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教紀事》節選 第二章 拓荒者
第二章 拓荒者
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不花錢就吃魚，也記得有黃瓜、西瓜、韭菜、蔥、蒜。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 ――民數記11:5-6
拓荒者，在其生命的任何階段都與困難、沮喪、失望相伴，尤其是對早期來華宣教士來說，更是如此。與同時代的人相比，他也並沒有被賦予超乎常人的希望；儘管令人高興的是，他和他的工作，以及他的應召使得他的靈魂不可動搖，並賦予他平和的信任，還有戰勝看來不可能克服的苦難。偉大的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的崇高信仰和堅定不移之思想、以及他的後繼者的實踐，對於成功者是一種激勵，對於遇挫者又是一種安慰。
馬禮遜的確是上帝揀選的人，是來中國的使徒。回到一個世紀之前的1806年[2]，當時的處境甚至比當年前去地中海世界傳揚耶穌福音的使徒保羅還要糟糕。保羅當年有巴拿巴和馬可陪伴；他懂那裡的語言，大體上他找到了熟悉他要講解的聖書的朋友與聽眾。而馬禮遜卻沒有那麼幸運。他註定一個人獨行，沒有同工為他加油，也沒有中國信徒歡迎他。他語言不通，無法佈道，更糟糕的是至少有三億中國百姓既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他傳來的福音。然而他卻要把福音送給他們，而且是孤身一人。無望的任務！癡心幻想！不可能的嘗試！有人問馬禮遜：“你認為你能夠使中國百姓相信上帝嗎？”馬禮遜答道：“我不能，但上帝能。”
他崇高的信念堪與為完成宣教使命所具備的耐心相比。他清楚自己無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收穫，儘管如此，他還是辛勤地犁地播種，堅信有朝一日會加入豐收歌者歡慶的行列。在剛剛過去的短暫百年裡，耕耘已經結出碩果；這在基督教會史上是前無古人的，這是他信仰智慧不容置疑的證明，也是上帝對這個民族眷愛見的證。讓那些還在懷疑、還敢拒絕分享上帝擁抱世界計畫的人們靠邊站吧！
拓荒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重重。就像一個走進曠野的人，有樹木需要清除，樹根要挖去，處女地要開墾與播種，還有居所要建造。更困難的是要忍受孤獨，所以在拓荒者的宣教工作中，有大量的困難讓人沮喪，不斷磨煉人的意志。有時拓荒者是多麼羡慕那些已經建好教堂、有現成的信徒去牧養的同仁！
他第一件事是尋找居所。非洲與中國在此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在非洲他必須自己建造；在中國則要租或買，困難相當。在非洲，他蓋好房，請人來做他的鄰居；在中國他租房，則希望他的鄰居時常出去、讓他安靜一會兒。當湯瑪斯·韋克菲爾德（Thomas Wakefield）牧師――我所遇見到的最具魅力的一位――被克拉普夫（Krapff）醫生初次介紹到東非時，這位醫生就告訴他和他的同事說，“現在對一位傳教士來說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找木頭和水源。”真了不起，韋克菲爾德先生想。沒有木頭，他們怎麼能夠建房？沒有水，人又怎能夠生存？“但是，”二十五年後韋克菲爾德牧師回憶說，“對一個成功的傳教團來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比木頭和水更想要的東西――我們需要人。”在這方面來中國的傳教士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如果他是位拓荒者，他的到來會招致一群好奇的人們圍觀，他只能用最優雅的沉著來應對。就在幾年前，由於人群這種無禮的行為，還使許多地方的拓荒者匆匆地落荒而逃。
