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温州市县区地名来历考(市县区嵌名谣) 作者:南航
牛津蘇慧廉墓地前攝影
曹雅直、李華慶、蘇慧廉抵溫時間考 作者:沈迦
第一个来温州的新教传教士就是汉名“曹雅直”的英国人——乔治·司托特。曹雅直属于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此为西方近代教会史上唯一一家仅为中国传教而设的差会(Missions)。创始人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中国新教传播史上可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比肩的伟人。戴氏想仿效使徒保罗,不在有基督名传过的地方宣教,于是将目光落在中国内地。“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是他的名言。曹雅直就是直接受戴德生的感召前往中国的。
曹雅直是苏格兰亚伯丁郡(Aberdeen)人,182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九岁那年,有一天不小心在路上滑倒,左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这个看似小小的意外,却让他的左脚异常肿胀,两年后更被迫截肢。曹雅直无助地在病床上躺了九个月,也就在这段苦闷的经历里,他遇到了上帝。
戴德生1865年6月25日在伦敦成立中华内地会后,便开始招摹愿与他一起去中国的年轻人。这个消息传到了时在一所学校教书的曹雅直耳中。当时英国有众多教会派遣年轻人去中国,但没有一家差会愿意接受一位独脚的残疾人。关于这点,曹雅直特别感激戴德生,因为只有他愿意冒这个险。当时有人问曹雅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这句话打动了戴德生,也打动了一百多年来陆续听闻这段对话的人。
对温州而言,曹雅直是新教第一个西来传教士,他踏上温州这片土地的时间,对这座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市历史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
“1865年初,英国苏格兰人传教士曹雅直,抵达宁波;一年半后,即1866年10月(清同治五年),偕同翻译朱某(宁波人),乘夹板船来到温州,先住晏公殿巷客栈。次年正月租得大南门东城下黄宏林屋,年余后又租了花园巷张姓房子(即解放初温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原址),开始了他在温传道生涯。他是近代温州开荒布道的第一人。” 这是温州内地会老牧师高建国在《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中的记述。[1] 这篇文章流布甚广,很多年来成为介绍曹雅直传教历史的基本素材。2008年7月5日,笔者曾去拜访现已年逾八旬的高建国牧师,想了解他当年撰写此文依据的材料。但遗憾的是,老人因年高,对旧事已记忆模糊。
支华欣牧师后来撰写的《温州基督教》,估计也是应用高建国牧师的材料,只是将曹氏抵达温州的时间改为1867年7月。[2]
莫法有教授撰写的《温州基督教史》则认为曹氏抵温的时间是1867年农历七月。“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七月,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曹雅植偕同一位朱姓翻译(宁波人)从宁波乘船来到温州。” [3] 2007年,由花园巷教堂编印的《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1877-2007)初稿》也采用农历七月的说法。[4] 各家说法不一,那曹雅直到达是何年何月抵达温州?
1865年10月3日,在戴德生的安排下,曹雅直和结婚才三个星期的范明德(J. W. Stevenson)夫妇一同从英国启帆,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漂泊,于1866年2月10日抵达中国宁波。曹雅直在宁波逗留了十八个月,在那里学习当地语言。1867年11月来到温州。[5]
苏慧廉的英文回忆录《中国传教纪事》(A Mission in China)也认为曹是1867年11月抵达温州。“当曹雅直和蔡文才 [6](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于1867年11月到温州时,一段时间住进当地客栈里,他们只是住在那里等待时机,并未介入重大的传道事务。”[7] 苏慧廉比曹雅直小了三十多岁,他们在温州有过几年共事的经历。
笔者一直想进一步考证出曹雅直抵达温州的具体日期,但至今未果。以目前的材料,我们可以这么说:1867年(同治六年)11月,农历丁卯年十月——此为内地会在温州传教之始,也是温州近代史上基督教新教传播之始。是年堪称温州“开教之年”。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与宜昌、芜湖、北海一起成为新一批的通商口岸。英国偕我公会[8](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遂派传教士李华庆前往温州。
李华庆1855年5月出生在英国利兹城(Leeds)沃特利镇(Wortley),早年即参加偕我公会的主日学校,十七岁那年成为教会的一员。他做事总是力求完美,于是很快被教会列入本地传道人的培养计划。他视对外传教为自己的职分,并主动请缨。通过一系列准备和常规考试后,他的申请被接纳,并被派往了温州。[9] 据偕我公会档案记载,李华庆1877年8月份离开英国[10] ,并于10月底先期到达宁波。那时的宁波,是偕我公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他要在这里逗留段时间,为前往温州做准备。
《温州基督教》、《温州基督教史》认为李华庆是1877年抵达温州,《温州近代史》则记载他是光绪四年(1878)来温[11]。
现已稀见的《偕我公会杂志》(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1878年卷上刊载了一封李华庆当年2月5日在宁波给英国差会干事谢菲尔德·布谢尔(Sheffield Bushell)牧师的信,汇报了自己的温州首途:
