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教会的形成
2015-11-25 苪拉结 林桥堂国语主日崇拜
温州教会的形成
芮拉结*
邱业祥 译 潘玉仪 校
许多学者为了探究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已经考察了温州教会的发展历史，但其起源尚无人追究。本文即意在探究温州教会历史起源，关注第一代传教士 (1866—1911)的事工，以及温州基督徒如何努力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繁盛的本土教会。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基督教，及其跨文化交往和本土教会发展等主题大有裨益。
This article is aninvestigation into thehistory of the Wenzhou church， focusing on thework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1866 - 1911)，in this pivotalandtumultuous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missionaries，George and GraceStott(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W. E. and Lucy Soothill (Methodist Free ChurchMission，focused their effortsonmentoring relationships that fostered spiritual maturity amongst thechurchmembers. As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shifted around them，the missionariesandchurch members endeavored to adapt their outreach approach to their neighbors’ changing needs.Theletters of these missionaries show how they used strategic socialandeducational endeavors to help build a church that could becomeself-supporting，self-propagating，andself-governing.
几天前我登上了我们附近一座山丘的顶峰，在那里整座城市 和平原尽收眼底。俯视这座充塞着数以万计之灵魂的城市，我黯然神伤。我意识到，其中仅仅有两个灵魂认信创造他们的上帝。
——曹雅植1869年5月6日寄往伦敦的信件[1]
在温州之类的地区，基督教非常兴盛，这里积极福音派信徒的比例高于西欧任何一个地方。
——OMF国际中心中国研究主任
托尼•拉波特(Tony Lambert)[2]
普林斯(FrankWilson Price)完成于1948年的《中国城市教会》是新中国成立前研究中国教会的最后几部著作之一。在这部广博的著作中，普林斯盛赞温州在中国拥有最多最好的城市教会。[3]OMF(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海外基督使团）国际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前外交官托尼•拉波特同样描述了温州遍地开花的教堂，他认为温州“积极的福音派信徒比例高于西欧任何一个地方”。[4]尽管这些教会如此强盛且影响广泛，但令人惊讶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很少有著作论及这些教会。艾克曼(Aikman)的著作是英语世界中通俗读物和学术领域中惟一一部用一章篇幅写温州教会的著作。[5]同样让人惊讶的是，几乎无人提及那些将基督信息首次介绍给温州民众的传教士们。而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接受这些信息的温州信众们。
本文将考察温州第一代传教士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帮助我们理解温州民众如何接受、适应基督信息，以及传教士如何促进这一进程。本文以这些在鸦片战争至清朝覆灭期间身居浙江温州的新教传教士群体的作品为根据，[6]对温州教会如何从一个包括外国传教士在内的弱小皈信者团体发展为一个本土性教会进行了描述。结语部分将会简述1911年至今温州教会的状况，并考察这些传教士种下的种子如何生根发芽并成长为今天蓬勃兴盛的温州教会。曹雅植(George Stott，1835—1889)、格蕾丝•司徒特 (Grace Stott, ?—1922)、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露丝•苏丝尔(Lucy Soothill，1858—1931)是在温州生活、工作的最早的传教士领袖。他们的通信、杂志、自传等都可资作为本研究的依据。后文的分析不但重建了一个兴味盎然的故事，而且阐明了从晚清到共和国早期的新教传教士工作状况、社会和教育改革、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等问题。
温州第一代传教士曹雅植是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与妻子共同工作。[7]他于1866年来到中国，并在此居留达22年之久(1866—1888)。格蕾丝在丈夫入华两年后抵达温州，参与温州教会事务近38年(1870—1908)。曹雅植是受中国内地会差派的第一批传教士中的一员。在温州时，夫妇二人创办小学，开办传道人培训课程，组织小型宗教聚会。苏慧廉夫妇是受偕我会 (MFCM)派遣入华的英国传教士，他们在温州工作了29年(1882—1911，全职工作至1907年)。在此期间以及稍后担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期间，他写下了几部有关传教士工作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在温州时，他们创办小学、医院、培训学院和数百家传道站以及一家欣欣向荣的城市教会。另外他们的通信各自记录了他们在温州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其文字之多足以成书。
曹雅植夫妇、苏慧廉夫妇创立了日后成为中国最成功教会之一的温州教会。因此，早期温州教会及相关传教士的工作不但其本身即值得研究，而且它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研究案例，强化了中国基督教会之为一个真正民族性教会而非一种不彻底的外来教会的形象。据统计，温州10%—12%的人口是基督徒，这使得这座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成为所有中国城市中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城市。那些享有声誉的商人活跃在世界各地。[8]温州的这些个体企业家们正在协助我们重新考察教会构成的一般模式，以及中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因为他们“积极寻求国家认同，并且在发展的语境下重新商讨宗教和政治的界线……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所推动的地区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巳经大大地去政治化而提升地方性信仰实践了”。[9]人类学家曹南来描述了这些年轻开放的基督徒老板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如何参与宗教活动。他指出，他们将基督教的形象改变为既包含全球资本主义也包含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理想观念的世界性宗教信仰。这些结果部分源于强调将当地文明化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事业。温州教会的几位领袖已经宣称，如果不是第一代传教士奠定的基础，教会不可能在今天发展得如此兴盛。因此，这项研究对于重新评估传教士对本土教会之成长所作的贡献也大有裨益。
一. 温州教会与基督教使命
总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乃是重建这些早期传教士的工作，认清这些工作如何推动温州教会发展为一个强盛的中国教会。除了考察两对夫妇如何进入中国人的圈子，如何生活其间，进入迥异的文化之中，本文还试图考察那些促使温州民众积极反应的主要因素，以及他们如何表现这种反应。温州教会之所以强大，其基础不但在于开放的温州民众，还在于那些第一代传教士的创造力。当开始了解温州民众及其生活情境之后，他们适时调整传教策略。我会提出，曹雅植欲图辨识真诚的信徒、培养灵性的成熟，苏慧廉首倡并力促独立性、本土化的领袖阶层，而且两者都对温州民众的反应、对具有策略性的培训和教育极为用心，这些都促进了一个强大的温州教会的诞生。
有些学者倾向于将西方传教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尽管两对夫妇在诸多方面或可指摘，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真诚地关切温州民众，致力于为教会奠定坚实基础。当苏慧廉首次抵达温州后，他在写给父亲的私人信件中说现在就我所见，我对当地人感到满意……如果上帝愿意，我将渴望在这些民众中贡献我的力量。我巳经开始爱上他们——这些贫穷、堕落的民众。我知道这将带给我很多泪水和焦虑，但是如果我尽力而为，上帝会将之作为推动那个时刻临近的力量之一。”在稍后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传教士的努力工作和真挚情感，以及教会的力量和弹性，如何在批评面前为传教士们辩护，如何证实他们传播给温州的信息。本文会将早期温州教会置于传教历史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中考察，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典型的传教团体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经济关联的鲜明本土教会。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传教士如何找寻真诚的问道者，以培训他们成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今天的温州教会由真诚的信徒们构成，他们欲图通过不断革新的延伸领域和教育项目完全进入他们周遭的文化。当然，这样的教会也响应了这些传教士为早期教会确立的目标。
二. 曹雅植夫妇创办中国内地会站点：温州的传教团体开始找寻真诚的问道者并向其传教
(1866—1888)
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
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以赛亚书》33: 23b[10]
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两个人公开承认知晓创造他们的上帝。
告诉他们上帝，他们立马想起一些偶像。告诉他们你指的是自有永有并独自创造天地及其中每一生物的上帝，他们想到的是传说中的魔鬼。
——曹雅植1869年5月寄往伦敦的信件[11]
当今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教会之一温州教会，是由苏格兰一位独腿人曹雅植及其夫人共同创立的。当代学术著作和基督教通俗文学在写到中国教会时，常常将温州教会作为典型例证，多提及这些教会是面积庞大、力量强大的教会。即使拥有如此声名，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教会的历史
或者帮助建立这些教会的传教士们却极少被人提及。首批抵达温州的传教士曹雅植和苏慧廉，在1867—1908年间致力于建立教会。在此40年间的前28年，他们在此全职工作。曹雅植创立并培育了教会，他坚信其成员的灵性成熟乃是教会最重要的价值，并因而有意识地通过系统的培养和教育来培育这种成熟性。他们不惧怕苦等果实，经常记录下收获，这些收获不但来自于播种，而且来自于耐心等待果实成熟之时的采摘。
本部分将会考察曹雅植在温州的前21年时光，并考察首批温州基督徒如何形成和发展。我们将会看到这批领袖们在他们所遭遇的地理的、政治的环境中，在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19世纪传教运动之背景下的工作，凸显出他们在新教传教事业和中西交流的这个关键时期里，如何成为这项更大传教运动的范例。在他们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曹雅植夫妇在那些一直重视信徒灵性成熟的人中，是非常突出的。曹雅植夫人在她最后的一份年度报告中自己总结说几乎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巳大有进展，比能看到的受洗信徒的数目还要多。”[12]
1. 温州的环境及其如何影响曹雅植夫妇被当地人接受：曹雅植的温州之行（1865—1867)
1865年中国内地会诞生。是年差派两名传教士入华，曹雅植即是其中之一。他勇敢地乘船前往中国，即将面对的是这里的异质文化和异质宗教，而他并无丝毫准备，也无相应的语言训练。通过目前所知的曹雅植夫妇的出身情况我们能够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他们对温州民众采取的传教方式;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对他们最初的神学训练和教派背景知之甚少。[13]中国内地会的出版物和档案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其所属教派的信息，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内地会规定其成员不能归属任何教派。英格兰的中国内地会在阶层和神学思想方面几乎是同质的，尤其在其早期。因此中国内地会伦敦委员会的构成情况，可以为考察内地会的各个分支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我们仍然只能猜测曹雅植夫妇的具体背景。曹雅植夫妇倾向于积极地传播福音而不在意默想写作，因而并没有将他们的传教原则付诸笔端。不过他们毕竟留下了许多信件和记录，我们可以借此重建其传教思想。曹雅植，这位阿伯丁的农民，因肺结核失去一条腿之后成为一名教师。经由一位与戴德生（Hudson Taylor)相熟络的朋友乔治•克伦比 (George Crombie)的介绍，他初次了解了入华传教的使命，并很快成为一名传教士。据我们所知，戴德生代表了曹雅植所面对的传教士模式。曹雅植很快打算成为一名传教士，这验证了《以赛亚书》的应许，这个应许后来与之息息相关:“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
在中国内地会的整个历史中，其政策是在每个尚无新教传教士活动的城市中生根发芽。因而曹雅植在接受了基本的语言训练之后，即渴望前往一个根本没有其他传教士传教活动的大城市。自19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传教士们在浙江的许多城市便开始了寻访，评估其在传教方面的相对优势，努力估计当地民众是否友好或开放。曹雅植与宁波的福音宣道者朱兴军、编篮匠冯能贵一道来到浙江南部，并于1867年11月抵达浙江省最南端的辖区温州。在曹雅植来到温州的第一年，据英国蓝皮书测定，温州城区人口近10万，算入郊区人口则有30万，整个温州地区人口 350万。而曹雅植的活动区域大致是南北70里，东西40里。
1870年，曹雅植前往上海，见他的未婚妻格蕾丝•斯基(Grace Ciggie)。自东印度码头第一次相遇后，两人巳经4年半未见。格蕾丝是格拉斯哥的街头传福音者，归信基督教4年后的1865年春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按照计划与拉莫缪尔(Lammermuir)那群人一同借由海路前往，因而在前往中国之前，她在格拉斯哥的食盐市场与“名声不佳的妇女们”共同工作了 3年。这段经历对她后来在中国的工作影响巨大，养成了她与后来的丈夫共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并在她心中种下了对灵性果实和灵性成熟的爱慕，这后来成为他们工作的一大特色。她将在格拉斯哥的时光视作前往中国的前期准备，因为她学会了去认识和爱那些曾经厌恶她的罪人的心灵。由于她在格拉斯哥这个贫穷而危险的地方生活、工作了几年，所以前往一个非常遥远的异教国家所引起的震动大大减轻，并促使她对那些与自己迥异的人们产生更为纯粹的爱。1869年12月4日乘船前往中国时，她巳经得到戴德生的允许，与曹雅植订婚。航船在3月12日抵达上海。仅仅一个月之后，她就与曹雅植结为连理。
2. 曹雅植的传教方法论：面对敌意,奠定基础,牧养归信者(1867—1887)
定居温州之后，曹雅植的第一项主要工作是创立一间儿童学校。在传教士熟练掌握了官话和当地方言之后，他们常常与巡回传教士们一起工作，并开始实行小型的教育或医疗计划。许多传教士在巡回传教和教育之间感受到张力，他们将前者视为传播福音、软化抵制的方法，将后者视为培养本土传教士的手段。戴德生将巡回传教看为最符合《圣经》的传福音方式，以及为归信者和建造教堂预备道路的方式。[14]曹雅植勉力兼顾两者，直到本土的宣道者和牧师能够替代他。曹雅植的诸多早期信件记述了他前往温州农村巡回传教的历程。不过他并没有定期前往村镇传教，因此他的教育活动可以为考察他的传教方式和传教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根据。
对于曹雅植来说，缺乏信任是开始时的一大问题。甚至找到一处出租屋，找到一处可以居住并授课的房子，即曹雅植开办学校的第一步，都存在困难。在一家小旅馆居住三个月之后，1868年1月18日他终于找到了一处房子。他立即在住处建立一所学校，并通过提供中餐来吸引学生。尽管自然资源丰富，温州与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仍然非常贫穷，因此免费的中餐立刻吸引到了学生。曹雅植的信件讲述了留住学生的困难和激励学生的必要。一份中文文件记述，曹雅植只能通过每月提供雨靴、雨伞和10个银元来吸引学生。但是考虑到中国内地会的薪金是如此低廉而又不稳定，这个花费非常成问题。中国内地会当然不会为这样的花销买单。账单显示每位孩子每年的花费是20美元。[15]
在中国内地会内部曾经有一场神学论争。传教士及其领袖们在论争中争取传教和门徒训练两者间的竞争性优先权。他们是应该向尽可能多的民众传扬福音，还是应该鼓励个别信徒追求成熟理解以至能够牧养会众？起初曹雅植夫妇试图继续兼顾两者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几年之后格蕾丝调整了这一策略，更多地注重后者。
1873年曹雅植夫妇感到，他们终于开始定居下来，找到了工作节奏。仍在继续兼顾教育和传教的曹雅植开始更加系统地在周边农村进行巡回传教，格蕾丝着手进行逐家探访。由于雇来了一名教师负责教学，曹雅植有了更多时间进行传教。他们希望，经过反复的巡回传教，一些村镇的人终会归信，并最终成立小型教会。温州及其周边村镇都是相对隔离的民区，但仍没有小到成为一个能够自决的单元。家族(以及极少情况下的村镇)足以作为一个自决性的社会单元发挥作用，因此有时归信者通过一种群体性运动聚集起来，保有自主自决机制，从而呈现为一个强盛的本土教会。
对于邻近村民来说，这些归信者是颇具说服力的见证。体百特(Tippett)指出家族社会在共同见证方面对于西方意义重大。”[16]我们随后就会看到，温州的传教士们如何学会与陌生的社会结构打交道，使这些公共网络尽可能大地为扩张和发展信徒服务。
终于，曹雅植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果——男校建立起来了。多年后，学生们在教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曹雅植不断提及这所男校如何激励着他，而且他常常补充说，重要的不是归信者的数量，而是归信者的质量(品格)。当曹雅植打算在邻近的地方开始传教活动时，他派遣了一个13岁的学生跟随着宣教者前往。这个孩子在后来开始繁盛的基督教团体的创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后来他成为那里的初级宣教者。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他与人的交谈却带动许多人寻求天国。有一天他问道：“尊敬的老伯伯啊，你为什么敬拜这些偶像？[他们不能]帮助你。事实上他们都难以自保。你看，他们有些手指断掉，有些偶像的须发都被老鼠偷去。”经过深入的交谈，这位老人发现这个教义的确珍贵，而且请求这个孩子将这教义也告诉他的妻子。很快老人全家都归信了。
作为教师，曹雅植能够表现出惊人的文化敏感性。他首先教导宣扬基督的重要性，而不是单单批评中国习俗。他说他并不希望拆毁他们周围的老屋，而是“建造漂亮的新房，添置漂亮的家具，然后邀请他们离开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老屋，迁入新居”[17]。尽管在他们的工作中有诸多的挣扎和不尽如人意，但诸如这小孩之类的归信者们完成了曹雅植夫妇的梦想，即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迈向更为远大目标的一步：因为曹雅植夫妇的角色巳经转变为——提供教育，帮助中国的成熟归信者成为领袖和宣道者。
3. 结论
曹雅植夫妇满怀希望而又小心翼翼地培育灵性之成熟，最终得偿所愿。此项工作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向外扩展。中国基督徒正在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员归信，其中一些巳经成为不求酬劳的宣道者。1882年——是年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抵达温州——内地会巳经成长为包含5个基督教团契的团体，其中2个是有组织的教会，4个是温州外部站点，1个则在温州城内。[18]这种成长促生了更大的中国教会。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将浙江教会描绘为中国教会成长的育儿所，“以繁多的会众”向中国教会提供了“宣道者、《圣经》读者、学校教师等”。[19]1882年，所有增加的会众数目是19个(如果算入后来被清除出教会的成员的话），从而共有82名教会成员，其中56名男性，26名女性，而之前是63名。自传教之始，总共有115人曾经接受差派去宣教。是年内地会还建立了两所容纳13名女生、4名男生的寄宿制学校，以及一个包含“4位宣道者、2位礼拜堂执事、1位教师和1位《圣经》女教师”的中国人同工。[20]曹雅植自豪地写到，即使在这种传教的早期，这些归信者仍是部分自养的。