當曹雅直（ George Scott）[3]和蔡文才（J. A. Jackson）[4]於1867年11月到溫州時，一段時間住進當地客棧裡，他們只是住在那裡等待時機，並未介入重大的傳道事務。他們花了好大氣力租到了一間小屋後不久，憤怒的群眾破門而入。憑曹雅植先生的勇氣與忍辱他們才未致被驅逐。10年後，我們差會李華慶（Inkermann Exley）[5]先生來到溫州，當時有能力購置了相當大的房子，李氏把它改作住宅，屋邊添了小教堂和教室。
傳教士終於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6]找到避難所了。即使這樣，還不能說“無人使他害怕。”[7]。接下來的一件事就是學習當地的語言了。對於今天學習漢語的學生來說，有許多很價值的參考資料。但當時的傳教士卻沒有那麼幸運，因為今天學生所用的教材全是過去十年間出版的。
想像一下當年我們的年輕人[8]在一個偏僻的傳教點安頓下來，幾乎在他尚未耕耘和播種之前，他就不耐煩地傳播福音，開始期待著收穫了。這城市裡[9]人口擁擠，無數人團團圍住他。人們在狹窄的街衢碌碌奔忙，魯莽地互相使勁推擠，靠自己一雙腳腿賺錢度日，赤膊苦力汗流如注，背扛重物，蹣跚急走，或肩負輕包，徜徉而過：轎夫屏息吆喝，像在驅散閒人：“轎！轎！”婦女手持香燭去寺廟，走路扭怩作態；孩童路上或聊天、或爭吵著上學堂。“快點前往，悲痛和歌唱。”[10]
人群中只有一個半怯半羞的白臉青年，因為這些人的習俗、心智、風氣、道德素養與這青年的大相迥異，他們不理解為什麼這個人要來到這裡，肯定沒安好心吧？來教育他們嗎？這個“死人白”青年要來教化他們這些孔聖人的後代?那真可笑之至！
幸好自大沒有限於一方。白臉青年對他們的嘲弄沒什麼意識，雖然有點害羞，但又甚自負，對傳道更是信心十足。這不是上帝救贖的力量嗎？他始終堅持對福音的信心；儘管中國佬不喜歡改變，但他們還是在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和那個年輕人都擯棄了與生俱來的自負，取而代之的是雙方互相尊重。
該青年渴望自己能傳遞上帝的福音，開始學習語言。他在頭一兩個月中外出時，口袋裡總裝著書本，那是在中國別地宣教的傳教士所撰寫的小冊子。或許他用斷斷續續的零星句子表達宗教小書的效果終歸失敗，聽者誤解了他那小心翼翼準備好的“外國話”，並用簡單辭語回答“Pu tung”(不懂)，結果使青年人很快學會了這個詞。或者有人用土話回答青年有板有調的中國話：“Fu tung fa’o, (不懂番話) ”，意思說聽不懂“蠻話”。儘管他的“蠻話”可能難懂，但人們還是接受了小書，讀著並作記號，直至內心領悟。人生來雖具神的形象，但也許只是一個初胚，不過這個初胚有著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其中包括繁衍同類的能力。
二十多年前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裡，我的妻子和我在一座有古塔的山下坐著。在我寫字的時候，古塔在一千英尺的高處俯視著我。出於我們內心湧動的善意，我們給輔導我們學習語言的老師放了半天的假。我們雇了一條舢板，很快就來到了江對面的雙塔（Twin Pagodas）[11]，那雙塔可是中國人獨特的迷信的體現。正當我們坐在那裡欣賞美景的時候（中國是這個地球上最美麗的國家之一），一個青年農民扛著鋤頭走過來。溫州這個地方並不大，不管你是坐在多高的山上或多廣闊的平原上，一個外國人很少碰見當地人的。那個農民一動不動地立在那裡，用中國人特有的使人見而遭殃的眼神盯著我們兩個老外。我們談了幾句，給了他一本常用的宗教小冊子，他離開了。多年過去，這件事我自己也忘記了。突然有一天，一個精神煥發的年輕人走進我的“書房”，一個我花了很多心血來研究中國風土人情而非學問的房間。
“你不認識我嗎？”當他看到我質疑的眼神時，他問道。
“恐怕不認識。”我回答。
“你還記得許多年前的一天下午，你坐在江對面的一座亭子下面，給了一個年輕人一本小冊子嗎？”
“現在你提起那個場景，我記起來了。”
“那個年輕人就是我”，他高興地說。“我把那個小冊子帶回家，讀了，深深地被吸引住了。我知道有一個基督徒住附近，就去拜訪他瞭解詳情。他帶我一起做禮拜，我已經成為基督徒好多年了，最近在我們村子裡也開始了主日禮拜。”