自上次给你去信后,我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又增加了些,当然它是既危险又有趣的。我是去年12月11日离开宁波前往温州的,走的是陆路。13日那天,我们横穿象山港[12],那是个仅有二十英里宽的海湾。很不幸,在这里遭到了海盗的追击。不过通过改变航线,并拜海风所赐,我们终于安全上岸,尽管不是原计划的目的地。同船的人,八九十个本地人下船后马上就消失在山中,渡船也随即消失在大海里。不过,我们(也就我与一个随从)有上帝庇护,现还平安。
谢圣弢牧师1963年撰写的《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认为苏氏抵温时间是1882年。[17] 其后出版的材料多延续此说,《温州基督教史》、《温州近代史》并将抵达时间明确为1882年初。[18] 据循道公会会刊记载,其实,直至1882年9月苏慧廉还在他的家乡哈利法克斯(Halifax)。9月9日,哈利法克斯不伦瑞克偕我公会教堂(Brunswick Free Church)为苏慧廉前往中国举行欢送会;9月10日,苏氏做了他在家乡的最后一次布道——《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9月13日,苏慧廉才搭乘尼扎姆(Nizam)号由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离开英国。[19]
一百年前,从英国到中国,海上航行需要近两个月。1883年的《偕我公会杂志》刊载了两封苏慧廉致差会干事阿德科克(J. Adcock)牧师的信,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在近科伦坡的海面上;另一封写于当年11月7日,已抵达宁波。
在伦敦大学所藏苏慧廉致父母信件中,有这样一张既小又模糊的照片,或许这就是苏慧廉启程远赴温州时的形象。
苏慧廉在宁波停留近两个月,然后前往温州。
1月10日我陪伴苏慧廉前往温州,经过两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平安抵达一个温和的地区,苏慧廉要去的这个地方,按中国的人方式叫它温州。这个城市离宁波有两百英里,坐普通蒸汽轮船需要二十四个小时,不过,对旅行者很不幸的是,目前通航的船只并不能抵御大的风浪,上层甲板及船坞常会被掀翻。
…………
1月12日,星期五,苏慧廉和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仆人及所有的行李,包括必须的家具,来到了已空置了两年的传教点。[21]
时任偕我公会中国教区负责人的阚斐迪(Frederic Galpin)牧师在1883年2月6日返回宁波后给英国总部的信里,详细记述了陪伴苏慧廉前往温州的过程。
苏慧廉1883年1月12日抵达后,就在温州住了下去,除了几次回英国述职并休假。他在温州前后生活了二十五年,直至1907年应李提摩太之邀,远赴太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辛亥后,苏慧廉离开中国回到英国。一战期间,他被借调到英国青年会(YMCA),在赴法华工中组织青年会,贡献良多。战后苏慧廉受聘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1925年前后还受英国政府聘请,出任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随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并重访温州。1928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苏慧廉1935年5月14日在牛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日初稿,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改定。
(刊于《瓯风》第四卷,2012年)
注释:
[1]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页343。
[2] 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页3。
[3]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页52。
[4] 《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1877-2007)初稿》(温州: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会,2007),页4。
[5] Grace Stott, 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98 ), 10.
[6] 蔡文才(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1909),英国人,内地会传教士,1866年9月30日来华,主要在浙江台州宣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来温州协助曹雅直工作,后赴处州(今丽水)传教。
[7]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Edinburgb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 14.
[8] 偕我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简称 U.M.F.C.)创立于1857年,由原从循道会(Wealeyan Methodist Church)分裂出来的两个团体循惠社(Wealeyan Methodist Association)和循改派(Wealeyan Reformers)合并而成。1864年开始进入中国传教,主要传教地为浙江的宁波、温州。1907年与同宗派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简称UMC);1932年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s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合并,改称“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9] "Robert Inkermann Exley,"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00): 96.
