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外國人在溫州 作者：胡念望

史上外國人在溫州

胡念望 2004-11-21  外國人涉足溫州，最早的文字記載可追溯到唐朝。 西元8世紀初，新羅國（朝鮮）宣師人到溫州龍興寺求教佛學，留居頗久。唐朝開成四年（839），溫州與日本始有民間商船貿易往來。 北宋咸平二年（999），溫州被朝廷列為對外貿易口岸。 宋建炎四年（1130），康王趙構在金兵的追趕下，乘海路避難溫州，曾駐蹕江心嶼普寂禪寺（後改名 龍翔寺）。後北返，在臨安（杭州）稱帝，為宋高宗，下詔命四川高僧青了禪師從普陀山法雨寺來溫州江心嶼，主持龍翔、興慶二寺。 紹興七年（1137），青了禪師為解決江心東、西兩嶼交通不便，親率眾僧投石填塞兩嶼之間急流，自此兩嶼合二為一。接著青了禪師在奠成的新基上，興建中川寺（即現在的江心寺），一時聲名大振，不僅國內僧侶慕名而來，日本、新羅（朝鮮）的義介、義伊、紹明等國外僧侶也相繼前來溫州研修禪理，極一時之盛。宋代“永嘉四靈”之一的徐照在 《游江心寺》中寫道：“兩寺合為一，僧多外國人。”而中川寺（江心寺）也派遣大休、宗覺、子曇等高僧到日本、新羅學習交流，對中日、中朝的文化交流起到了 促進作用。 在外國人屢屢往返於溫州的同時，溫州人也頻頻漂洋過海。南宋紹興元年（1131）或稍前，溫州設立“市舶務”，管理對海外貿易。溫州與日本、高麗、真臘都 有商船往來。南宋洪邁在《夷堅志》中記載有：“溫州钜賈張願，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溫州複設“市舶司”，繼續加強對 外貿易。元成宗元貞元二年（1296），永嘉人周達觀為元朝廷派遣出使真臘（今柬埔寨）。是年2月，由溫州乘坐海船南下，途經古城（今越南），於7月到達真臘。 時值吳哥王朝興盛時期，周達觀對那裡雄偉壯麗的建築、風情獨特的文化藝術十分讚賞，並通過實地考察，瞭解當地風土人情、典章制度，寫成《真臘風土 記》，該書涉及真臘城郭、宮室、官屬、宗教、語言、文學、山川、物產、貿易、風俗諸多方面，為幾百年來國內外學者所推崇。  史上外國人來溫州，既帶來文化交流，也進行資源掠奪，這一切離不開當時的大背景。 明末清初，西班牙籍天主教傳教士來溫州傳教，居留數年。 近代以來，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遊歷溫州的外國人多為法國、英國、美國的傳教士。1876年，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煙臺條約》，溫州與寧波、 泉州等沿海城市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洋商大舉入侵。 清同治六年（1867）8月，英國傳教士曹雅直來溫傳教。光緒三年（1877）10月，英國傳教士李慶華來溫，翌年在嘉會裡巷租房設立教堂。英國哈利法克斯城人蘇慧廉於1882年來溫任溫州循道公會傳教士，在城西基督教堂傳教達25年，著有《一個傳道團在中國》，其中不少章節詳細記載了在溫州傳教事宜，並附有溫州照片多幀，拍攝於1906年的溫州東門海壇山長約750米的舊城牆成為見證溫州古城的重要史料。 清光緒二十年（1894），英國在江心嶼東塔下麵 建立了海關稅務司公寓，即英國駐溫領事館與巡捕房，強令地方政府拆除東塔塔簷和回廊，並盜走塔內佛經等文物。此後，溫州成為外國傳教士較為集中的地方。 如今市區仍留存著不少當時的痕跡。 ———江心嶼原英國駐溫領事館。建築面積409平方米，為外廊連續拱券帶柱垛的三層磚木結構，歇山頂，塗紅瓦楞白鐵四坡帶，門廳部位外廊凸出，二層採用平券罩兩小拱，拱用愛奧尼式柱支承。券柱式外廊，三段腰線磚飾，厚實清水牆，水準向厚簷，石勒腳臺階。具有文藝復興時期民間建築藝術的濃厚韻味，典型的歐洲式建築。 ———溫州天主教總堂。1888年建，神父傅貌祿設計監造，建築面積4731平方米，坐南朝北，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建築。 ———城西基督教堂。始建於1878年，後遭焚毀。1898年重建，建築面積1450平方米，坐西朝東，前為中世紀哥特式建築風格的大堂即禮拜堂，後為小堂即福音堂，外有中式棧房12間。