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 作者：林治平

溫州──中國的耶路撒冷 (上)
◎文‧照片提供/ 林治平

編按：本文乃林治平教授為舍禾先生即將出版的新書《溫州基督教歷史》寫的序言，在此全文刊登於《宇宙光》3月號雜誌，以饗讀者。

我從來沒去過溫州，但是溫州這個名字對我一點也不陌生。尤其是最近幾年，「溫州」這兩個字，更是常常在我眼前耳畔閃動轟響，想不注意它都不行。

對溫州人的第一印象


↑宣教士鏡頭下的溫州城內街道老照片。
對溫州的第一次印象，大概是快三十年前的巴黎之旅。那一次我應巴黎華人教會之邀，在那兒舉行一連串特別聚會，行程排得相當緊湊。就在那些聚會中，我認識了好幾位溫州人，他們都是非常熱心、渴慕上帝話語的基督徒。那時我就發現，只要有兩、三個溫州人在一起，他們就一定會用別人很難聽得懂的溫州話，興高采烈、比手劃腳地大聲彼此溝通。

令我好奇的是，當時我在巴黎碰到的溫州人，十個有九個半幾乎都是做皮件生意的人。後來我才知道，溫州人精明能幹，在商貿場上折衝交易，彈無虛發，早有「中國的猶太人」封號。我跟這些溫州人認識之後，充分體會經驗到溫州人積極主動、抓住機會絕不放過的精神。在那不到十天的逗留期間，除了每次講座他們必然成群結隊蒞臨參加以外，他們也毫不客氣地算準我的空檔時間，抓住我跟著他們挨家探訪，進出不同的醫院，為病人禱告祝福。老實說，那幾天的忙累是我一直難以忘懷的回憶，不過更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一群忙得不得了的溫州生意人，從哪兒抽出時間來，拉著我四處奔走，分享福音、為人祈禱？這是我對溫州人的第一印象。

中國的耶路撒冷

等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緊閉的鐵幕逐漸對外開放以後，海外人士才驚訝不置地發現，過去數十年來，飽受壓制迫害、以為已經消失不見的基督教，卻依然深埋地下、生機勃勃地蓄勢待發。除了官方公開認可的三自教會以外，所謂的地下教會、家庭教會，更如雨後春筍，發展尤為驚人。

海峽兩岸開放初期，河南的家教會發展曾吸引各界人士的注意；但沒多久，溫州基督教的發展很快就超越河南，成為海內外各界人士關懷注意的目標。不到幾年時間，溫州皈信基督教的人數飛躍增加成長，境內教堂快速增建矗立，海外溫州移民也熱心參與各地教會宣教工作，建立了不少溫州教會，很快便使溫州冠上「中國安提阿」或「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美名。

在這種情形下，作為一個教會歷史發展的研究人員，溫州這兩個字，自然而然就常在我眼前耳邊跳躍迴響。雖然如此，我對溫州仍然只是心嚮往之，至於對溫州的了解，卻仍是一片空白。最近幾年，雖曾多次安排前往溫州拜訪分享，但因種種原因，都一直沒法順利成行，深覺遺憾虧欠。

一本了解溫州與基督教關係的好書

最近輾轉接獲舍禾先生新著《溫州教會歷史──深度直擊中國的耶路撒冷》一書手稿，全書八百餘頁，從元朝也里可溫進入溫州開始，將溫州教會史分為古代教會史、近代教會史、現代教會史幾個不同階段，配合溫州文化社會的發展，將溫州教會史與溫州社會文化發展史緊密連結，在教會史的研究方法上，的確是一大創舉。因為過去中國教會史的研究者，往往會忽略文化社會的影響力；而研究中國文化社會史的學者，也往往不自知地忽略基督教在文化社會中的影響力，形成所謂「中國教會歷史去社會化，中國歷史去教會化」的偏差，使得中國教會史及中國文化社會史的真相都有隱晦不明之處。這本書的作者小心翼翼、廣搜基督教及溫州地區相關社會文化資料，仔細加以排比分析，尤其對不同教派、不同宣教士個人生命背景，措意尤深，精準掌握其特質特性，加以論述。對宣教士的宣教對象──溫州人，作者也花了相當多的精力時間，收集了許多檔案資料，務求精準掌握每一次宣教過程中，彼此相遇相碰的真實經驗。經過這樣仔細地爬梳整理、形諸論述，讀者在捧讀之際，會親切地感受到一股溫煦的人味人趣，浮上心頭，讓人不由自主地一口氣就把這本厚厚的書讀完了。

溫州──中國的耶路撒冷 (下)
◎文‧照片提供/ 林治平

「進得去」與「出得來」

↑蘇慧廉全家福，

大約攝於1900年返英述職之時。

↑偕我會傳教士蘇慧廉，

攝於溫州山區宣教途中。

↑蘇慧廉效法使徒保羅，
「和猶太人在一起就作猶太人，和希臘人在一起就作希臘人」，到了中國，就穿中國服裝、作中國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這本書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作者本人亦係出身於基督教世家的溫州人，對基督信仰不僅有客觀的理性認知，也有主觀的生命經驗。因此，本書作者對宣教士所欲傳講的生命信仰，自然易於同理接受；同時，作為一個精通溫州話的溫州人，自然也更易於了解溫州人對宣教士所宣講的福音內容，或迎或拒的主要理由了。

筆者在過去四十多年的時光中，有幸涉獵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工作，越來越覺得過去許多有關中國教會史的研究，要不然純粹站在飽受西方文化社會影響的基督教傳統神學立場，立論書寫，動輒以華人迷信落後、甚至野蠻無知，強要華人改變，接受基督教信仰；要不然就是站在純粹中國傳統文化社會的角度，對基督教信仰視為洋教侵略，力加排斥拒絕。難怪研究中國官紳反教問題的權威學者呂實強教授要說：「基督教和中國文化吵架吵了一百多年，卻從來沒有真正見過一次面。」在這種情形下，難怪有些人極力主張中國教會史的研究者要「出得來」──站在基督教的外面，客觀冷靜地觀察，才能掌握教會史的歷史真相。

