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耶穌基督在中國的教會，其在中國拓展的歷史可謂峰迴路轉，跌宕起伏。進入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教會更是血淚斑斑，然而神的道卻不受捆綁！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發生了相當令人矚目的經濟方面的變化，但在法律、民主、自由方面，進展卻極為緩慢，道德方面可謂世風日下。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中國教會也必然隨之有些變化，然令人惋惜的是，教會似乎除了經濟方面有所好轉外，在教會體制上，信徒素質上，包括信仰常識，聖經知識和聖潔操守上，和30年代比較起來，無明顯進步。
我個人認為，教會的復興和神的道的復興是緊密相連的，正如使徒行傳中，每一次提到教會復興時，皆提到神的道興旺起來，而神的道的復興，和傳道人是分不開的，沒有傳道人和講臺的復興，就沒有神道的復興，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會復興。
今日，中國家庭教會存在的諸多弊病，雖然和歷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分不開，但這些弊病和問題，和因傳道人本身的素質所造成的影響也是緊密相關的，不可分割的。當我們從不同時代的傳道人的形象來瞭解傳道人的素質時，就不難發現今日教會諸多問題根源的所在。
如同在靈修神學發展歷史中，教會在每個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屬靈記號一樣，在新中國短短的幾十年中，也有幾個不同的主要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
一、傳道人的第一個形象：囚犯
二十世紀初期，是中國教會的黃金時期。我們先來看看那些時期傳道人在未逃離中國、未進監獄或未死前所作的事。
首先，他們在謀求教會真正的“三自“。
在今日，家庭教會中的“許多人一提到「三自」便談虎色變，但其實三自絕不是由某党新發明出來的。早在主後1877年的全國傳教士會議上，寧波長老會的白達勒(JohnButler)已提出自主、自養、有本地牧師的教會，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國的最大保證，同時中國人對基督教是洋教的抨擊也會減少。在主後1890年的傳教士會議內，中國教會的自養問題已成為會議討論的其中一個主題。在主後1907年的百周年紀念大會會上，更通過傳教士最終要建立一個完全有自主權力的自治及自養的中國教會的決議案。可見，三自不僅是中國信徒的要求，也是來華傳教士的共識；此名詞日後如何被誤用是另一回事，總不能抹煞此要求的迫切性。
在民國以前，一些中國信徒已建立起若干自立教會，包括廈門由英、美兩個長老宗的差會所開設的教會，在主後1862年後成立以華人為主的自立閩南大會；主後1881年席勝魔在山西鄧村開辦的福音堂；以及在第二十世紀開始，有部分地區的基督徒脫離原來所屬的宗派，在北京、天津、煙臺、濟南、青島等地，逐漸建立起當地的中華基督教會(這與1927年由長老、公理、倫敦等宗派合併而成的中華基督教會並無關係)，並歡迎所有宗派的華人信徒參加……等。
不過最重要的，仍推主後1906年由上海閘北長老會堂俞國楨牧師發起組織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了。該會以完成華人自理自養為目標，得到各地基督徒的回應。至主後1920年，全國共有十六省、189個自立會的會所；並于同年6月，召開第一次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聯合大會，組織了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總會。自立教會發展至頂峰時期共有六百多間教堂；但因國內政治動盪、經濟困難，在三十年代逐漸萎縮，至主後1935年僅剩下二百多個堂。
民國以後成立的自立教會就更多，規模較大的是真耶穌教會及聚會所。真耶穌教會成立於主後1917年的北京，創辦人是山東長老會的張靈生和張巴拿巴，以及倫敦會的魏保羅。他們深信在當時中國大部分基督教會與聖經相違背，因而開始獨立傳教，並建立教會，稱為真耶穌教會。最初僅限於河北、山東二省，後遍佈華南華北等地。主後1926年該會成立總部于南京。教會發展非常快，至抗戰勝利後國內外的教會及祈禱處共有一千處，信徒約八萬人。