因此，許多年輕教士在初來之日不可能用口頭語傳道，用書面語也許能取得成功。因為在中國發現了一種慎密的書寫文字體系，非常獨特，形式嚴格，簡潔難學，有時形式上有些僵化，但整個說來很能適當地表達意思。珍惜現實的傳教士就要學習一切既能寫又能講的語言，僅僅懂得方言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學者會以為他只不過是受過粗淺的教育而已。
我們的拓荒者[12]正在學習至今尚未為西方人研究過的語言，有時稱作方言；雖然這種方言與其他方言之間差異極大，幾乎足以組成獨立語系，讓我們姑且稱它為溫州方言吧。他挨著一個中國人坐著，面前放著一本中文《新約》，一本北方官話辭書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識一個漢字，學會發音後不知道怎樣拼讀，費力地拼會後，又弄不懂字義。他像一個初學速記者，最初未能清晰讀出自已所記的東西。正如多數語言學家所做的那樣，最佳拼言方案採用英語的輔音和義大利語的母音發音，這個方案也許彌補了他的才能上缺陷，――這是在以後才發現的。經過艱苦努力，他把拼法進行分類，編制了一個體系，發現十分容易用“拉丁字母”拼讀漢語。
他埋頭語調研究，不久就開始覺得漢語語調太難了：北方話有五種變調而南方話中八種聲調，真是千差萬別。不懂語調的交談一般不大可能聽懂，因為中國語言的音韻很重要，除非你對語調有豐富的知識，否則就不能正確地朗讀出中國字或在談話中用重音講任何特殊的字。普通的中國人對這些問題尚不能瞭解，即使文人學士中間也只有少數人能確切辯明它，可是老百姓日常會話中從來不會出錯。
我們英語中也有聲調，不過是很隨意的，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聲調規則。例如英文中的“What”一詞，你可以表示疑問what？可以表示驚奇what，可以懶洋洋地說話：what，甚至可以傲慢地說what？在英國你可以隨時用what來表達出你的what之意，它仍就是what一詞，然而在漢語中，同樣是個ping音，你用一種聲調與另外地一種聲調所表示的字肯定不同。一位著名的官員曾如是說，一次他外出參加一個派對，那天天氣很熱，香檳也是如此。他們在一家中國人開的店子裡吃午餐，於是向老闆要冰塊（ping）。“多少？”店老闆問。“一盤。”他回答。想想看大家被逗樂的情景吧，大家等了不知多長時間後，發現服務員端來一大盤的剛出鍋的大餅，餅子也讀ping啊，只是聲調不一樣！
有一次我曾跟一位是基督徒的泥水匠有過爭論，他本意不想讓我多花錢。當地有一種帶黃色的白色塗料我不喜歡，聽說其中加一點藍色粉末能夠更白，我就跟那個泥水匠說：
“去買些la來，混進白色塗料裡面。”
“La！蠟是不能混進白塗料裡面的。”
“不，可以，”我毫無經驗卻很自信地說，“趕快買些來。”
“沒有什麼用，只能浪費您的錢。”
“沒關係，我不在乎，去買吧。”我說。
“不，”那個身材矮小的泥水匠很固執，“它沒法混合在一起。”
我有點不高興了，查了字典，我用漢字寫下來，遞給他，“趕快買些過來。”
甚至就在我寫作這一章時，我聽到一位女士讀約翰福音“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14]時讀音有些錯誤，念成了“我是葡萄樹，你們是鑽子。” 儘管有語調和別的方面的困難，中文也決不會像有些人認為是不可能學好的語言。只要具備了一般的語言能力就能夠學會使用它，那些有語言天賦的人幾乎能講得跟當地人一樣。