但是基督教信仰強調的是一股生命內在的改變能力，宣教工作更是如此。一味主張「出得來」，堅持必須站在基督教的外面，去了解基督教的宣教工作，或堅持站在華人文化社會的外面，去了解基督教在華人文化社會中的宣教工作，兩者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事實是，必須先有「進得去」的生命經驗，才能了解宣教士前仆後繼、犧牲奉獻、視死如歸的真正原因。一個教會歷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能先具有「進得去」的能力──進入基督教的內層核心價值、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社會的核心價值──又如何侈談什麼「出得來」呢？本書作者就是一位兼具「進得去」與「出得來」雙重能力的人，因為「進得去」，他能游走於基督教信仰與溫州文化社會變遷的核心價值之中，找到相互同理、彼此接受了解的關鍵；從這個基礎上，他才能「出得來」，把基督教與溫州文化社會間糾纏難解的歷史迷團，一一解清。這是這本書之所以成功、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上帝寫的溫州歷史

最近三、四年來，坊間連續出版了好幾本有關溫州教會史的新書，首先是2011年寧波出版社出版，由張永蘇、李新德翻譯的《晚清溫州紀事》，這本書是譯自「偕我會」（後更名為「循道公會」）1883年進入溫州的宣教士、有名的漢學家蘇慧廉（W.E. Soothill），在1907年出版的《A Mission in China》一書；然後是曾任記者的溫州基督徒家族出身的沈迦，上山下海、跑遍中外相關各地，訪談查閱各種文件資料寫成的《尋找‧蘇慧廉》一書，2013年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最新的一本則是由研究內地會史宣教行傳的前輩黃錫培，在2014年9月由海外基督使團及香港中國信徒佈道會所出版的《昔我往矣──內地會赴溫州宣教士行傳》，黃先生多年沉浸內地會出版的《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研究專題也集中在內地會宣教士行傳。

有了這幾本圖文並茂、考證詳確、充滿人趣人味的著作，使我這個從未到過溫州的人，對溫州忽然覺得又熟悉又親切，對上帝在溫州的行事作為，更加驚訝讚歎。誠如《溫州教會歷史》書中所記，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溫州，幾乎被政府政策設定成為「無宗教實驗區」，並於1959年宣布，溫州業已成功地成為全國第一個無宗教區。但是1960年，第一間家庭教會也在一片不可能的情況中，悄然成立。儘管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期間，教會面對各方壓力逼迫，使得檯面上看得見的基督教會，幾乎完全滅絕停擺，然而上帝卻在短短期間，使溫州成為中國的耶路撒冷，這樣的演變結果是完全無法用理性思考去解釋的。時至今日，溫州教會所遭遇的內外危機，從表層現象觀察，依然問題重重、困難橫亙，然而「歷史」（History）就是「祂的故事」（His story），就讓我們把溫州交在上帝的手中吧！上帝寫的溫州歷史，是不會錯的。

寫到這兒，我真想早點去溫州，到那兒仔細拜訪一下上帝所做與即將要做的奇妙工作。(全文完)

註：本文刊登於舍禾先生的新書《溫州基督教歷史》序言

来源：宇宙光北美电子报 http://www.cosmiccare.org/Book/2015magPre/201503-2.html

回首溫州建教史 之二：望溫州思全球 《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序 作者：陈宗清

回首溫州建教史 之二：望溫州思全球 《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序　　　　

陳宗清

歷史常使人增長見識，透視世間萬象，領悟千古不變的道理。研讀教會歷史，更讓人心曠神怡，洞察神的大能與信實，獲得屬天甘霖，其價值勝過地上珍寶。

二十世紀下半葉，隨著溫州人散居世界各洲，披荊斬棘，建立家園，他們的勤奮刻苦、經商創業的卓越才能，至今已聞名全球。更難能可貴的，這些溫州商人帶著虔誠的信仰，在歐洲、南美洲建立教會，成為海外華人尋覓真理的重要據點。舍禾所著《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上下兩冊），深入剖析這座瀕臨浙江東岸的海港城市蒙神賜福的來龍去脈，也說明了溫州人一面經商、一面建立教會的獨特作風。

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是二十世紀研究教會歷史最富盛名的學者之一，他對中國教會歷史的研究，在西方更是獨樹一幟，無人能比。他曾著《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上下兩冊，分析各個地區教會發展與政治氛圍、歷史情境、地理位置、經貿活動、傳統宗教、社會結構、哲學理念等背景之間密切的關係。舍禾對溫州教會的研究，亦嘗試從各個角度全面來探討基督教何以能在當地紮根，並且經過一百多年，仍能持續蓬勃興盛。

研究教會歷史有五方面的價值。首先，讀者可以看見神的權能，在困難重重、甚至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如何為祂的子民開出一條坦途。第二，耶穌曾說，祂要把教會建立在磐石上，陰間的權力不能勝過她。在教會成長的過程中，來自魔鬼的打擊與破壞無法避免，然而，在信徒心中內住的基督，比世上任何權勢更超卓偉大。第三，任何教會都會有得勝與軟弱的正反兩面，正如啟示錄所描繪的七間初代教會一樣。閱讀地區性教會的歷史，能從其中得到寶貴的教訓。第四，教會既然是基督的身體，普世教會所經歷的各種掙扎與問題，通常地區性教會也有類似遭遇，例如：對於不同神學派別的取捨、教會體制的建立等。第五，研讀特殊地區的教會歷史，一定會給已在當地服事的牧長、傳道同工、或將到該地去建立教會的宣教士提供實際的指引或建議。這本《溫州基督教歷史》是最鮮活的例證，必使讀者開卷有益。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王治心的《中國基督教史綱》以來，不斷有優秀的基督徒學者研究中國教會歷史，挖掘出珍貴的史料，向世人揭露華人教會奮鬥的辛酸，以及慈愛天父如何保守看顧在荊棘和患難中成長的教會。筆者從小在台灣長大，目睹林治平、王成勉、呂實強、查時傑等研究教會歷史的前輩，如何藉著教會歷史，鼓勵台灣教會奮勇向上，後來又有魏外揚、林美政等繼續耕耘。香港過去有趙天恩所創辦的教會歷史研究中心，接著又有李志剛、林榮洪、梁家麟、邢福增等學者，不斷伏案撰述，以致西方宣教士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在今天的學術界獲得普遍的肯定。北美也有王忠欣、吳秀良、姚西伊等人，積極從事華人教會的研究。中國大陸近年有顧長聲、章開沅、馬敏、段琦、徐以驊、陶飛亞等人著書，令教會歷史的學術園地生氣蓬勃。本書的面世將使這領域的研究更加豐富。

