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0日星期六

溫州永嘉清水埠最早的“禮拜棚”

据罗浮教会余永进长老回忆:曹雅直来清水埠码头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向那里的乞丐传福音。曹雅直叫他们在礼拜天不要外出乞讨,来礼拜的人给他们一个铜钱。这就是永嘉最早的教会,被称为‘礼拜棚’。

永嘉福音是这群乞丐传开的。

永嘉福音的第二站就是三江,三江位于清水埠对岸。

据陈公权的侄儿陈秀仁说,他阿太家是地方里最早信的。曹雅直叫礼拜棚的乞丐出去讨饭时传福音。一个乞丐到了江头,阿太身体不好(陈金青、陈郎青),到处求佛,献了很多猪头,猪骨头也有一箩。

讨饭的问妇阿太:

“身体好些了不?”

阿太不让问(因迷信),说:“问什么,米给你,你走了就是。”

乞丐忍耐着,说:

“还没好啊,叫番人来祷告就会好了。”

女阿太又叫他别说。阿太听见了,就说:

“能祷告好,那就叫他来吧。”

曹牧师就与乞丐一起来,曹牧师说:

“你如肯信就得平安。”

阿太就说:

“如果平安,我就信,不但我信,我子孙也都信。”

曹牧师就为他祷告,他就一天好一天,一个礼拜全好了,也没有吃药,能下田干活了。他全家就信了上帝。后来女阿太后去温州花园巷教堂服事,从45岁一直到95岁才回来。儿子是陈志楷,在花园巷堂当教师。孙子陈公权是内地会牧师,陈公权牧师蒙召时,他们家已经信主有134年了。

摘錄自:胡歸原

2023年9月7日星期四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政府在浙江大拆十字架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政府在浙江大拆十字架

被强拆中的三江教堂

编者按: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总编。这是曹雅学为美国之音所做的专访。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这是曹雅学7月26日对温州L牧师的访谈。

华盛顿—曹雅学: 去年温州拆除三江教堂,世界媒体有很多报道,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关注浙江拆教堂、拆十字架的事情的。近来,拆十字架又卷土重来,消息和图片每天都有,相当震撼。看来中国政府志在必得,似乎要在浙江拆除所有的十字架。我也看到浙江教牧人员以及教徒去年和今年发表的几份声明,包括受到中国政府认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政府领导的所谓官方教会,如浙江基督教协会的声明。浙江省的基督教徒似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尽管有一些外媒报道,但是我感到外界、包括我本人对事态的来龙去脉还是缺乏了解。今天我希望您能给我上一堂“入门”课,给我和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个初步了解。

我们先从三江教堂被拆说起。那个教堂非常宏伟,拆毁的景象非常震撼。为什么要拆三江教堂?

L: 三江教堂是温州市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在望江路对面,位置很好,当时刚刚盖好,正在装修,已经可以开始聚会了。它原来设计的规模没那么大,是政府鼓励盖这么大的,因为温州华侨多、外国游客多,是作为一个旅游点盖的。当时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来温州,看到三江教堂这样宏伟壮丽,心里不爽,他下令把它拆掉。

温州地方政府对宗教建筑一直是比较宽容的,偶尔有拆迁现象,但一般不会拆这样大的一个教堂建筑。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不是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一定来自更高层的指令。网上有种说法说夏宝龙看到三江教堂不顺眼,于是下令拆掉,其实更可靠的说法是,夏宝龙实际上是有计划地要把浙江的十字架拆掉。在三江教堂被拆前,大概二月份开始,浙江已经有地方在拆十字架。教徒当时舆论很大、很诧异:为什么要拆十字架?所以三江教堂被拆只是一个高潮。


2014年7月21日凌晨三点,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警察、城管冲到平阳县水头救恩堂,要强拆教堂的十字架(美国之音读者提供)

反抗拆除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一批一批的教友自发前来守护,上午下午晚上,每天都有几千人,驻扎在教堂内守护。但是4月26号深夜我们主动撤退了,原因有几个:武警部队出来了,再抗争下去肯定要流血。一般情况下都是特警出来,那段时间特警经常出来,我们并不怕。政府方面很紧张,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抗争和团结。教会方面受到了来自政府太大的压力,说什么新疆的恐怖分子混在里面了。其实我们还可以坚持下去,但肯定会出大事。4月28日那天,三江教堂被拆毁,整个三江教堂周围的山都被特警车和武警车包围了,周边的绿化地带中全是隐藏的武警。方圆几公里的道路和入口全部被封锁了。

三江教堂被拆后就势不可挡了,温州开始大规模拆十字架。一直拆,一直有抵抗。其中最严重的是7月21号,在温州平阳水头救恩堂,数百特警直接冲进去打。14人被打伤,其中两三位被殴打成重伤。这个外媒有报道,他们是用隐形摄像头拍下来的。但教会一直很克制,教会可以动员很多人对抗,但是那样双方都会有伤亡。

7月21日后信徒到政府里面讨说法,情绪比较激动。黄益梓牧师在现场做了一个祈祷,被判了一年徒刑

曹雅学: 7/21 是拆教堂还是拆十字架?

L:拆十字架。名义上是拆违章建筑,但是真正的违章建筑他们并没有拆,就是拆十字架。

7/21以后,整个浙江拆十字架事件大量减少,安静了几个月。但是今年六月底、七月初,我们又开始接到大量的拆十字架的口头通知,而且跟上次不一样,几乎全拆。比如温州平阳,135个,全部拆。鹿城区,50多个,全拆。浙江玉环,50多个,他们也要求全拆。温岭地区,168个,他们要全拆。到现在为止已经拆了大约1500个。这显然就是专门要拆十字架。

其实我们在三江被拆前后就看到了从内部泄露出来的文件,讲“十字架背后的政治意义,” “抵御境外渗透”等。这个文件泄露后,他们现在很少发拆教堂建筑的书面文件了。

曹雅学: 目前的情况怎样?

L: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抵抗更普遍化了,压不住了。原来是零星的,针对一个堂会的,现在全面拆,大家觉得这不仅是拆十字架的问题,不仅仅是针对符号而来,而是要挖你的信仰。大家觉得这是深度打压的开始:先把你的符号拿掉,而深层打压包括瓦解你的内部事务、你的教义、教会的财政、讲坛信息。比如说,不管是三自的还是家庭教会,主日是不会讲政府政策法规的,现在他们要求星期天礼拜的时候拿出一部分时间,由宗教官员在台上讲政府法规。这遭到了非常尖锐的抵抗,谁都不愿意。以前没有这样,最多就是中国政府培养一批在教会里面做代理的人,宣讲的东西倾向于政府的某些政策,在道德教化方面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但是你不可能篡改教义,也不可能把讲台让出来给宗教干部讲。这在三自教会内也遇到了抵抗。

曹雅学: 前几天我看到了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的公开信,他们非常气愤。你怎么看这个声明?

L: 这个有几方面的原因。拆十字架拆的绝大多数是三自教会的,政府设置三自教会,是为了统战会友,现在的做法连过去一贯的相对柔性方式都不要了,所以两会(即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也觉得他们做的太过分了。一是不符合共产党自己的宗教政策;二是信徒埋怨两会,后者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在信众和政府之间的这个桥梁作用,无法再去说服会友。他们感到如果他们不出来说话,他们将失去一切信誉。

曹雅学: 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浙江基督教协会发表了那个公开信后,政府就没收了他们的公章。政府这样做暴露出来的傲慢与侮辱简直难以置信,政府对待教会完全是一个暴戾的主人对待一个下贱奴才一样的态度。这哪里有什么尊重可言。所以他们颟邗出动,拆除十字架,侵害基督徒的信仰权利,也不足为怪。

你刚才说教徒的抵抗现在有点压不住了。目前的反抗都有什么形式和表现?

L: 方式很多。一个是“人墙”,大家手挽手,形成一堵人墙,很多教会都这样做。我们也叫它“蜗牛方案”,像蜗牛那样吸在那里,比如:守护的关键处,门口或楼道。还有一种是“蜜蜂”方案,很多人聚在一起,跟他们纠缠。他们一般都是夜里来拆,这样纠缠几个小时,他们也累了,就撤了。那些保住十字架的教会,就是用这种方式保住的。

曹雅学: 哦,还是有被保住的?

