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

侯小勇:温州法兰西斯·额莉莎白纪念碑

内地会宣教士蔡文才(右一)
在温州市花园巷教堂内院存放着一块墓碑,墓碑被找到的时间是2014.2.21日的中午,由温州市东门家庭教会刘鹏飞弟兄在温州中山公园护城河旁边的内地会墓地找到了被“遗落”了136年的墓碑,通过翻译后才知道这块墓碑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法兰西斯•额莉莎白的女宣教士,碑文全译如下:

法兰西斯•额莉莎白纪念碑
中国内地会蔡文才之爱妻
1840年8月24日出生于约克郡
1872年11月抵达中国
1878年8月22日在温州死于霍乱
一位忠实而体贴的妻子
中国人的朋友
“她不是死了,乃是睡了”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法兰西斯•额莉莎白于1873年与英国宣教士蔡文才在宁波结婚,后夫妻二人被差派到浙江台州宣教,按理法兰西斯•额莉莎白是不会死在温州的。是因1868年曹雅直牧师在温州花园巷教堂的侧楼办了所“崇真男塾”,1870年4月6日,曹雅直和格蕾丝在宁波结婚,1874年教会又在铁井栏创办了“育德”女塾,由于教务繁忙又遇到瘟疫流行,在这样非常的时刻,她才从台州赶来协助格蕾丝料理学校事务。不料,她在温州死于霍乱,享年只有38岁,留下她刚刚出生才9天的女儿,名叫范妮。

现存放于花园巷教堂内额莉莎白碑 

崇真男塾

育德女塾

侯小勇:白累德医院护士长窦维新(Dorothy Annie Dowson)墓


白累德高级职业护士学院全体毕业生留影
(1941年)
窦维新墓:在永嘉瓯北马岙村的牙郎桥山上有一座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蔽,朴素的坟墓里面埋葬着一位同样朴素而品格高尚的外国宣教士窦维新(Dorothy Annie Dowson,1906-1942)。

窦维新追思礼拜
有关她的历史资料,能够考究的不多,但她的墓碑上清楚的写着:

“窦维新护士长墓志 女士英国溜汆人 毕业伦敦医院 一九三七年莅瓯任白累德医院护士长 服务医院贞诚和蔼敬主爱人 口碑载道 夙夜匪懈 劳积痼革 竟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怛化 年三十六岁 弥留遗言 墓于大田山之阳盖 犹依依于生平退修之所 而关怀医院也 主曰俞仆之忠而善者也”马太二五21/主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立

正是这种“纪念碑式的朴素”比起那些用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来修饰自己坟墓的人更加让人敬仰和尊敬,更容易“活”在人们的心中,因为她为了温州人民的“幸福”,36岁的她没有结婚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全部奉献给了这座城市,这种伟大的奉献心志本身就是一座丰碑。

侯小勇走訪竇維新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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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才師母墓碑
戴德生的女兒戴存愛就葬在這裡,她1歲3個月的小女兒因霍亂離世,28天后,她也病逝,年僅30歲。教會醫院護士長竇維新的墳墓是溫州目前唯一儲存完好的外國人墳墓。法國修女們義診、接生、收養棄嬰,把家產和生命擺在這裡。遙望連綿青山,他們的精神一直都在。

一百多年前,曾有二百多個外國傳教士來到溫州,有基督新教與天主教的,他們給小城溫州帶來了福音,也帶來了現代文明。其中一部分人永遠留在了這塊土地上,至今溫州尚有六座墳墓,是他們曾經來過這裡的記號。戴德生的女兒就葬在這裡

飛霞南路81號,現在是軍分割槽的宿舍,過去是內地會的墓園,這裡曾埋葬了十三位傳教士和他們的孩子。我第一次得知此事,是聽高建國牧師說起的。他1950年剛到溫州時,花園巷教堂的同工們帶他到了這裡,說內地會的宣教士死了都葬在這裡。

據包思恩回憶,解放初他住在那一帶,在院子外的南側有一個番人墳,約2米高,饅頭型,上面長滿草。內地會會刊《億萬華民》和曹雅直夫人的回憶錄《二十六年在中國》中記載,葬在這裡的死者是:蔡文才師母(法兰西斯•额莉莎白)、波狄小姐、朱德盛牧師的夫人及兒子、梅牧師及兒子、吳牧師夫婦、戴存愛(戴德生之女)及女兒愛施、榮姑娘、麥教士、王廉牧師。王廉牧師1932年7月24日去世,當時有400名溫州信徒送喪。

從2012年開始,我幾次走進河邊的院子,走在荒蕪的菜園邊,眼光掠過那些瓶罐花盆、磚瓦雜草,希望能找到哪怕一塊墓碑的碎片。直到2014年3月份,一個弟兄聽說院子裡可能還有墳,就一個人跑去,無意中發現了蔡文才師母的墓碑。他用手機把碑文拍了下來發給我看,我看見一個單詞“born”,馬上說這就是墓碑。

我們再次來到它面前。它被壓在幾個花盤、一塊磨刀石下面,被一大片的白葉(一種草藥)覆蓋著。院子裡一個老太太說她是在院子的草叢裡找到它的,兩個人抬過來放在磚堆上當洗衣板。碑上刻的是花體英文字母,第一個大寫的字很難辨認,我只能拍照回去好好研究。我又在院裡仔細找了一會,再無所獲。我們對老太太再三表示感謝,因為她為我們這些尋找的人保管了這麼久。

後來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碑文全部辨認出來,譯成中文意思是:

法蘭西斯•額莉莎白紀念碑,中國內地會蔡文才之愛妻,1840年8月24日出生於約克郡,1872年11月抵達中國,1878年8月22日在溫州死於霍亂。一位忠實而體貼的妻子,中國人的朋友。“她不是死了,乃是睡了”“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最後兩句分別是《路加福音》8章52節、《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4節的經文,140年前的英文語法和現在有些不同。蔡文才師母死時,溫州開埠才一年,外國人極少,溫州人又很排外,她能被稱為中國人的朋友,實在難得。

曹雅直夫人的《二十六年在中國》書中記載著:1878年9月,蔡文才夫人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她剛剛出生九天的女兒。我在《億萬華民》裡找到一段記錄,蔡夫人的女兒叫範妮。我想,兩個地方的死期分別是9月和8月,應該是陽曆、農曆的不同,所以碑文和回憶錄都沒錯。

蔡夫人體弱多病,但她仍辛勤地教書。在霍亂來臨時,身體欠佳的人往往會首先倒下,年僅38歲的她,剛剛生下女兒就撒手離世。現在這個墓碑,就立在花園巷教堂裡,蔡夫人生前服事主的地方。她不是死了,乃是睡了,睡在她工作的地方,有一天她要醒過來,與我們相會。

埋在這裡的人中,最讓我們尊敬的是戴德生的女兒戴存愛。她是戴德生與瑪利亞所生的三個女兒裡惟一長大成人的,1867年生於杭州,1884年從英國回到上海,是戴家第二代來華宣教士之一,被派到江西宣教。1888年與郭豁達教士在九江成婚,婚後轉到河南宣教。1894年4月返英述職,全家6人於1896年10月返華,改派到浙江主持溫州宣教站。內地會的傳教士們,在溫州辦醫辦學,在霍亂中捐藥,救治當地病人。

1897年7月,戴存愛曾寫信給在英國的弟弟戴存智,提到自己在溫州的情況:“你問我喜歡溫州嗎?非常喜歡!這地方風景佳美,使我感到很舒服,這裡現在氣溫高達華氏92度,雖比中國其他地方涼快,我仍感到疲倦。我很愛你及親愛的爸爸,渴望今年年底見到你們。”8月31日子夜,她的小女兒愛施因霍亂離世,年僅1歲又3個月。過了28天,她因赤痢安息主懷,年僅30歲,留下在山東煙臺芝罘學校讀書的大女兒依蒂和兩個在家的兒子華德和瑞。

竇維新之墓
(Dorothy Annie Dowson,1906-1942)
除了愛施,還有兩個小天使和父母同葬一處,分別是朱德盛牧師的兒子、梅牧師的兒子。三個孩子死時都只有一歲左右,想必他們的父母看著躺在小棺材裡的寶貝心如刀割,然而很快,疾病肆虐之下,父母也隨夭折的子女而去,在上帝那裡,一家人不再分離。

竇維新
(Dorothy Annie Dowson,1906-1942)
能抬她的棺是一種光榮

永嘉縣甌北馬嶴村的牙郞橋山,比起旁邊的白水漈來,毫無名氣。在其山腰,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墳墓,七十年來一直默默無聞地淹沒在一片雜草裡。這座墳的主人,就是原教會醫院白累德醫院(溫州二醫前身)護士長竇維新。她的墳墓是溫州目前唯一儲存完好的外國人墳墓。

在墓碑上有一個十字架,還有一個石條做的十字架嵌在她的墓碑上方。十字架既是基督信仰的標誌,又是醫護的標誌,所以竇護士長的墓地有兩個十字架。墓碑上刻著:“竇維新護士長墓誌女士英國溜汆人,畢業倫敦醫院,一九三七年蒞甌,任白累德醫院護士,服務醫院,貞誠和藹,敬主愛人,口碑載道,夙夜匪懈,勞積痼革,竟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怛化,年三十六歲。彌留遺言,墓於大田山之陽,蓋猶依依於生平退修之所,而關懷醫院也。主曰:俞僕之忠而善者也,馬太二五21。主歷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立。”這段墓誌銘可以說是對竇維新護士長在中國工作最好的評價。

2011年的一天,我通過弟兄介紹找到了馬嶴村的葉伯伯。葉伯伯一聽我要去看竇維新的墳,馬上放下農活帶我上山。葉伯伯說,竇維新護士長人很好,大家非常愛戴她,出殯的時候,是八個人抬上山的(一般棺材是4人抬的),他的爺爺是抬棺人之一,能抬她的棺材對信主的村民來說是一種光榮。
我看到周圍雜草叢生,墳墓外沿部分坍塌,墓碑上面有一條可伸入一指的縫隙,應是被人盜過。葉伯伯告訴我,墳墓確實被盜過,而且是兩次被盜,墓碑被盜墓賊扔在路旁,他看見後拾回重新安上。

葉伯伯巴不得有人出面牽頭,把護士長的墳修一下,免得完全坍塌了。於是我多次呼籲,城西教堂終於答應出資,一位執事甚至說,如果堂裡不出錢,我們幾個人湊起來,她是我們的上輩人,我們理當給她修墳。

2012年10月份,墳墓終於修繕一新,但正值甌北鎮治理青山白化,剛一修好,就面臨挖掘機的威脅。我非常擔心,怕工錢都還沒算,就被毀了。

那段時間,正好有幾個外地的弟兄姐妹經過溫州,我陪她們上山看墳。葉伯伯說自己在山上守了一個星期,最後一天攔住了幾個來搗墳的民工,才只被象徵性地搗了一個角。一個女孩說,今天最感動她的就是葉伯伯說的這句話。

然而,好景不長,很快這座墳也落到和周邊墳墓的同樣下場,外沿全被搗毀,墳上覆土種草,才被放過一馬。當我第一眼看到墳飾被搗成這樣,心裡很傷心。我們兩次申請文物保護單位,至今仍未批下。
死在溫州的修女:接生無數、收養800

在隔江對望的景山上,溫州動物園附近那段新修的擋土牆上面,有五座修復不久的修女墳。七年前這五座修女墳還是一片殘敗,令人唏噓,現在這裡已成一處景觀。埋在這裡的,有溫州三醫的創辦人“仁愛會”類思修女和她的繼任者瑪麗修女,還有接管重建育嬰堂的方浪沙修女。這三個人和很多溫州人有關,因為三醫的產科是很有名的,這家醫院幫助許多母親將孩子帶到世間,我女兒就是在那裡出生。墳前,擺放著一個個小花盆,寄託著非親非故者的哀思。修女是沒有後代的,她們的親人遠在法國,也不可能來看她們。 


類斯之墓

類斯修女是溫州三醫的出資人。一百多年前,一位叫馮烈鴻的法國神父來到溫州。1906年他借回國探親之機,向巴黎遣使會總會長提議在溫州創辦一所醫院。取得會長支援後,馮神父找仁愛會的類思修女商量。類思修女出生於高階知識分子家庭,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當即表示願意出資在溫州創辦醫院。她把從父親繼承來的鉅額遺產如數奉獻,在岑山寺巷置地15畝,開始建造醫院。

1913年9月11日,取名為“濟病院”的醫院正式開張,類思修女是第一任院長,眾多修女們則是護士,第二年醫院改名為“董若望醫院”。醫院以獻愛心為宗旨,收費極低,遇到窮人,往往免費診治。每天上午開設免費門診施藥。每逢星期天,修女們分別到東門高殿下、西門橫街、南門河嶼橋三所分堂義務出診施藥,經常去監獄為犯人施藥,出錢給犯人鋪築低板床。類思修女1930年死後,瑪麗修女接任,她也是把自己繼承的家產全部捐獻,用來支援天主教在溫州的事工,1936年瑪利逝世。

方浪沙修女是溫州育嬰堂被“天神會”接管後的第一任院長。董增德神父於1880年到永嘉茶坑巡視教務時,發現個別教友棄嬰,尤其是女嬰,於心不忍,就把棄嬰帶到溫州城裡請保姆撫養,這就是“天神會”的來歷。“天神會”1918年接管了甌海道辦的育嬰堂,瑪利修女曾當過一年育嬰堂臨時院長,1919年由方浪沙修女接任。方浪沙立即著手整頓,自己出資改建育嬰堂,另建了三幢樓房,擴大規模,改善管理,收養了大批棄嬰。她在育嬰堂服事了26年,抗戰勝利那年,積勞成疾,逝於育嬰堂。當時有幾千人送葬,比一縣之長更有哀榮。從創辦到解散,“天神會”共收養了約800個女嬰。

據瞿光輝先生說,四十多年前他在山上看到一座十字架周圍有幾具水泥砌成的石棺,墓門上刻著中外文名字、生卒年月、國籍等,但後來找不到了。文革期間,修女墓被毀,屍骨拋落地面,有人把屍骨收集起來,裝在缽裡,埋在地下,在這次重修時,屍缽被發現了。當年這種事如被發現,後果不堪設想。那個揀骨的人,真是勇敢!
前些年,在一個拾荒老人的指引下瞿光輝終於找到了墳墓。於是他寫了一篇《墓地尋蹤》,發表在《溫州都市報》上,引起了溫州天主堂陳卓人等人的關注,並積極努力,終於促成了五座墳墓的重修。

温州信徒在景山祭掃修女墓
在墳前禱告讚美

從2013年3月開始,一隊隊溫州乃至全國各地的基督徒來到牙郎橋山和景山上緬懷竇護士長和修女們,人們唱詩禱告。當《宣教的中國》唱起時,許多人淚從心出,覺得在這裡唱起這首歌,比起以往在教會裡唱時更感動;在這裡禱告,也比在禱告會裡更迫切。

這幾年的清明節,我曾幾次去這兩處墳前禱告。2012年清明前,我們一家在竇維新的墳前禱告,我媽當時哭了,說:“我們都是你的下代,理當給你上墳。”這句話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媽那個年齡的人,比起我們來,對於上墳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

2015年清明後一天,風和日麗,我隨許多基督徒上到景山,來看望長眠山上的修女們,與那些高貴的靈魂默默對話。同行的有五六十人,既有六十來歲的大媽,也有十來歲的青少年,我們恭恭敬敬地獻上一束束鮮花。

2017年4月4日清明節上午,我又和溫州天主堂的人來到修女墓地前,神父們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儀式。來到墳前的人中間,有幾位老人是在“天神會”里長大的,她們都是外國修女養大的棄嬰,現在她們前來瞻仰修女,等於是給自己的上輩人上墳。

又是一年清明到,我常在江濱路遙望對岸那片起伏連綿的青山,護士長啊,雖然我看不到你的墳,但我知道,你就在那裡。而當我騎車經過景山,看到夕陽徐徐下沉,我禁不住就會想到那些修女們為中國人獻出性命的一生。

他們的精神,一直在那裡。

來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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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

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
发布时间: 2018/11/15日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李传斌

关键词: 晚清 教会医院 慈善医疗

《安徽史学》(合肥)2015年第20156期第75-82页

内容提要:

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是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世纪30—60年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从一开始即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其经费依赖于外国,医学传教士是慈善医疗的主体。19世纪70—90年代,有的教会医院继续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有的教会医院在收费制度下进行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资助开始增加,一些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初,实行收费制度是教会医院的通行办法,教会医院在此情况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来自中国的经费日益增加,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上述变化不仅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对其态度变化的结果。

教会慈善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教会慈善事业中,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传教士纪好弼(R.H.Graves)说:“医学传教工作给中国人展示了基督教实用与慈善的一面,这是最吸引中国人的。”①关于教会医院的慈善性质及其活动,学术界在相关研究中有不同程度的论述②。但是,不少论著往往将教会医院视为纯粹的慈善机构,将其医疗活动也视为纯粹的外人在华慈善活动。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笼统,忽视了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而且,既有研究对于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运作实态关注不够。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晚清时期新教所办教会医院为中心,从其慈善医疗的缘起、方式、经费来源以及施医主体的变化等角度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

1835年,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揭开了近代中国教会医院的序幕。此后,英、美等国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的教会医院和诊所。19世纪30—60年代,可以说是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发端与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教会医院由广州一隅,发展到东南五口,进而发展到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口岸,并开始向中国内地拓展。