有位傳教士在一個繁星滿天的夜晚佈道歸來，他眼盯著天上漂亮的銀河，他的心智卻被它們的神秘深深吸引了。他轉彎轉得太快了，結果沒有走進自己的家門，卻撞上一家商店緊閉著的門。他身體撞著門時，他手指頭上晃著的閂鎖鑰匙落了下來，發出哢嚓的聲音。門內聽到響聲，他並不理會鄰居們怎樣看到他那不雅的姿勢，匆忙去尋他的鑰匙。碰巧鑰匙落在門檻後面。沒有鑰匙他什麼事都不能做了，而且自己的房子也得受外人支配，於是他繼續尋找，但他尋鑰匙發出來的噪雜聲引起裡面居民的注意。他鼓起勇氣去敲門。那些居民他很熟，他就報上自己的姓名、地址，請求鄰居借個光。“真的只是開門？”一個尖利的女聲應道：“你丟了鑰匙？真會騙！快走開，我要喊人了！”他的懇求只能使得裡面的聲音更大，並傳出“有賊”、“有賊”的叫聲。這樣的一種處境，誰會責備他不能自製的逃跑欲望呢？回到家，他喊出僕人，帶了燈，儘管受到一再的警告，他們仍找到了鑰匙，回到安全地帶。從這個不幸事件中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他最終掌握了當地的語言，以致於被誤當成本地人、甚至是本地賊！
我們年輕的傳教士很快就發現他的漢字學習決不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儘管一開始他認為它們很相像，但他很快就不無感歎地發現，它們有多種形狀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發現在漢字迷宮裡有一定的規律體系。他很勤奮，除了通過閱讀，而且很快就通過觀察瞭解到，漢字本是表意的，是通過代表事物的圖像來表意。這種造字法的局限性很快被認識，一種語音成分被應用到漢字構造之中。他真誠地希望，如果漢字採用了埃及字的構造法，由二十多個基本符號組成字母表，這樣造成千上萬的字就省力多了，而對他自己而言學習那麼多漢字也不那麼困難了。
漢字中的太陽和月亮分別由太陽、月亮的圖形文字演變而來。後來隨著漢字的演變，所有的字都變成了方塊的形狀，太陽現在是“日”，月亮“月”，兩者組合在一起就成了“明”，意思是清澈、明亮。同樣山的圖形起先代表山丘，現在成了“山”，當它作為偏旁與別的漢字組成新字時，總會與山有聯繫。如“岩”字，意為石頭上的山，峭壁、懸崖。又如“木”代表樹或木頭，當它與另一個漢字組合在一起時，通常指樹名或由木頭做成的物品，如“桐”指桐樹，“板”指木板，而“材”指建築材料。上述三個字的後右半邊都是一個獨立的單字，與“木”字合成在一起時，讀音保留了下來，換句話說，成了聲旁。以上只是些簡單的例子，
當然像漢語這樣一種古老而複雜的語言，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了巨變。儘管如此，為了研究的目的，可總結成如下的規律：漢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表意，稱形旁（Radical），另一部分表音，稱聲旁（Phonetic）[15]。
當然像漢語這樣一種古老而複雜的語言，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了巨變。儘管如此，為了研究的目的，可總結成如下的規律：漢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表意，稱形旁（Radical），另一部分表音，稱聲旁（Phonetic）[15]。
我們的學者[16]發現，在《康熙字典》中有四萬個這樣的符號。這使他絕望；其中有近三萬個字已不再使用，剩下的一萬個字，即使認識的不到一半也夠煩了。四千個漢字是很大的數目，極少的歐洲人能夠掌握它們。大多數人能認得新約中不到兩千個漢字也不錯了，這也只局限於閱讀，而非書寫。每個學者都知道分析拉丁語非常容易，但用拉丁語寫作卻難上加難。而漢語這種書面語言更難，它與口頭語言在字形結構、單字使用，特別是簡潔程度上差別很大。
我們的學者卻雄心勃勃，他想摘取天上的星星，願他能有力量和耐心去追求飛天的夢。在此期間，他設計了一個羅馬化語音體系，這樣他能夠更為準確地閱讀自己所寫的東西。不僅如此，在漢語老師幫助下，他又努力嘗試著將約翰福音其中的一章翻譯成當地口語體的漢字，因為如果他要在長江以南長期傳教的話，他必須熟悉當地的土話，而當時他用的聖經並不是那裡百姓的日常語言。除此，他還編寫了一本常用詞彙手冊。在此過程中，他的漢語老師給他幫助很大，他的老師坐在椅子上給他解釋“坐”的意思，躺在地板上表示斜躺的姿勢，甚至發出鼾聲來解釋“睡”，做出倒立來去教“顛倒”含義。