此外，外國人還在溫州創辦了數家學校和醫院。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基督教傳道者約翰·定理在瓦市殿巷創辦定理醫院；光緒二十七年（1901），基督教會在海壇山南麓設立藝文學堂，首任堂長為蘇慧廉；三十一年（1905），蘇慧廉妻蘇洛熙在天燈巷開辦藝文女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基督教會在大簡巷創辦白累德醫院，將定理醫院併入；兩年後，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董若望來溫州，在市區岑山寺巷購地建醫院，於民國 二年（1913）9月落成開診，稱“董若望醫院”，有外籍醫務人員10多人……這些學校和醫院的創辦客觀上促進了當時溫州醫療教育事業的發展。 1950年1月，外國人出入溫州市境27名。 1963年8月，國務院批准溫州港對日本開放。此後歷年有日籍船員和商人來溫。 上世紀60年代，有少量越南留學生來溫實習。 1982—1983年，入境外國人464人次。 1984年，溫州被國務院列入沿海對外開放城市後，來溫的外國人劇增，主要活躍在教育、企業等領域。                                                                  上圖：前英國駐溫州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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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雅直（溫州宣教士） 作者：罗杰·卫尔 整理

曹雅植（溫州傳教士）

羅傑·衛爾  整理   章聖任、金海霞  翻譯     《曹雅直》   （GEOGE STOTT）   溫州   1867-1887   [/size]  [size=3]照片（略）: 1895年, 曹夫人在溫州25周年     第一部分: 福音入華   1．1792年, 為了與清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簽訂通商協定，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特使馬嘎爾尼（Macartney）勳爵覲見清朝皇帝乾隆。但是，清政府拒絕了他所有的請求，具體如下：   ⅰ）僅開放廣州作為通商口岸；   ⅱ）皇宮內不接見任何英國外交使臣；   ⅲ）英國宣教士不得進入中國；   ⅳ）清朝皇帝對英國獻上的先進科技禮物不屑一顧，認為毫無用處。   此外，清朝皇帝還給英王喬治寫了一封輕蔑的長信，信的結尾是這樣的：“國王！朕命令你按照朕的指令行事！如果你在寧波、天津或其他港口有船隻或貿易行為的話，朕將下令使用武力迫使你的船隻離開那些口岸！到時候別怪朕沒有事先警告你！你必須永遠遵守這道聖旨！”   2．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到達現在被稱為香港的地方。他是第一位來到中國的英國宣教士。他非常震驚地發現，如果一個中國人教外國人說中國話就要被處死！最終他還是找到了兩個願意教他漢語以及協助他翻譯《聖經》的人，並支付給他們報酬。但事實上，死亡的威脅一直籠罩著他們。當他們其中一個人被發現的時候，為了逃避嚴刑拷打和慘忍的死亡，竟然服毒自盡！       1812年，清政府通過了一項新法令使得外國人印刷漢語基督教書籍成為死罪。並且“歐洲人聘用的中國宣教士傳講基督信仰將會被處死。他們的跟隨著若不肯放棄信仰將被流放到北滿洲（也就是中國的東北）”。   3．清朝皇帝一心要拒基督教及一切國外的影響和貿易商於中國大門之外。廣州是西方人唯一可以購買中國茶葉和交換商品的地方，並且只能按照清政府的條件進行交易，無任何平等可言！           西方國家認為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將成為那些來自英國和印度製造的商品的潛在市場，是海上運輸的雇傭之地，也是個兜售鴉片的好市場！