1887年，曹雅植夫妇离开温州，开始了他们在温州20年间的第二次休假。鉴于曹雅植糟糕的身体状况，这次休假极为必要。温州的工作在最后 5年稳步发展，即使在夫妇二人暂时离开了这一所兴盛的学校、三座教堂及近300名信徒之后也是如此。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离开的是一个以《圣经》为基础、深深明白灵性成熟对丰硕的基督教生活之必要性的信徒团体。曹雅植去世后，他的第一批学生在一份中国基督教报纸上写下了悼词。学生将曹雅植的传教方式描述为“在所有紧要的事情之中，他围绕首要方面教导所有事情，之后践行之……他足以被称为温州教会的柱石”。[21]
三. 建立后的温州教会：
曹雅植注重门徒 训练之传教方法的发展(1889—1895)
正是对我们的基督徒进行系统的教导，才产生最好的结果。
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基督徒，之后他们可以比我们更好地教导那些异教徒……我认为这一站点中做得最好的工作是由以前的学生们完成的。他们向那些异教徒逐渐输入福音的真理和义务。
——格蕾丝1894年1月寄往伦敦的信件[22]
1889年11月，丈夫去世后一个月，格蕾丝离开英格兰前往中国温州。曹雅植夫妇首次抵达温州城与人分享他们的基督信息是在19世纪60年代。受中国内地会差派，他们致力于在温州的渔夫、农民和商人那里寻找真诚的寻道者。1887年曹雅植夫妇返回英格兰休假，留居欧洲直至1889年曹雅植去世。之后格蕾丝重返那些他们曾经辛勤耕耘而创办起来的小学校和小教会。尽管中国内地会由于妇女领袖地位问题而发生分裂，她依然选择重新担任领袖职位。她最早的学生之一记录下了这项决定:“曹雅植夫人返回了温州，想起了这些羊群缺少了牧羊人。她再也不会离开和抛弃这些门徒。”[23]在温州的头20年间，曹雅植夫妇注重找寻归信者，激励他们走向灵性成熟(1866—1887)。至1889年，鉴于形成了诸多小型的基督教群体，格蕾丝认为，传教活动应该从以福音传播为中心转向以门徒训练为中心，促使这些中国基督徒能够成为最初的福音传播者。返回温州之后，格蕾丝遵循这条路线，执行更系统的计划，更具策略性地为温州教会培养和训练潜在的领袖。
本部分将会讲述自1889年格蕾丝重返温州直至1895年她从温州的全职传教工作中退休这段时期温州传教事业的发展。在此时期，中国内地会和偕我会开始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开展合作。因此这部分将会努力阐明传教事业和教会发展更为广阔的主题，尤其通过教育活动和本土教会领袖的门徒训练工作来阐明。
1. 格蕾丝通过重估教育活动和特殊培训，来激励本土神职人员（1889—1895)
一个外来传教团体变为一个中国教会：中国内地会转变其工作重心。温州曾经的归信者聚集处现在巳经成为一家有组织的教会。怀着挑选教会领袖的目标认真培训中国基督徒和真诚寻道者，留意受洗候选人之生命转化的种种迹象，中国内地会有选择性地与偕我会合作，这些都是此时推动教会成长的基本因素。随着时光流逝，格蕾丝越来越意识到策略性地实行教育计划的益处，尤其是培训中国基督徒领袖这一点。在反思温州传教的成功之时，格蕾丝写道现今的成果尤其归功于早期的培训。在上帝赐予我们为数不多的归信者之后不久，曹雅植先生就意识到使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扎根的重要性。他经常对我说，‘只有能够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基督徒浸润在圣言之中，我才算是没有白活。’而我们那些最优秀的——最诚挚、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都接受过他的培训。”[24]19世纪90年代，温州教会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可用的成熟同工，使得内地会传教士们要大幅调整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教会领袖。产生最大反响的转变，是开始制定对当地宣道者培训的时间表，包括每月一次的会议以及一年一个月的培训。原本有一个宣道者志愿团，但在曹雅植夫妇休假离开几年中解散了。格蕾丝决定集中精力从中遴选一批信守承诺的人员，而且从当地会众中挑选其他志愿者，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这些自养的宣道者都来自于周边乡村，他们承诺在进行耕种、打渔或经商之外，将自己的周日（当时中国人一周工作七天)全部奉献给为主工作。规定不付酬劳这一点让这些宣道者很难接受，但是格蕾丝坚持认为，这可以确保他们的动机纯正，能够将那些对社会地位提升感兴趣的人员剔除出去。格蕾丝认真考虑了哪些培训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具灵性和实践性的帮助，最终决定教授《圣经》课程、宣道实践和提高文化修养。
(3)教会生活。1893年，温州教会雇佣了第一位《圣经》女教师，她每天徒步穿行15里，在温州各个乡村活动，常常在室内或在户外教授《圣经》。在熟悉了温州的家族社会之后，格蕾丝意识到妇女们不可能接受任何正式的培训。她辟出专门时间定期寻访那些她认定是有思想的、真诚的寻道者的妇女们。她相信这些妇女将会与她们的邻居们分享福音。刘女士首次听闻福音，就是她附近一位归信的年轻妇女与她共同分享对基督之爱的经验。她“忙完白天的活计，夜晚偷偷出门，来到朋友们家中，在那里她们平静地谈话，询问问题，学习祷告。一连几月都是如此。而当她对此越来越感兴趣之时，她渴望更多的灵性牧养”[25]。她的兴趣导致了家人的迫害。但是当他们看到她对于恶劣对待表现出善良和耐心时，他们认定这个宗教对人有积极的影响，因而允许她做她想做的事情。这个故事说明了培训中国基督徒以使他们能够向邻人传福音的传教计划确有效果。格蕾丝这样描述刘女士的宣道她的话语带着坚定的信仰，因而即使是那些粗鲁的农夫们也不能不安静而尊敬地倾听她。而她慈爱的同情打开了人们的心灵……我们将她看作上帝赐予我们教会的礼物。”[26]
尽管格蕾丝重视教育，但她对接受培训的信徒和没有接受培训的信徒为温州教会作出的努力感到同样高兴。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帮助几个归信者从社会底层提升了社会地位。尽管这主要借由教育达成，但也有其他因素的推动，例如选择生活方式、改变工作习惯。李傲明，一个吸食鸦片的银匠，是“一个如此不可救药的邪恶者，以至于他的母亲也不愿认他”。[27]内地会开办了一家小型的鸦片戒毒所。他们帮助他脱离了毒瘾和贫困，学习了基督信仰。格蕾丝证明了他的归信。她写到，当有人有意向他泼脏水时，她听见他回应说，“如果你在一周之前如此待我，我一定会骂你八辈祖宗;但是我现在巳经听闻了耶稣的爱，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因此我不会再咒骂你。”[28]傲明将上帝对自己的作为告诉了家人和邻居，“他那真挚无畏的表情深深吸引了人们”。[29]
傲明的例子同样提醒我们完整培训的必要性。正如格蕾丝写下的那样，“他的热情有时候超出了他的知识，我们常常只能取消他的一些工作，但他是大大地被神使用”。1892年傲明在城外30里处租下一处房子。这里很快发展成为一座小教堂，这全部是由他和当地信徒们建造起来的，他也因之成为这座小型自养教堂的牧师。格蕾丝认为，上帝在福佑他的劳作，但是也没有将之理想化。她评价他的教堂说:“这里的人们有时候会讨厌他，因为毕竟他所有讲道中的基督信息是混什了自己的东西……”[30]归信之后，傲明从一个贫困的鸦片吸食者变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自由、开放、友好”。在庆祝格蕾丝来到温州25周年的庆祝会上，傲明送给她一条横幅，表达了感激之心，并记述了曹雅植夫妇在温州多年的辛苦工作。[31]
2.教育努力上的转向
尽管中国内地会开展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会的发展，但是曹雅植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将教育看作是独立于教会建设的工作。因此值得在此单独探讨它。格蕾丝的休假使得她在返回温州之后有了全新的视角。她于1889年末重返温州，重新反思了传教和教会的首要任务。她随之将工作重心放在女孩和男孩的教育上。她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仍然是在中国信徒中激励灵性的成熟，不过如今教会会众的增长使她能够进行重大转向。她能够注重教会资源的使用而不仅仅注重其增长。正如我们巳经在全新的宣道者培训班上看到的那样，着重点的改变为中国内地会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男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欢迎任何愿意入学的男孩子们，而是仅仅接收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孩子们。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转变如何促进传教重心转向门徒训练。
格蕾丝稍后记录了自己决定转变中国内地会在温州的教育重心时的考虑:“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获得灵性果实，那么便浪费了巨大的金钱和时间。取得成果之前，必须付出多年的辛劳。”[32]由于格蕾丝正在调整传教活动，所以在寄宿学校关闭之后她仍继续开办男校，不过她改变了学校的办学目的，致力于满足未来对教会领袖和信徒的需要。她将学生年龄限制在14一19岁，且只准许肯委身于传教的基督徒男孩就读，学习时间为两年。之所以确定这个学习时长，是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充足的指导以能够有效地教导其他人。但是剔除他们在家族里或在打渔、务农和经商等事务上花费的时间，这个时间并不长。格蕾丝认为这仅仅使得他们有能力帮助他人的训练而巳。因此她常常声明，她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工作。她写道:“基督徒男孩们在礼仪和知识方面进步很大。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两年前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时，还只是真诚却无知的孩子们。”[33]学校的教师是曹雅植以前的学生。格蕾丝又一次评论说:“我认为这里最棒的工作是由以前的学生们完成的。”
尽管至1922年去世之前格蕾丝都紧密参与温州教会工作，但是她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是1895年。是年3月，一场特殊的庆祝会举行，以纪念格蕾丝在温州工作25年及其50岁生日。许多中国人致辞，苏慧廉也发表了致辞，总结了曹雅植夫妇多年来对温州教会所作的工作和贡献。25年间，温州教会巳经从曹雅植夫妇的3间民房扩展到60个提供定期礼拜日服务的区域。苏慧廉赞扬了会众数目的增长。曹雅植来到这里时，几乎无人知晓福音，而今全部辖区内巳有3 000名归信者(这个数字是将中国内地会和偕我会的会众都计算在内;不足四分之一的会众居住在城区内）。
四. 总 结
曹雅植在中国工作40年后的1907年，另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爱德华•亨特(EdwardHunt)写到，曹雅植夫妇种下的种子已经获得巨大收获。在此40年间，温州城区内的教会已经增长至近300会众，之后的7年中又增长了900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仅指城区内，前文的数字乃指整个辖区）。
尽管曹雅植夫妇与其他中国内地会成员一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温州教会的自养意愿，但是直到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之后，才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迈出重要一步。在这场惨案中，中国内地会驻温州的众多成员与英国上司发生冲突。1927年他们重新将自己命名为“自治的中国内地会”[34]。1942年中国内地会各个教会鼓动与温州的其他新教教会联合。尽管随后几年间取得进展，但直到1956年才完成联合。三自运动力促联合，清除个别传统。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份统计记录表明，中国内地会教会拥有会众21 665名（他们是1951年温州近100 000名会众中的一部分），温州 817座教堂中的134座都附属于中国内地会。
尽管这些教会的发展可以通过各种数字来追索，并且此方的确有效，不过更为明智的是考虑曹雅植夫妇自己的增长标准：灵性成熟。当我们探究这些早期教会的优势时，我们必须想到那些作为根基的不可胜数的中国基督徒们，如宣道者志愿团，刘女士，温州教会中的《圣经》女教师，曾经吸食鸦片的银匠李傲明，最终成为虔诚归信者的受洗候选人，鼓吹复兴的女学生们，传福音的男孩，等等。奥斯丁说，当一个历史学家试图追究中国内地会的复杂工作时，他会感到迷惑不解，因为给出的仅仅是一些苍白的数字和不切实际的华丽辞藻。不过，他进一步描述了中国内地会的记录中呈现出的传教士的多元声音，它们“比其他任何教会出版物更能展现中国农民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尽管可能被净化过，也仍然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35]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曹雅植夫妇及其传教方式的故事，它也是一个教会从零发展为自我持存的繁盛团体的成长故事。曹雅植夫妇在如此巨大的进展中迈出了第一步。正是由于他们的认真培训和教导，这些教会才不断壮大，得到至关重要的滋养。1894年，格蕾丝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前夕，她在年度报告中作这样的总结:“正是对基督信徒们的系统教导才带来了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教导这些基督徒，之后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好地教导那些未信者。”她在信件结尾提出了一项要求:“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祝福我们工作的各个不同方面，尤其祝福基督徒生命中有更成熟的灵性，在未信的人中间作见证。”[36]
*作者简介：芮拉结(RachelErickson-Rui)，美国人，维真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毕业生，曾在一些院校作讲师，专长东亚历史和世界基督教课程。自从嫁给一位第三代的温州基督徒后，她对温州教会的起源就发生兴趣。本文为其毕业论文的节录。译者邱业祥博士，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潘玉仪，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教务长助理。
[1]见J. Hudson Taylor (Ed.)， Chip’s Christian Millions，London：MorganandScott，1875– 1951，5-1869。
[2]TonyLamberts，China’sChristian Millions，Oxford：Monarch，2006，p. 234.
[3]Frank Wilson，TheRural Church in China. A Survery，New York：Agricultural Mission，1948，p.18.
[4]Tony 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p. 234.
[5]有两部中文著作论及温州教会的发展，它们是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联合圣经公会，1998；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基督教会联盟出版社，2000。
[6]清朝1644—1911年立国，本文聚焦于1866—1911年。
[7]根据中国内地会的记录难以确定曹雅植所属教派，最为合理的推测是浸礼宗。
[8]中文学界仅有几篇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除曹南来的论文之外，最有用的中文论文之一是陈村富、黄天海：“今日中国基督教新模式的出现”，载《浙江大学宗教研究评论》，2004年第2期，第 46页。莫法有和曹南来提供的数字更为详细。
[9]曹南来：“基督徒企业家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家—教会关系的人类学解读”，载《宗教社会学》，2007年第68期，第145页。
[10]在许多信件中，曹雅植都称这句话就是上帝对他在温州工作的许诺。
[11]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5 - 1896。
[12]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2 - 1893 中的一封信件。此语在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Millions，5 - I896及格瑞生的信件与 A·J. 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Vol. 5，Sevenoaks：Hodder &Stoughton，1985，p. 195 中被反复提及。
[13]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2 - 1893 中米多斯先生的一封信件。另参见布鲁姆霍尔(Broomhall)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有关中国内地会历史的著作中对温州教会的赞誉。
[14]1887年5月上海大会记录，第103—104页。这次大会用了很长时间讨论巡回传教问题。
[15]支华欣：《温州基督教》，第422页。
[16]体百特(Tippett)对太平洋群岛的调查可资作为有益的对照；其自传同样有用。
[17]Stott，“Character Matter”，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London：Hodder&Stoughton，p.62；Stott，“Building aBeautiful house”，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54，129；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3 - 1876；Stott，“Native helperspraised”，in Tony Lamberts 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
[18]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馆73号档案。Austin，China’s Millions，p. 235； A. J. Broomhall，Hudson Taylor andChina’sOpen Century，Vol.7，Sevenoaks：Hodder &Stoughton，1989，p. 34。
[19]A.J. Broomhall，HudsonTaylor andChina’s Open Century，Vol. 5，p.376.
[20]参见 Stott，“Anniversaryof theChina Inland Mission，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8-1882，p.86。
[21]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173.
[22]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
[23]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172.
[24]GraceStott，“Saturatethese few Christians”，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5 - 1896.
[25]刘女士的故事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受过教育、出身高贵的女性成为一位《圣经》女教师的范例。她的故事记载在格蕾丝的书信中（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 3 - 1881)。
[26]GraceStott，Twenty-SixYears 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138 - 142.
[27]Ibid.，p.ll4。有关傲明的故事，见 PP. 114-118。
[28]Ibid.，p. 115.
[29]Ibid.，p. 116.
[30]Stott，Twenty-Six Yearsof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p. 116 - 117.
[31]Ibid.，pp. 342 - 344.
[32]GraceStott，“Yearsof labour have toprecede fruit”，in Tony Lambert，China’s ChristianMillions，5 – 1896。教育男生方法见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p. 225。另参见 Tony 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
[33]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 Millions，1 – 1894；TonyLambert，China’sChristianMillions，12 - 1880.
[34]支华欣：《温州基督教》，第4页。
[35]Tony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pp. 26 - 27.
[36]Ibid.，1 - 1894.