2014年四月底，溫州市屬於三自、富麗堂皇的三江教堂遭受當局徹底拆除，再次引起全球基督教界對溫州教會的關注。過去幾十年，人口約一千萬的溫州市，教堂林立，而且許多是超大型的建築，在全中國可謂絕無僅有。這現象一方面顯示溫州基督徒人數比例之高，一方面也披露溫州基督教在地方上的影響，讓教會有更大活動的空間。

今天研究中國教會，必然無法忽略溫州的教會。雖然溫州的情境相當獨特，與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城市截然不同，然而在現今交通便捷、互聯網普及、新傳媒發達的時代，溫州教會所面臨的問題，與不少城市家庭教會遭遇的挑戰亦有雷同之處。如今，任何地區的華人教會都不可能把自己封閉起來。不管在政教關係、神學教義、教會治理模式與制度等方面，溫州教會和其他地區教會一樣，都必須在神州大地基督的「生命共同體」之下，來檢視與分析自己的處境。

另一方面，全球化或全球村的概念，是二十一世紀無法避免的趨勢，因此，對於溫州教會的了解，必須擴大到以全球基督教發展的視野來探索。諾爾（Mark Noll）所著的《世界基督教新形勢》（The New Shape of World Christianity）、任肯斯（Philip Jenkins）所著的《要來的基督教國度》（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蕭馬可（Mark Shaw）所著的《全球復興》（Global Awakening）等書，都提供了不少寶貴的資料與亮光，讓我們能更準確地掌握神在今日教會中的作為。溫州教會既是全球基督教的一部分，它的發展與資源，和對第三世界未來的潛在影響力，亦與全球息息相關。由這個角度來剖析，可以把我們帶到更高的平台，使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接軌，讓溫州教會承擔普世宣教的責任。

過去五年，我去過溫州兩次，有機會和其中的某些教會團體接觸，培訓教會傳道同工，親自體會這個中國耶路撒冷的種種特色。去年藉著沈迦的《尋找，蘇慧廉》，使我對於溫州教會的成長有更濃厚的興趣。神揀選這塊土地，使用溫州人獨有的性格與文化，讓基督奇妙的福音改變了數百萬華人的心靈。瞻望未來，我們深信神會作更偉大、更令我們驚奇的事。《溫州基督教歷史》為我們揭示個中的若干主要原因。

2008年暑假，由於舍禾在基督教文字事奉上的優秀表現，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接納他作神學生，提供獎學金，筆者因而與他相識。這些年不斷有機會與他見面深談，或藉電子郵件交流。三年多前筆者去北加州探望他時，本書的雛型方才完成，舍禾特意向我徵詢意見。如今目睹他嘔心瀝血之作付梓，倍感欣慰，是為序。

（編註：本書將由宇宙光出版社於2015年出版）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转载：http://www.bf21.org/magazine/56/look%20back2.htm

温州走访记(4)：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的传统

温州城西堂

百年城西堂的兴起

在温州，坐上1路公交车，到广场路站下，斜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即到了城西街，沿着小街徐行数百米，便可看到温州著名的城西基督教堂。

我寻访城西堂那天，或许因为不是主日，所以教堂正门紧闭，我绕过街道，走进一个小巷子，十几米开外，便找到了侧门。进入侧门，在过道两侧的墙上，可以看到几张宗教政策的展示牌。

整体来看，教堂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但却避免了欧洲教堂的那种高大浮夸。

根据历史记载，城西堂最早由英国偕我会传教士李华庆在1878年所建，几年后的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温州发生“甲申教案”，城西堂一夜之间被暴民焚毁烧尽，荡然无存。1881年冬，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来温传教，1898年苏慧廉主持重建城西堂和牧师楼，总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大堂为哥特式，高13.46米，尖卷长窗，立柱挺拔，饰花窗玻璃，给人以素雅静穆，庄严神圣。

温州教会阿米念主义传统的本地化

以上为我对温州城西堂的一些描述，下面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传统。

我在温州走访记（1）里写道，温州教会在1995年因为救恩论发生争议甚至造成空间的大分裂，为大家能够回想起之前的文字，我摘抄在下面：

90年代得救之争，有特殊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藉着改革开放，温州地区空前富裕，温州有钱人成批出现，其中也有大批基督徒老板，可惜很多信徒随波逐流，信仰与行为渐行渐远，生活堕落的基督徒老板比比皆是，这引起温州教会的警觉和思考。

此时，唐崇荣的讲道磁带风靡温州，改革宗归正神学在一些教会赢得喝彩，而另一些受灵恩派影响的教会，则热衷于韩国牧师赵镛基的讲道，在救恩论上持阿米念神学。终于，1995年，双方在救恩论上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一方是以乐清为主的改革宗神学教会，一方以瑞安为主的阿米念神学教会，各自教会中也有立场不一致者，于是，整个争论也成为了很多教会内部的论战，以乐清为例，部分教会的教堂也分隔两半，各自聚会，有些教会甚至为教义大打出手。

随着争议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互定对方为异端。全国各地，受温州影响的教会，也很快走向分裂，大致分为乐清派和瑞安派，两派互不妥协，这场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平息，但是，救恩论的问题在温州教会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在温州，阿米念主义至今依然是非常强劲的神学思想。

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历史源头

温州教会的阿米念主义，并不是温州本土教会在1995年教义争辩的结果，而是有其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阿米念本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十七世纪初，荷兰神学家雅各布阿米念，开始在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宣传一种与改革宗信仰完全不同的新教义，根据阿民念的教义宣传，救恩是人神合作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出于神的大能，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救恩，但只有那些善用自由意志，愿意选择与神合作及接受他所赐恩典的人，才能够最终得救。由此，人成了最终得救与否的决定者，对于神的恩典，人可以选择抗拒或接受。

刚开始这种异端思想只在小范围内流传，后来阿米念做了荷兰莱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yden）的神学教授，由此他有机会大规模传播自己的思想，随着大量受他影响的神学生毕业做牧师，这种异端思想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其发展势头可谓如火如荼，在1610年阿米念派雄心勃勃，起草了一份由四十六位牧师署名的《抗辩宣言》，申明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义，因此他们被称为“抗辩派”。

在接下来几年里，阿米念主义者与加尔文主义者争论不休，很多教会因此走向分裂（与温州教会1995年的情况类似），影响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教会，事情越来越糟糕，至于不得不举行一场会议，来辨明真理。终于，受到影响的多国教会代表，在荷兰多特举行了一场国际性的会议，会议从1618年11持续到次年1月，多特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00多人，包括来自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瑞士的代表，开会总次数达154次之多，这是一群学识高超的神学家，他们严格对照圣经的教训，逐条查验了阿米念派的《抗辩宣言》，最后，大会认为阿米念派的信仰主张，歪曲了圣经上的教训，自此，阿米念主义被判为异端，此后阿米念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在荷兰渐渐式微。

