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商人的財富觀
文_本刊記者 石 破 發自溫州
2010年1月30日晚，著名女高音奚秀蘭在溫州大劇院又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雖然她的聲線已不如年輕時，但她仍很興奮。
這裡正在舉辦一場慈善音樂會，募捐來的款項將用於救治貴州山區威甯縣石門檻的100多名白內障患者。演出結束後，奚秀蘭特地從自己的酬勞裡捐出了5000元。她意猶未盡，對晚會的組織者之一蔡小林說：“以後再有這樣的活動，你直接打電話給我，不通過經紀人，就不要這麼多的費用了。”
老闆不能只會洗腳
蔡小林是華福慈善基金會秘書長。他說，這個由20名溫州企業家組成的基金會，源自于“溫州企業家團契”，而該團契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業家們“共用資源，分享經驗，心靈痛苦的時候互相撫慰”。
溫州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名的企業家群體之一。人們對這個群體褒貶不一。溫州人愛行天下，如今他們已然“商行天下”，但你仍能看到有的溫州老闆在一些正式場合大聲喧嚷，有的熱衷於包二奶，為吃一頓飯花費上萬元而自豪，有的仍有行賄行為、搞合同欺詐。“溫州炒房團”全國有名，他們炒熱了全國的樓市，而溫州樓市更有70%是靠炒樓拉動，真正買來自住的只有三成。去年溫州樓市漲幅遠超杭州，市中心最貴的樓盤價格達到了驚人的6萬元/平方米。如果商人只是專注于財富的攫取，勢必造成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以及自我價值的失落。金錢是一種巨大的能量，能使人的生存條件得以改善。物質的貧困常常與內心的貧困共存，但財富的到來，卻並不一定能夠使靈魂得到足夠的養料。
“人到底應該追求什麼呢？”蔡小林說。“有些老闆注重吃喝玩樂，追求名利。你賺的錢多、事業成就大，是能帶來幸福感，但這都是暫時的。我認為，幸福應該與永恆的價值有關。”
1980年代初，蔡小林從一家事業單位停薪留職，跟親戚做鞋材生意，當時皮鞋業是溫州的主要產業。1985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小林鞋材有限公司”。如今，蔡小林在溫州甌海經濟開發區擁有一家2萬多平方米的工廠，在上海還有一家“索肯科技”有限公司。蔡小林說，在溫州他不算是大老闆，只是“中等商人”。
15歲時，蔡小林成為一名基督徒。他稱自己“從小喜歡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恆這些問題”。人口780多萬的溫州，現有基督徒100萬人左右。2005年，蔡小林和另兩位企業家發起成立了溫州企業界團契。團契成員是來自溫州各個教會的基督徒商人。針對當時溫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風氣，團契提出了“約法四章”：一要依法納稅，做大做強；二不搞商業賄賂；三不克扣員工工資；四不搞婚外情。團契邀請經濟學家前來講課，也邀請前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及百事可樂中國區總裁等身為基督徒的大企業老闆，為大家傳授企業管理經驗。
蔡小林說：“溫州商人中一線的企業家，如正泰、奧康等集團老總，我跟他們接觸少，感覺他們很不錯。像我們這些中等企業家，還需要在文化底蘊上更多提升。如果溫州人只知道洗腳、唱歌、吃喝，做不了大事的。現在溫州的企業家也會學國學，讀MBA，和國際接軌，而像我們這樣的基督徒，還要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意義。企業的壽命多則一百年、幾百年，但宗教存在幾千年了，經過無數次的波折依然屹立，為什麼？作為增長最快的宗教，基督教穩定增長的背後力量是什麼？我們要把來自信仰的生命力和智慧運用在企業管理上。”
2008年6月，在企業家團契的基礎上，20名溫州基督徒企業家每人出資10萬元，發起成立了華福慈善基金會，溫州總商會會長鄭勝濤成為他們的領頭人。當年冬天，華福慈善基金會向四川地震災區捐贈冬衣10萬件，這是他們所做的第一項慈善活動。蔡小林說：我們給這項活動起名叫“愛裡沒有冬天”。
“明眸工程”是基金會參與的第二項大型活動。觸發他們參與的契機，是2009年8月基金會理事們千里迢迢，來到雲貴高原的威甯縣石門檻，追思安葬在這裡的英國牧師柏格裡。100多年前，22歲的柏格裡從英國來到石門苗寨宣教，創苗文、辦學校、建醫院，把石門檻建成了中國西南最高的“文化聖地”。他在一封信裡說：“願以我倒下的身軀，為中國的進步鋪路。” 1915年9月，石門檻地區爆發傷寒，當地民眾都遷走了，柏格裡卻留下來照顧病患，自己也被傳染，死在中國。1985年胡錦濤同志出任貴州省委書記時，向省裡幹部講過柏格裡的故事，提出貴州幹部要學習柏格裡的精神，帶領群眾在困境中闖出一條發展的新路。