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
福音出温州的“三潮” 作者：舍禾
福音出温州的“三潮”
2015-11-14 舍禾 今日宣教
温州教会即将走过150周年（1867－2017）的旅程，她的历史有血有肉，可歌可泣。在20世纪30年代，温州是循道公会的“七大教区”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温州是“三个半省”[1]中的“半个省”；在20世纪90年代，温州城乡各处教堂林立；到了21世纪初期，温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性教会之一。在享受神莫大恩典的同时，温州教会也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将福音带出温州。而福音的“三潮”正是本文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的《改革内参》中曾这样描述温州教会的外拓行动：
“以温州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开放性、扩张性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教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这类教会组织网络正积极向各地扩展。就我的调研来看，这类家庭教会充分挖掘与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家’概念，利用‘亲亲’与‘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迅速传播。”[2]
可见，温州教会的福音运动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一、商人潮
由于温州离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较远，所以，商机有限。改革开放后，精明的温州人看到“流动摊贩”无法形成大气候，于是开始做大事，办企业。1987年9月18日，中央政府给温州批了一个“温州试验区”的名号，温州人的创业正式走上轨道。
这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基督徒企业家和商人。无论是扎根在温州，还是“游荡”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都成了赢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成了“暴发户”。值得欣喜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创业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过主耶稣的“大使命”，就算在拥有了财利、名誉和地位之后，他们仍然热心于福音事业。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务，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笔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乐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时间服事当地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弟兄非常爱主，他愿意撇下很有前途的电器批发工作，让太太在家里接电话，并请人把货物送到客户手中，而自己则成了走南窜北的福音使者。
20世纪80年代也是温州人移民欧洲的高峰期，温州人大量进入巴黎第10、11、19、20区，形成了“温州村”，他们多数来自瑞安丽岙镇，镇上除了老小，几乎全部去了法国。这相当于温州人把一个镇都搬到了法国。在意大利，温州人的餐馆开遍每一个小镇。在荷兰，有2,400多家饭店是温州人开设的。这些飘洋过海的基督徒同时也把信仰带到了所到之处，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定居欧洲的一些年轻姊妹会特意回温州物色郎君，然后带到欧洲结婚，而物色的对象90%以上为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到欧洲成婚后就加入当地教会的服事之中，成为教会的领袖、牧者。
这一轮运动的特征如下：
（1）所建立的教会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规模，甚至都会有一间漂亮的聚会点。
（2）教会成员大多是家人，亲人，老乡，朋友。
（3）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这些商人建立的教会会回到母会聘请一位全职牧者。
（4）教会建立初期都是以温州话为聚会和崇拜时所用的语言，而非温州人就难以融入教会的群体之中。但随著教会的拓展，在当地人加入教会之后，普通话就会取代温州话，教会也就变成一间跨群体的教会。
（5）温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与温州总会有切不断的亲情。温州传道人每年定期去各地教会探访、领会，而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教会领袖（大多是温州人）则每年回温州述职，或是接受装备，以及计划新一年的工作目标。特别是乐清教会，年底或年初的教会“大议会”吸引了分流在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往往都是企业家，他们大都选择自己驾车回温州，因此，在“大议会”现场，各类国际名车云集，场面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6）海外的温州教会被戏称为“温州搬”，意即这些教会完全把温州的模式搬到了海外。比如:用温州话讲道，这很像在美国的粤语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实行“派单制度”，即一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牧者，而由多位传道人在多个教会之间流动讲道，一切服从总会的分派。
二、学生潮
高收入带来价值观的改变。曾经白手起家的商人大多是农民，等他们积累了财富之后，便将希望转向下一代身上，于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学生潮”应时而生。
“学生潮”是一场铺金运动，近则要从温州“铺钱”到杭州、宁波、上海，远则要从温州“铺钱”到北京，甚至国外。这些天之骄子带著“地父命”，同时也带著“天父命”，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归主运动”在全国展开。最早开展大学生事工的有乐清教会、温州市区教会、瑞安教会等，随后，各大片都相继建立大学生事工。下面以温州市区教会为例：
2001年7月，温州城郊教会开始了外出学生的团契工作。
2003年，温州市教会开展了大学生事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建立30多个大学生团契。团契的主要事工以群体为划分，共分为新生、在校生，以及毕业生事工。
新生事工包括：举行新生欢迎会，收集新生信息，把新生落实在团契中，举行新生家长祷告会，帮助和辅导新生填写志愿等。
在校生事工包括：开展培训、布道会、个人布道培训，形式有冬令营和夏令营、每年一次的核心同工退修会等。其中，还特别开展了“推喇奴事工”，其主要目标是训练大学生成为校园中的基督精兵。“推喇奴”的学制为三年，内容包括圣经学习、事工训练及灵修学课程。所有课程均利用寒暑假集中举行。此外，大学生事工举行每月第四个周二的家长祷告会。大学团契的日常崇拜讲道则与温州当地教会一样实行派工制。
毕业生事工包括：毕业生迎接会，并将毕业生落实到母会或当地教会。针对毕业生还开展了“拿细耳计划”的神学训练，学制为二到三年，以帮助学子继续回到校园服事，在接受训练期间，大学生事工组将提供基本生活费用。[3]
2008年6月13-15日，温州市教会校园事工组举行了“耕耘青春 传承使命——校园事工研讨会”，会议旨在更好地发展大学生福音与培训事工。
2010年8月15-21日，温州市教会校园团契事工部举办了“念恩情•宣道心——第一届中国（温州）青年宣道大会”。
这一轮运动（大学生事工）的特征如下：
（1）学生团契成员大多是温州人。在杭州，笔者曾经去几个团契讲道，其成员有90％以上是温州地区来的学生。这些团契之后都会向其他地方来的学生开放。
（2）对福音有强烈的热情，不少人成为团契的领袖。
（3）温州母会是这些新生团契的靠山和供应者，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接受母会的部份传统观念。为此，温州各处教会纷纷成立“大学生组”，目的是负责帮助在外的大学生，包括每月定期差派讲道人，且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4）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建立“毕业生团契”，或回温州加入事奉行列之中。
（5）最近几年，不少团契转型成为教会，并从温州聘请牧者来带领教会。
三、差传潮
如果说前两种方式具有“家”的性质的话，那么，差传潮就具有“天下一家”的性质。这种潮流首先体现在神学教育的外差工作中，然后体现在宣教事业上。
温州教会有系统性、有规模性的神学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2000年趋于成熟。温州各片教会常年差派优秀传道人到全国各地带领传道人训练、家庭教会神学院授课等，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培养人才、导师是该阶段重要的目标。以安徽省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安徽教会基本上有河南教会来牧养和带领，之后，随著河南教会的衰落，温州教会接替了河南教会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安徽各处教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几乎复制了温州的模式，无论是派单制度、儿童主日学制度、神学院制度、同工训练制度等都与温州教会相同，甚至连温州的“讲道学”在那里也相当风靡。这种状况也正体现温州教会“天下一家”的关系神学观点。
随著温州教会的不断成长，宣教事业被纳入了日常的安排之中，各片教会在原有的部门上增加了“宣教部”，或“宣教组”，或设立“宣教中心”。尽管到目前为止温州教会并没有差派多少宣教士，但它已经踏出了跨文化的宣教之旅，从面向少数民数到阿拉伯世界，温州宣教士的身影已经在广袤的福音禾场上流动。笔者相信，差传潮在21世纪将成为温州教会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天下一家”的使命感对于有强烈“家”的观念的温州人来说是可以被认同的，也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2003年，在温州区会年终大议会上，一位同工分享了一个异象：一个华人肩上的扁担挑着担子，前头十三亿，后头十三亿。两个十三亿分别代表穆斯林的人口和中国未信主的人口。会议决定温州区会各县市要积极投入福音的工作之中。[4]
2006年11月15-17日，“中国温州·福音论坛”在温州举行，会议旨在唤起教会对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能将神给我们的异象与责任落实在时代和处境之中，凝聚共识，共同发展21世纪的福音宣教事工，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
2007年3月29-30日，温州地区性教会举办了“福音入华二百周年与温州教会的使命”的大会，《生命季刊》社长兼主编王峙军牧师主讲“十字架与宣教”的主题信息。主办方邀请温州市会、区会、华信联会的200多位主要同工出席会议，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会分裂后首次主要领袖的聚首，这在温州教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温州教会通过“商人潮”、“学生潮”和“差传潮”把福音带出温州，带进温州人所到之地，这“三潮”既具有温州特色，同时也具有普世性。
作者简介:(舍禾，从事牧会和文字事工。)
（本文摘自《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页573-578。承蒙宇宙光允准转载使用。）
[1] 三个半省指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和温州市。
[2] 潘建雷著：《从家庭教会的兴起看心灵危机》，刊于《改革内参》，第17期，2011年。
[3] 以上关于温州市教会大学生事工内容根据金马可传道采访汤大卫牧师的采访稿。
[4]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206。
2015-11-14 舍禾 今日宣教
温州教会即将走过150周年（1867－2017）的旅程，她的历史有血有肉，可歌可泣。在20世纪30年代，温州是循道公会的“七大教区”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温州是“三个半省”[1]中的“半个省”；在20世纪90年代，温州城乡各处教堂林立；到了21世纪初期，温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性教会之一。在享受神莫大恩典的同时，温州教会也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将福音带出温州。而福音的“三潮”正是本文要介绍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的《改革内参》中曾这样描述温州教会的外拓行动：
“以温州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开放性、扩张性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教会发展的重要现象。这类教会组织网络正积极向各地扩展。就我的调研来看，这类家庭教会充分挖掘与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家’概念，利用‘亲亲’与‘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迅速传播。”[2]
可见，温州教会的福音运动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一、商人潮
由于温州离杭州、上海等中心城市较远，所以，商机有限。改革开放后，精明的温州人看到“流动摊贩”无法形成大气候，于是开始做大事，办企业。1987年9月18日，中央政府给温州批了一个“温州试验区”的名号，温州人的创业正式走上轨道。
这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基督徒企业家和商人。无论是扎根在温州，还是“游荡”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都成了赢家，积累了不少的财富，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成了“暴发户”。值得欣喜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创业的过程中从没有忘记过主耶稣的“大使命”，就算在拥有了财利、名誉和地位之后，他们仍然热心于福音事业。更甚者，有商人放下了商务，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笔者在西安就遇到了一位来自乐清的商人，他也是一位全时间服事当地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弟兄非常爱主，他愿意撇下很有前途的电器批发工作，让太太在家里接电话，并请人把货物送到客户手中，而自己则成了走南窜北的福音使者。
20世纪80年代也是温州人移民欧洲的高峰期，温州人大量进入巴黎第10、11、19、20区，形成了“温州村”，他们多数来自瑞安丽岙镇，镇上除了老小，几乎全部去了法国。这相当于温州人把一个镇都搬到了法国。在意大利，温州人的餐馆开遍每一个小镇。在荷兰，有2,400多家饭店是温州人开设的。这些飘洋过海的基督徒同时也把信仰带到了所到之处，非常有趣的是，已经定居欧洲的一些年轻姊妹会特意回温州物色郎君，然后带到欧洲结婚，而物色的对象90%以上为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到欧洲成婚后就加入当地教会的服事之中，成为教会的领袖、牧者。
这一轮运动的特征如下：
（1）所建立的教会大部分都有一定的规模，甚至都会有一间漂亮的聚会点。
（2）教会成员大多是家人，亲人，老乡，朋友。
（3）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这些商人建立的教会会回到母会聘请一位全职牧者。
（4）教会建立初期都是以温州话为聚会和崇拜时所用的语言，而非温州人就难以融入教会的群体之中。但随著教会的拓展，在当地人加入教会之后，普通话就会取代温州话，教会也就变成一间跨群体的教会。
（5）温州人在各地建立的教会与温州总会有切不断的亲情。温州传道人每年定期去各地教会探访、领会，而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教会领袖（大多是温州人）则每年回温州述职，或是接受装备，以及计划新一年的工作目标。特别是乐清教会，年底或年初的教会“大议会”吸引了分流在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往往都是企业家，他们大都选择自己驾车回温州，因此，在“大议会”现场，各类国际名车云集，场面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6）海外的温州教会被戏称为“温州搬”，意即这些教会完全把温州的模式搬到了海外。比如:用温州话讲道，这很像在美国的粤语教会。还有，很多教会实行“派单制度”，即一个教会没有固定的牧者，而由多位传道人在多个教会之间流动讲道，一切服从总会的分派。
二、学生潮
高收入带来价值观的改变。曾经白手起家的商人大多是农民，等他们积累了财富之后，便将希望转向下一代身上，于是，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学生潮”应时而生。
“学生潮”是一场铺金运动，近则要从温州“铺钱”到杭州、宁波、上海，远则要从温州“铺钱”到北京，甚至国外。这些天之骄子带著“地父命”，同时也带著“天父命”，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归主运动”在全国展开。最早开展大学生事工的有乐清教会、温州市区教会、瑞安教会等，随后，各大片都相继建立大学生事工。下面以温州市区教会为例：
2001年7月，温州城郊教会开始了外出学生的团契工作。
2003年，温州市教会开展了大学生事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建立30多个大学生团契。团契的主要事工以群体为划分，共分为新生、在校生，以及毕业生事工。
新生事工包括：举行新生欢迎会，收集新生信息，把新生落实在团契中，举行新生家长祷告会，帮助和辅导新生填写志愿等。
在校生事工包括：开展培训、布道会、个人布道培训，形式有冬令营和夏令营、每年一次的核心同工退修会等。其中，还特别开展了“推喇奴事工”，其主要目标是训练大学生成为校园中的基督精兵。“推喇奴”的学制为三年，内容包括圣经学习、事工训练及灵修学课程。所有课程均利用寒暑假集中举行。此外，大学生事工举行每月第四个周二的家长祷告会。大学团契的日常崇拜讲道则与温州当地教会一样实行派工制。
毕业生事工包括：毕业生迎接会，并将毕业生落实到母会或当地教会。针对毕业生还开展了“拿细耳计划”的神学训练，学制为二到三年，以帮助学子继续回到校园服事，在接受训练期间，大学生事工组将提供基本生活费用。[3]
2008年6月13-15日，温州市教会校园事工组举行了“耕耘青春 传承使命——校园事工研讨会”，会议旨在更好地发展大学生福音与培训事工。
2010年8月15-21日，温州市教会校园团契事工部举办了“念恩情•宣道心——第一届中国（温州）青年宣道大会”。
这一轮运动（大学生事工）的特征如下：
（1）学生团契成员大多是温州人。在杭州，笔者曾经去几个团契讲道，其成员有90％以上是温州地区来的学生。这些团契之后都会向其他地方来的学生开放。
（2）对福音有强烈的热情，不少人成为团契的领袖。
（3）温州母会是这些新生团契的靠山和供应者，尽管他们不能完全接受母会的部份传统观念。为此，温州各处教会纷纷成立“大学生组”，目的是负责帮助在外的大学生，包括每月定期差派讲道人，且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4）学生毕业后，或继续建立“毕业生团契”，或回温州加入事奉行列之中。
（5）最近几年，不少团契转型成为教会，并从温州聘请牧者来带领教会。
三、差传潮
如果说前两种方式具有“家”的性质的话，那么，差传潮就具有“天下一家”的性质。这种潮流首先体现在神学教育的外差工作中，然后体现在宣教事业上。
温州教会有系统性、有规模性的神学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2000年趋于成熟。温州各片教会常年差派优秀传道人到全国各地带领传道人训练、家庭教会神学院授课等，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培养人才、导师是该阶段重要的目标。以安徽省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安徽教会基本上有河南教会来牧养和带领，之后，随著河南教会的衰落，温州教会接替了河南教会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安徽各处教会的行政管理模式几乎复制了温州的模式，无论是派单制度、儿童主日学制度、神学院制度、同工训练制度等都与温州教会相同，甚至连温州的“讲道学”在那里也相当风靡。这种状况也正体现温州教会“天下一家”的关系神学观点。
随著温州教会的不断成长，宣教事业被纳入了日常的安排之中，各片教会在原有的部门上增加了“宣教部”，或“宣教组”，或设立“宣教中心”。尽管到目前为止温州教会并没有差派多少宣教士，但它已经踏出了跨文化的宣教之旅，从面向少数民数到阿拉伯世界，温州宣教士的身影已经在广袤的福音禾场上流动。笔者相信，差传潮在21世纪将成为温州教会重要的发展趋势，这种“天下一家”的使命感对于有强烈“家”的观念的温州人来说是可以被认同的，也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2003年，在温州区会年终大议会上，一位同工分享了一个异象：一个华人肩上的扁担挑着担子，前头十三亿，后头十三亿。两个十三亿分别代表穆斯林的人口和中国未信主的人口。会议决定温州区会各县市要积极投入福音的工作之中。[4]
2006年11月15-17日，“中国温州·福音论坛”在温州举行，会议旨在唤起教会对宣教的迫切感和使命感，能将神给我们的异象与责任落实在时代和处境之中，凝聚共识，共同发展21世纪的福音宣教事工，为基督赢得更多的灵魂。
2007年3月29-30日，温州地区性教会举办了“福音入华二百周年与温州教会的使命”的大会，《生命季刊》社长兼主编王峙军牧师主讲“十字架与宣教”的主题信息。主办方邀请温州市会、区会、华信联会的200多位主要同工出席会议，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教会分裂后首次主要领袖的聚首，这在温州教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温州教会通过“商人潮”、“学生潮”和“差传潮”把福音带出温州，带进温州人所到之地，这“三潮”既具有温州特色，同时也具有普世性。
作者简介:(舍禾，从事牧会和文字事工。)
（本文摘自《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页573-578。承蒙宇宙光允准转载使用。）
[1] 三个半省指安徽省、河南省、山东省和温州市。
[2] 潘建雷著：《从家庭教会的兴起看心灵危机》，刊于《改革内参》，第17期，2011年。
[3] 以上关于温州市教会大学生事工内容根据金马可传道采访汤大卫牧师的采访稿。
[4]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206。
温州状元基督教历史发展纪实 作者：尤国贤
状元基督教历史发展纪实
作者：尤国贤
状元基督教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国外传教士来布道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状元下市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创立于1906年。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教会日渐复兴，信徒与日俱增，并且从开始外来发展教会，成为自治自养自传，坚持“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发扬爱国爱教，广传福音。
一、教会历史
据史料载，早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六世纪由西方多数国家提议并得到国际权威赞同，将耶稣降生之年定为公元，作为国际通用纪年，为纪事和年岁记载提供统一与方便。基督教曾在唐朝、元朝从国外传入中国，但由于王朝变换而失传。16世纪，马丁路德在西欧进行改革，将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称为“新教”。
在温州，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国外传教士曹雅直率先来温州传教，并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建立温州第一所基督教堂（即温州花园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城西嘉会里购房建教堂，创立温州城西基督教会（时称“偕我会”），李华庆牧师于1881年在温州病逝。随后，国外（英国）多位传教士带家眷捐钱财到温州传道建立教会，从国外捐钱建造教堂，办医院、学堂。在温州各县相继建立教会。在此，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以温州花园巷教会为总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即“偕我会”）以温州城西教会为总会；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温州“永光堂”为总会。1958年，教会实行大联合，温州市包括市郊各县，以区域联合聚会，市区都在城西堂，以此教会合一，信徒济济一堂。