两种信仰教义对比，罗列如下：

阿米念派：

1. 有条件的拣选：神的拣选是根据他预见人的相信与不信。

2. 普世的救赎：虽然只有相信的人才得救，但基督的死是为所有的人。

3. 不完全的败坏：人性虽因堕落而受损，却仍有自由意志，有悔改和相信的能力，有择善而从的能力。

4. 可以抗拒的救恩：人可以拒绝神的救赎。

5. 救恩失落的可能性：重生的人在信心上并不蒙保守。

改革宗：

1. 无条件的拣选：神无条件的拣选，及人的信心皆为神的恩典。

2. 特定的救恩：虽然基督的死能赎所有人的罪，但赎罪的功效只临到神拣选的人身上。

3. 完全的败坏：世人都堕落了，不能自救，只有在神的主权和恩典中被召的人，才能重生，并且得新生命。

4. 不可抗拒的救恩。

5. 圣徒蒙保守：神必保守他呼召的人到底，所以即使信徒在极大的软弱中，仍有救恩的确据。

事实上，阿米念轻看上帝恩典，抬高人类自由意志的异端思想，的确对人类充满了诱惑，尤其是在人类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依靠自己。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风生水起，知识就是力量，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却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城市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败坏，无论英国国教还是不从国教派，都无力维系全社会的伦理秩序，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弟兄站了出来，他们认为当务之急，需要每个基督徒提高灵性修养与道德水平，建立严密的组织，改变陈旧的布道方式，才能挽救英国的信仰危机，他们无意造成教会分裂，但他们成立的循道会团体和英国圣公会关系越来紧张，最后不得不分裂出来，公元1784年，循道圣公会于美国诞生。

李华庆、苏慧廉将阿米念主义传入温州

卫斯理弟兄虽然没有完全继承阿米念主义的思想，他们也承认罪人的全然败坏，但是在拣选教义和救恩教义上具有鲜明的阿米念主义色彩；在拣选教义上，他们认为神没有决定权，只有预知权，神的拣选是根据神预见人的信与不信来决定的，换言之，谁信，神才能拣选谁；在救恩教义上，他们坚持阿米念派神人合作的观点，认为救恩虽是神白白的赐予，但是人必须努力追求成圣，否则救恩就可能失落。另外他们也继承了普世救赎观，认为基督是为每一个人死，恩典临到了每一个人，但是人有自由意志拒绝神的救恩。

城西堂的开拓者李华庆传教士，以及稍后掀起温州福音复兴的苏慧廉传教士，均属于英国偕我会，英国偕我会在1911年改名圣道公会，1934年又改名循道公会，其信仰传承，即来自卫斯理弟兄。

行文到此，多少有些伤感，温州福音兴旺，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但如果说李华庆，苏慧廉所传的福音有异端成份，谁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呢？温州很多教会曾经被赵镛基的讲道吸引、现在依然有教会追随新加波的灵恩派，温州教会的世俗化及攀比之风盛行，这与阿米念主义的传统有内在关联吗？

温州走访记（3）：一位温州年轻传道人的忧虑

一位温州年轻传道人的忧虑丨温州走访记（3）

原创 2015-09-25 麦琪 麦琪的礼物

【麦琪按】

这是一篇采访稿，受访者是温州某教会的一位年轻传道人，他所服侍的教会是以本地年轻人为主的新式教会，访谈中，他多次提到“传统教会”以及自己对传统教会的一些忧虑。这是“温州走访记“系类文章的第三篇，迟迟难以成文，昨晚写的几个段落，全部都删除了，主要原因是，我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下笔，很容易成为一种论断，所以，我今天花时间将访谈内容按着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稿，个别不成句的口语，我稍作修改，并给每个段落增加了一个小标题。

这个访谈长达两个多小时，本次整理的内容为其中一小段，剩下的内容都比较个人化，稍后若有时间再决定是否来整理。

温州比较大，题目冠以“一位温州年轻传道人的忧虑”，并不代表受访者提到的情况代表整个温州，而是指他所看到的温州。愿温州的弟兄姊妹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心平气和地参与讨论。

【1】教会的离婚率与世界一样在上升

温州教会世俗化的很厉害，我们整个总会，甚至整个大的温州，比如说有一个表现，就是教会信徒离婚的也越来越多，我上次看到一个消息，中国的离婚率连续12年一直上升，教会也是这样的趋势，当然，原因很多，比如说父母的信仰没有给孩子传承下来；再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父母管不住，父母也劝，不管用；教会也有心无力，不知道怎么去牧养这一批人，当然，还有各种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年轻一代受世俗影响比较大，很多没有真正的信仰上帝，所以离婚率自然而然就上升。人们不认为婚姻是重要的，性格不合嘛，说离婚就离婚。

【2】教会的权柄渐渐失落，在乎息事宁人胜过坚守真道

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会做惩戒，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传统教会怎么讲，我个人觉得有些痛心，说得难听一点，当然不是把传统教会说得不好，把上帝的教会说得不好，传统教会就可能有种息事宁人的心态，不想把事情弄大的意思。惩戒的话讲面子，因为具体章程也没有，还是这个问题，发生事情，这次这么处理也行，下次另外处理也行，那看什么标准呢？看人际关系好不好，如果这次的子女，他的爸妈在教会是同工，可能会从轻发落，如果是一般信徒，就比较重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很轻，因为都是弟兄姊妹，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处理也都是暗地里，我个人感觉不好，真不好。这样的事情多了之后，很多弟兄姊妹也就有事情不找教会，不信任教会，教会反正也不会管，找你也没有用。

【3】派单制的初衷与现状及带来的恶劣后果

所以就是说，教会受世俗影响太大太大，有时候有些讲道人（我们这里牧师不多，我们叫讲道人）他个人是有很多问题的，他的品行，品德，见证不是特别好，他在自己地方上威信不够，本堂的传道人在自己本堂里讲道，没人听，没人信服，因为你自己都做不好，你讲给我听啊，大家的观念会这样。我们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制度叫派单制，派单制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当时传道人少，从曹雅直、苏慧廉传福音过来的时候，建立教会，没有人讲道嘛，就需要传道人彼此配搭，来回跑，我这个星期在这里，下个星期在那里。当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时传道人人手确实不够，但是后来随着传道人越来越多，初衷就慢慢变了。

