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6日星期二

温州走访记(4):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的传统


温州城西堂

百年城西堂的兴起

在温州,坐上1路公交车,到广场路站下,斜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即到了城西街,沿着小街徐行数百米,便可看到温州著名的城西基督教堂。

我寻访城西堂那天,或许因为不是主日,所以教堂正门紧闭,我绕过街道,走进一个小巷子,十几米开外,便找到了侧门。进入侧门,在过道两侧的墙上,可以看到几张宗教政策的展示牌。

整体来看,教堂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但却避免了欧洲教堂的那种高大浮夸。

根据历史记载,城西堂最早由英国偕我会传教士李华庆在1878年所建,几年后的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温州发生“甲申教案”,城西堂一夜之间被暴民焚毁烧尽,荡然无存。1881年冬,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来温传教,1898年苏慧廉主持重建城西堂和牧师楼,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大堂为哥特式,高13.46米,尖卷长窗,立柱挺拔,饰花窗玻璃,给人以素雅静穆,庄严神圣。

温州教会阿米念主义传统的本地化

以上为我对温州城西堂的一些描述,下面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传统。

我在温州走访记(1)里写道,温州教会在1995年因为救恩论发生争议甚至造成空间的大分裂,为大家能够回想起之前的文字,我摘抄在下面:
90年代得救之争,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藉着改革开放,温州地区空前富裕,温州有钱人成批出现,其中也有大批基督徒老板,可惜很多信徒随波逐流,信仰与行为渐行渐远,生活堕落的基督徒老板比比皆是,这引起温州教会的警觉和思考。

此时,唐崇荣的讲道磁带风靡温州,改革宗归正神学在一些教会赢得喝彩,而另一些受灵恩派影响的教会,则热衷于韩国牧师赵镛基的讲道,在救恩论上持阿米念神学。终于,1995年,双方在救恩论上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一方是以乐清为主的改革宗神学教会,一方以瑞安为主的阿米念神学教会,各自教会中也有立场不一致者,于是,整个争论也成为了很多教会内部的论战,以乐清为例,部分教会的教堂也分隔两半,各自聚会,有些教会甚至为教义大打出手。

随着争议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互定对方为异端。全国各地,受温州影响的教会,也很快走向分裂,大致分为乐清派和瑞安派,两派互不妥协,这场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平息,但是,救恩论的问题在温州教会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在温州,阿米念主义至今依然是非常强劲的神学思想。

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历史源头

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并不是温州本土教会在1995年教义争辩的结果,而是有其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阿米念本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十七世纪初,荷兰神学家雅各布阿米念,开始在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宣传一种与改革宗信仰完全不同的新教义,根据阿民念的教义宣传,救恩是人神合作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出于神的大能,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救恩,但只有那些善用自由意志,愿意选择与神合作及接受他所赐恩典的人,才能够最终得救。由此,人成了最终得救与否的决定者,对于神的恩典,人可以选择抗拒或接受。

刚开始这种异端思想只在小范围内流传,后来阿米念做了荷兰莱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yden)的神学教授,由此他有机会大规模传播自己的思想,随着大量受他影响的神学生毕业做牧师,这种异端思想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其发展势头可谓如火如荼,在1610年阿米念派雄心勃勃,起草了一份由四十六位牧师署名的《抗辩宣言》,申明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义,因此他们被称为“抗辩派”。

在接下来几年里,阿米念主义者与加尔文主义者争论不休,很多教会因此走向分裂(与温州教会1995年的情况类似),影响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教会,事情越来越糟糕,至于不得不举行一场会议,来辨明真理。终于,受到影响的多国教会代表,在荷兰多特举行了一场国际性的会议,会议从1618年11持续到次年1月,多特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00多人,包括来自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瑞士的代表,开会总次数达154次之多,这是一群学识高超的神学家,他们严格对照圣经的教训,逐条查验了阿米念派的《抗辩宣言》,最后,大会认为阿米念派的信仰主张,歪曲了圣经上的教训,自此,阿米念主义被判为异端,此后阿米念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在荷兰渐渐式微。

两种信仰教义对比,罗列如下:

阿米念派:
1. 有条件的拣选:神的拣选是根据他预见人的相信与不信。
2. 普世的救赎:虽然只有相信的人才得救,但基督的死是为所有的人。
3. 不完全的败坏:人性虽因堕落而受损,却仍有自由意志,有悔改和相信的能力,有择善而从的能力。
4. 可以抗拒的救恩:人可以拒绝神的救赎。
5. 救恩失落的可能性:重生的人在信心上并不蒙保守。

改革宗:
1. 无条件的拣选:神无条件的拣选,及人的信心皆为神的恩典。
2. 特定的救恩:虽然基督的死能赎所有人的罪,但赎罪的功效只临到神拣选的人身上。
3. 完全的败坏:世人都堕落了,不能自救,只有在神的主权和恩典中被召的人,才能重生,并且得新生命。
4. 不可抗拒的救恩。
5. 圣徒蒙保守:神必保守他呼召的人到底,所以即使信徒在极大的软弱中,仍有救恩的确据。

事实上,阿米念轻看上帝恩典,抬高人类自由意志的异端思想,的确对人类充满了诱惑,尤其是在人类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依靠自己。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风生水起,知识就是力量,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城市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败坏,无论英国国教还是不从国教派,都无力维系全社会的伦理秩序,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弟兄站了出来,他们认为当务之急,需要每个基督徒提高灵性修养与道德水平,建立严密的组织,改变陈旧的布道方式,才能挽救英国的信仰危机,他们无意造成教会分裂,但他们成立的循道会团体和英国圣公会关系越来紧张,最后不得不分裂出来,公元1784年,循道圣公会于美国诞生。

李华庆、苏慧廉将阿米念主义传入温州

卫斯理弟兄虽然没有完全继承阿米念主义的思想,他们也承认罪人的全然败坏,但是在拣选教义和救恩教义上具有鲜明的阿米念主义色彩;在拣选教义上,他们认为神没有决定权,只有预知权,神的拣选是根据神预见人的信与不信来决定的,换言之,谁信,神才能拣选谁;在救恩教义上,他们坚持阿米念派神人合作的观点,认为救恩虽是神白白的赐予,但是人必须努力追求成圣,否则救恩就可能失落。另外他们也继承了普世救赎观,认为基督是为每一个人死,恩典临到了每一个人,但是人有自由意志拒绝神的救恩。

城西堂的开拓者李华庆传教士,以及稍后掀起温州福音复兴的苏慧廉传教士,均属于英国偕我会,英国偕我会在1911年改名圣道公会,1934年又改名循道公会,其信仰传承,即来自卫斯理弟兄。

行文到此,多少有些伤感,温州福音兴旺,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但如果说李华庆,苏慧廉所传的福音有异端成份,谁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呢?温州很多教会曾经被赵镛基的讲道吸引、现在依然有教会追随新加波的灵恩派,温州教会的世俗化及攀比之风盛行,这与阿米念主义的传统有内在关联吗?

温州走访记(3):一位温州年轻传道人的忧虑

一位温州年轻传道人的忧虑丨温州走访记(3)

原创 2015-09-25 麦琪 麦琪的礼物

【麦琪按】

这是一篇采访稿,受访者是温州某教会的一位年轻传道人,他所服侍的教会是以本地年轻人为主的新式教会,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传统教会”以及自己对传统教会的一些忧虑。这是“温州走访记“系类文章的第三篇,迟迟难以成文,昨晚写的几个段落,全部都删除了,主要原因是,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下笔,很容易成为一种论断,所以,我今天花时间将访谈内容按着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稿,个别不成句的口语,我稍作修改,并给每个段落增加了一个小标题。

这个访谈长达两个多小时,本次整理的内容为其中一小段,剩下的内容都比较个人化,稍后若有时间再决定是否来整理。

温州比较大,题目冠以“一位温州年轻传道人的忧虑”,并不代表受访者提到的情况代表整个温州,而是指他所看到的温州。愿温州的弟兄姊妹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心平气和地参与讨论。

【1】教会的离婚率与世界一样在上升

温州教会世俗化的很厉害,我们整个总会,甚至整个大的温州,比如说有一个表现,就是教会信徒离婚的也越来越多,我上次看到一个消息,中国的离婚率连续12年一直上升,教会也是这样的趋势,当然,原因很多,比如说父母的信仰没有给孩子传承下来;再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父母管不住,父母也劝,不管用;教会也有心无力,不知道怎么去牧养这一批人,当然,还有各种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年轻一代受世俗影响比较大,很多没有真正的信仰上帝,所以离婚率自然而然就上升。人们不认为婚姻是重要的,性格不合嘛,说离婚就离婚。

【2】教会的权柄渐渐失落,在乎息事宁人胜过坚守真道

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会做惩戒,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传统教会怎么讲,我个人觉得有些痛心,说得难听一点,当然不是把传统教会说得不好,把上帝的教会说得不好,传统教会就可能有种息事宁人的心态,不想把事情弄大的意思。惩戒的话讲面子,因为具体章程也没有,还是这个问题,发生事情,这次这么处理也行,下次另外处理也行,那看什么标准呢?看人际关系好不好,如果这次的子女,他的爸妈在教会是同工,可能会从轻发落,如果是一般信徒,就比较重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很轻,因为都是弟兄姊妹,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处理也都是暗地里,我个人感觉不好,真不好。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很多弟兄姊妹也就有事情不找教会,不信任教会,教会反正也不会管,找你也没有用。

【3】派单制的初衷与现状及带来的恶劣后果

所以就是说,教会受世俗影响太大太大,有时候有些讲道人(我们这里牧师不多,我们叫讲道人)他个人是有很多问题的,他的品行,品德,见证不是特别好,他在自己地方上威信不够,本堂的传道人在自己本堂里讲道,没人听,没人信服,因为你自己都做不好,你讲给我听啊,大家的观念会这样。我们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制度叫派单制,派单制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传道人少,从曹雅直、苏慧廉传福音过来的时候,建立教会,没有人讲道嘛,就需要传道人彼此配搭,来回跑,我这个星期在这里,下个星期在那里。当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时传道人人手确实不够,但是后来随着传道人越来越多,初衷就慢慢变了。

传道人本来是需要驻堂的,这样对会众的生命可以了解,牧养、关怀、管理才可能比较到位,大家会慢慢对你有认可。这个制度原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就没改,就是没有什么发展,也不愿意改,教会越来越多,传道人派来派去,所以久而久之就造成传道人的惰性,我一年只要大概——有人算过,只要备三篇讲章,就可以打遍天下,这一年的服侍讲道就ok了,我这个星期这里,下个星期换个地方,反正我讲的你也没听过嘛,我反而越讲越熟练。所以,这样(派单制)就造成传道人在生命上,在上帝话语上,扎根不深。当然,近几年,近五年或者十年吧,很多教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慢慢都在寻求改变,有些地方改变地很快,可惜的就是,我们这个片区,有六十八个堂点,大概有四五个堂点才有驻堂传道人,还是改变不大。

【4】关于教会世俗化的一个例子及背后的教会治理漏洞

教会世俗化的例子很多,之前还发生过传道人参与社会经济来往,就是类似传销,私下拉一些有钱的弟兄姊妹加入,还好就是传道人她自己不知道,她也是受别人的欺骗,大概有7000万,在赵镛基的事情发生没多久,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是个姊妹,把钱亏掉了,但也说不上钱去了哪里,她自己不愿意说。这个事情的处理,也牵扯到教会的治理问题,我们总会没有负责处理,叫片区去处理,片区就想应该总会去处理呀,因为之前没有章程,所以就相互推,我就实话实话,都怕处理不好,怕担责任,他们堂点又处理不了,后来最后就让外邦人去处理,报警了。

【5】重视外在华丽,不重视传道人的培养

我们这里的传道人基本都是代职,驻堂传道人少,很大的原因是教会不太愿意出钱,这一点我就直说。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到底是外在的建筑重要,还是弟兄姊妹们的内在生命重要?很多传统教会,不能说他们没有反思,但是他们的一些举动让我很疑惑,就在今年,我们这里有两个教会要建教堂,向众教会发出通知,让大家凭着爱心来奉献,要买地建教堂,需要一千多万,很贵的啊!我就很疑惑,因为他们现在连带薪的全职传道人都没有,每个堂点负责的人是类似于长老,也是代职的,没拿教会薪水,我们称为教会负责人,比如请别人讲道、安排事情,都是教会负责人来做。很奇怪的是,弟兄姊妹们也有一种心态,就是愿意把钱用去建教堂,很大方,几百万,有些上千万都愿意给,我们温州人很有钱的,盖教堂拼命奉献,但是接下来,我就一个很悲痛的事情,愿意资助神学生去读神学的弟兄姊妹,寥寥无几,不是说没有,有,但是没有建教堂那样积极,而且会提很多苛刻的条件,让去读的人心里怪怪的,这样的话,有些愿意去读的人,也不愿意接受教会的资助,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背景下,我何必呢?家里可以负担的,我就自己出钱去读了,我回来还可以自由,当然这种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但他也可能是被逼无奈,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教堂建的再好再华丽,没有人来牧养,没有把弟兄姊妹们生命培养起来,有什么用呢,不能够本末倒置。但是,大家就是愿意这样,有这个心理,我去猜测还是面子问题,看,我家教堂盖的多好,我有奉献呢,我奉献的,多好,明白这种心理吗?我个人,不是说讨厌吧,就是很担心这种心态,这样一来,导致很多神学生,潜质也不错的,就因为拦在经费这块儿,有些顶多就是我生活费帮你出一下,可惜,建教堂可以大把的奉献,几百万可以培养几个神学生啊,受用一生啊,得到上帝的祝福赏赐多大,你几百万只是教会的一角。

以前很多传道人不拿薪水,大家就认为传道人就应该像以前的传统,就算有待遇也不用太高,他就应该是劳苦的,就是穷传道的,这样的观念还是会有的,所以,驻堂的全职传道人就比较少,代职的就比较多,而且,还有一种心态,请过来一个全职同工,就有什么事情都你干,我给你钱,你时间比较多,你不干谁干?

【6】一些代职传道人不愿意拿薪水及其不愿意拿的原因

代职的传道人,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没有时间,温州人的面子观太厉害,比如我们俩认识,你办了很大的企业,叫我过去帮忙,我是不愿意去的,我宁愿在家里做个小作坊,雇几个工人,你也是老板,我也是老板,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去去,除非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这种心理很微妙。代职的好多传道人,其实都是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圣经,备讲章的,当然除了有个别的,确实没时间,生意做大了,比较忙。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说得不好听点,根本不是从圣经中来的,不拿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拿钱,我还要看你的脸色行事,关键是这个,我拿钱,好像钱是你给我的,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觉得低了一样。一方面是给钱的人容易说三道四,好像雇佣的心态,一方面,有些传道人也不愿意拿钱,我自己有工作,又在教会服侍,多体面呀,教会的事情,国度的事情都能做。所以,大部分的事情追究起来,都是面子的问题,很难改。

偕我会初传温州的本色化实践(三) 作者:陈丰盛

偕我会初传温州的本色化实践(三)
――中国式传道人培养

苏慧廉关于教会的组织中,特别提到温州本地传道人的培养。据他介绍,苏慧廉在初到温州之时,偕我会的第一个传道人是借来的。而不久之后,苏氏培养了温州本地、且是偕我会培养的传道人。

一、传道人的背景
对于温州教会之初,除了传教士本身是来自西方传统基督徒家庭之外,温州本土传道人的信仰背景一定是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的。苏慧廉说:“他初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时还是一位异教徒和拜神者,主的话抓住了他,他成为信徒并定期参加礼拜。”[1]对于这些在传统中国礼教与异教崇拜中成长的皈依者,苏氏用“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参约3:8)表示他们皈依基督完全出于圣灵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做到的。
进而,苏氏介绍温州本地的传道人,除了少数人没有受过教育之外,其余都是经过一些教育的。他说:“有两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之前是秀才,有几位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另外几位是教师,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偕我会初期在本地传道人训练上比较重视个人教育的程度,这对于初期教会的发展来说实在是必要的。

二、 传道人培养的模式
除了对传道人教育水平的要求外,偕我会对温州传道人的培训也有一个适合初期需要的培训模式,这在神学院未普遍开办的初期来说是较为合适的。苏慧廉简述传道人培养的过程:“他拥有比他人高的讲话天赋,而且,当时正好需要当地传道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全身心投入圣职工作。随后,与他的同工相比,不论是作为传道者或教务人员,他证明了自己的优势。经推荐,在牧师城市培训班经过十天经文训练。在那里,他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并最终被委任为福音传道者,或在一名高级神职人员身边担任助理牧师。至今,大多数人均需完成这样的教学任务,也不是对他们要求更多,而现在正是任何不管受过何种良好教育,都必须经过专门培训的时候。在我们的学院,已有三名年轻男子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今已成为我们最能干的传道人。” [3]

而在培训过程中,偕我会对传道人的训练着重品行训练多于智力训练。他说:“有过这样智力训练的人,就很容易在我们给他们的书上找到‘老师’,他们需要从牧师那儿得到训练,与其说是智力发展不如说是品行训练。” [4]同时,其训练采用耶稣与初期教会门徒训练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对传道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训练本地传道人的传教士则尤其忙碌。苏氏说:“如果传教士善于经文解释,受过布道术训练,具有祈祷的才能,与这样的人相处三个月,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咳!要传教士费时费力的地方是那么的多,需要他着手处理的事情是那样地急,连短暂空闲几乎也没有。尤其是,碰到个别情况需要个人面对时,一天想独处几个小时似乎也做不到。” [5]

苏慧廉作为偕我会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对于温州本地传道人的培养定是尽心竭力,对于受其教诲的传道人的生命影响也是至深的。这从早期本地牧师夏振榜于1892年送别苏慧廉首次回国的诗中可以窥见。该诗于是年11月登载于《中西教会报》,抄录如下:
恭送慧廉苏先生回国(夏振榜)[6]