聚會所由倪柝聲等建立，主後1928年首先在上侮擘餅聚會；其後此小團體漸漸發展，在各地建立聚會點。他們否認自己屬於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會的人，所以沒有任何名稱；後來因為要向政府登記，乃用了「基督徒聚會處」或「教會聚會所」等名字；又由於他們在未有名稱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稱為「小群教會」。聚會所由上海開始發展，逐漸遍及全國和海外，至主後1949年已有七百間教會，擘餅信徒超過七萬人。
此外，還有主後1921年由敬奠瀛等在山東泰安馬莊發起的「耶穌家庭」，以及一些個別性的教會、如王明道在北京的基督徒會堂等。
從上面提到的各種自立教會，大致上可以看到它們都是由一些中國傳道人或基督徒帶領，脫離原有由差會建立的宗派，組織自立的教會。這與一個宗派內的某堂會因著會友增加、經濟足以自給而向宗派申請自立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後者雖然自立，卻仍留在該宗派內，但前者卻是另組一個新宗派。自立教會的領袖，可能是因著與差會或傳教士有過節、或對現存的宗派感到不滿，才脫離原屬宗派而自立；故此他們對外國的禮儀和神學思想反叛較大，例如組織獨立、傳道人毋須按立、守聖餐時以擘餅形式等。自立教會通常有較大程度的本色化。
自立教會另一個特色是創辦人多數是一奮興佈道家，在信仰方面強調感情的投入過於理性的知識；加上他們在管治教會時，採取家長式的方法，管教與示範兼施，並以學徒制度來訓練信徒；教會與西方宗派(乃至整個教會歷史傳統)的割裂，形成他們就是最大的權威。結果造成教會有反學術、反神學及非歷史化的傾向。也因著他們全然否定西方神學的傳統的緣故，他們多數自稱直接從聖經瞭解所有信仰的真理，故釋經方法是字面的解釋(literalism，甚至只是中文翻譯的字義)。不過，他們信仰的重點亦不在神學思想上，而是在生活的應用上。他們很強調行為的改變，例如王明道認為重生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不再受肉體死亡威脅；二是活著的人有具體的改變，因有聖靈幫助，人可以達到從前做不到的道德行為。所以，加入基督徒會堂的人必須重生，而重生是從行為可以識別的(注意：這不等於行為主義)。這看法其實與中國人的信仰重點很接近。
教會的自治自養運動，並非是因非基運動而起的，可是其發展也與國人的反教情緒有密切的關係。在二十年代非基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也就是教會自治自養最迅速最篷勃的時期；特別是因為民族主義高漲，排外及反教情緒激烈，許多外來的傳教士紛紛由內地往沿海的省分撤退，造成這個時期差會的事業衰退，本土獨立教會乃乘時而起，大力開展工作，故這是教會自立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二十年代，由於民族主義對基督教的攻擊放緩，教會自治自養的努力也放慢了。不過由於三十年代初世界性不景氣開始，來華的傳教士及金錢有顯著的減少，導致教會事業面臨困難，很多工作如醫療、教育、慈惠等均告萎縮或停頓，很多從前受差會資助的教會也要被迫自養。在這過程中有一部分教會要把受薪的傳道人辭退，並募集一些義務人員去取代全職傳道。”
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二十年代，由於民族主義對基督教的攻擊放緩，教會自治自養的努力也放慢了。不過由於三十年代初世界性不景氣開始，來華的傳教士及金錢有顯著的減少，導致教會事業面臨困難，很多工作如醫療、教育、慈惠等均告萎縮或停頓，很多從前受差會資助的教會也要被迫自養。在這過程中有一部分教會要把受薪的傳道人辭退，並募集一些義務人員去取代全職傳道。”
其次，他們也努力開展傳道工作：
“早在一十年代便有不少中國信徒自發性的佈道組織，如中華國內佈道會等，這裡無法一一介紹。此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宋尚節及伯特利佈道團。伯特利佈道團是在主後1925年由石美玉醫生及胡遵理教士創辦。主後1931年宋尚節加入，當時的領導人是計志文。他們的佈道工作足跡及全國、以至香港及東南亞等地，效果極佳，信主人數極多，也説明了不少地區教會得到復興。
