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植堂摘要 修编/鄭樂國

 摘要: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十四21-23

前言

       教會植堂是廣義的指教會發展新的地方教會。多元化的全球城市化進程，與使徒行傳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有相似之處，城市植堂將成為中國教會宣教外展事工的核心熱點。

新約聖經多處提及教會植堂。使徒行傳有廣泛的植堂事工的教導，但在解讀使徒行傳來確定教會的事工卻經常忽視教會植堂。使徒行傳第八章記述了教會植堂與教會事工的交織，保羅除了傳福音、訓練門徒，還有建立教會，在第十四章節中記載了保羅的植堂事工。

保羅植堂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傳福音（徒十四21）。保羅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場合傳福音，以確保福音在所傳及的城市中紮根。第二階段是團契（徒十四22）。保羅以教導作為重點，召集信徒定期聚會並組成團契。第三階段是培訓領袖（徒十四23）。培養領袖以將牧師的職責交給長老，這些長老在信徒中被選立出來，保羅也繼續教導和牧養。經過這三個階段，教會的雛形就形成了。

教會植堂的路徑

       即個人拓荒式和教會直接植堂。保羅和他的同工所代表的是拓荒型教會植堂。當然他也是由教會差派（徒十三），但他在城市中的福傳事工仍屬拓荒型的，屬於開創性的。另一種模式就是教會建立“子教會”。教會通過增設新的聚會點，在長老帶領信徒的聚集得以實現。

       拓荒式植堂。新的教會領袖自髮式植堂，他們也應該獲得從其他地方教會獲得支援。教會領袖承擔所有植堂事工，包括召集新的會友。植堂資金來源於機構，教會，朋友，自雇，綜合。講師是異地的牧師或教會 領袖。教會形式通常具有創新性，形成新教會的形式或模仿其他教會。

拓荒式植堂在北京的城市家庭教會多見。例如：北京福音教會系統符合此植堂特徵；北京的守望教會應該屬於此類型。

       “子教會”由母會的教會選擇。核心會友來自母教會，成員包括各種團契或從異地教會分出的會友。資金來自小組，母教會，異地教會，綜合。教師領袖來自母教會。教會的形式可能與母會相似，但不一定完全相同。

五種特徵

       新教會的五個“M”。牧師或教會領袖（Minister），核心會友（Member），資金（Money），教師（Mentor），教會形式（Model）。如果新教會的五項都是來自於母教會，那麼這就是一間子教會。如果她是從多種不同的管道得到這些資源，然後建堂者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那就是一間拓荒型的教會。

當然，也有例外的。例如，會友遷移到別的社區，她的資源不完全來自母會，乃是綜合的，那麼，她可能就不是子教會，也不完全是拓荒型的。可能是綜合運動型的。

       教會植堂的觀念確立。植堂應該是定期的，慣常的教會事工，而不是幾十年原封不動。所以，教會需要有國度意識，而不是束於地方意識。

不正常的教會植堂

       第一種是“違抗式植堂”。教會中一些人因為教義、異象、或侍奉方式的分歧受挫，於是從教會中分離出去，並成立一間新教會。

       九十年代中後期發生在溫州教會的案例。溫州家庭教會分化成兩派，即“得救穩固派”和“得救不穩固派”。教義的爭辯有其正面性，但經過惡劣的翻臉，互相詆毀之後形成的派別不算是植堂的最佳形式。

另外，2009年，樂清家庭教會“得救不穩固派”一方，對靈恩問題和敬拜方式的不同認識，經過彼此傷害的爭執，一群由中青年為主的信仰團體組成“樂清伯利恒豐收教會”。在溫州市區，也可見年輕人和年長者因文化差異和年齡代溝問題，導致分歧而另立教會。

       第二種是不情願式的教會植堂。由於客觀環境所致迫使教會領袖不得不建立新的教會。比如人數的增長所致容納不下，部分會友認同遷移；或者有的會友遷移到別的地方，開始建立一間教會。