在状元，首先从三所教堂看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状元下市堂：位于状元街道下市路59号，教堂占地约250平方，其中圣堂117平方，地址四至：东面庙宇和渔业大队，南面为民房，西面教堂附属宿舍、厨房（外边是弄道），北面是下市路（路外为瓯江江岸，今建江滨路）。教堂西边的五间宿舍栈房早已拆掉，只有圣堂的屋子仍是上百年留下的老建筑，门台砖墙均是古罗马教堂式的青砖白水粉钩缝，如今陈旧剥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用于渔业大队和办工厂。
据回忆该教堂内上方高悬一爿“真道觉明”的匾额，东西两侧开玻璃窗，中间撑着两根木质圆柱，柱上一面写着对联并加髹漆。堂内靠凳坐位可坐200人左右。1951年登记资料显示，状元下市教会建于1906年，由英国孙光德牧师来传道创建的，教会负责人蔡庆庚（长老），买地0.95亩作为建造教堂地基，教堂建造资金都是国外捐助。当时下市教会信徒近百人即男48人、女34人。据93岁高龄老信徒蔡恩魁回忆，他原住南西垟东垟地方，3岁时遭遇洪水迁居状元，全家一直就在该堂聚会，下市堂具有百年历史。蔡庆庚长老便是他的父亲。
下市堂隶属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历任坐堂有孙、胡、葛教士，裘岩南、盛先生、邹松来等，教会负责人除蔡庆庚外，还有邵明一、黄明恩等。
二、状元老街堂：位于状元老街弯角。4间（约为80平方米），其中圣堂3间平房，厨房、宿舍一间二层并供坐堂先生住宿。教堂大门临街朝东，堂内分男女两排坐凳，中间撑着木柱，右边墙壁上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分辨善恶果子的漫画，讲经台两边挂有“禁止喧哗”的牌子。堂内可坐100人左右，聚会开始撞铜钟，接着按名册点名，点到名字的人都应声“到”。讲台桌上放置有手柄的铜铃，用于在讲道中的“警示”，如果发现有人发声影响会场安静，马上打铃“忠告”。历任坐堂先生有庄道兴、潘安民，孙省三、林先生、李兆华、傅其昌等，教会负责人陈醒初（长老）。
据陈国贤先生回忆，该老堂约于1935年前是从民房买来改建的，称耶稣教自立会，归属温州永光堂总会。据有关资料称：1929年总会在状元设分会，分会也称为区会，下辖七都门前沙教会（负责人王金楷）、蒲州教会（负责人冯福桃）、社田教会（负责人王步有）、丁岙教会（负责人邱岩锡）、木家桥教会（负责人应高洪）、永强教会（负责人陈汉真）。
随着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增多，聚会信徒包括茅竹桥、御史桥、石坦、山西岙、九山等，因聚会场所过小，容纳困难，于1951年在状元鲳鱼墩桥边建造新堂，此后老街老堂房子卖掉，用于开诊所，办邮电所等。
三、状元河岸桥边堂：位于状元鲳鱼墩桥边（今称六龙桥），因老街老堂窄小随着教会发展而选址在桥边买水田0.9亩填基建新教堂。1951年9月，用人字木结构，青砖白灰钩缝，共建成七间，其中3间宿舍（二间二层，一间平房作灶间），圣堂四间平房，讲经台靠宿舍，南临塘河，大门朝东，教堂门墙直书：“耶稣堂”三个大字，塔坊顶立鲜红的十字架（中间嵌玻璃条一横一直），该堂可坐200多人，负责人陈醒初（长老），先后由傅其昌、沈先生和温州嬷等坐堂，状元桥、茅竹桥、御史桥、山西岙、石坦、九山、上京、横街等地信徒都到此堂聚会。每个星期中都由坐堂先生或本会同工，有一次到远近信徒家中上门巡回探望并祝福祷告，招呼信徒遵守主日礼拜。
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以大办工业教堂被占用，用于办农械厂、农机站等，一度教堂关闭停止聚会，期间状元信徒只得在杨宅家庭秘密聚会。
直到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状元教会恢复聚会，并选址在状元前潘路40号，投资13万元建造教堂，并经重建、后来的教堂比以前更加宽敞宏伟美观。状元教堂成为龙湾区总堂，区基督教两会驻所和办事机构。
二、教会纪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得到恢复，信仰自由得到保护与支持，信耶稣得到公开聚会与传扬，从此宗教活动日趋正常活跃，信徒面貌焕然振奋，教会活动与自我管理服务走向空前。
教会机构民主制度活动
1984年，在龙湾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下，开始筹备建立“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团结全区信徒，开展“三自”爱国教育活动，宣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广传福音。在此基础上酝酿代表人选。
198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在状元堂召开。全区共有七个堂点（即状元堂、蒲州堂、上江堂、屿田堂、水心堂、河滨堂、大岙堂）62名代表出席会议，温州市宗教局领导、市基督教两会高建国牧师应邀到会，龙湾区政府张副区长、区委宣传部汪副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区信徒团结同心，爱国爱教，坚持“三自”办好教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戴圣驹等22名组成，并由戴圣驹（牧师）为主任委员，冯福桃（蒲州）、陈醒初（状元）、张宪广（上江）、李启荣（水心）为副主任委员；张宪广兼任秘书长，叶超、黄英勤为副秘书长。
会议要求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同时发起倡议教会捐助社会慈善事业，助困救灾，办好教会培训班，健全教会规章制度，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1995年7月12日，在状元堂召开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本届代表体现年轻化和妇女代表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为135人，比上届有所增加，来自全区28个堂点代表1.8万信徒（老龙湾）出席会议，张宪广（由李青青代）代表上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温州市宗教局局长郑启中、市两会张大鹏长老、施成惠、林福辉两牧师到会祝贺并讲话，龙湾区民宗局副局长高峰向会议作宗教政策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作重要讲话。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委员33名，欧阳后增当选为主席，兼“基协”会长；郑日祝（水心）、林玉良（大岙）当选副主席；李青青（女）为副秘书长；张道生（蒲州）、李金良（上庄）为副会长；黄应勤为总干事，李青青（女）兼副总干事。
会议宣传国家宗教信仰政策和宗教法规，开展教会各项活动；协助堂点重建、扩建、易建，加强教会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增进合一，广传福音。
2004年8月5日，龙湾区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瑶溪山庄召开，来自全区47个堂点87位代表，受全区4万信徒的委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龙湾区域调整后（即瑞安梅头和灵昆、永中、沙城、天河从瓯海划入）第一次会议。欧阳后增牧师致开幕词，李青青牧师代表上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爱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邱小侠到会祝贺并讲话，区民宗局局长项岳年作宗教工作讲话，陈国光同工致闭幕词。会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区“两会”第二届常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龙湾区基督教“两会”章程。会议要求齐心协力，按照《圣经》真理和宗教政策，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带领全区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同时做好教产登记工作；完善教会规章制度；重视妇女青年工作；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增强团结发扬爱心，推进教会事工，为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龙湾区基督教第三届委员会委员40人，欧阳后增再次当选主席；张道生（蒲州）、陈学铭（海城）当选副主席；陈国光（状元）、叶祥光（永强）当选为“基协”副会长（会长空缺），李青青（女）为秘书长，田军、陈岩文为副秘书长，林新为总干事，江国民、郑光立为副总干事，下设“两会”办公室、青年妇女事工和自治、自传、自养等委员会。
2011年2月18日，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在富豪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区119名代表，代表全区4万信徒参加会议。欧阳后增牧师作题为“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办好龙湾教会，促进教会和谐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陶彩霞到会讲话。
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民主选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总干事。选举结果通过：欧阳后增为“两会”名誉主席；“两会”主席陈国光，副主席张道生、江国民、李青青（女），秘书长田军，会长（空缺），副会长叶祥光、陈学铭、林新，总干事林新（兼）。
教会爱心捐助济困活动
2005年1月14日，按龙湾区民宗局的部署，对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开展救助。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专门召开全区各堂点负责人会议，专题布置募捐活动，欧阳牧师和陈国光、田军偕同财会人员到各堂收集赈灾款，即：御岙堂4000元、石坦堂1000元、梅头聚会处3500元、永强各堂点34572元、河滨堂1000元、三甲堂1000元、状元堂11480元、蒲州堂10000元、大岙堂1320元、埭头堂4650元、聚会处各堂2500元、龙华堂1550元、水心堂500元、五甲堂3000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其他堂点10000元，共计90572元，送交温州红十字会转达灾区。
2006年8月10日，8号17级强台风“桑美”福建登陆，对苍南等地造成灾情损失重大，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教堂损坏。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出倡议，各教会信徒捐款捐物，专题奉献，于2006年8月31日，龙湾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欧阳牧师等组成慰问团，带着12.0907万元爱心款到苍南灾区献爱心，救助受灾损失严重的信徒家庭。据介绍，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其中一户9口8人遇难，幸存一名小孩，可谓悲痛之极。该县4所教堂倒塌，多所教堂不同程度损坏，兰山教堂成一片废墟。欧阳牧师代表龙湾教会向他们慰问，送上爱心款，并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难关。状元石坦教会还为灾区信徒捐献6大袋衣服。慰问团同时看望了受灾信徒家庭临时安置点，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建家园。接着来到矾山镇慰问看望受灾信徒和特困家庭，分别送上慰问金。最后，通过苍南两会对灵溪、桥墩受灾信徒发放爱心款，表示慰问。
2006年9月4日，龙湾地方教会，将专题奉献款176367元，送到苍南灾区教会。2006年9月11日，永强片各教会负责人，带着10万元爱心款送到苍南灾区教会，救助受灾信徒。
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两会欧阳后增、田军和五甲、屿田教会负责人项金福、郑爱惜等到苍南人民医院看望在医疗中受伤人员并送上慰问金。截止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基督教会共为苍南灾区教会并教内外受灾群众捐助善款43万元，其中屿田2万元、御岙8000元、大岙8200元、石坦10407元、埭头2万元、龙华3800元、河滨2000元、三甲和五甲1.3万元、状元堂56000元、各聚会处13万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状元安息日会1200元、寺后2350元、王相聚会点2000元、灵昆上岩头地方教会5000元、梅头地方教会41367元、其他教会37600元。
2006年，为慈善一日捐活动，奉献6000元；为龙湾开展“情系民族学子，共育栋梁之才”活动捐款2.2万元。
2006年，龙湾区各教会为社会爱心捐助53100元，其中大岙1500元、埭头2000元、梅头聚会处2000元、聚会处各堂点5000元、王相聚会点1000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龙华500元、屿田2000元、河滨1000元、水心1000元、三甲和五甲6000元、状元堂7000元，状元、永兴安息日会600元、汤家桥1000元、灵昆（棋盘）500元、寺后1000元、御岙1000元、其他教会1万元。
当年“桑美”台风对温州苍南毗邻的福建福鼎市造成重大灾害损失，灾后教堂重建和信徒家庭生活造成困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起捐款献爱心活动。状元堂庆贺圣诞不摆“圣诞酒”，节省资金捐灾区，全区各教会捐款57500元，于2006年12月23日，由龙湾区两会负责人欧阳后增和陈国光、田军、鲍小燕、叶乐峰等专程带爱心款到福鼎赈灾，受到福鼎市“三自”主席王博贯（长老）和“基协”会长张进炎牧师等热情接待。据介绍，超强台风给福鼎市倒塌教堂18间，10名信徒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3万元，龙湾教会对此深表同情，当时教堂和民房正在灾后重建修缮中，犹如雪中送炭。
另外，苍南马站牧区崇安教堂在灾后重修中，由于操作不慎发生再次倒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令人惨痛不已，欧阳后增代表龙湾教会送上6500元慰问金，并向遭遇不幸的家庭深切慰问。
2007年9月19日凌晨2点，“韦帕”13号超强台风在苍南霞关登陆，造成损失重大。根据龙湾区民宗局（温龙民宗〔2007〕238号文件精神，开展教会募捐活动，共募捐4.5万元，其中：蒲州6000元、上江3000元、埭头3000元、屿田3000元、地方教会2000元、寺后1860元、三甲2500元、石坦1000元、汤家桥1500元、龙华500元、五甲2500元、上庄1200元、河滨500元、永强牧区1万元、王相2000元、御岙2000元、大岙1500元、永兴安息日会1000元，统一由区民宗局送交灾区。
2008年，龙湾区基督教会开展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活动，捐款教会有：状元堂95312元、上庄1.1万元、石坦1.027万元、大岙7000元、河滨3475元、灵昆5000元、龙华3000元、永强牧区18万元、梅头聚会处31761元、灵昆聚会处4000元、永联聚会处4000元、地方教会57499元、永兴安息日会2000元、状元安息日会2550元、御岙1.4万元、王相6000元、屿田2万元、寺后9030元、石坦聚会处8741元、屿田聚会处6000元、聚会点69996元、其他教会34.689万元，四无名氏2.55万元，共计92.3024万元，分别上交区民宗局、温州慈善总会、省基督教两会等转达灾区。
2012年，龙湾基督教两会收到全区教会爱心捐助奉献款20.3423万元，用于生活贫困救助19.3万元，其中6.9万元，送到四川绵阳地区救助地震受灾后生活困难的灾民。另外向灾区多次捐赠衣服、毛衫。
三、教堂分播
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信仰开放，基督教中的“会别”多多，却信仰宗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同一本《圣经》信耶稣，敬畏上帝。如今的“会别”不再是过去的内地会、循道会、自立会，而是“三自”教会、地方“蒙头”教会，还有不知“会别”的教会及家庭聚会处和安息日会等。
“三自”教堂（归属“两会”）：
状元堂 位于状元前潘路40号。1985年初建教堂，2002年原址重建，占地面积1789.5平方米，建筑面积2005.46平方米，分主堂、副堂及宿舍楼厨房餐厅等，教堂坐位1000之多，聚会信徒800余人。
1985年后，状元堂为龙湾区“三自”教会总堂，龙湾区基督教两会驻所。本堂历任负责人陈醒初、陈宝聪、黄海军、陈国光、江国民。
蒲州堂 位于蒲州街道下埠村，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初建于1949年，重建于1985年，建成圣堂8间24米长，12.5米宽、20米高，另有4间附属房，于2000年10月再重建，建成10间4层。
早在1930年买来下埠3间旧民房（原私立学堂）作为聚会场所，1947年信徒40多户，于1949年第一次建造5间教堂。至1985年信徒增加到200户左右。历任负责人冯福桃、张道生、陈银龙等。
上庄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庄福垟路，占地1800平方米。原由屿田教会分出，初建于1968年，重建于1998年，信徒人数100多人，历任负责人李金良、朱岩龙。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桥头，占地面积335平方米。最早在黄光辉家聚会，1949年在屿田东岸建造教堂，1989年重建（占地335平方米）。如今信徒人数200多户，历任负责人陈宝林、黄永明、郑爱惜。
上江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江西岸张家牌。原永丰桥教会分出，教堂初建于1979年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790平方米，1989年原址重建教堂5间，附属房3间2层，于1999年进行改造增建附属房。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张金弟、张岩春、严金林、张宪广。
汤家桥堂 位于蒲州街道汤家桥东路，教堂占地294.7平方米。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8年教堂聚会被停止，都到信徒家中聚会，后来并入蒲州教会聚会，1996年从蒲州分出，1997年在汤家桥汤东路建造教堂，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2009年进行原址拆建，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陈建忠、汪永岩。
石坦堂 位于状元街道石坦南岸山边。原由状元教会分出，1986年石坦信徒在南岸宋定和家里聚会，随着教会开放，信徒人数增多，于1989年在石坦南岸山边建造教堂，20年后教堂成为危房，于2010年进行原址重建，并新建附属房，教堂及附属房总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历任负责人李松良、朱清华、李秀平等，程碎主持圣工。
大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三郎桥村新桥头路12号。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3年7月，在本村桥头路建造教堂，1997年，泽雅水库移民迁居本村，移民信徒加入本教会，1998年重建教堂，2004年附属房翻建，现有信徒200多户，历任负责人林玉良、夏贤忠。
御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御岙鸡山脚，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教会，1975年并入状元聚会点，后来由状元堂分出。1994年10月，在御岙鸡山脚建造教堂，占地4690平方米，其中主堂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历任负责人王金润、黄和平。
永中堂 位于永中棋盘永宁路224号，占地面积257平方米。最早于1870年英国传教士鲍信进到永强布道，先后建立三甲教会，福音传扬，信徒发展，1961年3月建立永中教会，1989年6月1日开始建造教堂占地面积2157平方米，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二层朝南，主楼高度13米。信徒从1961年的20人，到2008年达到2000多人，包括东坦、陡门、上京、棋盘等周边地方，本会教职人员5名，负责人张德耀。
宁村堂 位于龙湾海滨教新村，占地面积1090.21平方米，初建于1985年，1994年因机场大道拓宽，迁建于1995年7月14日落成，现有信徒450人，历任负责人姜益延、陈国华、孙和平。
沧河堂 位于永中振仓街1号，占地2.91亩。最早于1878年秋，英国传教士到永强沧河布道传福音，当时贫民王大松、孙岳寿（宁村人）、郑集顺（蓝田人）、姜毓真、陈茂青（沧河人）等，接受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时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为温州花园巷），接着福音向沙村、山湾、下六宅、前街、下垟街等地扩展，于1908年在林宅选择地块2.7亩建造沧河教堂，并建附属房（宿舍、厨房等）供国外传教士食宿，堂内开办唱诗班、查经班。1930年开办永生小学（教会办学，免费入读），第一期老师章光、王诚信、王崇卿等人，第二期陈庆明任校长，何鸣、王顺德、戴强任教。随着周边信徒发展，沧河堂为总堂，下设分会，即小塘、沙村、五溪沙、下垟街、水心、宁村、东郑、上京、上岩头教会。1958年教堂被迫关闭，1982年教堂恢复，1985年重建，1995年批准拆建，1996年11月25日落成，现有信徒450户，历任负责人陈步尧、王文生。
水心堂 位于瑶溪朱宅村东岸，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最早于1928年由邵静卿先生建立水心教会，并在朱宅买地造教堂，水心堂时属沧河总堂，为基督教自治内地会。1967年信徒增多，从沧河堂分出。“文革”时期教堂关闭，1986年恢复聚会，1987年获准教堂重建，主堂占地面积21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90.8平方米，由于聚会人数增多，于1995年10月买来二间二层和一间屋基，于2004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2.9亩，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总投资275万元，2005年10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0余人，历任负责人邵静卿、李启荣、郑日祝、林永福。
龙华堂 位于永中街道龙华村D12幢对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原属泰顺莒江堂（1918年建立教会），时属基督教内地会。2000年龙华信徒从泰顺珊溪水库移民迁入，2013年建造龙湾区唯一的移民教堂，现有信徒300多人，教会负责人夏碎星。
四甲堂 位于沙城四甲村，原由五甲教会分出，随着四甲信徒增多，于2004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教堂，2006年9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郑建国。
五甲堂 位于沙城横山咀头。解放前教堂建于联二村，“文革”中被拆除，1985年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1998年被鉴定为危房，1999年批准原址重建，2000年圣诞节落成，现有信徒一千余人。历任负责人章作达、章作辉。
三甲堂 位于天河后津村沙城，1927年建于天河后津村，因村镇道路扩建，于1989年经批准迁址，建于天河镇后津村沙城，2004经鉴定为危房，2005年12月，（温龙民宗〔2004〕42号）批准重建，现有信徒1000余人，负责人金上康。
下六宅堂 位于永中街道城北村下六宅，1993年10月，建造教堂占地846平方米，现有信徒850人，负责人陈岩文。
五溪堂 位于永兴街道五溪村，1988年6月30日，经批准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90平方米（0.285亩），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范良安。
朱垟堂 位于永中街道朱垟村。1970年前为家庭聚会点，随着信徒增多建立教会，1993年申报建造教堂，用地面积178.1平方米，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朱汝松。
河滨堂 位于瑶溪街道河滨村经二五七，早年由水心堂分出，3年前初建教教堂，2010年，重建教堂二层，座位400多人，现有信徒近百人，负责人戴小永。
山北堂 位于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1986年前信徒参加沧河聚会，1986年后建造山北教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现有信徒65人，负责人林昌柱、黄光德。