在石門檻，理事們發現那裡有很多視障兒童和白內障患者，因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致盲，有的孩子角膜脫落，眼球突出如葡萄般。老闆們說：我們要盡自己的力量來挽救這些孩子，至少表達一下關愛。
溫州人要“善行天下”
2009年11月，華福慈善基金會在石門檻開始救助活動，聯繫當地醫院為24名視障兒童做了眼科手術。今年1月，基金會理事們又到威甯、赫章兩縣開展大型篩查白內障活動，兩天時間篩查出80多名白內障患者。得知民盟中央去年12月20日在貴州啟動“明眸工程”、溫州醫學院附屬眼視光醫院也已派出專家去當地篩查白內障患者，開展複明手術，“華福”就與他們聯合行動，共同籌辦這場慈善音樂會。
作為主要組織者之一，蔡小林忙得顧不上生意。演出前，有人向上面告狀，說華福基金會是私募基金，怎麼能在這裡募捐呢？有理事問：“如果我的親哥哥被演出感動了，把錢捐給我，我拿去救助白內障兒童行不行？”人家說：“那也不行！”理事們頓時“大眼瞪小眼，小眼不動彈”。蔡小林說：“只靠我們幾個理事，錢不夠呀！我們很想讓全社會都有機會表達愛心。以前溫州人是‘商行天下’，現在我們爭取行善，還要讓溫州人變成‘善行天下’。這個要靠大家，人人有愛心，社會才和諧……”
最後，“華福”邀請了宋慶齡基金會作為“榮譽主辦”單位，合辦音樂會，沒有人再來找麻煩了。蔡小林說：“宋慶齡基金會是中國最大的基金會，它也認同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宋慶齡基金會的理事長出席了這場音樂會，還撥款10萬元，資助50名白內障患者複明。
溫州富商、意爾康集團總經理單志敏並非基金會理事，但他此次也捐出30萬元，可資助150名白內障患者複明。蔡小林本人捐出15萬元，他分給朋友們40多張音樂會門票，可望收到捐助2萬~3萬元。蔡小林說：“我們是私募基金，基金來源必須是理事自己的錢。錢不夠，就得擴大理事成員，靠理事的不斷加盟來籌集資金。不管信仰如何，我都希望他能加入到我們的慈善事業中。我們華福基金會是零費用管理和運行，所有理事出差去四川、貴州，機票、住宿全部自理，基金會沒有專職人員，臨時幫助做事的人也不拿工資。在劇院門口發宣傳資料的，是青年義工。我們想做真真實實的捐贈。”
喜樂是福
2007年4月，溫州籍富商、奧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振滔成立了中國民營企業家中的第一家個人私募慈善基金會——王振滔慈善基金會。截至去年11月，王振滔已累計向社會捐款1.05億元，他說：“也許某一天我退休的時候，我會把財富贈送給慈善機構。很多人都不理解，說你不可能，說說而已，我說，給兒子夠用就行，這樣才能讓他們做更好的事情。其他的捐給慈善機構，可以幫助更多的人。只有懂得回報社會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王振滔的財富觀得到蔡小林的贊同。“商人到了這一步，會更深層地思考永恆的問題。我認為，人就像是一個容器，容器的價值與它裡面的東西有很大關係。如果裡面裝的是寶貝，容器就變成了寶盒。每個人的財富有限，車子、房子是有限的，兒女也終將離你而去，這麼多財富你要帶到哪裡去？所以一定要想到做最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你的心靈被外界事物控制，受到社會的誘惑，整天吃喝玩樂，想靠它們填滿心靈的空虛，只能是暫時的，過後會更加空虛。”
“華福”基金會的理事們捐錢時，有人說：“因為你們是有錢人，才會捐。”蔡小林不認同：“捐錢多不多不能衡量你的善心大不大，要看你留下的錢多不多。你有1億的財產，捐出100萬，才捐了1%。如果你有10萬元捐出9萬，就捐了90%。”
其實溫州也有很多窮人，有很多白內障患者需要幫助。蔡小林遺憾自己沒辦法成為商界領袖，因為他的事業不大，沒辦法“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地去幫助更多窮苦人。蔡小林有一子一女，他跟兒女說：“也許將來有一天，我也會把錢全都交給社會。”
那麼，財富對子女意味著什麼？蔡小林回答說：“過去我們是為孩子賺錢，現在會考慮到整個社會。孩子長大後要面臨工作、家庭等問題，我有錢，可以買一套房子給他們。以後他們工作穩定，每月能賺幾千元，生活就沒問題了。如果他要靠自己買房，當房奴，可能一輩子都還不了房錢。我不想讓孩子接我的班，因為鞋材這個行業比較辛苦，工人多，管理難度大，產品附加值低。但我可以為社會解決八九百個勞動力的就業，可以為國家創一點稅收。我們小林鞋材連續五六年都是甌海經濟開發區的重點企業，在這個行業的名次也不錯。”