溫州教會建堂設點多是這種模式。其中由於基督徒商人遷移經商的緣故，在各自工作地設立溫州群體為主的聚會點，國內各地城市可見此類聚會點。

自然的教會植堂

       保羅事工的三個層面是有策略的傳福音、門徒訓練、教會植堂。只要兼顧這三個層面的要素時，才能形成自然教會植堂的觀念。

1、保羅授權給其他新教會的權利。領袖需要授予控制教會的權利，包括：金錢、會友，授予或移交給其他領袖管理新的教會的權利。

        放棄對新教會的事工權利。新教會有自己的形式和事工特點，只要確保在真道上的合一（徒十四22）。無需堅持新的教會複製母會的模樣，必須考慮地緣或文化的差異。

2、放棄對新教會領袖或會友的直接控制。但有時候不能回避新教會裡出現的問題的責任。如果在新教會形成的五至十年的任何時間裡出現問題，母會有義務給予援助。保羅在各教會中設立長老並賦予他們獨立性，乃是出於信靠神，把他們交托給所信的主（徒十四23）。領袖需要這種屬靈的成熟度和對福音的深度理解。

3、關切上帝的國度勝於關心群體能力。保羅在提及亞波羅時，他用了最親切的言語（林前三6；十六12），保羅也放手對新教會的控制，聖經中提及“他們就走了”（徒十六40）。

新教會常會吸引了母會友加入，母會領袖必須正視這個問題。自己的教會人數遷移了，但他們都在上帝的國度裡，無需看重自己教會的範疇。

教會植堂的理由

1、個人福音化的最佳途徑不是福音性活動，而是福音化的教會。福音性的活動鼓勵人決志成為基督徒，但未必使人真正得到福音，真正屬靈生命的改變需要一段尋求的過程。這意味著慕道友在福音性活動後仍需要在敬拜和牧養的情境中重複聆聽福音，直到最終有生命力的引致救恩的信心。完全福音化的教會才是有效傳福音的方式。

2、增加基督徒的人數的最佳方式不是通過教會更新，而是通過教會植堂。教會的更新活動固然能吸引部分好奇的會友，也能帶來人數的增長，但是研究表明新教會是更為有效的增長方式。新教會有60-80%的會友是新會友，他們以前沒有任何的教會生活的人群，新教會的增長是數倍於他們同樣規模的老教會的速度吸引新人進入基督的身體。

      老教會在教會內部的結構上的壓力中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和資源在會友身上，而無法將同樣的關注給予教會外的人群。這也就是為何一間老教會數十年人數難以增長，對新生的群體的年輕一代失去吸引力。新教會則沒有墨守成規的傳統，他們的處境使得他們專注于非信徒的需要，這樣使得他們的發展順利。

即使有一些老教會透過教會更新仍可見人數的增長，但信仰的復興史告訴我們，教會的更新總是促進教會的植堂事工。

3、更新教會的最佳方式是建立新教會。建立新教會帶來新的思維滲透。老教會不善於變遷固有思維，只有在看到其他的教會取得果效時，才願意仿效，有勇氣進行嘗試。

       新教會能挖掘出新的教會領袖。老教會的領袖結構穩定了，偏愛了“信得過”的，擁護老傳統和常規的領袖，從而忽視了潛在的新領袖。新領袖往往看重創新性，勇於冒險和創新，看著教會的未來領袖，使得很多以往被忽略的領袖得以有機會運用他們的恩賜。

       新教會促使老教會進行自我省察。新教會的成長促使老教會對照自己不進展的情形而謙卑悔改，重新確定教會的異象。

       新教會是社區的福音供應者。新教會的圍氛是外向型的，既能吸引新的會友，也能促使一些新人認識基督。即使後來轉而回到其他的教會，亦是好事，新教會不僅為自己，也為其他教會增加新的信徒。

4、福音觸及多元化的群體的最佳方式是通過建立新教會。老教會總是反應老一代人的偏愛和傳統，這包括：敬拜的形式，崇拜的長短，情緒投注，證道主題，領袖風格，以及其他的慣例。這些偏好不見得適合年輕一代的需要。

       新教會能觸及到新一代人的需要。新教會的信徒以更快的角度投入侍奉，而無需像在老教會裡等候十幾年也無法進入服事的角色，他們的服侍意願和程度在老教會中都難以施展。

新教會能很快的觸及到新社會的多元文化群體。對於時代的關注點和需求都能給予及時的關注，老教會卻只能繼續專注服事與原有的群體的需要。從一開始就刻意建立多元文化的領袖群體的新教會也總是能更好的接觸到新的文化群體。