永兴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北村富康路。原由沧河堂分出，1991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负责人董友松。
雄心堂 位于瑶溪街道雄心村，早年信徒在东岸邵应昌家中聚会。1996年1月，设立教会并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邵应昌、邵康西。
联丰堂 位于永中街道永昌丰台村，1992年购买民房聚会，1994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现有信徒110人，负责人林友法。
永昌堂 位于永中永昌前街村，1990年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王建村、陈宝昌、胡文远、王庆寿、王景崇。
蟾钟堂 位于海滨街道蟾钟东岸，1982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负责人李日金。
埭头堂 位于龙湾海城（梅头）埭头村，2001年前隶属瑞安市，区域调整划入龙湾。教会历史超百年，1958年教堂关闭只得在家庭聚会，1990年投资10万元在梅头梧园山脚建造埭头堂，1998年因塘梅公路拓宽迁建丰华路，总投资230万元重建埭头堂，2004年建造附属房6层，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占地6.9亩。现有信徒8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陈学铭、涂学火、涂玉金。
寺后堂 位于永中街道寺西村。1919年由陈汉臻父亲建立教会并在九头桥聚会，1924年迁址于寺西村，归属温州永光堂（自立会），解放后，陈汉臻父亲将自家的地基奉献建造教堂（即寺后堂），曾被关闭，1986年10月27日，经时属瓯海区政府发文批准开放，于2005年5月，经龙湾区政府批准教堂危房拆建，共投入110万元重建寺后堂，占地面积0.76亩，现有信徒380人，历任负责人陈汉臻、曾永生。
灵昆堂 位于灵昆叶先村棋盘，最早于1894年，由陈宾金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灵昆教会，时属自治内地会。因地理交通原因，1941年划归乐清里隆内地会，直到2001年行政区域调整，灵昆堂归属龙湾。解放前一直在信徒家里聚会，后来买来两间半民房作聚会场所，1947年民房倒塌，开始建造教堂。1988年，部分信徒分出建立家庭聚会点，1989年本村棋盘建造教堂，2007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总投资210万元，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林明生。
王相堂 位于灵昆王相村。1945年，由李、潘两位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教会（归属乐清里隆牧区），1968年“文革”中被上岩头村拆改办碾米厂，信徒分散在胜安叶爱香家、上岩头陈贤仁家、叶先潘仁安等家庭点聚会，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开放聚会，2000年12月，在灵昆镇政府支持帮助下，修建二间（1000平方米）的教堂，现有信徒10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李乐昆、赵成桃。
白楼下堂 位于瑶溪街道白楼下村东山下，教堂建于1964年3月，建筑面积1416.22平方米，称永恩堂。现有信徒555人，历任负责人张谨国、王茂柱、吴培旺、黄美芬、黄益文。
地方教会（蒙头会）堂点：
石坦堂 位于状元石坦北岸大罗山路。1952年建立教会。1989年石坦老砖瓦厂山边因高速公路拆迁，1996年重建于石坦北岸，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夏贤云、黄爱光。
下垟街堂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王学义。
宁城堂 位于海滨街道宁村，负责人周相友。
新联堂 位于永中街道新联南路19号，信徒200多人，负责人吴恩华、周建海。
南桥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村，负责人张崇汉。
沙村堂 位于海滨街道沙村，负责人周兆银。
南荡堂 位于永中街道河泥荡，负责人温万碎。
苏川堂 位于瑶溪街道苏川村，负责人方元魁。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村，负责人黄国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状元安息日会 位于状元甘岙村。教会历史近百年，1949年前教堂设在状元下市阿恩屋里，仅30左右平方米，门朝下市路，1968年旧房改建后，会址移至甘岙村（甘岙村1953年建立聚会点），2005年5月12日，安息日会新教堂落成甘岙山边，3层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可供300多座位，现有信徒102人，负责人张松林、王建。
永兴安息日会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张小微。
状元九山、大岙溪等教堂，“会别”和教堂信息不明。
如今教会“会别”之多，教堂资料欠缺，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状元基督教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国外传教士来布道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状元下市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创立于1906年。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教会日渐复兴，信徒与日俱增，并且从开始外来发展教会，成为自治自养自传，坚持“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发扬爱国爱教，广传福音。
一、教会历史
据史料载，早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六世纪由西方多数国家提议并得到国际权威赞同，将耶稣降生之年定为公元，作为国际通用纪年，为纪事和年岁记载提供统一与方便。基督教曾在唐朝、元朝从国外传入中国，但由于王朝变换而失传。16世纪，马丁路德在西欧进行改革，将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称为“新教”。
在温州，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国外传教士曹雅直率先来温州传教，并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建立温州第一所基督教堂（即温州花园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城西嘉会里购房建教堂，创立温州城西基督教会（时称“偕我会”），李华庆牧师于1881年在温州病逝。随后，国外（英国）多位传教士带家眷捐钱财到温州传道建立教会，从国外捐钱建造教堂，办医院、学堂。在温州各县相继建立教会。在此，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以温州花园巷教会为总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即“偕我会”）以温州城西教会为总会；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温州“永光堂”为总会。1958年，教会实行大联合，温州市包括市郊各县，以区域联合聚会，市区都在城西堂，以此教会合一，信徒济济一堂。
在状元，首先从三所教堂看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状元下市堂：位于状元街道下市路59号，教堂占地约250平方，其中圣堂117平方，地址四至：东面庙宇和渔业大队，南面为民房，西面教堂附属宿舍、厨房（外边是弄道），北面是下市路（路外为瓯江江岸，今建江滨路）。教堂西边的五间宿舍栈房早已拆掉，只有圣堂的屋子仍是上百年留下的老建筑，门台砖墙均是古罗马教堂式的青砖白水粉钩缝，如今陈旧剥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用于渔业大队和办工厂。
据回忆该教堂内上方高悬一爿“真道觉明”的匾额，东西两侧开玻璃窗，中间撑着两根木质圆柱，柱上一面写着对联并加髹漆。堂内靠凳坐位可坐200人左右。1951年登记资料显示，状元下市教会建于1906年，由英国孙光德牧师来传道创建的，教会负责人蔡庆庚（长老），买地0.95亩作为建造教堂地基，教堂建造资金都是国外捐助。当时下市教会信徒近百人即男48人、女34人。据93岁高龄老信徒蔡恩魁回忆，他原住南西垟东垟地方，3岁时遭遇洪水迁居状元，全家一直就在该堂聚会，下市堂具有百年历史。蔡庆庚长老便是他的父亲。
下市堂隶属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历任坐堂有孙、胡、葛教士，裘岩南、盛先生、邹松来等，教会负责人除蔡庆庚外，还有邵明一、黄明恩等。
二、状元老街堂：位于状元老街弯角。4间（约为80平方米），其中圣堂3间平房，厨房、宿舍一间二层并供坐堂先生住宿。教堂大门临街朝东，堂内分男女两排坐凳，中间撑着木柱，右边墙壁上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分辨善恶果子的漫画，讲经台两边挂有“禁止喧哗”的牌子。堂内可坐100人左右，聚会开始撞铜钟，接着按名册点名，点到名字的人都应声“到”。讲台桌上放置有手柄的铜铃，用于在讲道中的“警示”，如果发现有人发声影响会场安静，马上打铃“忠告”。历任坐堂先生有庄道兴、潘安民，孙省三、林先生、李兆华、傅其昌等，教会负责人陈醒初（长老）。
据陈国贤先生回忆，该老堂约于1935年前是从民房买来改建的，称耶稣教自立会，归属温州永光堂总会。据有关资料称：1929年总会在状元设分会，分会也称为区会，下辖七都门前沙教会（负责人王金楷）、蒲州教会（负责人冯福桃）、社田教会（负责人王步有）、丁岙教会（负责人邱岩锡）、木家桥教会（负责人应高洪）、永强教会（负责人陈汉真）。
随着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增多，聚会信徒包括茅竹桥、御史桥、石坦、山西岙、九山等，因聚会场所过小，容纳困难，于1951年在状元鲳鱼墩桥边建造新堂，此后老街老堂房子卖掉，用于开诊所，办邮电所等。
三、状元河岸桥边堂：位于状元鲳鱼墩桥边（今称六龙桥），因老街老堂窄小随着教会发展而选址在桥边买水田0.9亩填基建新教堂。1951年9月，用人字木结构，青砖白灰钩缝，共建成七间，其中3间宿舍（二间二层，一间平房作灶间），圣堂四间平房，讲经台靠宿舍，南临塘河，大门朝东，教堂门墙直书：“耶稣堂”三个大字，塔坊顶立鲜红的十字架（中间嵌玻璃条一横一直），该堂可坐200多人，负责人陈醒初（长老），先后由傅其昌、沈先生和温州嬷等坐堂，状元桥、茅竹桥、御史桥、山西岙、石坦、九山、上京、横街等地信徒都到此堂聚会。每个星期中都由坐堂先生或本会同工，有一次到远近信徒家中上门巡回探望并祝福祷告，招呼信徒遵守主日礼拜。
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以大办工业教堂被占用，用于办农械厂、农机站等，一度教堂关闭停止聚会，期间状元信徒只得在杨宅家庭秘密聚会。
直到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状元教会恢复聚会，并选址在状元前潘路40号，投资13万元建造教堂，并经重建、后来的教堂比以前更加宽敞宏伟美观。状元教堂成为龙湾区总堂，区基督教两会驻所和办事机构。
二、教会纪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得到恢复，信仰自由得到保护与支持，信耶稣得到公开聚会与传扬，从此宗教活动日趋正常活跃，信徒面貌焕然振奋，教会活动与自我管理服务走向空前。
教会机构民主制度活动
1984年，在龙湾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下，开始筹备建立“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团结全区信徒，开展“三自”爱国教育活动，宣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广传福音。在此基础上酝酿代表人选。
198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在状元堂召开。全区共有七个堂点（即状元堂、蒲州堂、上江堂、屿田堂、水心堂、河滨堂、大岙堂）62名代表出席会议，温州市宗教局领导、市基督教两会高建国牧师应邀到会，龙湾区政府张副区长、区委宣传部汪副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区信徒团结同心，爱国爱教，坚持“三自”办好教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戴圣驹等22名组成，并由戴圣驹（牧师）为主任委员，冯福桃（蒲州）、陈醒初（状元）、张宪广（上江）、李启荣（水心）为副主任委员；张宪广兼任秘书长，叶超、黄英勤为副秘书长。
会议要求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同时发起倡议教会捐助社会慈善事业，助困救灾，办好教会培训班，健全教会规章制度，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1995年7月12日，在状元堂召开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本届代表体现年轻化和妇女代表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为135人，比上届有所增加，来自全区28个堂点代表1.8万信徒（老龙湾）出席会议，张宪广（由李青青代）代表上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温州市宗教局局长郑启中、市两会张大鹏长老、施成惠、林福辉两牧师到会祝贺并讲话，龙湾区民宗局副局长高峰向会议作宗教政策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作重要讲话。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委员33名，欧阳后增当选为主席，兼“基协”会长；郑日祝（水心）、林玉良（大岙）当选副主席；李青青（女）为副秘书长；张道生（蒲州）、李金良（上庄）为副会长；黄应勤为总干事，李青青（女）兼副总干事。
会议宣传国家宗教信仰政策和宗教法规，开展教会各项活动；协助堂点重建、扩建、易建，加强教会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增进合一，广传福音。
2004年8月5日，龙湾区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瑶溪山庄召开，来自全区47个堂点87位代表，受全区4万信徒的委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龙湾区域调整后（即瑞安梅头和灵昆、永中、沙城、天河从瓯海划入）第一次会议。欧阳后增牧师致开幕词，李青青牧师代表上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爱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邱小侠到会祝贺并讲话，区民宗局局长项岳年作宗教工作讲话，陈国光同工致闭幕词。会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区“两会”第二届常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龙湾区基督教“两会”章程。会议要求齐心协力，按照《圣经》真理和宗教政策，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带领全区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同时做好教产登记工作；完善教会规章制度；重视妇女青年工作；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增强团结发扬爱心，推进教会事工，为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龙湾区基督教第三届委员会委员40人，欧阳后增再次当选主席；张道生（蒲州）、陈学铭（海城）当选副主席；陈国光（状元）、叶祥光（永强）当选为“基协”副会长（会长空缺），李青青（女）为秘书长，田军、陈岩文为副秘书长，林新为总干事，江国民、郑光立为副总干事，下设“两会”办公室、青年妇女事工和自治、自传、自养等委员会。
2011年2月18日，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在富豪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区119名代表，代表全区4万信徒参加会议。欧阳后增牧师作题为“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办好龙湾教会，促进教会和谐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陶彩霞到会讲话。
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民主选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总干事。选举结果通过：欧阳后增为“两会”名誉主席；“两会”主席陈国光，副主席张道生、江国民、李青青（女），秘书长田军，会长（空缺），副会长叶祥光、陈学铭、林新，总干事林新（兼）。
教会爱心捐助济困活动
2005年1月14日，按龙湾区民宗局的部署，对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开展救助。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专门召开全区各堂点负责人会议，专题布置募捐活动，欧阳牧师和陈国光、田军偕同财会人员到各堂收集赈灾款，即：御岙堂4000元、石坦堂1000元、梅头聚会处3500元、永强各堂点34572元、河滨堂1000元、三甲堂1000元、状元堂11480元、蒲州堂10000元、大岙堂1320元、埭头堂4650元、聚会处各堂2500元、龙华堂1550元、水心堂500元、五甲堂3000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其他堂点10000元，共计90572元，送交温州红十字会转达灾区。
2006年8月10日，8号17级强台风“桑美”福建登陆，对苍南等地造成灾情损失重大，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教堂损坏。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出倡议，各教会信徒捐款捐物，专题奉献，于2006年8月31日，龙湾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欧阳牧师等组成慰问团，带着12.0907万元爱心款到苍南灾区献爱心，救助受灾损失严重的信徒家庭。据介绍，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其中一户9口8人遇难，幸存一名小孩，可谓悲痛之极。该县4所教堂倒塌，多所教堂不同程度损坏，兰山教堂成一片废墟。欧阳牧师代表龙湾教会向他们慰问，送上爱心款，并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难关。状元石坦教会还为灾区信徒捐献6大袋衣服。慰问团同时看望了受灾信徒家庭临时安置点，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建家园。接着来到矾山镇慰问看望受灾信徒和特困家庭，分别送上慰问金。最后，通过苍南两会对灵溪、桥墩受灾信徒发放爱心款，表示慰问。
2006年9月4日，龙湾地方教会，将专题奉献款176367元，送到苍南灾区教会。2006年9月11日，永强片各教会负责人，带着10万元爱心款送到苍南灾区教会，救助受灾信徒。
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两会欧阳后增、田军和五甲、屿田教会负责人项金福、郑爱惜等到苍南人民医院看望在医疗中受伤人员并送上慰问金。截止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基督教会共为苍南灾区教会并教内外受灾群众捐助善款43万元，其中屿田2万元、御岙8000元、大岙8200元、石坦10407元、埭头2万元、龙华3800元、河滨2000元、三甲和五甲1.3万元、状元堂56000元、各聚会处13万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状元安息日会1200元、寺后2350元、王相聚会点2000元、灵昆上岩头地方教会5000元、梅头地方教会41367元、其他教会37600元。
2006年，为慈善一日捐活动，奉献6000元；为龙湾开展“情系民族学子，共育栋梁之才”活动捐款2.2万元。
2006年，龙湾区各教会为社会爱心捐助53100元，其中大岙1500元、埭头2000元、梅头聚会处2000元、聚会处各堂点5000元、王相聚会点1000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龙华500元、屿田2000元、河滨1000元、水心1000元、三甲和五甲6000元、状元堂7000元，状元、永兴安息日会600元、汤家桥1000元、灵昆（棋盘）500元、寺后1000元、御岙1000元、其他教会1万元。
当年“桑美”台风对温州苍南毗邻的福建福鼎市造成重大灾害损失，灾后教堂重建和信徒家庭生活造成困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起捐款献爱心活动。状元堂庆贺圣诞不摆“圣诞酒”，节省资金捐灾区，全区各教会捐款57500元，于2006年12月23日，由龙湾区两会负责人欧阳后增和陈国光、田军、鲍小燕、叶乐峰等专程带爱心款到福鼎赈灾，受到福鼎市“三自”主席王博贯（长老）和“基协”会长张进炎牧师等热情接待。据介绍，超强台风给福鼎市倒塌教堂18间，10名信徒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3万元，龙湾教会对此深表同情，当时教堂和民房正在灾后重建修缮中，犹如雪中送炭。
另外，苍南马站牧区崇安教堂在灾后重修中，由于操作不慎发生再次倒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令人惨痛不已，欧阳后增代表龙湾教会送上6500元慰问金，并向遭遇不幸的家庭深切慰问。
2007年9月19日凌晨2点，“韦帕”13号超强台风在苍南霞关登陆，造成损失重大。根据龙湾区民宗局（温龙民宗〔2007〕238号文件精神，开展教会募捐活动，共募捐4.5万元，其中：蒲州6000元、上江3000元、埭头3000元、屿田3000元、地方教会2000元、寺后1860元、三甲2500元、石坦1000元、汤家桥1500元、龙华500元、五甲2500元、上庄1200元、河滨500元、永强牧区1万元、王相2000元、御岙2000元、大岙1500元、永兴安息日会1000元，统一由区民宗局送交灾区。
2008年，龙湾区基督教会开展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活动，捐款教会有：状元堂95312元、上庄1.1万元、石坦1.027万元、大岙7000元、河滨3475元、灵昆5000元、龙华3000元、永强牧区18万元、梅头聚会处31761元、灵昆聚会处4000元、永联聚会处4000元、地方教会57499元、永兴安息日会2000元、状元安息日会2550元、御岙1.4万元、王相6000元、屿田2万元、寺后9030元、石坦聚会处8741元、屿田聚会处6000元、聚会点69996元、其他教会34.689万元，四无名氏2.55万元，共计92.3024万元，分别上交区民宗局、温州慈善总会、省基督教两会等转达灾区。
2012年，龙湾基督教两会收到全区教会爱心捐助奉献款20.3423万元，用于生活贫困救助19.3万元，其中6.9万元，送到四川绵阳地区救助地震受灾后生活困难的灾民。另外向灾区多次捐赠衣服、毛衫。
三、教堂分播
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信仰开放，基督教中的“会别”多多，却信仰宗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同一本《圣经》信耶稣，敬畏上帝。如今的“会别”不再是过去的内地会、循道会、自立会，而是“三自”教会、地方“蒙头”教会，还有不知“会别”的教会及家庭聚会处和安息日会等。
“三自”教堂（归属“两会”）：
状元堂 位于状元前潘路40号。1985年初建教堂，2002年原址重建，占地面积1789.5平方米，建筑面积2005.46平方米，分主堂、副堂及宿舍楼厨房餐厅等，教堂坐位1000之多，聚会信徒800余人。
1985年后，状元堂为龙湾区“三自”教会总堂，龙湾区基督教两会驻所。本堂历任负责人陈醒初、陈宝聪、黄海军、陈国光、江国民。
蒲州堂 位于蒲州街道下埠村，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初建于1949年，重建于1985年，建成圣堂8间24米长，12.5米宽、20米高，另有4间附属房，于2000年10月再重建，建成10间4层。
早在1930年买来下埠3间旧民房（原私立学堂）作为聚会场所，1947年信徒40多户，于1949年第一次建造5间教堂。至1985年信徒增加到200户左右。历任负责人冯福桃、张道生、陈银龙等。
上庄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庄福垟路，占地1800平方米。原由屿田教会分出，初建于1968年，重建于1998年，信徒人数100多人，历任负责人李金良、朱岩龙。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桥头，占地面积335平方米。最早在黄光辉家聚会，1949年在屿田东岸建造教堂，1989年重建（占地335平方米）。如今信徒人数200多户，历任负责人陈宝林、黄永明、郑爱惜。