幾個月，或許一年過去後，當年使徒保羅所經歷的壓力襲上他心來，“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17]他已經有了數不清的慕道者，跟他們結結巴巴地交談，掏出一些宣傳冊子，將他們送走。如果他能有一個本地傳道人做幫手就好了，哪怕是從別的堂口過來，說的方言不同。已經有一些人開始在主日聚會了，事不宜遲，他準備第一場講道活動。有一個傳教士最近是這樣描述他的首次中文講道的：“這本書，這裡這本書，這書好，這本書是好書，這裡這本書是好書。”
我第一次試著講道始於1883年6月，那時我來溫州還不到半年。我找到《聖經》經文，欣然發現有一篇中華聖公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慕稼穀(Moule)[18]副主教用寧波方言寫成的佈道詞。我想我懂得這篇訓諭，於是隨意摘抄一些並以自己的話語進行加工，然後，某個晚上我費勁給約有30人的基督徒團體講了這篇佈道詞。末了，我問大家是否懂得，他們都笑著用溫州話回答：“沃懂罷（我們都懂了）。”自然比我懂得多。
在我們的年輕人第一次成功講道之後，接下來是一次次禮拜、一篇篇講道，所積累的漢語詞彙也越來越多。最初兩年，傳教士從傳道中得益不淺，聽眾人數增多了，並對他很尊重，因為傳道人帶給他們的是真理，是榮耀。雖然多了一層語言能力不足的密雲，但透過它，終究發光了；他的光也許暗淡，沒有他，光亮更不足！他純潔的生活、顯而易見的真誠遠比他那平淡無味的話語告訴人們的更多。
自然，有幾次講道也不能完全稱心合意。他學習語言進步甚慢，因為他對一些字義極難弄懂，他的講道文章也不流暢，幾乎花了一星期時間才集攏來的語句竟然用不了半小時已講完，這顯然不合算。從前本省有位傳教士忙了兩年，結果一無所獲，他只得扛起行李去上海，要不是當時一個朋友堅持問他緣由，他可能已乘船回國了。這位紳士發現他已掌握大量字彙，但無法把這些字彙連貫起來，於是勸他留了下來，最後他竟然成為一位有廣泛影響的著名傳道士。
也許我們的拓荒者很少有機會和誘惑去參加室外的鍛煉。沒有同伴喊他，沒有空曠地區可去。即使有空曠地方，他也不敢走得太遠，以免走失了。偶爾他冒險獨自一人出去散步，起初單獨出去感覺非常勇敢，每一條路的轉彎處都很小心，恐怕找不到回來的路。他大步往家趕時，東拐西拐，一旦他無法辨別出周圍環境時，心跳便加快。人們盯著他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種惡意與恐怖。連狗也成了他的敵人，居然不認得他是個外國人，把他當作衣衫襤褸的乞丐，惡狠狠地追著他的腳後跟狂吠。他渾身冒汗很是著急，他以超常的勇氣往家趕，速度很快，還未來得及發現自己到了哪裡，已闖進自家的院門，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氣。多麼令人放心！從那可怕的大街回來後，他住的房子看起來多漂亮！緊張之後的感覺真是太好了！不過他後來很可笑地發現，他離開家門的距離始終不到半英里！
他的僕人，雖然沒有受過訓練也沒有受到監督，卻設法給他烹調異國風味的食品，結果做成了野蠻人的風味。我們的年輕牧師對當地的食物並無一種毫無道理的偏見。他曾聽到或讀到一些旅行者的故事，他也發現廚子按當地方法烹製的食品既好吃又健康。但是他怕吃狗和貓，因此他還是喜歡吃發酵的或發軟的，甚至發黴的麵包。哦！要“埃及的煮肉鍋，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哦！要“黃瓜、西瓜、韭菜、蔥”，但不要“大蒜”，因為在他的僕人給他上布丁時，呼吸出刺鼻的大蒜味，他的漢語老師給他上課時也是如此。人們走動時，它就像身後的一片祥雲如影相隨，熏得他人一走，就得氣喘吁吁地去尋找新鮮的空氣。不要大蒜，拜託了！
後來一位溫柔女士[19]來和他一起相濡以沫。不久她把他那穀倉似的房子變了樣，還有他的廚房、他的廚子，特別是他自己都改變了。平生第一次他完全理解了以賽亞書中有關曠野開出玫瑰花來的那節；並且發現他自己一直在富足中挨餓，他一直居住在到處是煮肉鍋、黃瓜、西瓜、和蔥的埃及，還有他早已熟悉的豐富的大蒜。