但是，為了與清政府進行正常貿易關係，他們所做的一切嘗試和努力都被憤怒地拒絕了，有時還動用武力。這激起了西方國家的軍事報復！清政府視西方國家為使用超強海軍實力的侵略者，將不平等的鴉片貿易強加給中國！當清政府抵抗時，戰爭就爆發了！但是導致戰爭的結果，雙方都是有過錯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於1842年結束，同時簽訂了南京條約。其中對宣教工作影響最大的條款為：   ⅰ）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ⅱ）清政府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准許英國商人在這些通商口岸貿易和居住。   在1845年的《中法黃埔條約》簽訂之後，羅馬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都開始被清政府所容忍。           第二次鴉片戰爭在1858年結束，同時簽訂了《天津條約》，緊接著1860年簽訂了《北京條約》。這些條約中對宣教工作影響最大的條款是：   ⅰ）更多的通商口岸被開放，准許英國商人貿易和居住。如汕頭、浙江、煙臺、天津、營口、九江、武漢、蕪湖。   ⅱ）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內地；   ⅲ）宣教士在中國內地活動自由；   ⅳ）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   1877年4月，第一艘外國輪船到達溫州！   4．當然，撒旦總是竭力阻擋福音入華。它總是攔阻上帝國度的擴張。（帖撒羅尼迦前書2：18；啟示錄12：13-17）但是，神為要成就他在世上的美意定能戰勝魔鬼撒旦的作為。（創世記50：20）   5．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美各使團紛紛派遣他們的宣教士到中國各通商口岸傳福音。1865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建了中國內地會，使福音不僅被傳到中國沿海省份，還進入中國腹地。這是自從1868年他帶著一班宣教士從杭州到達揚州開始的。不過，中國內地會有四大獨特之處：   ⅰ）它接受所有教派的宣教士：英國國教徒、浸信會教友、公理會教友、衛理公會教友、長老會教徒。   ⅱ）你僅需要被你所在的當地教會承認即可加入內地會，而無需是一位牧師或曾在聖經學院學習過。   ⅲ）單身女士也可以成為宣教士。   ⅳ）宣教士在中國必須穿漢服。     第二部分 曹雅直及福音入溫           雖然我們不知道曹雅直（George Stott）先生的生辰，但我們知道，19歲的他在一次事故中傷了右腿。那時，他是蘇格蘭農場的工人。兩年後，他的腿又癌變，不得不在膝蓋以下截肢。他在床上躺了九個月，傷心地思考著自己渺茫的未來。不過，在這期間，他接受了福音並成為一名熱心的基督徒。           之後，他在一所學校當了幾年老師，也曾接觸到有關中國屬靈需要的消息。當他的一個同事George Crombie告訴他自己正打算加入剛成立的“中國內地會”去中國宣教時，他也開始對此深感興趣。           後來，曹雅直對自己這樣說：“我沒看到兩條腿的去中國，所以我一條腿的要去。”他寫信給戴德生請求派他去中國。於是，戴德生邀請他到倫敦進行面談。戴德生告訴曹雅直，一個瘸腿的人去中國非常危險，特別是當外面有騷亂暴動的時候。曹雅直笑了笑，幽默地說他不會有事的，因為聖經上說“瘸腿的能把掠物奪去。”（以塞亞書33：23）戴德生見此便心裡說，“這就是中國需要的人！”於是，1865年，曹雅直放棄了學校裡教學的工作到倫敦跟隨了戴德生。1866年2月，曹雅直等八個人到達了上海，他們是剛成立的中國內地會派出的第一批宣教士。在寧波附近服侍了一段時間後，曹雅直作為先鋒被派往沿海古城溫州。他於1867年11月25日到達溫州的。           當時的溫州自稱為“萬幸之城”，“輝煌之城”。溫州人認為他們所拜的那些神靈是非常有能力的。因為當時太平軍從廣東北上，沿途各個城市都被攻破，惟獨溫州得以倖免。曹雅直看到溫州廟宇林立，拜偶像成風之後非常震驚！