传道人本来是需要驻堂的，这样对会众的生命可以了解，牧养、关怀、管理才可能比较到位，大家会慢慢对你有认可。这个制度原本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就没改，就是没有什么发展，也不愿意改，教会越来越多，传道人派来派去，所以久而久之就造成传道人的惰性，我一年只要大概——有人算过，只要备三篇讲章，就可以打遍天下，这一年的服侍讲道就ok了，我这个星期这里，下个星期换个地方，反正我讲的你也没听过嘛，我反而越讲越熟练。所以，这样（派单制）就造成传道人在生命上，在上帝话语上，扎根不深。当然，近几年，近五年或者十年吧，很多教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慢慢都在寻求改变，有些地方改变地很快，可惜的就是，我们这个片区，有六十八个堂点，大概有四五个堂点才有驻堂传道人，还是改变不大。

【4】关于教会世俗化的一个例子及背后的教会治理漏洞

教会世俗化的例子很多，之前还发生过传道人参与社会经济来往，就是类似传销，私下拉一些有钱的弟兄姊妹加入，还好就是传道人她自己不知道，她也是受别人的欺骗，大概有7000万，在赵镛基的事情发生没多久，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是个姊妹，把钱亏掉了，但也说不上钱去了哪里，她自己不愿意说。这个事情的处理，也牵扯到教会的治理问题，我们总会没有负责处理，叫片区去处理，片区就想应该总会去处理呀，因为之前没有章程，所以就相互推，我就实话实话，都怕处理不好，怕担责任，他们堂点又处理不了，后来最后就让外邦人去处理，报警了。

【5】重视外在华丽，不重视传道人的培养

我们这里的传道人基本都是代职，驻堂传道人少，很大的原因是教会不太愿意出钱，这一点我就直说。我有时候也在想，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到底是外在的建筑重要，还是弟兄姊妹们的内在生命重要？很多传统教会，不能说他们没有反思，但是他们的一些举动让我很疑惑，就在今年，我们这里有两个教会要建教堂，向众教会发出通知，让大家凭着爱心来奉献，要买地建教堂，需要一千多万，很贵的啊！我就很疑惑，因为他们现在连带薪的全职传道人都没有，每个堂点负责的人是类似于长老，也是代职的，没拿教会薪水，我们称为教会负责人，比如请别人讲道、安排事情，都是教会负责人来做。很奇怪的是，弟兄姊妹们也有一种心态，就是愿意把钱用去建教堂，很大方，几百万，有些上千万都愿意给，我们温州人很有钱的，盖教堂拼命奉献，但是接下来，我就一个很悲痛的事情，愿意资助神学生去读神学的弟兄姊妹，寥寥无几，不是说没有，有，但是没有建教堂那样积极，而且会提很多苛刻的条件，让去读的人心里怪怪的，这样的话，有些愿意去读的人，也不愿意接受教会的资助，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背景下，我何必呢？家里可以负担的，我就自己出钱去读了，我回来还可以自由，当然这种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但他也可能是被逼无奈，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教堂建的再好再华丽，没有人来牧养，没有把弟兄姊妹们生命培养起来，有什么用呢，不能够本末倒置。但是，大家就是愿意这样，有这个心理，我去猜测还是面子问题，看，我家教堂盖的多好，我有奉献呢，我奉献的，多好，明白这种心理吗？我个人，不是说讨厌吧，就是很担心这种心态，这样一来，导致很多神学生，潜质也不错的，就因为拦在经费这块儿，有些顶多就是我生活费帮你出一下，可惜，建教堂可以大把的奉献，几百万可以培养几个神学生啊，受用一生啊，得到上帝的祝福赏赐多大，你几百万只是教会的一角。

以前很多传道人不拿薪水，大家就认为传道人就应该像以前的传统，就算有待遇也不用太高，他就应该是劳苦的，就是穷传道的，这样的观念还是会有的，所以，驻堂的全职传道人就比较少，代职的就比较多，而且，还有一种心态，请过来一个全职同工，就有什么事情都你干，我给你钱，你时间比较多，你不干谁干？

【6】一些代职传道人不愿意拿薪水及其不愿意拿的原因

代职的传道人，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没有时间，温州人的面子观太厉害，比如我们俩认识，你办了很大的企业，叫我过去帮忙，我是不愿意去的，我宁愿在家里做个小作坊，雇几个工人，你也是老板，我也是老板，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去去，除非没有办法，无可奈何，这种心理很微妙。代职的好多传道人，其实都是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圣经，备讲章的，当然除了有个别的，确实没时间，生意做大了，比较忙。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说得不好听点，根本不是从圣经中来的，不拿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拿钱，我还要看你的脸色行事，关键是这个，我拿钱，好像钱是你给我的，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觉得低了一样。一方面是给钱的人容易说三道四，好像雇佣的心态，一方面，有些传道人也不愿意拿钱，我自己有工作，又在教会服侍，多体面呀，教会的事情，国度的事情都能做。所以，大部分的事情追究起来，都是面子的问题，很难改。

偕我会初传温州的本色化实践(三） 作者：陈丰盛

偕我会初传温州的本色化实践（三）
――中国式传道人培养

苏慧廉关于教会的组织中，特别提到温州本地传道人的培养。据他介绍，苏慧廉在初到温州之时，偕我会的第一个传道人是借来的。而不久之后，苏氏培养了温州本地、且是偕我会培养的传道人。

一、传道人的背景
对于温州教会之初，除了传教士本身是来自西方传统基督徒家庭之外，温州本土传道人的信仰背景一定是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的。苏慧廉说：“他初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时还是一位异教徒和拜神者，主的话抓住了他，他成为信徒并定期参加礼拜。”[1]对于这些在传统中国礼教与异教崇拜中成长的皈依者，苏氏用“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参约3：8）表示他们皈依基督完全出于圣灵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做到的。
进而，苏氏介绍温州本地的传道人，除了少数人没有受过教育之外，其余都是经过一些教育的。他说：“有两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之前是秀才，有几位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另外几位是教师，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偕我会初期在本地传道人训练上比较重视个人教育的程度，这对于初期教会的发展来说实在是必要的。