從那些過去黑暗的日子轉向過去地獄的邊緣，這是怎樣的變化！在芸芸眾生中獨行，他盼望著有一天他能夠再次造訪另一個文明的中心，再聽一次家鄉的甜美音樂，自己也笨拙地加入到那音樂聲中。每次造訪，天堂之門看上去總是開著，僅留一個縫隙提醒著他放逐歸來的日子。即使在那時，他的回程指日可待。他咬緊嘴唇，不讓別人看出自己的軟弱，去尋找灰色年代裡與朋友相處時的玫瑰色記憶，那同樣也不錯，而且還要好。他沒有忘記所學的語言，由於他的暫時遠離，反而倍加親切。
早期拓荒者的歲月就這樣過去了。他像一位優秀的士兵那樣忍受艱難，他精神上越來越充實、堅強，為未來若干年裡勞作與失望儲備力量。這段經歷即可磨練他也能毀滅他，磨礪出來毅力和勇氣成了一項儲備基金；當他無法從邪惡的外部世界獲得紅利（支持）時，他可以從中支取股利（力量）。當他的休假到來的時候，他要離開把心都給了的人們的時候，當他看到那些曾使他惱怒，此刻又變得如此親切的送行人淚流滿面、聽到他們聲音顫抖，並祈求上帝早日帶他回來的時候，他言語哽咽。那之後的好多年，他時常欣賞著他們送的禮物，深感欣慰，因為正如他們所贈送、他喜歡的一個字幅所言，受特別恩典他一直在“櫛風沐雨”， “廣傳福音”。
譯注：
[1]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807年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其來華傳教，是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第一人。因當時清廷禁止外國人在華傳教，馬禮遜不得不委身于英海外殖民機構東印度公司廣州辦事處任中文翻譯。1833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成立，馬禮遜被任命為正使兼翻譯。1812年完成《漢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4年編成《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六卷，先後於1815至1823年間出版，1823年出版中文聖經譯本二十一卷。馬禮遜還撰寫英文著述以及演講多種，如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 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 Geography, Government, Religion & Customs.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persons wh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at the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7)與A Parting Memorial; consisting of miscellaneous discourses written and preached in China; at Singapore; on board ship at sea, in the Indian Ocean;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in England. With remarks on missions, &c. &c(London: W. Simpkin and R. Marshall, 1826)等，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評論多充斥著傳教士固有的偏見與攻擊之詞，對後來英國人中國之形象轉變影響很大。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Alexander Wyli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共收他中英文著述31種，其中中文12種。