L: 是的,好几个被保住了。

还有在教堂前方“堆石头”,堆石堵路,以阻止工程车进入。农村用这种方法比较多。越是乡村的地方,抵抗越有力。我看到一张图片,有一个地方,直接把通往教堂的一座小桥给拆了。 还有的就是大量使用标语、播音。温州的苍南、平阳很多地方使用法治教育录音,大喇叭直接对着来拆的人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警察,你们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曹雅学: 目前看到了武警和特警吗?

L: 有,特警很多。武警在三江的时候有部署,现在还比较少。抵抗不强烈的时候他们用安保人员,就是雇用保安公司的人。教会仍然缺乏抵抗经验,组织方面还比较弱,因为几十年以来,教会对各种胁迫采取回避不抵抗的态度和消极逃离的方式。但现在维护十字架,无法逃避了。现在有数百教会聘请了律师团,起诉地方官。还有人要求夏宝龙下台。有人说要制作夏宝龙画像,在他的脸上画一个十字架。还有社交媒体转帖,上一个帖子,如果没有马上被删除的话,一天内就有几十万转贴。删了后再贴,又是几十万。反抗的方式很多,我们动员信徒发挥想象力的抵抗。

曹雅学: 目前有没有教堂在十字架被拆后再把它装回去呢?

L: 很多,拆了马上再装。他们来拆,要百人以上,代价很大啊。

曹雅学: 你估计往下会怎么样?

L: 现在信徒在制作大量的十字架,木头的和有机玻璃的。他们说,你拆吧,我们没法跟你们打,那我们开车挂十字架、家门口挂十字架、我们到路边和山头插十字架,我们让遍地都是十字架。教堂顶上的大十字架重新安装是很不容易的,要雇很专业的人,要花费好多钱。

曹雅学: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的公开信说,浙江省有两百多万基督徒。

L: 两百万是很保守的估计。仅温州市就有一百来万。温州和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不一样,它以乡镇为主,到处都是教堂,每个聚会点都有几百人以上,即使偏僻的教堂也会有上百人,几十个人的教堂是很少的。

曹雅学: 你能介绍一下当地基督教徒的社会成分吗?比如你自己的教会,教徒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什么职业等等?

L: 各种人各种年龄都有的。商人很多,知识分子很多,很多老年人,儿童、学生。公职人员当中很多是基督徒。

曹雅学: 他们公开来教会吗?

L: 当然是公开的。他们现在遇到很大麻烦。我有个朋友,大学教授,辞职了,就是被他们逼得受不了。他们用各种各样方法胁迫你。温州医学院里、附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中有大量基督徒,他们也受到压力。还有中学、小学老师当中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幼儿教育中基督徒比例也很高,因为基督徒有优势,从小在教会学习跳舞、弹琴。但现在幼儿教育录用人,会拒绝基督徒,以前不会的。还有大量年轻人,每个教会都有团契,还有学生夏令营,一个教会几十人,一个牧区差不多几百人,都是年轻人。

曹雅学: 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这样大规模拆十字架,成为国际关注热点,你觉得这还可能是省政府的行为吗?我觉得不是吧。

L: 关于这一点,前段时间我们辩论非常激烈。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的行为,是习近平主导或者许可浙江这样做,这一派以南方人为主。第二种观点,以北方人居多,认为这是地方行为。包括在海外的,香港和北美的宗教学、研究政教关系的学者,他们也认为这是地方行为。但是在南方,教会里面的人,凭他们的直觉,他们认为是中央行为。

曹雅学: 你说的这个南北派是你们基督教内部的教牧人员,对吗?

L: 也包括机构内的人员,大学里做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

曹雅学: 这次拆十字架不分天主教、新教吧?

L: 不分,全拆。

曹雅学: 温州以天主教为主还是新教为主?

L: 新教, 但是天主教也不弱。温州的新教主要是两大支流:早期的背景属于英国循道会.,另外一个是内地会( 现名OMF),都是英国的,这是新教的两个宗派差会背景。第三个是安息日会,星期六礼拜。第四个是聚会所(主要是受倪柝声弟兄影响),相当于弟兄会,也是教会的一个支流。新教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四个教派、还有天主教(官方和非官方教会)都面临全拆。

曹雅学: 关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别,请您简单介绍几句。

L: 教义方面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官方曾经想改变三自教会的核心教义,比如:“因信称义”的教义,但家庭和三自都这样坚持这个教义。官方认可的丁光训主教(bishop)曾认为,有爱也可以称义,或称“因爱称义”。他们曾经想这样修改教义,但没有成功。另外,家庭教会不会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去做伦理引导。第二个区别是,三自教会的神职人员是通过官方渠道任命认可的,家庭教会则自行任命。

曹雅学: 十字架被拆的教会应该都是三自教会吧?家庭教会有那样大的教堂吗?

L: 在浙江,有很多家庭教会同样盖教堂。不过他们审批时采用绕道方式。

曹雅学: 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从图片上看,有很多很排场的教堂建筑,而且数量很多。你能不能简单讲一下基督教在温州、在浙江省为什么这么兴旺?首先,我这种论断对吗?基督教在浙江省尤其兴旺吗?

L: 在浙江,基督教的确很兴旺。来自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西方传教士早在1880年代就到宁波、杭州、温州、台州等地传教,并长期定居这里。温州的对外贸易很早就很发达,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温州人的信仰带有很强烈的实用和功利主义色彩。经商,做任何事情,都要请求上帝的赐福。去经商,要教会的人替他祈祷祝福;生完小孩子,要教会祈祷祝福,祝孩子读书聪明。所以温州商人到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经商,马上会设自己的聚会点,每个星期至少要抽出一个晚上做礼拜。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一定有温州人的教会。国外也有大批温州籍的基督徒,如在巴黎、罗马、纽约、洛杉矶等。

温州人赚钱了,就自愿捐赠,盖大教堂。以前人们骑自行车,现在都开车,来教会要停车,教堂肯定要扩大啊。以前热的时候大家扇扇子,或者装电风扇,现在肯定要有空调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教堂建筑肯定也要升级。教堂建筑如此,政府大楼不也是这样吗?

曹雅学: 我注意到温州拆的十字架差不多都是红色的,这是为什么?

L: 这是一种特有的表达。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几十年的打压。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之间中国是禁止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全部被赶入地下。基督徒在那些年里是十分艰辛的, 偷偷摸摸聚会,躲到山上、躲到没有人的地方聚会。没有圣经可购买,就用手抄本,抄下来后彼此传阅。抓到后就被没收。1978年胡耀邦开放宗教信仰后,大家非常高兴。年长的教徒为了信仰曾经流血流泪,他们对神学并不那么在意和了解,但是盖教堂,一定要高于自己的家,十字架一定要竖得很高,他们要表达的是:过去我们没有自由,现在我们要显示教会的存在,所以十字架要竖得很高,而且十字架晚上要亮起红灯。教会是山上的城,基督徒是光,要向周围四射。

美國之音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对基督教的打压与改造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对基督教的打压与改造
2015.11.27 02:51

编者按: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总编。这是曹雅学所做的专访。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这是曹雅学11月23日对温州L牧师的访谈。

曹:L牧师,今年七月温州拆十字架高峰的时候,我采访了你。我们知道,这场拆教堂、拆十字架的运动在浙江省、特别是温州持续了一年半,几座非常宏伟的教堂被拆毁,有估计说,上至一千五百个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被强力拆除。但是八月、九月以来,好像没有听到拆十字架的消息了。这场拆除运动停止了吗?