當他和另一個宣教士蔡文才（Josiah Jackson）努力去找一個能歇息的小旅店時，卻發現幾乎無人肯接待他們。可見當地的反洋情緒極其強烈。在找房子租住的兩個月內，當房東發現承租人是“洋鬼子”時，他們的租金馬上被退回！最終在1868年1月18日，他們找到了一個願意租房給他們的地主。隨後，蔡文才回到臨海繼續他在那裡的事工，只剩下曹雅直一個人開始他在溫州二十多年的宣教工作。但是第二天，就有一群蠻橫吵鬧的人聚集到房子門口，叫喊著，朝房子扔石頭。他們用力敲打著房門，憤怒地要求曹雅直馬上離開這個地方！但他勇敢地走出來，朝他們說：“你們都看到了，我是個瘸子。如果我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們殺了我的話，你們可能會有麻煩。如果你們讓我單獨留下來，你們會發現我對你們毫無惡意。總之，我已經來了，我要留下！”           人群逐漸地安靜了下來。他們又扔了些石頭後，一一地離去，剩下這第一個到溫州的洋人曹雅直一個人，也就是第一個到溫州的外國宣教士！他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寄宿學校，收了十二個男孩作為學生，並雇了一個中國籍老師來教他們。同時他自己教他們《聖經》課。他也開設了一間小禮拜堂，並向每一個進來的人宣講耶穌。1868年，他給他的第一個歸信者施洗，是一個補鞋匠。1869年，在他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如何度過那最早的幾年：       “我的家庭由十二個男孩、一個教師（也是我自己的語言老師），兩個男僕和一個做清潔的老婦人組成。如果我能按照我所應該的去管理他們，那將很好，但是並不都是這樣。讓你看一下我日常生活的程式吧！我早晨六點鐘起床。在讀經靈修、禱告和早餐後，我給學生們做個短講或讀《聖經》，同時有禱告。接著需要安排我們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需用：買米、蔬菜、魚、柴火、針線、紐扣、鞋子等。必須確定要買的尺寸、數量和品質。一完成這些採購的工作，我就開始學習並準備星期天的佈道及給那些男孩子們的教導。我對每一個來訪者都很重視，總是找機會告訴他們神的真道、罪及救恩。午飯後，我繼續學習，接待來訪客人，或騎馬到鄉下去。在那裡，我隨身攜帶一些福音小冊子，尋找機會來傳講耶穌，因為我還不敢在大街上佈道。當孩子們放學的時候，我回到家裡。晚飯的時間在天黑以後，我必須讓孩子們一直忙碌直到晚飯，不讓他們有機會調皮搗蛋。接著是我們的娛樂時間。在音樂聲中，我們看著圖片憑記憶來講故事，直到‘禱告時間’。有一些朋友也參加進來，那些會識字的就一起讀聖經，輪流著一人一節地讀。之後，我會做一個短講並以禱告結束。接下來就是孩子們的‘提問時間’。我會試圖激發孩子們的智力，使孩子們的智力更自然和更開發性的表現出來。我的身體很健康，非常適應這裡的氣候。有時候我的精神十分振奮，但有時我又很沮喪，對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都想得很多。這裡離最近的租界需要八天的路程，並且我工作上也遇到許多困難。你若不在這裡待上兩年或更多的時間，是無法理解我的處境的。但是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其他地方的機會，我還是會說：‘溫州！’哪怕有可能讓我當一個民族的統治者的話，我也不會改變我的選擇！”           有一天，曹雅直來到教室，驚奇地發現裡面空無一人。通過詢問之後，才知道這個城市在謠傳他要拿學校裡孩子們的心臟和肝去做藥！謠言傳開來，人們信以為真。他孤獨和煩躁地度過了好幾個月後，才重建起在人們面前的信任。孩子們才紛紛返回學校。   由於自己缺少友誼且時常感到孤獨，曹雅直發現自己這前兩年過得非常艱苦。於是，他向               一個自己認識的蘇格蘭基督徒女士Grace Ciggie求婚。她同意了。後來他們就於1870年4月26日在上海結婚。當她到達溫州後，每天都有一群人來觀看第一個到這個城市的外國女人。她發現她的新家是在一個嘈雜的教室上面，由三個房間組成的。不過，事實證明她是個非常理想的妻子。她對所有的事工都非常積極努力，正是曹雅直所需要的同伴和協助者。       