[2] 這裡蘇慧廉弄錯了基督教新教入華時間；正確的應為1807年。馬禮遜於1807年1月31日乘船離開英國，經由紐約，稍作停留之後，於1807年9月7日到達廣州。下文凡是類似的錯誤譯者均在文中直接更正，不再另標注。
[3]曹雅直（George Scott,?-1889），一譯曹雅植，蘇格蘭人，內地會傳教士，1867年11月來溫州宣教，晚年因病返回英國，後死於法國，是新教在溫開教第一人。有關他和內地會傳教士在溫州宣教的行狀，參見其夫人（Grace Ciggie Stott）的回憶錄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with a Preface by J. Hudson Taylor(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98).
[4]蔡文才（J. A. Jackson,?-1909），全名為Josiah Alexander Jackson，內地會傳教士，1866年9月30日來華，主要在浙江台州宣教，19世紀70年代曾一度來溫州協助曹雅直宣教，1875年（光緒元年）赴處州（麗水）傳教，遭當地官府和民眾排斥，於1878年赴滬經商，其妻病逝于溫州。
[11]雙塔（Twin Pagodas），這裡指的是永嘉甌北鎮清水埠的羅浮雙塔,分別坐落在龜、蛇兩山之巔,瀕臨甌江，與江心雙塔相映成趣，但這裡蘇氏顯然將其高度形容得有點誇張，因為那最高的龜山海拔也只有66.4米，加上30米左右的塔身不足100米，離1000英尺（約300米）差遠了。
[15] 參照蘇慧廉對漢字形、音研究的漢學研究成果，即1899年首版的《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zi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在《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首版“前言”中，蘇慧廉說，編寫這部字典“最初是為作者自己學習漢語使用的”，決定出版是“因為學習漢語這種複雜的語言方法不錯，能夠給西方人一些幫助，可以使得初學者節省盡可能多的時間精力。”《四千個常用漢字袖珍字典》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共收約4300個漢字，基本上來源於長老會書館以及《申報》上的常用漢字，作者是按照漢字的筆劃順序編寫，主要供學習之用。第二部分是按讀音字母順序排列，主要供參考用。不但如此，在字典最後，蘇氏還附有中國概況、朝代、省份，以及二十四節氣、天干地支等英文翻譯，使讀者對中國文化也有個粗略的瞭解。蘇慧廉吸收了翟理思（Herbert A.Giles）、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前人編撰漢語字典的成果，蘇慧廉認為，從基本筆劃和讀音入手學習中文，可以少走彎路，節省時間。
[18]慕稼穀（G. E. Moule, 1828-1912），英國安立甘會傳教士，其子為漢學家慕阿德（A. C. Moule，又譯作莫爾，曾著有《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1858年來華，先後在寧波、杭州傳教。1880年升任安立甘會華中區主教，1908年回國。
[19] 指蘇慧廉的妻子蘇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8-1931），1884年冬來溫，協助蘇慧廉傳教，籌資辦醫院和藝文女校，致力“開放女權”，主張婦女“放腳”，著有《走向中國》（A Passport to China）一書，主要記載在溫州生活的經歷。
後記：本文是十九世紀英國循道宗宣教士蘇慧廉的著作《中國傳教紀事》 （Mission in China）。由李新德、張永蘇翻譯。溫州基督教文庫彙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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