L:拆十字架行动基本告一个段落了,但打压并没有结束,且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从2015年8月末至9月初起,当局变更了打压的策略和方式,将记者报道事实视为国家机密外泄;破天荒的以情报外泄等非宗教性罪名构陷传道人。温州秘密抓捕关押了近二十位神职人员及法律顾问,至今超过二个月。

他们分别是温州地区:1、王运显长老;2、严晓洁牧师;3、周爱平长老,4、周剑传道,5、魏文海传道,6、程从平传道,7、黄晓远传道;8、康孝友弟兄,9、张制传道;10、张崇助牧师;11、黄益梓牧师;12、程超华教师;北京法律顾问:13、张凯律师,14、刘鹏律师,15、方县桂律师;金华地区:16、包国华牧师,17、邢文香师母,18、包晨星传道;19、金华城关教会多位同工。

这些被羁押的人中有好几位被证实是秘密单独关押,这种关押方式被外界一致认为有遭到酷刑或虐待的风险。他们都面临重判危险。

11月初多位被秘密羁押的人几乎同时用书信传出解聘家属委托的辩护人,连温州教案的法律顾问张凯律师也传信出来解聘律师。这事很蹊跷。擅长用法律协助温州教会和基督徒护教的律师,竟在自己遭秘密羁押后放弃他的辩护人。他在信中对自己的羁押处境没有半点描述,这不得不让人推测他是在受胁迫下做出的决定。类似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

11月11日,温州鹿城区政府在下岭教会院内墙上张贴三份文件,宣布将于11月16日对下岭教堂两幢四层共计建筑面积为2907.34平方米的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正是在这所教堂被抓的。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拆除队伍还没有来。

浙江教会现在弥漫三十年来罕有的挫折感。教会低估了政府的残忍。打压是渐进的,大家原以为三江事件后打压会划下休止符,然而,这只是基督徒的一厢情愿而已。

曹:政府用拆除违章建筑、规范城市外貌的名义拆教堂、拆十字架,看来完全是一个借口,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倒像是政府在向基督教群体“宣战”。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考虑和动机?

L:为降低打压基督教引起舆论反弹,以“拆违”名义给拆教堂建立正当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把“宗教问题”进行非宗教化处理,用来掩饰其削弱基督教的意图。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

无可否认,浙江、温州部分教堂存在扩建现象,这是宗教政策缺陷及行政过度限制所致。修建教堂程序繁琐,地方政府出于对民间宗教团体的宽容,私下默许教会“少报多建”,在教堂落成的典庆上有时还能看到官员出席致词。像温州三江教堂,2013年属于市政引以为豪的地标建筑。该堂扩建是政府建议,以配合打造新潮城市形象,展示温州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多元和包容性。


浙江温州平阳的一位教徒试图重新竖起两天前被当局拆除的十字架(2015年7月29日)

但是这场拆十架运动须置于习近平政府紧缩意识形态控制的框架中理解。基督教游离于意识形态及威权之外,是当局新“黑五类”管控对象之一。当局认为中国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遗留产物,在普世价值认同方面与西方接近。

当局视基督教是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它的组织性质符合现代公民社会定义,即独立于国家力量的自主性社会组织。基督教堂是一个自主多元开放的中介组织构成的社会领域。神圣十字架和教堂建筑表达教会在公共空间的存在,可被视为是社会权力的象征。

但是当局对宗教组织疑虑重重,不能容忍教会的范围和影响力,担心国家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一份官方文件提供了证据,政府要求“民族宗教干部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坚决抵御渗透。”

温州流传的一个说法是,2013年9月,浙江书记夏宝龙视察温州,瓯江河畔三江教堂闪烁的十架夜灯大大的刺激了他的视神经。夏很不爽,发牢骚说:太嚣张了,这究竟是共产党天下,还是基督教的天下?

其实从2014年5月份后,政府干脆放弃先前“拆除违章建筑”的托词,公开强迫教会拆十架。教会领袖与当局交涉,得到露骨的回复:“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允许十字架的存在。”政府揭开真实的政治面纱,不再在“三改一拆”的外衣下对拆十字架遮遮掩掩。浙江许多教堂证件齐全,严格按照审批要求施工,十架照拆。有的教堂被改成“老年活动中心”或“文化礼堂”。这些作法与拆违毫不相干,明显是一场荒唐的信仰迫害。

曹:为什么单单挑出温州呢?

L:选择打击温州教会,其中因素是该地区基督教发达,基督徒比例高,信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5%,也就是100多万(官方数字)。城乡所到之处教堂林立,十架标记十分显眼。因此温州也常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当局十分忌讳这个指称。另外,过去三十多年,温州在整个中国教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曹:什么影响力?

L:温州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外出经商,基督徒在所在城市定期聚会。以家庭教会为主力的基督徒商人义工和专职教牧人员,在各大城市或乡村建立、繁衍或扶植大量的家庭教会,在经费上援助他们,支持他们的讲台,定期开展“培灵聚会”。随着温州教会的成熟度增强,也组织圣经学习班,装备各地教会领袖和教牧人员的圣经知识及牧养及教会管理技能。

温州基督徒海内外合作,到处留下传道足迹。温州本土义工(志愿)传道人超过万人;数百传道人散布在欧美各国;数千传道人在各大城市服侍教会,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官方教会或城市家庭教会有不少来自温州的传道人。2000年后,温州陆续创立或健全了二十来个圣经和神学培训班,每年培训数百人,培养基层新一代传道人。

曹: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从观察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角度,中共的做法有两点使我感到十分诧异:一是在中国东部沿海最富有的省份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体、而且是社会中坚群体发起挑战。中国人都知道,温州是中国经济开放的一个发源地,温州人的勤劳、聪明和富裕世界闻名。二是官方似乎对待它所批准的官方教会也同样对待。我感到当局这样做,表明他们对基督教在温州的发展已经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

L:即使政府企图管控的官方教会也并非总是唯命是从,教会的信仰系统颇为严密,拒绝接受官方管控,这使得一切基於权力直接控制的政权当局感到潜在的社会对抗意志。中国官员对地方政府在政教关系中存在“讨价还价”的灰色互动日益不满,确信威权受到削弱,认为对官方教会的统战难以完全奏效,故其利用价值大为降低,以至于不太介意破坏两者关系所带来的损失。

曹:你认为这样的损失是什么呢?可以简略分析一下吗?

L:向政府注册过的教会一贯认为,他们的信仰活动基本得到政府的容忍,这种相对的宽容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注册教会的许多事工几乎是大摇大摆的做。比如:大学生夏令聚会活动。他们也率先开始大型布道,有时敢于在乡镇的街头做圣诞节目。事工也不局限于温州本地。在温州大量的注册教会发展出来的事工并不比家庭教会逊色。

但在经过这场拆十字架的运动中,他们猛然发现向政府注册过,并不能确保教堂和十字架免于遭殃,十字架被拆的数量和比例远远超过家庭教会。注册教会意识到登记之后,一旦拒绝配合不合理的政策,遭到报复更为严重。政府则认为注册教会如此强烈抵抗,是背叛他们,应当遭到更严肃的打压。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利益。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彻底失去了所有人,那些有些声望的教会领袖也对政府表示了失望和谴责。基层基督徒的反应是愤怒,但又觉得是预期当中的:如果共产党能表现出慈悲,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曹:在拆十字架的过程中以及后来的几个月,我陆续看到“基督教中国化”以及“五进无化”这样的说法。这个月又在北京举行了“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者包括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基督教两会和一些大学。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一个新概念吗?

L:由官方主导的这场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在本质上是政治化的,即迫使“基督教共产党化”、“基督教社会主义化”,意图把基督教改造成为受其支配又可利用的服务工具。“基督教中国化”理论推动者、官方学者卓新平明确说:“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要强调中国化,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

这次在北京召开“基督教中国化”之路会议,会中可能存在各说各的现象,但会议的核心前提暗示基督教是个潜在可能的政治竞争对手。这已扭曲了基督徒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和形象。与晚清、民国时期及基层基督徒为传教所需自发研讨颇具教会性的本色化、本土化概念与尝试毫不相干。

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过度与中国文化融合,以至基督教传播中断,最终消声匿迹。基督教若忽视其普世圣而公之的神学传统,容易滋生民间色彩浓厚的“怪胎”。洪秀全的“天平天国”是个不陌生的例子。教会若过度依附国家权力、强调民族意志,世俗权力易乘虚而入。德国信义宗曾被纳粹德国利用,酿成人间悲剧。前东欧许多正教神职人员被吸收为共产党线人,历史档案揭发后,令这些神职人员无地自容。在中国,基督教应该汲取教训,切莫自甘沦为党包养的“二奶”。

当局现在在教堂推行系列活动。在温州平阳,地方当局在主日(星期日)给一些教会派驻行政人员,监控教会活动,不许教会触及温州教案或不利政策传播的话。有的地方计划在教堂设立办公室,但没有成功。政府在许多教堂设立政策宣传专栏,并在官媒上渲染。2015年,浙江官方开始推广基督教的“五进五化”。

五进包括:“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旨在控制教会的社会活动,与政府保持一致。五化则包括“宗教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侧重从教义、管理、财务等方面入手,改造和控制教会。

然而,当局的盘算失误了,“五化五进”运动的进展不利,遭到教会的批评和顽强抵制。

曹:是否可以请你具体谈一下教会提出了什么样的批评,又是如何抵制的?