另外，協進會在三十年代初推動的「五年運動」也很重要。主後1929年春，協進會在廣州、上海、瀋陽、北平及武昌等地召開分區退修會時，建議全國教會共同努力，務求使中國教會在五年內有質和量的增長。同年五月，協進會召開第七屆年會，正式通過上述建議，五年運動就此展開。五年運動的目標有二：培養信徒、廣傳福音。理想是在五年內，使信徒人數增加一倍。當時有一口號：「求主奮興你的教會、先奮興我。」工作內容包括佈道、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的推動、識字運動、推動受託主義、青年工作及鄉村重建等。成果據說令人滿意，但顯然並未達到令信徒人數增長一倍的目標。
至於其他佈道家如王載等，及地區性的教會佈道工作，這裡都從略了。唯一要注意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教會，確實興起了不少奮興佈道人才，他們或如王明道、倪柝聲等建立教會、或如宋尚節專門作遊行佈道，都對中國教會產生重要影響；並塑造了日後信徒的屬靈觀念和信仰模式。他們多數都不接受固定月薪、仰賴信徒的愛心接儕，過信心的生活；這種傳道人的給養形式在當時曾吸引了不少人的嚮往和模仿，對現有的制度也造成相當大的衝激。對中國教會的整體發展而言，他們的影響力，無論是在傳教效果乃至信仰的典範作用，都已蓋過了同時期的所有傳教士。”
然而，“政治形勢的變化，使得在主後1950年年底，絕大多數傳教士都已被迫離開中國，有少數則被政府逮捕。至主後1957年為止，仍留在中國的傳教士不足五人。
主後1954年，經歷了多次控訴會和改組之後，教會大致上已在三自的控制之下。7月，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吳耀宗在會上發言，指出三自革新宣言的簽名人數已達41萬4千多人，占全國70萬信徒的三份之二，外國傳教士已全部撤離回國，差會駐華機構已完全結束。會上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這便是中國教會的官方禦准機構。
大宗派的教會由於擁有大量的教會事業(教育、醫療等)，自冶自養的能力極低，向來均仰賴外國差會的援助；一旦傳教士撤走和撥款中止後，很快便全面崩潰，被納入三自的陣營內。但少數中國自立的教會，卻仍然以信仰的理由來反對三自，故三自會在此時期的矛頭乃指向此等教會。不過，他們既早已自治自養，帝國主義分子、美帝走狗等指控對他們全不生效，因此必須另闢蹊徑。主後1955年8月，一直反對加入三自的王明道被捕，罪名是「反革命」。10月29日，政府宣佈，三自以外任何基督教活動皆屬違法，此即表示三自會為唯一合法的基督教會，所有三自會以外的教會皆已構成被捕的理由。主後1956年1月，政府宣佈破獲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其實早在主後1952年4月，倪氏已被捕，至四年後才被提控，指他支持帝國主義及國民政府、反對民眾運動、敗壞青年、破壞生產、犯淫亂等罪，被判刑十五年4月，小群教會改組，正式加入三自會。”
從1958年開始，當局以“聯合崇拜”的名義大量關閉教堂，北京66所只剩下4所，上海204所只剩下8所，廣州52所只剩下1所。霎時間，中國教會一片凋零。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教會遇到滅頂之災。牧師被批鬥，教堂被搗毀，信徒被抄家，聖經被燒掉，連官方三自教會也不能倖免。
時至今日，在普世教會的印象中，中國傳道人大都是坐過監牢的，比如，遠志明在他拍攝的《十字架》第二集《血種》中，記錄了義和團以來，主要是近五十多年來，中國老一輩基督徒的血跡腳蹤，其中包括王明道、宋尚節、倪柝聲、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楊心斐、以巴弗等著名傳道人，幾乎都坐過監牢。
當他們被釋放後，因為有堅定的立場，為主受苦，受信徒的尊敬，是應當的，但在教會中有也會出現一種情況，這個情形與初期教會很相似，就是在教會內分等級，他們將基督徒分為三類，頭等是殉道見證者，他們為主捨命。二等是曾為主入獄的基督徒，他們也是主忠心的見證人，但不及殉道者。三等則是一般信徒，他們不曾為主入獄，也沒有為主殉道。.