这些教会医院、诊所与中国传统医疗机构明显不同。而且,它们从事慈善医疗的动机、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也有所不同。19世纪三四十年代,教会医院、诊所的产生与发展固然是受到了基督教教义及其医学传教传统的影响,但是更多地受到了中国特殊社会现实的影响。在清政府的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对外政策影响下,基督教在华传教面临着政治、文化、交往等方面的障碍;同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西方医学的发达则为医学传教提供了机会,更为利用医学传教打开在华传教的大门提供了机遇③。早在1833年,曾在广州从事过医疗活动的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就说:“如果我有办法”,“我将派出一大群、一大队的从事慈善的医生到中华帝国,我对他们的成功完全有信心……我相信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的愿望会实现;那就是现今存在的巨大的障碍、冷漠、偏见将会被一扫而光,一点痕迹也不保留。欧洲人将会与全中华帝国的人交换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尊重。”④事实上,医学传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作用。有传教士在评价伯驾的行医传教时就说:“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⑤

作为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教会医院正是通过慈善医疗逐渐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而且,在中国人对西医了解较少、存有疑虑甚至恐惧之际,教会医院也不可能进行收费的医疗活动。因此,早期教会医院从设立之初就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免费的施诊送药是最常见的,有的教会医院还为贫病者免费提供食宿。鸦片战争前,伯驾的眼科医院不仅为人免费治病,而且给贫穷的病人“供给饮食,待病痊回家”;有中国人为此赋诗称赞伯驾“且出己资周孤贫,劳心博爱日不懈”⑥。事实上,伯驾的慈善医疗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院求治的病人数量就是最好的证明。据伯驾的医院报告,该院第一季度(1835年11月4日—1836年2月4日)收治的病人有925人次⑦,开院以来第一年收治的病人达到2152人次⑧。到1837年春,每天来院治疗的病人有时多达二三百人⑨。同时,合信(Benjamin Hobson)、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等医学传教士在各地创办的医院或诊所都完全实行免费,在慈善医疗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王韬在《英医合信氏传》中就指出,合信在广州设立惠爱医馆(即惠爱医院),“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⑩此外,合信、雒魏林还在战乱中收治伤者,二人先后在广州红兵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时积极治疗伤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医学传教士在各地新创立了一些教会医院,并在慈善医疗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以雒魏林1861年在北京创立的施医院为例,该院自1864年8月至1869年1月共诊治病人172350人次,病人来自北京、直隶、山东、山西等地(11)。

在早期教会医院中,慈善医疗的实施者往往是外国医学传教士。他们身兼行医与传教的双重职责,任务繁重,有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行医方面。伯驾等医学传教士虽然培训过少量的中国人充当助手,但是他们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在早期教会医院里,能与外国人享有同等地位的中国人可谓凤毛麟角,从英国学医归来的黄宽即为代表。不过,他仅为伦敦会作了短暂的服务。1857-1858年,他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在香港开办诊所,1858年又在广州金利埠开办医院(12);1860年,辞去医学传教士的职务。到1866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创办南华医学校,开始正式培养中国近代西医,这预示着中国人将在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众所周知,慈善医疗需要有相当的经费投入。早期教会医院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中国地方社会的支持,如伯驾的医院在租用房屋方面得到了中国行商的帮助。但是,大多数教会医院在开办之初,费用主要依靠西方教会、民众以及在华外国人(尤其是商人)的捐助。如雒魏林创办北京施医院的经费“皆英国众善官民商贾按时尽力捐输,并无间断贻误”(13)。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西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中西隔阂、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抱有怀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所以当时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赠是很少的。除此之外,这还与中国人表达感谢的方式有关。当时,慈善医疗的受惠者为表达感激之情,往往是给教会医院、诊所赠送匾额或礼物,少有直接捐助金钱的。所以,德贞(John Hepburn Dudgeon)在1870年的《施医信录》中不无感慨地说:在他的京都施医院里,“病愈者赠匾额三十余方,并叙引跋以志其感。余思以后匾额已无地可悬,衣服、绸缎、古玉、时珍余无所用,何如以厚礼之资捐于院册,遇有贫乏病者为调息赡养之助。芳衔登简,盛德广传。当时为拯人之善事,后世为永著之鸿恩,余亦与有荣焉。”(14)其实,医学传教士不仅在1870年以前有与德贞类似的言论,甚至在以后也有类似言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新开口岸和内地,一些医学传教士难以像在上海、广州等地那样可及时、大量地获得经费,所以他们的慈善医疗面临着资金困难。面对这种困境,有的医学传教士在行医时不再实行完全的免费治疗。如19世纪60年代,医学传教士根特(James Gentle)在镇江行医的一年里,为了维持诊所的运转,开始向病人收取少量的费用。因此,根特成为第一位向病人收费的医学传教士(15)。这种情况的出现预示着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可见,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最初30余年里基本上是以完全免费的方式进行的;同时,它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西方背景,中国人的参与很少。

19世纪70—90年代是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快速发展与转变时期。这种发展与转变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传教事业在条约制度庇护下不断拓展,二是教会医疗事业日益受到各差会的重视,三是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不断增加。这种背景下,教会医院得到快速发展。1877年,新教在中国创办有教会医院16所、诊所24所(16);1890年,教会医院达到61所,诊所达到44所(17)。

各地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进行慈善医疗。伴随着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教会医院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接受慈善医疗的病人数量也大为增加。以上海仁济医院为例,该院在19世纪70年代每年门诊治疗的病例均在万例以上,且不断攀升;1882年达到18885例,1883年达到21279例,1887-1895年维持在年2.3万余例(18)。不仅建立较早的著名教会医院如此,19世纪80年代新设立的教会医院在治疗病人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绩。以1883年建立的盛京施医院为例,该院在开诊后病人数量不断增多,每年治疗的病人由起初的几千人次发展到万人次以上,具体情况是:1883年(7个月)3792人次,1884年(9个月)5096人次,1885年7322人次,1886年11857人次,1887年12845人次,1888年12413人次,1889年13005人次,1890年12263人次,1891年10669人次,1892年上升到17156人次,1893年达到20992人次(19)。同时,来华医学传教士将西方最新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带到中国,保证了慈善医疗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其外科治疗日益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教会医院长期进行慈善医疗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声誉。19世纪70年代初,时人称赞上海仁济医院说,该院治病“莫不竭尽心力,施医送药不惜工本,具见西医之仁心可嘉”(20),其医生“艺术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济之名”(21)。诸如此类的赞许之词,在相关文献中是比较常见的。

伴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范围和形式不断扩大。由于女子医学传教士的陆续来华,各地相继设立了一些妇孺医院,如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天津妇孺医院、苏州天赐庄妇孺医院、广州夏葛妇孺医院等。这些专门的妇孺医院在为妇女、儿童提供慈善医疗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的医学传教士还设立了麻风病院、疯人病院,专门收治特殊病人。如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设立近代中国第一所疯人院;1890年,霍德(E.G.Horder)在北海建立近代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1893年,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在杭州设立麻风病院;1895年,伦敦会在孝感设立麻风病院。这些专门医院均提供相应的慈善医疗。以杭州麻风病院为例,该院由梅滕更利用在英国募捐的资金建立,麻风病人“无分新病、久病,均可赴院就医,其一应衣食药物皆由院中备送,不烦病人自带。即使愈后出院,亦不受谢仪分文。”(22)

除以上常态性质的慈善医疗外,有的教会医院还在发生战争或疫病时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医学传教士就开始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战时救护。1894年,中日正式宣战后不久,烟台守将邀请内地会医学传教士稻惟德(A.W.Douthwaite)准备为其治疗伤兵。稻惟德乘机向该将军解释“红十字会”的一些原则,并提出:若这位将军愿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他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工作。烟台守将对此非常感兴趣,经与道台商量后,由官方出资在烟台建立起一座医院,“不几天红十字旗飘扬在该建筑的上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红十字会性质的医院。随后,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等教会医院都给它以支持,提供了绷带等必需的医疗用品(23)。据稻维德所称,当时到达烟台的清军伤兵大约有200人,他所开设的红十字医院先后收治了163名伤兵(24)。司督阁(Dugald Christie)主持的盛京施医院在东北也有红十字救助活动。1895年,当中日双方在东北激战之际,司督阁带领盛京施医院的医务人员来到牛庄,在当地很快建立起一座红十字医院(25)。

在这一时期,更多的医学传教士利用行医之暇培养助手,有的还开办了正式学校。据统计,到1896年,医学传教士已在39个地方进行医学教育,共培养男、女西医生268名,当时正在接受教育的有男、女学生194人,其中男生有161人,女生有33人(26)。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是在教会医疗机构服务。因此,教会医院里受过近代西医训练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中国人在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80、90年代,金韵梅、石美玉、康爱德、何金英等留学美国的中国女性先后回国。她们均为教会医院所聘用,在慈善医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教会医院因为经费问题而出现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会医院收费制度的出现,即教会医院由完全免费发展到了收费。这就决定了教会医院的医疗并非完全是慈善医疗。这种制度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且,起初医学传教士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这在1877年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有所反映。当时嘉约翰在讨论教会医院是否应该收费时,主张向贫病者之外的病人适当地收取一些费用。他认为:收费不仅可以弥补资金不足,而且“向得益于治疗的病人收取一些费用,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花钱所得到的结果。”嘉约翰还主张向某些病人收取特别的费用,如:私人病房的病人、吸食鸦片者、因不道德的行为而患病的人等(27)。嘉约翰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医学传教士的赞同。有的传教士就认为,收取一定的费用是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为他们所获得的必要帮助而付费(28)。但是,有的医学传教士持不同看法。如高德(Wm.Gauld)就不主张收费,因为到他的医院求治的人主要是穷人;同时,他主张能够支付医药费用的病人可以自由地向医院基金捐赠(29)。

虽然医学传教界在收费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教会医院出于不同的考虑实行了收费制度。在这些教会医院中,既有从免费发展到收费的,也有建立之始就实行收费的。英国循道会创办的汉口普爱医院就属于前一种情况。普爱医院作出这种改变实出于无奈,因为当时有人仿制看病用的竹号牌,好利的人甚至变卖竹号牌给其他病人,或出卖他们从医院免费获得的药品。为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该院只好实行收费,但是对于贫穷的病人依旧免费(30);后来,该院也考虑向富人收费。该会在佛山创办的教会医院也是由完全免费发展到收费的,而且收费主要是针对富人。该院转而实行收费制度的原因是:富人愿意为自己接受的治疗付费,并且他们为治疗已经向本国的中医支付过大量的金钱,因此为他们而花费来自外国的捐款是“不正当的”(31)。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博习医院属于后一情况。该院创立于1882年,创立之初就考虑到了自养问题,并“采用向病人治病收费的方式来实现自养”。博习医院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它“地处内地城市,没有外国商人捐助,这使它必须采取一些方式,以减轻国内差会每年资助上的负担。”(32)此外,还有医学传教士通过向自己的某些病人收费,将之用于慈善医疗。杭州的医学传教士梅滕更就是这样做的。他对那些乐意向自己付费的“私人病人”表示欢迎,因为他可以将这些诊金用于“扩展自己的工作”(33)。

可见,通过收费以弥补经费不足是一些教会医院实行收费制度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例如对富人、吸食鸦片者等收费就表明教会医院作出改变是出于对施惠对象的考虑。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经费仍然依赖于本国教会的资助或其他捐助。许多医学传教士还通过撰写论著或在回国休假时进行宣传等方式,引起各界对中国医学传教事业的关注,从而获得捐助。因此,这一时期的收费在教会医院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以福州圣教医馆为例,从1895年到1896年3月31日的一年里,该院的全年经费1433.65元;在这些经费的来源中,收费仅有54.55元,外国捐款有443.40元,本地人的捐款有376.80元(34),捐款显然占了多数。

在实行收费制度后,各教会医院依然进行慈善医疗,只是在采取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而已。福州圣教医馆在经费支出中就有专门的慈善支出统计。1886年1月1日至1887年4月30日,该院共支出经费1362.86元,其中对贫穷病人的慈善医疗支出是36.60元(35)。事实上,许多教会医院的收费并非针对所有病人,而是对富有的病人收费,对贫穷者完全免费,从而体现出了慈善医疗。值得注意的是,汉口普爱医院很早就认识到设立专门救济基金的必要性。1890年,该院就设立了救济基金,除用作免费收治病人外,还为他们买旧衣服、买船票,为死去的病人买棺材以便安葬(36)。

二是教会医院经费来源的变化。与19世纪70年代以前不同的是,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经费并非完全依赖于外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向教会医院捐款。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原因之一是许多中国人受到外国人长期进行慈善医疗的影响,原因之二是西医疗效的展现使更多的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一些教会医院的捐助来源发生重要变化,即不再单独依赖于本国教徒或民众的捐助,而是得到当地中国官民不断增多的捐助。如福州圣教医馆1871-1872年的捐款者虽然是以外国人为主,但是在洋行、海关工作的中国人为之捐款的就有10多人(37);据1884年该院的第12次报告所载,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福建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道台、知府、知县在内的大小10余名官员都捐银给圣教医馆,另有36名中国人捐银给该院(38);在同年的第13次医院报告中,这10余名官员仍然名列捐银者行列(39)。而且,地方官员对圣教医馆的捐助一直持续了下去。在其他地方,教会医院也逐渐赢得了地方官绅或民众的捐助,如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美以美会的女医学传教士郝维德在天津行医传教,就分别得到了李鸿章及其夫人的捐助。上海同仁医院就得到过李秋坪的“巨资”捐助,他除了购地赠给该院外,还资助该院建造房屋,同时影响了其他中国人捐助该院(40)。蓝华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在苏州创设博习医院也得到了李秋坪的资助(41)。不过,相比之下,教会医院经费所得主要还是来自外国人。上海仁济医院募捐修造新院即体现了这一点。1873年,该院因为求治者日益增多,“而馆内各院颇狭,拟在旧基重盖一新院,俾足以容众人”,于是募捐经费,共募得资金3108两,“此内大宗则西人摊凑”,华人捐助的情况是“昔道宪曾捐一百两钱,钱庄公业五百两,茶叶公所三百两,洋布公所二百两,又一隐名者因其戚之病为馆中治愈捐得洋二百五十元”(42)。

上述情况表明,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在规模、方式、经费等方面都发生了与此前不同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伴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还处于进一步的演化之中。

清末十年不仅是教会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是教会慈善医疗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190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召开,最终通过了16条有关教会医疗事业的决议。关于医学传教的地位,决议第一条指出:“大会认为医学传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工作的附属部分,而且是其完整的、同等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正式确认了医学传教在传教中的地位,其不再被置于附属的地位(43)。同时,各差会日益重视教会医疗事业。

在上述背景下,教会医院得到广泛发展,不仅在沿海得到加强,而且日益深入内地。到1907年,新教在华教会医院达到166所,诊所达到241所(44)。到1915年,中国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45)。这足以证明教会医院和诊所在20世纪初年增长之快。这些教会医疗机构遍及中国各地,尤其是内地得到加强,如湖南在1900年没有一所正式教会医院,但在20世纪初的10年里先后有14个地方设立了10多所教会医院和诊所。而且,一些专门医院也在各地先后建立。如惠更生(James R.Wilkson)继嘉约翰之后,于1906年在苏州福音医院创办疯癫病院。

在空间拓展的同时,教会医院的设备、医疗水平等都得到提高。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传教中心的教会医院在建筑样式上趋于现代化,“大的、建筑优良的、新式的卫生建筑代替了过去采光不足、供水不便、位置不好的中国式建筑。”(46)在内地的四川,美以美会的甘莱德(H.L.Canright)也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好的医院建筑之一(47)。这些教会医院和诊所均进行慈善医疗,其数量的增加、空间分布的进一步扩大、医疗水平的提高,都表明教会慈善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与服务范围的扩大。

与此同时,行医受到更多重视,与传教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至于许多教会医院将专职布道制度化。1910年,苏州博习医院在监理会年会上提出设置专职的布道人员,这一提议于次年通过(48),使得教会医院里的医生可以专门从事医疗服务,减轻了医学传教士的负担。

在这一时期,教会医院里的医生依然是以外国籍医学传教士为主。据统计,1902年中国有医学传教士106人,1905年达到301人(49)。这些医学传教士在各地的慈善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先后建立,加之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回国,中国的新式西医不断增加,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服务于教会医疗机构,数量远超1900年以前。但是,除少数人之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如1910年雅礼会聘用耶鲁大学毕业的颜福庆为长沙雅礼医院医生,并给予他与美籍职员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当时,有的医学传教士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并对雅礼医院的院长胡美(Edward Hicks Hume)说: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当然,某一天我们要聘用华人医生。但是,把他们当作同事依然为时尚早。我们必须培养和管理他们。你要注意,你将会为这种不成熟的行为而遗憾的。”(50)虽然如此,许多中国西医在教会医院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以前,奠定了民国时期教会医院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医学传教士与中国医护人员在从事常态的慈善医疗外,还积极从事战时救护和疫病防治。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红十字会的成立得到传教士的支持,其在东北的活动也得到了医学传教士的支持。当时该会决定在牛庄设立分会,借爱尔兰教会医院为该会的总医院,由该院院长白兰德(William Chalmers Burns)“主其事”(51)。战争期间,司督阁还在盛京施医院里实际收容和救治了约10000名难民(52)。辛亥革命期间,医学传教士积极赴战地从事救护工作,并参与组建地方的红十字会。因此,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战时救济“借重各国教会西医及该处原有之教会医院”(53),教会医院在各地设立的红十字医院中占了大多数(54);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医院都由医学传教士经理,医学传教士在红十字医院的医生中占有较大比例,如“自皖北以迄津浦路线,遍设临时医院,医生半属教士”(55)。因此,这奠定了教会医院在中国红十字会中的地位与作用。1912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沈敦和作为会长,在会上“极赞耶稣教各医士之热心公益,盖各省分会教会医院实居多数,皆能不受津贴,而甘为红十字善工力尽义务,诚令人感愧无已”(56)。而且,这种地位与作用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与发展。

