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溫州紀事》節選 第十四章 溫州話聖經翻譯
上述所遇到的困難實例使得譯者大腦活躍起來。然而，請不要認為他僅滿足于給溫州百姓一個次等的《聖經》譯本。他不可能滿足，直到他給他的讀者們提供一個同樣準確、忠實的譯本為止，盡當時的語言可能。他的翻譯一定有不少錯誤，但他盡了力。現如今誰還去讀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或丁達耳（William Henry Tyndall）的英文《聖經》譯本呢？然而在他們那個時候的英國，什麼都沒有像他們的譯本那樣受到廣泛的閱讀。
總而言之，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用文言文翻譯的《聖經》版本 [19]，優雅的語言使得她能躋身於這個國家最優秀的文學之列。有一個淺文理譯本，很方便也很容易為一般教育程度的人讀懂。我們還有官話《聖經》譯本，她彌補了優雅文體譯本的準確性不足之問題，不但如此，正如當年的英文譯本的聖經在英國一樣，她正為官話文學和語言的發展開闢道路。這種語言 [20]，隨著鐵路和別的已經改善了的交通工具時代的到來，註定就像當年英語在大不列顛的發展一樣，會成為整個中華帝國的通用語語言（lingua franca）。
上文已經提到，這三個譯本正在修訂之中；不是語言不優美，而是要求更準確。深文理譯本上一次在1850年修訂時，當時中國只有300名受洗的信徒；當官話譯本於1872年首次發行時，當時也只有10000名信徒。今天讀者群體有了快速的增長，據聖經公會統計，現在每年分發的《聖經》冊數（部分或整部《聖經》）達200萬。
如今羅馬字體譯本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尤其是在寧波、廈門和汕頭地區。最新的《新約全書》譯本是溫州方言版本，是我在1903年譯畢的。內地會的衡牧師與其夫人（Rev. E. & Mrs Hunt） [21]，他們的注釋和建議給了我很大幫助，這個譯本為大英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所認可，由他們出資，在厄普沃德（B. W. Upward）牧師的監督下在溫州出版發行；為此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傳教區出版社 [22]。
在把《聖經》翻譯成溫州話的繁忙勞作時期，充滿了啟迪、富足和靈感，我生命中沒有哪個階段能與之相比；有一點我深信：不管別人能從中受益多少，譯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我們的信徒非常珍視這屬於他們的《聖經》，看著他們用拇指翻動聖經書頁，多麼令人高興啊！昨晚我在一個中國信徒家裡給一個七八十人的小團體佈道時，看見阿郎伯在與整天陪伴著他的大開本《聖經》在一起，看見兩個聖經婦女在虔敬地跟著我讀經，看見五六個女學生都人手一冊《聖經》，在我慢慢地讀著經文時，許多男人在逐個字母地讀著，還有一些女人在跟著我們結結巴巴地讀著。每次結束禮拜之前他們都小心翼翼地用手帕把《聖經》包裹好，以免書頁或封面被弄破了。但他們並不是等到下次禮拜時才打開。因為他們每天都在津津有味地閱讀；要知道他們中地許多人數年前還跪拜在泥做的偶像前呢！現在他們跟著詩篇作者一起快樂地大喊：“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23]
[1]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字西泰，義大利人，1571年入耶穌會。1582年到達澳門，初在廣東、肇慶，隨後在韶州、南京、南昌、北京等地傳教，1610年卒於北京。著述包括《天主實義》（1595年南昌初稿本，1603年北京正式刊刻出版）、《畸人十篇》（1608年北京印行）、《辯學遺牘》、《交友論》（1601年）、《二十五言》（1604年）等。 [3]這裡蘇慧廉原文有錯，把拉沙的名字Joannes Lassar寫成John Lassar，而且成了美國人(American)。 [4]該聖經譯本是由傑羅姆(St. Jerome, 拉丁名Soph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 c.342-420)於西元390年譯成的。他是早期拉丁教父中最博學的人，精通古典文學，聖經語文和基督教傳統，也是提倡修道院和守獨身最力的人。是傑羅姆從希臘文七十士譯本舊約和新約，譯成通俗拉丁的Vulgate 聖經，被羅馬教會接受為標準譯本，一直通行。 [5]麥都思（W.H. Medhurst , 1796-1857）曾在東南亞一帶傳教近二十年，其間曾於1835年從廣州北上，遊歷上海、山東、浙江、福建沿海等地。1838年在廣州編印《各國消息》中文月刊。1843年11月，上海開埠，他即到上海定居，將巴達維亞印刷所遷至上海，定名墨海書館。這是一位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個現代化的印刷出版機構。1848年3月，與慕維廉等擅自去青浦傳教，與船民發生衝突，英領事借此挑起事端，激起中國近代第一件教案——青浦教案。自1852年起，除出版宣傳宗教的小冊子，創辦《六合叢談》（Shanghai Serial）月刊外，用木版印行西方科學書籍20多種，對中國知識界影響很大。他曾先後撰有中、英、馬來文宗教小冊子90餘種。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Alexander Wylie,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收有94種，其中中文有59種。 [6] 蘇慧廉真可謂遠見卓識，五四前後的白話文運動已經將文言文置於怎樣的地位？！ [7] 不過要注意，現在在華語教會使用範圍最廣的聖經和合本卻將other tongues譯作“別國的話”，與蘇慧廉在此所表述的意思不同。和合本這段經文如下：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9]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Wicliffe, or Wiclif,1330-1384），英國神學家、哲學家、歐洲宗教改革的先驅，最早把拉丁文聖經譯成英文。 [10]威廉·丁代爾（William Tyndale，原文誤為Tyndall,1490/1494－1536），又譯威廉·廷代爾或廷德爾，英格蘭聖經翻譯家、宗教改革人士，希臘文《聖經》的第一個英文版的翻譯者。 [11] 本章溫州方言漢字採用遊汝傑、楊乾明的《溫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與蘇慧廉所用的音有一定出入，顯然蘇氏的發音帶老溫州腔調，與現在溫州城區的話有出入，而接近江北永嘉腔，如“他們”應為渠徠（gei lie），那裡（犼宕）誤作狃宕（哪裡）。 [12] 英國詩人Alfred Tennyson的Northern Farmer一詩有兩個版本，語言風格差別很大。 [14]楊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61年來華，在上海傳教；1861年從上海出發，遍遊華中各省，為第一個深入華中的新教傳教士。後在湖北、湖南傳教。1899年在漢口創辦博學書院（London Mission College），1908年更名Griffith John College，培養華籍傳教士。1912年初返英，不久病卒。他除將新約譯成中文外，還撰有《對中國的期望》（Hope for China, 1872），《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的簡明問答》（Plain Questions and Straightforward Answers about the Opium Trade, 1882），和《中國的呼聲》（A Voice from China, 1907）等書。 [16]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意為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夢想走好運的人。 [18]First fruits初熟的果實，在聖經中所表達的意思較為豐富，原指收穫時第一批採集供給神以示謝的果實。 [21]兩人分別為1889年、1890年來溫傳教，1919年二人尚在溫州。參見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Charles L. Boynton) ed.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9(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1919),p.78.
原文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3d7150100r1us.html
作者：李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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