二、傳道人的第二個形象：農民
文革中，知識人（知識份子）也被折磨的斯文掃地，逃的逃，死的死。當時城市中的教會幾乎停止一切的聚會，偏遠的郊區和鄉間田野，零星的開展一些聚會，教會在那些日子裡，可謂艱辛！
文革結束後，教會和國家一樣，一窮二白。傳道人沒有受過必要的基礎教育和正規的神學訓練；教會沒有良好的傳統（除了受苦的傳統外），沒有聖經和歷代聖徒所寫的書籍及各類參考書，當時政府歸還給教會的教產，只有四壁。而教會又極需傳道人。在文革中仍持守信仰的人，用性命保存下來的聖經和信仰，來培育新一代的信徒。
當時，十億人民八億農。所以，大部分的農民傳道人在這時崛起。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這一代的形象是：107，即一根扁擔，一個草帽，一把鐮刀，這些東西是他們勞動時必備的工具，也成了他們形象的代表。這一代的農民傳道人中，大多數只有小學3年左右的文化，但他們純樸、善良，對信仰火熱，神的恩典在他們身上即明顯又多而又多，他們白天忙農活，晚上去聚會，並在聚會中見證神在各人家中的神跡和恩典。
久而久之，一些渴慕講道的人，由於在做見證時，稍有口才，便在教會中屈指可數的長者傳道人鼓勵下，在各地輪流去講。
以在中國影響較大的沿海某家庭教會為例，現今500位左右的傳道人中，近十分之九是農民。內地的傳道人則幾乎100％是農民。且由於事奉的年日久長，教會的領袖便是由這些農民傳道人來擔任。
一位家庭傳道人在他的文章中寫道：”當老一代傳道人紛紛遭受迫害而身陷囹圄時，新生的力量又在艱難困苦中孕育了。這新的力量為中國家庭教會的第二代傳道人。他們對家庭教會的影響雖不及老一代，但起到了承前啟後、傳遞火炬的作用，其貢獻自然不言而喻，第二代也經歷過"文革"中烈火的洗禮，練就了剛強壯膽的心志和堅韌的毅力。他們常常與人分享親身經歷神的見證，給後輩們帶來極大的激勵和鼓舞！中國教會在前輩的代禱和期望中進入新的里程，勇敢地回應大使命的呼召，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宣教熱潮。由一些平信徒小心翼翼地向身邊人傳講福音開始到現在大規模地打發差傳。"文革"之後短短的二十幾年裡，家庭教會的發展如雨後春筍般勢不可擋。 "文革"中被稱為"無宗教區"的溫州，80年代後奇跡般地湧出幾十萬信徒，並持續驟增。成為中國的"安提阿"教會，差傳打發的傳道人遍及全國各地；中原大省河南教會的復興，已成為無法撲滅的燎原大火，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無數的教會，雖河南多異端，但也有不少純正的教會；與河南毗鄰的安徽教會也許要屈居浙江、河南之後，但近幾年也有迎頭趕上之勢……家庭教會雖幾經風吹雨打，但火勢不減、高潮不退。在今天，無論是都市，還是鄉村，甚至是邊遠山區，都有傳福音的使者穿梭來往。他們為了更多的人接受福音而背井離鄉、披星戴月。
近二十年來，中國教會的開拓發展雖然做的很成功，但是堅固培訓卻落後許多，到處可見"羊多牧少"或"有羊無牧"的現象，針對這一現象，家庭教會的領袖們從長計議、亡羊補牢，在各地開展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培訓班，訓練接棒人。姑且可稱這新生代為家庭教會同工的第三梯隊，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教會的中堅力量。
中國家庭教會在近二十年的發展中，受盡痛苦，飽經憂患，靠賴神的保守，始能生根開花，碩果累累。她經歷過得勝，也有過失敗，她光輝燦爛，同時也有許多的瑕疵。
我毫沒有輕看農民的意思，我也是農民之子，熟悉農業的各種勞作，對農村也十分的瞭解。
我想起聖經中有一位先知阿摩司，他也是位農民，是修理桑權的，後來被神選召，成為忠心的先知，和彼得一樣，在世人眼光當中，這些傳道人是赤足的農夫，是無學問的小民，然而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這樣的奇妙，神揀選了這些愚拙的低下的人，同樣讓人感歎的是，這些人並沒有叫哪些智慧人羞愧。
農民的思維和農民的做事方式，使得他們無法超越自己。