上江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江西岸张家牌。原永丰桥教会分出，教堂初建于1979年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790平方米，1989年原址重建教堂5间，附属房3间2层，于1999年进行改造增建附属房。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张金弟、张岩春、严金林、张宪广。
汤家桥堂 位于蒲州街道汤家桥东路，教堂占地294.7平方米。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8年教堂聚会被停止，都到信徒家中聚会，后来并入蒲州教会聚会，1996年从蒲州分出，1997年在汤家桥汤东路建造教堂，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2009年进行原址拆建，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陈建忠、汪永岩。
石坦堂 位于状元街道石坦南岸山边。原由状元教会分出，1986年石坦信徒在南岸宋定和家里聚会，随着教会开放，信徒人数增多，于1989年在石坦南岸山边建造教堂，20年后教堂成为危房，于2010年进行原址重建，并新建附属房，教堂及附属房总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历任负责人李松良、朱清华、李秀平等，程碎主持圣工。
大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三郎桥村新桥头路12号。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3年7月，在本村桥头路建造教堂，1997年，泽雅水库移民迁居本村，移民信徒加入本教会，1998年重建教堂，2004年附属房翻建，现有信徒200多户，历任负责人林玉良、夏贤忠。
御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御岙鸡山脚，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教会，1975年并入状元聚会点，后来由状元堂分出。1994年10月，在御岙鸡山脚建造教堂，占地4690平方米，其中主堂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历任负责人王金润、黄和平。
永中堂 位于永中棋盘永宁路224号，占地面积257平方米。最早于1870年英国传教士鲍信进到永强布道，先后建立三甲教会，福音传扬，信徒发展，1961年3月建立永中教会，1989年6月1日开始建造教堂占地面积2157平方米，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二层朝南，主楼高度13米。信徒从1961年的20人，到2008年达到2000多人，包括东坦、陡门、上京、棋盘等周边地方，本会教职人员5名，负责人张德耀。
宁村堂 位于龙湾海滨教新村，占地面积1090.21平方米，初建于1985年，1994年因机场大道拓宽，迁建于1995年7月14日落成，现有信徒450人，历任负责人姜益延、陈国华、孙和平。
沧河堂 位于永中振仓街1号，占地2.91亩。最早于1878年秋，英国传教士到永强沧河布道传福音，当时贫民王大松、孙岳寿（宁村人）、郑集顺（蓝田人）、姜毓真、陈茂青（沧河人）等，接受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时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为温州花园巷），接着福音向沙村、山湾、下六宅、前街、下垟街等地扩展，于1908年在林宅选择地块2.7亩建造沧河教堂，并建附属房（宿舍、厨房等）供国外传教士食宿，堂内开办唱诗班、查经班。1930年开办永生小学（教会办学，免费入读），第一期老师章光、王诚信、王崇卿等人，第二期陈庆明任校长，何鸣、王顺德、戴强任教。随着周边信徒发展，沧河堂为总堂，下设分会，即小塘、沙村、五溪沙、下垟街、水心、宁村、东郑、上京、上岩头教会。1958年教堂被迫关闭，1982年教堂恢复，1985年重建，1995年批准拆建，1996年11月25日落成，现有信徒450户，历任负责人陈步尧、王文生。
水心堂 位于瑶溪朱宅村东岸，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最早于1928年由邵静卿先生建立水心教会，并在朱宅买地造教堂，水心堂时属沧河总堂，为基督教自治内地会。1967年信徒增多，从沧河堂分出。“文革”时期教堂关闭，1986年恢复聚会，1987年获准教堂重建，主堂占地面积21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90.8平方米，由于聚会人数增多，于1995年10月买来二间二层和一间屋基，于2004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2.9亩，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总投资275万元，2005年10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0余人，历任负责人邵静卿、李启荣、郑日祝、林永福。
龙华堂 位于永中街道龙华村D12幢对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原属泰顺莒江堂（1918年建立教会），时属基督教内地会。2000年龙华信徒从泰顺珊溪水库移民迁入，2013年建造龙湾区唯一的移民教堂，现有信徒300多人，教会负责人夏碎星。
四甲堂 位于沙城四甲村，原由五甲教会分出，随着四甲信徒增多，于2004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教堂，2006年9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郑建国。
五甲堂 位于沙城横山咀头。解放前教堂建于联二村，“文革”中被拆除，1985年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1998年被鉴定为危房，1999年批准原址重建，2000年圣诞节落成，现有信徒一千余人。历任负责人章作达、章作辉。
三甲堂 位于天河后津村沙城，1927年建于天河后津村，因村镇道路扩建，于1989年经批准迁址，建于天河镇后津村沙城，2004经鉴定为危房，2005年12月，（温龙民宗〔2004〕42号）批准重建，现有信徒1000余人，负责人金上康。
下六宅堂 位于永中街道城北村下六宅，1993年10月，建造教堂占地846平方米，现有信徒850人，负责人陈岩文。
五溪堂 位于永兴街道五溪村，1988年6月30日，经批准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90平方米（0.285亩），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范良安。
朱垟堂 位于永中街道朱垟村。1970年前为家庭聚会点，随着信徒增多建立教会，1993年申报建造教堂，用地面积178.1平方米，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朱汝松。
河滨堂 位于瑶溪街道河滨村经二五七，早年由水心堂分出，3年前初建教教堂，2010年，重建教堂二层，座位400多人，现有信徒近百人，负责人戴小永。
山北堂 位于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1986年前信徒参加沧河聚会，1986年后建造山北教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现有信徒65人，负责人林昌柱、黄光德。
永兴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北村富康路。原由沧河堂分出，1991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负责人董友松。
雄心堂 位于瑶溪街道雄心村，早年信徒在东岸邵应昌家中聚会。1996年1月，设立教会并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邵应昌、邵康西。
联丰堂 位于永中街道永昌丰台村，1992年购买民房聚会，1994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现有信徒110人，负责人林友法。
永昌堂 位于永中永昌前街村，1990年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王建村、陈宝昌、胡文远、王庆寿、王景崇。
蟾钟堂 位于海滨街道蟾钟东岸，1982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负责人李日金。
埭头堂 位于龙湾海城（梅头）埭头村，2001年前隶属瑞安市，区域调整划入龙湾。教会历史超百年，1958年教堂关闭只得在家庭聚会，1990年投资10万元在梅头梧园山脚建造埭头堂，1998年因塘梅公路拓宽迁建丰华路，总投资230万元重建埭头堂，2004年建造附属房6层，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占地6.9亩。现有信徒8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陈学铭、涂学火、涂玉金。
寺后堂 位于永中街道寺西村。1919年由陈汉臻父亲建立教会并在九头桥聚会，1924年迁址于寺西村，归属温州永光堂（自立会），解放后，陈汉臻父亲将自家的地基奉献建造教堂（即寺后堂），曾被关闭，1986年10月27日，经时属瓯海区政府发文批准开放，于2005年5月，经龙湾区政府批准教堂危房拆建，共投入110万元重建寺后堂，占地面积0.76亩，现有信徒380人，历任负责人陈汉臻、曾永生。
灵昆堂 位于灵昆叶先村棋盘，最早于1894年，由陈宾金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灵昆教会，时属自治内地会。因地理交通原因，1941年划归乐清里隆内地会，直到2001年行政区域调整，灵昆堂归属龙湾。解放前一直在信徒家里聚会，后来买来两间半民房作聚会场所，1947年民房倒塌，开始建造教堂。1988年，部分信徒分出建立家庭聚会点，1989年本村棋盘建造教堂，2007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总投资210万元，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林明生。
王相堂 位于灵昆王相村。1945年，由李、潘两位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教会（归属乐清里隆牧区），1968年“文革”中被上岩头村拆改办碾米厂，信徒分散在胜安叶爱香家、上岩头陈贤仁家、叶先潘仁安等家庭点聚会，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开放聚会，2000年12月，在
灵昆镇政府支持帮助下，修建二间（1000平方米）的教堂，现有信徒10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李乐昆、赵成桃。
白楼下堂 位于瑶溪街道白楼下村东山下，教堂建于1964年3月，建筑面积1416.22平方米，称永恩堂。现有信徒555人，历任负责人张谨国、王茂柱、吴培旺、黄美芬、黄益文。
地方教会（蒙头会）堂点：
石坦堂 位于状元石坦北岸大罗山路。1952年建立教会。1989年石坦老砖瓦厂山边因高速公路拆迁，1996年重建于石坦北岸，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夏贤云、黄爱光。
下垟街堂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王学义。
宁城堂 位于海滨街道宁村，负责人周相友。
新联堂 位于永中街道新联南路19号，信徒200多人，负责人吴恩华、周建海。
南桥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村，负责人张崇汉。
沙村堂 位于海滨街道沙村，负责人周兆银。
南荡堂 位于永中街道河泥荡，负责人温万碎。
苏川堂 位于瑶溪街道苏川村，负责人方元魁。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村，负责人黄国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状元安息日会 位于状元甘岙村。教会历史近百年，1949年前教堂设在状元下市阿恩屋里，仅30左右平方米，门朝下市路，1968年旧房改建后，会址移至甘岙村（甘岙村1953年建立聚会点），2005年5月12日，安息日会新教堂落成甘岙山边，3层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可供300多座位，现有信徒102人，负责人张松林、王建。
永兴安息日会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张小微。
状元九山、大岙溪等教堂，“会别”和教堂信息不明。
如今教会“会别”之多，教堂资料欠缺，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
来源：龙湾地情网
网址：http://www.lwdqw.gov.cn/Art/Art_1621/Art_1621_7377.aspx
发布日期：2013-10-31
作者：尤国贤
状元基督教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国外传教士来布道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状元下市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创立于1906年。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教会日渐复兴，信徒与日俱增，并且从开始外来发展教会，成为自治自养自传，坚持“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发扬爱国爱教，广传福音。
一、教会历史
据史料载，早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六世纪由西方多数国家提议并得到国际权威赞同，将耶稣降生之年定为公元，作为国际通用纪年，为纪事和年岁记载提供统一与方便。基督教曾在唐朝、元朝从国外传入中国，但由于王朝变换而失传。16世纪，马丁路德在西欧进行改革，将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称为“新教”。
在温州，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国外传教士曹雅直率先来温州传教，并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建立温州第一所基督教堂（即温州花园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城西嘉会里购房建教堂，创立温州城西基督教会（时称“偕我会”），李华庆牧师于1881年在温州病逝。随后，国外（英国）多位传教士带家眷捐钱财到温州传道建立教会，从国外捐钱建造教堂，办医院、学堂。在温州各县相继建立教会。在此，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以温州花园巷教会为总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即“偕我会”）以温州城西教会为总会；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温州“永光堂”为总会。1958年，教会实行大联合，温州市包括市郊各县，以区域联合聚会，市区都在城西堂，以此教会合一，信徒济济一堂。
在状元，首先从三所教堂看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状元下市堂：位于状元街道下市路59号，教堂占地约250平方，其中圣堂117平方，地址四至：东面庙宇和渔业大队，南面为民房，西面教堂附属宿舍、厨房（外边是弄道），北面是下市路（路外为瓯江江岸，今建江滨路）。教堂西边的五间宿舍栈房早已拆掉，只有圣堂的屋子仍是上百年留下的老建筑，门台砖墙均是古罗马教堂式的青砖白水粉钩缝，如今陈旧剥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用于渔业大队和办工厂。
据回忆该教堂内上方高悬一爿“真道觉明”的匾额，东西两侧开玻璃窗，中间撑着两根木质圆柱，柱上一面写着对联并加髹漆。堂内靠凳坐位可坐200人左右。1951年登记资料显示，状元下市教会建于1906年，由英国孙光德牧师来传道创建的，教会负责人蔡庆庚（长老），买地0.95亩作为建造教堂地基，教堂建造资金都是国外捐助。当时下市教会信徒近百人即男48人、女34人。据93岁高龄老信徒蔡恩魁回忆，他原住南西垟东垟地方，3岁时遭遇洪水迁居状元，全家一直就在该堂聚会，下市堂具有百年历史。蔡庆庚长老便是他的父亲。
下市堂隶属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历任坐堂有孙、胡、葛教士，裘岩南、盛先生、邹松来等，教会负责人除蔡庆庚外，还有邵明一、黄明恩等。
二、状元老街堂：位于状元老街弯角。4间（约为80平方米），其中圣堂3间平房，厨房、宿舍一间二层并供坐堂先生住宿。教堂大门临街朝东，堂内分男女两排坐凳，中间撑着木柱，右边墙壁上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分辨善恶果子的漫画，讲经台两边挂有“禁止喧哗”的牌子。堂内可坐100人左右，聚会开始撞铜钟，接着按名册点名，点到名字的人都应声“到”。讲台桌上放置有手柄的铜铃，用于在讲道中的“警示”，如果发现有人发声影响会场安静，马上打铃“忠告”。历任坐堂先生有庄道兴、潘安民，孙省三、林先生、李兆华、傅其昌等，教会负责人陈醒初（长老）。
据陈国贤先生回忆，该老堂约于1935年前是从民房买来改建的，称耶稣教自立会，归属温州永光堂总会。据有关资料称：1929年总会在状元设分会，分会也称为区会，下辖七都门前沙教会（负责人王金楷）、蒲州教会（负责人冯福桃）、社田教会（负责人王步有）、丁岙教会（负责人邱岩锡）、木家桥教会（负责人应高洪）、永强教会（负责人陈汉真）。
随着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增多，聚会信徒包括茅竹桥、御史桥、石坦、山西岙、九山等，因聚会场所过小，容纳困难，于1951年在状元鲳鱼墩桥边建造新堂，此后老街老堂房子卖掉，用于开诊所，办邮电所等。
三、状元河岸桥边堂：位于状元鲳鱼墩桥边（今称六龙桥），因老街老堂窄小随着教会发展而选址在桥边买水田0.9亩填基建新教堂。1951年9月，用人字木结构，青砖白灰钩缝，共建成七间，其中3间宿舍（二间二层，一间平房作灶间），圣堂四间平房，讲经台靠宿舍，南临塘河，大门朝东，教堂门墙直书：“耶稣堂”三个大字，塔坊顶立鲜红的十字架（中间嵌玻璃条一横一直），该堂可坐200多人，负责人陈醒初（长老），先后由傅其昌、沈先生和温州嬷等坐堂，状元桥、茅竹桥、御史桥、山西岙、石坦、九山、上京、横街等地信徒都到此堂聚会。每个星期中都由坐堂先生或本会同工，有一次到远近信徒家中上门巡回探望并祝福祷告，招呼信徒遵守主日礼拜。
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以大办工业教堂被占用，用于办农械厂、农机站等，一度教堂关闭停止聚会，期间状元信徒只得在杨宅家庭秘密聚会。
直到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状元教会恢复聚会，并选址在状元前潘路40号，投资13万元建造教堂，并经重建、后来的教堂比以前更加宽敞宏伟美观。状元教堂成为龙湾区总堂，区基督教两会驻所和办事机构。
二、教会纪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得到恢复，信仰自由得到保护与支持，信耶稣得到公开聚会与传扬，从此宗教活动日趋正常活跃，信徒面貌焕然振奋，教会活动与自我管理服务走向空前。
教会机构民主制度活动
1984年，在龙湾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下，开始筹备建立“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团结全区信徒，开展“三自”爱国教育活动，宣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广传福音。在此基础上酝酿代表人选。
198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在状元堂召开。全区共有七个堂点（即状元堂、蒲州堂、上江堂、屿田堂、水心堂、河滨堂、大岙堂）62名代表出席会议，温州市宗教局领导、市基督教两会高建国牧师应邀到会，龙湾区政府张副区长、区委宣传部汪副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区信徒团结同心，爱国爱教，坚持“三自”办好教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戴圣驹等22名组成，并由戴圣驹（牧师）为主任委员，冯福桃（蒲州）、陈醒初（状元）、张宪广（上江）、李启荣（水心）为副主任委员；张宪广兼任秘书长，叶超、黄英勤为副秘书长。
会议要求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同时发起倡议教会捐助社会慈善事业，助困救灾，办好教会培训班，健全教会规章制度，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1995年7月12日，在状元堂召开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本届代表体现年轻化和妇女代表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为135人，比上届有所增加，来自全区28个堂点代表1.8万信徒（老龙湾）出席会议，张宪广（由李青青代）代表上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温州市宗教局局长郑启中、市两会张大鹏长老、施成惠、林福辉两牧师到会祝贺并讲话，龙湾区民宗局副局长高峰向会议作宗教政策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作重要讲话。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委员33名，欧阳后增当选为主席，兼“基协”会长；郑日祝（水心）、林玉良（大岙）当选副主席；李青青（女）为副秘书长；张道生（蒲州）、李金良（上庄）为副会长；黄应勤为总干事，李青青（女）兼副总干事。
会议宣传国家宗教信仰政策和宗教法规，开展教会各项活动；协助堂点重建、扩建、易建，加强教会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增进合一，广传福音。
2004年8月5日，龙湾区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瑶溪山庄召开，来自全区47个堂点87位代表，受全区4万信徒的委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龙湾区域调整后（即瑞安梅头和灵昆、永中、沙城、天河从瓯海划入）第一次会议。欧阳后增牧师致开幕词，李青青牧师代表上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爱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邱小侠到会祝贺并讲话，区民宗局局长项岳年作宗教工作讲话，陈国光同工致闭幕词。会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区“两会”第二届常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龙湾区基督教“两会”章程。会议要求齐心协力，按照《圣经》真理和宗教政策，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带领全区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同时做好教产登记工作；完善教会规章制度；重视妇女青年工作；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增强团结发扬爱心，推进教会事工，为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龙湾区基督教第三届委员会委员40人，欧阳后增再次当选主席；张道生（蒲州）、陈学铭（海城）当选副主席；陈国光（状元）、叶祥光（永强）当选为“基协”副会长（会长空缺），李青青（女）为秘书长，田军、陈岩文为副秘书长，林新为总干事，江国民、郑光立为副总干事，下设“两会”办公室、青年妇女事工和自治、自传、自养等委员会。
2011年2月18日，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在富豪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区119名代表，代表全区4万信徒参加会议。欧阳后增牧师作题为“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办好龙湾教会，促进教会和谐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陶彩霞到会讲话。
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民主选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总干事。选举结果通过：欧阳后增为“两会”名誉主席；“两会”主席陈国光，副主席张道生、江国民、李青青（女），秘书长田军，会长（空缺），副会长叶祥光、陈学铭、林新，总干事林新（兼）。
教会爱心捐助济困活动
2005年1月14日，按龙湾区民宗局的部署，对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开展救助。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专门召开全区各堂点负责人会议，专题布置募捐活动，欧阳牧师和陈国光、田军偕同财会人员到各堂收集赈灾款，即：御岙堂4000元、石坦堂1000元、梅头聚会处3500元、永强各堂点34572元、河滨堂1000元、三甲堂1000元、状元堂11480元、蒲州堂10000元、大岙堂1320元、埭头堂4650元、聚会处各堂2500元、龙华堂1550元、水心堂500元、五甲堂3000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其他堂点10000元，共计90572元，送交温州红十字会转达灾区。