1870年，天津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大屠殺，19個歐洲人因此喪生。原因是中國人非常憤恨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了懲罰可惡的外國人而散佈了一些邪惡且愚蠢的謠言。他們說，外國人綁架並謀殺兒童，挖出他們的眼睛、心臟和肝來做藥。除天津外，其他地方也有這個謠言。在溫州發生了瘋狂的反洋暴動。連走出房子都變得很冒險，這樣大約持續了三個月之久。在此期間，曹雅直時常被石頭砸，被惡毒地詛咒。溫州到處貼滿了手寫的佈告，說曹雅直殺了嬰兒並用鹽醃了放進桶裡。每天都有一群人沖進房子並在各個可疑的角落尋找那個傳說的桶。最後，他請官府公示通告來闢謠。這才使這些威脅過去，形勢穩定下來。不過，就在這些黑暗和苦難的日子裡，也有人過來詢問福音資訊。在1870年在他寫給一個好朋友的信中說：      “自我上次寫信給你之後，我們經歷了幾個令人歡欣鼓舞的環境。其中一次是當我對事工感到有點沮喪的時候。由於天津大屠殺，我們陷入困境，無法出門，人也很少進來。有一天，一個來自附近縣城的人說他想見我。他告訴我說他認識的一個人是我們這裡的成員。他聽那個人講過耶穌基督和上帝創造天地的故事，並差遣他的兒子為罪人死。然後他們每天晚上一起讀聖經，祈求上帝赦免和拯救他們，他相信了耶穌的‘教義’並相信他救恩的價值，而且另外有三、四個人也相信了。這是我從未看到的，不過這個人是個小販，到城裡這幾天是為了進貨，他每晚都參加我們的敬拜，但是現在他再次離開做生意去了；另外有兩個男孩也對真理很感興趣，他們的心竅被打開，對經文也懂得最快。即使在我們最黑暗的時刻，上帝也常常鼓勵我們，雖然那時候看起來很有希望的果子並不總是能成熟。”       1871年6月，蔡文才先生從臨海到溫州來協助事工。他們在城市非常繁華的地段——五馬街租了一個很大的店面做禮拜堂。店面的一部分用來作為書店，每天有個中國籍的傳道人坐裡面賣書並向每個進來的人宣講福音。到了下午，大禮拜堂就打開，蔡文才或曹雅植先生在裡面佈道。剛開始一大群人過來聽，但過了一會兒他們就散去。只剩下一個或兩個確實想明白的人在仔細聽。曹雅植先生在一封信中這樣描述這一段日子：   “當大門打開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湧進來，有失業的人、遊手好閒的、小流氓、旅途中的商人、小販、魔術師、算命的人、音樂家、小偷、乞丐，甚至會有佛教徒或道教徒。人群的嘈雜聲幾乎蓋過講道聲！使這樣的一群人集中注意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需要極大的肺活量和智慧。今天上午當我講罪的來源和影響、以及耶穌基督救恩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安靜地聽了一個多小時。許多人一直很專心地聽，但大部分人總是不安心地走來走去，進進出出，坐不下來。我每天必禱告的內容是讓我們的會堂成為許多靈魂在此得救的地方。昨天有超過一千多人聽道，他們理解起來很費勁。但是有神的保守與同在，我們一句一句詳細地解釋後，他們漸漸能夠接受。”           曹雅植覺得神不僅僅呼召他在溫州城裡傳福音，溫州周邊的農村也有這個需要。儘管在傳福音的過程中他常常面臨攔阻和危險，但他的勇氣從未消減。“義人卻膽壯像獅子！”           當有需要的時候，他會帶著寢具和他的拐杖，騎著一匹小馬邊旅行邊傳福音，也經常有一兩個中國人陪同著。       “我們走訪了許多的村鎮，時常有一千多人來聽道。有時我們在戲臺上佈道，有時在農村的廟宇裡。當找不到適當的地方時，有時就在我的馬背上傳道。同時有兩個中國基督徒與我輪流講道。當其中一個講了一天后嗓子啞了，另一個就可以起來繼續講，聲音大到四百碼外都能聽到！在我回到市里後，他們兩個繼續在許多地方傳了將近十天的道。”   1873年4月，他在給另一個好朋友的信裡寫到有關他的另一次外出佈道的經歷：       “上個星期我去了約二十英里外的東林。我騎著馬去一些小村莊，一邊傳道一邊賣書。這個地方之前從未有過外國人，整個村裡的人一下子就全跑過來聽我講道。我們看到了在地裡幹活的男人一扔下手裡的農具就跑來看我。