“我認為人生最大的幸福，一是喜樂，二是滿足。”蔡小林說，“你賺了錢會高興，但並不是所有錢多的人都能喜樂。最大的喜樂是舍。我也這樣教導孩子。賺錢並不太難，怎麼花錢卻有些難。花錢意味著一種責任。你所有的財富都不是你的，你只是一個管家，要忠於職守，盡忠竭力地管理好、運用好財富。有了信仰，哪怕你今天沒錢賺，明天就離開這個世界，生命也一樣精彩。”
商戰之外的心靈牧場
文_韋 薪(美國)
中國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每年的GDP都能維持8%或以上的增長，這是以前所沒有見過的，值得國人自豪。然而激發活力的競爭並非不需要付出代價，改革開放固然改善了國人的物質生活，卻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們更加幸福，因為生理需求只是人類諸多需求之一。
實現自我的悖論
美國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對人性的理解頗有見地，他把人的需求用一個五層高的金字塔來表達，從最底層到最高層分別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被愛需求，尊嚴與自尊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滿足人的生理需求並沒有滿足人的全部需要。一個高度競爭，快速發展的社會讓人們活在精神極度緊繃的狀態中，除了生理以外的需要更不易得到滿足。
譬如說，人們會覺得非常沒有安全感，因為社會改變太快，人們害怕趕不上，並有隨時失去工作的可能。過分忙於工作也使人沒有時間滿足他們愛的需求——年青人沒有時間談戀愛，有家室的人沒有時間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人與人之間更為膈膜，我們只能藉欲與激情的滿足來代替愛的滿足。
至於自尊，工業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失去自我，人們只是社會大機器的一個小螺絲釘。卓別林在1936年的經典之作《摩登時代》早就宣示了工業社會這一問題。因此很多人為了肯定自我，不惜不擇手段把別人踩在腳下往上爬，或是掉進無休止的貪婪裡，只不過是為了炫富，最終甚至身敗名裂。
我曾向專業人員提供創業輔導，言談中，常有中國工程師告訴我，他們在原公司產品中預留了一些“蟲子”(bug)，以便日後奪取市場。他們想證明自己比別人有本事。這種滿足感的追求，也就成為動力。但這就像吸毒一樣，若錢不能繼續賺下去，生命就失去了意義。這樣的生活，已經失去制衡的力量，很不快樂。又如美國成衣業容許退貨。一般退貨率總在7%～8﹪左右。但這種政策若在中國推行，必定會造成嚴重的濫用，甚至有令企業倒閉的風險。
這樣的社會也不一定能給人更多發揮自己的機會，因為在一個極度競爭的社會裡，人們更不能付出犯錯的代價。就以我最熟悉的IT企業來說，很少有公司會願意讓一個沒有經驗的員工去開發一個他沒有把握的產品，而情願讓員工無休止重複他本來就做得熟練的工作，至於一天那個工種的需求消失，員工面臨失業，那就與公司無關了。更糟糕的是，這樣的社會生態無意中鼓勵了人們唯利是圖，凡事只從經濟利益看，人被看為與機器一樣的生產工具，進而為了賺更多的錢而不擇手段。
另一種價值譜系
這似乎是市場經濟無可避免的代價，市場經濟的動力來自人的自利心，自私的心態如果不加以調節平衡，一定會產生弊端。馬克思的批判因此是有道理的。如何才能減少或避免這些因為惡性競爭而產生的負面後果？一些已開發國家的經歷或許可以為中國提供借鏡。譬如美國，雖然她採用市場經濟，提倡自由競爭，卻能長期保持高度的生產力，尤其在創意產業方面引領全球。美國也有惡性競爭與其他經濟問題，譬如說2001年Enron公司的詐騙案，2008年次貸風暴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機，但是相對而言，美國的經濟罪案比較少，而且在出錯之後能夠自我修正，人們一般對生活的感受也比較正面，它的秘訣是什麼？
要理解這個，必須從認識美國的文化開始。西方文化的根源，一是從希臘、羅馬承傳的希羅文化，另一是因基督信仰而來的基督教文化。希羅文化為西方人提供了民主法治的根基，而基督教文化則為西方人提供了道德基礎。後者對美國的影響尤甚，因為他們許多早期的移民是信仰最虔誠的清教徒，歷史告訴我們，這些人同時也是最勤奮、生產力最高的一群人，他們的信仰與理念一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美國的發展。這種文化強調愛、服務與饒恕三個重要的核心價值，能平衡自由競爭的負面影響，
強調愛，讓人在競爭的環境中仍然看重個人的價值與權益，做到真正以人為本。一般人對自我價值的衡量，在市場經濟中都是把人當作商品考量，因此人的價值取決於才能、學位與財富。在這樣的文化裡，人不可能得到尊嚴的滿足，因為只有少數的人能夠出人頭地。只有設立另外一種價值譜系，就是說，不管你的才幹，地位與財富，你都是有價值的，這樣，人才不必藉著不擇手段的競爭來尋找滿足、實現自我。