邢福增先生在《中國基督徒的社會面貌》一文中指出，“中國教會有「四多」的現象：農村背景多、教育程度低者多、老人多、女性多。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村人口一直占整體人口的八成。不過，由於改革開放的關，部分農村業已鄉鎮化，而戶籍統計上的「農民」概念，亦已無法充分反映現實的情況。正如國內的學者指出，農村的社會分化，使鄉村人口已分化為「農民」、「村裡人」及「村籍城裡人」。但是，嚴格意義的「農民」（即居住時間主要在農村，並以農業生產為主要勞動及收入者），仍占很大的比例。職是之故，中國基督徒中，占八成以上者是具有農村背景（戶籍）的，而其中農民又占了相當的比例。
農村背景的信徒整體上教育程度並不很高，這跟九年普及義務教育的落實有密切關。據統計，一九九六年底通過「普九」驗收的人口地區覆蓋率為52％，青壯年的文盲率為6.1％，全國已有73％的縣實現了基本掃除文盲的目標。不過，青壯年文盲的「複盲」率仍有11％。造成農村教育步履維艱的主要原因，是許多農民（特別是貧困縣）不能負擔各類的額外費用及攤派。因此，文盲及小學程度占去農村地區信徒的大多數。
他特別指出，「四多」現象，從側面說明了中國教會的「邊緣性」，特別是其農村、低文化及年老的特徵，跟正在急劇發展中的中國社會，顯然是格格不入的。
三、傳道人的第三種形象：商人。
改革開放後，沿海地帶的人紛紛棄農經商，教會中的許多傳道人也紛紛借用教會的人際網路辦公司，創集團，一時間，教會裡經理滿座，老闆遍地。
自古以來，從經營思想上看，商人可分兩類：一是誠賈，又稱廉賈，良賈，良商；二是貪賈，又稱任商，佞商，奸賈，奸商。前者薄利多銷，貨真價實；後者壓價、抬價、摻雜使假，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其區別在於誠賈以信義為重，奸商做生意不講信義。
奸商的外表容易讓人辨認，由於職業的關係，養成了他們精打細算的性格，外表明顯的特徵是三角眼中閃爍的眼神，鐵青的下巴。從談話中更可以瞭解他們沒有明確的立場，隨時看風使舵。
這些人足跡遍佈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都市通衢、窮鄉僻壤，在全國人面前勾勒著商人的形象。他們經過風雨，見過世面，受到了鍛煉;同時，長期的外出活動實踐，培養了他們交往的才幹，積累了經商經驗，熟悉各地風土人情、生活習性及市場需求狀況，建立了不少穩定關係的管道，為購銷活動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礎。
商人不在乎幹什麼，只要賺錢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幹，什麼看好就推銷什麼，並且“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吃、請、送、騙，白道的、黑道的，樣樣都使得出。
而商人型的傳道人，往往將信仰和生活分離的如他們的職業和事奉的崗位一樣清楚。
在教會中，仁愛、聖潔天天講，在商場上，爾虞我詐照樣行。甚至還有人到處推廣這種模式，說要學習保羅一邊織搭帳篷，一邊事奉上帝。但明顯，他們沒有或不及保羅的學問和異象，也沒有或不及保羅受苦的心和愛人的心。
商人重利輕義，這些商人型的領袖，也是如此。在他們眼中，事奉的目的，似乎只是從羊身上剪取一些羊毛，以養家糊口，填飽肚腹！或是借用教會的人際網路，趁講道之便，或是在行政上，獲取一些權利，推銷自己的產品。若產品的品質過關，尚情有可原。有些傳道人合夥辦集團，被另外一些更精明的商人欺騙的事，也屢有發生。
甚者有人借炒股，炒房地產，拿出傳道人的看家本領來煽動另外一些傳道人和信徒投資，等到虧本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只好離開“本地、本族、父家”，逃往流淚與血之地！
當然，不論如何，基督終究被傳開了，這是可喜的現象。
正如在商廈裡，我們看不見服務員真正的笑容，在教會中，我們也難逢真實的友誼和切實的教牧關懷，商人們虛情假意，商人們不願負責。
商人型的傳道人，在自身的事奉上，是值得同情的，因為他們忙完商業的事，還要起來聚會講道，這一心兩用，實屬難能可貴。
但從教會長期發展來看，卻是極不健康的，正如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這樣一心兩用的結果，是輕這個，重那個，或是占著位置卻做不好事，或乾脆不作事，自己不作，也不讓別人作。
自然，由於他們自身的經歷是如此，故也較少有人會支持如利未人般的事奉。這樣一來，中國家庭教會的素質，想借這一代人來提高，恐怕是期望越大，失望更大！