當我騎到了一些能講道的地方時，人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嘈雜……我一直講道直到太陽下山然後晚上住到一個屋子裡（但是人群一直跟著我到那裡），我一直講到喉嚨發痛！            這個農村周圍的村落都非常美，但這裡的人們似乎很落魄。晚上，村裡的族長邀請我們到他家裡，熱情款待我們。晚飯後一大群人又跑進屋來，我就給他們講道直到深夜。同時，我的兩個同工在接待室也有一大群聽眾。他們待我如此友好是因為我之前醫治好了他們當中一個發熱病的人。第二天早晨，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就起來騎馬去了另一個村莊。那裡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個廟宇的院子裡。我和兩個同工輪流爬上戲臺向他們傳道。廟裡帶頭的僧侶不讓我們在神像面前講道，但聽的人們叫他閉嘴。於是我們繼續傳道。”   1872年 開設了走讀女校。   1874年 在平陽鄰鎮租了一個房子作為宣教事工點，但是被憤怒的人群破壞了。曹雅直將此事彙報給在寧波的英國領事。7月，戴德生夫婦花了一個週末的時間來溫州。   1875年 溫州建立了一個教堂。周邊建立了三個禱告點，包括平陽和東林。每個禱告點有一個中國籍牧師。   1879年 由於年輕男子在教堂裡很難找到一個基督徒妻子。他們決定開設一個女子寄宿學校。   1880年 教會建立了溫州第一所西醫醫院。   1884年 中法戰爭。法軍快速襲擊了福州附近的造船所，擊沉了中國十一艘軍艦並毀壞中國的軍械庫。當消息傳到溫州時，憤怒的人群開始暴動。他們破壞了所有外國建築並將所有外國人趕出溫州。於是學校、教堂和曹雅直的住所全被燒毀。處於安全考慮，他們把收養的小孩子送往寧波。幾星期後，曹雅直再次回到溫州，花了五個月的時間重建原來的事工。在江心嶼上的當地英國領事館認為曹雅直向中國政府要求的賠償金過多。           在這個暴動期間，有一個從武漢來溫州做生意的人看到人群沖進曹雅直的住所，搶奪他的財物並將房子完全毀壞。人群還用石頭扔曹雅直，而他卻只是冷靜地走向衙門，毫無怨恨、咒駡和發怒。更令他驚訝的是，幾個星期後他看到曹雅直回到溫州，默默地開始重建被毀掉的一切。那和氣的神情仿佛這城市是他朋友。這個商人自言自語說：“能使人有如此舉動的信仰實在值得探個究竟！”因此，當他回到武漢後，他開始參加那個城裡一所新的基督教堂的聚會。很快，他就在衛理公會一個有名的傳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那裡受了洗。雖然曹雅直處在危險和迫害之中，但主卻借著他這種無聲的見證祝福臨到其他人。           曹雅直像一個嚴格的蘇格蘭校長治理他的學校那樣治理他的教會。他在各樣危險和困難的事工上都敢於做先鋒。他堅信神特別地呼召他去做這些事並要使這見證被成就。他無法忍受任何其他人為的機構來干涉他事工的進行。甚至中國內地會備受尊敬的帶領人戴德生也不行！他堅持自己和其他來自英國的同工都穿歐洲服裝，而不是像戴德生所教導的那樣穿漢服。同樣地，他堅定地認為中國政府應當賠償他們被市民們無理鹵莽地破壞掉的所有財產。但是，中國內地會卻持相反意見——不要求賠償是真基督徒的見證，體現基督的順服和溫柔。戴德生派來的那些宣教士覺得在曹雅直嚴厲又需要絕對服從的獨斷專行的做事風格下事工非常之難。戴德生三番五次地建議曹雅直應該如何做溫州事工的各個方面，這令他深感不快。於是曹雅直向倫敦的總使館抱怨。最後，由寧波來的一個美國宣教士Mr. Lord在他們中間做調解才達成妥協。隨後曹雅直夫婦二人就回英國去了。           但是中國各個教派的成員都非常喜愛這個宣教牧師，因為他為了把福音傳給他們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對於他為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他們也很尊重他嚴格的管理方式。下麵是1891年來自他所在教會的成員作的見證：“我想寫一點關於我們的牧師曹雅直。他由中國內地會派到中國來傳福音。他性格正直、公義且睿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乍一看覺得他很嚴厲，但是當一個人更多地瞭解他後會發現他非常和藹可親。