设教东瓯志气伸
嘉言逊顺感民人
邪魔败势诚归主
良牧还乡乐省亲
和易近人传妙谛
平安返?赖真神
叨陪数载情何切
愿向汪伦步后尘
初遇苏翁启我痴
从容气度可为师
几劳译语翻经史
屡见怜贫布惠慈
理欲分明资主宰
山河绵邈望旌?
瓯江暂别何须惜
重侍春风会有时
骊歌几叠绕江滨
离别由来最怆神
堤柳有情回去棹
驿花无语送行尘
生蒙慈惠恩靡既
诗记云山句倍新
再至定教开径待
几回翘首望阳春
攀辕那忍别慈君
数载深恩一旦分
圣道初开茅塞蔽
秋风已动客情殷
归应有梦瓯江月
出讵无心越?云
此日苏公归故国
芳名扬播共相闻
温州永邑莲山夏振榜未是稿

三、传道人的薪金问题
很明显,偕我会本地传道人的训练是速成的。在传道人训练之后,要考虑的就是他们的薪酬。苏慧廉介绍,偕我会给予本地传道人的薪金略高于当地一般的教师。按他的话说:“众所周知那是该国报酬最差的一个阶层,虽然中国历来自诩如何尊师重教。”在苏慧廉写《晚清温州纪事》之时,传道人的工资还仅仅是四五元(八或十个先令)一个月,包括他离家外出时的交通费和伙食费。[7]

不过,本地传道人中,大多都有自己的财产,包括自己的房子,因此他们都只是每月一次被指派到离家较近的聚会点讲道,其余时间则待在自己的教会。这样的安排可算是很有人情味的,因为他们不但不用与妻子和家庭长期分居,同样也节省了差会的租赁、装修、保养房子的费用。[8]

四、传道人的去处
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传道人,培养作为每个乡村教会的本土牧师。但是这些本土牧师尚不能满足发展迅速的乡村教会之需。因此,偕我会也会聘用一些当地未经专业训练的讲道人,就是义务传道员,将他们派遣到各个乡村教会担任讲员。差会津贴的费用标准是:每周日车马费十五分,如果晚上出去二十五分,四十二分两个晚上;派到离家四十里(十三英里)以上的分会,每十里额外津贴十分。[9]

这些义务传道员的培训是:“联区会议之后,往往为当地讲道人连续安排几天研习圣经的时间。我们也偶尔在城里为最优秀讲道人培训十天,从中我们得以选择最有资格的人,通过联区会议,推荐担任本土教牧神职。” [10]

偕我会初期本地传道人的培养明显是很成功的,这从偕我会1905年的报告中可以得知。报告显示,除外国传教士之外,本地传道人(或称华人牧师)共有20人;地方上的传道人,即义务传道员131人,另有女传道5人。[11]他们被派到150个教会(或称支站)讲道,而在这些支站共有124位长老。[12]

[1]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2]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3]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4]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5]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6]《中西教会报》第22卷,上海美华书馆,光绪18年(1892年)11月,第30页。
[7]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4页。
[8]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4页。
[9]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6页。
[10]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7页。
[11]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63页。
[12]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655页。

转载:http://www.jiuzila.com/news/news-show-4316.htm
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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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可取代的”——温州偕我会华人牧师夏振榜 作者:陈丰盛

“他是不可取代的” ——温州偕我会华人牧师夏振榜

原创 2016-01-13 活泉 Prayer



夏振榜,又名夏正邦,又称夏殿士[1],是温州偕我会历史上首批华人牧师,为苏慧廉继金先生之后,最为得力的华人同工。苏慧廉评价:“他是我们教会有过的最出色的布道者、最尽心的同工、最好的组织者、基督教最勇敢的卫士。我们还能找到他这样的人吗?他确确实实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福音的事业。”[2]

银匠与书童

夏振榜是苏慧廉与金先生第一次到碧莲传教的福音果子。时年1887年,四位来自碧莲的戒毒者,带着《赞美诗》和《新约》回家建立聚会点。持续一两个月后,他们邀请苏慧廉到碧莲去探访。苏慧廉在碧莲的祠堂里传讲福音。夏振榜就是其中的听道者之一。苏慧廉回忆:“首次在碧莲传福音时,有一位二十岁的青年在场,他当时就下决心要了解更多道理。他成了一个慕道友,后来做了教会同工,而且很快成为一个当地的传道员,自费出去传道。尽管因为年轻曾遭部分年老资深的人士反对,他还是及时获得正式任命,早早就成为当地牧师。”[3]

夏振榜的父亲夏昌鈖[4]是个银匠,手艺精湛,振榜也学习了父亲的手艺,远近闻名。但他在21岁的时候,蒙召成为一位传道人。[5]

在碧莲村里,夏振榜被称为是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因此,苏慧廉收他为书童,在他的书房里做事。“那个时候,庆保在书房做事。苏慧廉的中国助手当中,他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唯一得力的人。他工作勤奋,好几次劳累过度将快死。有一次,我们感到不安,把他关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好好休息,调理好身体。” [6]

最出色的布道者

在苏慧廉的描述中,夏振榜为温州本地牧师中最出色的布道者。苏路熙说:“他成了同工后,去乡村工作,吸引了许多人进城参加礼拜,并创立了不少分会。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当中,他的工作成果是最好的。”[7]

苏慧廉在“本土化布道”一章中特别提到夏振榜出色的布道。他说:“我们已故的本土牧师夏先生是一个智力过人、见解深刻的布道者。”他介绍振榜有两篇精彩的布道:“他曾经有过一场有精彩的布道,谈的是‘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中国的宗教,即使不是十全十美,也一直在为主的降临铺路,因此我们不是要摧毁孔子、老子、佛陀,而是要完善他们的不足之处。他还有一个有力度的讲道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篇讲道后来被收入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作为‘答辩书’分发给朋友们。很可惜,该书成了他最后出版的文字!” [8]

夏振榜的出色还表现在他带出了两位后来温州循道公会的领袖,分别是温州教区总会会长卢源生牧师和汤复三牧师。吴廷扬牧师在《夏铎》分别介绍这两位领袖的生平。在〈卢源生牧师传略〉提到:“迨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夏周二教师在溪南布道,以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头为题,卢牧听后,颇有心得。五月初八日赴岩头教会听讲,夏殿士先生讲演“亡羊比喻”,大受感动。卢牧师立志学道查经,无日或间。偶值暇晷,常伏案默祷,或在静处,时自咕哔,人虽不知,而无形之主,已纳之矣。十一月苏牧惠廉至岩头主领议会,夏教师述牧师之行状,苏牧欣请接谈,见卢牧品行雅洁,信主诚笃,授以圣经。此后卢牧益努力灵修,灵德日进,越数月受洗。尝以暇日,以基督之行,孝友之道,笃训侪辈,人咸钦仰之!” [9]

在汤复三牧师的〈略传〉提到:“迨前清光绪中叶,英国苏慧廉牧师到碧莲巡视教会。华教士殿士先生述牧师行状,苏牧师欣请接谈,见牧师雅量高深,清言洞达,即以圣书馈赠。牧师受归后,见是书身灵并救,遂寝馈其中,忧食俱忘,阅数月即领洗进教。”[10]

最勇敢的卫士

据莫法有的记载:1891年,年仅20出头的夏振榜与戚瀛茂一同被按立为牧师。[11]但在上文卢源生牧师生平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振榜为“教师”,尚未升任牧师职。因此,我们尚不能确定他是什么时间就任牧师职。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很快就成为温州偕我公会的中方负责人。苏路熙形容:“他获得不同阶层的基督徒的尊敬,非基督徒,尤其是上层阶级也很敬重他。官员不会轻视他的影响力,甚至愿意出一大笔钱让庆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们。但这诱惑不了庆保。庆保除了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对神也非常虔诚。”[12]特别在1900年庚子教案期间,夏振榜表现出他对信仰的忠诚和勇敢。当时苏慧廉和苏路熙远在英国度假,夏振榜和英国传教士谢道培一起驻守温州教会,一同经历教会的“死荫的幽谷”。

谢道培的日记记载,“端亲王关于屠杀外国人和基督徒的法令早在6月20日已到达温州,这正是镇台很想付诸行动的法令”。[13]温州神拳会扬言要袭击教堂与教徒,并要屠杀外国人。7月6日,教会代表(包括内地会、偕我公会)和道台代表会面,道台无力帮助教会,因为镇台范银贵非常排外,且知府也不会有所作为。[14]7月7日,除少数传教士(如谢道培)之外,几乎所有传教士都到江心屿避难。苏路熙说:“这项法令颁布两周后,温州的外国人一无所知。官员们都乐意执行,除了一位最高长官。他不会轻易服从这个自杀性的法令。他不顾同僚的反对,冒着生命危险抵制这个法令。鸦片也不能消磨他的是非观和判断,让他盲从。”[15]7月10日(六月十四),温州官兵在江心屿英国领事馆附近驻扎,保护外国人。道台带着几位官员拜访领事,要求海关人士留下,但坚持让传教士撤离温州。[16]

就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传教士们被隔离在江心屿,得到道台的保护,夏振榜成为温州偕我会中最勇敢的卫士。在夏振榜写给远在英国的苏氏夫妇的信中可见当时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城市正如灭亡时的耶路撒冷。虽然知道义和团只能杀掉我们的身体,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人们还是处在深深的恐惧之中。我们正经历着火的考验。难民们不断地哭泣,我竭尽全力安抚他们。如果不是道台同情我们,我们早就死了。……我日夜得不到休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不相信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会留在城里。这意味着死亡,我们基督徒要死在一起。如果神肯保护我们,那很好。如果神要我走上不归路,我会成全神的旨意。如果是后者,我只求你看顾我的孩子。” [17]

苏路熙说:“当外国人被隔离在海岛上,庆保英勇地担负起对不安村民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比江心的外国人更忧愁,因为他们走不掉。他们没有电报可与外界联系。……对于庆保而言,外国人离开,就像灵和肉的分离。悲伤的基督徒对外国人寄托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们保护他们摆脱无知野蛮的暴徒。……他们请求外国朋友别走,尤其是谢先生一走,就‘群羊迷途找不到牧羊人’,但庆保说:‘别拉着外国人。没有他们,我们还安全点。’他充满勇气和亲和力,想安慰他们。于是重担都压在这个三十岁的男子肩膀上。他要照顾和安慰这些仓皇无助无家可归的人,接济他们。他的重担,我只能猜测。我不奇怪庆保说自己日夜没有休息,而且他的身体也不算强壮。”[18]

7月11日晚上,领事下令所有外国人都到船上过夜,并且把船泊在离码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19]7月12日(六月十六),“普济”轮载着外国侨民,包括海关人员、传教士及其家属,离开温州港,到宁波和上海避难。7月23日,留守在温州的夏振榜写信给英国驻温使馆,将温州基督徒所遭遇的事情简述了一番:“一名传道人(内地会,本地人)被义和团抓住,他的头被粗暴地砍了下来,成为祭品。另一名基督徒企图逃脱追捕,结果淹死在一条水渠里。还有一人被重重包围,在逃生无望的情况下,为避免受折磨而上吊自杀。接着义和团来到瑞安,毁掉了教堂和基督徒的屋子,抢夺他们的财产。在瓯江以北乐清,一名黄姓的举人写信叫来当地土匪,烧掉了白溪的教堂(偕我公会)。这名举人曾攻击一名传道人,几乎要挖出他的眼睛。这位传道人快要被他打死,幸亏举人的父亲出来反对(霍厚福医生七天后见到了这位传道人)。在那里大约有五十户教徒(偕我公会)遭到抢劫,并被敲诈了总共三千元。在楠溪,暴行与掠夺同样在上演。有一伙人威胁一名因为疟疾发烧而卧病在床的传道人(偕我公会),这使得牧师因受惊而死。这些土匪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在西溪及其他四个地区,暴力和掠夺也在上演。这些土匪完全漠视道台的公告,除了如今已归于平静的平阳外,没有一兵一卒被派去平息骚乱。” [20]

平阳神拳会金宗财于8月6日被捕,后在温州城斩首示众。8月16日,许阿擂在马屿战斗中被俘,判刑15年。最后,华侨张新栋于1901年1月14日投案自首。1900年8月30日,谢道培就在动乱未平息之时,冒着生命危机“潜回”到温州,与夏振榜一道做教徒与官府的桥梁作用。从刘绍宽的日记中所载的赔偿金额来看,基督教对于赔偿有许多让步。谢道培在1901年2月1日给差会的信中提到说:“上周四,在本地牧师夏正邦的陪同下,我们去见了温州知府,并与他交谈了很长时间。知府同意赔偿七千元,原我们要求的总额是一万一千元。我们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在金钱上追求过多,将在中国官员中坏了我们的名声。知府今年的财政收入不好,商业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因此要得到全额并不容易。”[21]

那时,苏慧廉正从英国赶回到温州。“同时无论谁来谁走,庆保留下来了。城内没有发生流血暴力都要归功于他。他和谢先生一起,为基督徒索赔和重建家园。”[22]动乱平息后,夏振榜因处理有功获官府表彰。谢道培说他被授予“一枚镀金的勋章(可佩于帽上)及一串朝珠”。但夏氏辞让,表示自己的奖赏已在天上。后来知县把奖励塞进他的轿子,并于几日后派人到家乡碧莲宣布荣誉。2011年1月8日,笔者在夏氏的墓碑上看到“皇清例赠”、“中书”等字,证实了官府对夏氏的表彰。

“他是不可取代的”[23]

1902年夏,温州零乱肆虐,仅几个月内,温州就死了两万多人。夏振榜牧师于11月应玉环教会的邀请去岛上传教。由于霍乱肆虐,苏慧廉曾劝阻夏振榜延迟出行计划,但他却执意要去,说:“约好的时间,如果我不过去,那里的人会很失望。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去玉环。你知道我的时间排得很满。”并说:“而且,我生在这里,比外国人更容易适应这样的气候。” [24]而这番话成为夏振榜最后的遗言。

虽然带着利眠宁出发,但这种曾救过他人的药,这次没能救回夏振榜的命。不久后,噩耗从玉环传来,夏振榜因霍乱而死,在他最后写给苏慧廉的信中说,我已被霍乱扣押,虽然第一时间就服用了利眠宁,但看起来无效。[25]

苏路熙描述自己与苏慧廉人生中最悲痛的时刻,她形容:“在我们变幻无常的人生中,这是最悲痛的时刻。我们苦心栽培的栋梁之材却骤然被死神无情的斧头砍倒在地。一种辛酸的悲痛绞住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筹划中,他是不可取代的。”[26]确实,在他们眼里,振榜实在是一位能够作为外国传教士离开温州之后的最佳接班人,因此他的离世成为无比的伤痛:“我们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回国的,而他会留在温州。这是我们可怜的构想。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走了,我们留下来,留在悲伤绝望中。”[27]

苏路熙描述那个令人伤心欲绝的场景:“棺材从玉环运到了温州,按我们外国人的习俗,棺材要运进教堂举行丧礼。但中国人的想法正相反,棺材可以在白天被运出城,但装有死人的棺材不能带入城,不然妖魔鬼怪也会随之潜入城里,危害市民。所以队伍停下来,在朔门口的江岸边举行丧礼。一大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聚集在这里,静静地听着苏慧廉讲述他们同胞的自物奉献的一生:他享年三十二岁,为信徒服务了十年。这是江边感人的一幕。然后船载着他的尸体去楠溪,在环绕着碧莲的群山中有一座坟墓,他就被安葬在那里。” [28]

丧礼在12月14日举行。此前两天,正是温州偕我会一年一度的联区会议,苏慧廉感叹说:“没有了夏正邦,年会大不一样,但我们的工作总还得继续下去。” [29]

[1]吴慧译为“庆保”,按“Tsang-poa”,沈迦认为是“正邦”,在其著作中均用此名,但从夏氏在《中西教会报》与《万国公报》的署名看,“振榜”、“正邦”都曾出现,而温州话“振榜”与罗马字“Tsang-poa”的读音更为接近,因此笔名在下文中一概用“振榜”,若引用原典,则尊重原著。

[2]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38-39页。

[3]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38页。

[4]笔者于2011年1月8日到碧莲实地采访,在夏振榜墓碑上得见其父亲的名字为夏昌鈖。

[5]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6]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7]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8]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98页。

[9]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5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5月,第21-23页。

[10]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1月1日,第27页。

[11]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60页。

[12]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13]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49页。

[14]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47-149页。

[15]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未出版,2007年,第212页。

[16]《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6页。

[17]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4-215页。

[18]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5-216页。

[19]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54页。

[20]转引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65页。

[21]转引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68页。

[22]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6页。

[23]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7页。

[24]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6页。

[25]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76页。

[26]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7页。

[27]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7页。

[28]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8页。

[29]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77页。

注:上述文章由陈丰盛撰稿。郑乐国张贴说明。

夏振榜( Xia Zhenbang )1870 ~ 1902
来源: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x/xia-zhenbang.php

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

温州教会的形成 作者:芮拉结

温州教会的形成

2015-11-25 苪拉结 林桥堂国语主日崇拜

温州教会的形成

芮拉结*

邱业祥 译 潘玉仪 校

许多学者为了探究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已经考察了温州教会的发展历史,但其起源尚无人追究。本文即意在探究温州教会历史起源,关注第一代传教士 (1866—1911)的事工,以及温州基督徒如何努力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繁盛的本土教会。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督教,及其跨文化交往和本土教会发展等主题大有裨益。

This article is aninvestigation into thehistory of the Wenzhou church, focusing on thework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1866 - 1911),in this pivotalandtumultuous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missionaries,George and GraceStott(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W. E. and Lucy Soothill (Methodist Free ChurchMission,focused their effortsonmentoring relationships that fostered spiritual maturity amongst thechurchmembers. As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shifted around them,the missionariesandchurch members endeavored to adapt their outreach approach to their neighbors’ changing needs.Theletters of these missionaries show how they used strategic socialandeducational endeavors to help build a church that could becomeself-supporting,self-propagating,andself-governing.