L:政府主导“五化五进”活动有悖于基督教信仰。教会撕毁政府在教堂墙上张贴的宣传纸;在不同的网络就“五化五进”问题进行反宣传;对妥协的教会或个人给予严厉的点名劝告和批评。有的教会拒绝配合财务调查;有一个家庭教会决议,政府若派人强占讲台宣传,教会将用集体唱诗回应,阻止他们上台。如果讲台沦陷,宁可放弃整座教堂,退守到私家房屋分组聚会,也拒绝配合。有基督教领袖则引用北美已过世中国福音会创办人赵天恩牧师提倡的“三化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予以回应。

曹:我们都知道,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力,共产党运用权力的方式十分骄横野蛮。可以预见,不管基督徒愿意不愿意,党一定会行使自己的意志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L:在中国,威权命令由上而下垂直展开,权力机器跟随政客意志运作。地方官员在上级政令下,为保饭碗,加入打压基督教的竞争游戏中,褒奖由拆除数量而定。有地方官员表示:我们不想拿第一名,也不作最后一名。温州公安局长、永嘉书记在拆教堂十架事件中最卖力,官衔已获晋升。
为了完成拆除指标,秘密警察恐吓教会领袖。他们不需任何法律程序,任意逮捕人。温州各地数百基督徒遭传唤、拘留、恐吓,刑拘;温州平阳救恩堂信徒被打伤十四人。家族诛连,企业清算等各种侵权行为层出不穷。温州成为政客实践政治野心,检验意识形态和政治作风过关的试场。

无疑的,温州面临重返1958年的生存困境。那时温州被列为全国“无宗教区”,对台湾作战的前哨,宗教遭肃整。如今当局把温州再次推上浪尖。为了管控意识形态的场域媒介,政府收紧互联网,关于十架的信息近乎秒杀。当局还排挤基督徒公务员,对基层党员信教情况进行调查,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动真格的政治运动与信仰浩劫。

曹:温州基督徒对政府的批评和抵制必然会导致与政府的一种对抗状态,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据你的观察和信息,浙江的基督教社群都有哪些选择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信仰?以张凯律师为代表的法律援助似乎没有能够帮助它们。法律维权还走得通吗?现在这么多人被秘密关押,甚至可能遭到酷刑,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没有必要问了。

L:经过这一年多的洗礼,温州基督徒意识到自己是一群边缘群体,教会在寻索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向同样受到权力集团欺压的社群走近。在相对安逸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过去并没有特别关注和同情正置身于因为不公义而遭受苦难的人,如今他们加强了对社会的关怀意识和对社会正义使命的反省。


下岭教会信徒2015年圣诞节在教堂台阶废墟上进行圣诞夜赞美(网络图片)

在这场危机中教会曾通过各渠道与政府交涉,进行申诉抗辩。在无效的情况下,才聘请律师进行法理维权、传媒报道,甚至有限、有序的“人体盾牌”等不同形式抗争。因拥有权力而狂妄的官员却视教会的和平争取是一种反叛,他们读不懂基督徒公民在法治原则下的积极性抗争对国家社会都是建设性的。

政府确信延续威权比一切都重要,民粹色彩浓厚的中国梦与基督教信仰似乎无法兼容,拆十架旨在震慑和遏制教会发展。但是显然他们不熟悉温州教会的历史,温州教会在1958年后经历三十年的地下聚会,八十年代奇迹般浮出水面,并迎来复兴。一个坚不可摧的事实是,基督教的发展绝不是打压可以消灭的。

曹:说到人体盾牌,我想到了下岭教堂的一张图片。这是2014年平安夜。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

L:2014年12月初,温州鹿城下岭基督教堂面临被强拆的威胁,该堂信徒奋起决心守护,政府强拆的计划泡汤,气急败坏的官员们下令拆迁队拆毁该堂台阶。这是下岭教会诗班在台阶废墟上唱圣诞歌的情景。废墟上的赞美正是此时基督徒的心灵缩写。今年的圣诞节和平安夜即将来临,古老的圣诞赞歌正适合于今天的温州和浙江、乃至全中国的教会--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14)

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caoyaxue-interview-wenzhou-church-20151126/3075268.html

2023年8月30日星期三

鄭大同:一代名牧董鶴龄小传 (溫州)

一代名牧董鶴龄小传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


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
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诗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引子:


2018年11月1日,北方有的地方已经是零下一、二十度了,温州却依然温暖如春,温州是一座蒙神赐福宜居的城市。我与董鹤龄牧师的小儿子我高中同届的同学董刚俊约好下午二点多要采访他,要把他父亲董鹤龄牧师本人和他家人的一些传奇经历写出来作为教会重要的史料保存下来。我午睡到一点二十分就起来了,我要按时赴约,不坐公交就打的过去了,出租车只能开到朔门头温州二中海坛校区的新校门口,需要经过现在连一株枫树都没有了的七枫巷,到了以前称为罗汉巷在“文革”期间被改为乐欢巷现在又称为罗汉巷的董鹤龄牧师的故居,我敲了门,里面无人答应,我打了董刚俊的手机,他从他小儿子董怀静的住处那边过来已经上了公交车,大概还需要十几分才到,我想那也好,我可以在温州二中旁边的小巷转一下,这里毕竟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


我少年到青年时代在温州二中度过六年愉快的时光,后来又在这里教书一直到为了教会的事工提早退休,我走到永宁巷1号,那是温州二中原来的校门,现在已成为后门,通常是锁着的,透过铁拉门可以看到一些学弟、学妹们在走动,也听见他们在说话……


我想起了1954年秋天,怀着稍有点紧张的心情来看贴在校门外墙上温州二中新生录取榜。我小学毕业是被分配到一个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建华中学去的,要去温州二中是属于不服从分配,成绩需要很好才能考上,当时我看到自己的姓名时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只考语文、算术二门,我得分是197分,当然就更觉欣喜了。现在贴榜的墙还在,时间已经六十四个春秋过去了。


永宁巷现在显得很宁静,因为温州二中的大门不在这边了,以前我去温州二中上学和后来的教学,与同学们、师生们,尤其是冬天都是顶着朔风从这条路经过的。


二点半左右董刚俊夫妇到了,他们很客气地说:“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我说:“没事,我在旁边转了一下,也很好!”

我们进了屋子,虽然改建装修过,但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美了。


我在温州二中教书时,常常顺便来这里,听董鹤龄牧师谈一些人生的经历、信仰的体验、教会的往事……


这里虽然算不上庭院深深,但毕竟是独门独户,建筑风格很有民国的范儿,五间平房,四条砖柱上有三个圆拱形,前面的院子有一口水井,二株无花果树,还有兰花、桂花、冬青、茶花、月季之类树木花草,花木掩映,颇为宁静。

 

我同董刚俊说,为了自然轻松一些,不做录音随意地聊聊,我虽然以前从董鹤龄牧师和他刚刚离世的第三个儿子董刚乾的口中得知不少故事,但仍需从董刚俊了解一些细节,并尽量用时间的线索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把故事串联起来,与董刚俊夫妇谈话时我认真地做了笔记,到四点半左右我就告辞了,步行到望江路坐公交车回家。当我着手写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有些人物传记是要抓紧时间写的,年代越久远,记忆就越模糊。


有人说,人都过去了,还写什么呢?我们是传上帝不传人,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很属灵,实际上是违背圣经真理,不合神的心意的,记录上帝在他仆人身上丰盛恩典是传人吗?奥古斯丁写了《忏悔录》,宋尚节写的《我的见证》是传人吗?宋尚节说,信徒的经历是活的圣经,要让信徒作见证是推动教会复兴的重要环节。我是表述为:信徒的经历是活的圣经注释,会让大家知道人是何等软弱,并上帝丰盛的恩典和奇妙的护理。


《圣经•希伯来书》上写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著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12:1-2)


许多的见证人如同绚丽多姿的云彩,反映彰显神无限丰富、无比奇异的恩典,会激励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圣经•希伯来书》上还记载着:“从前引导你们、传 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13: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来13:17)

关于上一代的传道人的事我既作了一些考察采访,就尽量按著次序写吧!  