他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會先全盤考慮。他的話語很少卻很有智慧。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他承諾過的就一定會去做。大家都能感覺到他的能力和影響。他可被稱為溫州教會的棟樑，每個人都以他為目標並渴望能像他一樣。我們的牧師多年致力於教育和教導。他喜歡出去向大家傳揚福音。他在二十四年前來溫州，而他的妻子在兩年後過來陪伴他。他們遠離了家鄉、親人和朋友，一起為了神的旨意而侍奉。他們因為被神揀選來做這樣的侍奉而喜樂。為了能更好地與我們溝通，他們還學習我們這裡的方言。他們組織教會，開辦和經營寄宿學校，不在乎時間和金錢；收養孤兒和其他貧窮的孩子，教他們閱讀和明白聖經。他們不怕千辛萬苦地在當地和周邊各地旅行佈道、賣書和幫助哀傷的人。因他所做的這一切，福音被廣傳了。唉，在偶像崇拜這件事情上，溫州及其周邊地區比起其他許多地方更嚴重。因此，曹雅直先生心急如焚。他憂傷地求告上帝來看顧和憐憫這些百姓。很快，上帝應允了。福音在溫州、平陽和東林傳開了。現在，每一個教堂都有他自己的華人牧師。每個月他都拜訪他們，並且傳道、教導和考察那些歸信的人。在這一切事上，曹夫人都是他的幫手。她教導婦女和女孩。當一些靈魂得救的以後，她又教導他們如何去幫助別人。她還組織了一個小組去照顧那些無助的、悲傷的和饑寒交迫的人。每一件和教會有關的工作，他們都非常熱心和投入地參加，並且全力以赴。他們這樣做了很多年，留下了良好的根基。現在，這個教會已經有了三百多個信徒。1887年，曹雅直夫婦返回了他們的國家。不久，曹雅直先生得了重病，死於1889年4月。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所有的信徒都淚流滿面。我們的心情都很沉重悲傷。然而，追憶曹牧師的美德，男女老幼都非常感激他教導的恩典，並深深地覺得自己是由他而生。”雷世開（音譯）           如今，溫州是眾所周知的“中國耶路撒冷”。因為那裡的教會和信徒的人數都快速地增長，大概人數已經超過六十萬。曹雅直是第一個在這個城市傳耶穌基督福音的人。儘管有敵對的人群、惡毒的流言、投石與縱火、死亡的威脅以及灰心和軟弱，但他卻為將來神的教會在中國的這個地方的成長打下了一個美好而堅固的根基！他的信心是不屈不撓、堅定不移的信心，以至於能面對這一切的困難。正如他自己所言：       “有很多事情會帶來麻煩和焦慮，不會都是一帆風順，也不會全是成功。在中國，要使得能閱讀和教導上帝的話語不再是一件希奇的事，需要我們‘通入幔內’（希伯來書6：19），強烈地繼續著來自上帝的支持；並且唯有與上帝親密地同住同行才能做到。我的經歷帶給我一個結論，只有通過活潑的信心和禱告才能獲得和維持，而這禱告是真實的禱告，是心靈的格鬥，如同雅各從奮鬥中獲得了力量，而不是軟弱。”           如果要對曹雅直一生和他的工作做個簡要的概括，那麼無疑他是最勇敢的宣教先鋒之一，也許他是這些勇敢的宣教先鋒中唯一一個曾經做個截肢手術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信心和勇氣沒有動搖。1894年，溫州基督徒的人數發展到超過1000人，其中包括衛理公會蘇慧廉（W.E Soothill）牧師在1881年建立的教會。在曹雅直去世後，他的夫人回到溫州住了幾年，直到疾病迫使她在1895年舉行25年服事慶祝會後返回了英國。   參考文獻：   1. “Hudson-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umes 1 to 7, by A.J. Broomhall   2. “26 Year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by Mrs G. Stott, 1897.   3. “The Chinese 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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