几天前我登上了我们附近一座山丘的顶峰,在那里整座城市 和平原尽收眼底。俯视这座充塞着数以万计之灵魂的城市,我黯然神伤。我意识到,其中仅仅有两个灵魂认信创造他们的上帝。

——曹雅植1869年5月6日寄往伦敦的信件[1]

在温州之类的地区,基督教非常兴盛,这里积极福音派信徒的比例高于西欧任何一个地方。

——OMF国际中心中国研究主任

托尼•拉波特(Tony Lambert)[2]

普林斯(FrankWilson Price)完成于1948年的《中国城市教会》是新中国成立前研究中国教会的最后几部著作之一。在这部广博的著作中,普林斯盛赞温州在中国拥有最多最好的城市教会。[3]OMF(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海外基督使团)国际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前外交官托尼•拉波特同样描述了温州遍地开花的教堂,他认为温州“积极的福音派信徒比例高于西欧任何一个地方”。[4]尽管这些教会如此强盛且影响广泛,但令人惊讶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很少有著作论及这些教会。艾克曼(Aikman)的著作是英语世界中通俗读物和学术领域中惟一一部用一章篇幅写温州教会的著作。[5]同样让人惊讶的是,几乎无人提及那些将基督信息首次介绍给温州民众的传教士们。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接受这些信息的温州信众们。

本文将考察温州第一代传教士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帮助我们理解温州民众如何接受、适应基督信息,以及传教士如何促进这一进程。本文以这些在鸦片战争至清朝覆灭期间身居浙江温州的新教传教士群体的作品为根据,[6]对温州教会如何从一个包括外国传教士在内的弱小皈信者团体发展为一个本土性教会进行了描述。结语部分将会简述1911年至今温州教会的状况,并考察这些传教士种下的种子如何生根发芽并成长为今天蓬勃兴盛的温州教会。曹雅植(George Stott,1835—1889)、格蕾丝•司徒特 (Grace Stott, ?—1922)、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露丝•苏丝尔(Lucy Soothill,1858—1931)是在温州生活、工作的最早的传教士领袖。他们的通信、杂志、自传等都可资作为本研究的依据。后文的分析不但重建了一个兴味盎然的故事,而且阐明了从晚清到共和国早期的新教传教士工作状况、社会和教育改革、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等问题。

温州第一代传教士曹雅植是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与妻子共同工作。[7]他于1866年来到中国,并在此居留达22年之久(1866—1888)。格蕾丝在丈夫入华两年后抵达温州,参与温州教会事务近38年(1870—1908)。曹雅植是受中国内地会差派的第一批传教士中的一员。在温州时,夫妇二人创办小学,开办传道人培训课程,组织小型宗教聚会。苏慧廉夫妇是受偕我会 (MFCM)派遣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们在温州工作了29年(1882—1911,全职工作至1907年)。在此期间以及稍后担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期间,他写下了几部有关传教士工作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在温州时,他们创办小学、医院、培训学院和数百家传道站以及一家欣欣向荣的城市教会。另外他们的通信各自记录了他们在温州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其文字之多足以成书。

曹雅植夫妇、苏慧廉夫妇创立了日后成为中国最成功教会之一的温州教会。因此,早期温州教会及相关传教士的工作不但其本身即值得研究,而且它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研究案例,强化了中国基督教会之为一个真正民族性教会而非一种不彻底的外来教会的形象。据统计,温州10%—12%的人口是基督徒,这使得这座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成为所有中国城市中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城市。那些享有声誉的商人活跃在世界各地。[8]温州的这些个体企业家们正在协助我们重新考察教会构成的一般模式,以及中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因为他们“积极寻求国家认同,并且在发展的语境下重新商讨宗教和政治的界线……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所推动的地区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巳经大大地去政治化而提升地方性信仰实践了”。[9]人类学家曹南来描述了这些年轻开放的基督徒老板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如何参与宗教活动。他指出,他们将基督教的形象改变为既包含全球资本主义也包含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理想观念的世界性宗教信仰。这些结果部分源于强调将当地文明化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事业。温州教会的几位领袖已经宣称,如果不是第一代传教士奠定的基础,教会不可能在今天发展得如此兴盛。因此,这项研究对于重新评估传教士对本土教会之成长所作的贡献也大有裨益。

一. 温州教会与基督教使命

总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乃是重建这些早期传教士的工作,认清这些工作如何推动温州教会发展为一个强盛的中国教会。除了考察两对夫妇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圈子,如何生活其间,进入迥异的文化之中,本文还试图考察那些促使温州民众积极反应的主要因素,以及他们如何表现这种反应。温州教会之所以强大,其基础不但在于开放的温州民众,还在于那些第一代传教士的创造力。当开始了解温州民众及其生活情境之后,他们适时调整传教策略。我会提出,曹雅植欲图辨识真诚的信徒、培养灵性的成熟,苏慧廉首倡并力促独立性、本土化的领袖阶层,而且两者都对温州民众的反应、对具有策略性的培训和教育极为用心,这些都促进了一个强大的温州教会的诞生。

有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传教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尽管两对夫妇在诸多方面或可指摘,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真诚地关切温州民众,致力于为教会奠定坚实基础。当苏慧廉首次抵达温州后,他在写给父亲的私人信件中说现在就我所见,我对当地人感到满意……如果上帝愿意,我将渴望在这些民众中贡献我的力量。我巳经开始爱上他们——这些贫穷、堕落的民众。我知道这将带给我很多泪水和焦虑,但是如果我尽力而为,上帝会将之作为推动那个时刻临近的力量之一。”在稍后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传教士的努力工作和真挚情感,以及教会的力量和弹性,如何在批评面前为传教士们辩护,如何证实他们传播给温州的信息。本文会将早期温州教会置于传教历史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中考察,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典型的传教团体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经济关联的鲜明本土教会。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传教士如何找寻真诚的问道者,以培训他们成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今天的温州教会由真诚的信徒们构成,他们欲图通过不断革新的延伸领域和教育项目完全进入他们周遭的文化。当然,这样的教会也响应了这些传教士为早期教会确立的目标。

二. 曹雅植夫妇创办中国内地会站点:温州的传教团体开始找寻真诚的问道者并向其传教

(1866—1888)

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以赛亚书》33: 23b[10]

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两个人公开承认知晓创造他们的上帝。

告诉他们上帝,他们立马想起一些偶像。告诉他们你指的是自有永有并独自创造天地及其中每一生物的上帝,他们想到的是传说中的魔鬼。

——曹雅植1869年5月寄往伦敦的信件[11]

当今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教会之一温州教会,是由苏格兰一位独腿人曹雅植及其夫人共同创立的。当代学术著作和基督教通俗文学在写到中国教会时,常常将温州教会作为典型例证,多提及这些教会是面积庞大、力量强大的教会。即使拥有如此声名,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教会的历史

或者帮助建立这些教会的传教士们却极少被人提及。首批抵达温州的传教士曹雅植和苏慧廉,在1867—1908年间致力于建立教会。在此40年间的前28年,他们在此全职工作。曹雅植创立并培育了教会,他坚信其成员的灵性成熟乃是教会最重要的价值,并因而有意识地通过系统的培养和教育来培育这种成熟性。他们不惧怕苦等果实,经常记录下收获,这些收获不但来自于播种,而且来自于耐心等待果实成熟之时的采摘。

本部分将会考察曹雅植在温州的前21年时光,并考察首批温州基督徒如何形成和发展。我们将会看到这批领袖们在他们所遭遇的地理的、政治的环境中,在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19世纪传教运动之背景下的工作,凸显出他们在新教传教事业和中西交流的这个关键时期里,如何成为这项更大传教运动的范例。在他们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曹雅植夫妇在那些一直重视信徒灵性成熟的人中,是非常突出的。曹雅植夫人在她最后的一份年度报告中自己总结说几乎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巳大有进展,比能看到的受洗信徒的数目还要多。”[12]

1. 温州的环境及其如何影响曹雅植夫妇被当地人接受:曹雅植的温州之行(1865—1867)

1865年中国内地会诞生。是年差派两名传教士入华,曹雅植即是其中之一。他勇敢地乘船前往中国,即将面对的是这里的异质文化和异质宗教,而他并无丝毫准备,也无相应的语言训练。通过目前所知的曹雅植夫妇的出身情况我们能够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他们对温州民众采取的传教方式;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对他们最初的神学训练和教派背景知之甚少。[13]中国内地会的出版物和档案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其所属教派的信息,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内地会规定其成员不能归属任何教派。英格兰的中国内地会在阶层和神学思想方面几乎是同质的,尤其在其早期。因此中国内地会伦敦委员会的构成情况,可以为考察内地会的各个分支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我们仍然只能猜测曹雅植夫妇的具体背景。曹雅植夫妇倾向于积极地传播福音而不在意默想写作,因而并没有将他们的传教原则付诸笔端。不过他们毕竟留下了许多信件和记录,我们可以借此重建其传教思想。曹雅植,这位阿伯丁的农民,因肺结核失去一条腿之后成为一名教师。经由一位与戴德生(Hudson Taylor)相熟络的朋友乔治•克伦比 (George Crombie)的介绍,他初次了解了入华传教的使命,并很快成为一名传教士。据我们所知,戴德生代表了曹雅植所面对的传教士模式。曹雅植很快打算成为一名传教士,这验证了《以赛亚书》的应许,这个应许后来与之息息相关:“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在中国内地会的整个历史中,其政策是在每个尚无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城市中生根发芽。因而曹雅植在接受了基本的语言训练之后,即渴望前往一个根本没有其他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大城市。自19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传教士们在浙江的许多城市便开始了寻访,评估其在传教方面的相对优势,努力估计当地民众是否友好或开放。曹雅植与宁波的福音宣道者朱兴军、编篮匠冯能贵一道来到浙江南部,并于1867年11月抵达浙江省最南端的辖区温州。在曹雅植来到温州的第一年,据英国蓝皮书测定,温州城区人口近10万,算入郊区人口则有30万,整个温州地区人口 350万。而曹雅植的活动区域大致是南北70里,东西40里。

1870年,曹雅植前往上海,见他的未婚妻格蕾丝•斯基(Grace Ciggie)。自东印度码头第一次相遇后,两人巳经4年半未见。格蕾丝是格拉斯哥的街头传福音者,归信基督教4年后的1865年春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按照计划与拉莫缪尔(Lammermuir)那群人一同借由海路前往,因而在前往中国之前,她在格拉斯哥的食盐市场与“名声不佳的妇女们”共同工作了 3年。这段经历对她后来在中国的工作影响巨大,养成了她与后来的丈夫共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并在她心中种下了对灵性果实和灵性成熟的爱慕,这后来成为他们工作的一大特色。她将在格拉斯哥的时光视作前往中国的前期准备,因为她学会了去认识和爱那些曾经厌恶她的罪人的心灵。由于她在格拉斯哥这个贫穷而危险的地方生活、工作了几年,所以前往一个非常遥远的异教国家所引起的震动大大减轻,并促使她对那些与自己迥异的人们产生更为纯粹的爱。1869年12月4日乘船前往中国时,她巳经得到戴德生的允许,与曹雅植订婚。航船在3月12日抵达上海。仅仅一个月之后,她就与曹雅植结为连理。

2. 曹雅植的传教方法论:面对敌意,奠定基础,牧养归信者(1867—1887)

定居温州之后,曹雅植的第一项主要工作是创立一间儿童学校。在传教士熟练掌握了官话和当地方言之后,他们常常与巡回传教士们一起工作,并开始实行小型的教育或医疗计划。许多传教士在巡回传教和教育之间感受到张力,他们将前者视为传播福音、软化抵制的方法,将后者视为培养本土传教士的手段。戴德生将巡回传教看为最符合《圣经》的传福音方式,以及为归信者和建造教堂预备道路的方式。[14]曹雅植勉力兼顾两者,直到本土的宣道者和牧师能够替代他。曹雅植的诸多早期信件记述了他前往温州农村巡回传教的历程。不过他并没有定期前往村镇传教,因此他的教育活动可以为考察他的传教方式和传教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根据。

对于曹雅植来说,缺乏信任是开始时的一大问题。甚至找到一处出租屋,找到一处可以居住并授课的房子,即曹雅植开办学校的第一步,都存在困难。在一家小旅馆居住三个月之后,1868年1月18日他终于找到了一处房子。他立即在住处建立一所学校,并通过提供中餐来吸引学生。尽管自然资源丰富,温州与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仍然非常贫穷,因此免费的中餐立刻吸引到了学生。曹雅植的信件讲述了留住学生的困难和激励学生的必要。一份中文文件记述,曹雅植只能通过每月提供雨靴、雨伞和10个银元来吸引学生。但是考虑到中国内地会的薪金是如此低廉而又不稳定,这个花费非常成问题。中国内地会当然不会为这样的花销买单。账单显示每位孩子每年的花费是20美元。[15]

在中国内地会内部曾经有一场神学论争。传教士及其领袖们在论争中争取传教和门徒训练两者间的竞争性优先权。他们是应该向尽可能多的民众传扬福音,还是应该鼓励个别信徒追求成熟理解以至能够牧养会众?起初曹雅植夫妇试图继续兼顾两者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几年之后格蕾丝调整了这一策略,更多地注重后者。

1873年曹雅植夫妇感到,他们终于开始定居下来,找到了工作节奏。仍在继续兼顾教育和传教的曹雅植开始更加系统地在周边农村进行巡回传教,格蕾丝着手进行逐家探访。由于雇来了一名教师负责教学,曹雅植有了更多时间进行传教。他们希望,经过反复的巡回传教,一些村镇的人终会归信,并最终成立小型教会。温州及其周边村镇都是相对隔离的民区,但仍没有小到成为一个能够自决的单元。家族(以及极少情况下的村镇)足以作为一个自决性的社会单元发挥作用,因此有时归信者通过一种群体性运动聚集起来,保有自主自决机制,从而呈现为一个强盛的本土教会。

对于邻近村民来说,这些归信者是颇具说服力的见证。体百特(Tippett)指出家族社会在共同见证方面对于西方意义重大。”[16]我们随后就会看到,温州的传教士们如何学会与陌生的社会结构打交道,使这些公共网络尽可能大地为扩张和发展信徒服务。

终于,曹雅植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果——男校建立起来了。多年后,学生们在教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曹雅植不断提及这所男校如何激励着他,而且他常常补充说,重要的不是归信者的数量,而是归信者的质量(品格)。当曹雅植打算在邻近的地方开始传教活动时,他派遣了一个13岁的学生跟随着宣教者前往。这个孩子在后来开始繁盛的基督教团体的创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后来他成为那里的初级宣教者。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他与人的交谈却带动许多人寻求天国。有一天他问道:“尊敬的老伯伯啊,你为什么敬拜这些偶像?[他们不能]帮助你。事实上他们都难以自保。你看,他们有些手指断掉,有些偶像的须发都被老鼠偷去。”经过深入的交谈,这位老人发现这个教义的确珍贵,而且请求这个孩子将这教义也告诉他的妻子。很快老人全家都归信了。

作为教师,曹雅植能够表现出惊人的文化敏感性。他首先教导宣扬基督的重要性,而不是单单批评中国习俗。他说他并不希望拆毁他们周围的老屋,而是“建造漂亮的新房,添置漂亮的家具,然后邀请他们离开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老屋,迁入新居”[17]。尽管在他们的工作中有诸多的挣扎和不尽如人意,但诸如这小孩之类的归信者们完成了曹雅植夫妇的梦想,即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迈向更为远大目标的一步:因为曹雅植夫妇的角色巳经转变为——提供教育,帮助中国的成熟归信者成为领袖和宣道者。

3. 结论

曹雅植夫妇满怀希望而又小心翼翼地培育灵性之成熟,最终得偿所愿。此项工作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向外扩展。中国基督徒正在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员归信,其中一些巳经成为不求酬劳的宣道者。1882年——是年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抵达温州——内地会巳经成长为包含5个基督教团契的团体,其中2个是有组织的教会,4个是温州外部站点,1个则在温州城内。[18]这种成长促生了更大的中国教会。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将浙江教会描绘为中国教会成长的育儿所,“以繁多的会众”向中国教会提供了“宣道者、《圣经》读者、学校教师等”。[19]1882年,所有增加的会众数目是19个(如果算入后来被清除出教会的成员的话),从而共有82名教会成员,其中56名男性,26名女性,而之前是63名。自传教之始,总共有115人曾经接受差派去宣教。是年内地会还建立了两所容纳13名女生、4名男生的寄宿制学校,以及一个包含“4位宣道者、2位礼拜堂执事、1位教师和1位《圣经》女教师”的中国人同工。[20]曹雅植自豪地写到,即使在这种传教的早期,这些归信者仍是部分自养的。

1887年,曹雅植夫妇离开温州,开始了他们在温州20年间的第二次休假。鉴于曹雅植糟糕的身体状况,这次休假极为必要。温州的工作在最后 5年稳步发展,即使在夫妇二人暂时离开了这一所兴盛的学校、三座教堂及近300名信徒之后也是如此。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离开的是一个以《圣经》为基础、深深明白灵性成熟对丰硕的基督教生活之必要性的信徒团体。曹雅植去世后,他的第一批学生在一份中国基督教报纸上写下了悼词。学生将曹雅植的传教方式描述为“在所有紧要的事情之中,他围绕首要方面教导所有事情,之后践行之……他足以被称为温州教会的柱石”。[21]

三. 建立后的温州教会:

曹雅植注重门徒 训练之传教方法的发展(1889—1895)

正是对我们的基督徒进行系统的教导,才产生最好的结果。

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基督徒,之后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好地教导那些异教徒……我认为这一站点中做得最好的工作是由以前的学生们完成的。他们向那些异教徒逐渐输入福音的真理和义务。

——格蕾丝1894年1月寄往伦敦的信件[22]

1889年11月,丈夫去世后一个月,格蕾丝离开英格兰前往中国温州。曹雅植夫妇首次抵达温州城与人分享他们的基督信息是在19世纪60年代。受中国内地会差派,他们致力于在温州的渔夫、农民和商人那里寻找真诚的寻道者。1887年曹雅植夫妇返回英格兰休假,留居欧洲直至1889年曹雅植去世。之后格蕾丝重返那些他们曾经辛勤耕耘而创办起来的小学校和小教会。尽管中国内地会由于妇女领袖地位问题而发生分裂,她依然选择重新担任领袖职位。她最早的学生之一记录下了这项决定:“曹雅植夫人返回了温州,想起了这些羊群缺少了牧羊人。她再也不会离开和抛弃这些门徒。”[23]在温州的头20年间,曹雅植夫妇注重找寻归信者,激励他们走向灵性成熟(1866—1887)。至1889年,鉴于形成了诸多小型的基督教群体,格蕾丝认为,传教活动应该从以福音传播为中心转向以门徒训练为中心,促使这些中国基督徒能够成为最初的福音传播者。返回温州之后,格蕾丝遵循这条路线,执行更系统的计划,更具策略性地为温州教会培养和训练潜在的领袖。