与此同时,教会医院在经济领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医疗的进行。20世纪初,仍有教会医院免费施诊送药,一方面由于教会医院的经费来源;另一方面取决于医学传教士的态度。如在东北行医传教的司督阁仍然认为,医学传教士不应该对病人收费,否则“他就不应该接受中国人的慷慨捐赠”(57);在山东即墨,传教士卢威廉于1901年开设“医所”,“乐于施医舍药,以济群黎,数年来声名远播,教泽旁流,投门求医者,既络绎不绝,而受洗进教者,亦实繁有徒。”(58)

但是,实行收费制度成为更多教会医院的通行作法。如长期不收费的上海仁济医院从1905年起在经费来源上有了医院收费一项,而且数量不断增加,1905年仅有1848元,1912年则高达12313元(59)。甚至许多新建教会医院在开院之初就实行收费制度。究其原因,一是西医日益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到医院就诊者不断增加,教会医院和差会面临经费上的压力。二是有的教会并不认为教会医院是单纯的慈善事业,应当通过收费的方式实现自养。三是许多教会医院认为应该向有支付能力的富人收取治疗费用。因此,有传教士在20世纪初说:“中国可能没有一所这样的教会医院,即那里的一些富有病人不需要支付某些花费。”(60)除以上主要原因外,教会医院实行收费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即:通过收费减少中国人对教会医院工作的怀疑;使富有的中国人更看重西医治疗(61)。因此,实行收费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这也就决定了教会医院的医疗活动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纯粹的慈善医疗。

在收费制度下,教会医院依然进行慈善医疗活动,只是各自的方式不同而已。上海仁济医院在实行收费制度后,“常诊挂号钱十文,不另取资,出诊银十两,贫病不计,上等病房每日取资洋五角,中等免费,惟日收饭金一百五十文。”因此,上海民众愿往该院就医,时人也认为仁济医院的做法“诚善举也”(62)。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的治疗“不取医药各费,只收挂号钱三十文。病房钱四等,上等日取资洋四元,中等二元,下等一元,最下等五角,极贫者不取资。”(63)有的教会医院实行全面收费只是象征性的,并非完全出于赢利的考虑,因此体现出了慈善性质。贵格会在安徽六合创办教会医院之初,“诊病仅收号金,住院只加饭食,诚为全境之福。”(64)云南昭通的福滇医院“每看一病症,不分教内教外,不论贫富轻重,只需药费三十二文,有人酬送以多仪者,虽一毫而莫取。”(65)有的教会医院专门对贫穷的病人施以慈善。衡阳仁济医院医师贝实德(Ernest C.Peake)“遇有贫苦不堪者来院就诊,格外克己矜恤。”(66)汉口普爱医院设立专门基金的做法继续进行,也有其他教会医院采取了这种形式。

可见,教会医院无论收费与否,都要进行方式不同的慈善医疗,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经费。20世纪初,教会医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教会资助、外国捐赠、中国人的捐赠、医药费等。教会资助一般变化不大。医药费等收费在有的教会医院收入中的比重虽有上升趋势,但这并不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外捐助在教会医院的慈善经费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医院在20世纪初日益得到中国官民的信赖,加之其慈善医疗的影响,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赠不断增加。在山东即墨,卢威廉在既有“医所”的基础上筹款买地以建医院时,“官吏庶民,闻风而起,人人献诚,个个争捐,计得二千四五百元之谱,以助美举。”(67)在1905-1906年度苏州博习医院的捐款中,中国人的捐款总数达到了4566元,而外国人的捐款只有120.75元(68)。杭州的广济医院在1906年应一位“中国女慈善家的请求”,创建了一所新的产科医院和产科学校,并由她与自己的几位绅士朋友负责相关费用(69)。诸如此类的官绅、普通民众捐助教会医院的现象在各地变得日见寻常;无论是捐助款项的数量,还是捐助者的人数都超过1900年以前。
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捐助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在很多教会医院里,中国人的捐款大都少于外国人的捐赠。以福州圣教医馆为例,该院1901年外国人捐款1149.37元,中国人捐款446.50元(70);1903年外国人捐款3941.58元,中国人捐款345元(71);1904年外国人捐款580.60元,中国人捐款374元(72)。特别是新建教会医院所需经费较多,往往依赖于医学传教士向外国募捐。如贵格会传教士棣法(Geo.F.De Vol)在安徽六合首先“租赁房屋,设立医局,后经返回重来,特捐巨赀建造医院,大费经营,教友亦微有佽助”(73)。因此,教会医院的慈善捐助仍然依赖于西方。这就决定了20世纪初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仍然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因此,许多颇有影响的教会医院都希望获得中国地方社会的更多捐助。杭州广济医院就是一例,当时的报道称:“由于该院已经在杭州地区为自己建立起了良好声誉,期待从中国人那里获得的捐赠有大的增加是很自然的,而且我们高兴地看到几位中国绅士和女士在1907年慷慨地进行了捐赠。但是,当外国捐赠者将会仍然慷慨地满足该教会的需求时,杭州的绅士和商人就应当意识到他们对梅滕更医生及其助手们所应有的义务,并努力尽能使该院不受外来的资助。”(74)

在20世纪初的短短十年间,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无论是发展速度、空间拓展,还是服务方式和服务水平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60余年;而且,教会医院已完全进入收费制度下的慈善医疗,其经费来源也发生了与此前不同的变化。这最终会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与演变。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由普遍的完全免费发展到实行收费,从而改变了教会医院完全慈善的性质,转而在收费的前提下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慈善医疗。它由起初单一的常态医疗,发展到同时参与中国的战时救护和疫病防治,尤其是在中国红十字救济事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就慈善医疗的行使者来说,医学传教士一直扮演了主导角色,中国职员在教会医院的早期即已出现,并且数量不断增多,发挥的作用日渐突显。就慈善医疗的经费来源讲,它由单一地来自外国,发展到了中外兼有,而且中国人的捐助不断增多,但是其在整个晚清主要依赖外国人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就其目的与效果而言,它有着救体、救灵的双重目的,不过随着教会医院的世俗化进程,其宗教性日趋减弱;教会医院在长期的慈善医疗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救治了大批病人,在直接和间接上有利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总之,教会医院长期奉行慈善医疗为自身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它在晚清时期形成的演变态势构成了其在民国时期的演变基础和发展方向。
        (1)R.H.Graves,Forty Years in China or China in Transition,Baltimore:R.H.Woodward Company,1895,p.249.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参见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5页。
  (4)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II.,p.366.
  (5)The Chinese Recorder,Vol.XIX,1888,p.232.;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Shanghai:1935,p.100.
  (6)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5页。
  (7)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V.,pp.462—463.
  (8)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V.,p.323.
  (9)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At the Point of A Lancet:One Hundred Years of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Shanghai:1935,p.47.
  (10)《英医合信氏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11)(13)(14)大英国医士德贞著校:《施医信录》,北京灯市口美华活字书馆印刷1870年版,第1、1、1—2页。
  (12)The Chinese Recorder,Vol.VII.,1876,pp.179—180.
  (15)K.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econd Edition,Shanghai: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p.389.
  (16)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1932(reissued),p.452.
  (1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735.
  (18)E.S.Elliston,Ninety-five Years:a Shanghai Hospital(1844-1938),p.34.
  (19)Dugald Christie,Ten Years in Manchuria:A Story of Medical Mission Work in Moukden(1883-1893),J.and R.Parlane,Paisley,1895,p.90.
  (20)《体仁医馆施诊》,《申报》1872年12月2日。
  (21)《仁济医馆移居改造》,《申报》1873年8月1日。
  (22)《书杭垣大方伯新设大麻风医局事》,《申报》1893年1月5日。
  (23)A.W.Douthwaite,"Red Cross" Work in Chefoo,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IX.,No.1.,1895,pp.10—13.
  (24)Dr.and Mrs.Howard Taylor,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the Growth of a Work of God,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46,pp.549—550.
  (25)"The Red Cross Hospital",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IX.,No.4,1895 pp.282—284.
  (26)James Boyd Neal,"Medical Teaching in China",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Vol.XI.,No.2,1897,p.91.
  (27)(28)(29)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ress,1877 p.118; p.128; p.125.
  (30)(31)(36)W.Arthur Tatchell,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London:1909 pp.85—87; pp.294—295; pp.128—129,133.
  (32)The Chinese Recorder,Vol.XV.,1884,p.149.
  (33)Kingston De Gruche,Doctor Apricot of "Heaven-Below":The Story of Hangchow Medical Mission,London & Edinburgh:Marshall Brothers,LTD,p.14.
  (34)The 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1896,p.41.
  (35)The Fifteenth 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Foochow Printing Press,1886,p.11.
  (37)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1872,pp.16—17.
  (38)The Twelfth 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and the Fifth Report of the Opium Asylu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Foochow Printing Press,1884,pp.14—15.
  (39)The Thirteenth Report of the Foochow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C.F.M.Mission,Foochow Printing Press,1884,p.8.
  (40)《书李秋坪太守事略》,《申报》1888年3月24日;《善士李秋坪太守传》,《申报》1888年3月31日。
  (41)"A Chinese Philanthropist",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Mar 30,1888,p.366.
  (42)《论仁济医馆会议》,《申报》1873年6月5日。
  (43)(44)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Shanghai:Centenary Conference Committee,1907,pp.656—659; p.783.
  (45)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1932(reissued)p.652.
  (46)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st issue,1910,p.211.
  (47)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446.
  (48)Minutes of the Twenty-six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1911 p.46.
  (49)K.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Second Edition,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1936,p.842.
  (50)Edward H.Hume,Doctors East Doctors West:an American Physician's Life in Chin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46,pp.143—144.
  (51)(53)(5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8、276页。
  (52)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XVII.,1906,p.53; Dugald Christie's Wife ed.,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14,p.186.
  (54)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战地写真》,中国红十字会事务所刊印,辛亥冬月第二次印。
  (56)王完白:《红十字会与基督教(本埠)》,《通问报》1912年第527期。
  (57)The Chinese Recorder,Vol.XL.,1909,p.49.
  (58)《即墨施医院近况(山东)》,《通问报》1907年第249期。
  (59)E.S.Elliston,Ninety-five Years:a Shanghai Hospital(1844-1938),p.37.
  (60)(61)W.Arthur Tatchell,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London:1909 p.294.
  (62)《上海之建筑·仁济医院》,《图画日报》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146页。
  (63)《上海之建筑·妇孺医院》,《图画日报》第2册,第182页。
  (64)《医院告成(六合)》,《通问报》1906年第230期。
  (65)《纪福滇医院(云南)》,《通问报》1907年第241期。
  (66)《衡州教会近述·有名有实》,《通问报》1909年第376期。
  (67)《即墨施医院近况(山东)》,《通问报》1907年第249期。
  (68)Minutes of the Twenty-first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1906 pp.30—32.
  (69)Eugene Stock,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the Fourth),London: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916,p.321.
  (70)The Thir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Romanized Press,Foochow College,1901,p.32.
  (71)The 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Romanized Press,Foochow College,1903,pp.20—24,26.
  (72)The Thir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Ponasang Missionary Hospital,Foochow,China,Romanized Press,Foochow College,1904,pp.26,28.
  (73)《医院告成(六合)》,《通问报》1906年第230期。
  (74)"Hangchow Medical Mission",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May 8,1908.

稻惟德A. W. Douthwaite:圣灵充满的福音事奉——百年前浙江教会领袖宁波退修会实录

文/稻惟德(A. W. Douthwaite)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译者按: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之中的一个城市,最早进入的英美差会包括美北浸礼会(1843年11月)、美北长老会(1844年)、英国圣公会(1848年)、英国偕我公会[2](1864年)。戴德生牧师早在1855年就来到宁波,在湖桥头(柳汀街)一带布道,并在独立女宣教士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所办的女校认识了在那里执教的玛丽亚(Maria Dyer),娶她为妻。戴德生牧师也是在宁波时期,因不满中国传道会举债而辞职,成为独立宣教士。他在那里带领一位名叫王来全的人信主,此人后来成为他翻译宁波语圣经的得力助手,以及内地会驻浙北的监督。戴德生牧师所创的“怀德堂”和艾迪绥所设的女校,后来都并入当地长老会体系。到了1877年,离福音经宁波进入浙江其他地区已近35年。宁波共有1289名信徒,仅次于福州(2229名)和厦门(1904名),约占全国信徒(13017名)的十分之一。同年,浙江只有杭州和温州另外两个宣教主站,信徒人数仅为宁波教会的十分之一(133名)和百分之一(17名)。[3] 就在这一年,浙江教会的领袖在宁波召开了一次退修会,商讨福音大计。此次以中国传道人为主体的宁波大会,距在上海召开的以欧美宣教士为主体的宣教大会,不到五个月。报道此次大会的稻惟德医生是内地会宣教士,1875年随宓道生夫妇抵华。

1877年10月6日(周六)晚上,约一百位来自浙江省各地的中国传道人和基督徒聚集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礼拜堂,为大会的预备来祷告;随后,驻各地福音站的代表发言,简短汇报各自事工的进度,绝大部分都非常鼓舞人心。

第一日(10月7日/周日)
主题:认罪、自卑、祷告

主日上午十一点,两百多名牧师、传道人,以及宁波每个宣教机构的代表成员,都聚集在高雪山牧师(Rev. J. Goddard)[4]借用给大家的美北浸信联会(American Baptist Union)的礼拜堂。罗尔梯牧师(The Rev. Dr. Lord)[5]提及今天的聚会主题时说:“能见到如此多的弟兄从远方来到这里,一起数算神过去赐下的恩典,并为将来的事工祈求神的祝福,这是我的荣幸,我为此格外感谢神。因着神给我们这一机会,我们不仅当献上感恩,更要通过圣灵来寻求他光照我们自己的罪,将我们带到耶稣的宝血面前。你们当中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之前从未谋面,但这并无大碍。我们都是罪人,如果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中间每一位都会认识并恨恶自己的罪,因为这些罪将成为我们难以承受的重担,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竭力脱离其捆绑。今天虽然聚集的人很多,但所有的人都持有一个共同的心志,那便是卸下罪的重担,来被圣灵充满,从而得以平安稳妥地奔走属天的道路,忠心完成我们的主交托的使命。为着神使我们在此事上能齐心协力而感谢神,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得到我们所向往的呢?让我们先来读诗篇第51篇的前三节经文[6],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主题。

罗尔梯牧师先读经、再解经,继而讲道:“现今,我们聚集在此,祈求神赐下圣灵、给我们能力,结出让神得着荣耀和尊贵的果子来。我们若恳切祷告,神必不会拒绝我们的祈求;神乐意赐下的心,向来超乎我们乐意祈求的心。但是,在我们祈求并盼望这极大福分之际,应当以极其谦卑的心来承认自己的罪。愿神照他极大的怜悯,按我们一切所需赐福给我们。”

偕我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的史牧师(The Rev. R. Swallow)就同一主题接着说,我们必须先在神面前完全倒空自己,圣灵才有可能充满我们。下午三点,众人重新聚集,由戴德生牧师带领大家做灵修操练,他以但以理书10:5-17为信息[7]。 随后是美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朴牧师(Rev. John Butler)的证道。之后又有一些简明扼要却激动人心的短讲,令一些传道人大受触动,纷纷起身公开认罪,祈求神的赦免。

晚上七点是中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间,中国内地会的文(Vaen)牧师和朱(Chu)牧师先后讲道。

第二日(10月8日/周一)

主题:圣灵充满的重要性

上午聚会主题:需要圣灵大大浇灌来复兴教会

上午十点半,聚会由戴德生牧师带领灵修操练开始,引出今天聚会的主题。

随后中国内地会驻绍兴的宓道生(Mr. Meadows)[8]就上午的主题进行讲道,引用了主安慰劳苦中的所罗巴伯和他同伴时说的话:“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他说:“基督的教会中,确实充分拥有某种势力和才能,人力和物力皆不可小觑,各职分、头衔和教会组织也不断涌现……教会中有不少大有能力的人:牧者们用上好的麦子和产于磐石之中的蜂蜜喂养群羊,盼望信徒灵命兴旺;教师们源源不断推广宗教性的健康读物,加增会众对圣经及其教训的认识,坚固大家建立在圣经默示之上的信心,好叫我们应对诘难之辈的异议;传道人和售经员(colporteurs)则不断耕耘、撒种,预备主的道路,每日向大家分发‘生命的粮’。

“这些都是人力,现在来看物力。礼拜堂和布道所为了宣讲基督的福音并探讨永生而有的个人谈道每日开放,恒切的祈祷从未中断,讲章的预备也尽心竭力。尽管如此,教会的心愿仍未得到满足。羊群仍然瘦弱——牧者火热作工,却为所得的惨淡果效而哭泣——传道人宣讲神的爱、基督的代赎、天国的福乐和地狱的可怕,得到的回应却很冷漠。教会里的信徒贪恋虚浮的荣耀,为今生的事而忧虑、纷争、猜忌、嫉妒随处可见、比比皆是。这一切何至如此?因为缺少一样——

“然而圣灵就在教会中。有些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真理,并认识了他的大能,如同瓦特认识了蒸汽,富兰克林认识了电。那些认识圣灵又信靠他大能的人的事工是蒙福的,信徒得以复兴,灵魂得到拯救,教会出现兴旺;神和基督在这样的教会中也得荣耀、居首位。我们切勿因为过度信靠教会组织及其附属机构而让圣灵担忧,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上2:30)

“弟兄们,我们是否定意要被圣灵充满?还是我们安于现状?有些弟兄已经下决心加快他们的步伐,让我们跟上他们的脚踪,也务必牢记主的话:‘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15:5)”

我们接下来用半个小时祷告,求神让我们完全明白这个重要的课题。随后是奉化内地会的文牧师以他独特有力的风格引用同样的经文(亚4:6)讲道。他说:“我们不能信靠人的能力。当圣灵充满时,我们就有能力,所做的一切就通达。由此可知,圣灵充满何等重要!既然如此重要,我们该如何得到呢?

