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教会历史 推动宣教工作 作者：吴迦勒

挖掘教會歷史，推動宣教工作

文/吳迦勒

溫州教會自1867年建立以來，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見證。這些見證，部分已付諸文字記錄，但基本上為英文，很少是中文的。

近年來，本地、海外的基督徒，自發、自費地做了大量工作，記錄、整理溫州教會歷史。成果顯著，亦激勵了溫州基督徒起來宣教。

到目前為止，溫州教會的史料挖掘、使用，可以說是走在全國教會前列的。但願這些經驗能得以推廣，讓各地塵封、沉睡的資源，都重現天日，發揮作用。

下文即簡單介紹目前溫州教會史料的發掘、使用成果（因本文篇幅有限，重點在激勵宣教方面，而非全面的史料）。

一、三個歷史時期

為了便於表達，請允許我把溫州教會歷史分成3個階段：初期（1867年-1949年）、近代（1949年-1979年）、當代（1979年-2013年）。

（一）初期

1. 2006年，優西比烏歷史工作室開始翻譯、在《麥種》雜誌上連載《26年在中國》（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編註）。作者為Grace Giggie Stott（1845-1922。丈夫是溫州第一位宣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1835-1889。編註）。

這篇回憶錄，現已全部譯好。其內容，可使我們瞭解內地會1867-1895年在溫州的宣教情況。

2. 吳慧姐妹翻譯了蘇慧廉夫婦的2本回憶錄，《拓荒佈道》與《樂往中國》。這兩本書，讓我們知道了循道會1877年-1907年在溫州的工作。溫州圖書館的張永蘇和溫州大學的李新德，也將蘇慧廉的回憶錄翻譯、註釋後出版，改名為《晚清溫州紀事》。

3. 沈迦歷經6年，撰寫了《尋找蘇慧廉》。我個人認為，此書堪稱半部溫州初期教會史。

4. 北美的黃錫培，是《回首百年殉道血》、《捨命的愛》等書的作者。這幾年，他一連寫了5個在溫宣教士的小傳：王廉牧師夫婦，衡秉均牧師，梅師母，謝姑娘。並收集了幾十張溫州老照片。

5. 有人將內地會會刊，掃描製成PDF格式，放在網路上供人下載。現有從1875年到1922年這些年中，共36年的會刊。這些會刊只要有人翻譯，就可以還原內地會在中國各地教會的宣教史。

（二）近代

這段歷史，溫州教會表面上看來是處於冰封期，但實際上，福音工作卻如冰層下的暗流湧動。甚至可以說，是地底下果實累累。

然而因為各種顧慮，有些人不願寫回憶錄，留下的工作記錄實在太少。只有一些個人見證類的小冊子，如周錦堯。這些見證讓我們瞭解，當時溫州的基督徒，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勇敢為主做見證、傳福音。

（三）當代

從80年代開始，溫州本地福音工作進一步增強。特別是90年代開始，對民工傳福音。到全國各地傳福音，也如火如荼。不過，由於各系統教會對這段仍在進行中的歷史，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沒有教會整體性的文字記錄，就連各系統的也沒有（或者，寫出來也得不到普遍的認同）。

溫州教會一班弟兄姐妹，在文成傳福音時殉道（1993年5月31日），這一事件，在20年後，拍成紀錄片，並有人撰文紀念。挖掘出這一當代教會史中最能激發宣教心的史料，為當代宣教史的撰寫開了一個好頭。

二、近期資料利用

1、溫州教會圖片展，在2012年11月溫州教會宣教大會上首次舉辦。弟兄姐妹看了，都很受感動。圖片現已發行了40套。2012年用這些照片，製作了一本宣教行事曆分發給同工，2013年還出了一本年曆。

2、“溫州教會歷史一日遊”。從圖片展到“一日遊”，水到渠成！最早“嚐鮮”的是海外華人——2012年11月，新西蘭的華人弟兄姐妹路經溫州時，特地去新西蘭籍宣教士王廉牧師（Francis Worley，編註）的墓地遺址，以及循道會護士長竇維新（Dorothy Annie Dowson，1906-1942。編註）的墳前禱告，並參觀了花園巷堂和瓦市巷的牧師館。過了半年，溫州人終於也“一日遊”了。隨後，“一日遊”在各教會推廣。起到了很好的傳承歷史、鼓勵宣教的作用。

3、宣教中心幾期特刊上，都刊登了黃錫培的宣教士小傳，以及內地會會刊的譯文。這些教會初期記錄，給今天的基督徒樹立起屬靈的榜樣。

4、利用內地會會刊資料，金華宣教大會的會刊，編撰了一篇金華教會初期史的文章。這是一個為各地教會服務的嘗試。

三、呼籲充分挖掘

從上文可以看出，挖掘、善用歷史是大有可為的。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歷史的金礦。我們擁有這麼豐富的資源，卻不去挖掘，不去開採，是多麼可惜、多麼浪費啊！