本部分将会讲述自1889年格蕾丝重返温州直至1895年她从温州的全职传教工作中退休这段时期温州传教事业的发展。在此时期,中国内地会和偕我会开始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开展合作。因此这部分将会努力阐明传教事业和教会发展更为广阔的主题,尤其通过教育活动和本土教会领袖的门徒训练工作来阐明。

1. 格蕾丝通过重估教育活动和特殊培训,来激励本土神职人员(1889—1895)

一个外来传教团体变为一个中国教会:中国内地会转变其工作重心。温州曾经的归信者聚集处现在巳经成为一家有组织的教会。怀着挑选教会领袖的目标认真培训中国基督徒和真诚寻道者,留意受洗候选人之生命转化的种种迹象,中国内地会有选择性地与偕我会合作,这些都是此时推动教会成长的基本因素。随着时光流逝,格蕾丝越来越意识到策略性地实行教育计划的益处,尤其是培训中国基督徒领袖这一点。在反思温州传教的成功之时,格蕾丝写道现今的成果尤其归功于早期的培训。在上帝赐予我们为数不多的归信者之后不久,曹雅植先生就意识到使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扎根的重要性。他经常对我说,‘只有能够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基督徒浸润在圣言之中,我才算是没有白活。’而我们那些最优秀的——最诚挚、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他的培训。”[24]19世纪90年代,温州教会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可用的成熟同工,使得内地会传教士们要大幅调整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教会领袖。产生最大反响的转变,是开始制定对当地宣道者培训的时间表,包括每月一次的会议以及一年一个月的培训。原本有一个宣道者志愿团,但在曹雅植夫妇休假离开几年中解散了。格蕾丝决定集中精力从中遴选一批信守承诺的人员,而且从当地会众中挑选其他志愿者,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这些自养的宣道者都来自于周边乡村,他们承诺在进行耕种、打渔或经商之外,将自己的周日(当时中国人一周工作七天)全部奉献给为主工作。规定不付酬劳这一点让这些宣道者很难接受,但是格蕾丝坚持认为,这可以确保他们的动机纯正,能够将那些对社会地位提升感兴趣的人员剔除出去。格蕾丝认真考虑了哪些培训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具灵性和实践性的帮助,最终决定教授《圣经》课程、宣道实践和提高文化修养。

(3)教会生活。1893年,温州教会雇佣了第一位《圣经》女教师,她每天徒步穿行15里,在温州各个乡村活动,常常在室内或在户外教授《圣经》。在熟悉了温州的家族社会之后,格蕾丝意识到妇女们不可能接受任何正式的培训。她辟出专门时间定期寻访那些她认定是有思想的、真诚的寻道者的妇女们。她相信这些妇女将会与她们的邻居们分享福音。刘女士首次听闻福音,就是她附近一位归信的年轻妇女与她共同分享对基督之爱的经验。她“忙完白天的活计,夜晚偷偷出门,来到朋友们家中,在那里她们平静地谈话,询问问题,学习祷告。一连几月都是如此。而当她对此越来越感兴趣之时,她渴望更多的灵性牧养”[25]。她的兴趣导致了家人的迫害。但是当他们看到她对于恶劣对待表现出善良和耐心时,他们认定这个宗教对人有积极的影响,因而允许她做她想做的事情。这个故事说明了培训中国基督徒以使他们能够向邻人传福音的传教计划确有效果。格蕾丝这样描述刘女士的宣道她的话语带着坚定的信仰,因而即使是那些粗鲁的农夫们也不能不安静而尊敬地倾听她。而她慈爱的同情打开了人们的心灵……我们将她看作上帝赐予我们教会的礼物。”[26]

尽管格蕾丝重视教育,但她对接受培训的信徒和没有接受培训的信徒为温州教会作出的努力感到同样高兴。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帮助几个归信者从社会底层提升了社会地位。尽管这主要借由教育达成,但也有其他因素的推动,例如选择生活方式、改变工作习惯。李傲明,一个吸食鸦片的银匠,是“一个如此不可救药的邪恶者,以至于他的母亲也不愿认他”。[27]内地会开办了一家小型的鸦片戒毒所。他们帮助他脱离了毒瘾和贫困,学习了基督信仰。格蕾丝证明了他的归信。她写到,当有人有意向他泼脏水时,她听见他回应说,“如果你在一周之前如此待我,我一定会骂你八辈祖宗;但是我现在巳经听闻了耶稣的爱,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因此我不会再咒骂你。”[28]傲明将上帝对自己的作为告诉了家人和邻居,“他那真挚无畏的表情深深吸引了人们”。[29]

傲明的例子同样提醒我们完整培训的必要性。正如格蕾丝写下的那样,“他的热情有时候超出了他的知识,我们常常只能取消他的一些工作,但他是大大地被神使用”。1892年傲明在城外30里处租下一处房子。这里很快发展成为一座小教堂,这全部是由他和当地信徒们建造起来的,他也因之成为这座小型自养教堂的牧师。格蕾丝认为,上帝在福佑他的劳作,但是也没有将之理想化。她评价他的教堂说:“这里的人们有时候会讨厌他,因为毕竟他所有讲道中的基督信息是混什了自己的东西……”[30]归信之后,傲明从一个贫困的鸦片吸食者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自由、开放、友好”。在庆祝格蕾丝来到温州25周年的庆祝会上,傲明送给她一条横幅,表达了感激之心,并记述了曹雅植夫妇在温州多年的辛苦工作。[31]

2.教育努力上的转向

尽管中国内地会开展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会的发展,但是曹雅植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将教育看作是独立于教会建设的工作。因此值得在此单独探讨它。格蕾丝的休假使得她在返回温州之后有了全新的视角。她于1889年末重返温州,重新反思了传教和教会的首要任务。她随之将工作重心放在女孩和男孩的教育上。她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仍然是在中国信徒中激励灵性的成熟,不过如今教会会众的增长使她能够进行重大转向。她能够注重教会资源的使用而不仅仅注重其增长。正如我们巳经在全新的宣道者培训班上看到的那样,着重点的改变为中国内地会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男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欢迎任何愿意入学的男孩子们,而是仅仅接收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孩子们。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转变如何促进传教重心转向门徒训练。

格蕾丝稍后记录了自己决定转变中国内地会在温州的教育重心时的考虑:“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获得灵性果实,那么便浪费了巨大的金钱和时间。取得成果之前,必须付出多年的辛劳。”[32]由于格蕾丝正在调整传教活动,所以在寄宿学校关闭之后她仍继续开办男校,不过她改变了学校的办学目的,致力于满足未来对教会领袖和信徒的需要。她将学生年龄限制在14一19岁,且只准许肯委身于传教的基督徒男孩就读,学习时间为两年。之所以确定这个学习时长,是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充足的指导以能够有效地教导其他人。但是剔除他们在家族里或在打渔、务农和经商等事务上花费的时间,这个时间并不长。格蕾丝认为这仅仅使得他们有能力帮助他人的训练而巳。因此她常常声明,她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工作。她写道:“基督徒男孩们在礼仪和知识方面进步很大。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两年前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时,还只是真诚却无知的孩子们。”[33]学校的教师是曹雅植以前的学生。格蕾丝又一次评论说:“我认为这里最棒的工作是由以前的学生们完成的。”

尽管至1922年去世之前格蕾丝都紧密参与温州教会工作,但是她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是1895年。是年3月,一场特殊的庆祝会举行,以纪念格蕾丝在温州工作25年及其50岁生日。许多中国人致辞,苏慧廉也发表了致辞,总结了曹雅植夫妇多年来对温州教会所作的工作和贡献。25年间,温州教会巳经从曹雅植夫妇的3间民房扩展到60个提供定期礼拜日服务的区域。苏慧廉赞扬了会众数目的增长。曹雅植来到这里时,几乎无人知晓福音,而今全部辖区内巳有3 000名归信者(这个数字是将中国内地会和偕我会的会众都计算在内;不足四分之一的会众居住在城区内)。

四. 总 结

曹雅植在中国工作40年后的1907年,另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爱德华•亨特(EdwardHunt)写到,曹雅植夫妇种下的种子已经获得巨大收获。在此40年间,温州城区内的教会已经增长至近300会众,之后的7年中又增长了900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仅指城区内,前文的数字乃指整个辖区)。

尽管曹雅植夫妇与其他中国内地会成员一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温州教会的自养意愿,但是直到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之后,才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迈出重要一步。在这场惨案中,中国内地会驻温州的众多成员与英国上司发生冲突。1927年他们重新将自己命名为“自治的中国内地会”[34]。1942年中国内地会各个教会鼓动与温州的其他新教教会联合。尽管随后几年间取得进展,但直到1956年才完成联合。三自运动力促联合,清除个别传统。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份统计记录表明,中国内地会教会拥有会众21 665名(他们是1951年温州近100 000名会众中的一部分),温州 817座教堂中的134座都附属于中国内地会。

尽管这些教会的发展可以通过各种数字来追索,并且此方的确有效,不过更为明智的是考虑曹雅植夫妇自己的增长标准:灵性成熟。当我们探究这些早期教会的优势时,我们必须想到那些作为根基的不可胜数的中国基督徒们,如宣道者志愿团,刘女士,温州教会中的《圣经》女教师,曾经吸食鸦片的银匠李傲明,最终成为虔诚归信者的受洗候选人,鼓吹复兴的女学生们,传福音的男孩,等等。奥斯丁说,当一个历史学家试图追究中国内地会的复杂工作时,他会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给出的仅仅是一些苍白的数字和不切实际的华丽辞藻。不过,他进一步描述了中国内地会的记录中呈现出的传教士的多元声音,它们“比其他任何教会出版物更能展现中国农民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尽管可能被净化过,也仍然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35]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曹雅植夫妇及其传教方式的故事,它也是一个教会从零发展为自我持存的繁盛团体的成长故事。曹雅植夫妇在如此巨大的进展中迈出了第一步。正是由于他们的认真培训和教导,这些教会才不断壮大,得到至关重要的滋养。1894年,格蕾丝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前夕,她在年度报告中作这样的总结:“正是对基督信徒们的系统教导才带来了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基督徒,之后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好地教导那些未信者。”她在信件结尾提出了一项要求:“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祝福我们工作的各个不同方面,尤其祝福基督徒生命中有更成熟的灵性,在未信的人中间作见证。”[36]

*作者简介:芮拉结(RachelErickson-Rui),美国人,维真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毕业生,曾在一些院校作讲师,专长东亚历史和世界基督教课程。自从嫁给一位第三代的温州基督徒后,她对温州教会的起源就发生兴趣。本文为其毕业论文的节录。译者邱业祥博士,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潘玉仪,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教务长助理。

[1]见J. Hudson Taylor (Ed.), Chip’s Christian Millions,London:MorganandScott,1875– 1951,5-1869。

[2]TonyLamberts,China’sChristian Millions,Oxford:Monarch,2006,p. 234.

[3]Frank Wilson,TheRural Church in China. A Survery,New York:Agricultural Mission,1948,p.18.

[4]Tony 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p. 234.

[5]有两部中文著作论及温州教会的发展,它们是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联合圣经公会,1998;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基督教会联盟出版社,2000。

[6]清朝1644—1911年立国,本文聚焦于1866—1911年。

[7]根据中国内地会的记录难以确定曹雅植所属教派,最为合理的推测是浸礼宗。

[8]中文学界仅有几篇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除曹南来的论文之外,最有用的中文论文之一是陈村富、黄天海:“今日中国基督教新模式的出现”,载《浙江大学宗教研究评论》,2004年第2期,第 46页。莫法有和曹南来提供的数字更为详细。

[9]曹南来:“基督徒企业家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家—教会关系的人类学解读”,载《宗教社会学》,2007年第68期,第145页。

[10]在许多信件中,曹雅植都称这句话就是上帝对他在温州工作的许诺。

[11]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5 - 1896。

[12]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2 - 1893 中的一封信件。此语在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Millions,5 - I896及格瑞生的信件与 A·J. 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Vol. 5,Sevenoaks:Hodder &Stoughton,1985,p. 195 中被反复提及。

[13]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2 - 1893 中米多斯先生的一封信件。另参见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关中国内地会历史的著作中对温州教会的赞誉。

[14]1887年5月上海大会记录,第103—104页。这次大会用了很长时间讨论巡回传教问题。

[15]支华欣:《温州基督教》,第422页。

[16]体百特(Tippett)对太平洋群岛的调查可资作为有益的对照;其自传同样有用。

[17]Stott,“Character Matter”,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London:Hodder&Stoughton,p.62;Stott,“Building aBeautiful house”,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54,129;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3 - 1876;Stott,“Native helperspraised”,in Tony Lamberts 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

[18]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馆73号档案。Austin,China’s Millions,p. 235; A. J. 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China’sOpen Century,Vol.7,Sevenoaks:Hodder &Stoughton,1989,p. 34。

[19]A.J. Broomhall,HudsonTaylor andChina’s Open Century,Vol. 5,p.376.

[20]参见 Stott,“Anniversaryof theChina Inland Mission,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8-1882,p.86。

[21]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173.

[22]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

[23]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172.

[24]GraceStott,“Saturatethese few Christians”,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5 - 1896.

[25]刘女士的故事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受过教育、出身高贵的女性成为一位《圣经》女教师的范例。她的故事记载在格蕾丝的书信中(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 3 - 1881)。

[26]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138 - 142.

[27]Ibid.,p.ll4。有关傲明的故事,见 PP. 114-118。

[28]Ibid.,p. 115.

[29]Ibid.,p. 116.

[30]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116 - 117.

[31]Ibid.,pp. 342 - 344.

[32]GraceStott,“Yearsof labour have toprecede fruit”,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5 – 1896。教育男生方法见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225。另参见 Tony 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

[33]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Millions,12 - 1880.

[34]支华欣:《温州基督教》,第4页。

[35]Tony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pp. 26 - 27.

[36]Ibid.,1 - 1894.

福音出温州的“三潮” 作者:舍禾

福音出温州的“三潮”

2015-11-14 舍禾 今日宣教

温州教会即将走过150周年(1867-2017)的旅程,她的历史有血有肉,可歌可泣。在20世纪30年代,温州是循道公会的“七大教区”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温州是“三个半省”[1]中的“半个省”;在20世纪90年代,温州城乡各处教堂林立;到了21世纪初期,温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性教会之一。在享受神莫大恩典的同时,温州教会也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将福音带出温州。而福音的“三潮”正是本文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的《改革内参》中曾这样描述温州教会的外拓行动:

“以温州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开放性、扩张性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教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这类教会组织网络正积极向各地扩展。就我的调研来看,这类家庭教会充分挖掘与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家’概念,利用‘亲亲’与‘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迅速传播。”[2]

可见,温州教会的福音运动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一、商人潮

由于温州离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较远,所以,商机有限。改革开放后,精明的温州人看到“流动摊贩”无法形成大气候,于是开始做大事,办企业。1987年9月18日,中央政府给温州批了一个“温州试验区”的名号,温州人的创业正式走上轨道。

这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基督徒企业家和商人。无论是扎根在温州,还是“游荡”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都成了赢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成了“暴发户”。值得欣喜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创业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过主耶稣的“大使命”,就算在拥有了财利、名誉和地位之后,他们仍然热心于福音事业。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务,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笔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乐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时间服事当地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弟兄非常爱主,他愿意撇下很有前途的电器批发工作,让太太在家里接电话,并请人把货物送到客户手中,而自己则成了走南窜北的福音使者。

20世纪80年代也是温州人移民欧洲的高峰期,温州人大量进入巴黎第10、11、19、20区,形成了“温州村”,他们多数来自瑞安丽岙镇,镇上除了老小,几乎全部去了法国。这相当于温州人把一个镇都搬到了法国。在意大利,温州人的餐馆开遍每一个小镇。在荷兰,有2,400多家饭店是温州人开设的。这些飘洋过海的基督徒同时也把信仰带到了所到之处,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定居欧洲的一些年轻姊妹会特意回温州物色郎君,然后带到欧洲结婚,而物色的对象90%以上为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到欧洲成婚后就加入当地教会的服事之中,成为教会的领袖、牧者。

这一轮运动的特征如下:

(1)所建立的教会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规模,甚至都会有一间漂亮的聚会点。

(2)教会成员大多是家人,亲人,老乡,朋友。

(3)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这些商人建立的教会会回到母会聘请一位全职牧者。

(4)教会建立初期都是以温州话为聚会和崇拜时所用的语言,而非温州人就难以融入教会的群体之中。但随著教会的拓展,在当地人加入教会之后,普通话就会取代温州话,教会也就变成一间跨群体的教会。

(5)温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与温州总会有切不断的亲情。温州传道人每年定期去各地教会探访、领会,而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教会领袖(大多是温州人)则每年回温州述职,或是接受装备,以及计划新一年的工作目标。特别是乐清教会,年底或年初的教会“大议会”吸引了分流在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往往都是企业家,他们大都选择自己驾车回温州,因此,在“大议会”现场,各类国际名车云集,场面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6)海外的温州教会被戏称为“温州搬”,意即这些教会完全把温州的模式搬到了海外。比如:用温州话讲道,这很像在美国的粤语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实行“派单制度”,即一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牧者,而由多位传道人在多个教会之间流动讲道,一切服从总会的分派。

二、学生潮

高收入带来价值观的改变。曾经白手起家的商人大多是农民,等他们积累了财富之后,便将希望转向下一代身上,于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学生潮”应时而生。

“学生潮”是一场铺金运动,近则要从温州“铺钱”到杭州、宁波、上海,远则要从温州“铺钱”到北京,甚至国外。这些天之骄子带著“地父命”,同时也带著“天父命”,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归主运动”在全国展开。最早开展大学生事工的有乐清教会、温州市区教会、瑞安教会等,随后,各大片都相继建立大学生事工。下面以温州市区教会为例:

2001年7月,温州城郊教会开始了外出学生的团契工作。

2003年,温州市教会开展了大学生事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建立30多个大学生团契。团契的主要事工以群体为划分,共分为新生、在校生,以及毕业生事工。

新生事工包括:举行新生欢迎会,收集新生信息,把新生落实在团契中,举行新生家长祷告会,帮助和辅导新生填写志愿等。

在校生事工包括:开展培训、布道会、个人布道培训,形式有冬令营和夏令营、每年一次的核心同工退修会等。其中,还特别开展了“推喇奴事工”,其主要目标是训练大学生成为校园中的基督精兵。“推喇奴”的学制为三年,内容包括圣经学习、事工训练及灵修学课程。所有课程均利用寒暑假集中举行。此外,大学生事工举行每月第四个周二的家长祷告会。大学团契的日常崇拜讲道则与温州当地教会一样实行派工制。

毕业生事工包括:毕业生迎接会,并将毕业生落实到母会或当地教会。针对毕业生还开展了“拿细耳计划”的神学训练,学制为二到三年,以帮助学子继续回到校园服事,在接受训练期间,大学生事工组将提供基本生活费用。[3]

2008年6月13-15日,温州市教会校园事工组举行了“耕耘青春 传承使命——校园事工研讨会”,会议旨在更好地发展大学生福音与培训事工。

2010年8月15-21日,温州市教会校园团契事工部举办了“念恩情•宣道心——第一届中国(温州)青年宣道大会”。

这一轮运动(大学生事工)的特征如下:

(1)学生团契成员大多是温州人。在杭州,笔者曾经去几个团契讲道,其成员有90%以上是温州地区来的学生。这些团契之后都会向其他地方来的学生开放。

(2)对福音有强烈的热情,不少人成为团契的领袖。

(3)温州母会是这些新生团契的靠山和供应者,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接受母会的部份传统观念。为此,温州各处教会纷纷成立“大学生组”,目的是负责帮助在外的大学生,包括每月定期差派讲道人,且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4)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建立“毕业生团契”,或回温州加入事奉行列之中。

(5)最近几年,不少团契转型成为教会,并从温州聘请牧者来带领教会。

三、差传潮

如果说前两种方式具有“家”的性质的话,那么,差传潮就具有“天下一家”的性质。这种潮流首先体现在神学教育的外差工作中,然后体现在宣教事业上。

温州教会有系统性、有规模性的神学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2000年趋于成熟。温州各片教会常年差派优秀传道人到全国各地带领传道人训练、家庭教会神学院授课等,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培养人才、导师是该阶段重要的目标。以安徽省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安徽教会基本上有河南教会来牧养和带领,之后,随著河南教会的衰落,温州教会接替了河南教会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安徽各处教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几乎复制了温州的模式,无论是派单制度、儿童主日学制度、神学院制度、同工训练制度等都与温州教会相同,甚至连温州的“讲道学”在那里也相当风靡。这种状况也正体现温州教会“天下一家”的关系神学观点。

随著温州教会的不断成长,宣教事业被纳入了日常的安排之中,各片教会在原有的部门上增加了“宣教部”,或“宣教组”,或设立“宣教中心”。尽管到目前为止温州教会并没有差派多少宣教士,但它已经踏出了跨文化的宣教之旅,从面向少数民数到阿拉伯世界,温州宣教士的身影已经在广袤的福音禾场上流动。笔者相信,差传潮在21世纪将成为温州教会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天下一家”的使命感对于有强烈“家”的观念的温州人来说是可以被认同的,也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2003年,在温州区会年终大议会上,一位同工分享了一个异象:一个华人肩上的扁担挑着担子,前头十三亿,后头十三亿。两个十三亿分别代表穆斯林的人口和中国未信主的人口。会议决定温州区会各县市要积极投入福音的工作之中。[4]

2006年11月15-17日,“中国温州·福音论坛”在温州举行,会议旨在唤起教会对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能将神给我们的异象与责任落实在时代和处境之中,凝聚共识,共同发展21世纪的福音宣教事工,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

2007年3月29-30日,温州地区性教会举办了“福音入华二百周年与温州教会的使命”的大会,《生命季刊》社长兼主编王峙军牧师主讲“十字架与宣教”的主题信息。主办方邀请温州市会、区会、华信联会的200多位主要同工出席会议,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会分裂后首次主要领袖的聚首,这在温州教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温州教会通过“商人潮”、“学生潮”和“差传潮”把福音带出温州,带进温州人所到之地,这“三潮”既具有温州特色,同时也具有普世性。

作者简介:(舍禾,从事牧会和文字事工。)

(本文摘自《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页573-578。承蒙宇宙光允准转载使用。)

[1] 三个半省指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和温州市。

[2] 潘建雷著:《从家庭教会的兴起看心灵危机》,刊于《改革内参》,第17期,2011年。

[3] 以上关于温州市教会大学生事工内容根据金马可传道采访汤大卫牧师的采访稿。

[4]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206。

温州状元基督教历史发展纪实 作者:尤国贤

状元基督教历史发展纪实

作者:尤国贤

状元基督教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国外传教士来布道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状元下市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创立于1906年。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教会日渐复兴,信徒与日俱增,并且从开始外来发展教会,成为自治自养自传,坚持“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发扬爱国爱教,广传福音。

一、教会历史
据史料载,早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六世纪由西方多数国家提议并得到国际权威赞同,将耶稣降生之年定为公元,作为国际通用纪年,为纪事和年岁记载提供统一与方便。基督教曾在唐朝、元朝从国外传入中国,但由于王朝变换而失传。16世纪,马丁路德在西欧进行改革,将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称为“新教”。

在温州,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国外传教士曹雅直率先来温州传教,并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建立温州第一所基督教堂(即温州花园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城西嘉会里购房建教堂,创立温州城西基督教会(时称“偕我会”),李华庆牧师于1881年在温州病逝。随后,国外(英国)多位传教士带家眷捐钱财到温州传道建立教会,从国外捐钱建造教堂,办医院、学堂。在温州各县相继建立教会。在此,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以温州花园巷教会为总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即“偕我会”)以温州城西教会为总会;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温州“永光堂”为总会。1958年,教会实行大联合,温州市包括市郊各县,以区域联合聚会,市区都在城西堂,以此教会合一,信徒济济一堂。

在状元,首先从三所教堂看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状元下市堂:位于状元街道下市路59号,教堂占地约250平方,其中圣堂117平方,地址四至:东面庙宇和渔业大队,南面为民房,西面教堂附属宿舍、厨房(外边是弄道),北面是下市路(路外为瓯江江岸,今建江滨路)。教堂西边的五间宿舍栈房早已拆掉,只有圣堂的屋子仍是上百年留下的老建筑,门台砖墙均是古罗马教堂式的青砖白水粉钩缝,如今陈旧剥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用于渔业大队和办工厂。

据回忆该教堂内上方高悬一爿“真道觉明”的匾额,东西两侧开玻璃窗,中间撑着两根木质圆柱,柱上一面写着对联并加髹漆。堂内靠凳坐位可坐200人左右。1951年登记资料显示,状元下市教会建于1906年,由英国孙光德牧师来传道创建的,教会负责人蔡庆庚(长老),买地0.95亩作为建造教堂地基,教堂建造资金都是国外捐助。当时下市教会信徒近百人即男48人、女34人。据93岁高龄老信徒蔡恩魁回忆,他原住南西垟东垟地方,3岁时遭遇洪水迁居状元,全家一直就在该堂聚会,下市堂具有百年历史。蔡庆庚长老便是他的父亲。

下市堂隶属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历任坐堂有孙、胡、葛教士,裘岩南、盛先生、邹松来等,教会负责人除蔡庆庚外,还有邵明一、黄明恩等。

二、状元老街堂:位于状元老街弯角。4间(约为80平方米),其中圣堂3间平房,厨房、宿舍一间二层并供坐堂先生住宿。教堂大门临街朝东,堂内分男女两排坐凳,中间撑着木柱,右边墙壁上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分辨善恶果子的漫画,讲经台两边挂有“禁止喧哗”的牌子。堂内可坐100人左右,聚会开始撞铜钟,接着按名册点名,点到名字的人都应声“到”。讲台桌上放置有手柄的铜铃,用于在讲道中的“警示”,如果发现有人发声影响会场安静,马上打铃“忠告”。历任坐堂先生有庄道兴、潘安民,孙省三、林先生、李兆华、傅其昌等,教会负责人陈醒初(长老)。

据陈国贤先生回忆,该老堂约于1935年前是从民房买来改建的,称耶稣教自立会,归属温州永光堂总会。据有关资料称:1929年总会在状元设分会,分会也称为区会,下辖七都门前沙教会(负责人王金楷)、蒲州教会(负责人冯福桃)、社田教会(负责人王步有)、丁岙教会(负责人邱岩锡)、木家桥教会(负责人应高洪)、永强教会(负责人陈汉真)。
随着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增多,聚会信徒包括茅竹桥、御史桥、石坦、山西岙、九山等,因聚会场所过小,容纳困难,于1951年在状元鲳鱼墩桥边建造新堂,此后老街老堂房子卖掉,用于开诊所,办邮电所等。

三、状元河岸桥边堂:位于状元鲳鱼墩桥边(今称六龙桥),因老街老堂窄小随着教会发展而选址在桥边买水田0.9亩填基建新教堂。1951年9月,用人字木结构,青砖白灰钩缝,共建成七间,其中3间宿舍(二间二层,一间平房作灶间),圣堂四间平房,讲经台靠宿舍,南临塘河,大门朝东,教堂门墙直书:“耶稣堂”三个大字,塔坊顶立鲜红的十字架(中间嵌玻璃条一横一直),该堂可坐200多人,负责人陈醒初(长老),先后由傅其昌、沈先生和温州嬷等坐堂,状元桥、茅竹桥、御史桥、山西岙、石坦、九山、上京、横街等地信徒都到此堂聚会。每个星期中都由坐堂先生或本会同工,有一次到远近信徒家中上门巡回探望并祝福祷告,招呼信徒遵守主日礼拜。

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以大办工业教堂被占用,用于办农械厂、农机站等,一度教堂关闭停止聚会,期间状元信徒只得在杨宅家庭秘密聚会。

直到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状元教会恢复聚会,并选址在状元前潘路40号,投资13万元建造教堂,并经重建、后来的教堂比以前更加宽敞宏伟美观。状元教堂成为龙湾区总堂,区基督教两会驻所和办事机构。

二、教会纪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得到恢复,信仰自由得到保护与支持,信耶稣得到公开聚会与传扬,从此宗教活动日趋正常活跃,信徒面貌焕然振奋,教会活动与自我管理服务走向空前。
教会机构民主制度活动

1984年,在龙湾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下,开始筹备建立“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团结全区信徒,开展“三自”爱国教育活动,宣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广传福音。在此基础上酝酿代表人选。

198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在状元堂召开。全区共有七个堂点(即状元堂、蒲州堂、上江堂、屿田堂、水心堂、河滨堂、大岙堂)62名代表出席会议,温州市宗教局领导、市基督教两会高建国牧师应邀到会,龙湾区政府张副区长、区委宣传部汪副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区信徒团结同心,爱国爱教,坚持“三自”办好教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戴圣驹等22名组成,并由戴圣驹(牧师)为主任委员,冯福桃(蒲州)、陈醒初(状元)、张宪广(上江)、李启荣(水心)为副主任委员;张宪广兼任秘书长,叶超、黄英勤为副秘书长。

会议要求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同时发起倡议教会捐助社会慈善事业,助困救灾,办好教会培训班,健全教会规章制度,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1995年7月12日,在状元堂召开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本届代表体现年轻化和妇女代表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为135人,比上届有所增加,来自全区28个堂点代表1.8万信徒(老龙湾)出席会议,张宪广(由李青青代)代表上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温州市宗教局局长郑启中、市两会张大鹏长老、施成惠、林福辉两牧师到会祝贺并讲话,龙湾区民宗局副局长高峰向会议作宗教政策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作重要讲话。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委员33名,欧阳后增当选为主席,兼“基协”会长;郑日祝(水心)、林玉良(大岙)当选副主席;李青青(女)为副秘书长;张道生(蒲州)、李金良(上庄)为副会长;黄应勤为总干事,李青青(女)兼副总干事。
会议宣传国家宗教信仰政策和宗教法规,开展教会各项活动;协助堂点重建、扩建、易建,加强教会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增进合一,广传福音。

2004年8月5日,龙湾区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瑶溪山庄召开,来自全区47个堂点87位代表,受全区4万信徒的委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龙湾区域调整后(即瑞安梅头和灵昆、永中、沙城、天河从瓯海划入)第一次会议。欧阳后增牧师致开幕词,李青青牧师代表上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爱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邱小侠到会祝贺并讲话,区民宗局局长项岳年作宗教工作讲话,陈国光同工致闭幕词。会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区“两会”第二届常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龙湾区基督教“两会”章程。会议要求齐心协力,按照《圣经》真理和宗教政策,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带领全区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同时做好教产登记工作;完善教会规章制度;重视妇女青年工作;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增强团结发扬爱心,推进教会事工,为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龙湾区基督教第三届委员会委员40人,欧阳后增再次当选主席;张道生(蒲州)、陈学铭(海城)当选副主席;陈国光(状元)、叶祥光(永强)当选为“基协”副会长(会长空缺),李青青(女)为秘书长,田军、陈岩文为副秘书长,林新为总干事,江国民、郑光立为副总干事,下设“两会”办公室、青年妇女事工和自治、自传、自养等委员会。

2011年2月18日,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在富豪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区119名代表,代表全区4万信徒参加会议。欧阳后增牧师作题为“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办好龙湾教会,促进教会和谐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陶彩霞到会讲话。
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民主选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总干事。选举结果通过:欧阳后增为“两会”名誉主席;“两会”主席陈国光,副主席张道生、江国民、李青青(女),秘书长田军,会长(空缺),副会长叶祥光、陈学铭、林新,总干事林新(兼)。

教会爱心捐助济困活动

2005年1月14日,按龙湾区民宗局的部署,对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开展救助。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专门召开全区各堂点负责人会议,专题布置募捐活动,欧阳牧师和陈国光、田军偕同财会人员到各堂收集赈灾款,即:御岙堂4000元、石坦堂1000元、梅头聚会处3500元、永强各堂点34572元、河滨堂1000元、三甲堂1000元、状元堂11480元、蒲州堂10000元、大岙堂1320元、埭头堂4650元、聚会处各堂2500元、龙华堂1550元、水心堂500元、五甲堂3000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其他堂点10000元,共计90572元,送交温州红十字会转达灾区。

2006年8月10日,8号17级强台风“桑美”福建登陆,对苍南等地造成灾情损失重大,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教堂损坏。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出倡议,各教会信徒捐款捐物,专题奉献,于2006年8月31日,龙湾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欧阳牧师等组成慰问团,带着12.0907万元爱心款到苍南灾区献爱心,救助受灾损失严重的信徒家庭。据介绍,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其中一户9口8人遇难,幸存一名小孩,可谓悲痛之极。该县4所教堂倒塌,多所教堂不同程度损坏,兰山教堂成一片废墟。欧阳牧师代表龙湾教会向他们慰问,送上爱心款,并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难关。状元石坦教会还为灾区信徒捐献6大袋衣服。慰问团同时看望了受灾信徒家庭临时安置点,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建家园。接着来到矾山镇慰问看望受灾信徒和特困家庭,分别送上慰问金。最后,通过苍南两会对灵溪、桥墩受灾信徒发放爱心款,表示慰问。

2006年9月4日,龙湾地方教会,将专题奉献款176367元,送到苍南灾区教会。2006年9月11日,永强片各教会负责人,带着10万元爱心款送到苍南灾区教会,救助受灾信徒。
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两会欧阳后增、田军和五甲、屿田教会负责人项金福、郑爱惜等到苍南人民医院看望在医疗中受伤人员并送上慰问金。截止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基督教会共为苍南灾区教会并教内外受灾群众捐助善款43万元,其中屿田2万元、御岙8000元、大岙8200元、石坦10407元、埭头2万元、龙华3800元、河滨2000元、三甲和五甲1.3万元、状元堂56000元、各聚会处13万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状元安息日会1200元、寺后2350元、王相聚会点2000元、灵昆上岩头地方教会5000元、梅头地方教会41367元、其他教会37600元。

2006年,为慈善一日捐活动,奉献6000元;为龙湾开展“情系民族学子,共育栋梁之才”活动捐款2.2万元。

2006年,龙湾区各教会为社会爱心捐助53100元,其中大岙1500元、埭头2000元、梅头聚会处2000元、聚会处各堂点5000元、王相聚会点1000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龙华500元、屿田2000元、河滨1000元、水心1000元、三甲和五甲6000元、状元堂7000元,状元、永兴安息日会600元、汤家桥1000元、灵昆(棋盘)500元、寺后1000元、御岙1000元、其他教会1万元。
当年“桑美”台风对温州苍南毗邻的福建福鼎市造成重大灾害损失,灾后教堂重建和信徒家庭生活造成困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起捐款献爱心活动。状元堂庆贺圣诞不摆“圣诞酒”,节省资金捐灾区,全区各教会捐款57500元,于2006年12月23日,由龙湾区两会负责人欧阳后增和陈国光、田军、鲍小燕、叶乐峰等专程带爱心款到福鼎赈灾,受到福鼎市“三自”主席王博贯(长老)和“基协”会长张进炎牧师等热情接待。据介绍,超强台风给福鼎市倒塌教堂18间,10名信徒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3万元,龙湾教会对此深表同情,当时教堂和民房正在灾后重建修缮中,犹如雪中送炭。

另外,苍南马站牧区崇安教堂在灾后重修中,由于操作不慎发生再次倒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令人惨痛不已,欧阳后增代表龙湾教会送上6500元慰问金,并向遭遇不幸的家庭深切慰问。