“首先,我们必须为此祈求。

“其次,我们所行的一切必须是神所喜悦的。两个人之所以能建立坚固真实的友情,是因为两人同心,任何一方都肯定另一方的所作所为。我们无法想象,二人之间没有互相的认可,还能住在一起成为密友。那是绝不可能的。如今,我们若想要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就必须成为他的朋友,与他相交,然后他才愿与我们同住,占据我们的心。

“第三,我们宣讲福音时,必须照神的圣言宣讲,使用圣灵能赐福的话语。一个人可以讲一篇非常精彩的道,散发出很多的智慧,他可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听的人也颇为享受;但这样的讲道跟鸣的锣、响的钹无异,不能救人。我们宣讲福音时,如果只是显扬自己的聪明,打造一篇精彩的讲章,博得听众的赏识,就只是在自我荣耀。我们若只求自己的荣耀,还能期待圣灵帮助我们吗?我们布道时,必须牢记圣灵的心意乃是荣耀主耶稣的名。我们若是为了主耶稣得荣耀,就会按圣灵的意思行。如此而言,我们当如何证道呢?——应如使徒保罗那样。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林前2:2)无疑,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教义,但这正是圣灵用以感化人心的教义。我们若只宣讲基督的十字架,就能得着确据,神的灵必赐福我们的事工。

“我们作为神的教会,被神的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请允许我用前几天听到的一件事来说明这一点。有一个人走到一处,那里停放了一门用最新技术铸造而成的大炮,但他不觉得这门大炮有什么可怕,以为只是一尊大铁器。大炮旁边有一堆铁球,但是这堆笨重的东西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用途。他还看见一桶火药,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杀伤力。然后,他看到有人拿了一些火药和一个铁球,迅速推进大炮里,即便在那一刻,他仍然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威力。直到最后,炮兵们把点燃的火柴伸进大炮后部的一个小洞里。这时,爆发出了可怕的声音,炮弹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大炮发射了出去,造成了恐怖的破坏力!如果把教会比作军营的话,大炮、炮弹、火药就好像圣经和教会的传道人。尽管教会掌握了神宝贵的话语,也拥有很多出色的传道人,可是,如果没有点燃圣灵之火,就永远不能向魔鬼开炮作战。

“如果你今天下午去海港,就会看到一艘外国大船,两边各装有一只大转轮,这些轮子快速齐转,不一会船就驶出了视线。是什么在驱动轮子旋转呢?是蒸汽;但蒸汽必须连接到机械之上,不然就无法驱动轮船。轮船的机器就像是一只有两个可以开合的阀门的盒子。阀门打开,蒸汽便可喷出驱动轮子。如果有人封闭了阀门,不让蒸汽通过,船就不会动,没有任何人力可以推动这些巨轮。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如果祝福的管道被罪堵住,圣灵的能力就无法从中显明。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障碍,就不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来驱除拦阻。还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恒切地祈求神将他的灵倾倒在我们身上,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

讲道结束后,上午剩余的时间大家用来祷告和唱诗。

晚间聚会主题:需要圣灵大大降下,预备并苏醒外邦人的心

傍晚七点,戴德生牧师带领聚会开始。他在讲道中提到,全浙江省有一百多个宣教站,如果每个宣教站每天能救一个人,每年就会增加三万六千多得救的人!如果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这个数字还是最低限度的估算。他说,得救的人之所以这么少,不是因为外邦人的心刚硬,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刚硬。如果基督徒充满了从上面来的能力,没有任何异教的偏见或迷信能挡住神国的发展,如同挡不住波涛汹涌的扬子江。

随后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岳斐迪牧师(Rev. F. F. Gough)[9]念了约翰福音16:7-8:“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用寥寥数语提及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之后,他说:“当主耶稣即将离世升天到天父那里时,他差遣门徒到全地去完成大使命,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20:21)主耶稣完成了他降世为人的工作后,便分派我们这些门徒一件工作,那便是为他作见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作我的见证。’(徒1:8)所以,弟兄们,至关重要的事情便是圣灵充满我们,否则我们的见证就是徒然。但如果我们要胜过黑暗的首领,就必须用‘圣灵的宝剑’,单单信靠神赐给我们挥剑的力量。摩西差遣约书亚去和亚玛力人争战,但他自己上到山顶,向天举手;他何时举起手,约书亚就得胜,他何时放下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故此,我们若要得胜,就必须一直高举双手。我们成为常常祷告的基督徒,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藉着祷告的力量,我们才能胜过撒但。

“当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满是骸骨的平原,问他:‘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回答:‘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主又对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当以西结照神的吩咐发预言,随后就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参结37:3-8)在神向他们吹气、将自己的灵放进去之前,骸骨都是没有生命的。如今,世人就像这些干枯的骸骨,死在过犯罪恶中,除了神的灵没有任何力量能叫他们活过来。

美北长老会的余先生(Mr. Yu)讲到圣灵如何唤醒外邦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对救恩的需要,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6:8:“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首先是‘为罪’。天底下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叫人知罪,最难也最不可能赚取的则是罪得赦免。认识罪就是新生命的开始,罪得赦免是行善人生的开始,而不是其结果。

“我们该如何给‘罪’下定义呢?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讲的、所做的,若不能严格符合真理,这就是罪了。圣经宣告说,若我们干犯了神最小的一条诫命,就是犯罪。

“今世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是罪人,也不会费力气省察自己的罪。赌徒说:‘我不是酒鬼。’酒鬼说:‘我没有奸淫。’淫棍说:‘我不抽鸦片。’其实他们的心皆为罪恶。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完全认识不到‘不信’乃是众罪之首。他们觉得信耶稣毫无必要,不仅如此,他们反而觉得自己的责任是不去相信。他们说那些信的人抛弃了祖宗。如果说对罪的认识是如此难得,罪得赦免岂非更为艰难?曾几何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处于这一光景,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改变了,如果这不是出于圣灵的能力,那是出于什么呢?

“神乐意把圣灵赐给人,使他们得知自己的罪孽。这事记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那些听到使徒们在五旬节布道的众人‘觉得扎心’,为什么他们觉得扎心呢?因为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圣灵向他们显明了这个罪,这就成为他们良心的刺。现在,被圣灵光照之后,他们开始学会热爱之前所恨恶的,羡慕之前所轻看的,尊敬之前所蔑视的。被他们所钉死之人,现在成为他们德行的榜样。之前曾被视为绊脚石和愚拙的,现在被他们视作神的能力和智慧。由此,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

“随着对罪的认识而来的是悔改,随着悔改而来的是在基督里的信心,随着信心而来的是赦免。因此,如我所言,对罪的认识,是新生的开始。罪得赦免不能用金钱买到,也不可能用我们自己的功德去抵偿。神不需要金钱,金钱也无法赎买我们。人全然没有功德,因此功德也无法赎回他的罪。正如彼得所言:‘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1:18-19)故此,罪恶得赎才能进入具有德行的生命。只有藉着圣灵的帮助才能认识罪。

“第二,‘为义’。在神看来,整个世界都违背了神公义的律法,按公义的要求应该被处死;而神不愿毁灭世界,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受死。这就显出了神的义。耶利米所说的‘公义的苗裔’便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承受了罪的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他为了除去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如此满足了的神的公义之后,主耶稣就差圣灵来到世上,叫人认识罪、义和审判。

“第三,‘为审判’。审判有两种:一种是自我审判,一种是神的审判。

“一,我们先说自我审判。人心逐渐败坏,正直的品格已然消失,谬论反而流行。人人都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好,但谁对谁错,我们只有参照神所启示的话才能判断。

“即便是认识神真道的人,也必须得到圣灵的光照、被圣灵使用才行,不然,即使讲道的人再恳切,也救不了听道的人;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10]那些坐在黑暗中信靠撒但能力的人,走在通向灭亡之路上的人,绝不会思想这些事:他们根本不想离开罪的道路,寻求真正的福乐,也不会从撒但归向神,得享圣徒的基业。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永生的粮从天降下,但人不愿吃;天门已打开,但人不愿进。正如俗话所说:‘毒物他们就吞下,食物他们就吐出。’凡此种种,都是因为圣灵没有内住在他们里面,他们的心眼没有打开。

“但是当圣灵施展大能时,人们就会悔改。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布道时,就有多人出来悔改认罪,另一些人把价值五万钱的邪书拿出来焚烧。当圣灵在中国大地行走时,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事情。佛教徒会抛弃他们的偶像,烧毁他们的佛经,儒生们会离弃他们的自欺,来认识神、顺服神,单凭信靠基督而得救。我们难道不当恳切求神将他的灵差派到我们国家来吗?

“二、神的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徒17:31a),另外还可参见马太福音25:31-46。[11] 当保罗和腓力斯谈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徒24:25)腓力斯害怕审判,但不愿悔改。圣经说‘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圣灵亲自感动人心,领人进入真正的悔改和救恩,何等重要。没有圣灵,即便最深刻的印象也会淡化,不会带来长久的益处。

第三日(10月9日/周二)
主题:圣灵充满的果效

上午聚会主题:神葡萄园里工人的果效

上午十点半,由戴德生牧师带领聚会开始,他先诵读了几段和主题相关的经文。原定讲道的美北长老会的朴牧师因病缺席,便把部分时间用来祷告。美北浸信联会的阿丁牧师(Pastor Ah-Dzing)随后发言:“如果我们聚集祷告,却不能得到所求的圣灵充满,外邦人就会嘲笑我们,他们会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我们自己的心也会变得刚硬,撒但就会趁机来损害我们。但我们必须忍耐,因为即便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所祈求的,但是最终一定会得到。神可能要这样试验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灰心、放弃、绝望,就永远得不到赐福。

“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寻求什么,都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一个穷书生想要出人头地,最大的障碍便是缺钱,他需要年复一年地埋头苦读,最终才能如愿以偿。农夫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先是播种,当种子开始生长,他必须每天仔细地守护,直到稻田结出饱满的稻穗,他的耐心才得到报偿。我们要效法他们的榜样,通过耐心的坚忍克服所有拦阻,并除去我们心里所有拦阻圣灵工作的障碍。

“我们所祈求的和所盼望的,已经获赐不少。若是不然,我们哪能如此喜乐呢?我们又怎么可能丢弃所爱的恶行呢?但我们所要更多: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就绝不满足。圣灵充满的果效在各人身上各有不同,但在所有人身上都会产生为耶稣而活、将荣耀归神的心志。”

整个上午时段,中外肢体都对这个重要主题做了多篇短讲。

晚间聚会主题:圣灵充满对于圣言事工的影响
晚上七点,聚会再次开始,戴德生牧师诵读了以西结书36:25-31[12]和加拉太书5:22-23[13]。白医生(Dr. Barchet)[14]开始讲道,选用的经文为使徒行传11: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白医生说:“福音的种子在好土里总是会产生果效,结出一百倍、六十倍或三十倍的果实。基督命令门徒带领万民成为门徒,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完全认识并顺服主的命令,甚至连在希腊人中传道的门径也没有错过。一个合宜的人选——被圣灵充满的巴拿巴,被差派出去传道,我们也看到他此行的果效,就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换言之,他的言与行都表明他是全然归主为圣的,难怪神祝福他,使‘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所有的恩赐,若没有这一奇妙的大能,都是无法支取的。传道人没有圣灵,就像帆船没有风、河道没有水一样。有了圣灵,能力和果效就都有了;我们看到圣灵在彼得身上的果效,在慕迪和很多其他人身上也是如此。

“他‘大有信心’。约翰福音7:38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充满’且‘大有信心’,不仅能叫人与神和好,还能给人能力,我们作工若要得胜,必须拥有这样的能力。而谁能得到这样的能力呢?我们又该如何获得呢?感谢神,我们都可以藉着寻求而得享这一福气。(参路11:13)[15]

六七位弟兄祷告四十分钟之后,由杭州内地会的助理牧师宁慈英(Nying Tsi-King)讲道,主题是圣灵充满的果效。他说:

“最初的果效是叫人在服事神的事上更诚恳和大胆。一个军队中,有些大能的勇士每次应召出征时,都是整装待发的,从未因缺少勇气而败下阵来。另外一些士兵则软弱无力、胆怯畏战,所以绝不会被派到前线,也不会被调去参加危险的战役。基督的教会也是这样,虽然所有的信徒都有圣灵内住,但不都是被圣灵充满。

“就拿使徒们来说,主从死里复活之前,他们极其软弱怯懦。在主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们都离弃他逃跑了,彼得还三次否认主。可在这以后,还是这些门徒,就在主被定罪和钉死的同一城市里,在羞辱主并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大祭司面前放胆地宣讲基督。你们如何解释这一改变呢?懦弱的彼得怎能获得如此勇气呢?

“很明显,是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

“使徒保罗是另一个例子。我们读到,他原是基督的仇敌,迫害教会,凡信主名的,他都要鞭打并囚禁起来。我们看到,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还口吐凶恶的话,残害主的门徒。但没过多久,我们就读到,同样这位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布道,宣讲同样一位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有听他讲道的人都惊呆了,他们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保罗的改变也是圣灵充满的明证。

“我们被圣灵充满后在外邦人身上带出的果效是显而易见的。看彼得和其他使徒吧,当他们被圣灵充满时,布道的果效是何等奇妙啊!所有听见的人都觉扎心,并呼求说:‘弟兄们啊,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一天,门徒增添了三千人’,这绝不是因为彼得变得更有智慧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除了归因于圣灵的能力,再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圣灵充满的果效对众教会所产生的果效,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农夫可以修剪葡萄枝、掘地施肥,但如果他从不浇水,他的劳作就是徒然。我们在神的葡萄园里劳作,若不是被圣灵充满,无论采用什么计划,我们所耕种的树木都不会因我们的劳作得益处。没有农夫会把种子撒在坚硬的沙土上,他会先用锄头铲去石头,再撒下种子;但是除非不断给田地浇水,否则种子就会枯干,农夫也绝收获不到他劳作的果实。对我们在神的田地劳作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因为他是我们的能力之源。我们必须使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最重要的,是圣灵的活水能流入人心,所撒的好种(就是神的道)才能生长,结出丰盛的果子荣耀神。

“如果只有头脑里的宗教知识,是很难做出明光照耀的敬虔见证,信徒们也不会从我们的事工中得着多少益处。而当一位牧师被圣灵充满时,对他的教会将是何等大的福分啊!他的话如活水般从心里涌出,他所牧养的人便会‘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3:18)

“既然神是如此愿意赐圣灵给求告他的人,我们该何等恳切地祈求这一赐福啊!不住祷告,直到得到。愿神帮助我们如此求告他!”

第四日(10月10日/周三)
主题:神乐意赐福,我们尽职得福

上午聚会主题:神的应许

戴德生牧师以祷告开始聚会,念了一些紧扣主题、与神的应许相关的经文,随后,美北长老会的朴牧师讲到了圣灵作工的必要,以及天父乐意赐下圣灵的意愿,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 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第一,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阐明圣灵工作的重要。圣灵之于我们的灵魂,如同食物之于我们的身体。

“第二,肉身的父亲见到儿女饥饿,尚且乐意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地上的父母给儿女食物相比,我们的天父更加乐意将圣灵赐给他的儿女。这个解释如此简洁有力,不仅通俗易懂,而且直击人心。

“第三,关于圣灵的应许和圣经中其他应许都不一样。“凡祈求的”(太7:8),便能从神得到无限制、不保留的赐予。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妄求,比如,有人因得病受苦,就向神求康复,但得偿所愿之后,就忘了是神垂听并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当我们所求之事,使我们的灵魂受损,便属于妄求。但我们越多地祈求圣灵,得到的就越多,神也更为喜悦。如果我们祈求其他事情,不那么确定能得到,因为天父可能觉得,我们所求的对我们未必有益。但我们求的若是圣灵充满,就必得着,因为神爱他的百姓,喜悦把有益的赐给他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太7:7)

朴牧师讲道结束后,有好几位中国弟兄用祷告或短讲加以补充。一位弟兄将没有圣灵的人比作没有帆或舵的船。

杭州内地会的王来全牧师(Pastor Wong Lae-Djun)[16]继续用这个主题讲道,说:“关于这一宝贵应许,有很多的见证。这不是一个关于世俗好处的应许,就像神过去赐给他百姓的。那些祝福是无法与我们通过基督信靠神的应许相提并论的。在圣经里,圣灵有时被称为‘火’、‘风’、‘水’;但在路加福音11:13里,主耶稣清楚地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神将自己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这是何等宝贵的礼物!我们所要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他会在我们里面结出自己的果实,并加增我们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23),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就会对身边正走向灭亡的可怜的异教徒漠不关心,也不会为归信者的软弱倒退而深深忧伤,也不能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教会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论断和谗毁的声音?就是因为教会的成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若被圣灵充满,就会禁不住地彼此相爱。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我们这些圣灵内住的人在世人得救一事上,应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在服事中得以放胆无惧、轻看苦难。

“我相信,今天所有聚集在此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当与神的旨意契合。我觉得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愿福音传遍这片土地,没有一个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基督徒同心合意地服事神,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为神的荣耀而活。但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无论我们有多么伟大的心愿,一切都是枉然。只要我们的心被神的灵充满,就没有不能成的事;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今,我们若要得享这一福分,就只能凭着信心求,也一定能得着,因为神已应许赐给我们。但若我们祈求时心存疑惑,就别想得到了。

晚间聚会主题:神命令我们被圣灵充满,不被圣灵充满的必然后果

聚会照常以同一主题的灵修操练开始。戴德生牧师强调了基督徒不被圣灵充满的危险,他说到,过去的罪可能会重振旗鼓,或是新的罪会胜过在挣扎中却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叫主和教会忧伤且蒙羞(参太12:43-45)。这种情形对有经验的基督徒更加危险,大卫的跌倒便是一明证。

内地会驻奉化的卫养生教士(Mr. Williamson)[17]讲到神的命令和应许是直接相关的。他从以弗所书5:18节读到6:17-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等等。卫教士从这些经文用非常实际的方法论证到,如果我们没有寻求且未能得到这一福分,就不仅会失去我们最高的特权,也会违背神明显的命令,犯下大罪。美北浸信联会的毛先生(Mr. Mao)则关注于主题的后半部分——不被圣灵充满的痛心后果:令人不满意的生命,缺乏喜乐、平安和能力,所做之工即便并非“没有果效”,也结不出“很多果子”。晚会上也有一些其他弟兄发言,但大部分时间则用来祷告。
第五日(10月11日/周四)
主题:要克服的障碍

上午聚会主题:圣灵充满的拦阻

戴德生牧师诵读了约翰福音16:24[18]和约翰一书3:18-22[19],祷告赞美之后,美北浸信联会的高雪山牧师说道:“无论是什么障碍,都来自我们自己,而不是出自于神。神乐意赐下圣灵,而我们常常不愿接受。我的时间有限,只能提到三四种最常见的障碍。

“第一,冷漠。我们迎接地上的宾客时,往往准备充足、翘首以待,那我们迎接圣灵临到时,岂不是更当殷勤地切慕吗?我们果真如此吗?我们是为圣灵的到来祷告了,但有没有像饥饿的人渴求食物,像病人渴求医生那样切慕呢?