      今天的社會變遷迅速，新老一代之間的文化差異顯著增大，在城市教會中顯得尤強。教會必須開展活力的植堂事工。

5、新教會很快能自給。新教會能夠快速讓那些委身下來的信徒捐贈款項。以最有效的速度幫忙教會在城市中發展和壯大事工。

教會植堂的行動步驟

       教會領袖謙虛的尋求學習、愛、聯結、啟動這四個階段，互相交疊支撐。

學習

       需要瞭解服事的人群和文化。運用社會學和面談交流，研究社區人群。例如，社區中居住哪些人群？人數的流動情況。內在生命的概括。他們內心最大的盼望是什麼？渴望和滿足的是什麼？最大的恐懼和問題是什麼？最大的長處是什麼？他們性格的弱點和偏見是什麼？

       世界觀概況。他們的生命哲學是什麼？聖經的真理在哪些方面他們已經有所接受的？哪些方面是他們所抵觸的？哪些故事可以喚起他們內心的深處的作用？他們如何定義自己？

護教的原始材料。是哪些信念覺得基督教不可信？哪些教義是他們已經接受的觀點，而哪些觀點是他們所拒絕接受的

愛

      必須操練愛。用大量的時間和經歷提升自己對上帝的愛，以及對身邊人的愛。悔改的禱告有助於提升對上帝和人的。阻礙我們領受上帝的愛，以及使我們藐視身邊之人的愛，都與我們內心的偶像有關。可能是過分的看著別人對我們的贊許，以及依賴關係中的控制欲。在植堂的過程中，必須過濾這些層面的懸念，以使植堂進行全新的經歷中。堅持與人分享信仰，並之他們禱告，保持我們對他們的愛。為社區和居民群體禱告是重要的（耶二十九7）。

       植堂者不僅對非信徒展示出愛，也對起始階段的基督徒團契顯示出基督的愛。悔改的禱告和愛在植堂過程中是一項挑戰，但也可能給社區的人們帶來永久的祝福。

聯結

       有了學習和愛所領受的認識運用到兩個範疇的處境化策略中：將福音與聆聽者連接，使教會與社區生活連接起來。

1、使福音與人心連接起來。人們的渴求與耶穌的故事可以融合在一起。他們心中的盼望和渴慕只能在耶穌基督裡得到解決。記錄他們簡短的疑問以及我們的福音陳述，確保陳述能預見到處境和文化中的信仰問題，以及陳述的答案幫助了他們的疑問。

2、使教會與社區連接。確信社區的人對教會的瞭解，教會對社區的公益。採取何種形式以使外界的人們進入教會。發展成一套服務於他們需要的策略是重要的，使福音具體的表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啟動

       至少考慮一到三年的資金。設立領袖和教會目標，以及如何達致這個目標。可以里程碑式的崇拜作為新教會的啟動，包括會眾的唱詩、教導等，然後，建立模樣關懷和門徒培訓。

也可以漸進式的啟動聚會。定期的建立各種團契聚會，建立多個團契之後，再進行較大的公共化聚會。植堂者需要不斷的培育新的領袖，以拓展新的教會。

小結

       建立新教會是建立基督的身體數量增長的重要策略。沒有其他的事工能比得上像植堂那樣更有持續性的影響力，聖經、社會學和歷史已經有力的證明了建立新的教會在基督教事工中所處的核心地位。

       我們不只是從保羅的植堂經驗中學習到植堂的重要性，更應該從耶穌基督那裡支取屬靈的資源。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祂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了教會，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祂（太十六18-19）。教會當順從基督的吩咐，讓教會成為植堂的教會，讓更多的牧者成為植堂者。

說明：

本文摘要內容節錄自：原著：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福音DNA》。“教會植堂”，RCPC。對其中篇幅進行了簡化，其中段落涉及的個案則由本文穿插，特此聲明。
轉載：平安城peace的博客。又轉載自：http://www.yesuwang.com/hti/view/id-5875

溫州教會需要精英 作者：鄭頌揚

        在當代的溫州教會中，有著許多優良的信仰傳統和美德，然而，溫州教會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於這些弊端以至於出現人事接替的危機和困境。由於各種因素的局限，在任的一些教會領袖有著自我認知的限制，他們對於自我的能力評估、對未來教會領袖的識定，都存在一定的限制或偏差。

        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有的教會領袖有“教霸型”的負責人之稱，他們由於缺乏屬靈的洞見，習慣於獨統性的治理教會，試圖獨統教會的行政權利。他們不夠重視培植教會的接班人，也不願及時的交棒，他們也稱不上是“精英人”。這裡所講的“精英”指的是普遍意義上的，在信仰純淨、屬靈的品質、智性、知性裝備、屬靈生活經歷等各方面比較優秀一點的人而言，雖不這麼絕對的優越，但至少已經受到會友一定的認可。

