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掀起反洋教运动。1884年10月4日（甲申年农历八月十六、清光绪十年）晚，温州民众围聚鼓噪市区教堂外，进而发展到打砸教徒，烧毁各处教堂与传教士居室，洗劫财物，期间著名传教士曹雅直、苏慧廉皆遭此难，史称“温州甲申教案”。
曹雅直（1828-1889），英文名George Stott，苏格兰人，隶属基督新教内地会，跛脚，1867年来温，建有温州第一所基督新教教堂（市区花园巷教堂），创办了温州第一所女学（育德小学）、温州第一所免费西医诊所等。
苏慧廉（1861-1935），英文名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83年来温，整整二十多年任基督新教循道公会（偕我会/皆吾会）温州教区长，后任山西国立大学堂西学总教习、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等，编著出版有《中国简史》《中国与西方》《李提摩太传》《中国儒道释三教》《中国佛教术语词典》等。
对于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当代《温州市志》宗教卷认为是“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温州近代史》第四章“中法战争时期的温州”里认为是“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温州史话》在《甲申教案与神拳会始末》里认为“有些洋教士还勾结清朝官府，欺压群众。如英传教士苏慧廉，权势赫赫，就是一例。……他出门时坐着四人抬的蓝呢大轿，威风凛凛；经常进出道、府、县的衙门包打官司。他的‘肩舆未回，而犯者则已家破而人系矣’”，俨然嘴脸丑恶。
由此先入为主的大前提基调出发，官方史学、地方志书史料对甲申教案基本上是肯定的，如《温州文史资料》第9辑《温州“甲申教案”前后》认为甲申教案“赫赫然具有反帝爱国的重大意义”。教案过后，民间流传至今一首《甲申教案谣》“金锁匙巷一爿桥，一班厮儿挪底摇。米筛巷，打声喊，番人馆，烧完罢。蹩脚番人逃出先，逃到永嘉县叫皇天。永嘉县讲，老先生，你覅急。番钱送你两百七，讨只轮船回大英国。大英国，倒走转，温州造起番人馆”，同样对传教士不乏贬词，其中“蹩脚番人”当指曹雅直。
除了赞扬群众的正义，嘲讽教士的狼狈，定论还将事件的直接起因归结于对方肇事。
《温州近代史》同上章，引用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二）》里，当年温处道道台温忠翰对教案的事后禀报：“八月十六夜间城西街耶稣教堂讲教之期，凡入教男妇纷往听讲，有民人经过门外停看即走。堂内洋人出捕，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外间居民见而诧异。旋闻被拿之人在内喊叫，忿忿不平，聚众愈多，即有打门入堂夺取被拿之人。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将城西耶稣教堂及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各处教堂及洋人寓所同时焚毁。”
同时还引用瓯海关《温州十年报告（1882—1891）》记载：当晚民众“用大石头连续击门”，“传教士出现并捉拿一人入屋内，准备送到衙门惩处”，“这是全面攻击的信号，所有传道团（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小教堂和房屋一个接一个地被焚烧”。
还引用《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第4辑（二）对当晚的记载：“民众看见（城）西街‘教堂洋人出来捕拿不识姓名一人，拉至堂内关禁喊叫’的惨状，怒不可遏。施溃当即发起救援，一呼百应。‘登时率同民众打门入内，找寻被拿之人无着，将堂内存储洋油倾拨放火’烧毁。接着他们又将‘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等处教堂洋房’焚毁。最后，愤怒的人群冲至双门（朔门），‘打毁税务司洋关房屋’并‘举火焚烧’”。【注】
虽然上述三处引文均未指明捕拿人的洋人传教士具体是谁，虽然据《鹿城文史资料》第17辑《近代前来温州的传教士》，当年在城西教堂的洋人传教士并非只有苏慧廉一人，至少还有英国偕我会海和德（R·J·W·Heywood），后者1883年从宁波带来药物，在城西教堂设医务室施诊，但该书作者脚注温忠翰禀报，却判定“此洋人应为苏慧廉，擅自逮捕民人以致引起公愤”。
《温州市志》人物传略卷在苏慧廉小传里，同样写到当夜“（苏慧廉）率教徒二三十人作礼拜，见群众围集并用石块撞门，立即出外拉拖一人入室关禁，群众破门营救，放火烧毁教堂、书院及居房，该夜火烧六教堂即以此为发端”。
也就是说，《温州近代史》《温州市志》都认为苏慧廉的捕拿人，成为该夜点燃火烧众教堂的导火索。《鹿城文史资料》第11辑《甲申温州教案始末》乃至还谴责苏慧廉形象凶暴。
（《甲申教案需要“翻案”》作者：南航，转载引用摘录请注明作者）
苏慧廉真有擅自拘禁人的恶行？其形象真的如此凶暴？
1907年，苏慧廉回忆其在中国、尤其在温州的传教生涯，出版了一本自传体英文著作《A Mission In China》，直译为“在中国传教”，中译本分别为2007年吴慧译的自印本《拓荒布道》与2011年张永苏、李新德译注的宁波出版社《晚清温州纪事》。
仔细拜读两部中译本，第八章里苏慧廉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了他在甲申教案当晚的经历：“就在这难忘的周六晚上，我们相聚在一起，再次见面是很久以后了。我执笔在手，当时情景又浮现眼前：小小的礼拜堂，昏暗的油灯，几个疲惫的信徒，尖声的讲道人，虔诚的祈祷者……骤然间情况突变：猛烈的敲门声，呼啸的暴徒；石块飞进打破窗户；一群赤膊狂徒冲进……”
通读全章，乃至全书，并无一字提及他有捕拿人的举动。夫唱妇随，1931年，苏慧廉夫人苏露茜亦著有中国生涯回忆录《A Passport To China》，直译为“通往中国的护照”，中译本为2007年吴慧译的自印本《乐往中国》，同样记述当晚苏慧廉的经历，也未提及他有捕拿人的举动。
