”
“投夷教”之后的事，黄起文有记述：“吾年十三，蒙教会照顾，入温州内地会小学读书，一切膳宿费全免，翌年即入内地会所办印书馆为手民学生，然吾不弃书本，同时入养正夜校专念中英文两科，每日自修英文三小时，历有八年之久，甚至在印书馆印书时，双手握机印书时，双目注于英文课本，口念不已，老板系美国牧师夏时若，看见嫣然一笑，非但不斥责，反加以勉励，乃给以浅易英文读本一册，又代购一册原本注音字典，专供自修者用，计值为银圆四元五角，在吾的薪水上扣除之，因吾印书手艺已毕业，每月可得工资四元正。”黄起文的英文就是这样起步的，后来他去艺文学堂深造，并因英文优良，受西人校长蔡博敏（Thomas William Chapman）赏识，受聘为英文副教师。他后来的职业也几乎都与英文有关，做过美孚温分行译员，1915年转任浙江省立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历七年之久。
对黄起文有知遇之恩的美国牧师夏时若（1876—1977），英文名George Hugh Seville，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受内地会派遣，1902年12月2日抵上海，在安庆接受语言训练后，于翌年5月分派来温工作。夫人江孟氏（Jessie Maude Merritt，1874—1960），美国纽约州人。 两人在中国育有一子三女（小女Edith Schaeffer民国三年生于温州，小名美福，后成为美国鼎鼎大名的作家）。夏时若一家在温州十余年，1919年9月返美。
黄起文后来的发迹也与懂英文、守诚信有关。当时是1922年，他已开始研究轻工艺，如手制花边及刺绣业。他发现十字花绣于夏布上，至为美丽，若制成各种台布，定受西人欢迎。但自己出生贫寒，仅是一介书生，苦无资本。这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上海时评洋行老板Squire太太。她订制一批价值一千两百银圆的花巾，并愿付定金五百元。两人素味平生，也无介绍人或保证信，黄起文不禁问，你不怕我拿了定金一去不返吗？Squire太太说，我见你英文说得好，定是受过教育的。给个收据，言明交货日期即可。黄起文回乡赶制，约定三月交货，不满两月就完成了。西人太太很惊讶，黄答，我是基督徒，向不说谎，尽速赶制，让你早入市，也早得利。西人非常欢喜，即再给一价值一千五百元订单。第二批如期交货后，又介绍一价值十倍的订单。这时，黄起文招来的女工已超百人，各人领料回家制作，不料那年温州遇超强台风，房屋倒塌无数。蒙神恩典，分散在各家中的成品竟无恙，并按期交货。这三单生意，黄起文自己也承认“获利颇巨”。
对于这段致富的经历，张棡也认为“意外奇财非人力所能强者”。 黄起文经营挑花布的企业当时叫“绮文女工社”，据《温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记载：“民国11年（1922），黄起文在永嘉县城区墨池坊创办绮文女工社（即花边厂），有女工500余人，制作挑花布，销往国外。15年与外商爱利勃共同在温州设店贩运，开办‘挑花局’，并在上海设有总局，发放布料、彩线，以低廉的报酬，由农村妇女加工十字台布、手巾、椅套等。”
发家后的黄起文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他“雇用三名男信徒专往乡间布道，三人薪水及开支概由吾负责，历有五年之久；同时又资助三名中学生至杭州神道学校读神学，毕业后专为神工作；此外又资助乡建造教会，经费二千元；同时又捐助瑞安长桥小学基地七亩款项，并助建校费四千元，共出资兴造该校舍七千元”。他用行动实践了曹雅直的名言：“我们得救是为了别人的得救。”
事母极孝的黄起文，为报答母亲抚孤之恩，还于1931年在场桥龟山岭建一慈寿亭。池氏1944年冬安息主怀，据当时侍候在侧的黄起文记载：“弥留时午夜，忽见异象，口唱圣诗说：‘神遣天使接其回家。’开口大笑，临终嘱咐吾们以后热诚事神，多做教会事业，即含笑而殁，并无半点痛苦，享寿八十有二岁，信主足有五十二年，是瑞安乡第一个信徒。”
记得是去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在温哥华西区一家台湾餐厅里，我与黄先生及师母讲我家如上的信仰历史。当时黄先生说，回去就为我查找夏时若的资料，并争取考出那位“奉神爱济助银洋拾元”给我高祖的牧师大名。月余，他发来了一篇记载夏氏夫妇温州事工的长文，这也是本书夏时若夫妇专节的初稿。尽管传福音给池氏的牧师名字暂时查无所获，但通读这些故事，我强烈感受到从西来传教士开始的一代代基督信徒用生命点燃生命的真实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 （《希伯来书》11：2） 大哉斯言！
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不论是家的记忆、城的记忆，还是国的记忆，应都如是。这应该是黄锡培先生，希望也包括我，为中国的基督教寻找历史纵深的共同原因吧。
初稿于二〇一四年春旅行中国途中，四月三十日改定于温哥华。