希望有更多英文好的人能投身到翻譯工作上，有更多文字功底好的人去採訪、編寫，有更多同工願意接受採訪……只有多方面一起行動，充分挖掘，全面利用，宣教歷史寶庫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現住溫州，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2015.11.9

是时候对派单制说再见了 作者：陈小

陈小：是时候对派单制说再见了

2015-11-03 基督工场



文/陈小


温州教会的主日证道与其他地区都不一样，实行的是“派单制”。派单制是指由牧区（牧区是指相近区域、相近教义的教会联合，由于历史因素也有跨地区联合的情况）统一为下辖的每个教会安排主日讲员，所有传道人（带职的义工所占比重非常大）都由牧区派遣，牧区会按照每位传道人的不同情况而决定这位传道人在一年内的讲道次数和所派遣的教会等。

派单制是历史的产物，始于文革期间。当时，教会的各类公开活动都被禁止，但信徒仍然于夜间在隐蔽处（信徒家中、山洞、小岛、竹林等地方）“偷偷”聚会。那个年代的传道人，常常是通过祷告时的感动，或是异梦异象而被呼召出来，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们的呼召并没有经过任何教会或组织的印证，所以他们不需要向任何人或组织负责，唯一要忠诚的就是神。正因为此种原因，当时教会中就出现不少的“游行传道人”，他们像彼得那样，周游四方，所到之处必有人接待，然后就在某个祷告会中讲道、查考圣经，这些传道人在那个年代中成为供应信徒生命所需的牧者。

在文革时期温州教会迅速发展，各处建立了聚会点，但是各个聚会点都是独立的，没有与其他聚会点联系。文革结束后，教会逐渐“浮出水面”，原先那些独立的聚会点，开始意识到教会间联合的必要性。这个时期能做成这个工作的，也是这些“游行传道人”，因为他们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四处游行布道，有些在各个地方建立了聚会点，有些来往于各聚会点中，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各聚会点中的纽带。又由于他们在逼迫的那些年中冒着各样的风险四处为主见证，在信徒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促成教会的联合。于是在七十年代建立了联合教会，但在1982年前后，在加入三自这个问题上，联合教会产生了分歧，故此温州教会演变成“三自”、“半三自”、“家庭”这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的教会仍然延续派单制，但也有所差异。

三自体系下的教会，是指完全遵从三自方针治理教会，以两会为主，所有主日证道工人都是由两会派遣，来回路费从两会支取。半三自类型的教会，是指登记在三自之下，但是不完全遵从三自方针，甚至架空三自“我行我素”，主日证道工人由两部分组成：两会安排一部分讲员（此部分经费由两会负责），剩下部分是由所在教会自己聘请（此部分经费由教会负责）。有些半三自教会甚至达到高度自治，讲员和全职人员不经两会全部由教会自己聘请，各样的费用也由教会全权负责。传统的家庭教会也延续派单制，操作形式和三自下的教会区别不明显，不过差遣的主体由两会变成了牧区；新兴的家庭教会大都不再延续派单制，讲员即是本教会的全职牧师或者传道。

派单制既是历史时期的产物，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在普遍缺乏工人的年代，派单制有效的解决了众多牧养上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温州教会兴起了很多肢体走上全职的道路，有人曾说：华人的神学院中，温州人绝对是最多的。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但这话也道出了温州教会在最近的一二十年中，越来越重视培养人才。所以在教会不断的发展中，派单制的弊端也不断的呈现出来。这些弊端在传道人、教会、信徒身上特别明显。

这里说的传道人，是广义上的，包括全职工人，也包括带职义工。派单制大大降低了对带职工人的要求，在这支队伍里不需要呼召就可以上讲台，甚至不需要多少装备，只要和两会或牧区负责同工有点关系，性格又比较敞，都可以派往各个教会的讲台。被派出去的工人对所要去的教会情况是少有了解的，很多可以说是完全陌生。所以他们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没有办法实际的眷顾到听众的需要。有一位神的仆人说过：你所讲的如果不能从信徒的实际出发，那么就是对着空气讲。派单制几乎完全脱离了信徒的实际，所以信息很难有针对性，这是牧养上的大问题。新约圣经的书信有哪几封不是针对教会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呢？加拉太书是针对加拉太教会出现的问题——律法（割礼）对救恩造成的混乱；以弗所书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的合一；彼得前书是为处境艰难的教会而写，甚至连启示录也是为装备教会面对末世而写。

基于以上提到的两种原因，在温州教会和传道人中产生了不少怪现象。讲员一年可以有几十周在外面讲道，但是只需要准备三五篇讲章就可以了，所以不难看到有些讲员上台证道前拿着自己的几份讲章问主持人：这篇在这里讲过没有？笔者甚至听过一个可悲的笑话，某个主日，某讲员上台讲“水变成酒”的神迹，台下的会众说他们都听醉了，因为近一个月来该教会讲道的都讲这段经文，并且内容都相差无几。