2006年8月10日，8号17级强台风“桑美”福建登陆，对苍南等地造成灾情损失重大，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教堂损坏。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出倡议，各教会信徒捐款捐物，专题奉献，于2006年8月31日，龙湾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欧阳牧师等组成慰问团，带着12.0907万元爱心款到苍南灾区献爱心，救助受灾损失严重的信徒家庭。据介绍，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其中一户9口8人遇难，幸存一名小孩，可谓悲痛之极。该县4所教堂倒塌，多所教堂不同程度损坏，兰山教堂成一片废墟。欧阳牧师代表龙湾教会向他们慰问，送上爱心款，并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难关。状元石坦教会还为灾区信徒捐献6大袋衣服。慰问团同时看望了受灾信徒家庭临时安置点，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建家园。接着来到矾山镇慰问看望受灾信徒和特困家庭，分别送上慰问金。最后，通过苍南两会对灵溪、桥墩受灾信徒发放爱心款，表示慰问。
2006年9月4日，龙湾地方教会，将专题奉献款176367元，送到苍南灾区教会。2006年9月11日，永强片各教会负责人，带着10万元爱心款送到苍南灾区教会，救助受灾信徒。
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两会欧阳后增、田军和五甲、屿田教会负责人项金福、郑爱惜等到苍南人民医院看望在医疗中受伤人员并送上慰问金。截止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基督教会共为苍南灾区教会并教内外受灾群众捐助善款43万元，其中屿田2万元、御岙8000元、大岙8200元、石坦10407元、埭头2万元、龙华3800元、河滨2000元、三甲和五甲1.3万元、状元堂56000元、各聚会处13万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状元安息日会1200元、寺后2350元、王相聚会点2000元、灵昆上岩头地方教会5000元、梅头地方教会41367元、其他教会37600元。
2006年，为慈善一日捐活动，奉献6000元；为龙湾开展“情系民族学子，共育栋梁之才”活动捐款2.2万元。
2006年，龙湾区各教会为社会爱心捐助53100元，其中大岙1500元、埭头2000元、梅头聚会处2000元、聚会处各堂点5000元、王相聚会点1000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龙华500元、屿田2000元、河滨1000元、水心1000元、三甲和五甲6000元、状元堂7000元，状元、永兴安息日会600元、汤家桥1000元、灵昆（棋盘）500元、寺后1000元、御岙1000元、其他教会1万元。
当年“桑美”台风对温州苍南毗邻的福建福鼎市造成重大灾害损失，灾后教堂重建和信徒家庭生活造成困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起捐款献爱心活动。状元堂庆贺圣诞不摆“圣诞酒”，节省资金捐灾区，全区各教会捐款57500元，于2006年12月23日，由龙湾区两会负责人欧阳后增和陈国光、田军、鲍小燕、叶乐峰等专程带爱心款到福鼎赈灾，受到福鼎市“三自”主席王博贯（长老）和“基协”会长张进炎牧师等热情接待。据介绍，超强台风给福鼎市倒塌教堂18间，10名信徒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3万元，龙湾教会对此深表同情，当时教堂和民房正在灾后重建修缮中，犹如雪中送炭。
另外，苍南马站牧区崇安教堂在灾后重修中，由于操作不慎发生再次倒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令人惨痛不已，欧阳后增代表龙湾教会送上6500元慰问金，并向遭遇不幸的家庭深切慰问。
2007年9月19日凌晨2点，“韦帕”13号超强台风在苍南霞关登陆，造成损失重大。根据龙湾区民宗局（温龙民宗〔2007〕238号文件精神，开展教会募捐活动，共募捐4.5万元，其中：蒲州6000元、上江3000元、埭头3000元、屿田3000元、地方教会2000元、寺后1860元、三甲2500元、石坦1000元、汤家桥1500元、龙华500元、五甲2500元、上庄1200元、河滨500元、永强牧区1万元、王相2000元、御岙2000元、大岙1500元、永兴安息日会1000元，统一由区民宗局送交灾区。
2008年，龙湾区基督教会开展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活动，捐款教会有：状元堂95312元、上庄1.1万元、石坦1.027万元、大岙7000元、河滨3475元、灵昆5000元、龙华3000元、永强牧区18万元、梅头聚会处31761元、灵昆聚会处4000元、永联聚会处4000元、地方教会57499元、永兴安息日会2000元、状元安息日会2550元、御岙1.4万元、王相6000元、屿田2万元、寺后9030元、石坦聚会处8741元、屿田聚会处6000元、聚会点69996元、其他教会34.689万元，四无名氏2.55万元，共计92.3024万元，分别上交区民宗局、温州慈善总会、省基督教两会等转达灾区。
2012年，龙湾基督教两会收到全区教会爱心捐助奉献款20.3423万元，用于生活贫困救助19.3万元，其中6.9万元，送到四川绵阳地区救助地震受灾后生活困难的灾民。另外向灾区多次捐赠衣服、毛衫。
三、教堂分播
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信仰开放，基督教中的“会别”多多，却信仰宗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同一本《圣经》信耶稣，敬畏上帝。如今的“会别”不再是过去的内地会、循道会、自立会，而是“三自”教会、地方“蒙头”教会，还有不知“会别”的教会及家庭聚会处和安息日会等。
“三自”教堂（归属“两会”）：
状元堂 位于状元前潘路40号。1985年初建教堂，2002年原址重建，占地面积1789.5平方米，建筑面积2005.46平方米，分主堂、副堂及宿舍楼厨房餐厅等，教堂坐位1000之多，聚会信徒800余人。
1985年后，状元堂为龙湾区“三自”教会总堂，龙湾区基督教两会驻所。本堂历任负责人陈醒初、陈宝聪、黄海军、陈国光、江国民。
蒲州堂 位于蒲州街道下埠村，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初建于1949年，重建于1985年，建成圣堂8间24米长，12.5米宽、20米高，另有4间附属房，于2000年10月再重建，建成10间4层。
早在1930年买来下埠3间旧民房（原私立学堂）作为聚会场所，1947年信徒40多户，于1949年第一次建造5间教堂。至1985年信徒增加到200户左右。历任负责人冯福桃、张道生、陈银龙等。
上庄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庄福垟路，占地1800平方米。原由屿田教会分出，初建于1968年，重建于1998年，信徒人数100多人，历任负责人李金良、朱岩龙。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桥头，占地面积335平方米。最早在黄光辉家聚会，1949年在屿田东岸建造教堂，1989年重建（占地335平方米）。如今信徒人数200多户，历任负责人陈宝林、黄永明、郑爱惜。
上江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江西岸张家牌。原永丰桥教会分出，教堂初建于1979年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790平方米，1989年原址重建教堂5间，附属房3间2层，于1999年进行改造增建附属房。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张金弟、张岩春、严金林、张宪广。
汤家桥堂 位于蒲州街道汤家桥东路，教堂占地294.7平方米。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8年教堂聚会被停止，都到信徒家中聚会，后来并入蒲州教会聚会，1996年从蒲州分出，1997年在汤家桥汤东路建造教堂，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2009年进行原址拆建，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陈建忠、汪永岩。
石坦堂 位于状元街道石坦南岸山边。原由状元教会分出，1986年石坦信徒在南岸宋定和家里聚会，随着教会开放，信徒人数增多，于1989年在石坦南岸山边建造教堂，20年后教堂成为危房，于2010年进行原址重建，并新建附属房，教堂及附属房总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历任负责人李松良、朱清华、李秀平等，程碎主持圣工。
大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三郎桥村新桥头路12号。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3年7月，在本村桥头路建造教堂，1997年，泽雅水库移民迁居本村，移民信徒加入本教会，1998年重建教堂，2004年附属房翻建，现有信徒200多户，历任负责人林玉良、夏贤忠。
御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御岙鸡山脚，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教会，1975年并入状元聚会点，后来由状元堂分出。1994年10月，在御岙鸡山脚建造教堂，占地4690平方米，其中主堂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历任负责人王金润、黄和平。
永中堂 位于永中棋盘永宁路224号，占地面积257平方米。最早于1870年英国传教士鲍信进到永强布道，先后建立三甲教会，福音传扬，信徒发展，1961年3月建立永中教会，1989年6月1日开始建造教堂占地面积2157平方米，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二层朝南，主楼高度13米。信徒从1961年的20人，到2008年达到2000多人，包括东坦、陡门、上京、棋盘等周边地方，本会教职人员5名，负责人张德耀。
宁村堂 位于龙湾海滨教新村，占地面积1090.21平方米，初建于1985年，1994年因机场大道拓宽，迁建于1995年7月14日落成，现有信徒450人，历任负责人姜益延、陈国华、孙和平。
沧河堂 位于永中振仓街1号，占地2.91亩。最早于1878年秋，英国传教士到永强沧河布道传福音，当时贫民王大松、孙岳寿（宁村人）、郑集顺（蓝田人）、姜毓真、陈茂青（沧河人）等，接受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时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为温州花园巷），接着福音向沙村、山湾、下六宅、前街、下垟街等地扩展，于1908年在林宅选择地块2.7亩建造沧河教堂，并建附属房（宿舍、厨房等）供国外传教士食宿，堂内开办唱诗班、查经班。1930年开办永生小学（教会办学，免费入读），第一期老师章光、王诚信、王崇卿等人，第二期陈庆明任校长，何鸣、王顺德、戴强任教。随着周边信徒发展，沧河堂为总堂，下设分会，即小塘、沙村、五溪沙、下垟街、水心、宁村、东郑、上京、上岩头教会。1958年教堂被迫关闭，1982年教堂恢复，1985年重建，1995年批准拆建，1996年11月25日落成，现有信徒450户，历任负责人陈步尧、王文生。
水心堂 位于瑶溪朱宅村东岸，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最早于1928年由邵静卿先生建立水心教会，并在朱宅买地造教堂，水心堂时属沧河总堂，为基督教自治内地会。1967年信徒增多，从沧河堂分出。“文革”时期教堂关闭，1986年恢复聚会，1987年获准教堂重建，主堂占地面积21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90.8平方米，由于聚会人数增多，于1995年10月买来二间二层和一间屋基，于2004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2.9亩，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总投资275万元，2005年10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0余人，历任负责人邵静卿、李启荣、郑日祝、林永福。
龙华堂 位于永中街道龙华村D12幢对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原属泰顺莒江堂（1918年建立教会），时属基督教内地会。2000年龙华信徒从泰顺珊溪水库移民迁入，2013年建造龙湾区唯一的移民教堂，现有信徒300多人，教会负责人夏碎星。
四甲堂 位于沙城四甲村，原由五甲教会分出，随着四甲信徒增多，于2004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教堂，2006年9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郑建国。
五甲堂 位于沙城横山咀头。解放前教堂建于联二村，“文革”中被拆除，1985年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1998年被鉴定为危房，1999年批准原址重建，2000年圣诞节落成，现有信徒一千余人。历任负责人章作达、章作辉。
三甲堂 位于天河后津村沙城，1927年建于天河后津村，因村镇道路扩建，于1989年经批准迁址，建于天河镇后津村沙城，2004经鉴定为危房，2005年12月，（温龙民宗〔2004〕42号）批准重建，现有信徒1000余人，负责人金上康。
下六宅堂 位于永中街道城北村下六宅，1993年10月，建造教堂占地846平方米，现有信徒850人，负责人陈岩文。
五溪堂 位于永兴街道五溪村，1988年6月30日，经批准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90平方米（0.285亩），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范良安。
朱垟堂 位于永中街道朱垟村。1970年前为家庭聚会点，随着信徒增多建立教会，1993年申报建造教堂，用地面积178.1平方米，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朱汝松。
河滨堂 位于瑶溪街道河滨村经二五七，早年由水心堂分出，3年前初建教教堂，2010年，重建教堂二层，座位400多人，现有信徒近百人，负责人戴小永。
山北堂 位于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1986年前信徒参加沧河聚会，1986年后建造山北教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现有信徒65人，负责人林昌柱、黄光德。
永兴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北村富康路。原由沧河堂分出，1991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负责人董友松。
雄心堂 位于瑶溪街道雄心村，早年信徒在东岸邵应昌家中聚会。1996年1月，设立教会并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邵应昌、邵康西。
联丰堂 位于永中街道永昌丰台村，1992年购买民房聚会，1994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现有信徒110人，负责人林友法。
永昌堂 位于永中永昌前街村，1990年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王建村、陈宝昌、胡文远、王庆寿、王景崇。
蟾钟堂 位于海滨街道蟾钟东岸，1982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负责人李日金。
埭头堂 位于龙湾海城（梅头）埭头村，2001年前隶属瑞安市，区域调整划入龙湾。教会历史超百年，1958年教堂关闭只得在家庭聚会，1990年投资10万元在梅头梧园山脚建造埭头堂，1998年因塘梅公路拓宽迁建丰华路，总投资230万元重建埭头堂，2004年建造附属房6层，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占地6.9亩。现有信徒8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陈学铭、涂学火、涂玉金。
寺后堂 位于永中街道寺西村。1919年由陈汉臻父亲建立教会并在九头桥聚会，1924年迁址于寺西村，归属温州永光堂（自立会），解放后，陈汉臻父亲将自家的地基奉献建造教堂（即寺后堂），曾被关闭，1986年10月27日，经时属瓯海区政府发文批准开放，于2005年5月，经龙湾区政府批准教堂危房拆建，共投入110万元重建寺后堂，占地面积0.76亩，现有信徒380人，历任负责人陈汉臻、曾永生。
灵昆堂 位于灵昆叶先村棋盘，最早于1894年，由陈宾金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灵昆教会，时属自治内地会。因地理交通原因，1941年划归乐清里隆内地会，直到2001年行政区域调整，灵昆堂归属龙湾。解放前一直在信徒家里聚会，后来买来两间半民房作聚会场所，1947年民房倒塌，开始建造教堂。1988年，部分信徒分出建立家庭聚会点，1989年本村棋盘建造教堂，2007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总投资210万元，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林明生。
王相堂 位于灵昆王相村。1945年，由李、潘两位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教会（归属乐清里隆牧区），1968年“文革”中被上岩头村拆改办碾米厂，信徒分散在胜安叶爱香家、上岩头陈贤仁家、叶先潘仁安等家庭点聚会，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开放聚会，2000年12月，在灵昆镇政府支持帮助下，修建二间（1000平方米）的教堂，现有信徒10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李乐昆、赵成桃。
白楼下堂 位于瑶溪街道白楼下村东山下，教堂建于1964年3月，建筑面积1416.22平方米，称永恩堂。现有信徒555人，历任负责人张谨国、王茂柱、吴培旺、黄美芬、黄益文。
地方教会（蒙头会）堂点：
石坦堂 位于状元石坦北岸大罗山路。1952年建立教会。1989年石坦老砖瓦厂山边因高速公路拆迁，1996年重建于石坦北岸，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夏贤云、黄爱光。
下垟街堂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王学义。
宁城堂 位于海滨街道宁村，负责人周相友。
新联堂 位于永中街道新联南路19号，信徒200多人，负责人吴恩华、周建海。
南桥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村，负责人张崇汉。
沙村堂 位于海滨街道沙村，负责人周兆银。
南荡堂 位于永中街道河泥荡，负责人温万碎。
苏川堂 位于瑶溪街道苏川村，负责人方元魁。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村，负责人黄国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状元安息日会 位于状元甘岙村。教会历史近百年，1949年前教堂设在状元下市阿恩屋里，仅30左右平方米，门朝下市路，1968年旧房改建后，会址移至甘岙村（甘岙村1953年建立聚会点），2005年5月12日，安息日会新教堂落成甘岙山边，3层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可供300多座位，现有信徒102人，负责人张松林、王建。
永兴安息日会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张小微。
状元九山、大岙溪等教堂，“会别”和教堂信息不明。
如今教会“会别”之多，教堂资料欠缺，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状元基督教历史悠久，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国外传教士来布道传福音并建立教会，状元下市基督教会（循道公会），创立于1906年。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教会日渐复兴，信徒与日俱增，并且从开始外来发展教会，成为自治自养自传，坚持“三自”原则，自办教会，发扬爱国爱教，广传福音。
一、教会历史
据史料载，早在公元313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公元六世纪由西方多数国家提议并得到国际权威赞同，将耶稣降生之年定为公元，作为国际通用纪年，为纪事和年岁记载提供统一与方便。基督教曾在唐朝、元朝从国外传入中国，但由于王朝变换而失传。16世纪，马丁路德在西欧进行改革，将基督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称为“新教”。
在温州，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国外传教士曹雅直率先来温州传教，并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建立温州第一所基督教堂（即温州花园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1878年（清光绪四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华庆（牧师），来温州城西嘉会里购房建教堂，创立温州城西基督教会（时称“偕我会”），李华庆牧师于1881年在温州病逝。随后，国外（英国）多位传教士带家眷捐钱财到温州传道建立教会，从国外捐钱建造教堂，办医院、学堂。在温州各县相继建立教会。在此，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以温州花园巷教会为总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即“偕我会”）以温州城西教会为总会；主张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温州“永光堂”为总会。1958年，教会实行大联合，温州市包括市郊各县，以区域联合聚会，市区都在城西堂，以此教会合一，信徒济济一堂。
在状元，首先从三所教堂看基督教会的历史发展：
一、状元下市堂：位于状元街道下市路59号，教堂占地约250平方，其中圣堂117平方，地址四至：东面庙宇和渔业大队，南面为民房，西面教堂附属宿舍、厨房（外边是弄道），北面是下市路（路外为瓯江江岸，今建江滨路）。教堂西边的五间宿舍栈房早已拆掉，只有圣堂的屋子仍是上百年留下的老建筑，门台砖墙均是古罗马教堂式的青砖白水粉钩缝，如今陈旧剥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用于渔业大队和办工厂。
据回忆该教堂内上方高悬一爿“真道觉明”的匾额，东西两侧开玻璃窗，中间撑着两根木质圆柱，柱上一面写着对联并加髹漆。堂内靠凳坐位可坐200人左右。1951年登记资料显示，状元下市教会建于1906年，由英国孙光德牧师来传道创建的，教会负责人蔡庆庚（长老），买地0.95亩作为建造教堂地基，教堂建造资金都是国外捐助。当时下市教会信徒近百人即男48人、女34人。据93岁高龄老信徒蔡恩魁回忆，他原住南西垟东垟地方，3岁时遭遇洪水迁居状元，全家一直就在该堂聚会，下市堂具有百年历史。蔡庆庚长老便是他的父亲。
下市堂隶属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历任坐堂有孙、胡、葛教士，裘岩南、盛先生、邹松来等，教会负责人除蔡庆庚外，还有邵明一、黄明恩等。
二、状元老街堂：位于状元老街弯角。4间（约为80平方米），其中圣堂3间平房，厨房、宿舍一间二层并供坐堂先生住宿。教堂大门临街朝东，堂内分男女两排坐凳，中间撑着木柱，右边墙壁上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分辨善恶果子的漫画，讲经台两边挂有“禁止喧哗”的牌子。堂内可坐100人左右，聚会开始撞铜钟，接着按名册点名，点到名字的人都应声“到”。讲台桌上放置有手柄的铜铃，用于在讲道中的“警示”，如果发现有人发声影响会场安静，马上打铃“忠告”。历任坐堂先生有庄道兴、潘安民，孙省三、林先生、李兆华、傅其昌等，教会负责人陈醒初（长老）。
据陈国贤先生回忆，该老堂约于1935年前是从民房买来改建的，称耶稣教自立会，归属温州永光堂总会。据有关资料称：1929年总会在状元设分会，分会也称为区会，下辖七都门前沙教会（负责人王金楷）、蒲州教会（负责人冯福桃）、社田教会（负责人王步有）、丁岙教会（负责人邱岩锡）、木家桥教会（负责人应高洪）、永强教会（负责人陈汉真）。
随着教会复兴，信徒人数增多，聚会信徒包括茅竹桥、御史桥、石坦、山西岙、九山等，因聚会场所过小，容纳困难，于1951年在状元鲳鱼墩桥边建造新堂，此后老街老堂房子卖掉，用于开诊所，办邮电所等。
三、状元河岸桥边堂：位于状元鲳鱼墩桥边（今称六龙桥），因老街老堂窄小随着教会发展而选址在桥边买水田0.9亩填基建新教堂。1951年9月，用人字木结构，青砖白灰钩缝，共建成七间，其中3间宿舍（二间二层，一间平房作灶间），圣堂四间平房，讲经台靠宿舍，南临塘河，大门朝东，教堂门墙直书：“耶稣堂”三个大字，塔坊顶立鲜红的十字架（中间嵌玻璃条一横一直），该堂可坐200多人，负责人陈醒初（长老），先后由傅其昌、沈先生和温州嬷等坐堂，状元桥、茅竹桥、御史桥、山西岙、石坦、九山、上京、横街等地信徒都到此堂聚会。每个星期中都由坐堂先生或本会同工，有一次到远近信徒家中上门巡回探望并祝福祷告，招呼信徒遵守主日礼拜。
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以大办工业教堂被占用，用于办农械厂、农机站等，一度教堂关闭停止聚会，期间状元信徒只得在杨宅家庭秘密聚会。