（此文为《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传教士行传》之序言）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传教士行传》，香港中信、海外基督使团，2014。
来源：甲乙堂笔记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2vb63.html
(2014-12-04 07:00:48)
与黄锡培先生相识，缘自加拿大姜平牧师。数年前姜牧师知道我正撰写旅温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传记，便介绍黄先生及其《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予我。同是从事基督教历史事工，我们后来就常往来了。他住西雅图，有个亲戚在温哥华，访亲时便来我家坐坐，聊聊共同的话题。虽然论年龄，我比他儿子还小，但每次交流，不论是面谈还是电话，都颇投缘，也许这就是同在主里、互为肢体吧。
一日黄先生说想整理内地会赴温传教士列传，问我意见，我是闻之欣喜，当即大加鼓动。温州是我家乡，内地会也是第一家耕耘温州的外国差会，但因种种原因，这段历史至今鲜为人知，甚至到底有多少传教士来过亦不清楚。黄先生生于香港，长于美国，从未去过温州，上帝为什么让他对一座陌生的城市有负担，除了感恩，真是一无所知。后来他就开始这个工作了，一如当年写《殉道血》那样，埋首档案，笔耕不辍。我们也常有交流，比如一些温州地名、人名的翻译。做翻译，把地名、人名搞对，有时比把文意搞对更难。其间黄先生几次说，届时你要写篇序。说真的，第一次听闻是吓了一大跳，不论是从资历、年龄、还是属灵的程度，我都不具备写序的资格。但黄先生还是坚持，甚至请香港OMF的吴望华姊妹说项。两人都说，你是温州人，需要一个温州人来介绍这本书。我是温州人，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温州基督教历史的光荣与梦想，讲到这一层面，我便义不容辞了。
温州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在西方神学界，也称温州为“中国的安提安”。温州基督徒占人口之比为百分之六至七，这个数字称冠全国。 常有人问，温州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个问题，我至今回答不了，但我总会对他们说历史，1867年开教，1876年开埠，有传教士苏慧廉、曹雅直，等等。
第一个到达温州的西方传教士曹雅直就是受内地会的派遣，温州基督新教的历史由他开启。此后有蔡文才、稻惟德、朱德盛等一众人，前仆后继，仅为拯救温州人的灵魂。黄先生这本书，主要写了八个人，其实，从1867到1951年，仅内地会便有七八十位传教士先后在温州深耕。从晚清到民国，除内地会外，还有循道公会、安息日会派遣传教士到温州，累计差遣传教士超过百人。遗憾的是，我们到今天，连一份完整的赴温传教士名单都还拼凑不完全，相比与他们奉献的青春乃至生命，我们的亏欠是何等大！
温州今天还有不少基督徒家庭，他们的信仰来自家族传承。我曾在家乡不同的场合说，如果你的信仰来自祖辈，如果你家的信仰已传了四五代，你们不是与苏慧廉有关，便与曹雅直有关。较之循道公会，内地会因传教历史长、传教士多、同时也因传教策略之差异，其对温州的影响更为深远。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我家的信仰就来自内地会。
我的信仰来自祖母，祖母叫黄淑勤（1912-1983），祖籍温州瑞安场桥（旧称长桥）。若问祖母的信仰来源，应说到她的叔叔、民国温州富商黄起文（1888-1973）。祖母的父亲黄正殷早逝，遗下两子两女，当时还未分家，所以祖母从小就与黄起文住在一起。
黄起文是基督徒，他的信仰来自母亲池氏，也就是我祖母的祖母。据黄起文晚年《自述》：“吾生于浙江瑞安长桥乡，父乃一缝衣匠，中年患有翻胃病，药石无效，吸鸦片烟止痛，后成癖，家产荡然，去世时家徒四壁，厨无隔宿之粮，其时母年仅廿八，吾五岁兄十三岁姊合共四人。母为一热诚基督信徒，教会牧师奉神爱济助银洋拾元，俾母及兄同操小贩生意，以维持一家四口生活。”具体是哪位牧师帮助他母亲并传福音给她，惜黄起文没有记录。但以我有限的地方史知识，基本可判断这牧师来自内地会，因为循道公会到瑞安比内地会晚，池氏得救的年代，当地还仅有内地会活动。
同时代的瑞安文人张棡（1860-1942）在日记（“民国十七年七月廿七日”条）中也记录了黄起文母子得救的历史——“起文本贫家子，父早亡，母沿门乞食以养子。长无所事，投夷教糊口。”
“投夷教”之后的事，黄起文有记述：“吾年十三，蒙教会照顾，入温州内地会小学读书，一切膳宿费全免，翌年即入内地会所办印书馆为手民学生，然吾不弃书本，同时入养正夜校专念中英文两科，每日自修英文三小时，历有八年之久，甚至在印书馆印书时，双手握机印书时，双目注于英文课本，口念不已，老板系美国牧师夏时若，看见嫣然一笑，非但不斥责，反加以勉励，乃给以浅易英文读本一册，又代购一册原本注音字典，专供自修者用，计值为银圆四元五角，在吾的薪水上扣除之，因吾印书手艺已毕业，每月可得工资四元正。”黄起文的英文就是这样起步的，后来他去艺文学堂深造，并因英文优良，受西人校长蔡博敏（Thomas William Chapman）赏识，受聘为英文副教师。他后来的职业也几乎都与英文有关，做过美孚温分行译员，1915年转任浙江省立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历七年之久。