2007年9月19日凌晨2点,“韦帕”13号超强台风在苍南霞关登陆,造成损失重大。根据龙湾区民宗局(温龙民宗〔2007〕238号文件精神,开展教会募捐活动,共募捐4.5万元,其中:蒲州6000元、上江3000元、埭头3000元、屿田3000元、地方教会2000元、寺后1860元、三甲2500元、石坦1000元、汤家桥1500元、龙华500元、五甲2500元、上庄1200元、河滨500元、永强牧区1万元、王相2000元、御岙2000元、大岙1500元、永兴安息日会1000元,统一由区民宗局送交灾区。

2008年,龙湾区基督教会开展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活动,捐款教会有:状元堂95312元、上庄1.1万元、石坦1.027万元、大岙7000元、河滨3475元、灵昆5000元、龙华3000元、永强牧区18万元、梅头聚会处31761元、灵昆聚会处4000元、永联聚会处4000元、地方教会57499元、永兴安息日会2000元、状元安息日会2550元、御岙1.4万元、王相6000元、屿田2万元、寺后9030元、石坦聚会处8741元、屿田聚会处6000元、聚会点69996元、其他教会34.689万元,四无名氏2.55万元,共计92.3024万元,分别上交区民宗局、温州慈善总会、省基督教两会等转达灾区。

2012年,龙湾基督教两会收到全区教会爱心捐助奉献款20.3423万元,用于生活贫困救助19.3万元,其中6.9万元,送到四川绵阳地区救助地震受灾后生活困难的灾民。另外向灾区多次捐赠衣服、毛衫。

三、教堂分播
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信仰开放,基督教中的“会别”多多,却信仰宗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同一本《圣经》信耶稣,敬畏上帝。如今的“会别”不再是过去的内地会、循道会、自立会,而是“三自”教会、地方“蒙头”教会,还有不知“会别”的教会及家庭聚会处和安息日会等。
“三自”教堂(归属“两会”):

状元堂 位于状元前潘路40号。1985年初建教堂,2002年原址重建,占地面积1789.5平方米,建筑面积2005.46平方米,分主堂、副堂及宿舍楼厨房餐厅等,教堂坐位1000之多,聚会信徒800余人。

1985年后,状元堂为龙湾区“三自”教会总堂,龙湾区基督教两会驻所。本堂历任负责人陈醒初、陈宝聪、黄海军、陈国光、江国民。

蒲州堂 位于蒲州街道下埠村,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初建于1949年,重建于1985年,建成圣堂8间24米长,12.5米宽、20米高,另有4间附属房,于2000年10月再重建,建成10间4层。
早在1930年买来下埠3间旧民房(原私立学堂)作为聚会场所,1947年信徒40多户,于1949年第一次建造5间教堂。至1985年信徒增加到200户左右。历任负责人冯福桃、张道生、陈银龙等。

上庄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庄福垟路,占地1800平方米。原由屿田教会分出,初建于1968年,重建于1998年,信徒人数100多人,历任负责人李金良、朱岩龙。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桥头,占地面积335平方米。最早在黄光辉家聚会,1949年在屿田东岸建造教堂,1989年重建(占地335平方米)。如今信徒人数200多户,历任负责人陈宝林、黄永明、郑爱惜。

上江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江西岸张家牌。原永丰桥教会分出,教堂初建于1979年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790平方米,1989年原址重建教堂5间,附属房3间2层,于1999年进行改造增建附属房。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张金弟、张岩春、严金林、张宪广。

汤家桥堂 位于蒲州街道汤家桥东路,教堂占地294.7平方米。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8年教堂聚会被停止,都到信徒家中聚会,后来并入蒲州教会聚会,1996年从蒲州分出,1997年在汤家桥汤东路建造教堂,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2009年进行原址拆建,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陈建忠、汪永岩。

石坦堂 位于状元街道石坦南岸山边。原由状元教会分出,1986年石坦信徒在南岸宋定和家里聚会,随着教会开放,信徒人数增多,于1989年在石坦南岸山边建造教堂,20年后教堂成为危房,于2010年进行原址重建,并新建附属房,教堂及附属房总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历任负责人李松良、朱清华、李秀平等,程碎主持圣工。

大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三郎桥村新桥头路12号。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3年7月,在本村桥头路建造教堂,1997年,泽雅水库移民迁居本村,移民信徒加入本教会,1998年重建教堂,2004年附属房翻建,现有信徒200多户,历任负责人林玉良、夏贤忠。

御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御岙鸡山脚,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教会,1975年并入状元聚会点,后来由状元堂分出。1994年10月,在御岙鸡山脚建造教堂,占地4690平方米,其中主堂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历任负责人王金润、黄和平。

永中堂 位于永中棋盘永宁路224号,占地面积257平方米。最早于1870年英国传教士鲍信进到永强布道,先后建立三甲教会,福音传扬,信徒发展,1961年3月建立永中教会,1989年6月1日开始建造教堂占地面积2157平方米,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二层朝南,主楼高度13米。信徒从1961年的20人,到2008年达到2000多人,包括东坦、陡门、上京、棋盘等周边地方,本会教职人员5名,负责人张德耀。

宁村堂 位于龙湾海滨教新村,占地面积1090.21平方米,初建于1985年,1994年因机场大道拓宽,迁建于1995年7月14日落成,现有信徒450人,历任负责人姜益延、陈国华、孙和平。
沧河堂 位于永中振仓街1号,占地2.91亩。最早于1878年秋,英国传教士到永强沧河布道传福音,当时贫民王大松、孙岳寿(宁村人)、郑集顺(蓝田人)、姜毓真、陈茂青(沧河人)等,接受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时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为温州花园巷),接着福音向沙村、山湾、下六宅、前街、下垟街等地扩展,于1908年在林宅选择地块2.7亩建造沧河教堂,并建附属房(宿舍、厨房等)供国外传教士食宿,堂内开办唱诗班、查经班。1930年开办永生小学(教会办学,免费入读),第一期老师章光、王诚信、王崇卿等人,第二期陈庆明任校长,何鸣、王顺德、戴强任教。随着周边信徒发展,沧河堂为总堂,下设分会,即小塘、沙村、五溪沙、下垟街、水心、宁村、东郑、上京、上岩头教会。1958年教堂被迫关闭,1982年教堂恢复,1985年重建,1995年批准拆建,1996年11月25日落成,现有信徒450户,历任负责人陈步尧、王文生。

水心堂 位于瑶溪朱宅村东岸,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最早于1928年由邵静卿先生建立水心教会,并在朱宅买地造教堂,水心堂时属沧河总堂,为基督教自治内地会。1967年信徒增多,从沧河堂分出。“文革”时期教堂关闭,1986年恢复聚会,1987年获准教堂重建,主堂占地面积21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90.8平方米,由于聚会人数增多,于1995年10月买来二间二层和一间屋基,于2004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2.9亩,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总投资275万元,2005年10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0余人,历任负责人邵静卿、李启荣、郑日祝、林永福。

龙华堂 位于永中街道龙华村D12幢对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原属泰顺莒江堂(1918年建立教会),时属基督教内地会。2000年龙华信徒从泰顺珊溪水库移民迁入,2013年建造龙湾区唯一的移民教堂,现有信徒300多人,教会负责人夏碎星。

四甲堂 位于沙城四甲村,原由五甲教会分出,随着四甲信徒增多,于2004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教堂,2006年9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郑建国。
五甲堂 位于沙城横山咀头。解放前教堂建于联二村,“文革”中被拆除,1985年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1998年被鉴定为危房,1999年批准原址重建,2000年圣诞节落成,现有信徒一千余人。历任负责人章作达、章作辉。

三甲堂 位于天河后津村沙城,1927年建于天河后津村,因村镇道路扩建,于1989年经批准迁址,建于天河镇后津村沙城,2004经鉴定为危房,2005年12月,(温龙民宗〔2004〕42号)批准重建,现有信徒1000余人,负责人金上康。

下六宅堂 位于永中街道城北村下六宅,1993年10月,建造教堂占地846平方米,现有信徒850人,负责人陈岩文。

五溪堂 位于永兴街道五溪村,1988年6月30日,经批准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90平方米(0.285亩),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范良安。

朱垟堂 位于永中街道朱垟村。1970年前为家庭聚会点,随着信徒增多建立教会,1993年申报建造教堂,用地面积178.1平方米,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朱汝松。
河滨堂 位于瑶溪街道河滨村经二五七,早年由水心堂分出,3年前初建教教堂,2010年,重建教堂二层,座位400多人,现有信徒近百人,负责人戴小永。

山北堂   位于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1986年前信徒参加沧河聚会,1986年后建造山北教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现有信徒65人,负责人林昌柱、黄光德。

永兴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北村富康路。原由沧河堂分出,1991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负责人董友松。

雄心堂 位于瑶溪街道雄心村,早年信徒在东岸邵应昌家中聚会。1996年1月,设立教会并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邵应昌、邵康西。

联丰堂 位于永中街道永昌丰台村,1992年购买民房聚会,1994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现有信徒110人,负责人林友法。

永昌堂 位于永中永昌前街村,1990年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王建村、陈宝昌、胡文远、王庆寿、王景崇。

蟾钟堂 位于海滨街道蟾钟东岸,1982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负责人李日金。

埭头堂 位于龙湾海城(梅头)埭头村,2001年前隶属瑞安市,区域调整划入龙湾。教会历史超百年,1958年教堂关闭只得在家庭聚会,1990年投资10万元在梅头梧园山脚建造埭头堂,1998年因塘梅公路拓宽迁建丰华路,总投资230万元重建埭头堂,2004年建造附属房6层,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占地6.9亩。现有信徒8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陈学铭、涂学火、涂玉金。

寺后堂 位于永中街道寺西村。1919年由陈汉臻父亲建立教会并在九头桥聚会,1924年迁址于寺西村,归属温州永光堂(自立会),解放后,陈汉臻父亲将自家的地基奉献建造教堂(即寺后堂),曾被关闭,1986年10月27日,经时属瓯海区政府发文批准开放,于2005年5月,经龙湾区政府批准教堂危房拆建,共投入110万元重建寺后堂,占地面积0.76亩,现有信徒380人,历任负责人陈汉臻、曾永生。

灵昆堂 位于灵昆叶先村棋盘,最早于1894年,由陈宾金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灵昆教会,时属自治内地会。因地理交通原因,1941年划归乐清里隆内地会,直到2001年行政区域调整,灵昆堂归属龙湾。解放前一直在信徒家里聚会,后来买来两间半民房作聚会场所,1947年民房倒塌,开始建造教堂。1988年,部分信徒分出建立家庭聚会点,1989年本村棋盘建造教堂,2007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总投资210万元,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林明生。

王相堂 位于灵昆王相村。1945年,由李、潘两位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教会(归属乐清里隆牧区),1968年“文革”中被上岩头村拆改办碾米厂,信徒分散在胜安叶爱香家、上岩头陈贤仁家、叶先潘仁安等家庭点聚会,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开放聚会,2000年12月,在灵昆镇政府支持帮助下,修建二间(1000平方米)的教堂,现有信徒10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李乐昆、赵成桃。

白楼下堂 位于瑶溪街道白楼下村东山下,教堂建于1964年3月,建筑面积1416.22平方米,称永恩堂。现有信徒555人,历任负责人张谨国、王茂柱、吴培旺、黄美芬、黄益文。

地方教会(蒙头会)堂点:

石坦堂 位于状元石坦北岸大罗山路。1952年建立教会。1989年石坦老砖瓦厂山边因高速公路拆迁,1996年重建于石坦北岸,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夏贤云、黄爱光。
下垟街堂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王学义。
宁城堂   位于海滨街道宁村,负责人周相友。
新联堂 位于永中街道新联南路19号,信徒200多人,负责人吴恩华、周建海。
南桥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村,负责人张崇汉。
沙村堂 位于海滨街道沙村,负责人周兆银。
南荡堂 位于永中街道河泥荡,负责人温万碎。
苏川堂 位于瑶溪街道苏川村,负责人方元魁。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村,负责人黄国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状元安息日会 位于状元甘岙村。教会历史近百年,1949年前教堂设在状元下市阿恩屋里,仅30左右平方米,门朝下市路,1968年旧房改建后,会址移至甘岙村(甘岙村1953年建立聚会点),2005年5月12日,安息日会新教堂落成甘岙山边,3层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可供300多座位,现有信徒102人,负责人张松林、王建。
永兴安息日会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张小微。
状元九山、大岙溪等教堂,“会别”和教堂信息不明。
如今教会“会别”之多,教堂资料欠缺,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状元基督教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国外传教士来布道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状元下市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创立于1906年。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教会日渐复兴,信徒与日俱增,并且从开始外来发展教会,成为自治自养自传,坚持“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发扬爱国爱教,广传福音。

一、教会历史
据史料载,早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六世纪由西方多数国家提议并得到国际权威赞同,将耶稣降生之年定为公元,作为国际通用纪年,为纪事和年岁记载提供统一与方便。基督教曾在唐朝、元朝从国外传入中国,但由于王朝变换而失传。16世纪,马丁路德在西欧进行改革,将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称为“新教”。

在温州,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国外传教士曹雅直率先来温州传教,并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建立温州第一所基督教堂(即温州花园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城西嘉会里购房建教堂,创立温州城西基督教会(时称“偕我会”),李华庆牧师于1881年在温州病逝。随后,国外(英国)多位传教士带家眷捐钱财到温州传道建立教会,从国外捐钱建造教堂,办医院、学堂。在温州各县相继建立教会。在此,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以温州花园巷教会为总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即“偕我会”)以温州城西教会为总会;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温州“永光堂”为总会。1958年,教会实行大联合,温州市包括市郊各县,以区域联合聚会,市区都在城西堂,以此教会合一,信徒济济一堂。

在状元,首先从三所教堂看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状元下市堂:位于状元街道下市路59号,教堂占地约250平方,其中圣堂117平方,地址四至:东面庙宇和渔业大队,南面为民房,西面教堂附属宿舍、厨房(外边是弄道),北面是下市路(路外为瓯江江岸,今建江滨路)。教堂西边的五间宿舍栈房早已拆掉,只有圣堂的屋子仍是上百年留下的老建筑,门台砖墙均是古罗马教堂式的青砖白水粉钩缝,如今陈旧剥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用于渔业大队和办工厂。

据回忆该教堂内上方高悬一爿“真道觉明”的匾额,东西两侧开玻璃窗,中间撑着两根木质圆柱,柱上一面写着对联并加髹漆。堂内靠凳坐位可坐200人左右。1951年登记资料显示,状元下市教会建于1906年,由英国孙光德牧师来传道创建的,教会负责人蔡庆庚(长老),买地0.95亩作为建造教堂地基,教堂建造资金都是国外捐助。当时下市教会信徒近百人即男48人、女34人。据93岁高龄老信徒蔡恩魁回忆,他原住南西垟东垟地方,3岁时遭遇洪水迁居状元,全家一直就在该堂聚会,下市堂具有百年历史。蔡庆庚长老便是他的父亲。

下市堂隶属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历任坐堂有孙、胡、葛教士,裘岩南、盛先生、邹松来等,教会负责人除蔡庆庚外,还有邵明一、黄明恩等。

二、状元老街堂:位于状元老街弯角。4间(约为80平方米),其中圣堂3间平房,厨房、宿舍一间二层并供坐堂先生住宿。教堂大门临街朝东,堂内分男女两排坐凳,中间撑着木柱,右边墙壁上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分辨善恶果子的漫画,讲经台两边挂有“禁止喧哗”的牌子。堂内可坐100人左右,聚会开始撞铜钟,接着按名册点名,点到名字的人都应声“到”。讲台桌上放置有手柄的铜铃,用于在讲道中的“警示”,如果发现有人发声影响会场安静,马上打铃“忠告”。历任坐堂先生有庄道兴、潘安民,孙省三、林先生、李兆华、傅其昌等,教会负责人陈醒初(长老)。

据陈国贤先生回忆,该老堂约于1935年前是从民房买来改建的,称耶稣教自立会,归属温州永光堂总会。据有关资料称:1929年总会在状元设分会,分会也称为区会,下辖七都门前沙教会(负责人王金楷)、蒲州教会(负责人冯福桃)、社田教会(负责人王步有)、丁岙教会(负责人邱岩锡)、木家桥教会(负责人应高洪)、永强教会(负责人陈汉真)。
随着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增多,聚会信徒包括茅竹桥、御史桥、石坦、山西岙、九山等,因聚会场所过小,容纳困难,于1951年在状元鲳鱼墩桥边建造新堂,此后老街老堂房子卖掉,用于开诊所,办邮电所等。

三、状元河岸桥边堂:位于状元鲳鱼墩桥边(今称六龙桥),因老街老堂窄小随着教会发展而选址在桥边买水田0.9亩填基建新教堂。1951年9月,用人字木结构,青砖白灰钩缝,共建成七间,其中3间宿舍(二间二层,一间平房作灶间),圣堂四间平房,讲经台靠宿舍,南临塘河,大门朝东,教堂门墙直书:“耶稣堂”三个大字,塔坊顶立鲜红的十字架(中间嵌玻璃条一横一直),该堂可坐200多人,负责人陈醒初(长老),先后由傅其昌、沈先生和温州嬷等坐堂,状元桥、茅竹桥、御史桥、山西岙、石坦、九山、上京、横街等地信徒都到此堂聚会。每个星期中都由坐堂先生或本会同工,有一次到远近信徒家中上门巡回探望并祝福祷告,招呼信徒遵守主日礼拜。

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以大办工业教堂被占用,用于办农械厂、农机站等,一度教堂关闭停止聚会,期间状元信徒只得在杨宅家庭秘密聚会。

直到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状元教会恢复聚会,并选址在状元前潘路40号,投资13万元建造教堂,并经重建、后来的教堂比以前更加宽敞宏伟美观。状元教堂成为龙湾区总堂,区基督教两会驻所和办事机构。

二、教会纪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得到恢复,信仰自由得到保护与支持,信耶稣得到公开聚会与传扬,从此宗教活动日趋正常活跃,信徒面貌焕然振奋,教会活动与自我管理服务走向空前。
教会机构民主制度活动

1984年,在龙湾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下,开始筹备建立“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团结全区信徒,开展“三自”爱国教育活动,宣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广传福音。在此基础上酝酿代表人选。