[10]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14): 228.
[11] 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107。
[12] 原文为Nimrod Sound ,Nimrod(宁录)是《圣经》中的人物,为诺亚的曾孙,世上英雄之首。晚清时,英国人把浙江的象山港称为Nimrod Sound。
[13] 墨西哥银元,俗称墨银、鹰洋、英洋,1860年前后大量进入上海,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晚清温州,墨银也是通用货币。
[14]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78): 447.
[15] "Robert Inkermann Exley, "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00): 96.
[16]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131.作者季理斐(Donald Mac Gillivray,1862-1931), 加拿大人,1888年受加拿大长老会委派来华,在河南传教。1899年调任上海广学会编辑,1921年升任为总干事。著有《中国官话拉丁化字典》、《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等。
[17]谢圣弢:“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页349。
[18]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页58;胡珠生:《《温州近代史》,页107。
[19]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2): 692-693.
[20]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3 (Nov 1882): 465.
[21]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3): 437-438.
來源轉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12dmq.html
甲申教案 需要翻案 作者:南航
溫州教會手工誊寫聖經
文革之前,温州基督徒与全中国基督徒一样,每家每户都会买一本圣经珍藏,并日夜珍惜阅读。但在全国联合礼拜之后,阅读圣经的习惯被积极投入生产的号召所替代。当“无宗教区”的指令指向温州时,温州基督徒的圣经就在劫难逃了。笔者在历史采访时,经常会听到老年基督徒回忆道:“红卫兵到我们家将所有的属灵书籍和圣经都没收了,现在一本都不剩。”陈直牧师的师母回忆说:“陈牧师是很爱书的一个人,但当红卫兵到的时候,他平生珍藏的所有属灵书籍都被抄走。而且,他们将陈牧师的书堆在一个院子里烧。红卫兵自己怕烫,后就叫陈牧师自己烧。陈牧师一边流泪一边烧自己宝贝的书籍。”支华欣牧师在其著作《温州基督教》中说:1966年9月16日,红卫兵关闭城西堂,教牧人员受批斗,整个教会活动完全停顿。[1]“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2]
当然许多基督徒还是冒死将自己心爱的圣经藏了起来。一位长者见证说:“我本身有三本圣经,当红卫兵到我们家里,我就将两本小点的圣经交了出来,然后将最大的一本圣经放在一个瓷罐里,将它密封好,先是将它藏在屋檐的瓦缝中间,后因怕不安全,就转移至村里的岩仓中。就是在岩仓里挖了一个洞,埋在里面。回来后就一直祷告,不要被发现。风声稍微宽一点就去取回来,风声紧了就重新放回去。感谢主,这本圣经现在还完好无损。”一位长老则传奇似的得回已经被没收几年的圣经。在此不再赘述。这些都足以证明圣经在文革中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何等宝贵!
但对于绝大多数文革中的基督徒来说,圣经已经离他们极其遥远。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信主的基督徒来说,能亲眼读到圣经,是梦寐以求的事。少数仍然拥有圣经的基督徒都不敢在众人前展示自己的圣经,也不敢告诉他人自己有圣经。较胆大的基督徒则在家里将圣经抄出来,送给其他基督徒阅读。文革中的基督徒若能得到一点圣经经文,就每天爱不释手,直至背得滚瓜烂熟为止。所以,笔者从小就能听到许多长辈们熟背经文的见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温州教会开始从“无宗教区”中的隐密聚会进入“宗教复兴”。教会开始不再只是在本地的家庭或隐密的山区聚会,而开始与各地的教会“交通”,从而在七十年代初期建立了温州基督教九县一市的“总会”。“总会”抛弃了原本教派的分歧,为教会的复兴而同心合意。每年的大议会组织了来自温州各地的几百位基督徒进行交通会。