權利、地盤是商業傳道人的利益，是非爭不可的，所以，今日中國家庭教會四分五裂，各自為政，難道商業傳道人不應該負責任嗎？由於講道人在信徒當中的崇高地位，頭腦靈活的人，要想生意做的好，做的大，就不會忽略教會巨大的人群，就會千方百計取得傳道人的資格，然而，這些傳道人的異像是值得質疑的，正如馬可因為貪愛世界往帖撒羅尼迦去一樣，這些傳道人在事奉和利益面前，往往會不假思索的選擇利益，而置羊群和教會不顧。
中國政治界的腐敗，舉世皆知。而在中國經商，而不與政界來往是不可能的，在來往的過程，能否持守信仰的底線，又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比如，賄賂、逃稅、假冒偽劣等事，世人為之，傳道人也照行不誤。這樣，傳道人的形象便大受打擊，也使教牧工作中，少了成千上萬個可以讓信徒學習的、遵行神話的、信仰和生活平衡的榜樣。
時至今日，經濟發展的沿海地區的教會，有多少傳道人，能在神的道上去幫助人，影響人？有多少傳道人，能在行為上成為別人的榜樣？
除了用錢來幫助其他教會外，還能拿出什麼來？令人遺憾的是，甚至一些教會領袖要麼不願拿出錢來，要麼用金錢來控制和聯絡各處教會，借以說明自己的範圍遍及全國。
展望：學者型的教牧
從某種意義上說，耶穌是木匠，是農民同一層次上的人，彼得等初期教會的領袖，也大多是與農民同一層次的人，但他們經主耶穌培訓以後，競成為教會的柱石。
但可以設想，假若沒有保羅，福音或許仍停留在猶太人的區域中，初期教會的領袖中，我認為，沒有經過商人領袖這一階段，而直接從農民傳道人如彼得這一層次跳至學者型的教牧如保羅這一層次，使得教會在信仰上純正扎實，在生活上敬虔聖潔。
雖然保羅所牧養的教會，如哥林多教會，也是問題重重，但在那個時代，至少有保羅成為榜樣，可以學習，可以效法。
正如彼得等使徒建立教會一樣，農民型的傳道人最大的貢獻在於建立了聚會的地方，或在家中，或建教堂，並且自發或隨從他人三自脫離關係，這是神要他們完成的任務。而商業型的傳道人，最大的貢獻在於聯絡。由於經商的便利，網路遍及中國各地，借此可以聯絡各處的教會。
但是，教會建制和素質提升的問題，卻是新時代的傳道人需要解決的。學者型的教牧，如保羅，有良好的學術傳統和人文素養，也有清晰的使命和異象，而保羅之所以在早期教會傳道事業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是因為他主張向非猶太人傳道，並取得教會的認可，其次是保羅在神學上為向外邦人傳道的行動辯護。
故此，學者型的傳道人想在傳道事業上有更大的作為，應策略性的注意與教會關係的處理，以及神學上及人文學科方面應不斷的裝備自己。好像保羅一樣，不論是希臘人、或是化外人，都能從容面對，同時，也適當注意保羅的工作區域，因為保羅始終集中精力在重要城市而不在農村，這是一個重要的典範。
我深信，只有學者型的教牧，才會關注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才能更廣泛的深入每一個層面，不單在區域上，也在各行各業各個層次的人群中，宣揚耶穌是主，也只有在學者型的傳道人這一代身上，才會重新建立曾在農民傳道人時代稍存即逝的，在商業傳道人時代幾乎遺忘的宣教使命。
實際上，學者型的教牧並不會發明新的怪異的教義，更不會有出人意外的教牧方法。他們不過是持守先知或使徒的教訓，有自己的堅定的神學立場，教牧工作也無非是使教會回到聖經指明的途徑中，使教會看起來像個教會，像耶穌的新婦，讓教會聖道的傳揚，聖禮的實施和懲戒的執行等特點，再一次明確起來，並得以體現。
學者型的教牧最大的特點是能正確的看待知識，瞭解理性的作用與限制，並不斷謙卑的學習，學識與人格並重，信仰與生活平衡，神學與教牧同行，佈道與教導齊作，靈性與理性互化，竭力達到完全的地步。
學者型的教牧會讓教會成為社會的良心，能使教會黯淡或熄滅的火，再次點起來，亮起來。在這個效忠觀念和傳統逐漸喪失的時代，在這個道德和宗教上都已無可救藥的時代，去得著那些在怪異信仰中尋找安慰與完全的人，去尋找那些在公眾競技中和娛樂場所中尋找刺激的人。
學者型的教牧將改變家庭教會中完全是非專職領袖和非正規提拔的傳道人管理和牧養的局面，將塑造新時代的專職領袖和傳道人，並充分將大使命落實在每個人身上。
轉載：http://kuanye.net/swwz/20080915/3784.html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