“第二,属世。神命令我们不要爱世界(参约一2:15-16),但我们不爱吗?难道世界的享乐、荣耀、野心对我们不重要吗?无论个人还是教会,我们不还是沉溺在世界之灵里面,以至于圣灵无法与我们同住吗?

“第三,轻慢职责。我们的救主用比喻说到‘分派各人当作的工’(可13:34),无论你在哪个福音站,拥有什么恩赐,每个人都有要履行的职责。而忽略职责势必阻拦你得到神所赐的福分。神命令以色列人献上十分之一,以此来试验神,神向他们保证,必有无处可容的福气临到他们。(参玛3:10)

“第四,沉溺于罪。这个问题贯穿所有其他的问题。冷漠、轻慢职责、属世的心都是罪的不同表现。我们常有一些不愿割舍的私密的罪,必须在神面前察验自己的心,抛弃每一个罪,即便像是被剜掉一只眼、砍下一只手,也要在所不惜。

“当我们的主准备开始事工时,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可1:3)所以现今,我们若要圣灵充满我们,就必须为他预备道路,让我们清除每一个障碍,修直他的路。让我们尽心竭力预备他的临到,确信他若看到我们做了迎接他的预备,就绝不耽延。”

高牧师证道结束之后,有几位弟兄以祷告回应。

随后,绍兴内地会的桑小凤牧师(Tsiang Siao-Fung音译)以这一题目证道。他说:

“很多事情阻碍我们获得圣灵完全的内住。首先,我们对神的爱太小。第二,我们未能尽爱人的本分。第三,我们的祷告不够恒切。第四,我们的所行与所想常常错谬。让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缺少对神的爱。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太22:37),‘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所以,我们要靠神的帮助来遵行这些命令,全心全意爱我们的救主,如此才不至于阻碍圣灵。

“第二,缺少对人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热爱他们这些人,愿意不时帮助他们,而是必须爱他们的灵魂。在他们困顿的日子里,拿出自己的物资施以援手,必须持续为他们祷告,即使他们是我们的仇敌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劝诫他们来信主耶稣,我们必须原谅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若能如此行,就会减少一项障碍。

“第三,祷告不恒切。神命令我们要‘不住地祷告’(帖前5:17),也要‘警醒祷告’(太26:41),我们若不常常祷告,我们的心就会冷淡,不关注属灵的事情了。这样还如何得到圣灵的充满呢?

“第四,言行与福音不符。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我们不是与世界为友,便是信靠自己的能力、智慧和功劳,这样就不可能得到圣灵更丰盛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在心里除去这一障碍,不叫圣灵担忧(参弗4:30),不抵挡圣灵(参徒7:51)。这些劝勉实在重要,让我们一起通过祷告来省察自己的心,认识里面有何等的障碍,然后靠神的力量来除去。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12:1-2)。让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恒切寻求神帮助我们离弃各样罪的缠累和所有拦阻我们领受圣灵充满的事物。

晚间聚会主题:保持圣灵充满的障碍

聚会和往常一样,由戴德生牧师带领开始,他诵读了约翰一书2:15[20]和以弗所书4:29-30[21]。祷告之后,蔡文才先生[22]提出几个要点。紧接着,根据以上经文和彼得前书5:8-9[23]、马可福音13:35-37[24],美北浸信联会的许先生(Tsiu Sin-sang)和内地会的文先生先后发言。大会没有这几份讲章的记录,但是其内容与大会整体的信息大致吻合。晚上更多的时间被用在祷告上。
第六日(10月12日/周五)
主题:获得这一祝福的管道

上午聚会主题:个人的管道——重新奉献,将我们所拥有的和所是的全然归主

戴德生牧师念了玛拉基书3:9-10,他讲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一切原本属于神,应该献给神,这不仅是人的本分,人也必因此蒙福。之后,他又提到,我们时常给自己做了一些保留(或许很小),这就阻碍了神全然的赐福,并导致灵命永远的瘦弱。

英行教会的丁牧师(Pastor Dzing)诵读了哥林多前书6: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他诚恳且严肃地讲到每一名信徒都有责任把自己和一切所有的作为祭物献给神。他说:“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回,他为我们献身。他舍弃天国的荣耀,降临到这个悲惨的世界,蒙受辱骂和羞耻,且死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我们。与此相比,我们献上自己和一切所有的,还算大事吗?我们应该把以任何方式事奉他,都视作一项特权。天父使我们做他的儿女、荣耀的继承人,和主耶稣基督一起承受基业。他又赐我们圣灵做将来得福分的凭据。如今,知道我们已经得享如此浩大且不配得的福分,难道不应当像圣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参罗12:1)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重价赎买来的,我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故此,我们当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来荣耀神,因为这两样原本都属于神。这并不是少数信徒才有的特权,而是已赐给每一位信徒的,让我们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我们若渴望神赐下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就必须表明自己真是主的朋友,顺从他的命令,执行他的旨意,不然就不要妄想他会来造访我们。我们这几周都在期盼总督(Viceroy)访问此城,检阅军队。现在我们了解到,他来时不会和敌人同住,不会和陌生人同住,也不会跟任何不能也不愿把他当得的荣耀和尊敬归给他的人同住。他必会和他的朋友们同住,他们也会事先预备他的来到,等候他,欢迎他。同样的道理,我们若以事不关己和冷漠无情的态度待之,圣灵就不会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必须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神。我们属乎他,也当事奉他。”

上午还有几篇讲道,很多弟兄献上了祷告,在场所有人都觉得神真实地应允了我们的呼求。

晚间聚会主题:团体的管道——众人和众教会在圣灵里、祷告中和事工上的热心协作

晚上七点,戴亨利先生(Mr. M. Henry Taylor)[25]诵读了一些关于“合一”的经文。他说:“主耶稣基督将要离世,他完成了神交托他的工作,如今他把神的真理、救恩的福音,交托给他的门徒来继承和传扬。他完全清楚这一使命的艰巨性:他们要舍己、受苦,甚至受死;他知道,世界会抵挡神和他的真理,事实上世界也不具备鉴别真理的能力。要完成这一巨大的工作,有一件事对门徒是绝对必须的,那就是:合一。所以,主在约翰福音17章向天父的祷告中(或许门徒们当时也在场)祈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世界就知道基督和他的教导是神圣的。

“主的这个祷告在初期教会中得到了明显的回应。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到所有信徒身上,无数人归向主,凡物公用,同心合意。这事的结果便是,尽管犹太首领穷尽所能地消灭刚刚诞生的教会,却彻底失败了。使信徒四下逃散的逼迫,却叫他们的心更加合一;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四处传道。

“在随后的二百年间,教会遭受罗马皇帝的逼迫。其中在针对教会的九次大逼迫中,殉道的基督徒约合六百多万。但当教会再次站起来的时候,人数反而更多,且大得炼净了。神将人的愤怒变为赞美,叫人本要毁灭的变为久长。在那段时期看到基督徒生活的外邦人由衷地惊呼赞叹:“这些基督徒是何等彼此相爱。”神以他的智慧允许这些逼迫发生,这是他使自己的百姓达成合一的计划之一。

“弟兄们,我们聚集在此祈求圣灵的工作,但你们知道这关乎多少事情吗?如果我们艳羡或嫉恨其他差会的弟兄,你们觉得圣灵还会来吗?基督的祷告是让我们所有人,不论来自何国,或属于什么名号,都能合而为一。因为在他里面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分奴隶或自由人;不分伦敦会的、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还是内地会的。我们能允许这些不同的名称削弱我们的合一吗?疏远我们的同心吗?绝不,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合一。各差会内部和各差会之间都必须达成合一。我们必须彼此相爱,爱是合一的根基。所有干扰合一的事物都必须摒弃。

“我们还要有合一的祷告,尽可能举办联合的祷告会,以及促进彼此扶助和互相启发的研讨会。我们要和其他差会的弟兄们热忱地同心协作。我们应当也必须为他们的成功而喜乐,如同我们自己成功一般。他们事奉的乃是我们的主基督,他们是为神而赢得灵魂。我们共享一个头,共担一项大事,共对一个敌人。我们所面对的试炼和困难也一样。全世界都陷在黑暗之中,我们委实任重道远。所有的罪恶沆瀣一气,我们也当同心合力。若不如此,便不能得胜。

“由于时间有限,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我求神赐下圣灵来洁净我们,叫我们合一,给我们力量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使他荣耀的福音传遍全地,尤其是使这一片黑暗的大地能充满福音的大光。”

戴亨利教士讲道结束之后,一些弟兄以祷告做了回应。

随后,宁波内地会的朱英秀牧师(Pastor Chu Ying-Tsiu)讲到教会合一是基督徒的职责。他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5:“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他身上的肢体;如同人身上的肢体和头颅连在一起那样紧密联合,我们知道,生命依赖于这样的联合。故此,我们当在他里面‘凡事长进’。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又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15:5)[26]。我们是枝子,主耶稣是根;树根和树枝连为一体是绝对必需的。我们门徒的连为一体、彼此体恤,也是绝不可少的;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一起祷告事奉,就会得到极大的福乐,被圣灵充满。

“使徒保罗因此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林前12:4-6)我们有一句谚语,‘十指连心’[27],‘指破心痛’[28];如果一根指头或一只胳膊受了伤,全身都会疼,因为全身的肢体都是相通的。如果教会中有纷争不和,圣灵就会忧伤。如果我们不能彼此和睦,他也难以大有能力地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若要被圣灵充满,就必须合一。你们都看过城外的舟桥。船只用链子紧密地栓在一起,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在船上走过去。设想一下,如果链子松开了……为何作此假想呢?因为第一个浪头就打散整个桥!同理,我们基督徒之间若有分歧,如何能站稳抵挡罪恶的巨浪呢?

“军队打仗之际,士兵会被编进不同的分队,驻扎在不同的营地,但他们的行止却是由一位将军调度。他们不会自相残杀,而是同心合意,向共同的敌人发起进攻。如今,我们是十字架的战士,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元帅,我们没有其他的领袖。我们若这样胜过罪,就能在凡事上降服于主。我们当做四件重要的事:

“第一,我们当彼此相爱。主耶稣即将离开世界时,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如果我们之间彼此和睦,行在爱中,所有人就都知道我们是神的百姓,并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若有任何弟兄得罪我们,也不必为此烦恼,而是要慷慨地饶恕他,如同神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要向约瑟学习,他面对残忍对待自己的弟兄,并未惩罚他们,也未报复他们,反而对他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创45:5)‘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西3:13-14)。

“第二,我们当彼此体恤,彼此帮扶。正如使徒写给罗马信徒的信里所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罗15:1-3a)‘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6:2)。

“第三,我们当一起祷告。五旬节前的一些日子,主的一百二十个门徒聚在一处,同心祷告祈求。随后,圣灵降临,充满他们的心。不仅如此,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19-20)

“第四,我们当一起传扬福音。‘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徒8:14)。新约里有很多例子,讲到不同地方的信徒一起为神做工,我们有充足的证据相信,如此合一的那些教会是最蒙福的。

“从今以后,弟兄们,我们要努力彼此相爱,彼此帮扶,一起祷告,彼此代求,尽可能一起传福音。如此,神就必赐福给我们,我们也必被圣灵充满,也能在他里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4:15)。”

第七日(10月13日/周六)
主题: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

上午聚会主题:“看哪,我要将…… 你们要等候…… 直到领受”[29]
聚会照常由主席带领开始[30],内地会驻衢州的稻惟德教士以“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为题证道,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派他们去向万民见证神的恩典,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但他又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24:49)。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力,不然我们的传道就全无果效。

“门徒们被告知要等候,直到领受能力。他们是如何等候的呢?是像无业游民那样在城里闲逛吗?绝不是的,他们深感自己被拣选出来要为离世升天的主所做的工是何等重大,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软弱,若未能领受上头来的能力,就完全无法开始大使命的工作。于是,我们读到他们‘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徒1:14),直到主耶稣成就他的应许,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如今,我们为此在过去七天等候,也清楚地得着了赐福。我们的属灵能力得以更新,但我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若是我们没有得到所求的,问题一定出在我们这边,因为神已应许赐圣灵给凡求告他的人。我们若没有马上得到这一祝福,也不要懈怠,而要继续祷告,直到得着为止。因为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确切的应许,我们无论奉他的名向父神求什么,他就必成就。

“我们如今即将分手,各人回到自己的禾场做工;神应允我们,我们聚集在此期间所领受的祝福将临到我们今后的生命;我们将成为更好的工人、更恳切的传道人、更忠心的牧者、更得胜的挽回灵魂的人。”

偕我公会的李先生(Li Sin-Sang)说:“我们所求的能力,神在主前七百多年前就已应许,并且在五旬节那日应许已然成就。既然神的应许是确凿的,我们就应该祈求等候,直到得到为止。”[31]

晚间聚会主题:“我的心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晚上七点,大会再次聚集。此次聚会所受的祝福实在难以形容。我们甚至不记得有哪次聚会比这一次更鲜明地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和能力。灵修操练之后,台州内地会的刘牧师(Pastor Liu)奉命讲道,他引用的经文是诗篇62:5:“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以及以西结书36:36-37:“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

他说:“这些应许是神给他的百姓以色列的,但我们知道这些也同样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为凭据和印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候主,直到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

“当以色列人站在红海边看到埃及人追杀他们,就极其恐慌,但摩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参出14:13)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站住观看神将为我们成就的事。如同农夫撒种之后,必须等候雨水浇灌田地一样,在求神赐下圣灵充满我们心中之后,我们也无需再“劳作”,只需等候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等候的同时,也不能游手好闲,各人要发挥自己的恩赐。无论他身居何位,都当在那个位份上荣耀神。”

随后,路惠理先生(Mr. Rudland)[32]和其他几个弟兄也做了短讲,但是更多的时间则用来祷告和赞美。

在聚会规定的自由发言时间里,大家接连不断地站起来分享他们所领受到的益处,以及众人所期待的更大的益处,发言的有宣教士、中国牧师、传道人、中国信徒等等。其中一人说道:“我原本以为参加这次大会可以和一些弟兄们见面;但更想来看看宁波著名的宝塔和神奇的蒸汽船。我几乎没想到还能如此经历神,如此被他的圣灵赐福。”另一位说:“我常常想到在我们的布道中,需要知识、恳切和口才;但是,弟兄们,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真实地认识到,这一切若不被圣灵使用,便都是虚空。”第三位说:“我曾经因事工缺乏果效而心灰意冷,难免觉得所有劳苦都是徒然。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劳苦变成徒然了。我们难道不是觉得自己才是工人吗?难道不曾看重成功过于基督的荣耀吗?”另一个人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为了讨好文人、卖弄学问的布道会失败了。从今往后,我应该只宣讲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另一位补充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通常聚会的时候,即便是短会,总会有人相继打瞌睡。但这次聚会的时间这么长,每个人的眼睛却都睁得像葡萄般,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惊讶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我们连续几天的聚会,竟然没有人疲乏,我们睁大眼睛好像单单为了关注主题的重要性和所带来的福分。这不就是神正在满足我们心愿的明证吗?”此时,有一位中国弟兄起身,脸上闪耀着属天的喜乐,他告诉我们,主最近如何带走了他怀中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一位弟兄如何劝他信靠主耶稣,劝他把一切渴求带到主面前便能发现主耶稣能够也愿意填补他的虚空,并慰藉他忧伤的心。这个信息带给他很大帮助,尽管他当时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在这些日子的聚会中,神进入并充满了他的灵魂,满足且是超过预想地满足了他的心。礼拜堂中,闻者无不动容。大家祷告和赞美之声也同样诚挚,其简短、扼要、与神相交之密切,在中国禾场鲜有所闻。