198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在状元堂召开。全区共有七个堂点(即状元堂、蒲州堂、上江堂、屿田堂、水心堂、河滨堂、大岙堂)62名代表出席会议,温州市宗教局领导、市基督教两会高建国牧师应邀到会,龙湾区政府张副区长、区委宣传部汪副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区信徒团结同心,爱国爱教,坚持“三自”办好教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戴圣驹等22名组成,并由戴圣驹(牧师)为主任委员,冯福桃(蒲州)、陈醒初(状元)、张宪广(上江)、李启荣(水心)为副主任委员;张宪广兼任秘书长,叶超、黄英勤为副秘书长。

会议要求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同时发起倡议教会捐助社会慈善事业,助困救灾,办好教会培训班,健全教会规章制度,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1995年7月12日,在状元堂召开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本届代表体现年轻化和妇女代表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为135人,比上届有所增加,来自全区28个堂点代表1.8万信徒(老龙湾)出席会议,张宪广(由李青青代)代表上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温州市宗教局局长郑启中、市两会张大鹏长老、施成惠、林福辉两牧师到会祝贺并讲话,龙湾区民宗局副局长高峰向会议作宗教政策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作重要讲话。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委员33名,欧阳后增当选为主席,兼“基协”会长;郑日祝(水心)、林玉良(大岙)当选副主席;李青青(女)为副秘书长;张道生(蒲州)、李金良(上庄)为副会长;黄应勤为总干事,李青青(女)兼副总干事。
会议宣传国家宗教信仰政策和宗教法规,开展教会各项活动;协助堂点重建、扩建、易建,加强教会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增进合一,广传福音。

2004年8月5日,龙湾区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瑶溪山庄召开,来自全区47个堂点87位代表,受全区4万信徒的委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龙湾区域调整后(即瑞安梅头和灵昆、永中、沙城、天河从瓯海划入)第一次会议。欧阳后增牧师致开幕词,李青青牧师代表上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爱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邱小侠到会祝贺并讲话,区民宗局局长项岳年作宗教工作讲话,陈国光同工致闭幕词。会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区“两会”第二届常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龙湾区基督教“两会”章程。会议要求齐心协力,按照《圣经》真理和宗教政策,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带领全区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同时做好教产登记工作;完善教会规章制度;重视妇女青年工作;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增强团结发扬爱心,推进教会事工,为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龙湾区基督教第三届委员会委员40人,欧阳后增再次当选主席;张道生(蒲州)、陈学铭(海城)当选副主席;陈国光(状元)、叶祥光(永强)当选为“基协”副会长(会长空缺),李青青(女)为秘书长,田军、陈岩文为副秘书长,林新为总干事,江国民、郑光立为副总干事,下设“两会”办公室、青年妇女事工和自治、自传、自养等委员会。

2011年2月18日,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在富豪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区119名代表,代表全区4万信徒参加会议。欧阳后增牧师作题为“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办好龙湾教会,促进教会和谐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陶彩霞到会讲话。

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民主选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总干事。选举结果通过:欧阳后增为“两会”名誉主席;“两会”主席陈国光,副主席张道生、江国民、李青青(女),秘书长田军,会长(空缺),副会长叶祥光、陈学铭、林新,总干事林新(兼)。

教会爱心捐助济困活动
2005年1月14日,按龙湾区民宗局的部署,对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开展救助。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专门召开全区各堂点负责人会议,专题布置募捐活动,欧阳牧师和陈国光、田军偕同财会人员到各堂收集赈灾款,即:御岙堂4000元、石坦堂1000元、梅头聚会处3500元、永强各堂点34572元、河滨堂1000元、三甲堂1000元、状元堂11480元、蒲州堂10000元、大岙堂1320元、埭头堂4650元、聚会处各堂2500元、龙华堂1550元、水心堂500元、五甲堂3000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其他堂点10000元,共计90572元,送交温州红十字会转达灾区。

2006年8月10日,8号17级强台风“桑美”福建登陆,对苍南等地造成灾情损失重大,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教堂损坏。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出倡议,各教会信徒捐款捐物,专题奉献,于2006年8月31日,龙湾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欧阳牧师等组成慰问团,带着12.0907万元爱心款到苍南灾区献爱心,救助受灾损失严重的信徒家庭。据介绍,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其中一户9口8人遇难,幸存一名小孩,可谓悲痛之极。该县4所教堂倒塌,多所教堂不同程度损坏,兰山教堂成一片废墟。欧阳牧师代表龙湾教会向他们慰问,送上爱心款,并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难关。状元石坦教会还为灾区信徒捐献6大袋衣服。慰问团同时看望了受灾信徒家庭临时安置点,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建家园。接着来到矾山镇慰问看望受灾信徒和特困家庭,分别送上慰问金。最后,通过苍南两会对灵溪、桥墩受灾信徒发放爱心款,表示慰问。

2006年9月4日,龙湾地方教会,将专题奉献款176367元,送到苍南灾区教会。2006年9月11日,永强片各教会负责人,带着10万元爱心款送到苍南灾区教会,救助受灾信徒。

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两会欧阳后增、田军和五甲、屿田教会负责人项金福、郑爱惜等到苍南人民医院看望在医疗中受伤人员并送上慰问金。截止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基督教会共为苍南灾区教会并教内外受灾群众捐助善款43万元,其中屿田2万元、御岙8000元、大岙8200元、石坦10407元、埭头2万元、龙华3800元、河滨2000元、三甲和五甲1.3万元、状元堂56000元、各聚会处13万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状元安息日会1200元、寺后2350元、王相聚会点2000元、灵昆上岩头地方教会5000元、梅头地方教会41367元、其他教会37600元。

2006年,为慈善一日捐活动,奉献6000元;为龙湾开展“情系民族学子,共育栋梁之才”活动捐款2.2万元。
2006年,龙湾区各教会为社会爱心捐助53100元,其中大岙1500元、埭头2000元、梅头聚会处2000元、聚会处各堂点5000元、王相聚会点1000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龙华500元、屿田2000元、河滨1000元、水心1000元、三甲和五甲6000元、状元堂7000元,状元、永兴安息日会600元、汤家桥1000元、灵昆(棋盘)500元、寺后1000元、御岙1000元、其他教会1万元。
当年“桑美”台风对温州苍南毗邻的福建福鼎市造成重大灾害损失,灾后教堂重建和信徒家庭生活造成困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起捐款献爱心活动。状元堂庆贺圣诞不摆“圣诞酒”,节省资金捐灾区,全区各教会捐款57500元,于2006年12月23日,由龙湾区两会负责人欧阳后增和陈国光、田军、鲍小燕、叶乐峰等专程带爱心款到福鼎赈灾,受到福鼎市“三自”主席王博贯(长老)和“基协”会长张进炎牧师等热情接待。据介绍,超强台风给福鼎市倒塌教堂18间,10名信徒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3万元,龙湾教会对此深表同情,当时教堂和民房正在灾后重建修缮中,犹如雪中送炭。

另外,苍南马站牧区崇安教堂在灾后重修中,由于操作不慎发生再次倒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令人惨痛不已,欧阳后增代表龙湾教会送上6500元慰问金,并向遭遇不幸的家庭深切慰问。

2007年9月19日凌晨2点,“韦帕”13号超强台风在苍南霞关登陆,造成损失重大。根据龙湾区民宗局(温龙民宗〔2007〕238号文件精神,开展教会募捐活动,共募捐4.5万元,其中:蒲州6000元、上江3000元、埭头3000元、屿田3000元、地方教会2000元、寺后1860元、三甲2500元、石坦1000元、汤家桥1500元、龙华500元、五甲2500元、上庄1200元、河滨500元、永强牧区1万元、王相2000元、御岙2000元、大岙1500元、永兴安息日会1000元,统一由区民宗局送交灾区。

2008年,龙湾区基督教会开展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活动,捐款教会有:状元堂95312元、上庄1.1万元、石坦1.027万元、大岙7000元、河滨3475元、灵昆5000元、龙华3000元、永强牧区18万元、梅头聚会处31761元、灵昆聚会处4000元、永联聚会处4000元、地方教会57499元、永兴安息日会2000元、状元安息日会2550元、御岙1.4万元、王相6000元、屿田2万元、寺后9030元、石坦聚会处8741元、屿田聚会处6000元、聚会点69996元、其他教会34.689万元,四无名氏2.55万元,共计92.3024万元,分别上交区民宗局、温州慈善总会、省基督教两会等转达灾区。

2012年,龙湾基督教两会收到全区教会爱心捐助奉献款20.3423万元,用于生活贫困救助19.3万元,其中6.9万元,送到四川绵阳地区救助地震受灾后生活困难的灾民。另外向灾区多次捐赠衣服、毛衫。

三、教堂分播
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信仰开放,基督教中的“会别”多多,却信仰宗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同一本《圣经》信耶稣,敬畏上帝。如今的“会别”不再是过去的内地会、循道会、自立会,而是“三自”教会、地方“蒙头”教会,还有不知“会别”的教会及家庭聚会处和安息日会等。
“三自”教堂(归属“两会”):

状元堂 位于状元前潘路40号。1985年初建教堂,2002年原址重建,占地面积1789.5平方米,建筑面积2005.46平方米,分主堂、副堂及宿舍楼厨房餐厅等,教堂坐位1000之多,聚会信徒800余人。

1985年后,状元堂为龙湾区“三自”教会总堂,龙湾区基督教两会驻所。本堂历任负责人陈醒初、陈宝聪、黄海军、陈国光、江国民。

蒲州堂 位于蒲州街道下埠村,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初建于1949年,重建于1985年,建成圣堂8间24米长,12.5米宽、20米高,另有4间附属房,于2000年10月再重建,建成10间4层。
早在1930年买来下埠3间旧民房(原私立学堂)作为聚会场所,1947年信徒40多户,于1949年第一次建造5间教堂。至1985年信徒增加到200户左右。历任负责人冯福桃、张道生、陈银龙等。

上庄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庄福垟路,占地1800平方米。原由屿田教会分出,初建于1968年,重建于1998年,信徒人数100多人,历任负责人李金良、朱岩龙。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桥头,占地面积335平方米。最早在黄光辉家聚会,1949年在屿田东岸建造教堂,1989年重建(占地335平方米)。如今信徒人数200多户,历任负责人陈宝林、黄永明、郑爱惜。

上江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江西岸张家牌。原永丰桥教会分出,教堂初建于1979年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790平方米,1989年原址重建教堂5间,附属房3间2层,于1999年进行改造增建附属房。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张金弟、张岩春、严金林、张宪广。

汤家桥堂 位于蒲州街道汤家桥东路,教堂占地294.7平方米。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8年教堂聚会被停止,都到信徒家中聚会,后来并入蒲州教会聚会,1996年从蒲州分出,1997年在汤家桥汤东路建造教堂,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2009年进行原址拆建,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陈建忠、汪永岩。

石坦堂 位于状元街道石坦南岸山边。原由状元教会分出,1986年石坦信徒在南岸宋定和家里聚会,随着教会开放,信徒人数增多,于1989年在石坦南岸山边建造教堂,20年后教堂成为危房,于2010年进行原址重建,并新建附属房,教堂及附属房总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历任负责人李松良、朱清华、李秀平等,程碎主持圣工。
大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三郎桥村新桥头路12号。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3年7月,在本村桥头路建造教堂,1997年,泽雅水库移民迁居本村,移民信徒加入本教会,1998年重建教堂,2004年附属房翻建,现有信徒200多户,历任负责人林玉良、夏贤忠。

御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御岙鸡山脚,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教会,1975年并入状元聚会点,后来由状元堂分出。1994年10月,在御岙鸡山脚建造教堂,占地4690平方米,其中主堂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历任负责人王金润、黄和平。

永中堂 位于永中棋盘永宁路224号,占地面积257平方米。最早于1870年英国传教士鲍信进到永强布道,先后建立三甲教会,福音传扬,信徒发展,1961年3月建立永中教会,1989年6月1日开始建造教堂占地面积2157平方米,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二层朝南,主楼高度13米。信徒从1961年的20人,到2008年达到2000多人,包括东坦、陡门、上京、棋盘等周边地方,本会教职人员5名,负责人张德耀。

宁村堂 位于龙湾海滨教新村,占地面积1090.21平方米,初建于1985年,1994年因机场大道拓宽,迁建于1995年7月14日落成,现有信徒450人,历任负责人姜益延、陈国华、孙和平。

沧河堂 位于永中振仓街1号,占地2.91亩。最早于1878年秋,英国传教士到永强沧河布道传福音,当时贫民王大松、孙岳寿(宁村人)、郑集顺(蓝田人)、姜毓真、陈茂青(沧河人)等,接受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时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为温州花园巷),接着福音向沙村、山湾、下六宅、前街、下垟街等地扩展,于1908年在林宅选择地块2.7亩建造沧河教堂,并建附属房(宿舍、厨房等)供国外传教士食宿,堂内开办唱诗班、查经班。1930年开办永生小学(教会办学,免费入读),第一期老师章光、王诚信、王崇卿等人,第二期陈庆明任校长,何鸣、王顺德、戴强任教。随着周边信徒发展,沧河堂为总堂,下设分会,即小塘、沙村、五溪沙、下垟街、水心、宁村、东郑、上京、上岩头教会。1958年教堂被迫关闭,1982年教堂恢复,1985年重建,1995年批准拆建,1996年11月25日落成,现有信徒450户,历任负责人陈步尧、王文生。

水心堂 位于瑶溪朱宅村东岸,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最早于1928年由邵静卿先生建立水心教会,并在朱宅买地造教堂,水心堂时属沧河总堂,为基督教自治内地会。1967年信徒增多,从沧河堂分出。“文革”时期教堂关闭,1986年恢复聚会,1987年获准教堂重建,主堂占地面积21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90.8平方米,由于聚会人数增多,于1995年10月买来二间二层和一间屋基,于2004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2.9亩,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总投资275万元,2005年10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0余人,历任负责人邵静卿、李启荣、郑日祝、林永福。

龙华堂 位于永中街道龙华村D12幢对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原属泰顺莒江堂(1918年建立教会),时属基督教内地会。2000年龙华信徒从泰顺珊溪水库移民迁入,2013年建造龙湾区唯一的移民教堂,现有信徒300多人,教会负责人夏碎星。

四甲堂 位于沙城四甲村,原由五甲教会分出,随着四甲信徒增多,于2004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教堂,2006年9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郑建国。
五甲堂 位于沙城横山咀头。解放前教堂建于联二村,“文革”中被拆除,1985年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1998年被鉴定为危房,1999年批准原址重建,2000年圣诞节落成,现有信徒一千余人。历任负责人章作达、章作辉。

三甲堂 位于天河后津村沙城,1927年建于天河后津村,因村镇道路扩建,于1989年经批准迁址,建于天河镇后津村沙城,2004经鉴定为危房,2005年12月,(温龙民宗〔2004〕42号)批准重建,现有信徒1000余人,负责人金上康。
下六宅堂 位于永中街道城北村下六宅,1993年10月,建造教堂占地846平方米,现有信徒850人,负责人陈岩文。

五溪堂 位于永兴街道五溪村,1988年6月30日,经批准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90平方米(0.285亩),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范良安。

朱垟堂 位于永中街道朱垟村。1970年前为家庭聚会点,随着信徒增多建立教会,1993年申报建造教堂,用地面积178.1平方米,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朱汝松。
河滨堂 位于瑶溪街道河滨村经二五七,早年由水心堂分出,3年前初建教教堂,2010年,重建教堂二层,座位400多人,现有信徒近百人,负责人戴小永。

山北堂   位于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1986年前信徒参加沧河聚会,1986年后建造山北教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现有信徒65人,负责人林昌柱、黄光德。

永兴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北村富康路。原由沧河堂分出,1991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负责人董友松。

雄心堂 位于瑶溪街道雄心村,早年信徒在东岸邵应昌家中聚会。1996年1月,设立教会并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邵应昌、邵康西。

联丰堂 位于永中街道永昌丰台村,1992年购买民房聚会,1994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现有信徒110人,负责人林友法。

永昌堂 位于永中永昌前街村,1990年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王建村、陈宝昌、胡文远、王庆寿、王景崇。
蟾钟堂 位于海滨街道蟾钟东岸,1982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负责人李日金。

埭头堂 位于龙湾海城(梅头)埭头村,2001年前隶属瑞安市,区域调整划入龙湾。教会历史超百年,1958年教堂关闭只得在家庭聚会,1990年投资10万元在梅头梧园山脚建造埭头堂,1998年因塘梅公路拓宽迁建丰华路,总投资230万元重建埭头堂,2004年建造附属房6层,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占地6.9亩。现有信徒8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陈学铭、涂学火、涂玉金。

寺后堂 位于永中街道寺西村。1919年由陈汉臻父亲建立教会并在九头桥聚会,1924年迁址于寺西村,归属温州永光堂(自立会),解放后,陈汉臻父亲将自家的地基奉献建造教堂(即寺后堂),曾被关闭,1986年10月27日,经时属瓯海区政府发文批准开放,于2005年5月,经龙湾区政府批准教堂危房拆建,共投入110万元重建寺后堂,占地面积0.76亩,现有信徒380人,历任负责人陈汉臻、曾永生。

灵昆堂 位于灵昆叶先村棋盘,最早于1894年,由陈宾金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灵昆教会,时属自治内地会。因地理交通原因,1941年划归乐清里隆内地会,直到2001年行政区域调整,灵昆堂归属龙湾。解放前一直在信徒家里聚会,后来买来两间半民房作聚会场所,1947年民房倒塌,开始建造教堂。1988年,部分信徒分出建立家庭聚会点,1989年本村棋盘建造教堂,2007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总投资210万元,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林明生。

王相堂 位于灵昆王相村。1945年,由李、潘两位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教会(归属乐清里隆牧区),1968年“文革”中被上岩头村拆改办碾米厂,信徒分散在胜安叶爱香家、上岩头陈贤仁家、叶先潘仁安等家庭点聚会,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开放聚会,2000年12月,在

灵昆镇政府支持帮助下,修建二间(1000平方米)的教堂,现有信徒10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李乐昆、赵成桃。