        溫州教會的許多領袖不只是非精英性的人物，他們妨礙“精英人”在教會中的服侍。只因為這樣做，可能與他們缺乏正視自我認定的安全感有關。他們擔心這些精英人比他們更加聰明能幹，精英人難於掌控；此外，他們也覺得自己比較勝任領袖的角色，對於其他的人心存戒備，認為其他的人不夠勝任。事實未必都是如此，故為了鞏固自己的領袖位份，他們寧願犧牲他人，也不會願意虛心學習，扶持教會的精英人順利的走上服侍上帝的道路。這種略帶錯誤的認識給教會帶來了後患，這種行為成為教會復興的絆腳石。

        這算是人性劣根的部分，至少體現出其中的愚昧和滯後的思維。江登興先生曾為教會領袖“獨斷”的作風有過專門的討論，他將之歸咎於舊有專制的思維在作怪。溫州教會處在變革的轉型過程中，在任的某些領袖必須棄絕這些滯後的舊思維，讓教會步上變革的軌道上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的隨筆反思只是在教牧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它不是出於自私和論斷人為目的，乃是期待溫州教會在蒙上帝祝福的同時，也當正視自身的弱點，並不斷的改正它。
    教會的領袖一旦認識到精英文化中“精英人”的重要性，他也自覺自己各方面知識或智慧上的匱乏，那麼，他就應該力邀精英人加入他的治理智囊團中。尤其是那些智慧的、認識時務的通達人。

        我認識的一位長輩，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從某個角度看，他也算不上是精英，但卻被認定是精英人。他早年喪父母，是後母養育他長大的。年輕時，身體受惡魔的陷害，後來接受了主，身體得主的醫治。但他缺乏良好的人文教育，就連最基本的普通話都不會講。神卻恩待他，使他有一顆謙卑的心，他有終生學習的習慣，他能熟讀聖經全卷，不斷的從他人的身上吸取智慧的精華。他在教會中做教師，很有屬靈的高度，治理教會數十年。他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在治會的過程中，他邀請了數位精英人在他的身邊，以協助他治理教會。

        但溫州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膽識，溫州教會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領袖擔負著教會治理的責任和使命，然而，他們自身的缺陷較大。他們算不上精英情有可原，還一點就是不惜才，不單不善用精英人，還千方百計的以各樣手段來排斥身邊的精英人。這等人真是教會的悲哀，在教會人事調整的過渡階段，他們可以暫時的充當一下某個角色，但是一旦有新的合適人選時，他們應當將自己擺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引介其他合適的人上來。

        遺憾的人，他們沒有這種膽識，意識不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已經快要告一個段落了，應當給予晚輩一個屬靈的遮蓋，扶持其他的人步上服侍的道路。他們也不顧惜上帝的教會，不在乎教會的願景將要何從何處？！就因為如此，教會中的精英人難以在教會中生存下來。這是教會的悲哀之一，何時我們形成了這樣的教會地方文化？何時讓這些“糊塗人”竊取了教會的權柄和權利？何時讓精英人在教會中不受尊重，甚至流失了。
    教會領袖重視精英人有聖經的廣泛例子作為佐證。我們縱觀聖經的偉大人物時，不難發現這些偉人都是時代的精英人。所羅門王就是一個充滿智慧的精英人，他一生講過數以千計的箴言，影響了歷史數千年。據說猶太人的孩子自小就背誦所羅門的箴言，以至於孩子的智商都得以提高。而普通人一生都無法說出一句箴言能為世人所傳頌。

        大衛王也是一個精英人，統治國家數十年，帶來國家民族的興旺，他的詩篇也為世人所傳頌。摩西也是今精英人，學會了埃及的所有學問，連同曠野的訓練，整個受訓育的過程達八十年之久。他是民族的偉人，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的為奴之地。精英人為上帝所用遠不止為此，在舊約的先知和民族的英雄中，他們個個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人。