一、小小山村


温州大平山位于鹿城区西南梅屿岭与漈下岭之间。山不高,每年的三四月间,是附近民众观赏油菜花的好去处。


从西岙至大岩背两旁,被附近居民开垦出片片田地,春天里,经济作物油菜占去大半的土地,土豆、豌豆、蚕豆各种蔬菜杂种其间,好一派田园风光。


 

2011年的7.23震惊中国和世界的动车事故现场离大平山直线距离不到50米,只过了八年的时间,也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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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速度的加快,这里的村落,已野草丛生,到处看到断壁残垣和废弃的房子。疯狂的“文革”期间,大平山虽是一个小小山村,却是我们常来聚会的地方,董鶴龄和他的父母、兄妹曾在这里住过,信徒的信仰根基比较好。 


 


二、淳朴童年

 

董鶴龄的父亲原来是平阳腾蛟人,腾蛟镇地处平阳西北部,位于平阳、瑞安、文成交界处,距温州市区 62.5公里,古镇腾蛟,原名郑家堡,清光绪初,集镇已具相当规模,因人姓众多,大家深感地名与实际情况不符,一些乡绅文人取"山川毓秀,腾蛟起凤"之意,且闽南话中"腾蛟"与"郑家"谐音,故此易名为"腾蛟堡"。


董鶴龄的父亲因家境贫穷,又不是大姓,再加上当时腾蛟封建迷信之风盛行,就搬到温州大平山居住。


这里没有肥沃的良田,只有村民勤劳开拓出来的山地可种番薯杂粮菜蔬和为数不多的梯田种一些水稻,生活是非常清苦的,董鹤龄出生于1891年,本来还有个哥哥叫董鶴鸣,董鹤龄又名董鸣皋,小时候他们吃的经常是番薯干饭,镬盖一打开大部分是番薯干,只有一点点米饭,记得有一个谜语:


铁桶江山圆又圆,西米国与番邦占一半

西米国若不留心,都给番邦占了全……


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番薯饭,董鹤龄小时候常常想,如果能吃到‘单单饭’(没有番薯干都是米煮的的饭)该都好啊!在这点上董鹤林父亲当时也不能满足他的愿望。


根据董鹤林父亲以后的工作和经历,他应该是苏慧廉来温州传福音后信主的。

董鹤林父亲信道以后,当然是以道教育子女,从小对他要求就很严格,不准他说脏话骂人,有一次来了一位卖捎客(挑着担子卖一些小商品的小贩)挑逗小鹤林说:“你会‘滚’人吗?”(温州话指用脏话骂人的意思)小鹤林说,我会的。那卖捎客说,你‘滚滚’看!小鹤林就拿一些半干未干的树叶枯草之类的东西,点上火,用嘴使劲地吹,冒出烟来,他以为这就是‘滚’。那卖捎客被烟熏了,又觉得有趣,眼泪都笑出来了!


三、父亲愿望

 

董鹤龄父亲原来身体也不好,常会生病,信了福音后平安喜乐,心里也显得宁静,有一次他躺在竹子靠椅上睡着了,有一个瞎眼摸骨算命的人上山,给他的邻居一些人摸骨算命,有人说给董鹤龄父亲也摸摸算算看,有人说,他信道的,不会让你摸的,有人说,他睡着了,给摸一下,他不知道的,那个瞎眼摸骨算命的人就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会儿,惊讶地说,奇怪了,这个人怎么还活着,他二十四岁有一个短蛇关,三十六岁有一个长蛇关,过了短蛇关,长蛇关也过不去,摸骨算命的瞎子叫人把他头扶得高一些,把他头后面摸一下,摸了以后说,哦,这个人做人做得好,所以还活着,一动二动把董鹤龄父亲动醒了,听见摸骨算命的人说他做人做得好,他立即警醒谦卑地说,不是我人做得好,是耶稣救主好,他知道把荣耀归给神!

 

董鹤龄父亲在干农活之余,站在大平山山头上往西北望去,瓯江缓缓地向东流去,温州是肥沃而不算大的冲积平原,周围是丘陵与山脉,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时是遍地青绿,有时是一片片金黄,有时还披上银装,(以往冬天下雪的时间比现在多)晴天的时候江心屿清晰可见,他目光稍向东移动,在瓯江南岸一座小山旁边一块地方停住了,心里想,在那一块地方要有一座房子就好了,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要在儿子中培养一个大学生,并且让他做牧师。一个贫穷识字不多的农民,有这样的愿望,一般人认为只是梦想而已,怎么可以实现呢!

 

四、海坛山麓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英国宣教士苏慧廉的妻子苏路熙在英国养病时三个月内筹措了到一千多英镑,苏慧廉自己设计图纸于海坛山麓建新校舍,称“艺文书院”。

 

1903年九月开学典礼,道台礼节性的致辞后,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博士作了演讲:他首先描述了世界和五大洲的概况。他指出他们过去曾经统治过的范围,以及这些地方(包括亚洲在内)是如何逐渐被欧洲国家所支配。他还谈论了为什么今日中国会如此险象环生。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保守,僵化的保守主义导致缺乏改革的意愿。像实物教学课那样,他以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落后国家为例,指出它们正是由于不愿与时俱进、与人类同进步,才落入衰落的境地。从此以后,过去曾经撼动世界的王权,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 随后,李提摩太博士继续阐释了中国的衰弱之处,他指出,一旦中国愿意学习,那么在它的面前,依然有着光明的未来。这所新学堂,从一种世俗的观点来看,建造它的人不仅得不到什么,而且还要付出很多。这所学堂出现在中国,正是为了医治中国的衰弱。这些人奉上帝的名,并为荣耀上帝,来给这里的年轻人们传授东西方的智慧,因为上帝是所有智慧的源泉。

 

艺文书院,后改为教会艺文中学堂,建筑堂舍面积二十余亩,年收生徒三百余人,讲堂宿室,时称完整。

 

董鹤龄父亲被教会艺文中学堂雇用(现在叫招聘)为看门的人,(如今称门卫或保安)他一边看门,一边在海坛山麓一些园子里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董鹤龄一家人当然也跟随父亲从山上下来,那时董鹤龄还只有十二岁,董鹤龄自幼天资聪明,教会培养他从小学到高中毕业。


 


  

五、就读燕大


董鹤龄高中毕业后考进了当时就最牛的可以拿到不菲奖学金的美国和英国宣教士办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不够规范,一直没有比较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有了转变。(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京大学的校训主要是来自于二处经文:


《圣经•约翰福音》上记着:“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1-32)


《圣经•马可福音》记着耶稣对门徒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可10:44-45)


校歌还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歌词是: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就读燕京大学肯定是董鹤龄最愉快的岁月之一,图书馆、未名湖畔会常出现他青春的身影……


他毕业时获得英语、神学双硕士学位,一个小山村的穷娃子,温州话说的“山头娒儿”能读上这样全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并拿到这样的学历,世人看来这不能说不是奇迹,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是基督赐给他父亲和他的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六、购置房产


董鹤龄从燕京大学拿到双硕士毕业后,春风得意,前程似锦,海关、官场都向他招手,而他知道自己是教会培植的,必须以圣工为重,但当时教会供给循道会比内地会稍好一些,但都是很有限的,他就效法使徒保罗带着一些职业事奉。


《圣经•使徒行传》上记载: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著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棚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徒18:2-3)

 

董鹤龄离开温州去了厦门,有时也去香港、新加坡做一些生意。1920年,董鹤龄积蓄了一些钱,以300银元买了一块地,他自己设计建造带有教会风格的五间平房,董刚俊有感觉时周围还都是菜园,董鹤龄父亲在大平山往远处望去,想在那一块地方要有一座房子的愿望也实现了。

 

七、师母病愈

 