伴随着教会的复兴,特殊时期的教会文字工作在温州兴起。为了满足温州基督徒属灵的饥渴,帮助基督徒灵粮的供应,温州教会兴起一批从事地下文字工作者。他们在各自教会冒着监狱和死亡的威胁,而誊写、印刷出无数属灵书籍。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圣经。笔者手头珍藏着一本由永嘉尤虔诚传道所誊写的新约圣经。该圣经红皮包装,32开,纯手工誊写。
誊写版印刷俗称油印,以其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印刷成本低廉而广受欢迎。温州基督徒文革的印刷的属灵书籍都属手工誊写。誊写版名叫“版”,其实就是一张蜡纸。誊写者将蜡纸铺放在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刻写或刻画。由于钢板上布满凸起的网纹,在钢针笔尖与钢板网纹的作用下,蜡纸上的蜡质层被划破,露出蜡纸自身的纤维孔隙,把刻好的蜡纸附着在张紧的网框上,即成了蜡版。印刷时把蜡版放在承印物上,用墨辊在蜡版上往返滚动施墨,在墨辊的挤压下,油墨透过蜡纸图文区域的纤维孔隙,传到承印物上,即完成印刷。[3]
手工誊写在温州各处教会都普遍出现,在瑞安、温州市区、永嘉、平阳等都有教会同工誊写属灵书籍。手工誊写圣经则以瑞安的倪光道牧师和永嘉的尤虔诚先生最为出名。尤虔诚先生誊写的圣经图片曾被香港某机构所采用作为特殊的历史文物,倪光道牧师誊写的圣经则被中国基督教两会珍藏,并在中国基督教圣经展中展出。
手工誊写圣经在制作和誊写上在当时都是极精致的。手工誊写者仔细地将每节经文照录于蜡纸上,一本新约圣经共400页。经文排列整齐,字迹工整,准确无误,印刷清晰,足见手工誊写者对圣经誊写的谨慎态度。他们对圣经钟爱和敬畏,可与古代圣经抄本的文士和修道者媲美。
手工誊写圣经对于温州教会基督徒的“灵粮”的供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文革中基督徒的灵里饥渴得到满足。今日温州经历过文革的五十岁以上的基督徒都是在手工誊写者的汗水付出的圣经供养下成长的。
[1]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 42页。
[2]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 第43页。
[3]http://news.pack.net.cn/packtechnology/ysjs/20080822/085346.shtml
編註:作者不詳
轉載:http://blog.163.com/tianbao1976@126/blog/static/9750060020089734624152/
温州教会学校历史
教会学校
创办教会学校是西方教会扩大基督教传播事业的重要途径。来华的传教士从传教经历中认识到,以教育传教有很多优点。
首先,它可以固定地留住若干学生为受众,并且有系统地向他们讲授基督教信仰,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考虑接受与否,这自然比那种每日作漫无目的的布道优越的多。
其次,中国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一旦有子女成了教会学校的学生,家长对宣教士的态度顿告改观。这样,传教士更可以藉家访等理由进入学生的家庭,从而使传教的机会大为增加。
再者,兴办学校还是培养训练本地传道人员的有效办法,学生通过教会学校正规的教育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如能再经神学院深造,其文化素质和神学修养均优于传统半学徒制模式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员,他们在传教活动中能发挥更大的能量。因此,来温的传教士们都十分重视办学,先后开办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他们总结出一条“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传教经验。
1.小学
温州各教会创办教会学校首先是从小学开始的,规模相当狭小,一般都是由传教士一人主理,只租赁一个小房子,或利用自己的居所,添置几张桌凳,便辟作教室。师资方面,除半天的中文启蒙课聘请本地教师外,另半天圣经课则由传教士本人或本地传教人员负责。
首先,由内地会1869年在曹氏寓所内办起私塾,聘请南石挢底一刘姓老学者为教员,招收学生三、四人,教授圣经和四书五经。后为扩大生源,曹氏除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文具、日用品外,还给学生家庭补贴十元银元,故学生浙增。1877年花园巷堂落成后,私塾于教堂一侧。
1878年曹氏夫妇又在教堂的另一侧办起一所女书院,教育也逐步走向正规。1902年,男塾改为崇真小学,女书院改为育德小学。此后,学校规模扩大,一年后(1903),崇真小学己有学生百多人,学校教育也日趋正规,管理严格,课程设置也基本齐全。当年吴百亨先生在此校上学。