大会原定十四号结束,但因为大家都觉得在此次聚会中大得更新,全体一致同意延期两天。

尾声:第八、九、十日(10月14日-10月16日)

周日联合圣餐

与会者在史牧师慷慨借用的偕我公会礼拜堂聚集,领受主的圣餐。这样的场面在宁波实属难得一见。礼拜堂挤满了领圣餐的人,有些人甚至自愿坐在外面,领受从门窗中传递的饼和杯。

聚会将尽时,为华北灾区的饥民收集了一次特别奉献。当场收到40元,最后总计76元。

下午三点,驻绍兴的宓道生教士在此礼拜堂讲道,题目是跟随圣灵。

晚上七点,中国弟兄在内地会礼拜堂聚集祷告,由王腾云(Wong Teng-yuing音译)和寇义全(Koh Yih-djun音译)两位传道人证道。

十五、十六两日,大会在上午十点半和晚上七点再次聚集。大部分时间用来祷告和感恩,也有中国和外国弟兄们的短讲。周二晚上,聚会进入尾声。我不忍描绘分离时的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体与会者在地上再次相会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是我们仍为不久之后我们必会再见而喜乐,那时我们将永不分离。

译后感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教会很少有人能意识到1877年5月上海宣教大会的普世意义,恐怕更少有人能预见到同年10月全浙华人同工会议的意义。正因如此,《亿万华民》的编辑在《宁波会议》的引言中的观察和反思更令人钦佩:“…… 我们对本土弟兄所展现出的灵性和能力,既惊且喜。很多极好和极短的发言不及报道,所有留下来的记录又都做了浓缩,而且翻译本身冲淡了其原有的冲击力。但是我们认为,读者们看到中国本土传道人的思想,留意到他们发言的风格以及他们所持守并教诲的符合圣经的观点,一定会很高兴。当我们想到,所有这些与会者在短短几年前尚在异教的黑暗中时,便不得不觉得大受鼓舞,并向往未来更大之事。”

一百多年后的读者,若对十九世纪宣教文献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英文信件和报告通常保存得比较完整和系统,而与中国教会建设有关的中文文献则相当罕见。譬如,同为1877年召开的两次大会,全程以英文进行的上海赴华宣教士大会,不仅在各大驻华英文报刊上都有报道和转载,大会所有的证道也收集成册,出版了单行本。而五个月后的这次全程以汉语进行的全浙中国传道人大会,若非内地会当时用英文记录下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言,我们今天便无法将之还原成中文,以飨读者。

戴德生牧师很早就看到中国同工在中国福音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第一次返英养病的时候,把宁波信徒王来全一起带回英国,请他一起修订宁波语圣经;也就是为什么等回到中国后,他又请王来全前往杭州一起开辟新禾场,并慢慢赋予他监督浙北教会的重大职责。为了帮助英国教会看到同样的异象,《亿万华民》不惜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以汉语为媒介、以华人领袖为主体的区域性大会;并在历年的月刊中不断推出诸多中国信徒和传道人的珍贵见证。如此看来,这份记录不仅在当时是“卓识”,今天看来更是“远见”。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一笔负责会议记录的稻惟德教士。用第二语言记录、翻译为期十天之久、日夜三场的繁重会议,不仅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力,也需要持久的体力。这位医学生出身的宣教士素来重视本土同工的培训,因此才会一丝不苟地整理并发表这份会议记录。

显而易见地,大会的主题不是任何讲道技巧,或布道策略,而是以认罪、自卑(自我谦卑)、祷告开始,以关于圣灵充满的讲道与讨论为主体,以建立在神应许之上的盼望为结尾,着实为历代中国教会树立了一个退修奋兴的范式。如果诚如《亿万华民》的编辑所言,早期中国传道人的属灵品格,绝不亚于当时的英国神职人员;那么,今天的华人教牧同工,是否仍然继承了这些优良传统呢?或许这正是这份尘封了近一百四十年的文献,带给今天中国教会的启发、激励和祝福。

[1] 全文译自 “Ningpo Conference,” reported by Mr. A. W. Douthwait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ruary 1878, pp. 16-27.
[2] 卫理公会前称——编者注。
[3] 引自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衡”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附录三,第303-305页。此当系转引资料,未注明出处。
[4] 高牧师的全名为Josian R. Goddard (1840-1913),1868年来华。
[5] 罗牧师的全名为 Edward Clemens Lord (1817-1887),1847年来华。
[6] 诗篇51:1-3:“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7] 但以理书10:5-17的内容为但以理看到人子的异象。
[8] 宓道生(James Meadows,1835-1914)于1862年携妻赴华,第二年,宓夫人因霍乱在宁波去世。
[9] 全名Frederick Foster Gough(1825.2.7-1889.6.1),1850年来华。
[10] 经文原为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赛6:9),后在新约中屡屡被引用(可4:12,太13:14)。
[11] 马太福音25:31-46 的内容是有关绵羊和山羊的审判。
[12] 以西结书36:25-31:“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
[13] 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14] 当为戴德生牧师协助赴华的Stephen Paul Barchet(1843 – 1909.10.5),中文名白克敌、又作白保罗,1865年7月24日抵华,在宁波美国浸信会医院行医布道。
[15] 路加福音11: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16] 本文中只有这位中国传道人的汉字姓名可以确定,其他皆为音译。
[17] 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 1838?-1896),1866年随戴德生牧师乘坐“兰茂密尔号”前来中国。
[18] 约翰福音16: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19] 约翰一书3:18-22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20] 约翰一书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21] 以弗所书4:29-30:“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22] 蔡文才(Josiah Alexander Jackson,?-1909),内地会宣教士,1866年随戴德生牧师乘坐“兰茂密尔号”前来中国。
[23] 彼得前书5:8-9:“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24] 马可福音13:35-37:“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25] 戴亨利是内地会宣教士,1873年抵华,乃第一位在河南省巡回布道的新教宣教士。
[26] 此处的“住在我里面”,和合本圣经译为“常在我里面”,但其中“常在”在原文中正是“住在”的意思,因此保留朱牧师对这段经文的引用。——编者注
[27] 原文:The finger cannot leave the body。
[28] 原文:To prick the finger is to wound the heart。
[29] 引自路加福音24:49,全句为“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30] 按前几天的记录,带领开始聚会的都是戴德生牧师。
[31] 我们很遗憾,未能更详细记录他诚挚的发言,因为记录员因故离开聚会。——原作者注
[32] 路惠理(William Rd. Rudland,?-1912),内地会宣教士,1866年随戴德生牧师坐兰茂密尔号船来到中国。

來源:《教會》

山東最早的紅十字醫院和最早的戒毒機構戒煙局

史料記載的山東最早的紅十字醫院和最早的戒毒機構戒煙局
招遠匯發表于歷史2016-09-01


近代煙臺是西方基督教各個教派在中國傳教的重鎮,集中了英、美、法等各國大量的教會、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在煙臺發展信徒的同時,也從事文化傳播和經濟活動,開創了煙臺近代教育、醫療衛生、社會公益等事業的先河。他們對煙臺的貢獻也成為了煙臺城市記憶的一部分。在這些傳教士中,除了為煙臺人耳熟能詳的郭顯德、倪維思、馬茂蘭等外,還有一位傳教士以其博愛仁慈、治病救人的精神贏得了煙臺民眾的愛戴。這就是中國內地會醫療傳教士稻惟德(Arthur Douthwaite)。
稻惟德醫生(後左)在體仁醫院門前
稻惟德是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簡稱CIM,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創立)的醫療傳教士,1874年就來到中國,起初在浙江紹興等地傳教,1880年在溫州開設了一家小診所,給病人免費看病,這是溫州最早的西式診所。南方濕熱的天氣以及艱苦的工作損害了他的身體健康,1882年,稻惟德被安排到煙臺中國內地會療養院療養。身體恢復之後,稻惟德被任命為中國內地會處理煙臺方面事務的負責人。在1882—1899年期間,稻惟德在煙臺先後創辦了教會醫院體仁醫院,設立了戒毒機構戒煙局,並成立了一家紅十字會醫院。

體仁醫院設有門診和病房,既為在煙臺的外國人看病,也為中國人看病,但分開接受診治。體仁醫院設立後,很快就聲譽鵲起。據中國內地會留下來的記錄顯示,體仁醫院成立首年,門診就接待了3000個病人,病房接待了39個病人。到1892年,門診接待了9023個病人,病房接待了163個病人,並進行了292例手術。到1893年,門診接待病人數更是達到了12055個,病房接待了125人,並進行了376例手術。到1896年,門診接待了23700個病人,病房接待了216人,進行了856例手術。數字雖然冰冷,從中卻能看出體仁醫院在煙臺的受歡迎程度。



體仁醫院設有門診和病房,既為在煙臺的外國人看病,也為中國人看病,但分開接受診治。體仁醫院設立後,很快就聲譽鵲起。據中國內地會留下來的記錄顯示,體仁醫院成立首年,門診就接待了3000個病人,病房接待了39個病人。到1892年,門診接待了9023個病人,病房接待了163個病人,並進行了292例手術。到1893年,門診接待病人數更是達到了12055個,病房接待了125人,並進行了376例手術。到1896年,門診接待了23700個病人,病房接待了216人,進行了856例手術。數字雖然冰冷,從中卻能看出體仁醫院在煙臺的受歡迎程度。


成立戒煙局不遺餘力驅流毒;

稻惟德除了在體仁醫院擔任醫生外,還積極進行戒煙宣傳,並在煙臺體仁醫院設立了戒煙局,收治戒毒者。

近代以來,鴉片的大量輸入給中國老百姓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因此,中國各地出現了持續不斷的禁煙活動。在這些禁煙活動中,往往都有傳教士參與其中。作為一名醫學傳教士,稻惟德很早就看出鴉片對中國的危害。在溫州行醫時,他就呼籲本國停止對華鴉片貿易。同時他也身體力行,在溫州設立戒毒病房,收治戒毒者。19世紀末的煙臺與國內其他地方一樣,也深受鴉片的毒害。當時,煙臺港已是歐美和東亞各種舶來品以及北方地區各種出口土貨的重要集散市場。鮮為人知的是,煙臺港也是鴉片在北方的主要進口港。鴉片的大量輸入對煙臺百姓危害極其深重。據有關統計,1878年,煙臺鴉片吸食者佔全部人口的一半。1891年,煙臺就有鴉片煙館132家,從業人數320人,佔總人口的1%,到1901年時,煙臺的鴉片煙館發展到430家,從業人數1200人。鴉片煙毒泛濫,成為煙臺一大社會問題。



創建紅十字會醫院無私救治中國傷兵

此外,稻惟德醫生還在煙臺創建了紅十字會醫院,這是國內最早的紅十字會醫院之一。

紅十字會醫院脫胎於社會救助團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它為受衝突和武裝暴力影響的人提供人道援助。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成立於1863年,很快就傳到了日本。1877年日本成立了赤十字社(紅十字會),以及相關的紅十字會醫院,並有了已經相當成熟的戰地救護體系。但當時的清政府及國民卻對國際紅十字會茫然無知,更遑論紅十字會醫院。

據不完全統計, 煙臺紅十字會醫院共救治了163人。紅十字會醫院的救助活動, 改變了當時人們的社會觀念, 也為後來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r36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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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惟德医生:为晚清温州人戒鸦片毒

稻惟德医生:为晚清温州人戒鸦片毒
2015/05/15 05:24 

作者:吴旭东

晚清时期的温州是鸦片重灾区。来温传教士苏慧廉的夫人曾经拍摄一张照片:四个年轻人靠在墙角,两个正在抽鸦片,两个则坐在那里发呆,他们身上衣不蔽体,大概所有的钱都花在鸦片上了。那行尸走肉的样子,让人想起近现代国人的“东亚病夫”之称。这也许是现存唯一的吸毒温州人的照片。

据资料记载,1869年,温州的乌烟馆还很少,十年后却剧增到800-1000家,到了1883年,城里郊区不下1500家,大都是低档烟馆,没有其他口岸的高档烟馆,顾客全是下等人,其收费适应其收入,而有钱人则在家里享受。1869年,温州地区几无种植罂粟,罂粟首先由台州人引入,因为台州多山,无法大量种植,所以南下温州,逐年扩大,本土出产的鸦片价格便宜,也是大量温州人吸毒的一个原因。

当温州人还未认识鸦片的危害时,1880年,有一个来自英国的医生,开始大声疾呼,呼吁本国停止对华鸦片贸易,同时向温州的吸毒者伸出了援救之手。他就是稻惟德医生(1848-1899),英文名A.W.Douthwaite。

根据《瓯海关贸易和十年报告》以及来温传教士曹雅直夫人的回忆录《26年在中国》记载,稻惟德医生在温州有三年时间。1880年他从处州(丽水)来到温州,是基督教内地会的医疗士,一到温州,他就在五马街创办了一家诊所,6月6日开设门诊,11月1日建成医院,接收病人住院。

到了年底,这所医院已完成73个手术,有2214人门诊,其中以眼病居多。官府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许并给予支持。稻医生同时办了戒毒病房,到年底共收了61名戒毒者,其中有58名治愈。

1881年,稻医生发布第一份工作年报,写道:“这一年共收治了213名吸毒者,除4名,全部治愈。4个人中2个因行为恶劣被驱逐出所,2个被诊断无法医治,如果不吸鸦片,就会使他犯的其他病严重加剧。脱毒时间最长的40天,最短的8天,平均21天。由于每个患者出所都带走具有兴奋作用的药物,实际上脱毒平均30天。具体时间取决于体质,不取决于每天吸多少吸多久了。”

但是,大多数人后来又重走老路。稻医生说,温州人的礼节是客来马上奉茶,鸦片传入温州后,几乎所有大型商务场所和许多私人寓宅的偏间里鸦片灯长明,吸毒的客人来了,就让其入室内歇息吸鸦片,少有人能拒绝这样的款待。

稻医生多次看到英国报纸上刊登在华英商或其他人士写的书信,说对吸食鸦片的后果夸大其词。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上说:“对于这种情况,谁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评断呢?是钻营牟利,对身边的中国人不管不顾的商人?……这些中国人遭遇的悲惨境遇,部分原因就是因着基督教英国所强加的鸦片贸易的毒害。……多年来,我们的政府用极其不公平的方式,用武力手段迫使中国开放港口,允许鸦片像洪水一样涌入这个国家,以致造成全国呈泛滥之势。既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英国政府就应该由中国政府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措施,或是逐步提高进口关税和内贸税,或是完全禁绝鸦片贸易等限制政策。”从这封信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正直的英国人的良心。

來源:温州日报瓯网 

浙江溫州市中心醫院史略(1897-1949)

施恩佈道 西學東漸(1897-1949)

医院雏形(1881~1897年)

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
1881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受英国偕我公会(属于新教卫理宗)派遣,不远万里,来到温州传教。来华之前,他曾接受短期医疗知识培训,以备对自身常见病的治疗,并自备了奎宁、阿司匹林、碘酒等常用药品,用于伤风感冒、疟疾、外伤的治疗。

初到温州,年轻的苏慧廉因为语言不通,传教工作难以开展。之后,他以西医神奇疗效,假借上帝神力,济壶为怀,救死扶伤,引人入教。自此,苏慧廉开了一个小诊所,靠一些常备药品和略微的医学知识,给人治疗疟疾、痢疾、肠炎、伤寒、感冒等常见病。在当时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一些重病患者,以及被中医师宣布无救治希望的病人,居然也能起死回生。苏慧廉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还开展一些小手术,如拔牙、修正倒睫、睑内翻、脓肿切开引流等,手到病除。西药和手术的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苏慧廉也被口口相传成为了"神医"。苏慧廉以医术带动传教,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苏慧廉欣喜发现医疗对传教有巨大辅助作用之后,有意将诊所做大,并把这一思路向英国偕我公会作了详细汇报,得到总部的肯定。1891年,总部派传教士海和德来到温州,接手诊所的工作。

跟苏慧廉一样,海和德其实也不是科班出身,是速成的"赤脚医生"。海和德来到温州后,他们两人将诊所搬到城西教堂后面,该处原本是教会的一处戒烟所,与城西教堂院落相通。诊所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诊所一排瓦房共有八间,南北排开,土木结构,水泥地面,没有天花板。就是这间"小诊所",经过先人的筚路蓝缕,后来发展为定理医院、白累德医院,也是温州市中心医院的雏形。

海和德从英国带来不少药品,当时温州医疗水平较低。城市设施落后,大雨后河道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民众不讲卫生,生活习惯也差,随地吐痰。肺结核、霍乱、鼠疫、伤寒、疟疾、天花等疾病常年肆虐,加之缺医少药,治愈率很低,每年有很多人因病死亡。

1893年中秋前后,苏慧廉返回英国述职。此时,温州城西教堂西医诊所已开诊多年,求医者摩肩接踵,诊所人满为患,他请求总部增派专业医生在温州筹建教会医院。他特别指出温州很需要医师和医院,办好医院有助于推动传教工作。其时,经过多年摸索,国外教会发现医疗救治对传教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教会医院一间接一间地建立起来。

总部因为经费原因,一时未启动筹建教会医院,但派遣了科班出身的西医师——阿尔弗雷德(Alfred Hogg),取汉名"霍厚福"。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毕业后被指派到伦敦圣潘克勒斯医疗传教团,在那里接受过眼科、咽喉科训练,并在皇家眼科医院做临床助理。