二、 传道人培养的模式
除了对传道人教育水平的要求外，偕我会对温州传道人的培训也有一个适合初期需要的培训模式，这在神学院未普遍开办的初期来说是较为合适的。苏慧廉简述传道人培养的过程：“他拥有比他人高的讲话天赋，而且，当时正好需要当地传道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全身心投入圣职工作。随后，与他的同工相比，不论是作为传道者或教务人员，他证明了自己的优势。经推荐，在牧师城市培训班经过十天经文训练。在那里，他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并最终被委任为福音传道者，或在一名高级神职人员身边担任助理牧师。至今，大多数人均需完成这样的教学任务，也不是对他们要求更多，而现在正是任何不管受过何种良好教育，都必须经过专门培训的时候。在我们的学院，已有三名年轻男子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今已成为我们最能干的传道人。” [3]

而在培训过程中，偕我会对传道人的训练着重品行训练多于智力训练。他说：“有过这样智力训练的人，就很容易在我们给他们的书上找到‘老师’，他们需要从牧师那儿得到训练，与其说是智力发展不如说是品行训练。” [4]同时，其训练采用耶稣与初期教会门徒训练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对传道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训练本地传道人的传教士则尤其忙碌。苏氏说：“如果传教士善于经文解释，受过布道术训练，具有祈祷的才能，与这样的人相处三个月，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咳！要传教士费时费力的地方是那么的多，需要他着手处理的事情是那样地急，连短暂空闲几乎也没有。尤其是，碰到个别情况需要个人面对时，一天想独处几个小时似乎也做不到。” [5]

苏慧廉作为偕我会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对于温州本地传道人的培养定是尽心竭力，对于受其教诲的传道人的生命影响也是至深的。这从早期本地牧师夏振榜于1892年送别苏慧廉首次回国的诗中可以窥见。该诗于是年11月登载于《中西教会报》，抄录如下：
恭送慧廉苏先生回国（夏振榜）[6]

设教东瓯志气伸
嘉言逊顺感民人
邪魔败势诚归主
良牧还乡乐省亲
和易近人传妙谛
平安返?赖真神
叨陪数载情何切
愿向汪伦步后尘
初遇苏翁启我痴
从容气度可为师
几劳译语翻经史
屡见怜贫布惠慈
理欲分明资主宰
山河绵邈望旌?
瓯江暂别何须惜
重侍春风会有时
骊歌几叠绕江滨
离别由来最怆神
堤柳有情回去棹
驿花无语送行尘
生蒙慈惠恩靡既
诗记云山句倍新
再至定教开径待
几回翘首望阳春
攀辕那忍别慈君
数载深恩一旦分
圣道初开茅塞蔽
秋风已动客情殷
归应有梦瓯江月
出讵无心越?云
此日苏公归故国
芳名扬播共相闻
温州永邑莲山夏振榜未是稿

三、传道人的薪金问题
很明显，偕我会本地传道人的训练是速成的。在传道人训练之后，要考虑的就是他们的薪酬。苏慧廉介绍，偕我会给予本地传道人的薪金略高于当地一般的教师。按他的话说：“众所周知那是该国报酬最差的一个阶层，虽然中国历来自诩如何尊师重教。”在苏慧廉写《晚清温州纪事》之时，传道人的工资还仅仅是四五元（八或十个先令）一个月，包括他离家外出时的交通费和伙食费。[7]

不过，本地传道人中，大多都有自己的财产，包括自己的房子，因此他们都只是每月一次被指派到离家较近的聚会点讲道，其余时间则待在自己的教会。这样的安排可算是很有人情味的，因为他们不但不用与妻子和家庭长期分居，同样也节省了差会的租赁、装修、保养房子的费用。[8]

四、传道人的去处
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传道人，培养作为每个乡村教会的本土牧师。但是这些本土牧师尚不能满足发展迅速的乡村教会之需。因此，偕我会也会聘用一些当地未经专业训练的讲道人，就是义务传道员，将他们派遣到各个乡村教会担任讲员。差会津贴的费用标准是：每周日车马费十五分，如果晚上出去二十五分，四十二分两个晚上；派到离家四十里（十三英里）以上的分会，每十里额外津贴十分。[9]

这些义务传道员的培训是：“联区会议之后，往往为当地讲道人连续安排几天研习圣经的时间。我们也偶尔在城里为最优秀讲道人培训十天，从中我们得以选择最有资格的人，通过联区会议，推荐担任本土教牧神职。” [10]

偕我会初期本地传道人的培养明显是很成功的，这从偕我会1905年的报告中可以得知。报告显示，除外国传教士之外，本地传道人（或称华人牧师）共有20人；地方上的传道人，即义务传道员131人，另有女传道5人。[11]他们被派到150个教会（或称支站）讲道，而在这些支站共有124位长老。[12]

[1]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2]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3]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4]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5]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3页。
[6]《中西教会报》第22卷，上海美华书馆，光绪18年（1892年）11月，第30页。
[7]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4页。
[8]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4页。
[9]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6页。
[10]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47页。
[11]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63页。
[12]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655页。

转载：http://www.jiuzila.com/news/news-show-4316.htm
2015年11月13日

另参：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TFZZ201512030.htm&prev=search

“他是不可取代的”——温州偕我会华人牧师夏振榜 作者：陈丰盛

“他是不可取代的” ——温州偕我会华人牧师夏振榜

原创 2016-01-13 活泉 Prayer

夏振榜，又名夏正邦，又称夏殿士[1]，是温州偕我会历史上首批华人牧师，为苏慧廉继金先生之后，最为得力的华人同工。苏慧廉评价：“他是我们教会有过的最出色的布道者、最尽心的同工、最好的组织者、基督教最勇敢的卫士。我们还能找到他这样的人吗？他确确实实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福音的事业。”[2]

银匠与书童

夏振榜是苏慧廉与金先生第一次到碧莲传教的福音果子。时年1887年，四位来自碧莲的戒毒者，带着《赞美诗》和《新约》回家建立聚会点。持续一两个月后，他们邀请苏慧廉到碧莲去探访。苏慧廉在碧莲的祠堂里传讲福音。夏振榜就是其中的听道者之一。苏慧廉回忆：“首次在碧莲传福音时，有一位二十岁的青年在场，他当时就下决心要了解更多道理。他成了一个慕道友，后来做了教会同工，而且很快成为一个当地的传道员，自费出去传道。尽管因为年轻曾遭部分年老资深的人士反对，他还是及时获得正式任命，早早就成为当地牧师。”[3]