        在新約中，亦是如此，保羅就是典型的一個精英人物，他接受最佳的教育，在最出門的師傅門下受訓，熟悉“兩希”的文化和哲理，還有特殊蒙恩經歷、福音熱忱、和滿有聖靈的大能。保羅一生竭誠的為主所用，將福音傳到更加寬廣的區域。我相信上帝才有智慧去使用這些精英人成為他的器皿，成就祂永遠的救贖計畫。通常情況之下，上帝不會讓一個“糊塗人”去成就大事的，而是使用了精英人。我不是說“糊塗人”一無是處，“糊塗人”有他的角色和任務，他們同樣要受到尊重，只是在不同的角色和地位上去服侍上帝。但是他們不應該去阻止，甚至歧視或排斥教會的精英人，而當重視精英人，如同聖經中上帝大大的使用精英人一樣。
    假設一個教會留下一大批的“糊塗人”，積極或消極的趕走一批精英人，這教會將會成為怎樣的教會的呢？溫州教會中有許多的教會幾十年都出不來一個傳道者，出不來一個神學生，出不來一個教會的接班人？於是慌張的找一個在真理上缺乏訓育的人接任。另一方面，部分人念了神學，回到溫州也沒有一個合理的職分和服侍的平臺。這也難怪溫州許多神學院校畢業的人，最終選擇了更加珍視精英人的教會去牧養，這點不難發現一些個案。這不是說他們不愛溫州教會，而是沒有人願意接待他們，使得他們難以施展自己所領受的恩賜，只得離開溫州。

據說，現上海華東神學院的院長，國際禮拜堂的謝炳國牧師，就是因為神學院畢業之後，他的老家沒有合適的教會願意接納他，以致在沈主教的幫助下，他留在上海服侍教會。另一位現華東神學院的女講師，也有同樣的經歷，她先是在華東神學院畢業，他的母會沒有接納她，繼而，去了金陵神學院念完研究生，之後，她仍舊無法回到母會，只得留在上海服侍了。這裡不是鼓勵大家都做如此的選擇，乃是強調一點，溫州教會當重視吸納教會的人才。

        最近，從國外念完神學回來的溫州傳道人也有數位，都有著相同的經歷。他們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拒絕海外教會的邀請，隻身回到溫州教會，但是溫州教會似乎並不歡迎他們。這裡突出的一個現象是溫州怎麼不願意留住這些人？本來這些接受過神學教育的溫州傳道人應該為溫州教會所歡迎的，但是，溫州教會為何遲遲不願意伸出雙手去迎接他們呢？讓他們安心的投入到服侍的工廠上，溫州教會不得不反思這些現象。這不是溫州教會的悲哀還是什麼呢？

        人們只看到溫州教會好的一面，卻忽略了溫州許多教會根本就不重視精英人。試著想想，溫州這個城鎮式的城市，本來就不像北京、上海那樣的都市，是人才彙聚的地方。溫州教會好不容易出幾個比較突出一點點的“精英人”，但是教會的領袖若仍舊不珍惜的話，溫州教會留下的恐怕也就是那些“野蠻”的“糊塗人”做領袖了。
    在劇變的全球化的時代，人文教育普遍的提高的處境下，未來的教會會友結構將會發生巨變。未來坐在我們下面聽我們講道的會友不再是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了，而是一批受過良好教育，從小就在主日學中成長，又有豐富社會閱歷的人。我相信教會的變革時代的到來，溫州自身需要更大的神學教育能力的提升，溫州教會的牧養制度尚待進一步的提升和轉型。

溫州教會的領袖必須要看到教會的未來，現在就需要培育更多的教會精英人，認真的籌備人才，這樣才能回應時代的需求，擔負新時代的福音使命。教會領袖必須調整自己的步伐，放棄“教會政治”權利的明爭暗鬥，領袖需要有屬靈的遠見，看見未來教會的神學建設和神學教育需要大批的“精英人”去探索和構建。當看到“我必衰微，主必興旺”的膽識，只要教會有接班人，只要教會的復興，“我”都不再重要了。

        我殷切的期盼溫州教會別再讓教會成為“精英人”的傷心地，領袖當扶持他們，合理的採用他們，使教會不淪陷於社會的邊緣社群，乃成為一台明燈，成為聖城，照亮週四周的人群，讓我們帶著盼望去看溫州教會未來的變革和進步。

轉載：溫州龍灣基督教網。http://www.wzjdj.cn/news1291.htm

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作者：鐘道

      “教會獨立於國家之外，教會的每個成員、每個基督徒順服上帝所設立的國家的權柄，教會作為整體獨立於國家之外，教會監督政府，政府有義務、有責任保護教會，而且在信仰上必須服從教會。”這是加爾文的理念，是符合《聖經》的，實際上是繼承和明確了米蘭的拉丁教父：安波羅修（340－397年）的思想，並且加以發揚光大。