根据董刚俊的回忆他小时候妈妈经常是病兮兮的,爸爸很忙又常年累月不在家……

董鹤龄牧师顾了一个保姆照顾师母,有一次发现脚盂桶里有半桶血,董鹤龄牧师急忙把她送到白累德医院,由英国医生施德福主刀为她做了子宫肿瘤切除手术,术后七天七夜只有微弱的呼吸,董鹤龄牧师为她不住祷告,第八天才慢慢苏醒过来。


这里要提一下白累德医院,原名叫定理医院,是浙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1897年,由传教士苏慧廉在英国募捐筹资创办的,最初的9年中,医院门诊达7万多人次,住院病人4000多人。后扩建为白累德医院,1906年到1953年间,门诊病人约达三百万人次。还创办了护士职业学校和助产士职业学校,培养了一批本土医护人员。英国医生施德福1914年来温州,任白累德医院院长,因教会每年给医院提供100英镑资金,不够开支。每次回国休假,他总是为白累德医院募捐,为医院购买医疗仪器。他在温州30多年,1950年离温回国,在温州西医史上留下深刻影响,医院职工和温州市民都很敬重他,将他住宅的小巷称为“施公里”,并立坊以志纪念。(夏承焘1948年9月曾在温州报纸发表文章《温州人的榜样——记施德福》)。


董鹤龄在厦门青年会工作时,因妻子又患病重,饭食不进,生命垂危,众医束手无策。董鹤龄牧师说,当时他的内人(现在应称师母吧)向他把后事都吩咐好了,叫董鹤龄牧师在她离世后,要再娶一位,最好是教会医院培养的护士,董鹤龄牧师得知宋尚节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扰乱,去了厦门鼓浪屿,就一位弟兄的陪同下过海到鼓浪屿,在一个阁楼上找到宋尚节,那位弟兄介绍说,董某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的,现为厦门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宋尚节似乎不太在乎这些,听他谈完情况后,只是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当时董鹤龄牧师是西装革履,而宋尚节博士却穿着京蓝色长衫很朴素,宋尚节只是说二个字:“跪下!”来到董鹤林身边,一只脚跪着,一只脚蹲着,董鹤龄牧师以为宋尚节博士会做一个比较长的祷告,但宋尚节博士只作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拍了一下他的额头,自己先起来后,对董鹤龄牧师说:“起来!”就让他回家。


董鹤龄牧师还觉得宋尚节博士祷告做得不够“门市”(温州话是不够精致到位的意思)可是他一到家,惊奇地发现妻子坐着吃东西,他问妻子什么时候好的?奇妙的是正是宋博士为她祷告的时候,神的大能医治了她。 

 

八,生命云翳 


1922年到1927年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是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的,看起来其目的似乎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事实上是俄共向中国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只是一种宣传的口号。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教会教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受到了重创。

 

这里要提到一个与董鹤龄牧师同一个教派叫尤树勋的人,他教名路得,字建人。出生于温州市一个贫寒的基督徒家庭,就读教会学校,小学毕业后随父亲学打篾的手艺,他以打米筛出名于市井。有时一边打篾一边读圣经。传教士包莅茂发现这位少年人天资聪明、好学,推荐他去艺文学堂读书。毕业后又被教会送往金陵神学院深造,神学毕业后返回温州,成为循道公会活跃的传道人,后被按立为牧师。1920年调任温州圣道公会城西教堂。

 

尤树勋牧师是“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始作俑者。1925年5月,他赴沪参加全国“协进会”,会毕准备返沪时,正碰上上海爆发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他说他“目睹英、日军人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心中万分激愤。”返温后,尤即召集本地教牧人员及信徒代表二十余人,去找当时主持圣道公会教务的英国传教士海和德(U.W.Heywood)交涉,向他提出三项要求:一、代电英领事秉公从速解决惨案;二、发表宣言,反对英巡捕暴行;三、允许教会自立。


海和德(U.W.Heywood)不但一口拒绝,并说此惨案是华人受赤俄迷惑引起,巡捕开枪属正常防御,被害者是自己越轨所致……

 

海和德说尤树勋是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牧师,不但不为教会效劳,反而跟教会作对,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做了尤树勋的思想工作,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1926年11月6日,尤树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十二名成员之一。(见中共温州独立支部1926年11月20日《关于党的工作情况及组织的发展》的报告)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实属罕见。尤树勋入党后,胆子更壮了,推行自立活动更积极,更自觉了。他经常与“独支”(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简称)部人员一起深入各县,一面做革命的秘密工作,酝酿组织农会,一面到各教堂讲道。


在尤树勋的影响下,市区有一批信徒离开圣道公会而转入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不久,在市区七枫巷、西郊任宅、东门搭儿头等处相继设立分会。接着又有附近许多堂点宣告自立。1926年,自立会派人到外地开辟新的活动点,把自立运动推向永嘉、乐清、玉环、青田等县,先后建立起五、六十个自立堂点。

 

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尤树勋不仅是因同国民党左派关系密切,实际上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怕被发觉,故避居上海,后受聘为上海天恩堂牧师。


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由季源泉、胡归耶两牧师负责。四十年代,温藉牧师董鸣皋由厦门来温担任该会牧养工作,并增选邵文才、叶玉甫二人为执事。

 

1926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来温州探访,刚好尤树勋脱离圣道公会、艺文学校分崩离析之际。苏慧廉明显感到温州这种不友善的气氛,在他这样写到‘温州,一股不公正的针对艺文学堂的联合抵制活动正被政治化。如同中国其他英国学校一样,它是无辜的,与发生在上海的不幸事件毫无关联。’1926年5月9日苏慧廉离开温州前往上海,他前脚刚走,尤树勋在《瓯海公学》发表了《英牧师在温州宣传亡中国之术》文章,本文回顾1925年以来,西方传教士对教会自立活动的忌恨,进一步看清了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军舰武力为后盾,以金钱为诱饵,名为传教实为推行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

 

苏慧廉或许没有读到尤树勋这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他回到英国后,应《传教士回声》的邀请,于 1927 年 2 月撰写了篇《差会与中国》的文章中写到:


对于中国人基于理性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我们大不列颠民族给予极大的同情。不过一个没有自尊的民族只会盲目于“主权权力”,而无视根本的“主权义务”。今日中国遗憾地丧失了这些“义务”,不仅对中国人,也对外国人。


回溯往昔,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教会一直竭力做到最好,无论是在方针的确定还是在最终的结果上。举一个教区的例子,就说温州吧,为了将它发展成为自立、自养、自传(Self-governing, Self-supporting and Self-propagating)的教会,我已经经谋划了超过三十年。我的同事,包括中国和英国的,都一直为此不懈努力。我曾反复对中国教会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当他们的“保姆”。如今,自治能力超过温州教会的,在中国几乎没有。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努力将自身从教会事务中摆脱出来,从而投身到更为广阔的福音事业中去。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不过也需要时间来实现,原因不在我们,而在于要考虑到那些实力较弱小的基督团体。


不过,就像我时常和英国朋友们说的那样,即便中国的教会能够自治,我们也不能认为经济上就可轻松很多。相反,压力会一直存在,并且越来越大。中国的教会能够独立在本土开展工作并引领那里的人们在道德和精神上成长,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要想对外传教,第一要务便是要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海外移民接受福音,其中还要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传教士。……对于未来——明智的人都不愿去干涉中国或中国教会。就我们而言,只要有人能胜任中国教会的工作,我们非常乐意双手将其奉上,绝不吝啬及勉强。相反,当中国人真的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将轻松地舒口气。


不过,对于教会而言,谁才是“中国教会人”呢?仅是那些年轻、急躁的政治家,还是那些自说自话推选出来的人?我们怎么能接受绝少数人为权力而争闹不休。心智坚定的中国人有他们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决定吧。如今的动荡有消极的一面,但如果能够带来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独立与自我发展,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差会这些年来制定的政策都是为了使中国教会稳步向自治与自养的方向发展。我建议,现在可以更进一步明确,给当地教会提供津贴的同时,委派中国人担任委员,独立处理教会事务。这也正是中国事务委员会必须考虑的地方。


当我们的职责结束之际,显而易见且不容忽视的是,所有的教内兄弟姐妹,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要忠诚地团结在一起。


苏慧廉写这篇文章时,心是非常火热焦急的,但笔仍是很冷静理性,现在看起来仍非常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


“抗战胜利后尤树勋在中华基督教勉励会任总于事,直到1958年,因他与各地教会联系,知道各地有不少人饿死,于是向三自会及政府反映情况后,被打成右派,1960年被捕以反革命罪入狱十年,1970年死于狱中。1982年平反。”


(注:以上这些表述参考胡归原 ‘新浪博客,温州教会简史(9):自立教会’;支华欣《温州基督教》。事实上1958年中国还在大跃进超英赶美虚假的狂喜中,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登上中国政府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与各地教会联系,向三自会及政府反映他了解到各地有不少人饿死的情况不可能是1958年,应该是1960年或1961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十年“1970年死于狱中。”,就不会像支华欣牧师写到的“1969年因不实之词被捕入狱。1970年病逝于南京。”一定是在1960年到1961年之间。)


海和德(U.W.Heywood)说尤树勋是个忘恩负义之人,虽然可能稍微带有情绪,但无疑有深刻的属灵的洞见,尤树勋后来遇到不少更忘恩负义的人也是个事实,尤树勋在狱中因病离世之前应该会有反思,会向神认罪悔改,求救主赦免怜悯施恩吧!