时年二十五岁的霍厚福应招被选,于1894年1月20日抵达温州,他是温州循道公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是温州第二个科班出身的西医师(第一个西医师是内地会的稻惟德(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1848~1899年)。

自此,当时城西这个小小的诊所里有霍厚福、海和德以及在温州海关工作的劳莱医生(DR.J.H.Loying)等三位医师坐诊。1894年至1898年期间,仅霍厚福医师接待病人就有3万多人次,在温州地区颇具盛名。

來源:網上院史略

定理医院(1897~1905年)

新增說明文字
随着病员日增,原本宽敞的诊所日见狭小,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苏慧廉意识到必须建造医院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于是再次向英国偕我公会写信强烈要求资助筹建教会医院,并决定医院将以捐献者的名字命名。
经偕我公会沃克登(A. J. Walkden)牧师(时任英国偕我公会海外传教委员会 Missionary Committee成员)和熟悉温州教会的阚斐迪牧师介绍,英国大雅茅斯市(Great Yarmouth)的约翰·定理(John Dingley)先生慷慨解囊,捐献两百英镑,支持建院的;济贫;项目。
苏慧廉选址墨池坊杨柳巷10号(即今温州市墨池小学)盖起医院。在苏慧廉牧师的奔走努力下,新的医院,确切地讲是温州市第一家西医医院,也是浙南地区第一家西医院诞生了,取名为;定理医院;,于1897年2月17日正式开张,聘任霍厚福医师担任院长,负责医院的一切事务。
定理医院开张时能够收治十二名男病人、十名女病人,并配有辅助用房,如厕所、厨房、门房等。因为当时主要的工作是门诊治疗,所以有一个相当大的门诊诊所及一个兼作候诊室的小礼拜堂。1900年,定理医院接待门诊病人高达11000人次,住院病人256位。
霍厚福院长主持定理医院工作四年时间里,管理医疗两不误。管理有方,医院秩序井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待人和善,医术精湛。不管白天黑夜,有危急的病人,随叫随到。
霍厚福院长在温期间还兼任瓯海海关医师,负责《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1895年3月~1899年9月温州有关医事的报告记录。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在全国范围内给教会医院和国外医生带来了巨大威胁。苏慧廉和家人不得不返回英国避难。不过,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苏慧廉靠着自己的诚心打动了英国医生包理茂(DR·W·E·Plummer),使得他来温州开展医疗工作。

1901年,霍厚福院长离温回国。包理茂医师接替霍厚福工作,出任定理医院院长。

包理茂医师接替霍厚福院长工作时,定理医院不但具有一定规模,而且有良好的口碑,门诊人次、住院病人逐年增多,医务人员仍然非常紧缺。除门诊外,包理茂医师还要给病人进行手术治疗。开展的外科手术有乳房癌、扁桃体摘除术、剖宫产、虹膜切除术、脓肿切开术等。定理医院是当时温州唯一能做外科手术的医院,在当时不但饮誉温州,连丽水、台州等地区求医者也纷至沓来。

医院医疗任务繁重,医务人员缺乏,苏慧廉便选送自己创办的&ldquo;温州艺文书院&rdquo;毕业生来院学医,缓解医务人员紧缺。定理医院历时9年,职工从10多人增至20多人。9年间门诊达7万多人次,住院达4000多人次。随着医院的声名鹊起,温州民众的认可,当时的医疗场所用房显得狭窄,就诊环境拥挤情况日益突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苏慧廉深深意识到建一座更大的新医院迫在眉睫。
來源:網上院史略
白累德医院(1906-1949)

1903年,苏慧廉再次向总部提出扩建医院的想法。由于总部当时也缺乏资金,他只好转而求助英国媒体,在报刊上发文请求慈善人士的捐赠。文章见报后第二天,70多岁的亨利·白累德(Henry ·Blyth)便回函表示愿意捐献。

有了这笔捐款,1905年2月18日,苏慧廉代表偕我公会签订购地契约。新医院选址在温州城区的大简巷。占地七亩八分八厘三毫,4.96万平方英尺。新医院由英国基督徒设计师G.W.Bolshaw免费设计。布局及风格整体上沿袭了伦敦的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医院大楼地基长184英尺,宽60英尺,由一幢主楼及东西两翼组成。主楼三层,底层是教堂兼候诊室。东西两翼各是一栋两层的建筑。西翼为男性病房,东翼为女性病房。由于当时女患者较少,医生办公室、药房、储藏间安置在东翼一层。此外,医院还有若干配套用房。

由于亨利·白累德捐钱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故名之为"白累德纪念医院",简称"白累德医院"。原定理医院迁并入白累德医院,于1906年1月30日开业。当时已有员工250人,委任英人包理茂医师继续任院长。白累德医院宽敞整洁,一流设施,一流设备,硬件设施已经具备了现代医院的条件,这在晚清年间的浙南颇具示范意义。新式医院的设立对当时温州地区的居民不啻为福音,开业后一年内就有12285人前来求医,住院病人有923人,手术321例。

1907年,苏慧廉离开温州,赴山西接任山西大学的职务。尽管他离开了,但白累德医院自身已经具备了强大的"造血"能力,逐渐走上正轨。

包理茂院长为中国患者服务了13年,直到1914年因病回国。1917年由英籍施德福医师(Dr·K·T·A·Stedeford)接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一职。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曾获得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在温州从医32年,各科手术均做。瘟疫期间,他不分昼夜巡诊病人,甚至还自配生理盐水。同时,他还受聘于温州海关担任海港检疫工作,连海关的酬劳都充公给医院。

彼时医疗模式照旧,但在医院管理方面有较大的改进。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业务、行政、财务、人事等一概由施德福院长作主。他还规定,中国医师上午在医院看病,下午除值班或参与急诊外,可在家里私人开诊,收入归己。

院内没有分科,医师相当于现在的全科医师,一专多能,内外妇儿疾病均看。专职医师每天上午门诊,下午安排手术。施德福院长上任以后不但要亲自看病,还要管理医院。院长统管一切,无论医疗业务、行政财务、人事安排等等,大权小权,一人独揽,一统到底,统归院长一人作主。施德福院长从医院实际出发,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从严治院。

有序分诊,缓急有别。当时医院每天从7时开始挂号。挂号费30枚铜钱,换取一枚号码竹签。通常有红、绿、蓝、黄和黑五种颜色的竹签,初诊是红色签,复诊是绿色签,要住院的危重病人是蓝色签,黄色签则由施德福院长亲自诊治,挂号费也高于其他竹签。当然,对于穷困的病人可以免收挂号费,连药费也减免,他们领的竹签是黑颜色的。通过竹签,有序分诊,分流病人,使危急病人得到及时诊治。

危急病人,敲钟为号。当时医院没有通信设备,施德福院长在目前为急诊大楼西边枝叶茂盛的老樟树上挂一口铜钟,如遇紧急情况,以敲钟为信号,召集全院医务人员。敲一下意味着急诊需要内科医师前来会诊;敲二下意味着外科医师会诊;敲三下意味着妇产科会诊;敲四下意味着儿科会诊;重复敲打就意味着危重病人需要各科医师会诊。

规范医疗文书书写。门诊住院均要求详细记录病人就诊情况,以及病人住院病情变化等。门诊病历采用大本笔记簿,将病史、处方记载在簿上,病史以罗马字母拼写的温州方言记载。施德福院长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详细问诊,一丝不苟记录,还规定门诊住院病历书写规范,并定时检查。

随着医院声誉日隆,就医者接踵而至,门诊住院病人爆满,施德福院长等几位外国医师疲于应诊,难以应付。他接任之前,包理茂院长已从艺文学校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八名优秀学生,进入白累德医院当学徒。施德福院长接任之后连续选拔多批优秀学生以及一些有志从医的温州青年,跟随学医。由于他倾注心血,认真教学,先后培育出郑求是、陈梅豪、戚文梁、章梦三、郑叔鸣、王子芬、张雪琴、郑济时、潘贯周、张德辉、倪执平、何其美等一批温州本地医师。既满足了当时医院本身业务发展的需求,也为后来温州西医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若干年后他们都成为浙南医疗界的名医与脊梁。
医院开办时无专职护士,病房护理工作由三十多名男女工友兼做。1922年,来了一位英籍护士裴悟。次年,又来了英籍护士薛美德、任若兰;随后,医院自己培养了护士杨美德、陈舜华、施子哲等,至此医院有了一支专职的护理队伍。1929年夏,作为浙南地区首家教会西医院的白累德医院,首创了白累德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首任校长英人薛美德,校址设于海坛南麓教会艺文学校(今温州第二中学),1933年7月毕业的首届毕业生仅叶兰珍、陈舜华、朱德英、施子哲4人。1934年9月白累德医院又在艺文学校创办白累德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校长陈梅豪,与护士职业学校合署办学。到1948年止,护士职业学校共办16届,助产职业护士7届,合计150人。1949年9月,原白累德医院所办的护士学校、助产学校,与温州医院、董若望医院所办的护校合并。由葛林宗任校长,汪起霞任教务主任,张忠邦任总务主任。不久,这所学校划归省立温州医院管理,更名为 "省立温州医院附设高级医事职业学校",黄问羹兼任校长。1952年改名为"温州卫生学校",后并入温州医科大学。

当时,按中国教会规定,英籍人员在中国工作五年,可回国休假一年。施德福院长每次休假期满,总带回一批医疗器械,如X光机、手术台、膀胱镜、食道镜、显微镜之类,使医院医疗设备得以更新充实,跟国际同步。

1941年4月19日,永嘉(温州)县城突遭日军侵占,白累德医院同城区大部分居民都来不及疏散,只能困守,医师散避,不受敌伪利用。12天后,敌军退去,医院即恢复门诊。

1942年7月11日,温州城区第二次被日军侵占35天。7月初,白累德医院先已迁避江北楠溪枫林镇。施德福夫妇与随行医师即借该镇御史祠为群众治病并定期义诊。

定理—白累德医院从来没有设非英国籍的正副院长。直至1944年7月,温州城区第三次沦陷前两月,施德福即将依规定休假离院暂返英国,他这才聘医师郑济时为副院长并暂代院长职务。9月城区沦陷,至次年6月敌军始退,副院长郑济时即与诸医师合力尽速将在乡下的医院迁回城区,7月间恢复应诊。施德福至1947年才自英国返院。副院长郑济时在代理院长职务三整年中,一直得到全院同仁协助,尽心尽力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停发津贴,郑济时副院长只得由自己私人出票,请亲友担保,向银行、钱庄借款。施德福院长也亲自出马,向吴百亨等温州民族资本家募捐。如此从多方筹集资金,才使医院得以在艰难中维持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重新开诊,并聘请汪起霞、周德民、胡旭庚、傅大钧、戚有为、郑志毓等医生协助诊疗工作。他们也受施德福院长面授身教,日后工作于温州各大医院,因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得温州人民的爱戴。
來源:網上院史略

筚路蓝缕 自力更生(1949-1952)
白累德医院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白累德医院照常执业,为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致伤的军民做了不少救治工作。8月底,院长施德福行即离任回国,在他家里召集郑济时、陈梅豪、汪起霞、郑求是、倪执平、王志芬、张德辉、戚有为、傅大钧和护士学校校长陈舜华,总护士长施子哲等11位骨干开会,提请他们选出院长,续办白累德医院。后经讨论并投票选举汪起霞为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为副院长。三位院长于10月底上任,医院开始了由中国人集体办院的新时期。

12月,在施德福和夫人施梅甫硕士离温前夕,医院同仁和温州市医师公会,分别在原白累德助产职业学校和县学前内地会教堂举行欢送会。施德福临行前将书籍、人体骨骼、生活用品等10箱物品寄存于民族实业家吴百亨处,同时将医院积存的黄金、银元等资金移交郑求是副院长保管,弥补医院的运营开支。施德福院长回国后,民众为了表达感谢,名其宅旁巷弄为施公里,并立坊以志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拆毁,现为瓦市巷118弄。

白累德医院经费来源有3个方面:第一,教会津贴,教会每年仅给予100英镑的津贴,包括医生的薪水;第二,施德福院长利用5年1次回国休假1年的时间,在国外募集款项或医疗设备,补充医院资金;第三,经营收入,挂号费、住院费、检查费、手术费、药费等日常业务收入,其中药局是主要收入来源。集体办院期间,医院收入有限,费用支出方面尽量精打细算。1950年因国外停止给予津贴而造成资金来源困难。5月,浙江省卫生厅为此召开专题会议,汪起霞院长、郑求是副院长和职工代表阮德芬参加会议。1951年5月20日,白累德医院向市人民政府填报《温州市接受外国津贴和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表》,并提出续办医院的意愿和奋斗目标。

汪起霞院长主持医院工作后,着重在医院管理方面采取了革新措施,并脱离教会。1951年11月,经全体职工选举,成立有医、护、工代表参加的院务委员会,医院实行民主管理。

1952年8月1日,白累德医院工会成立,会员84人。会员大会选举产生首届工会委员会,倪执平、傅大均、朱英英、郑性之、张德辉、王茂进、戚有为、阮德芬、潘恩霖、林则星、盛爱澜等11人当选为委员,徐崇成、夏秀玲当选为候补委员,倪执平当选为工会主席,张德辉当选为工会副主席。废止诊前宗教仪式,门诊和病房按内、外、妇分科建制,实行病历登记和值班制度;加强经济管理,财务收支公开;之后妇科发展最快,随之建立了儿科、保健科、放射科;重视在职教育,选派吴昭章等五人参加浙江医学院学习,在院设进修班供新进护士学习药物学与生理解剖学外,报送她们参加市医务工会主办的进修班学习。1951年10月和次年6月,白累德医院分三批次共派李秀珠、蔡文英等8人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并派人参加海防工地建设的医疗工作。

集体办院期间,医院在政府关怀下,通过三位院长和全体员工的努力,3年间有了一定发展。在职职工从1949年的66人,增至1952年底的108人,病床扩至120张。

來源:網上院史略

艰苦创业 求实探索(1952—1978)

为使医院进一步发展和提高,1952年下半年,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三位院领导联名或以全院同仁名义,先后3次向市人民政府报告,要求政府接管医院。市人民政府研究后,于1952年底,派林荣澄同志来院,决定不用"接管"而用"接办"一词,院名暂时不变,并由原班人马继续办院,唯医院性质要改为全民所有制。成立温州白累德医院接办委员会,林镜平任主任委员,林荣澄任副主任委员,葛林宗、冒成志、刘忠孝、郑志倡、金德昭、汪起霞、倪执平等7人任委员。1953年1月10日,医院召开职工大会,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宣布了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并公布了领导班子的委任状,政府驻院代表林荣澄,院长汪起霞,副院长:陈梅豪、郑求是。

市政府对接办后的医院工作高度重视。曾绍文市长曾多次找驻院代表林荣澄谈话,指出白累德医院是老医院,在温州人民的心目中有威望,要十分注意政策,做细致工作,团结全院职工,共同把医院办好。市卫生局领导经常下来同院领导一起商量,解决医院的实际问题。1953年下半年,全院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共提出303条建议,促进了医院管理工作。医院从老职工中将一部分人提升为助理医师、医师和护士长,并选送多人到杭州等地进修培训,同时增添了医疗仪器,医院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1954年8月,全院职工由接办时的108人增加到164人,床位增加至174张,门诊人数:1953年为89937人,1954年1—8月为68769人,住院人数:1953年为4222人,1954年1—8月为3553人,住院病人死亡率由1950年的4.35%,降至1953年3.12%。

1954年5月,中共在医院成立党支部,有党员5人,首任支部书记林祥毅。医院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大力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职工改变了被雇佣观点,增强了主人翁思想,积极投入肃反、反右以及公社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1954年10月6日,根据省卫生厅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医院名称的决定,白累德医院正式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954年至1960年,医院业务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增设了中医科;五官科分为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进行分科诊治;组建保健科,扩大预防工作,组建针灸科和理疗科,同时加强内、外、妇、儿等科室的技术力量,开展了许多新治疗项目,医技科室中也增添了不少新的仪器设备。1955年5月,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医院向北延伸征地,截断横贯东西的兵营巷、小简巷,使医院扩大占地面积15亩,并盖起了外科楼。至1960年底,医院职工增加到223人,年门诊达25万人次,病床增至220 张,年出院病人达8000多人。医院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市区广大人民群众,而且担负永嘉、乐清、洞头等县危重病人的转诊治疗工作。以外科为例,成功开展肝叶部分切除、肾部分切除、肺叶切除以及纵膈、颅脑手术等当时国内尚属新开展的尖端手术。此外在医学教育、科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是当时温州市主要的综合性医院,是温州市卫生系统的中流砥柱。1960年后,因国家遇到暂时困难,医院也暂时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党组织瘫痪,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大漩涡中,院内职工分裂为两派。党、团、工会等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老医师、老职工受到严重冲击,靠边站、受审查,有的挨斗被抄家。但尽管如此,大多数职工怀着对医疗职业的责任感和对病人的爱心,仍然坚守岗位,使日常医疗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68年5月,医院建立革命委员会,设成员5人,取代原领导班子。7月,分别由蜡纸厂、电厂人员组成工人宣传队进驻医院。

1970年,对市二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医院进入了艰难曲折时期。是年9月,温州市革委会学习检查团第八小组进驻医院。当时设7个革命领导小组,共有干部职工256人(男79人,女177人), 其中共产党员31,团员29人。同月,温州地、市革命委员会以战备和贯彻落实毛主席将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为由,决定让市二医下放。自9月15日起,医院停止应诊,原承担的诊疗工作划给市第三人民医院、东风医院、红卫医院、红旗医院负责,原院舍由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全院人员、设备等,分别下放到永嘉县岩头、永临和文成县西坑等山区僻壤,组建"平战结合"的永嘉岩头地段医院( 70人)、永临区医院、文成县第二人民医院(西坑地段医院)(40人)这三个地段医院,为时达两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医院的整体功能遭到扼杀,数十年积累起来的10.2万份病案资料尽毁,许多贵重药品、精密仪器因闲置而变质、损坏,大量图书、家俱、器材四处流失,造成一场破坏性极大的人为灾难。

1970年12月,以"有利于战备,有利于防空的原则"确定的永嘉岩头医院在仓促中开诊。医院位于永仙公路的中心点(当时永仙公路未建成),交通极为不便。每天的病人不到100人次,却安排了医务人员100多名,原设计可以容纳200多伤病员的病房。文成西坑是海拔900米的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全区人口不到13000人。原有医务人员13人。一天只有十几个病人,但却下放了40个医务人员到那里,结果出现了医师排队等病人的怪现象。1972年4月,二医下放后,留下老弱病残人员中23人的工资关系转到中医院发放。下放期间,医院职工联名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

1972年10月24日,市卫生局向市里报告要求恢复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傅大钧为组长、张云亲为副组长,拟成立恢复市二医筹备小组。1973年4月,地市革委会决定撤销上述地段医院,5月3日起市二医逐步恢复业务,至同年10月,全部人员返回 ,由副院长傅大钧主持院务工作,和陈梅豪、郑求是等开始重新组建市二医。从此,市二医再度开始走向正常发展轨道。

1976年11月,市二医兴建内科病房3300平方米。"文革"结束后,医院革委会也随之撤销,恢复了党组织领导。1977年市卫生局任命傅大钧为副院长,章修福为党支部书记,傅大钧副院长主持工作。党工团组织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

为提高医疗质量,于1977年起设立出生婴儿评分制。1978年妇产科门诊达38585人次,分娩数2483人次。开展计划生育手术5869人次。1978年底,职工人数已达303人,年门诊337656人次,开放床位251张,年出院7120人次。

來源:網上院史略

Dr 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中文名字:稻惟德)

Name in Chinese: 稻惟德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with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subject of the book Douthwaite of the Double Dragon.