其次,偕我会传教士李华庆1877年来温后,翌年在市区康乐坊赁房设立学校,招收十余名儿童入学,学校设备极为简朴。因人数的逐渐增多,斗室的校舍再也无法容纳。
1896年,学校迂至杨柳巷原定理医院(教会医院)旧址,定名为“艺文小学”。此后,各教会又陆续办了一批教会小学,在市区的有:培德小学(坐落南门,内地会创办)、增德小学(油车巷,内地会)、三育小学(现市党校校址,安息日会)、永光小学(松台山脚,温州自立教会1942年创办)等等,市属各县教会也相继办了一批。
2、中学
教会所办的中学,温州共有三所。办得最早影响最大的,要推偕我会创办的艺文学堂(原称“艺文学院”)。1897年,苏威廉牧师在市区瓦市殿巷租房开办此校,当年招收学生二十名。苏威廉自任校长,谢道培牧师执教英语,特聘请山东籍教师教数学,本地教师陈子力和包吉林分别任教国文和化学。翌年,学生大增,无法容纳,教师即筹集资金另置新校舍。1902年在东门海坦山脚购地二十亩,不久,即兴建大楼。
1903年新校舍落成,其中可容九十人的学生寝室,教员房间,教室,小礼堂,招待室,饭厅及一般小屋,校长室与教室区毗连,便于校长日夜监督。当年秋天学校正式开学,由英人蔡博敏(1902年来温)任校长,聘请本地最博学的学者为教员。艺文中学至1925年因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收回教育权而停办了,先后二十余年,对温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是美国安息日会温州支会1922年创办的“浙南三育教会学校”。起先在市区甜井巷,打铁巷等地临时租屋,规模狭小,1924年教会在市郊蒲鞋市北首(现温州市委党校校址)购地四十亩,兴建校舍三幢,学校正式定名为“浙南三育初级中学”。校长由美国传教士耿光廉兼任,教员由本地充任。
1930年冬学潮后,美国差会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让中国牧师陈友石担任校长,耿氏退居幕后。1931年省教育厅令其立案,因校方强调将圣经列入必修课,故未获准,后遂改名为“浙南三育研究社”。该校1950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前后持续近三十年,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百分是八十以上为基督徒。
温州教会学校中办学时间最短的是天主教会创办的增爵中学。1923年教会在市区窦妇桥购地建房,1925年初建成教学大楼一幢,两旁有宿舍,活动室等。是年春季开学,招收学生二百余名,法籍神父林芳谷任校长。[五卅]运动爆发,温州学联开展[非基督教运动],主张收回教育权,于是开学不到一个学期即告停办。1934年改为小学重新招生,至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3、神学院
1911年循道公会温州教会在瑞安城内衙街创办了第一所种学院,时称[偕我道学院]。学
制定为二年(后改为四年),招收学员八名,其中有原循道公会牧师汪元星、陈格迷等,院长由英藉教士海和德兼任。学院规模虽然很小,但培养规格并没降低。1915至1929年因故停办。
1930年恢复招生,学院迁至市区杨柳巷艺文小学内,名称改为[圣道学院],招收学员四名(原循道公会牧师叶正新、杨仁声等)。
1934年招收第三期学员,共八名(原循道公会牧师吴廷杨,汪仁,盛旭初,曹圣芳等)。此时教员增至数名,课程设置也渐臻完善,其中有神学、教会史、新旧约研究、宣道法、国文、数学、地理等。1937年,该学院与宁波教区神学院合并,定名为[浙东神学院],迁址于艺文学校旧址(海坦山庄),1938年招收学员十五名(其中有支华欣牧师等)。后因温州市区沦陷而暂停办。
1943年复校后,父相继招收两届学员,1952年学院停办。该学院断断续续历经四十一个春秋,先后培养六届学员,共计毕业生六十九名,他们中除少数转入武昌协和神学院和南京金陵神学院继续深造外,其余全部被派到各教会作传道工作。
4、教会学校评估
如上所述,西方教会在温创办学校,主旨在拓展福音事业,增强教会力量。
为此,他们除了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强英语和圣经外,还规定学生都必须参加宗教活动。所有学生每天都要祷告,唱赞美诗,读圣经,所有住校的教师、学生每星期日都要在校举行礼拜聚会。经他们数十年的兴学活动,果然极大地推动了传教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其中有些人则染上了浓厚的崇洋媚外思想。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教会学校的兴办,终究输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破除了旧中国陈腐的封建教育,开创了温州新学之先河,使他们学到了不少科学文化知识,学到了一些于我们有用的东西。
編註: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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