白楼下堂 位于瑶溪街道白楼下村东山下,教堂建于1964年3月,建筑面积1416.22平方米,称永恩堂。现有信徒555人,历任负责人张谨国、王茂柱、吴培旺、黄美芬、黄益文。
地方教会(蒙头会)堂点:

石坦堂 位于状元石坦北岸大罗山路。1952年建立教会。1989年石坦老砖瓦厂山边因高速公路拆迁,1996年重建于石坦北岸,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夏贤云、黄爱光。
下垟街堂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王学义。

宁城堂   位于海滨街道宁村,负责人周相友。
新联堂 位于永中街道新联南路19号,信徒200多人,负责人吴恩华、周建海。
南桥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村,负责人张崇汉。
沙村堂 位于海滨街道沙村,负责人周兆银。
南荡堂 位于永中街道河泥荡,负责人温万碎。
苏川堂 位于瑶溪街道苏川村,负责人方元魁。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村,负责人黄国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状元安息日会 位于状元甘岙村。教会历史近百年,1949年前教堂设在状元下市阿恩屋里,仅30左右平方米,门朝下市路,1968年旧房改建后,会址移至甘岙村(甘岙村1953年建立聚会点),2005年5月12日,安息日会新教堂落成甘岙山边,3层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可供300多座位,现有信徒102人,负责人张松林、王建。
永兴安息日会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张小微。
状元九山、大岙溪等教堂,“会别”和教堂信息不明。

如今教会“会别”之多,教堂资料欠缺,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

来源:龙湾地情网 
网址:http://www.lwdqw.gov.cn/Art/Art_1621/Art_1621_7377.aspx
发布日期:2013-10-31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

挖掘教会历史 推动宣教工作 作者:吴迦勒

挖掘教會歷史,推動宣教工作

文/吳迦勒

溫州教會自1867年建立以來,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見證。這些見證,部分已付諸文字記錄,但基本上為英文,很少是中文的。

近年來,本地、海外的基督徒,自發、自費地做了大量工作,記錄、整理溫州教會歷史。成果顯著,亦激勵了溫州基督徒起來宣教。

到目前為止,溫州教會的史料挖掘、使用,可以說是走在全國教會前列的。但願這些經驗能得以推廣,讓各地塵封、沉睡的資源,都重現天日,發揮作用。

下文即簡單介紹目前溫州教會史料的發掘、使用成果(因本文篇幅有限,重點在激勵宣教方面,而非全面的史料)。
一、三個歷史時期

為了便於表達,請允許我把溫州教會歷史分成3個階段:初期(1867年-1949年)、近代(1949年-1979年)、當代(1979年-2013年)。

(一)初期

1. 2006年,優西比烏歷史工作室開始翻譯、在《麥種》雜誌上連載《26年在中國》(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編註)。作者為Grace Giggie Stott(1845-1922。丈夫是溫州第一位宣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1835-1889。編註)。

這篇回憶錄,現已全部譯好。其內容,可使我們瞭解內地會1867-1895年在溫州的宣教情況。

2. 吳慧姐妹翻譯了蘇慧廉夫婦的2本回憶錄,《拓荒佈道》與《樂往中國》。這兩本書,讓我們知道了循道會1877年-1907年在溫州的工作。溫州圖書館的張永蘇和溫州大學的李新德,也將蘇慧廉的回憶錄翻譯、註釋後出版,改名為《晚清溫州紀事》。
3. 沈迦歷經6年,撰寫了《尋找蘇慧廉》。我個人認為,此書堪稱半部溫州初期教會史。

4. 北美的黃錫培,是《回首百年殉道血》、《捨命的愛》等書的作者。這幾年,他一連寫了5個在溫宣教士的小傳:王廉牧師夫婦,衡秉均牧師,梅師母,謝姑娘。並收集了幾十張溫州老照片。

5. 有人將內地會會刊,掃描製成PDF格式,放在網路上供人下載。現有從1875年到1922年這些年中,共36年的會刊。這些會刊只要有人翻譯,就可以還原內地會在中國各地教會的宣教史。
(二)近代

這段歷史,溫州教會表面上看來是處於冰封期,但實際上,福音工作卻如冰層下的暗流湧動。甚至可以說,是地底下果實累累。

然而因為各種顧慮,有些人不願寫回憶錄,留下的工作記錄實在太少。只有一些個人見證類的小冊子,如周錦堯。這些見證讓我們瞭解,當時溫州的基督徒,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勇敢為主做見證、傳福音。

(三)當代

從80年代開始,溫州本地福音工作進一步增強。特別是90年代開始,對民工傳福音。到全國各地傳福音,也如火如荼。不過,由於各系統教會對這段仍在進行中的歷史,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沒有教會整體性的文字記錄,就連各系統的也沒有(或者,寫出來也得不到普遍的認同)。

溫州教會一班弟兄姐妹,在文成傳福音時殉道(1993年5月31日),這一事件,在20年後,拍成紀錄片,並有人撰文紀念。挖掘出這一當代教會史中最能激發宣教心的史料,為當代宣教史的撰寫開了一個好頭。

二、近期資料利用

1、溫州教會圖片展,在2012年11月溫州教會宣教大會上首次舉辦。弟兄姐妹看了,都很受感動。圖片現已發行了40套。2012年用這些照片,製作了一本宣教行事曆分發給同工,2013年還出了一本年曆。

2、“溫州教會歷史一日遊”。從圖片展到“一日遊”,水到渠成!最早“嚐鮮”的是海外華人——2012年11月,新西蘭的華人弟兄姐妹路經溫州時,特地去新西蘭籍宣教士王廉牧師(Francis Worley,編註)的墓地遺址,以及循道會護士長竇維新(Dorothy Annie Dowson,1906-1942。編註)的墳前禱告,並參觀了花園巷堂和瓦市巷的牧師館。過了半年,溫州人終於也“一日遊”了。隨後,“一日遊”在各教會推廣。起到了很好的傳承歷史、鼓勵宣教的作用。

3、宣教中心幾期特刊上,都刊登了黃錫培的宣教士小傳,以及內地會會刊的譯文。這些教會初期記錄,給今天的基督徒樹立起屬靈的榜樣。

4、利用內地會會刊資料,金華宣教大會的會刊,編撰了一篇金華教會初期史的文章。這是一個為各地教會服務的嘗試。

三、呼籲充分挖掘
從上文可以看出,挖掘、善用歷史是大有可為的。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歷史的金礦。我們擁有這麼豐富的資源,卻不去挖掘,不去開採,是多麼可惜、多麼浪費啊!

希望有更多英文好的人能投身到翻譯工作上,有更多文字功底好的人去採訪、編寫,有更多同工願意接受採訪……只有多方面一起行動,充分挖掘,全面利用,宣教歷史寶庫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現住溫州,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2015.11.9

是时候对派单制说再见了 作者:陈小

陈小:是时候对派单制说再见了

2015-11-03 基督工场



文/陈小


温州教会的主日证道与其他地区都不一样,实行的是“派单制”。派单制是指由牧区(牧区是指相近区域、相近教义的教会联合,由于历史因素也有跨地区联合的情况)统一为下辖的每个教会安排主日讲员,所有传道人(带职的义工所占比重非常大)都由牧区派遣,牧区会按照每位传道人的不同情况而决定这位传道人在一年内的讲道次数和所派遣的教会等。

派单制是历史的产物,始于文革期间。当时,教会的各类公开活动都被禁止,但信徒仍然于夜间在隐蔽处(信徒家中、山洞、小岛、竹林等地方)“偷偷”聚会。那个年代的传道人,常常是通过祷告时的感动,或是异梦异象而被呼召出来,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们的呼召并没有经过任何教会或组织的印证,所以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或组织负责,唯一要忠诚的就是神。正因为此种原因,当时教会中就出现不少的“游行传道人”,他们像彼得那样,周游四方,所到之处必有人接待,然后就在某个祷告会中讲道、查考圣经,这些传道人在那个年代中成为供应信徒生命所需的牧者。

在文革时期温州教会迅速发展,各处建立了聚会点,但是各个聚会点都是独立的,没有与其他聚会点联系。文革结束后,教会逐渐“浮出水面”,原先那些独立的聚会点,开始意识到教会间联合的必要性。这个时期能做成这个工作的,也是这些“游行传道人”,因为他们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四处游行布道,有些在各个地方建立了聚会点,有些来往于各聚会点中,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各聚会点中的纽带。又由于他们在逼迫的那些年中冒着各样的风险四处为主见证,在信徒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促成教会的联合。于是在七十年代建立了联合教会,但在1982年前后,在加入三自这个问题上,联合教会产生了分歧,故此温州教会演变成“三自”、“半三自”、“家庭”这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的教会仍然延续派单制,但也有所差异。

三自体系下的教会,是指完全遵从三自方针治理教会,以两会为主,所有主日证道工人都是由两会派遣,来回路费从两会支取。半三自类型的教会,是指登记在三自之下,但是不完全遵从三自方针,甚至架空三自“我行我素”,主日证道工人由两部分组成:两会安排一部分讲员(此部分经费由两会负责),剩下部分是由所在教会自己聘请(此部分经费由教会负责)。有些半三自教会甚至达到高度自治,讲员和全职人员不经两会全部由教会自己聘请,各样的费用也由教会全权负责。传统的家庭教会也延续派单制,操作形式和三自下的教会区别不明显,不过差遣的主体由两会变成了牧区;新兴的家庭教会大都不再延续派单制,讲员即是本教会的全职牧师或者传道。

派单制既是历史时期的产物,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在普遍缺乏工人的年代,派单制有效的解决了众多牧养上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温州教会兴起了很多肢体走上全职的道路,有人曾说:华人的神学院中,温州人绝对是最多的。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但这话也道出了温州教会在最近的一二十年中,越来越重视培养人才。所以在教会不断的发展中,派单制的弊端也不断的呈现出来。这些弊端在传道人、教会、信徒身上特别明显。

这里说的传道人,是广义上的,包括全职工人,也包括带职义工。派单制大大降低了对带职工人的要求,在这支队伍里不需要呼召就可以上讲台,甚至不需要多少装备,只要和两会或牧区负责同工有点关系,性格又比较敞,都可以派往各个教会的讲台。被派出去的工人对所要去的教会情况是少有了解的,很多可以说是完全陌生。所以他们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没有办法实际的眷顾到听众的需要。有一位神的仆人说过:你所讲的如果不能从信徒的实际出发,那么就是对着空气讲。派单制几乎完全脱离了信徒的实际,所以信息很难有针对性,这是牧养上的大问题。新约圣经的书信有哪几封不是针对教会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呢?加拉太书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出现的问题——律法(割礼)对救恩造成的混乱;以弗所书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的合一;彼得前书是为处境艰难的教会而写,甚至连启示录也是为装备教会面对末世而写。

基于以上提到的两种原因,在温州教会和传道人中产生了不少怪现象。讲员一年可以有几十周在外面讲道,但是只需要准备三五篇讲章就可以了,所以不难看到有些讲员上台证道前拿着自己的几份讲章问主持人:这篇在这里讲过没有?笔者甚至听过一个可悲的笑话,某个主日,某讲员上台讲“水变成酒”的神迹,台下的会众说他们都听醉了,因为近一个月来该教会讲道的都讲这段经文,并且内容都相差无几。

派单制下的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既不需要对神负责(因为没有呼召),也不需要对人负责(因为不认识会众,也不与他们发生实际关系)。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传道人自身就怠惰了,不用积极去准备讲章,也不用恳求圣灵的光照,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想怎样讲就怎样讲。长此以往,传道人就会越来越自我中心,变成“独行侠”。

派单制也大大削弱了全职工人的牧养。他们经过神学装备后,由于本教会的讲台甚少需要自己负责,所以他们就经常被按在某个固定的岗位上按部就班,N年之后每个人都在固定的岗位上拥有了一片小天地,但是却越来越封闭。他们属于教会,但不能和教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固定的岗位封闭惯了,得不到全面的门徒训练,所以很难成长为时代工人,很难看到教会的全局需要,很难对教会的发展提出有见地的意见。

此外,有些比较有追求的带职工人在讲道水平上的提高,也削弱了会众对全职工人的尊重。而带职工人既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又在教会中有了一定的威望,又不用领取教会的薪资,成为了众人的羡慕对象。所以很多神学生毕业后牧会一小段时间就走不下去了,退下来成为“今世当财主,来生当拉撒路”的带职工人。这种风气不断滋生的结果就是造成教会的世俗化。

派单制也给教会和信徒带来了不少麻烦。地方教会几乎失去了对讲台的把握,外来的“同工”替代了本教会的教导职分,所以教会不能系统的传讲真理,不能有针对性的发出信息。在特殊时期讲台不能供应相应的信息,比如在拆十这件事情上,虽然拆十轰轰烈烈在进行,但是主日讲台的信息还是照常,不会有多少信息能与这事有关联。

在派单制下产生的是“铁打的教会,流水的讲员”,正好背离圣经的教导——不要多人作师傅(雅3:1)。所以信徒也得不到恰如其分的喂养,更有甚者在一些议题上,不同的讲员往往见解不一,甚至是互相矛盾,这就造成了信徒间的撕扯,不知道该采取哪位讲员的意见。怎样的牧者就会带出怎样的会众,牧者不一,会众自然就四分五散。所以温州教会看似庞大,实是一盘散沙,毫无凝集力。

派单制也容易造成教会的不合一,使教会事工失去异像。因为全职工人的影响力下降,带职工人的影响力上升,信徒又没有固定在某个属灵导师手下受教,所以教会中就容易出现各种“山头”,渐渐的就违背了圣经“彼此顺服”(彼前5:5)的教导,各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在教会决定事工走向时,因为各方的影响力相差无几,所以很难能够有真正的属灵领袖,也就难以看见神的心意,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教会维持原状,不可能有革新和创举,各项事工也就流于形式。

派单制源于文革中的“游行传道”,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在那个时期“游行传道人”是真正的被神呼召出来的(否则谁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道呢?),他们往往是在某地呆上一段时间与信徒同吃同睡,他们了解信徒的情况,也和信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传讲的信息虽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提供的正是当时的信徒所需要的。现在这个时代的派单制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两点根本因子,已经不再是教会的祝福,教会是时候去反思,是时候和派单制说再见了。

对派单制进行改革的两大拦阻是:两会(牧区)和带职工人。改革之后,牧区对地方教会的实际控制将弱化,同时也会影响到牧区的资金收入。带职工人也会在改革之后“失业”,失去在讲台上的“神采飞扬”,失去在平信徒中的影响力。这两大群体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改革实不容易。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教会要突破,要复兴,必须要有改革。正如当时派单制的产生,也是基于当时教会实际情况而出现的对既往牧养方式的改革。今天,如果我们实在是忠于神,实在是为神家的利益着想,实在有复兴教会的心志,就必须要反思,必须放下个人的得失与不适,去努力寻找适合当前教会需要的模式。

对于受政府控制的两会,没什么讨论的空间,离开是最有效的做法。对于不受两会控制的牧区,各个教会的负责人当积极的探讨改革的路线。如果地方教会有清晰的看见,而牧区或者两会不同意,那就要考虑是否要脱离牧区或者两会了。

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教会要做的就是组建教会的牧养团队,以确保主日的证道工作可以在本教会内彻底解决。即使教会力量有限,需要兄弟教会帮助,也应该固定少数人来担负主日的工作,再也不能每个礼拜都是不同的人来作工。

对于以往的带职工人,派单制改革之后,教会可以考虑对这些工人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呼召一批出来成为全职工人,另外一批与全职工人搭配服侍,或者在各个小组、团契服侍。

改革不易,人的本性很难能向自己“开刀”,所以我们要切实的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志,叫我们单单以神的荣耀为至高目的,以神的家为重心,但愿我们能有施洗约翰的心志: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约3:30)。

2015年10月10日星期六

从一张旧照片说起——悼念内地会最后一位牧师:高建国 作者:郑乐国

从一张旧照片说起——悼念内地会最后一位牧师:高建国
原创 2015-08-08 郑乐国 宣教中国


(图为:高牧师和温州五位教牧合影,左一是我的祖父郑经杰。)

一张发黄的照片,承载着温州教会半个世纪的历史。今天收到高建国牧师回天家的消息,心中不免伤感。寥寥数语,以表心意。

高牧师是五十年代,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总会差派驻温州的内地会牧师。早年在宋尚节博士的布道会中蒙恩,接受呼召,后入读华北神学院,高牧师的神学涵养都体现在他的服侍中。

高牧师经常受邀在浙江及全国各地主领培灵会,并曾担任浙江神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兼课讲师。高牧师是一位勤于笔耕的牧者,在各种杂志发表文章,并出版八本著作。

高牧师一生在温州服侍六十余年。“文革时期”被下放,生活相当艰辛。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好转。当我问及他的这段经历时,他的回答仍然显得有些犹豫。

高牧师很有讲道恩赐,虽然夹杂浓厚的河南口音,但我们还是听得有滋有味。至今我还记得他那篇“浪子回头”的道。他把故事的人物角色刻画的很有韵味,把慈父的欢乐及其款待描述的十分形象,应用性也强,确实回味无穷。

高牧师跟我们教会互有往来,八十年代,胡耀邦总书记调整了宗教自由政策。教会恢复公开聚会,我们教会举行牧区联合洗礼聚会时,经常会邀请他主礼。他也经常受邀在我们教会“培灵讲道”。

他跟我的祖父(郑经杰先生)关系密切,这种关系一直维系到祖父的晚年,祖父的追思礼拜证道就是他讲道的,那天他传讲“传道书”第一章,乡亲们慕名而来。

他对我也很关心,曾含蓄暗示我的个人立场和服侍可能会招致少许麻烦。他没有把话挑明,我也不便追问。他也阅读“生命季刊”,我表示惊讶,他风趣的笑着说:“你以为高牧师什么都不知道呀!”我愣了,心里很佩服他。

我多次拜访他,十年前,还特意采访他,做了口述历史的摄像记录。最后一次见他约是2010年离开温州前。未能在他生前给予问候关怀有些遗憾。但然而我们的盼望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一天必定相会。

(作者:郑乐国 宣教中国已获得授权,欢迎转载,但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宣教中国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