夏振榜的父亲夏昌鈖[4]是个银匠，手艺精湛，振榜也学习了父亲的手艺，远近闻名。但他在21岁的时候，蒙召成为一位传道人。[5]

在碧莲村里，夏振榜被称为是村子里读书最多的人。因此，苏慧廉收他为书童，在他的书房里做事。“那个时候，庆保在书房做事。苏慧廉的中国助手当中，他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也是唯一得力的人。他工作勤奋，好几次劳累过度将快死。有一次，我们感到不安，把他关到我们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好好休息，调理好身体。” [6]

最出色的布道者

在苏慧廉的描述中，夏振榜为温州本地牧师中最出色的布道者。苏路熙说：“他成了同工后，去乡村工作，吸引了许多人进城参加礼拜，并创立了不少分会。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当中，他的工作成果是最好的。”[7]

苏慧廉在“本土化布道”一章中特别提到夏振榜出色的布道。他说：“我们已故的本土牧师夏先生是一个智力过人、见解深刻的布道者。”他介绍振榜有两篇精彩的布道：“他曾经有过一场有精彩的布道，谈的是‘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中国的宗教，即使不是十全十美，也一直在为主的降临铺路，因此我们不是要摧毁孔子、老子、佛陀，而是要完善他们的不足之处。他还有一个有力度的讲道是‘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篇讲道后来被收入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作为‘答辩书’分发给朋友们。很可惜，该书成了他最后出版的文字！” [8]

夏振榜的出色还表现在他带出了两位后来温州循道公会的领袖，分别是温州教区总会会长卢源生牧师和汤复三牧师。吴廷扬牧师在《夏铎》分别介绍这两位领袖的生平。在〈卢源生牧师传略〉提到：“迨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夏周二教师在溪南布道，以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头为题，卢牧听后，颇有心得。五月初八日赴岩头教会听讲，夏殿士先生讲演“亡羊比喻”，大受感动。卢牧师立志学道查经，无日或间。偶值暇晷，常伏案默祷，或在静处，时自咕哔，人虽不知，而无形之主，已纳之矣。十一月苏牧惠廉至岩头主领议会，夏教师述牧师之行状，苏牧欣请接谈，见卢牧品行雅洁，信主诚笃，授以圣经。此后卢牧益努力灵修，灵德日进，越数月受洗。尝以暇日，以基督之行，孝友之道，笃训侪辈，人咸钦仰之！” [9]

在汤复三牧师的〈略传〉提到：“迨前清光绪中叶，英国苏慧廉牧师到碧莲巡视教会。华教士殿士先生述牧师行状，苏牧师欣请接谈，见牧师雅量高深，清言洞达，即以圣书馈赠。牧师受归后，见是书身灵并救，遂寝馈其中，忧食俱忘，阅数月即领洗进教。”[10]

最勇敢的卫士

据莫法有的记载：1891年，年仅20出头的夏振榜与戚瀛茂一同被按立为牧师。[11]但在上文卢源生牧师生平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振榜为“教师”，尚未升任牧师职。因此，我们尚不能确定他是什么时间就任牧师职。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很快就成为温州偕我公会的中方负责人。苏路熙形容：“他获得不同阶层的基督徒的尊敬，非基督徒，尤其是上层阶级也很敬重他。官员不会轻视他的影响力，甚至愿意出一大笔钱让庆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们。但这诱惑不了庆保。庆保除了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对神也非常虔诚。”[12]特别在1900年庚子教案期间，夏振榜表现出他对信仰的忠诚和勇敢。当时苏慧廉和苏路熙远在英国度假，夏振榜和英国传教士谢道培一起驻守温州教会，一同经历教会的“死荫的幽谷”。

谢道培的日记记载，“端亲王关于屠杀外国人和基督徒的法令早在6月20日已到达温州，这正是镇台很想付诸行动的法令”。[13]温州神拳会扬言要袭击教堂与教徒，并要屠杀外国人。7月6日，教会代表（包括内地会、偕我公会）和道台代表会面，道台无力帮助教会，因为镇台范银贵非常排外，且知府也不会有所作为。[14]7月7日，除少数传教士（如谢道培）之外，几乎所有传教士都到江心屿避难。苏路熙说：“这项法令颁布两周后，温州的外国人一无所知。官员们都乐意执行，除了一位最高长官。他不会轻易服从这个自杀性的法令。他不顾同僚的反对，冒着生命危险抵制这个法令。鸦片也不能消磨他的是非观和判断，让他盲从。”[15]7月10日（六月十四），温州官兵在江心屿英国领事馆附近驻扎，保护外国人。道台带着几位官员拜访领事，要求海关人士留下，但坚持让传教士撤离温州。[16]

就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传教士们被隔离在江心屿，得到道台的保护，夏振榜成为温州偕我会中最勇敢的卫士。在夏振榜写给远在英国的苏氏夫妇的信中可见当时的处境。他说：“我们的城市正如灭亡时的耶路撒冷。虽然知道义和团只能杀掉我们的身体，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人们还是处在深深的恐惧之中。我们正经历着火的考验。难民们不断地哭泣，我竭尽全力安抚他们。如果不是道台同情我们，我们早就死了。……我日夜得不到休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不相信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会留在城里。这意味着死亡，我们基督徒要死在一起。如果神肯保护我们，那很好。如果神要我走上不归路，我会成全神的旨意。如果是后者，我只求你看顾我的孩子。” [17]

苏路熙说：“当外国人被隔离在海岛上，庆保英勇地担负起对不安村民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比江心的外国人更忧愁，因为他们走不掉。他们没有电报可与外界联系。……对于庆保而言，外国人离开，就像灵和肉的分离。悲伤的基督徒对外国人寄托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们保护他们摆脱无知野蛮的暴徒。……他们请求外国朋友别走，尤其是谢先生一走，就‘群羊迷途找不到牧羊人’，但庆保说：‘别拉着外国人。没有他们，我们还安全点。’他充满勇气和亲和力，想安慰他们。于是重担都压在这个三十岁的男子肩膀上。他要照顾和安慰这些仓皇无助无家可归的人，接济他们。他的重担，我只能猜测。我不奇怪庆保说自己日夜没有休息，而且他的身体也不算强壮。”[18]