一、“白象選舉案”的由來
   2009年3月1日，浙江省溫州樂清市白象鎮派出所，以“涉嫌故意傷害罪”拘留當地教會信徒黃樂敏一案，其根源是因為2008年12月14日“白象教會”的一場“由全體信徒主導”的民主選舉換屆工作。
    選舉結果獲得白象教會絕大多數信徒的認同，樂清西片教會區會以及溫州眾多教會的認定。但是，樂清市宗教局、基督教“兩會”和白象鎮統戰部對本次選舉結果不予承認，而獲選者卻為教會廣大信徒認定，於是，落選者就借用宗教局、鎮政府和“兩會”的力量，說政府不予承認選舉結果，又持續在教會中擾亂聚會敬拜秩序，因而引發了此案。以下簡稱“白象選舉案”或“白象選案”。

二、“白象選舉案”的評析
  “你們要謹慎，若相吞相咬，只怕要彼此消滅了。”（加5：15）

    我從內部和外部兩個維度來看“白象選舉案”。
    首先是“白象教會”內部起了紛爭，有了破口。
    對於換屆選舉，是教會內部屬靈治理的事務，在選舉開始前，作為教會的帶領者和牧者，是需要有智慧來平衡各個方面的關係和矛盾的，《2008年浙江省溫州市樂清白象基督教會的“民主選舉事件”》一文，在《前言》中就指出：“多年來，樂清白象教會一直存在不和諧的局面，[1]為了健全教會的行政管理，平息教會多年來的分裂現狀。2008年12月14日白象教會的選舉是在少數分裂者的強烈反對，[2]在政府的幹預壓力下進行了一場‘由全體信徒主導’的民主選舉換屆工作。”
    在《2008年浙江省溫州市樂清白象基督教會的“民主選舉事件”》一文的附注中：
    [1] 本文所提及的“白象教會”全名是：“浙江省樂清市白象基督教會”。白象教會有兩大系統，就是“家庭教會”系統和“三自”系統的教會。本文提及的白象教會指“三自”系統的教會，她原屬於中華內地會，福音最早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溫州花園巷教會傳入，她是樂清內地會的總會。全稱“白象教會”，現也有稱之為“白象老堂”、“白象一堂”。於2000年後開始植堂，堂名為“白象二堂”，由於坐落在白象鎮大港村，故也稱白象教會大港堂（白象二堂）。2003年“SARS事件”後又在附近的塘下村設立聚會點，並蓋建新堂，現稱“塘下堂”“塘下教會”，也可稱之為“白象三堂”。
   [2] 分裂者指的是多年以來一直不尊重教會傳統、也不順服教會屬靈權柄。主張切斷教會母堂（一堂）和二堂（大港堂）的一切關係，並開始有計劃的驅逐在白象（一堂）聚會的部分傳道人，並阻止教會的負責同工講道和行政的參與。並在教會中紛爭結黨、背後造謠、撒謊、離間會友等惡劣手段，以貶低教會的負責同工。並于2007年私自建立了一個堂管會組織。開始竊取教會的行政權力，企圖全面的奪取教會的行政權。本文所指的分裂者主要指的是林恩寶、項仁輝、楊志義、付肇章等數位參與分裂活動的成員。

    從上文附注的說明中，我們就可以看到“白象教會”在選舉開始前，其情況的複雜性、矛盾的激烈性、以及事態的嚴重性都是難以想像的，在這麼複雜的情況和背景之下開展選舉工作，真的是需要禱告交通，與和平的方式來平息和敗壞“分裂者”的野心和怒氣，減少和限制住外界的壓力，方好進行。至少也應該是在選舉開始之前，把可能的工都做周全了，以避免可能會有的反彈和震盪。如果是實在不能調和，也要本著在主裡的愛心，做到仁至義盡，不能僅僅是用簡單直接的選舉手段。“教會廣大信徒認為選舉是一個解決人事衝突的有效途徑。”而事後的事實是：事態發展到嚴重暴力衝突的程度。在缺乏“憲政前提”的條件下，以所謂的“民主政治的模式”，也就是“多數對少數專制”的方式，來處理教會內部治理這樣屬靈的事務，是不合宜的。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外部的介入。
    在《哥林多前書》6章1-11節中，保羅專門對信徒說到“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求審”，是羞恥的事，是大錯。“分裂者”“借助‘三自’的人事力量，出賣教會，出賣教友。企圖全面分裂教會，排斥驅逐教會的核心同工。”教會在對此詳細考察、驗證事實的情況下，對於這樣的人，就應該驅除出教會，特別是“分裂者”已經嚴重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把教會出賣給了世界。在這種情況下，首要任務就是執行教會屬靈的權柄，與“分裂者”斷絕往來，驅逐出教會，而不是開展什麼選舉工作。
    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由全體信徒主導”教會的選舉，也是不符合《聖經》中教會治理原則的，教會治理應該在牧者和帶領者的主導下進行，牧者和帶領者是全體羊群的監督者、牧養者和守望者，也必然是教會的主導者。世界政治中通行的“民主選舉和多數決定原則”，是不符合《聖經》中所啟示的教會內部治理的“代表原則”的。