Graduate of Sheffield University.

Married (1) Unknown.

Married (2) Constance Groves, daughter of Edward Kennaway Groves, a civil engineer. Together they were parents of Dr. Arthur Henry Douthwaite.

Engaged to third future Mrs. Douthwaite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In 1898, he delivered an address in London on "Relation of the Marriage Question to Missionary Work":

Women are liable to certain functional disorders, which are readily provoked by the disturbance of their emotions, in consequence of the break-up of home associations, the long voyage, the entire change of surroundings on reaching their destination, the effect of a strange climate, the study of a difficult language and the enforced sedentary live while engaged in study. Of course I don't say that all lady missionaries are thus affected, but many are, and unfortunately, functional disturbance sometimes leads to structural change, and a long list of evils follows.

He returned to China and died of dysentery.

There are a number of on-line biographies; all require monetary compensation to read them.

Gravesite Details Information from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ume 30, p.568; 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


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
Members of the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May 1877

基督教传入温州150年---纪念医疗宣教先锋稻惟德

基督教传入温州150年---纪念医疗宣教先锋稻惟德

2017-07-30 
侯小勇:寻访宣教士的足迹

稻惟德(A.W.Douthwaite),1848年出生于英国,1874年,26岁的稻惟德成为内地会宣教士与宓道生夫妇一同启程前往中国,次年抵达。起初在浙江绍兴、衢州等地宣教。

1880年,温州内地会邀请他从处州(丽水)来到温州,于6月6日在五马街开设诊所,免费接待病人,11月1日建成医院,成为温州最早的西医院。到了年底,这所医院已完成73例手术,2214人次门诊,其中以眼疾居多。笔者曾去五马街寻访医院的踪迹,结果一无所获,下图为现今的五马街。

1881年,稻惟德在工作年报中记述“这一年共收治了213名吸毒者,除4名,其余全部治愈。下图为选自《温州百年》解放前流落街头的吸毒者。

1882年,稻惟德由于严重的身体透支,被安排到山东烟台中国内地会疗养院疗养。就这样当时轰动浙南地区的教会医院退出历史的舞台。16岁的刘世奎跟其到山东学医,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眼科专家。下图就是刘世奎的儿子(温州第一个博士刘廷芳)。

1882年,稻惟德医生身体稍微恢复一点后,在芝罘区二马路东首创办了一家教会医院——体仁医院(又称为中国内地会医院、东山耶稣圣教施医院),它是近代烟台三家教会医院之一;与美国长老会创立的毓璜顶医院,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天主教施医院并驾齐驱。稻惟德被任命为中国内地会处理烟台方面事务的负责人。至1899年期间,稻惟德在烟台先后又设立了戒毒机构戒烟局,并成立了一家红十字会医院。稻惟德医生除了在体仁医院坐诊外,还负责芝罘学校、中国内地会疗养院的医疗工作。下图为内地会在烟台的芝罘学校。

1887年,担任医院护士的稻惟德夫人去世,为了纪念其夫人,体仁医院又改名为莉莉·稻惟德纪念医院(Lily Douthwaite Memorial Hospital)。稻惟德医生(后左)在体仁医院门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稻医生率领医院同仁救治了大量中国伤兵。战争结束后,清廷颁发给他及其他10名传教士最高荣誉“双龙勋章”,嵩武军总兵孙金彪送给他一块非常名贵的匾额,上书“西国扁卢”,挂在体仁医院的墙上。下图为体仁医院大楼。

1896年3月,稻惟德的第二任妻子因产后热病而安息主怀,留下三个儿女,长子只有4岁。1897年3月下旬,稻惟德返回英国安顿了3个失去母亲的儿女,于1899年4月底重返体仁医院工作。想不到同年10月5日,他在医院里竟染上痢疾,不治离世,年仅51岁。葬于芝罘毓璜顶外国人墓地(Chefoo Temple Hill Cemetery)。下图为毓璜顶下的万国公墓。

2017年7月20日,在温州图书馆举行的第一届民间文献联合展上,笔者拍摄了中西医学丛书之一的《泰西眼科指南图解》,此书是稻惟德口译,温州刘星垣笔述。

尋找蘇慧廉 溫州「慈善團體辦醫」如何影響中國

尋找蘇慧廉 溫州「慈善團體辦醫」如何影響中國

2014-04-06 由 健康界 發表于社會

編者按:為了形成一個競爭性醫療服務體系,很多人寄希望於引入社會資本辦醫會,與公立醫院競爭。

其實,除了私人資本,非營利性的慈善團體和慈善基金會也是政府可以信賴的重要社會力量。北京協和醫院就是百年前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創立。湖南長沙的湘雅醫院則是由教會創立。一百年前,溫州也有一家特殊的醫院,由教會舉辦,為溫州患者提供醫療服務,興建醫院的資金則全部來自於慈善人士。


非營利性的慈善團體和慈善基金會如果有意願創辦醫院,奉獻愛心,服務社會,其實是值得鼓勵的事情。

19世紀後期的溫州,雖然號稱中國最美的城市,但醫療衛生條件並不太好。1902年的一次霍亂就奪走了3萬人的性命。

1883年,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受到英國偕我公會(屬於新教衛理宗)派遣,來溫州開始傳教。來華之前,他曾接受過簡單的醫學訓練,自備了奎寧、阿司匹林等常用藥品,原本用於自救。

來到溫州,蘇慧廉居然就靠常備藥品和微薄醫學知識,給人治療瘧疾、感冒等常見病。他甚至還開展一些小手術,拔牙、修正倒睫、瞼內翻手術都曾經做過。一傳十,十傳百,他在溫州的家居然就變成了一間小診所。

一百年過去了,這樣一間小小的診所,居然發展為矗立在溫州市區的「溫州市中心醫院」。但是,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一家小診所是如何修煉成一家現代化的三級甲等醫院。



神醫小診所里的神奇藥丸

靠着自備常用藥和大膽的臨床實踐,蘇慧廉慢慢被一些溫州當地人稱他為「神醫」。他甚至還幫一位溫州秀才成功戒掉鴉片癮,成為基督徒。因為神醫的名聲在外,診所吸引了不少慕名而來的患者。跟秀才一樣,很多患者在病癒後,慢慢成為教徒。蘇慧廉在發現醫療對傳教有巨大輔助作用之後,有意將診所做大。

1891年,傳教士海和德來到溫州,開始接手小診所的工作。跟蘇慧廉一樣,海和德其實也是「速成醫生」。隨後,他們兩人將診所搬到城西教堂。教堂診所非常簡單,連門診室和藥房都是合二為一的。為了讓海和德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和學習,診所的門診時間是固定的。

1893年,海和德向總部報告時提到:「在過去的12個月,我接待了5624個病人。其中3736例為新病人,1888例為複診。單天最高的新病人門診量為106人。」

當時,一位麻風患者慕名從青田方山鄉下一步步爬到蘇慧廉家,向他們求救。經過海和德的治療,這位患者竟然可以靠着拐杖行走。這件事情激起了蘇慧廉的同情心。他的的妻子後來回憶:「如果不是他可憐的樣子激起我們的同情心,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辦醫院。」


1893年中秋前後,蘇慧廉返回英國述職。此時,城西教堂診所已經人滿為患,有必要擴大規模。他請求總部增派專業醫生來溫州建立教會醫院,這也跟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經過多年探索,外國教會發現醫療救治對傳教事業有幫助,於是,教會醫院就慢慢一間接一間地蓋了起來。

1893年底,阿爾弗雷德醫生(Alfred Hogg)啟程赴溫州,取漢名「霍厚福」。他畢業於英國阿伯丁大學,畢業後被指派到倫敦聖潘克勒斯醫療傳教團,在那裏接受眼科、咽喉科訓練,並在皇家眼科醫院做臨床助理。

1894年初,霍厚福抵達溫州,成為溫州偕我公會第一位專業醫生。抵達溫州,他就投入城西教堂診所的醫療工作。在診所的一年期間,他接待的患者達5006人次。這還不包括他們接收的住院患者,以及海和德在鄉村接手的患者。

中醫延續數千年,讓中國人接受西醫並不容易。當時的國人覺得西醫不倫不類,甚至還有誤解。因此,向洋醫生求救的多半是在中醫那兒找不到希望的患者。除了救治患者,這些醫療傳教士還起到另外一層作用:讓中國人逐步接受西醫,及其診療模式,對患者進行現代醫學科技的啟蒙。


蘇慧廉的女兒曾經記載了一個故事。西醫用聽診器為患者進行肺部聽診時,會讓患者「呼氣」,中國患者並不理解:有的坐着做打呼嚕狀,有的則發出鼻音,還有的差點一口氣沒有上來。據說,一位婦女聽到「呼氣」指令,便衝着醫生的脖子和衣領吹氣。當遭到醫生的抱怨後,她乾脆彎下腰,乾脆一口氣吹到了醫生的臉上。

英國慈善人士捐款,診所向醫院轉型

專業的人員、固定的場所、固定的門診時間,還有奉獻精神,很快就催生出溫州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醫院。

根據英國偕我公會1895年年報,霍厚福醫生的醫療工作當時很成功。診所有大量的患者,建設一間規模相當的醫院已經迫在眉睫。因此,蘇慧廉向總部求助,希望募集到一百至一百五十英鎊在溫州修建醫院,承諾捐獻者的名字將成為醫院的名字。

在了解溫州的這一需求後,英國大雅茅斯市(Great Yarmouth)的愛心人士約翰·定理(John Dingley)捐款兩百英鎊。蘇慧廉用這筆錢在溫州墨池坊買了塊地,開始興建醫院。霍厚福醫生的岳父也捐了一筆錢,希望用於建造女病房。


1898年2月17日,定理醫院正式開張。蘇慧廉的回憶錄記載:「(醫院)能夠收治12名男病人、10名女病人的病房,廁所、廚房、門房都建立起。當然,我們主要的工作是門診治療,一個相當大的門診所及一個兼做候診室的小禮拜堂也建成了。」

當時,這家醫院一個上午能接收門診患者160人次。醫院向每位患者收取門診費30個銅板,診所還通過藥品銷售增加部分利潤。蘇慧廉的回憶錄記載:「這樣我們就有了一筆可觀的生意,盈利部分可幫我們解決資金問題。」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達到頂峰,在全國範圍內給教會醫院和外國醫生帶來了巨大威脅。蘇慧廉和家人不得不返回英國避難。不過,就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蘇慧廉靠着自己的誠心感動了英國醫生包蒞茂來溫州從醫。

蘇慧廉對包蒞茂讚譽有加,認為他「將傳教與治病救人結合在一起,治癒肉體也醫治心靈」。1901年,包蒞茂到達溫州,接替霍厚福出任定理醫院院長。包醫生在溫州為中國患者服務14年,直到1914年才因病離開。


隨着教會的聲名鵲起,定理醫院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溫州偕我公會決定建造一座新醫院。1903年,蘇慧廉返回英國照看生病的妻子,向總部提出新建醫院的想法。

由於總部當時也缺乏資金,他只好轉而求助英國媒體,在報刊上發文請求慈善人士的捐贈。或者是他的誠心感動了上帝,文章見報後第二天,70多歲白累德(Herry Blyth)便回函表示願意捐獻2500塊墨西哥銀元。於是,蘇慧廉親自登門拜訪。他的誠心再次換來回報,白累德最後竟然承諾捐助1650英鎊,摺合墨西哥銀元16900多塊。

有了這筆巨款,1905年2月18日,蘇慧廉代表偕我會簽訂購地契約。新醫院選址在溫州城區的大簡巷。新址佔地七畝八分八厘三毫,4.96萬平方英尺。

而且,新醫院由英國基督徒設計師G.W.Bolshaw免費設計。白累德醫院的佈局及風格整體上沿襲了倫敦的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醫院大樓地基長184英尺,寬60英尺,由一幢主樓及東西兩翼組成。主樓三層、底層是教堂兼候診室。東西兩翼各是一棟兩層的建築。西翼為男性住院部,東翼為女性病房。由於當時女患者較少,醫生辦公室、藥房、儲藏間安置在東翼一層。此外,醫院還有若干配套用房。


1906年1月30日,白累德醫院正式開業典禮,定理醫院也合併進來。1897年開張的定理醫院在墨池坊經營了9年,共接診患者超過7萬餘人次,接待住院患者4千餘人次。墨池坊的定理醫院舊址後來成為教會學校的新址。

據統計,白累德醫院的床位規模在150張左右,每年的門診量1萬到1.5萬人次左右。不論是規模還是設施,白累德醫院都是當時整個浙南地區最好的醫院。傳教士蘇慧廉用他的募捐天賦,平地起高樓,給溫州患者帶來了福音。

培訓本地年輕人,留下溫州醫脈

1907年,蘇慧廉離開溫州,赴山西接任山西大學的職務。儘管他離開了,但白累德醫院自身已經具備了強大的造血能力,逐漸走上正軌。

1914年,施德福接任醫院院長。他畢業於愛丁堡大學,曾獲得熱帶病學博士學位,在溫州從醫32年,各科手術均做。瘟疫期間,他可以不分晝夜巡診病人,甚至還自配生理鹽水。同時,他還受聘於溫州海關擔任海港檢疫工作,連海關的酬勞都充公給醫院。

隨着醫院規模的擴大,單純依賴醫療傳教士,人力明顯不夠用。因此,外國醫生從一開始就注重帶教溫州本地年輕人,培養他們成為醫生。一些畢業於教會學校的年輕人,跟隨英國醫生學習,逐步成長溫州第一代西醫醫生。

李筱波和鄭叔鳴是外國醫療傳教士培養的第一代本地醫生。李筱波在醫技學成之後,1918年自立門戶,創辦了溫州私立伯蘭氏醫院。

鄭叔鳴則一直留在這家醫院服務。1909年他曾給包醫生寫過一封信。信中的內容可以窺見白累德醫院的很多細節:「前個月門診病人有1416人,這個月已經有1096人。今年已經有1409個住院病人。我們做了很多例手術,過去兩三天,開了兩個乳腺癌。這比去年的報告增加了150人,所以斯莫德醫生工作得極好……現在每周有三個下午做手術,另外三天斯莫德醫生教我們醫學。」

而且,鄭叔鳴醫生的兒子鄭求是也進入了這家醫院。1925年,鄭求是在教會所辦的藝文學校畢業後,跟隨施德福醫生學醫,成為溫州的一代名醫。1949年,鄭求是開始擔任醫院的副院長,直至1985年退休。

因為醫院發展的迫切需要,教會醞釀開辦醫學職業學校。美籍護士薛美德女士,1923年開始在白累德醫院工作,後來成為醫院的護士長。1928年,她主持創辦了白累德護士職業學校。

隨着內戰結束,新政權對於基督教的政策影響到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1949年,施德福不得不離開中國。他在溫州服務了44年,被患者稱為「菩薩」。他住宅附近的一條弄堂,被人改稱為「施公里」。

1953年,白累德醫院被政府接管,第二年就改名為「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而且,教會開辦的護士學校也被接管,融入溫州醫學院的發展歷史。白累德醫院的歷史慢慢開始沉寂。

如今,隨着時代的變遷,溫州人又慢慢揭開曾被塵封的歷史。2009年2月10日,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舉行「溫州醫學院定理臨床學院」揭牌儀式。2012年,這家醫院又更名為「溫州市中心醫院」。溫州籍作家沈迦新著《尋找蘇慧廉》,在2013年掀起了一股蘇慧廉熱,也讓溫州教會醫院的歷史再次被人記起。

本文資料主要來自《尋找蘇慧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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