董鹤龄牧师有段时间也非常柔软,有了三个子女还成年累月在外地不回家,有一次董鹤龄父亲一次在竹床板上睡觉,董鹤龄牧师的三岁左右的大女儿姿芝躺在旁边,睡梦中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董鸣皋若还是这样,把他的儿女都拿走!”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来一只手抱住董姿芝,嘴里脱口而出:“哦,勿哎!”但只抱住董姿芝一个,董鹤龄牧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被拿走了。这事上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原因。


《圣经•申命记》上记载着: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29:29)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 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 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著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申28:1-6,9-10)


遵行这神的一切话,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本分,是蒙福的根源。


当我认识董鹤龄牧师的儿子们的时候还以为董刚陶是老大,其实他是老二,董刚乾是老三,董刚俊是最小的。董刚俊有二个姐姐,一个就是被爷爷一把抱住的董姿芝,一个叫董华霞。


董鹤龄牧师一生中也不是一直满了华丽的彩霞,有时也遍布雾霾云翳, 其实神的儿女,尤其是他重用的仆人被救主拣选作为贵重器皿的更是如此,正如前面写到诗歌第二段所写到的:


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务;

但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九、为道受苦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清晨,日军进袭厦门,难民纷纷渡海到鼓浪屿逃难。日军从厦门维持会了解董鹤龄英语水平很高,要他当翻译,董鹤龄得知情况丢下所有连夜带着家人逃跑,日军到董鹤龄住处时,他刚刚离开不久,还能听到日本人在叽里呱啦地说什么……


鼓浪屿是一个面积1.78平方公里的小岛,也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已人满为患,董鹤龄就不去鼓浪屿,带着家人经过长途波顿回到温州。


当时温州也非常复杂,尤树勋牧师倡立的“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已有一定的规模,董鹤龄也加入了自立运动。


1949年前,董鹤龄牧师就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尤树勋牧师关系不错,他的政治观点与尤树勋牧师一样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董鹤龄牧师也是支持中共当局的。


所以支华欣在《温州基督教》一书上写到:1951年1月11-13日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三自革新委员会委员13人及领导班子。


主任:董鸣皋  副主任:谢圣弢、徐汉民

总干事:盛旭初,付总干事:邵尧夫,

委员:蔡步驯、周兴球、王景起、高建国、章高来、郑求是、麻志远、池文渊。


谢圣弢牧师主讲革新运动,徐汉民先生主讲抗美援朝运动,政府代表许宝仑郁宗鉴亦相继发言。


温州第一届“三自”主任为什么是由董鸣皋牧师来担任呢?当局主要是考虑他学历高,影响力大,是名牌大学燕京大学毕业,在厦门担任过青年会总干事,又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联合会会长。


支华欣又注写到:“该委员会成立未久,董鸣皋因故离职,主任由谢圣弢继充,委员名额由李奉名填补……”


为什么说“因故离职”呢?因什么故离职呢?写的这样含糊!


事实是这样,不久开诊所行医的董鹤龄牧师仅仅因接待一位青田来的信徒叫徐品凡的人(据说后来被定为是逃亡地主),而受牵累遭逼而为信仰的缘故被囚三年。被称为“因故离职”。这样的说法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一个医院毫无知情的境况下接受医治了一个逃犯,医院的院长医生就要判刑吗?


据董刚俊的回忆,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来了几个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对他爸爸说:“你跟我们去一下!”一去那天晚上就没回来,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来,说宗教界的人民代表董鸣皋……已经被逮捕,董刚俊当时还只有十岁,听人说他爸爸关在西山,就一个人跑过去看望,过去时,大铁门是关着的,他从门缝往里看,看到父亲戴着锁链和犯人们在跑步,眼泪就从眼眶里涌出来,流满了脸颊……


二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了,也不见爸爸回来,家里的生活没有来源,只靠爸爸留下来的两桶凡士林,拿一些拿一些和董刚乾送到店里卖了,维持最清苦的生活。有一天晚上有人敲厨房旁的那扇小门,董刚俊把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伸进来,他听见爸爸轻轻地说:“别说话,先让我进来……”进来后他告诉董刚俊,因为他一进监,领导就知道他医术好,让他给大家医病,不但犯人们,干部和家属的病都让他看好了,近来监里瘟疫流行,所长让他出来买药材,所以找一个机会回家一下,立即要回去的。


董鹤林牧师在监里待了二年九个月,没有一次提审,监狱里出现瘟疫,他很侥幸没有死了,还因为给人看病,提早三个月出来。


当时负责处理董鹤龄牧师的市委办公室官员对他说:“我们是要打老虎的,结果把兔子打到了……以后有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帮助的可以对我们说。”董鹤龄牧师说:“请允许我给来到我家里要我看病的人看看病就行了。”那官员满口答应说:“那可以,那可以!”


所以董鹤龄牧师在家里开一个小小的诊所,没有受到干扰,并安然度过疯狂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


这使我们想起神的应许永远坚定,从来没有空说。


使徒保罗在《圣经•罗马书》上写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8:28)


神人摩西在《圣经•诗篇》中写到:“求你照著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诗90:15)


我们所接触所了解的史料史实无一不证明神的仆人,你只要对神忠心耿耿,你就要不但遭到世人的逼迫,还要经历教内假弟兄的陷害受到撒旦差役的攻击。


高深的知识学问可以学的,谦恭的态度可以装的,唯独为主受苦、牺牲是装不了的,所以神的仆人必须将受苦的心志作为兵器。


使徒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 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彼前4:1-2)


使徒约翰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西1:24)


改教家马丁路德说:“ 首先,一名好的传道人应该能出色、正确、有序地教导。第二,他应该有聪慧的头脑。第三,他的口才应该好。第四,他应该有副好嗓子。第五,他应该有好记性。第六,他应该知道何时停止。第七,他应该忠于并勤于他的事务。第八,他应该把身体和生命、财产和名誉都押上。第九,他应该愿意忍受任何人的骚扰和折磨。”


没有受苦,就难以领会基督为我们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就不能略微体验一些耶稣为我们受屈、受辱、受难的痛苦!


10、医病救人


董鹤龄牧师燕京大学毕业时是拿到英语、神学双硕士学位,但他以后的人生英语、神学都用上不多,主要的工作却是医治病人和个人布道,我父亲就是他个人布道结的果子。他为什么会成为医生呢?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父亲也同我说过,中国有志向有才气的文人都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想法。


不仅是个人就是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种文明覆盖了另外一种文明,前一种文明的底色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除去,但新文明的色彩会因此显得更绚丽斑斓!