三、“白象選舉案”的複雜性
  “三自”作為一場發生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運動，是早已終結了的，作為這場政治運動的後遺產物——“三自教會”，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遺留物，在當前新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在“不折騰”的大前提下，社會平穩發展和憲政民主轉型，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在這個必然當中，正確的符合《聖經》的政教觀在中國要得以確立，《憲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也為政教分離指明了出路，宗教局是政府部門，“三自教會”是教會機構，政府是法律的維護者和執行人，而教會則是道德的說教者，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兩者隸屬於不同的範疇：一個面對屬世層面的事務，一個面對屬靈層面的事務，都是由同一世界中的人所組成的。
    在這其中存在著很強的張力，教會內部選舉、敬拜和牧養是教會內部的事務，需要完全根據《聖經》的原則和教導進行，國家政府部門在其沒有擾亂社會秩序，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前提下，是有責任給予保護和支援，不可以介入到教會內部的選舉中來。

    宗教局是政府部門，所要管理的是各種各樣的宗教和教派，其職責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維護社會治安，使得有各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夠安居樂業。
    基督教“兩會”，是一個宗教的協會組織，其職能是代表“基督教教會”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在政治協商中對於國家和政府的發展建設提出道德的、基於《聖經》信仰的建議和議案，而不是反向代表國家和政府來轄制教會。
    中國的統戰部門是現執政黨的派出機構，是中國一個政黨團體的下屬部門，其現有的職責是使得中國社會中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團體，都能夠支持和贊同現執政黨對中國社會的領導和執政。
    在《政府部門的“管理”與三自教會的“紛爭”》一文中，已經指出：三自教會是被官方所承認的合法教會，而基督教兩會是官方所承認合法的唯一基督教宗教團體，然而即使在三自教會系統裡，政府宗教部門的“管理”也干涉到了教會內部的事物，將行政權力延伸到教會內部的企圖是造成白象基督教堂產生“紛爭”的根源。而在這個過程中，基督教兩會本來是作為一個宗教團體，應當依照基督教規章來處理教會內部事務的。但是，基督教兩會將權力直接讓渡給了宗教局，教會內部事務也聽命於宗教局，成為了執行宗教局的政策和命令的附屬機構。

   “白象選舉案”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案件。當我們審視“白象選舉案”的時候，不得不充滿了憂慮和不安。

四、“兩個不可能”的存在
   下面讓我們來分析一下，“白象選舉案”後來的情況將會是如何的呢？
   一是“白象教會”在如此尷尬和錯綜複雜的背景情況下，試圖通過民主選舉的辦法，來保持教會自身的獨立性，幾乎是不可能的。
   二是長期以來，“白象教會”自身的屬靈權柄就沒有得到很好的樹立，與世界妥協的結果就是，社會進入了教會，而不是教會進入社會，出現了教會內部的矛盾和糾紛，也就習慣性地運用社會的手段，來試圖解決屬靈的事務，也是不可能的。

    如此一來，就有“兩個不可能”的存在，也正是因著這“兩個不可能”的存在，“白象選舉案”就成為值得深入解剖和分析的典型案例。特別是案件的後續發展和變化，也就成為充滿了各種各樣變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教關係案”。

    在現今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社會“打官司”，實際上就是在“打關係”，就是看誰的關係硬，誰的靠山權勢大。在“白象選舉案”中，很明顯的是“製造分裂”的一方，無論是在當地的社會關係上，還是在權勢上，都壓倒了教會內部得到廣大教友信眾支援和信任的一方。如此基層政教和教會內部之間的彼此相爭相吞，達到了當地公安部門使用強力拘留信徒的地步，實在是讓人歎息。