直到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状元教会恢复聚会，并选址在状元前潘路40号，投资13万元建造教堂，并经重建、后来的教堂比以前更加宽敞宏伟美观。状元教堂成为龙湾区总堂，区基督教两会驻所和办事机构。
二、教会纪事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宗教政策得到恢复，信仰自由得到保护与支持，信耶稣得到公开聚会与传扬，从此宗教活动日趋正常活跃，信徒面貌焕然振奋，教会活动与自我管理服务走向空前。
教会机构民主制度活动
1984年，在龙湾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下，开始筹备建立“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团结全区信徒，开展“三自”爱国教育活动，宣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广传福音。在此基础上酝酿代表人选。
1985年6月26日，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在状元堂召开。全区共有七个堂点（即状元堂、蒲州堂、上江堂、屿田堂、水心堂、河滨堂、大岙堂）62名代表出席会议，温州市宗教局领导、市基督教两会高建国牧师应邀到会，龙湾区政府张副区长、区委宣传部汪副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进一步明确并坚定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全区信徒团结同心，爱国爱教，坚持“三自”办好教会。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由戴圣驹等22名组成，并由戴圣驹（牧师）为主任委员，冯福桃（蒲州）、陈醒初（状元）、张宪广（上江）、李启荣（水心）为副主任委员；张宪广兼任秘书长，叶超、黄英勤为副秘书长。
会议要求积极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同时发起倡议教会捐助社会慈善事业，助困救灾，办好教会培训班，健全教会规章制度，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1995年7月12日，在状元堂召开为期两天的龙湾区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本届代表体现年轻化和妇女代表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为135人，比上届有所增加，来自全区28个堂点代表1.8万信徒（老龙湾）出席会议，张宪广（由李青青代）代表上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温州市宗教局局长郑启中、市两会张大鹏长老、施成惠、林福辉两牧师到会祝贺并讲话，龙湾区民宗局副局长高峰向会议作宗教政策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东作重要讲话。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届龙湾区基督教“三自”委员会委员33名，欧阳后增当选为主席，兼“基协”会长；郑日祝（水心）、林玉良（大岙）当选副主席；李青青（女）为副秘书长；张道生（蒲州）、李金良（上庄）为副会长；黄应勤为总干事，李青青（女）兼副总干事。
会议宣传国家宗教信仰政策和宗教法规，开展教会各项活动；协助堂点重建、扩建、易建，加强教会自身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增进合一，广传福音。
2004年8月5日，龙湾区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在瑶溪山庄召开，来自全区47个堂点87位代表，受全区4万信徒的委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为龙湾区域调整后（即瑞安梅头和灵昆、永中、沙城、天河从瓯海划入）第一次会议。欧阳后增牧师致开幕词，李青青牧师代表上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王爱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邱小侠到会祝贺并讲话，区民宗局局长项岳年作宗教工作讲话，陈国光同工致闭幕词。会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区“两会”第二届常委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龙湾区基督教“两会”章程。会议要求齐心协力，按照《圣经》真理和宗教政策，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带领全区信徒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道路。同时做好教产登记工作；完善教会规章制度；重视妇女青年工作；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增强团结发扬爱心，推进教会事工，为改革、发展、稳定多作贡献。
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龙湾区基督教第三届委员会委员40人，欧阳后增再次当选主席；张道生（蒲州）、陈学铭（海城）当选副主席；陈国光（状元）、叶祥光（永强）当选为“基协”副会长（会长空缺），李青青（女）为秘书长，田军、陈岩文为副秘书长，林新为总干事，江国民、郑光立为副总干事，下设“两会”办公室、青年妇女事工和自治、自传、自养等委员会。
2011年2月18日，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在富豪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全区119名代表，代表全区4万信徒参加会议。欧阳后增牧师作题为“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办好龙湾教会，促进教会和谐而努力”的工作报告，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宗局局长陶彩霞到会讲话。
龙湾区基督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民主选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总干事。选举结果通过：欧阳后增为“两会”名誉主席；“两会”主席陈国光，副主席张道生、江国民、李青青（女），秘书长田军，会长（空缺），副会长叶祥光、陈学铭、林新，总干事林新（兼）。
教会爱心捐助济困活动
2005年1月14日，按龙湾区民宗局的部署，对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开展救助。龙湾区基督教“两会”专门召开全区各堂点负责人会议，专题布置募捐活动，欧阳牧师和陈国光、田军偕同财会人员到各堂收集赈灾款，即：御岙堂4000元、石坦堂1000元、梅头聚会处3500元、永强各堂点34572元、河滨堂1000元、三甲堂1000元、状元堂11480元、蒲州堂10000元、大岙堂1320元、埭头堂4650元、聚会处各堂2500元、龙华堂1550元、水心堂500元、五甲堂3000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其他堂点10000元，共计90572元，送交温州红十字会转达灾区。
2006年8月10日，8号17级强台风“桑美”福建登陆，对苍南等地造成灾情损失重大，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通讯中断，教堂损坏。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出倡议，各教会信徒捐款捐物，专题奉献，于2006年8月31日，龙湾区基督教两会负责人欧阳牧师等组成慰问团，带着12.0907万元爱心款到苍南灾区献爱心，救助受灾损失严重的信徒家庭。据介绍，许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其中一户9口8人遇难，幸存一名小孩，可谓悲痛之极。该县4所教堂倒塌，多所教堂不同程度损坏，兰山教堂成一片废墟。欧阳牧师代表龙湾教会向他们慰问，送上爱心款，并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战胜难关。状元石坦教会还为灾区信徒捐献6大袋衣服。慰问团同时看望了受灾信徒家庭临时安置点，送上慰问金，鼓励他们树立信心，重建家园。接着来到矾山镇慰问看望受灾信徒和特困家庭，分别送上慰问金。最后，通过苍南两会对灵溪、桥墩受灾信徒发放爱心款，表示慰问。
2006年9月4日，龙湾地方教会，将专题奉献款176367元，送到苍南灾区教会。2006年9月11日，永强片各教会负责人，带着10万元爱心款送到苍南灾区教会，救助受灾信徒。
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两会欧阳后增、田军和五甲、屿田教会负责人项金福、郑爱惜等到苍南人民医院看望在医疗中受伤人员并送上慰问金。截止2006年9月16日，龙湾区基督教会共为苍南灾区教会并教内外受灾群众捐助善款43万元，其中屿田2万元、御岙8000元、大岙8200元、石坦10407元、埭头2万元、龙华3800元、河滨2000元、三甲和五甲1.3万元、状元堂56000元、各聚会处13万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永兴安息日会500元、状元安息日会1200元、寺后2350元、王相聚会点2000元、灵昆上岩头地方教会5000元、梅头地方教会41367元、其他教会37600元。
2006年，为慈善一日捐活动，奉献6000元；为龙湾开展“情系民族学子，共育栋梁之才”活动捐款2.2万元。
2006年，龙湾区各教会为社会爱心捐助53100元，其中大岙1500元、埭头2000元、梅头聚会处2000元、聚会处各堂点5000元、王相聚会点1000元、永强各教会1万元，龙华500元、屿田2000元、河滨1000元、水心1000元、三甲和五甲6000元、状元堂7000元，状元、永兴安息日会600元、汤家桥1000元、灵昆（棋盘）500元、寺后1000元、御岙1000元、其他教会1万元。
当年“桑美”台风对温州苍南毗邻的福建福鼎市造成重大灾害损失，灾后教堂重建和信徒家庭生活造成困难。龙湾区基督教两会向全区教会发起捐款献爱心活动。状元堂庆贺圣诞不摆“圣诞酒”，节省资金捐灾区，全区各教会捐款57500元，于2006年12月23日，由龙湾区两会负责人欧阳后增和陈国光、田军、鲍小燕、叶乐峰等专程带爱心款到福鼎赈灾，受到福鼎市“三自”主席王博贯（长老）和“基协”会长张进炎牧师等热情接待。据介绍，超强台风给福鼎市倒塌教堂18间，10名信徒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3万元，龙湾教会对此深表同情，当时教堂和民房正在灾后重建修缮中，犹如雪中送炭。
另外，苍南马站牧区崇安教堂在灾后重修中，由于操作不慎发生再次倒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可谓雪上加霜，令人惨痛不已，欧阳后增代表龙湾教会送上6500元慰问金，并向遭遇不幸的家庭深切慰问。
2007年9月19日凌晨2点，“韦帕”13号超强台风在苍南霞关登陆，造成损失重大。根据龙湾区民宗局（温龙民宗〔2007〕238号文件精神，开展教会募捐活动，共募捐4.5万元，其中：蒲州6000元、上江3000元、埭头3000元、屿田3000元、地方教会2000元、寺后1860元、三甲2500元、石坦1000元、汤家桥1500元、龙华500元、五甲2500元、上庄1200元、河滨500元、永强牧区1万元、王相2000元、御岙2000元、大岙1500元、永兴安息日会1000元，统一由区民宗局送交灾区。
2008年，龙湾区基督教会开展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捐活动，捐款教会有：状元堂95312元、上庄1.1万元、石坦1.027万元、大岙7000元、河滨3475元、灵昆5000元、龙华3000元、永强牧区18万元、梅头聚会处31761元、灵昆聚会处4000元、永联聚会处4000元、地方教会57499元、永兴安息日会2000元、状元安息日会2550元、御岙1.4万元、王相6000元、屿田2万元、寺后9030元、石坦聚会处8741元、屿田聚会处6000元、聚会点69996元、其他教会34.689万元，四无名氏2.55万元，共计92.3024万元，分别上交区民宗局、温州慈善总会、省基督教两会等转达灾区。
2012年，龙湾基督教两会收到全区教会爱心捐助奉献款20.3423万元，用于生活贫困救助19.3万元，其中6.9万元，送到四川绵阳地区救助地震受灾后生活困难的灾民。另外向灾区多次捐赠衣服、毛衫。
三、教堂分播
随着宗教政策落实，信仰开放，基督教中的“会别”多多，却信仰宗旨相同，目标一致，都是同一本《圣经》信耶稣，敬畏上帝。如今的“会别”不再是过去的内地会、循道会、自立会，而是“三自”教会、地方“蒙头”教会，还有不知“会别”的教会及家庭聚会处和安息日会等。
“三自”教堂（归属“两会”）：
状元堂 位于状元前潘路40号。1985年初建教堂，2002年原址重建，占地面积1789.5平方米，建筑面积2005.46平方米，分主堂、副堂及宿舍楼厨房餐厅等，教堂坐位1000之多，聚会信徒800余人。
1985年后，状元堂为龙湾区“三自”教会总堂，龙湾区基督教两会驻所。本堂历任负责人陈醒初、陈宝聪、黄海军、陈国光、江国民。
蒲州堂 位于蒲州街道下埠村，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初建于1949年，重建于1985年，建成圣堂8间24米长，12.5米宽、20米高，另有4间附属房，于2000年10月再重建，建成10间4层。
早在1930年买来下埠3间旧民房（原私立学堂）作为聚会场所，1947年信徒40多户，于1949年第一次建造5间教堂。至1985年信徒增加到200户左右。历任负责人冯福桃、张道生、陈银龙等。
上庄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庄福垟路，占地1800平方米。原由屿田教会分出，初建于1968年，重建于1998年，信徒人数100多人，历任负责人李金良、朱岩龙。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桥头，占地面积335平方米。最早在黄光辉家聚会，1949年在屿田东岸建造教堂，1989年重建（占地335平方米）。如今信徒人数200多户，历任负责人陈宝林、黄永明、郑爱惜。
上江堂 位于蒲州街道上江西岸张家牌。原永丰桥教会分出，教堂初建于1979年占地580平方米，建筑面积790平方米，1989年原址重建教堂5间，附属房3间2层，于1999年进行改造增建附属房。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张金弟、张岩春、严金林、张宪广。
汤家桥堂 位于蒲州街道汤家桥东路，教堂占地294.7平方米。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8年教堂聚会被停止，都到信徒家中聚会，后来并入蒲州教会聚会，1996年从蒲州分出，1997年在汤家桥汤东路建造教堂，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2009年进行原址拆建，现有信徒500多人，历任负责人陈建忠、汪永岩。
石坦堂 位于状元街道石坦南岸山边。原由状元教会分出，1986年石坦信徒在南岸宋定和家里聚会，随着教会开放，信徒人数增多，于1989年在石坦南岸山边建造教堂，20年后教堂成为危房，于2010年进行原址重建，并新建附属房，教堂及附属房总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历任负责人李松良、朱清华、李秀平等，程碎主持圣工。
大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三郎桥村新桥头路12号。原由永丰桥教会分出，1983年7月，在本村桥头路建造教堂，1997年，泽雅水库移民迁居本村，移民信徒加入本教会，1998年重建教堂，2004年附属房翻建，现有信徒200多户，历任负责人林玉良、夏贤忠。
御岙堂 位于状元街道御岙鸡山脚，占地面积4690平方米。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教会，1975年并入状元聚会点，后来由状元堂分出。1994年10月，在御岙鸡山脚建造教堂，占地4690平方米，其中主堂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历任负责人王金润、黄和平。
永中堂 位于永中棋盘永宁路224号，占地面积257平方米。最早于1870年英国传教士鲍信进到永强布道，先后建立三甲教会，福音传扬，信徒发展，1961年3月建立永中教会，1989年6月1日开始建造教堂占地面积2157平方米，建筑面积1525平方米，二层朝南，主楼高度13米。信徒从1961年的20人，到2008年达到2000多人，包括东坦、陡门、上京、棋盘等周边地方，本会教职人员5名，负责人张德耀。
宁村堂 位于龙湾海滨教新村，占地面积1090.21平方米，初建于1985年，1994年因机场大道拓宽，迁建于1995年7月14日落成，现有信徒450人，历任负责人姜益延、陈国华、孙和平。
沧河堂 位于永中振仓街1号，占地2.91亩。最早于1878年秋，英国传教士到永强沧河布道传福音，当时贫民王大松、孙岳寿（宁村人）、郑集顺（蓝田人）、姜毓真、陈茂青（沧河人）等，接受了福音，并建立了教会，时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总堂为温州花园巷），接着福音向沙村、山湾、下六宅、前街、下垟街等地扩展，于1908年在林宅选择地块2.7亩建造沧河教堂，并建附属房（宿舍、厨房等）供国外传教士食宿，堂内开办唱诗班、查经班。1930年开办永生小学（教会办学，免费入读），第一期老师章光、王诚信、王崇卿等人，第二期陈庆明任校长，何鸣、王顺德、戴强任教。随着周边信徒发展，沧河堂为总堂，下设分会，即小塘、沙村、五溪沙、下垟街、水心、宁村、东郑、上京、上岩头教会。1958年教堂被迫关闭，1982年教堂恢复，1985年重建，1995年批准拆建，1996年11月25日落成，现有信徒450户，历任负责人陈步尧、王文生。
水心堂 位于瑶溪朱宅村东岸，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最早于1928年由邵静卿先生建立水心教会，并在朱宅买地造教堂，水心堂时属沧河总堂，为基督教自治内地会。1967年信徒增多，从沧河堂分出。“文革”时期教堂关闭，1986年恢复聚会，1987年获准教堂重建，主堂占地面积213.75平方米，建筑面积390.8平方米，由于聚会人数增多，于1995年10月买来二间二层和一间屋基，于2004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2.9亩，建筑面积1669平方米，总投资275万元，2005年10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0余人，历任负责人邵静卿、李启荣、郑日祝、林永福。
龙华堂 位于永中街道龙华村D12幢对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原属泰顺莒江堂（1918年建立教会），时属基督教内地会。2000年龙华信徒从泰顺珊溪水库移民迁入，2013年建造龙湾区唯一的移民教堂，现有信徒300多人，教会负责人夏碎星。
四甲堂 位于沙城四甲村，原由五甲教会分出，随着四甲信徒增多，于2004年4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建造教堂，2006年9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郑建国。
五甲堂 位于沙城横山咀头。解放前教堂建于联二村，“文革”中被拆除，1985年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1998年被鉴定为危房，1999年批准原址重建，2000年圣诞节落成，现有信徒一千余人。历任负责人章作达、章作辉。
三甲堂 位于天河后津村沙城，1927年建于天河后津村，因村镇道路扩建，于1989年经批准迁址，建于天河镇后津村沙城，2004经鉴定为危房，2005年12月，（温龙民宗〔2004〕42号）批准重建，现有信徒1000余人，负责人金上康。
下六宅堂 位于永中街道城北村下六宅，1993年10月，建造教堂占地846平方米，现有信徒850人，负责人陈岩文。
五溪堂 位于永兴街道五溪村，1988年6月30日，经批准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90平方米（0.285亩），现有信徒100多人，负责人范良安。
朱垟堂 位于永中街道朱垟村。1970年前为家庭聚会点，随着信徒增多建立教会，1993年申报建造教堂，用地面积178.1平方米，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朱汝松。
河滨堂 位于瑶溪街道河滨村经二五七，早年由水心堂分出，3年前初建教教堂，2010年，重建教堂二层，座位400多人，现有信徒近百人，负责人戴小永。
山北堂 位于瑶溪街道黄石村山北。1986年前信徒参加沧河聚会，1986年后建造山北教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现有信徒65人，负责人林昌柱、黄光德。
永兴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北村富康路。原由沧河堂分出，1991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现有信徒300多人，负责人董友松。
雄心堂 位于瑶溪街道雄心村，早年信徒在东岸邵应昌家中聚会。1996年1月，设立教会并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邵应昌、邵康西。
联丰堂 位于永中街道永昌丰台村，1992年购买民房聚会，1994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现有信徒110人，负责人林友法。
永昌堂 位于永中永昌前街村，1990年建造教堂，现有信徒120人，负责人王建村、陈宝昌、胡文远、王庆寿、王景崇。
蟾钟堂 位于海滨街道蟾钟东岸，1982年建造教堂，占地面积140平方米，现有信徒100多户，负责人李日金。
埭头堂 位于龙湾海城（梅头）埭头村，2001年前隶属瑞安市，区域调整划入龙湾。教会历史超百年，1958年教堂关闭只得在家庭聚会，1990年投资10万元在梅头梧园山脚建造埭头堂，1998年因塘梅公路拓宽迁建丰华路，总投资230万元重建埭头堂，2004年建造附属房6层，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占地6.9亩。现有信徒8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陈学铭、涂学火、涂玉金。
寺后堂 位于永中街道寺西村。1919年由陈汉臻父亲建立教会并在九头桥聚会，1924年迁址于寺西村，归属温州永光堂（自立会），解放后，陈汉臻父亲将自家的地基奉献建造教堂（即寺后堂），曾被关闭，1986年10月27日，经时属瓯海区政府发文批准开放，于2005年5月，经龙湾区政府批准教堂危房拆建，共投入110万元重建寺后堂，占地面积0.76亩，现有信徒380人，历任负责人陈汉臻、曾永生。
灵昆堂 位于灵昆叶先村棋盘，最早于1894年，由陈宾金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灵昆教会，时属自治内地会。因地理交通原因，1941年划归乐清里隆内地会，直到2001年行政区域调整，灵昆堂归属龙湾。解放前一直在信徒家里聚会，后来买来两间半民房作聚会场所，1947年民房倒塌，开始建造教堂。1988年，部分信徒分出建立家庭聚会点，1989年本村棋盘建造教堂，2007年再次重建，新堂占地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面积2320平方米，总投资210万元，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林明生。
王相堂 位于灵昆王相村。1945年，由李、潘两位先生在灵昆上岩头建立教会（归属乐清里隆牧区），1968年“文革”中被上岩头村拆改办碾米厂，信徒分散在胜安叶爱香家、上岩头陈贤仁家、叶先潘仁安等家庭点聚会，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开放聚会，2000年12月，在
灵昆镇政府支持帮助下，修建二间（1000平方米）的教堂，现有信徒1000人左右。历任负责人李乐昆、赵成桃。
白楼下堂 位于瑶溪街道白楼下村东山下，教堂建于1964年3月，建筑面积1416.22平方米，称永恩堂。现有信徒555人，历任负责人张谨国、王茂柱、吴培旺、黄美芬、黄益文。
地方教会（蒙头会）堂点：
石坦堂 位于状元石坦北岸大罗山路。1952年建立教会。1989年石坦老砖瓦厂山边因高速公路拆迁，1996年重建于石坦北岸，现有信徒200人左右，负责人夏贤云、黄爱光。
下垟街堂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王学义。
宁城堂 位于海滨街道宁村，负责人周相友。
新联堂 位于永中街道新联南路19号，信徒200多人，负责人吴恩华、周建海。
南桥堂 位于永兴街道南桥村，负责人张崇汉。
沙村堂 位于海滨街道沙村，负责人周兆银。
南荡堂 位于永中街道河泥荡，负责人温万碎。
苏川堂 位于瑶溪街道苏川村，负责人方元魁。
屿田堂 位于蒲州街道屿田村，负责人黄国双。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状元安息日会 位于状元甘岙村。教会历史近百年，1949年前教堂设在状元下市阿恩屋里，仅30左右平方米，门朝下市路，1968年旧房改建后，会址移至甘岙村（甘岙村1953年建立聚会点），2005年5月12日，安息日会新教堂落成甘岙山边，3层建筑面积548平方米，可供300多座位，现有信徒102人，负责人张松林、王建。
永兴安息日会 位于永兴街道下垟街，负责人张小微。
状元九山、大岙溪等教堂，“会别”和教堂信息不明。
如今教会“会别”之多，教堂资料欠缺，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
来源：龙湾地情网
网址：http://www.lwdqw.gov.cn/Art/Art_1621/Art_1621_7377.aspx
发布日期：201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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