7月11日晚上，领事下令所有外国人都到船上过夜，并且把船泊在离码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19]7月12日（六月十六），“普济”轮载着外国侨民，包括海关人员、传教士及其家属，离开温州港，到宁波和上海避难。7月23日，留守在温州的夏振榜写信给英国驻温使馆，将温州基督徒所遭遇的事情简述了一番：“一名传道人（内地会，本地人）被义和团抓住，他的头被粗暴地砍了下来，成为祭品。另一名基督徒企图逃脱追捕，结果淹死在一条水渠里。还有一人被重重包围，在逃生无望的情况下，为避免受折磨而上吊自杀。接着义和团来到瑞安，毁掉了教堂和基督徒的屋子，抢夺他们的财产。在瓯江以北乐清，一名黄姓的举人写信叫来当地土匪，烧掉了白溪的教堂（偕我公会）。这名举人曾攻击一名传道人，几乎要挖出他的眼睛。这位传道人快要被他打死，幸亏举人的父亲出来反对（霍厚福医生七天后见到了这位传道人）。在那里大约有五十户教徒（偕我公会）遭到抢劫，并被敲诈了总共三千元。在楠溪，暴行与掠夺同样在上演。有一伙人威胁一名因为疟疾发烧而卧病在床的传道人（偕我公会），这使得牧师因受惊而死。这些土匪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在西溪及其他四个地区，暴力和掠夺也在上演。这些土匪完全漠视道台的公告，除了如今已归于平静的平阳外，没有一兵一卒被派去平息骚乱。” [20]

平阳神拳会金宗财于8月6日被捕，后在温州城斩首示众。8月16日，许阿擂在马屿战斗中被俘，判刑15年。最后，华侨张新栋于1901年1月14日投案自首。1900年8月30日，谢道培就在动乱未平息之时，冒着生命危机“潜回”到温州，与夏振榜一道做教徒与官府的桥梁作用。从刘绍宽的日记中所载的赔偿金额来看，基督教对于赔偿有许多让步。谢道培在1901年2月1日给差会的信中提到说：“上周四，在本地牧师夏正邦的陪同下，我们去见了温州知府，并与他交谈了很长时间。知府同意赔偿七千元，原我们要求的总额是一万一千元。我们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在金钱上追求过多，将在中国官员中坏了我们的名声。知府今年的财政收入不好，商业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因此要得到全额并不容易。”[21]

那时，苏慧廉正从英国赶回到温州。“同时无论谁来谁走，庆保留下来了。城内没有发生流血暴力都要归功于他。他和谢先生一起，为基督徒索赔和重建家园。”[22]动乱平息后，夏振榜因处理有功获官府表彰。谢道培说他被授予“一枚镀金的勋章（可佩于帽上）及一串朝珠”。但夏氏辞让，表示自己的奖赏已在天上。后来知县把奖励塞进他的轿子，并于几日后派人到家乡碧莲宣布荣誉。2011年1月8日，笔者在夏氏的墓碑上看到“皇清例赠”、“中书”等字，证实了官府对夏氏的表彰。

“他是不可取代的”[23]

1902年夏，温州零乱肆虐，仅几个月内，温州就死了两万多人。夏振榜牧师于11月应玉环教会的邀请去岛上传教。由于霍乱肆虐，苏慧廉曾劝阻夏振榜延迟出行计划，但他却执意要去，说：“约好的时间，如果我不过去，那里的人会很失望。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去玉环。你知道我的时间排得很满。”并说：“而且，我生在这里，比外国人更容易适应这样的气候。” [24]而这番话成为夏振榜最后的遗言。

虽然带着利眠宁出发，但这种曾救过他人的药，这次没能救回夏振榜的命。不久后，噩耗从玉环传来，夏振榜因霍乱而死，在他最后写给苏慧廉的信中说，我已被霍乱扣押，虽然第一时间就服用了利眠宁，但看起来无效。[25]

苏路熙描述自己与苏慧廉人生中最悲痛的时刻，她形容：“在我们变幻无常的人生中，这是最悲痛的时刻。我们苦心栽培的栋梁之材却骤然被死神无情的斧头砍倒在地。一种辛酸的悲痛绞住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筹划中，他是不可取代的。”[26]确实，在他们眼里，振榜实在是一位能够作为外国传教士离开温州之后的最佳接班人，因此他的离世成为无比的伤痛：“我们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回国的，而他会留在温州。这是我们可怜的构想。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走了，我们留下来，留在悲伤绝望中。”[27]

苏路熙描述那个令人伤心欲绝的场景：“棺材从玉环运到了温州，按我们外国人的习俗，棺材要运进教堂举行丧礼。但中国人的想法正相反，棺材可以在白天被运出城，但装有死人的棺材不能带入城，不然妖魔鬼怪也会随之潜入城里，危害市民。所以队伍停下来，在朔门口的江岸边举行丧礼。一大群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聚集在这里，静静地听着苏慧廉讲述他们同胞的自物奉献的一生：他享年三十二岁，为信徒服务了十年。这是江边感人的一幕。然后船载着他的尸体去楠溪，在环绕着碧莲的群山中有一座坟墓，他就被安葬在那里。” [28]

丧礼在12月14日举行。此前两天，正是温州偕我会一年一度的联区会议，苏慧廉感叹说：“没有了夏正邦，年会大不一样，但我们的工作总还得继续下去。” [29]

[1]吴慧译为“庆保”，按“Tsang-poa”，沈迦认为是“正邦”，在其著作中均用此名，但从夏氏在《中西教会报》与《万国公报》的署名看，“振榜”、“正邦”都曾出现，而温州话“振榜”与罗马字“Tsang-poa”的读音更为接近，因此笔名在下文中一概用“振榜”，若引用原典，则尊重原著。

[2]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38-39页。

[3]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第38页。

[4]笔者于2011年1月8日到碧莲实地采访，在夏振榜墓碑上得见其父亲的名字为夏昌鈖。

[5]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6]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7]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8]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张永苏、李新德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98页。

[9]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5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5月，第21-23页。

[10]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1月1日，第27页。

[11]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60页。

[12]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9页。

[13]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49页。

[14]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47－149页。

[15]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未出版，2007年，第212页。

[16]《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6页。

[17]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4-215页。

[18]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5-216页。

[19]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54页。

[20]转引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65页。

[21]转引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68页。

[22]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6页。

[23]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7页。

[24]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6页。

[25]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76页。

[26]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7页。

[27]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07页。

[28]苏路熙著，《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18页。

[29]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177页。

注：上述文章由陈丰盛撰稿。郑乐国张贴说明。

夏振榜( Xia Zhenbang )1870 ~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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