其實看重人，不只無損競爭力，常常更是提高競爭力的秘訣。以前我在矽谷辦公司的時候就深有體會，一句嘉許的話，一個認可的眼神與拍拍肩膀，常常比加薪更能激勵員工的士氣，因為加薪只能增加人對生理的滿足——譬如可以到館子大吃一頓，或安全——譬如銀行的存款多了若干，但是拍拍肩膀卻能叫人覺得被愛與被尊重。
美國社會充滿了成功卻不自滿、且能回饋社會的例子。耳熟能詳的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茨在2008年把他所有的財富580億美元全數捐贈作慈善用途，不留給自己的孩子；知名的高露潔牙膏的創辦人威廉·高露潔把他公司30%的利潤奉獻作慈善用途。這些事例在美國非常普遍，在中國還不多見。原因何在？不管這些人的個人信仰如何，他們都受到愛的文化的影響，使他們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不淪為惡性競爭、損人利己的奴隸，能夠把個人的成功昇華，得到一個比較有意義也比較滿足的人生。
這種工作觀也不只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出人頭地而已，它要求人以服務他人為人生最高尚的目標。以美國的總統為例，每一個競選總統的候選人都需要公開他所有的財產，當他當選總統以後，他的財產需要交給一個管理公司來託管，避免藉職位謀取私利，因此在政府裡工作，不只在金錢上得不到好處，而且常常會帶來損失，但是美國就有這樣的“蠢人”，情願放棄自己的事業，服務社會與國家。惠普公司的創辦人，董事長兼行政總裁David Packard,就是在事業頂峰的時候，毅然辭去所有職位，擔任雷根總統的國防部次長，因為他們覺得服務他人更為滿足。
這也能從日常瑣事中看出來。在美國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閉戶。車子在公路上拋錨，多數都會有人自告奮勇來解救。《讀者文摘》曾選擇10個大城市，用故意丟棄錢包的方式來測驗人們的誠實度。結果有70﹪的人在拾到錢包後，會按著錢包中的電話號碼通知失主。
美國文化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它承認人非完人，人性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容許人有犯錯的機會，只要人能夠從失敗中學習功課，就能從頭再來。這樣的觀念，能讓失敗者不至於死無葬身之地，能夠“再生利用”，捲土重來，又讓人與人之間多了一份包容與和諧。就以林肯總統為例，他經歷了多次的生意失敗與競選失敗，但是他卻是美國歷史上最優秀的總統。
中國人也有“大我”的觀念，但近數十年來經過屢次波折，人心已冷。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錢看的因素之一。另外，東方文化雖然也強調做人的大道理，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善惡之心，是非之心”。但我個人觀察，其出發點已經淪落到以個人和家族的利益為優先。中國人講究的是“光宗耀祖”，也就是說，一切道德與是非的規範是建立在關係的遠近上。
反之，西方雖然奉行個人主義，但也尊重他人權益，強調“要愛人如己”。這種價值觀也影響了人的幸福感，即使遇見危機或困難，人仍然可以藉著信仰得著平安。不管是果真如此還是一種心理作用，對當事人而言是真實的，因此他們安全的需求也就得到更大的滿足，能把注意力不放在抗爭、埋怨上，而放在解決問題上。
溯本求源，這不只是一個受教育與否的問題，也不只是一個制度、法律的問題，更不是一個“主義”的問題。價值觀背後的動力，才是關鍵。只有擁有以愛心為出發點的價值觀，才能找到真正的滿足。這種動力來自“傻氣的執著”，來自對人類“打不倒的樂觀”，來自“不灰心的愛心”；來自“一顆新的心”和“新的生命”，這生命帶來了人生中的質變，而不只是量變。
一個民族的文化，如同一個公司的文化一樣，能夠對這個團體的將來有最決定性的影響。我可以斷言，在國家與國家長期的競爭中，最後脫穎而出的一定是一個擁有最優秀、最高尚文化的國家。反之，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沒落，通常是從她的文化沒落開始，即使美國也不例外。
%E7%9A%84%E5%B8%B8%E4%BD%8F%E4%BA%BA%E5%8F%A3.files/pcsj_8717_image001.gif){kind=small}
%E7%9A%84%E6%88%B7%E7%B1%8D%E4%BA%BA%E5%8F%A3%E5%92%8C%E6%B5%81%E5%8A%A8%E4%BA%BA%E5%8F%A3.files/pcsj_23531_image001.gif){kind=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