那么苏慧廉形象如何？跟凶暴恰恰相反，上述书中记载苏慧廉在温州开办鸦片戒毒所，减少瘾君子；开办诊所医院，救治老弱病残；开办新式学校，使人们扫盲识字，有受教育权（“我们小学一位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位青年一道考进了北京大学”）。
强烈反对种种陋习劣俗，如裹足缠脚（“我们规定只有不缠足的女孩方可入学”）、溺婴（“溺婴仍然是一个恶习，带来深重的罪孽”）、娶妾（“我们要铁下心决不允许现在的信徒重婚”）、赌博花会（“赌博及花会是背信的另一根源”）、吸食鸦片（“我们教会任何人种植、出售或吸鸦片都是违反教规的”）等等，以基督教教义教规劝导人们向善。
无疑，作为来温来华传教士中的一类，苏慧廉主观上也许为传教采用种种手段策略，但客观上却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善行义举，对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国人精神文明素养起很大作用，间接推动中国晚清社会进步开明。
两相对照，苏慧廉擅自拘禁人、形象凶暴未免证据不足，但会不会苏慧廉夫妇书里隐瞒了关键情节，有不说实话之嫌？基于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应该遵循着《圣经》戒律，不可行凶作恶，不可撒谎欺骗等等。
（《甲申教案需要“翻案”》作者：南航，转载引用摘录请注明作者）
1897年，曹雅直夫人著作出版了《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中国传教26年），经张永苏先生查阅，第八章里也记述了甲申当晚民众在苏慧廉处闹事情况，笔者翻译大意如下：
“10月4日，星期六晚上，循道卫理教会的苏慧廉正在带领举行他们惯常祷告会的时候，有些人吵吵闹闹地聚集他的礼拜堂门口，吵闹着要求进入；当门打开，他们就跑开了。这种做法重复了两三次，当门再次打开时，有几个人急忙投掷石头，明显决心损害东西。有人发出叫喊声，‘把外国佬们烧掉’，差不多在这些词说出之前，他们用石蜡油点燃火把，使住所烧起来。……当苏慧廉的住房、礼拜堂和所有他拥有的都成为一片废墟时，他们攻击了天主教徒的房屋。”Evidently，亦无提及苏慧廉有捕人之举。
另据温州市图书馆乡著会抄本里晚清温州瑞安进士项崧的《株树楼文集》（《午堤集》），其乙酉四月写有《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八月）十五日，郡花园巷教堂聚众礼拜，有小孩叩门求观，门不启，喧嚷不已，聚者益众。忽教民数十人开门攫一人入，声言欲送官重治之，且有持刀作欲杀状者。其时众皆忿怒，遂毁门以入，以所贮火油遍洒堂中，纵火焚之。时夷教诸人纷纷逃窜。众见其室内有火药洋枪等物，草鞋满间，妇女数十人，遂谓教民果反，竞往他所焚毁而郡城内外同时火起，且及北门之税务司焉。”
《温州近代史》同上章里，作者脚注认为项崧此记“日期和地点均误，因项为瑞安人，又系25年补记之作，故难免讹误”。项崧可能因道听途说，确实导致日期地点均误，但《温州近代史》同样有误。查对干支，乙酉四月为1885年，距离教案发生才半年多，哪里是25年后补记之作。25年后是1909年，属于己酉年，作者把“乙酉”错看为“己酉”。而不管项崧记载是否属实，至少也没提到是苏慧廉攫人。
1998年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了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第五章“温州的教案”里引用了《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与《乐往中国》，同样没提到苏慧廉捕拿人，换言之，莫法有此书，也可见莫须有此事。至2000年，支华欣编注《温州基督教》一书亦然。
再退一步，即使苏慧廉或其他教士教民有捕人关禁行为，但苏慧廉夫妇两书与曹雅直夫人之书，却表明民众围攻闹事砸石头在前，才是首先肇事方。
（《甲申教案需要“翻案”》作者：南航，转载引用摘录请注明作者）
晚清以来，英法等列强政府侵略剥削中国，罪行累累，不少来华传教士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甚至与各国侵略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导致民众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切齿痛恨是完全正义的，再加上各种利益争夺、权力博弈与文化冲突，从而形成仇教排外的强烈民族心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此，全国各地教案频发，打杀烧抢教士教堂教产屡见不鲜。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也许不管苏慧廉或其他教民有没捕人关禁，只要存在传闻或谣言，就会成为闹事暴乱的借口，而在当年传教被泛妖魔化之下，即使苏慧廉们“闭门家中坐”，也会“祸从天上来”，甲申教案的爆发是必然的。
但硬币是两面的，用客观中立的历史天平来衡量，列强侵略是军方官方的事，传教士也有好有坏，清醒理智的做法是区别对待，不能一损俱损，恨屋及乌，殃及池鱼，何况宗教信仰自由，更何况甲申教案起因是中法战争，而苏慧廉、曹雅直等人是他国传教士，冤有头债有主，遭受如此暴行、沦为替罪羊是不公正的。
针对传统史学史观出于种种目的之片面偏见，没有批评甲申教案的负面影响，个人认为，站在盲目暴乱、伤害无辜、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当代观念角度，甲申教案，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翻案。
推广之，晚清全国各地教案，就像建国前后历次政治运动，总体上存在打击扩大化倾向，后者是左倾，前者是内倾，同样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翻案。（南航2011年8月）
【注】施溃，据《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教务教案档》第4辑（二），应为施溃发。
本文刊登于温州鹿城区文联《墨池》2011年12月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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