五、對“白象選舉案”的七個認識
    一是樂清“兩會”和宗教局，介入到了“白象教會”的選舉當中，在教會內部製造了分裂，破壞了教會內部肢體的和平與合一。第一個認識就是：政府試圖對教會的控制，成為了此案發生的第一動因。
    二是對於選舉的結果沒有理由的不予接納。第二個認識就是，教會向社會妥協和靠攏的結果就是：被社會轄制而喪失了教會應有的獨立性。
    三是更加深入地幹擾了教會信眾的敬拜和聚會。（這是對上帝的公然褻瀆。）第三個認識是：教會內部的紛爭嚴重的破壞了信仰的純正性，使得惡者得以在教會內部橫行。
    四是引發了“言語惡罵和肢體的衝突與對抗”。（這是在教外都不能被允許的。）第四個認識是：罪惡借著那惡者，使得教會失去了良好的見證，一點面酵使得全團都發起來了，如此一來，“白象選舉案”就發展成為了中國教會需要警醒和悔改的一面鏡子。
    五是公權機關（派出所）的介入拘留了被傷害者——黃樂敏弟兄。第五個認識是：無辜者成為了“白象選舉案”的受害人，白象教會需要認罪、悔改、禱告，以求主的赦免和恩典。
    六是在信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反響。第六個認識是：教會屬靈的權柄，不在信眾，而是在牧者的手裡，社會與教會不分的結果是，教會的全體都會受到虧損，以致于信眾成為教會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七是破壞了普遍公認的政教分離原則和政教關係。第七個認識是：教會喪失自身應有的，《聖經》所教導的立場，其結果就會被社會政治勢力所左右，而背離主的真道。

    筆者所列舉的以上七點認識的事實出處和來源，是參考了已經發表在互聯網上的下列七篇文章：
《2008年浙江省溫州市樂清白象基督教會的“民主選舉事件”》；
《政府部門的“管理”與三自教會的“紛爭”》；
《溫州教會一名教友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
《請釋放被冤枉的黃樂敏弟兄！》；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溫州樂清市北白象鎮基督教會黃樂敏弟兄被刑事拘留》；
《大批溫州樂清市基督教會信徒就黃樂敏弟兄被無辜逮捕發出聯名信和呼籲書》。

六、對中國教會的教訓
     對於“白象選舉案”作了以上分辯和認識之後，我們需要考察一下此案對中國教會的教訓：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由各種不同的肢體組成的，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負責對羊群進行靈魂方面的教導和牧養，復活了的主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天國是教會的盼望和指向。有責任在地上傳講悔改和赦罪的福音，引領人歸向基督，並要參與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來，在社會中有好的見證，來榮耀上帝的名。要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基督新教在中國有200年的歷史，中文和合本《聖經》也在1919年完成了最後的翻譯、編輯、出版、發行工作，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傳承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耶穌基督降生在中東猶大地伯利恒的時刻，更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的始祖亞當那裡。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認自己是上帝所創造的人，被揀選而成為了神的兒女，得與上帝和好，本於上帝的恩典，因著信心脫離了人類始祖亞當墮落而承擔的罪的刑罰與罪的權勢，需要委身於基督的教會，成為新造的人。
   “白象教會”也不例外，在因選舉一案所引發的政教關係矛盾中，從牧長到全體信眾，確實都需要反省在靈命成長過程中，有那些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也要認識到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需要克服因靈性衰敗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得到從天上而來的智慧，靠著主耶穌基督復活得勝的大能，正確的處理好與政府和他人的關係，既要表明立場，也要柔和謙卑，在對照《啟示錄》中七個教會的光景後，聽從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都應當聽。

七、不間斷的禱告
    禱告是基督徒最有效的屬靈武器，為此我們要不斷的禱告和祈求，求神憐憫整個事件的當事人，無論是基層政府，還是“白象教會”，更為所有人靈魂的得救與平安禱告。特別是祈求神賜平安與智慧給在患難中的黃樂敏弟兄，求神添加力量給這位弟兄，使他在患難中得到那從上面而來的安慰和智慧，為主打那美好的仗，無論是在患難，還是在試煉當中，都能夠靠著主的大能大力，勝過一切的患難和試煉，無論是信心、愛心，還是盼望的心，都能夠成長，更加深入的認識和經歷到屬靈爭戰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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