董鹤龄牧师所处的时代有太多风云变幻了,从满清覆灭、民国初期、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四九之后的土改镇反、鸣放反右、极左跃进、吹牛比赛,到在风调雨顺中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主流的估计饿死约三千万左右人的不可推诿的人祸,一直到疯狂的十年浩劫、都是风起云涌、浊浪滔天,文革之后八十年代初相对比较清明的几年……董鹤龄牧师主要的职业是做医生,有不少农村来贫穷的患者,董鹤林牧师不但免费为他们看病给药,还给他们一些路费,口碑很好。


我父亲从幼年到壮年都比较顺,少年得志,开朗乐观,在他四十五岁之后,便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1974年他七十岁时小便就开始出血,我哥哥陪他到温州第一医院,经著名的肿瘤科主任唐医师检查后,被确诊是患膀胱癌。他深感人生虚空,常常叹息!那时候我对父亲说,你相信耶稣吧!我请了一位曾被打过右派的有名的医生后来也是教会长老的同工向他传道,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父亲非常反感,根本就听不进去。于是我去董鹤龄牧师家,请董牧师到我家对我父亲谈些福音,我想董牧师在年龄、学问、阅历都具有优势,我还有些担心他会不会来,想不到他立即坐着三轮车到我家,还买了礼品送给我父亲,语重心长地和我父亲谈了许多话。董牧师离开我家后,我父亲对我说:“董牧师谈得真好,人也很好。”我说:“那你就信耶稣吧!”我父亲说:“信耶稣,我的病能好吗?”我说:“你祷告,神有大能的,你也可以求神指示你。”


经过几天,我父亲告诉我,他已向神祷告,神也已指示他,我问他神给了他什么指示呢?


我父亲说:“我祷告后,在梦中得到神给我的两句诗:‘寒枯霜雪,梅窥一夕’。根据诗句,我经过一个七就要死了”。


我问他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寒枯霜雪,表示,我已经年纪老迈,满头白发,梅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一夕合起来再加一个‘七’字,就是‘死’字,所以我经过一个七就要死了,不知是七个星期还是七个月。”


我说:“都不是,根据圣经,一个七不是七天,跳上去就是七年,再跳上去是七千年,当然不可能,所以你还能活七年,”他说:“有这样的事吗?”我说:“出于神的事,没有不应验的!”


果然我父亲身体都还过得去,有时还能领着孙儿,就是我的儿子去公园。


1977年11月我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我父亲当然很高兴,时间一年年过去。1981年春节刚过去,我父亲小便又出血,当时他刚七十七岁,他说这次他要走了,因为已经七年时间。他从信主后圣经新旧约已经读过三、四遍。我想,他这次病症并不严重,但他说:“这次一定要走了。”

我请东门教会的老弟兄文才伯为他施了洗,他一直说自己很平安,都没有疼痛,我哥哥所预备的杜冷丁针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的一个晚上,他说看见很亮的光,非常高兴。反复地说:“我心脏怎么还没停止跳动!”


那天早晨,我们都在床旁,看他轻轻地呼气,含笑离世归天,态度非常安详,窗外的一株梅花昨夜刚刚开放。


十一、信仰传承


1981年6月温州市区教会议事会同工商议实行圣经上所记载的按手之礼,邀请那时被大家公认德高望重的董鹤龄牧师、梧田教会的刘品珍长老主持按手祝福祷告,根据年龄大小按立,次序大概如此:


江炳寿、孙宗光、叶宗武、郑大同、孙志理、陈荣生、叶正春、胡方杰、吴显荣、陈撒母耳、杨景恩、林国民、胡方业、朱忠信、陈德道、叶展青。


非常奇妙的是,按手时对每个人祷告的话语是不同的,对神重用仆人的祝福,重点是强调忠于托付的使命和求圣灵大大地加智慧能力;有些人似乎只提到一些天然的才干,有人还可以“轻松愉快地走道路”,不过责任和权柄,为道受苦与所得福分是成正比的。


十二、惠及后裔

 

董鹤龄牧师到九十岁左右身体都还蛮好,有一次到瓦市殿巷买菜时,有一位青年人拉板车,不留心板车柄撞到了他的胸口,他退了一步,很和气地对那青年人说:“青年人啊,以后拉板车要留心,若撞到老年人冇解的,还好是撞到我。”那青年人惊奇地看了看他,想不到他已经几岁了?


《圣经•箴言》中写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著。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16:31-32)


白发不全是指头发一定是很白的颜色,是指高龄的意思,董鹤龄牧师九十多岁了,头发还是黑的,不轻易发怒很值得我们效法,要记得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长辈健康长寿当然是儿孙的福分。董鹤龄牧师给温州教会的同工们按手之后第二年,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病,有一天只是鼻子有点流血就走了,让我们都感到意外,我去他家时,看见他孙儿、孙女们都在哭,亲朋戚友、教会弟兄姐妹都送了花圈花蓝,我给他送了一个用单开纸花牌,当中用篆体写了“安息”二个字,旁边用行书写了董老牧师荣归天府。


董鹤龄牧师的二女儿、二女婿在远地工作,他们赶回来时,追思礼拜、丧礼都做好了,也已安葬完毕。他们感到有些难过,董刚俊就说,大家一起到山上坟头看看,大家到了山上,看到坟旁,看见花圈、花蓝、花牌都还在那里,唱诗、祷告后,就把这些花圈、花蓝和花牌都点上火烧了,接着一个奇妙的事发生了,这些都烧成灰烬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花牌的那张纸烧成灰后,还是完整的没有破碎,并且飘飞了起来,越飞越高,慢慢变手帕那么大,豆腐干那么大……一直到消失在蓝天中,董刚俊的二姐夫是研究流体力学的,惊奇得发了呆,他想,这是不可能的呀!但却是亲眼所见。


董刚俊的儿子和我的儿子是温州二中同班同学,第二天到学校里向我儿子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兴奋得有些词不达意,后来我问了董刚乾、董刚俊他们,了解到上述情景。

那件事说起来,仿佛还在眼前,时间已经三十六年过去了,董鹤龄牧师儿女这一辈最小的儿子董刚俊也近八十岁了,孙儿孙女们也大多进入了中年,董刚俊以前觉得自己童年没有幸福,爸爸很少在家,妈妈常常生病,现在看起来父母还是把许多神的恩典福分留给他们的,董刚陶高中毕业时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他还看不上,不要读,后来再考上浙江大学自动控制系,他向我谈到,一次在杭州西湖游泳时,脚抽筋往下沉,差一点要溺死了,他就祷告呼求上帝救命,觉得自己臀部有一只手把他往上托,他就浮出了水面,游到湖边上了岸,董刚乾自学成材,继承了父亲的中医传统,颇有名气,党政机关的官员也登门请他看病,董鹤龄牧师的后裔中,有学者、科研工作者、企业家、医生……连董鹤龄牧师离世归父时还是黄毛小女孩也已成为大医院的名医科室主任……


《圣经•申命记》上记载:“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申4:40)


《圣经•诗篇》上写着:“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 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诗90:16-17)

 

余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


社会上有不少人写“伟人”长篇的传记,有多少人看还是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写神的仆人似乎平凡却是卓越而传奇经历的小传更有意义。 


《圣经•传道书》上写到:“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1:17-18)


借问路旁名利客,可知信道得永生?


我们说的永生,不仅是永远活着,而且是永远幸福!


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大家都思考讨论过,有人说,饿时吃一个饼,渴时喝一杯水,就是幸福,那是暂时解饥解渴,不叫幸福。有人说幸福是一种感觉,我想大家都会认为幸福不仅是一种感觉,是需要实际指标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到:“五福临门”家喻户晓的成语是出于《书经》的《洪范》,一 “长寿”、二 “富贵”、三 “康宁”、四 “好德”、 


五“善终”。


古人世人对幸福也没有直接提到发大财做大官,只提到“富贵”二个字。 


我大哥和董鹤龄牧师差不多年龄离世归父。他对圣经上记载的八福赞口不绝。他说圣经上论到的八福真纯净!很精准!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这里提到: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里都不把物质、虚名看得很重。


那到底什么是幸福?


幸福与善有关,什么是善呢?善是与恶相反的!


圣经弥迦书6:8,“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 神同行。”


这里包含公义、爱、虚心和与 神同行。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得精彩走一回!


使徒彼得在《圣经•彼得前书》上写到: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10)


使徒保罗在《圣经•罗马书》上写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赐予他们;……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罗2:7,10)

概括一下,就是因信恒心行善,得着神赐的荣耀、尊贵、平安、永生就是幸福!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从见证人小传得到启发,既然来到世界上,就得精彩走一回,让我们人生过得美好幸福!


郑大同2018.11.26


参考资料:

胡归原 ‘新浪博客,温州教会简史(9):自立教会’;

支华欣《温州基督教》;

郑颉峰:《教会自立的先驱尤树勋》,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沈迦:《寻找 苏慧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