派单制下的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既不需要对神负责（因为没有呼召），也不需要对人负责（因为不认识会众，也不与他们发生实际关系）。在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传道人自身就怠惰了，不用积极去准备讲章，也不用恳求圣灵的光照，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想怎样讲就怎样讲。长此以往，传道人就会越来越自我中心，变成“独行侠”。

派单制也大大削弱了全职工人的牧养。他们经过神学装备后，由于本教会的讲台甚少需要自己负责，所以他们就经常被按在某个固定的岗位上按部就班，N年之后每个人都在固定的岗位上拥有了一片小天地，但是却越来越封闭。他们属于教会，但不能和教会有机的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固定的岗位封闭惯了，得不到全面的门徒训练，所以很难成长为时代工人，很难看到教会的全局需要，很难对教会的发展提出有见地的意见。

此外，有些比较有追求的带职工人在讲道水平上的提高，也削弱了会众对全职工人的尊重。而带职工人既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又在教会中有了一定的威望，又不用领取教会的薪资，成为了众人的羡慕对象。所以很多神学生毕业后牧会一小段时间就走不下去了，退下来成为“今世当财主，来生当拉撒路”的带职工人。这种风气不断滋生的结果就是造成教会的世俗化。

派单制也给教会和信徒带来了不少麻烦。地方教会几乎失去了对讲台的把握，外来的“同工”替代了本教会的教导职分，所以教会不能系统的传讲真理，不能有针对性的发出信息。在特殊时期讲台不能供应相应的信息，比如在拆十这件事情上，虽然拆十轰轰烈烈在进行，但是主日讲台的信息还是照常，不会有多少信息能与这事有关联。

在派单制下产生的是“铁打的教会，流水的讲员”，正好背离圣经的教导——不要多人作师傅（雅3:1）。所以信徒也得不到恰如其分的喂养，更有甚者在一些议题上，不同的讲员往往见解不一，甚至是互相矛盾，这就造成了信徒间的撕扯，不知道该采取哪位讲员的意见。怎样的牧者就会带出怎样的会众，牧者不一，会众自然就四分五散。所以温州教会看似庞大，实是一盘散沙，毫无凝集力。

派单制也容易造成教会的不合一，使教会事工失去异像。因为全职工人的影响力下降，带职工人的影响力上升，信徒又没有固定在某个属灵导师手下受教，所以教会中就容易出现各种“山头”，渐渐的就违背了圣经“彼此顺服”（彼前5:5）的教导，各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在教会决定事工走向时，因为各方的影响力相差无几，所以很难能够有真正的属灵领袖，也就难以看见神的心意，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教会维持原状，不可能有革新和创举，各项事工也就流于形式。

派单制源于文革中的“游行传道”，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在那个时期“游行传道人”是真正的被神呼召出来的（否则谁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道呢？），他们往往是在某地呆上一段时间与信徒同吃同睡，他们了解信徒的情况，也和信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传讲的信息虽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提供的正是当时的信徒所需要的。现在这个时代的派单制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两点根本因子，已经不再是教会的祝福，教会是时候去反思，是时候和派单制说再见了。

对派单制进行改革的两大拦阻是：两会（牧区）和带职工人。改革之后，牧区对地方教会的实际控制将弱化，同时也会影响到牧区的资金收入。带职工人也会在改革之后“失业”，失去在讲台上的“神采飞扬”，失去在平信徒中的影响力。这两大群体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改革实不容易。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教会要突破，要复兴，必须要有改革。正如当时派单制的产生，也是基于当时教会实际情况而出现的对既往牧养方式的改革。今天，如果我们实在是忠于神，实在是为神家的利益着想，实在有复兴教会的心志，就必须要反思，必须放下个人的得失与不适，去努力寻找适合当前教会需要的模式。

对于受政府控制的两会，没什么讨论的空间，离开是最有效的做法。对于不受两会控制的牧区，各个教会的负责人当积极的探讨改革的路线。如果地方教会有清晰的看见，而牧区或者两会不同意，那就要考虑是否要脱离牧区或者两会了。

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教会要做的就是组建教会的牧养团队，以确保主日的证道工作可以在本教会内彻底解决。即使教会力量有限，需要兄弟教会帮助，也应该固定少数人来担负主日的工作，再也不能每个礼拜都是不同的人来作工。

对于以往的带职工人，派单制改革之后，教会可以考虑对这些工人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呼召一批出来成为全职工人，另外一批与全职工人搭配服侍，或者在各个小组、团契服侍。

改革不易，人的本性很难能向自己“开刀”，所以我们要切实的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志，叫我们单单以神的荣耀为至高目的，以神的家为重心，但愿我们能有施洗约翰的心志：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约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