对黄起文有知遇之恩的美国牧师夏时若（1876—1977），英文名George Hugh Seville，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受内地会派遣，1902年12月2日抵上海，在安庆接受语言训练后，于翌年5月分派来温工作。夫人江孟氏（Jessie Maude Merritt，1874—1960），美国纽约州人。 两人在中国育有一子三女（小女Edith Schaeffer民国三年生于温州，小名美福，后成为美国鼎鼎大名的作家）。夏时若一家在温州十余年，1919年9月返美。
黄起文后来的发迹也与懂英文、守诚信有关。当时是1922年，他已开始研究轻工艺，如手制花边及刺绣业。他发现十字花绣于夏布上，至为美丽，若制成各种台布，定受西人欢迎。但自己出生贫寒，仅是一介书生，苦无资本。这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上海时评洋行老板Squire太太。她订制一批价值一千两百银圆的花巾，并愿付定金五百元。两人素味平生，也无介绍人或保证信，黄起文不禁问，你不怕我拿了定金一去不返吗？Squire太太说，我见你英文说得好，定是受过教育的。给个收据，言明交货日期即可。黄起文回乡赶制，约定三月交货，不满两月就完成了。西人太太很惊讶，黄答，我是基督徒，向不说谎，尽速赶制，让你早入市，也早得利。西人非常欢喜，即再给一价值一千五百元订单。第二批如期交货后，又介绍一价值十倍的订单。这时，黄起文招来的女工已超百人，各人领料回家制作，不料那年温州遇超强台风，房屋倒塌无数。蒙神恩典，分散在各家中的成品竟无恙，并按期交货。这三单生意，黄起文自己也承认“获利颇巨”。
对于这段致富的经历，张棡也认为“意外奇财非人力所能强者”。 黄起文经营挑花布的企业当时叫“绮文女工社”，据《温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记载：“民国11年（1922），黄起文在永嘉县城区墨池坊创办绮文女工社（即花边厂），有女工500余人，制作挑花布，销往国外。15年与外商爱利勃共同在温州设店贩运，开办‘挑花局’，并在上海设有总局，发放布料、彩线，以低廉的报酬，由农村妇女加工十字台布、手巾、椅套等。”
发家后的黄起文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他“雇用三名男信徒专往乡间布道，三人薪水及开支概由吾负责，历有五年之久；同时又资助三名中学生至杭州神道学校读神学，毕业后专为神工作；此外又资助乡建造教会，经费二千元；同时又捐助瑞安长桥小学基地七亩款项，并助建校费四千元，共出资兴造该校舍七千元”。他用行动实践了曹雅直的名言：“我们得救是为了别人的得救。”
事母极孝的黄起文，为报答母亲抚孤之恩，还于1931年在场桥龟山岭建一慈寿亭。池氏1944年冬安息主怀，据当时侍候在侧的黄起文记载：“弥留时午夜，忽见异象，口唱圣诗说：‘神遣天使接其回家。’开口大笑，临终嘱咐吾们以后热诚事神，多做教会事业，即含笑而殁，并无半点痛苦，享寿八十有二岁，信主足有五十二年，是瑞安乡第一个信徒。”
记得是去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在温哥华西区一家台湾餐厅里，我与黄先生及师母讲我家如上的信仰历史。当时黄先生说，回去就为我查找夏时若的资料，并争取考出那位“奉神爱济助银洋拾元”给我高祖的牧师大名。月余，他发来了一篇记载夏氏夫妇温州事工的长文，这也是本书夏时若夫妇专节的初稿。尽管传福音给池氏的牧师名字暂时查无所获，但通读这些故事，我强烈感受到从西来传教士开始的一代代基督信徒用生命点燃生命的真实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 （《希伯来书》11：2） 大哉斯言！
犹太裔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不论是家的记忆、城的记忆，还是国的记忆，应都如是。这应该是黄锡培先生，希望也包括我，为中国的基督教寻找历史纵深的共同原因吧。
初稿于二〇一四年春旅行中国途中，四月三十日改定于温哥华。
（此文为《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传教士行传》之序言）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传教士行传》，香港中信、海外基督使团，2014。
来源：甲乙堂笔记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2vb63.html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